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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孤独修行路 2019-04-21 19:07:24

昨天和朋友聊天说起同伴的问题,因为朋友的境界比较高,她所追求的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最起码以我自身来说,会超过一辈子甚至两辈子(七年一辈子理论)。所以过程中她表示我现在这样有人引路和当榜样是很好的。

但其实我最近反而因为榜样太多而陷入无尽的迷茫。最近两个月,我有幸认识很多牛人,最起码对于目前的我来说都是非常优秀、让我望而不及的大咖。

开始也觉得自己走了狗屎运,但是慢慢的,随着践行的路上看到太多的牛人,心态很难一直平和。尤其是看到很多比你牛的人比你更努力,比你有钱的人比你更爱学习,比你小的人比你更有能力,那种巨大的落差感会让你不断地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虽然也很坚信自己的践行之路一定会在最终收获不错的效果,但是当效果到来之前,那段黎明前的黑暗,那种对一切未知的恐惧,那些对自己现有状态的不满,会不断地侵蚀着你,直到你的精神接近麻木乃至崩溃。

所以这两周,一面因为工作不顺手,一面也因为自己不想再承受更多的刺激,我对待周围的一切都采用冷漠的态度。冷漠地看待别人的消息,冷漠地看待别人的成长,冷漠地看待自己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可昨天朋友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每个人的修行之路都是不同的。就好像朋友,虽然对我来说她已经优秀的让我瞠目结舌,她的知识和思维体系已经足够媲美我大学接触到的某些教授,但在她修行的路上依旧充满困惑。

而我也是如此,虽然我每天都能坚持践行,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我的践行之路也还算OK,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和我期待的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依旧每天有无数的困惑和不满,每天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但同时我也在问我自己,是什么让自己选择在最近这段时间冷漠并消极,难道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优秀吗?我仔细地思考了很多,并很认真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我以为是这样,别人的优秀与否、我与别人的巨大差距不是真正让我消极的点,因为我很明确那是别人长期积累的结果。我消极的地方在于,我很明确我在这辈子(七年)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我眼见的这些人,很多已经过度到下一辈子,因此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我离这辈子终极目标的距离,这部分距离让我知道,我真的差太多了。

因此当我身边不断出现过完这辈子的人时,每出现一次我就受打击一次,每受一次打击我就会进行一次自我否定。而当身边的牛人越来越多,我受到的打击也就越来越多,因此我整个人也就越来越消极、越来越麻木,最终只能选择冷漠对待。

并非这样不好,但是以我目前的水平来说,我真的不愿意承受如此多的打击。哪怕我知道这些打击对我来说积极的影响超过消极的影响,但是我真的,只想活得自在一点、平淡一点。

我需要自己完整地体验这个过程,需要通过自己的践行选择合适的修行节奏。因为人活一世,不仅仅是一辈子,每辈子都有每辈子的修行目标,每个人在每辈子的修行目标都不同。同样,个人的践行目标可能一样,但是殊途同归,每个人的践行之路又都不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和两个选择一样的践行之路。

因此我需要自己积累修行的经验,虽然有别人的经验可能会走的更快,但是人活一世,最终的那个结果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世间的大道一定是要通过快速地学习去获得吗?难道我们不能用适合自己的频率,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修行方式吗?

我这个人,向来享受独自践行和摸索的乐趣。虽然有别人的帮助我会很感激,但是在修行这条路上,少了自己摸爬滚打和四处乱撞撞,是万万不可的。因此这一辈子就如此吧,纵使撞的的头破血流,也要有一次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整体验的过程。

修行的路上,走过这个阶段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因此虽然修行不易,且行且珍惜。用享受孤独的状态,走修行的路。

以上,写于2019年4月22日,一个安静而孤独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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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摇撞骗三部曲 2019-04-20 08:26:31

近期法轮功在洛杉矶搞了一个美西法会,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李洪志因病无法亲临“法会”而找了替身。这个自称八岁即“修炼圆满得上乘大法”,向弟子们鼓吹“有病不必去打针吃药,通过练功就可以去病”的主佛,而今自己病得连“法会”都参加不了,沦落到只有找替身的份。这是李洪志招摇撞骗的又一铁证。

  李洪志的发家史就是招摇撞骗史 

  他行骗的手段和当年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两个骗子如出一辙。安徒生笔下的那两个骗子利用皇帝的愚昧和人类贪慕虚荣的缺点,吹嘘说能织出人间最美丽的布,而且这种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李洪志采取了同样的方式,首先他也给修炼者画一个天大的馅饼---修炼法轮功有病不用吃药,只要“消业”就可以治病,“消业”彻底的就可以圆满,就能够修成佛、道、神,相反你要不信他这套你就是常人,就要受世间之难,就在造业。那么他是如何编织谎言的呢?

