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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爱读什么书?这偏好很多人读不下去 2019-05-09 07:56:42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蒋介石一生总共读过多少书,自然难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一般每年约读书10种左右。1920年代看书较多,多至20余种;1930、1940年代看书渐减,一般在10种以内。蒋介石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圣经》等宗教经典更是日常诵读)。据粗略统计,1919~1945年间,蒋介石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着译)100多种。考虑到蒋介石未必将所有阅读过的书都记于日记中,其实际阅读数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蒋介石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介石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蒋介石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介石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介石先入保定军官学堂,继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据蒋介石的年谱记载,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如梁启超那样“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狂饮大嚼、目不暇给者,只是一部分,可能还是小部分;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心态和阅读偏好。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国之际,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如胡适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时,课余读的是《诗经》、《尔雅》、《老子》、《墨子》等书。只是胡适的阅读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后就很快“西化”。蒋介石虽然留学日本,却依然保守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而且终身不渝。

蒋介石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介石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之道》。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大学》的经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从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之道,乃是人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同样,蒋介石对《中庸》也推崇备至。蒋介石日记中,多处记录读《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中庸要旨》,认为“《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并称“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

蒋介石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虽然认为《大学》之道,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其实也是从“修己治人”立论,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蒋介石反复强调,《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由修身做起,最终以“平天下”为目标,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

除了《大学》《中庸》,蒋介石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个性的药方。

除了修身进德,蒋介石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介石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介石面临地方实力派和苏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介石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介石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介石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介石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

蒋介石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介石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介石自称“阅《墨子》自遣”,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介石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介石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介石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介石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介石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介石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介石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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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王沪宁会向右转吗? 2019-05-09 02:02:32

海外著名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兼政治理论家严家祺先生不久前发布一个文章《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而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文章先回顾了作者本人和王沪宁多年的交往然后就认为王沪宁会在2022年中共的20大的最高权力更迭的时侯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推动人,中国就会从此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公平的平等的第三共和国。而如果习近平在20大继续执政并拒绝政治改革,就会在津巴布韦式的政变中必然的被另一个政治家(大概是王沪宁吧?)所取代。因为在政治局七个常委中至少有四个人是不会反对民主转型的。(这四个人是谁,严先生没有说。但估计是李克强王沪宁汪洋赵乐际)严先生还列举许多以前的政治斗争例子暗示,如果在20大习近平拒绝政治转型和退位就会遭遇血腥的下场。

 

透过这个文章,可以轻易看出来严先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期望-----即未来的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的希望在于中共高层的内部更在于王沪宁本人。同时,严先生固执的认为中共的政府人大宪法一直是合法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热情的寄希望于中共在将来为6.4平反,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为法轮功平反,为达赖喇嘛平反并和台湾一起建立第三共和国。

 

真没想到海内外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反对派领袖严家祺先生在政治上竟然是如此的幼稚,在思想上是如此的糊涂,在思维上是如此的混乱。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政治反对派领袖不仅不会领导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光明大路反而还会严重误导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运动。因为他即误导了亿万愚昧百姓的思想又干扰了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国有这样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反对派领袖真是中华民族不大不小的误会。

 

首先,王沪宁绝对不会在2022年中共20大上利用最高权力更迭的时侯主动的冒党下之大不韪去搞什么政治民主转型的。更不会搞什么津巴布韦式的政变去取代习近平的。

 

因为尽管王沪宁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大专家并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长期熏陶,可现在他是中共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又是身居最高层24年的中共核心政治家,他身上的所有西方政治民主的东西都早已经在24年前就变成了他手中的武器来对付党内外所有主张政治民主改革转型的思想和运动。也就是说,在他的长达24年的高层政治专制经历中,他的所有的西方民主思想早已经异化成为对付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武器了。也正因为他非常熟悉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的套路,所以他才更加能得心应手的对付所有来自党内外的政治民主的思想和政治转型的倾向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熟悉西方政治民主理论并不等于他信仰西方政治民主理论。特别是他处于中共政治专制的最高层即品尝到至高无上权力的滋味又享受到了最高层的特供待遇和美女的青睐,他怎么会抛弃令无数书呆子仰慕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权力美女金钱而去冒党下之大不韪并冒掉脑袋的危险去搞津巴布韦式的政变来取代习近平呢?

