新冠状瘟疫是习近平抓权维稳的对内生化战

  关于新冠状病毒，许多异议人士认为这是“习特勒”清场美国的生化武器，并举所谓“迟浩田的内部讲话”为证，但所谓迟浩田“清场美国”的内部讲话，早被证明是中共国民间红色法西斯分子、马屁精何新的托名臭作，笔者也一再指出：

  共产党政权是一种内向型的极权，不同于纳粹政权，中共政权尤其是个卖国维稳、吃里扒外的后清政权。

  根据中共政权的这种性质，3月2日，笔者论证指出：新冠状病毒是中共用以有计划消灭老年人口的生化武器（参见拙作《新冠状病毒是大规模灭绝中国老年人口的生化武器》）。

  现在综合判断，我仍然低估了习共的邪恶和狡诈，中科院武汉P4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状病毒，不仅仅是作大规模灭绝中国老年人口之用的，而是习近平全面抓权维稳的战略武器！

  我们看看新冠状瘟疫的大爆发，带来了什么：

  首先浇灭了习共一直扑灭不了的香港民运之火；之前习共动用港共匪警竭尽下三滥的暴力，都无法平息泛民的抗争，反倒引发了美国《香港法案》的出台，及越来越大的国际舆论谴责，习共和港奸政府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新冠瘟疫的爆发，令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豁然脱困；

  其二，瘟疫平息了全国各地的维权抗争运动，大大缓解了经济不景气情况下，习共政权的维稳压力；

  其三，瘟疫给了习近平加快回归毛泽东的最好理由和机会：

  以“抗疫”为名，实行大范围的极权管控，恢复居委会的专政功能，复活“红袖套”群众监控，厉行严厉的言论信息管控，甚至实施断网，大搞“文革”式的假大空洗脑，经济上实行战时配给制，为回归计划经济的票据供应制热身...

  随着新冠瘟疫的爆发，习共的回归毛泽东，取得了大跃进；

  其四，瘟疫的爆发，给了习近平进一步抓权的机会：通过甩锅地方领导人，安插自己的亲信（典型如武汉和湖北），以“抗疫”的战时需要为名，进一步架空李克强和其他高层，加强了独裁；

  其五，通过“文革”式的“抗疫”洗脑，大搞个人崇拜，通过甩锅和抹黑外国，营造愚民“幸福感”，成功地收获了神话党和“定于一尊”的效果...

   显而易见，新冠状瘟疫爆发的最大获益者，是习近平及其派系，随着瘟疫的爆发，他们戏剧般地摆脱了困境，并且进一步地扩大了权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偶然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视董倩的专访，在央视名妓就他去年12月隐瞒疫情的逼问下按捺不住，狗急跳墙地泄密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而1月20日正是习近平公开指示“抗疫”的日子；也就是说，武汉方面早就上报请示，下令捂盖子的是习近平！

  与2008年胡面瘫拍板瞒报四川汶川地震警讯不同的是：习近平拍板捂盖子，是在明知道新冠瘟疫在武汉已经人传人的情况之后，仍故意隐瞒，比胡锦涛隐瞒地震预警更为恶劣，因为地震预警只代表发生的可能性（不一定发生），而习近平隐瞒的，却是瘟疫已经发生的事实。

  习近平已知瘟疫蔓延，却仍然下令捂盖子，这不折不扣等于谋杀，反映出习近平担心的不是瘟疫爆发，而是瘟疫不爆发！就象“9.13”事件中，周恩来担心的不是林彪上飞机，而是林彪不上飞机。

   综上可知，习近平要的就是瘟疫在中国的大爆发，唯有通过一场瘟疫，他才能脱困抓权。

   又由习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淫的自供：自元月3日开始，就向美国（偷偷）通报疫情（同时国内广大屁民仍蒙在鼓里），可断：习共的新冠状生化武器对内，而不对外；但特疯子疏于防范、为保股市防疫过迟，导致新冠瘟疫在美国大爆发，这倒是习近平一伙始料未及的。

  习近平虽然运用瘟疫战法，一时间风光无限，对付政敌招招占先，以大批武汉人、湖北人为炮灰，把亿万愚民玩弄于股掌，但他的回归毛泽东路线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了中烂海资本寡头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里应外合反扑。

  现在习近平正在效法斯大林，把国保系统打造成独立于公安和国安、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个人的中国“克格勃”系统，以威胁党内政敌，目前正把任志强案办成铁案，痛加惩戒，以儆效尤，故任志强很可能象彭明那样“被病死”，以震慑党内高层。任志强案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

  但除非习近平敢象斯大林那样制造中国的“基洛夫谋杀案”，并以此为由对高层实施“大清洗”，否则他仍然处于危险当中，并且难有善终。

曾节明 2020.4.1春暖晴爽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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