  李洪志招摇撞骗的第一步——宣传生病的根源在于“业力”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讲,“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的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李洪志否定人生病的根源在于身体的病变,而宣传疾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业力”,从而使修炼“法轮功”的弟子不再把病当成病。

  李洪志招摇撞骗的第二步——设立“修炼人”的特性 

  李洪志讲:“我们练功人是不能够混同于常人的。常人有病了,要不上医院,不吃药,它是不符合常人的理,不符合世间的病理,人就接受不了。人有病了当然要吃药啊,人有了病当然要去医院治病啊,人就是这样针对这个问题的,这没有错。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就不能混同于常人了......既然有师父给消业、给净化身体,那么大法弟子有病还吃药吗?”同时,李洪志还说,“修炼人”要“正确”对待疾病的另外理由:要成罗汉、菩萨、佛、道、神就得把病痛看成是“消业”。李洪志讲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人要升华到那样一个境界中去,要成罗汉、菩萨、佛、道、神。练功人的功自动消灭病毒和业力,所以“大法弟子”为了成仙成佛,宁愿相信“消业”,即使有病也不吃药。

  李洪志招摇撞骗的第三步——骗人的当众表演 

  他为了使广大信众能成为他的弟子,成为他的信徒,他也来了这么一手。那就是用托儿来帮他验证他的“消业”说。这些托儿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弄进李大师讲法现场,而且病得都很厉害。于是上演了一场场李大师现场发功“消业”,并马上见证“奇迹”闹剧。但李洪志的哥们儿杜春林讲,李洪志给他连续治了两次病,可他的病一点都没好。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消业”出现的奇迹都是巧妙地利用了托儿和人们有药不用打针、吃药省钱的心理。

  李洪志为什么精心设计这个骗局呢? 

  他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敛财。他说:“练功光练动作不行,还要学我的‘理论’。看我的书、我的录像、听我的录音。”于是,买书、买录像带、录音带、练功垫就成为每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必须做的事。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法轮功产业链。至使李洪志及其骨干在短时间内聚积了大量的财富,供他及其骨干大肆挥霍。再后来他投入西方反华势力的怀抱,成为其反华表演的马前卒。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近些年常能看到李洪志及其身边的骨干有病到医院就医或病死的报导。就替身这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法轮功亚太地区负责人聂某某讲,2012年9月底在美国纽约龙泉寺就见到“师父”的替身。由此可见李洪志的骗术还没有《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两个骗子的手腕高明,其码人家玩的是心理,大人都没勇气来戳穿他。而李洪志就没有这一待遇了,他经常是圆了这头露了那头。为了继续行骗,在美西法会上他只能找替身,才能让“法轮功”修炼者对现代医学继续怀疑,才能自圆其说。

  谎言终究是谎言,李洪志采取的谎言验证谎言,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进一步暴露其骗子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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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境遇中的情景剧 2019-04-19 09:10:00

北京人艺20099月首演的由院长张和平监制、“人艺荣誉编剧”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主演的“献礼剧目”《窝头会馆》,在开创了新世纪中国话剧文学、表演、舞台等诸方面回归,并最终为观众带来对中国话剧记忆之回归的同时,还以这一屉“金窝头”“挽救了中国话剧的票房”。《窝头会馆》“打破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多项纪录,单场票房超过《茶馆》荣获第一,首轮票房超千万荣获第一,首轮演出日95%上座率荣获第一”[1]

这无疑是为已经沉迷许久的中国话剧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部投资不足一百万,目前上演63场,票房已达1804万的《窝头会馆》,给编创者和观演者带来的鼓舞远远不止这一点儿对中国当代话剧事业的信心,还包括《窝头会馆》的主创在创作和舞台演绎,观众在观赏和领悟,以及看完剧后对人们生活所映射的勇气和力量。