 

中国历代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就是做王者师。中共的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尽管在后期被主子毛泽东收拾,可是他们并没有在政治上背叛共产党毛泽东更没有造反篡位的念头。今天,在几十万个书呆子里只有王沪宁一个人挤进了这个王者师的位置。所以尽管王沪宁在早期研究熟悉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可是并不等于他终身信仰这个思想。即使他信仰这个思想也会在他从政治理论家变为政治家之后毫不犹豫的抛弃这个无用的碍事的思想并且会利用这个思想去打击这个思想。间接的证据就是,如果他仍然信仰并鼓吹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话他早就会被江泽民踢回复旦大学,(江泽民曾庆红也压根不会提拔他)习近平也不会认识他。直接的证据就是,现在的中共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和政治的严酷性基本上就是出自于王沪宁在幕后的大手笔。还有现在越来越烈的个人崇拜现象也是王沪宁制造的。

 

就是说,王沪宁不但不是未来的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推手反而还是现在的中国保守思想和严酷政治的幕后主要策划人(习近平反而只是一个执行人了)你能想象现在这样一个保守严酷狰狞的王沪宁能在未来的2022年突然来一个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开放善良温柔的政治转型的主要推手和操盘手吗?

 

王沪宁在思想上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突然断裂式的转变。因为他身上的西方政治民主思想早已经在几十年的政治经历中异化变成他手中的武器来打击政治民主思想。也就是说他在思想上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在政治上也不具备这样的环境。因为他只是习近平的一个党务助手即没有自己的派系和文官心腹更没有军队的武将基础,他拿什么实力去搞津巴布韦式的政变来取代习近平呢?难道王沪宁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转型连自己的高官厚禄和自己及娇妻的性命都不要了吗?

 

还有,按照严先生的意思,王沪宁还可以联合李克强汪洋赵乐际三个常委在2022年的20大的最高领导层换届中利用合法的形式废黜保守的习近平同时推举王沪宁做中共的最高领袖以完成政治民主的转型。

 

严先生的这个政治设想更是天方夜谭了。因为连王沪宁那样的研究熟悉西方政治民主的书呆子都会背叛自己的思想信仰并利用这个思想做武器去对付西方政治民主思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这样的一辈子受到共产党专制思想的洗脑并在共产党高层钻营一辈子并享受无限的荣华富贵及无限权力的政客会在习近平的24小时的暴力威胁之下利用合法的形式来文质彬彬的废黜习近平吗?

 

李克强汪洋赵乐际三个人有没有西方民主思想先不说,他们三个人在政治上有这个胆量吗?他们在没有任何军队支持的基础上敢和习近平摊牌吗?即使他们拥有人数上的多数就能合法的废黜习近平吗?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地位是由于合法的人数多少的政治规则来决定的吗?何况政治局中的任何一个人敢于流露出政治转型的意图的话习近平会毫不犹豫的把他扔进秦城监狱的。

 

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学家竟然在这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得出这样幼稚的不符合任何逻辑的政治判断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另外,严先生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就是他始终认为中共的政府人大及宪法是合法的。比如他始终认为中共的82宪法是政治的巨大进步。他还呼吁中共为6.4平反,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为法轮功平反,为达赖喇嘛平反,还呼吁中共实行第三共和国等等。

 

就是说在严先生的意识和潜意识中,中共及其政府人大宪法是合法的,他同中共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刀刀见血的阶级斗争关系而是互相促进互相督促互相文质彬彬可以和和气气协商的平等的政治党派的关系。他竟然把自己同中共放在同一个政治语境和同一个法理规则层面,难道他甘愿和中共一样沦为丛林的层次吗?(令人反讽的是,中共却从来不这样文质彬彬的对待政治反对派们。)

 

在这个最重大的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严先生是如此的幼稚如此的糊涂如此的书生气,这就不是思想糊涂政治判断的智商高低的问题了而是思维的混乱与否的问题了。不过联想到严先生曾经做过十年的中共高层的政治顾问,接触的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之类的高级共产党员,他当然永远不会跳出共产党的政治框子来反对共产党了。就犹如李锐到死也没有退党和公开主张推翻共产党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弱智的北大教授郑也夫的政治格局显然也比他们高出一个档次。