《窝头会馆》是有一群对话剧事业有着美好记忆的创演人,为热爱中国话剧的观众蒸就的一屉色香味美的“金窝头”,演绎的是一段新中国到来前夜的小人物在其窝头人生中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给观众带来的是即便在困难的绝境之中,也不能放弃的对自身的美好要求,和人生美好之光之苦苦追寻的希望。如此的诗意与境界,必然会重燃其我们对话剧事业的热爱,和对其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们坚信——即便再窝头的境遇,也定然会有美好之光闪烁。

 

一、话剧市场的美好之光已经重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话剧事业的美好时光似乎不再。除了传统的经典剧目冷清地在没落中艰难维持之外,越来越多的以哗众取宠、群魔乱舞、无病呻吟等病态呈现在舞台上,披上了浓郁商业色彩的所谓话剧,正不断“策反”着话剧的观众群。曾痴迷于话剧艺术的旧人对之越发失望——中国话剧在走过百年之后只能越走越低?抱着仰慕之心慕名而入的新人望而却步——倘若这就是传说中的话剧艺术,不看不学也罢!人们不觉困惑:中国的话剧舞台怎么了[2]

说中国话剧就不能不说人艺话剧。北京人艺被观众私下称为“郭老曹剧院”,因为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话剧最能代表人艺话剧的风格。而中国当代话剧最引起轰动的被冠以“实验”或“先锋”之名的话剧,看似更多从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戏剧中汲取了营养,是有所前进了的中国话剧,却反而放弃了由曹禺、老舍等开创的中国话剧的独特艺术形势。

1907年以来的104年间,一代代中国话剧工作者笔路蓝缕,前仆后继,使话剧这一“舶来品”经由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吸纳和改造,使之得以“中国化”;以其大量关注、反映现实人生的优秀剧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西方戏剧之“舶来品”的中国话剧,终在中国大地站稳脚跟之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北京人艺的“京味儿”话剧奠基。倘若今人仅图一时之快、一时之利,不进而退地去邯郸学步,其结局不言而喻。

20115月拉开的第25届戏剧梅花奖的评比中,69名符合申报条件的演员中,仅有3名二次参加该评选的话剧演员,但最终连终评都没能进入。主办方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季国平对此也深表遗憾,并指出产生此现象,是“地方各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和“话剧演员相对于戏曲演员,往往出路更广”[3]这两种可能的原因。

说话剧出现了低潮也好,危机也罢, 究竟是话剧脱离了观众, 还是观众疏远了话剧?是我们在“改变”话剧,还是“话剧”在改变我们?“积极地、满腔热情地为广大观众服务, 满足群众要求”与“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这两个概念,是否被我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从而把话剧的战斗传统, 当作脏水盆里的孩子一起泼去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当年,《茶馆》云集了中国演剧界定一大批“大家”: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当时的林连昆、朱旭、孙敬修等也许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今天也家喻户晓。今天,《窝头会馆》汇聚了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一批明星大腕,其中的没有名字的串场小人物,或许也正是明天的人艺接班人。

《茶馆》自19583月上演,到19792月复排并成为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话剧,到19927月的第374场原班演员的告别演出,再到1999年的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领先的全新阵容,可谓见证了中国话剧近半个世纪的起伏,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而今的《窝头会馆》,除了在语言风格上延续了“京味儿”特色之外,在切入点的选择、核心人物的设置、设置其中某些戏剧冲突上,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总会想起其经典剧目《茶馆》。《窝头会馆》同样没有试图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如散文一般铺陈了北平解放前夕的一个旧时代;戏剧结构一样的非常见,甚至反戏剧;都努力让那些舞台上的时间、细节,或现象本省发生或展现的时间点的意义无限放大。甚至,《窝头会馆》和《茶馆》一样,都是“应景之作”。一个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献礼而作,一个其实前身是为当初宣传普选的话剧《秦氏三兄弟》而写。

眼下,《窝头会馆》能否成为经典,我们暂不定论,但无可厚非的是,它已具备诸多成为经典的前提条件。我们至少可以说,《窝头会馆》作为人艺的一部准经典,已经走在了经典之路上。固然,《窝头会馆》的成功离不开明星阵容的组合,但经久不衰的上演还得靠观众的口碑。两轮之后,已经有不少观众重看、力捧、强荐,《窝头会馆》之艺术魅力可窥一斑。我们已经看见,北京人艺《窝头会馆》的成功,已令当下话剧市场重现美好之光。

 

二、“窝头会馆”的美好之光熠熠生辉

 

《窝头会馆》分三幕,写的是1948年夏秋冬里处暑、霜降、大雪这三天的事情。在《窝头会馆》里,“钱”像是一个死结,一头系着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社会,一头系着在末世里为活下去而不断挣扎的人性。这个符号化了的戏剧意象的凸现,让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本质。在剧中,无论是靠“吃瓦片儿(收房租)过活的苑国钟(何冰饰),还是出场必巧立名目、变法儿为征收各种名目各捐杂税而来的保长肖启山,还是琢磨到快进棺材都没明白——当年自己的穷酸房客苑国钟,怎地就一夜暴富、以320个大洋盘下他这“窝头会馆”的没落八旗子弟古月宗(濮存昕饰),再或者是时不时指桑骂槐斗嘴掐架“俩母的”——西厢房住着的田翠兰(宋丹丹饰)和东厢房推拿大夫周玉浦的媳妇儿金穆蓉(徐帆饰),以及为了金条对老子举枪的保长肖启山(杨立新饰)的宝贝儿子肖鹏达……几乎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与钱有关,所有的纠葛都离不开钱。谁能说这有什么不对?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要过日子,要养家糊口,要给儿子治病,要为自己的家计划,这哪一样又能缺得了钱?缺了钱,等待他们的便只有死亡。钱,让剧中的每一个人爱到绝望、又恨到极致。

就是在这样唯利是图的仅有几个人的四合院里,人性之真善美的光芒也时时闪烁。

比如,那仅有的两个不讲钱的人——打小得上痨病、活不过一年半载的苑国钟寄予全部希望的唯一儿子苑江淼,以及周玉浦、金穆蓉的女儿周子萍。苑江淼不停咳吐着血,还分秒必争地写传单……这是信仰之美;周子萍冒着可能被传染痨病的危险,不仅参加学生游行、散发进步传单,还和苑江淼以借书还书之名,配合其从事进步工作……这是爱情之真;当周子萍带来食不果腹的同学们的捐款,供苑江淼治病时,已走投无路、收不到分文房租的苑国钟,仿佛又看见一线给儿子治病的希望……这是人性之善、友爱之美;苑国钟既迫不及待,又感到脸红地面对孩子同学的捐款,他需要这钱,极其需要,给儿子治病、哪怕是维持生命都需要这钱,可他又深知,这钱是和他儿子一般大,丝毫不会比自己宽裕的孩子们,从自己甚至全家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想收又不好意思、不敢收这钱。不好意思可以克服,把自己一张老脸甩出去,只要能换回儿子的哪怕一天、一小时的生命,他无所谓;不敢是因为对自己误会颇深的儿子不让他收受这钱,甚至还为此几乎动手打他这个老子……这是父亲之真,知耻之美……

君子不言钱是因为养尊处优,洁士不摸钱是仰仗衣食无愁。当手里的钱可怜得仅仅为生存底线、为能养活自己的亲人而存在和拥有之时,爱钱痴迷者又何罪之有?

当苑国钟为儿子挡下了肖鹏达慌乱中射出的子弹之时,他想到的竟还是那个听来的救儿子病的偏方——人血窝头!他让傅迦饰演的田翠兰之夫王立本赶紧拿个窝头沾上自己的热血给儿子吃了。有的观众可能会对此嗤之一笑:这个老子怎么这么愚蠢?也有的观众为为此心中震惊:父爱如山!这个既当爹又当妈的老子还能有何妙方?