 

一句话,严先生还把同对中共的斗争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和改革的不痛不痒的不流血也不死人的如同天鹅绒一样温柔的层面。而历史将会证明,海内外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们都将会在中共的政权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满地找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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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两班人马让选择,你选择哪一班 2019-05-08 00:27:29

在此之前不时读过一些有关国民党官员的“事迹”,包括近年大陆出版的三大部《南渡北归》;今天又读到马少华的《1949年,这些人的选择,让人肃然起敬》,忽然想到,现在如果有国民党和中共两班人马站在那儿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班。

 

国民党不好,这是肯定的,而且不只现在,当年也不好——或者不只当年,现在也不好。你看那个原国民党党员,还曾被选举过“台湾省长”的宋楚瑜,幼稚到家了。可中共就好吗?就算抛开政治不说,就说人品——也不说蒋介石以及他身边几个高官如张群之流,只说“省部级”。那些人与今天中共官员相比,哪一班人马更容易让人选择?

 

现在的国民党好不好,没法说,或者说有多不好,大家都看得到。像那个叫邱毅的教授,天天在骂“台湾当局”。他难道不知道他是在利用台湾当局实行的民主制度吗?他难道不懂世事都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吗?他难道认为海峡对岸比台湾更民主吗?太奇怪了。

 

回头还说国民党。我说的当然是拿现在与至少七十年前相比。因为我们知道,都说是国民党不好,才把政权丢掉,因此也只能与丢掉政权的当年国民党相比,看看他们有多不好。

 

说国民党不好,当然是说国民党官员不好。如果把七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之前的国民党官员与今天中共官员相比,让人们自由选择,是愿意选择国民党,还是选择中共。若仍愿意选择国民党官员,那中共就应该脸红心跳(当然有些中共官员——别介意,我指的是那些披露出来的腐败官员,未披露的我就不知道了——早就不要脸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不管至少七十年前国民党如何腐败,如何不好,如果与今天的中共相比,居然这腐败这不好仍因不过“小巫见大巫”占了优势,那至少不只说明今天的中共更腐败更不好,而且说明,这宝贵的七十年时间,对中共而言,都白过了,一点进步都没有不说,反而比七十年前的对立面更不堪。借用一句百姓口头禅:这真是要命的事。

 

地球围着太阳转了七十圈,人类政治经济与七十年前相比,进步也不知有多么巨大,可你居然比七十年前的国民党还要腐败还要不好,如何解释?难道不让人说出来,就等于比国民党好了吗?特别是不让人说出来,别人就可以不想了吗?不可能。那样做,不是掩耳盗铃是什么?难道现在只剩掩耳盗铃一途?果真如此,还怎么坚持得下去?又能坚持多久?

 

本人一再指出,别说什么“四个自信”,但有一个“自信”就行;若再退一步,且不说有没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只要有一个“文化自信”,也行。因为一个国家,只要真有“文化自信”,那么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一定是先进的,你这个民族就一定是进步的。在这种国家,不好的道路、理论、制度,都一定行不通,因为有文化这根“定海神针”。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往往都由文化产生,然后围着文化转。文化不可能由道路、理论、制度产生,不然,就搞颠倒了。文革时就是这样:天天唱“东方红”不说,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就是搞颠倒了:是政治产生的文化,让文化为政治服务。结果政治一换,这种文化立即玩完。现在有少些人还在迷恋,那是一种病态。十四亿人,什么妖魔鬼怪都有可能产生,不足为奇。像什么“中国大妈”这种人群,正是政治文化的产物或叫后遗症。

 

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化,事实上还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不可能产生先进文化。朝鲜文工团那些漂亮女演员演得再好看,也不可能是“先进文化”,因为它是为金家服务的——连为劳动党服务都算不上。七十年来,朝鲜就是金家的,不是朝鲜劳动党的,更不是朝鲜人民的。所以说,我们跟北朝鲜打交道,其实就等于在与金家打交道,而今天事实上就是与金正恩一个人打交道。因此与金正恩吃饭喝酒,与朝鲜劳动党没关系,与朝鲜人民更没关系。