从苑国钟这个老头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父亲,看见你、我、他的父亲。对于儿子的误会,他不敢言语,也无法言语;面对儿子的时候,他大气不敢出一声儿;对儿子给的闭门羹,他不敢逾越,只能永远眼巴巴地望着儿子的背影;对儿子的冷嘲热讽,他还笑脸相贴;他满脑子装的都是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他可以不要脸、甚至不要命。这就是父亲,一个平平凡凡却活生生存在于我们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数父亲的缩影。

即便是在在苑国钟和田翠兰的“奸情”中,也体现着王立本的宽容之美,田翠兰的仁义之美,和苑国钟惺惺相惜的率性之美。

“奸情”虽然落俗,但设置不俗。奸情败露后,首先跳出来的是倒插门的女婿,他不知道,自己的媳妇原本就不是老丈人和丈母娘的亲骨肉,他不知道丈母娘作为一个女人其实从没有过女人该有的正常生活,他不明白老丈人和丈母娘不过蜷在一起相互取暖而已。当他半夜几乎踹开老丈人的房门,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丈母娘在哪儿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连续三次的“在被窝里”的回答。观众笑,忍不住地发笑,笑他窝囊,笑他头顶戴了个大大的绿帽子还浑然不知。当他回答“我知道”时,谁都会感到意外。待到全剧尾声那儿,中了弹的苑国钟一句“兄弟,对不住了!”的时候,他亦是这一句“我知道”。教人不觉深思,除了窝囊和无奈,这其中又是否还有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一份宽人即是宽己的广阔胸襟?尤其是他那“我知道”之后的一系列台词,都是些生活事实和再明白不过的常识,便更叫人生发出一种无穷的回味。

有过卖身之不光彩经历的一个平凡、卑微到尘埃里的健康女人,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乳汁塞向一个所有人都避让不及的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嘴里。圣母菩萨之心不过如此。

在那片破败、陈腐、泥泞与污秽搀杂的悲惨生活里,人心是多么需要温暖而和煦的美好之光照耀。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四合院里的美好,就是北京人的美好,就是中国人的美好,就是全人类的美好。也许,“饥饿、困苦和失望的现实,是生活不容更改的法则”[4],但不管忙着活的,还是忙着死的,有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就会有生命和自由的奇迹!生活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的“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如此,如今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戏里戏外的美好之光无处不在

 

人艺话剧《窝头会馆》最打动人的不是他“京味儿”沿袭,更不是他的明星阵容,而在于编剧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一针见血地准确展现,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是一搞头砸入人心的深刻发现,是心灵震撼之后的无尽回味。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是勤劳,如庄稼人一般的勤劳。

让我们看看编剧刘恒的创作清单:《菊豆》《本命年》《秋菊打官司》《张思德》《铁人》《云水谣》《集结号》《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山村女教师》……不论是电视剧或是小说、话剧、歌剧,可谓写一部火一部。一个不勤劳的编剧是不可能有此佳绩的。导演冯小刚曾评价他是能写出“全国不超过三两个”的“一出手就能用的剧本”的编剧。张艺谋也盛赞其为“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

刘恒认为,“最重要的编剧技巧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会富有同情心。这应该是一个好作家的最重要的基础。显然,刘恒对剧中的田翠兰等芸芸众生,无一不是充满深深同情的。剧中每一种人的情感关系都纠结着苦痛和无奈,其自身的处境和情感也就显得极端而极富悲剧性。

第一次写话剧,也有人骂刘恒是个大笨蛋,连话剧主线是什么都不知道,竟然敢写戏。刘恒不怕骂,急的是有人骂没人教。于是仍然得像农民种地一般地自己去摸索……编剧在戏里戏外所自然流淌的善良、谦和之美,为《窝头会馆》更添深刻。

上任之初62岁,今年已经65岁的院长张和平,从开始就明白人艺的发展靠的是剧目。他恢复了人艺的艺术委员会以监督指导剧目的排演;为人艺聘请了10名“荣誉编剧”提高一剧之本的质量;其小剧场也基本不再出租,为了是保全“人艺”的品牌,避免一些质量不高的剧目租用人艺小剧场演出带来负面效应。

副院长濮存昕评价张和平“是个做事的人,而不是来当官的”。张和平自己也说“不求政绩”。想他这样一个配合“政治形势需要”配合了一辈子的人,却是把王朔小说拍成电视剧并搬到央视的幕后操办人,也是中国贺岁片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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