 

这几年央视上搞得很热闹,又是古诗词大会(竞赛),又是“经典传唱人”。那个相当于新时代“文化符号”的康震,一做参评人,就在那儿一个劲地恭维中国传统文化,恭维几十年前的伟大领袖。中华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可再怎么“优秀”,都难以掩藏糟粕。还有个今年才18岁的“经典传唱人”王原,在现场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美好,善良。他“传唱”的是《古乐府诗集》中的《长歌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没说《古乐府诗集》不好,也没说《长歌行》不好,我也不否认“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现实意义,更没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美好、善良”的成分,只是在想,一个民族有这么早的“美好”文明,有这么“善良”的文化,为何历史中不断可以看到那么多令人不能直视的血腥和残忍:谁能解释“灭九族”!谁又能解释“凌迟”处死!谁可以告诉我崇祯杀袁崇焕的时候,老百姓为何在一边争着抢食袁崇焕的肉?一个有那么多“美好、善良”传统文化的民族,为何孕育出这样一朝又一朝残忍、邪恶的统治者和一朝又一朝愚昧、残忍的百姓?如果你能解释得通,或能自圆其说,我就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美好、善良”的。

 

忽然又想到,就算那些文化如何美好如何善良,给我的感觉,也实在只能算作“美好、善良的传统”,并不能真正广泛深入现代人的心。这一点,即使用脚趾头也能想到。否则,《乐府诗集》也好,《长歌行》也罢,唱了三千或两千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更是当儿歌一般唱了多少年,结果如何,用北大张维迎教授的话说,至少五百年来,中国对人类发展进步没有任何贡献。如果“美好、善良”的传统文化,让一个如此庞大的人群五百年对人类贡献几乎为零,你不觉得这种“美好、善良”的文化很丑吗?

讲到这里才意识到,差一点把正题给忘了。

 

文章开头说的马少华的《1949年,这些人的选择,让人肃然起敬》一文中说了什么呢?文章讲了两件事:一件是1948年12月17日,北京某机场,张充和(即与周有光夫人、沈从文夫人等合称“张家四姐妹”的那个四妹)一家为了逃离中国乘飞机时,由于机上空间有限,机长望着张充和、傅汉思(美国丈夫)和保母小侉奶奶三个人和一大堆行李,摇了摇头,说,最多只能上三个人,行李留下;或是上两个人加行李,一个人留下。

 

张充和最终选择了一直照顾他们家的保姆小侉奶奶,而放弃了“曾是她的心头肉的珍贵文物”,这让她美国丈夫傅汉思都很吃惊。后来,张充和回忆说:“小侉奶奶出身很苦,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至于那些字画,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比小侉奶奶还重要。”

 

另一件说的是一年后的1949年12月9日,新政权此时已建立两个多月,“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也已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可这时远在大西南的成都新津机场,还是新政权没能占领的土地,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正在此时,一辆汽车飞速驶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长须飘飘,仙风道骨,他就是当时已在画界声名显赫的张大千。他为什么不留下来?他为什么要去台湾?闵某不得而知,这里也不便探讨。

 

可这时的飞机上只有一个空位,再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物件。问题是张大千并非孤身一人,而是还带着78幅敦煌临摹壁画!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国民政府大员,连他们的行李也都是简了又简,不可能再让他们舍弃掉珍贵物品来装这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壁画。

 

怎么办?负责此次飞台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当即做出一个举动,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出来,然后对张大千说:“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现在把它们都扔下去,用来装这些壁画。但是,我有言在先,到了台北后,这些壁画不再属于你一个人,而是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动手。”张大千思索片刻,只好同意了。于是,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壁画被装上飞机,而杭立武的全部家当,被扔在了机场,随风飘逝。

 

马少华紧跟了一句:“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为什么?当然你可以说这说那,我想说的却是,在这种时候,扔掉自己家当不是为自己着想,而仍是为国家着想,希望用自己的家当为国家换张大千那些无价之宝。我不知道今天,我说的是今天,有几个中共官员能做到。

 

如果做不到,我这篇文章题目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2019.5.1劳动节下午,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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