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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园  
碧绿的莱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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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梦也要飞翔 2017-05-08 17:50:02

                           无梦也要飞翔--

                                    参加海外文轩第一届文学会有感

                                        【美国】 百草园

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终于踏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也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飞向专业文学交流大会。

听很多人说过,他们曾经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文学写作的梦想,我可以很干脆地说,我小时候没有文学写作或者成为作家的梦,长大了,读了理工科就更没有写作的志向。可无论是小时候在中国,还是出国以后,读书,尤其是阅读好书,一直是我的喜好。而在海飘到国外后,读中文书,更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享受。

这次参加海外文轩在上海的文学会,对我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而所得的收获只有四个字,受益匪浅。许多文学界的前辈精英,都分享了他们写作和读书的视觉和体会,这个大会,对他们来说是分享、付出、和给予,而对我来说是吸允、学习、和收获。

这次参加会议的有文坛的各界人士,有文学评论家,有国内外几大出版社的负责人和编辑,有许多大学研究海外文学创作的教授,太仓作协也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当然,还有文学会不可缺少的作家(者)们,海外文轩本身就有十八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和中国的成员参加了这次文学盛会。

会议之前,受海云的委托和信任,我是在帮忙大会的日程安排,所以,我是事先知道大家的发言题目和各位演讲嘉宾的。而我在美国的工作,让我能够参加和筹备一些大会小会。说实话,一看到我们要在一天之内有这么多人演讲,而且大部分演讲的题目非常学术化,我曾经非常担忧大家演讲的效果和整个大会的效应。因为,在我工作的公司,每次开这样一天的大会,都会在会议中间加幽默调料,常常是请talk show的专业演员给我们表演,也就是说,公司是靠像咱中国单口相声这样的节目,来活跃大会的气氛的。而且,就是公司领导的正规演讲,一般也是图文并茂地讲,目的是要为大家提供更有吸引力的画面。即使是这样,还是会有很多人打瞌睡,非常不好意思,有的时候,这群打瞌睡的人里也有我。

曾经善意地提醒海云,我们下午的演讲要不要分组演讲,因为这样,我们是在开小会议,大家容易集中精力。感谢海云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海云很认真地解释了她的观点,她认为所有的演讲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听到全部精彩的演讲。

非常出乎我的预料,我本人居然精神抖擞地听完了所有发言人的演讲!而且是越听越精神,面对很多前辈精英的演讲,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在吸允他们给予的水分、知识、和见解,对这个大会,感觉就是不虚此行啊。

好像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说,一本好的小说或者故事,有一个好的开端很重要。我自己认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在头三页拉住我的心,在一般的情况下,非常对不起这部作品的作者,我会放弃阅读这本书。上海会议的第一位演讲者是文学评论家陈瑞琳。我几乎是带着惊喜的心情,听了评论家陈瑞琳的演讲。怎么说呢?她的演讲给我一种很新的视野,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是评论家的视野,尤其她总结了海外华人华文写作的发展过程,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华文创作全球化的特点。忽然觉得,以前怎么没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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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踏出国门-完结篇 2017-02-08 09:30:55

飞机在上海降落,我们大家在那里出关。麻烦也来了。 

当年办护照时,沈阳公安局说女儿太小,我们两个应该办一本护照。出关时,因为我和女儿是持一份护照,中国方面不放行,理由是不知道女儿有无签证。 

当时急得真是走投无路,这不是祸从天降吗?在北京时,所有的亲人都在,一切都好好的。到了上海,至少机场里是举目无亲,怎么忽然说女儿没签证,还说我自己可以去美国,这个一岁的孩子不行,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只能反复跟中国验关的人员讲,我们是一起去办的签证,这个封好的美国领馆的信肯定是签给我们两个人的。海关人员说,他们无权打开签证信件,也无法证明签证是开给我们两个的。当时急的人都快不行了,也是急中生智,我忽然想起来,那时一个人的签证费是五十四元人民币,我交了一百零八元签证费。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海关人员,他们也眼睛一亮地问,发票呢?头大啊,谁拿着办签证的发票去美国!后来他们特地开了一个会,最后跟我讲,他们可以放行,但如果在美国入关时,女儿因为没有签证不让入境,一切后果自负。赶快点头同意,因为我知道签证是签给我们两个的。 

终于,跟女儿一起又上飞机了,大喘了一口气,飞机直飞旧金山。 

第一次看到旧金山机场,就一个感觉,大,让人头晕眼花。取了两个大箱子,带着女儿,我们到另一个登机口转飞机去先生留学的东部城市,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 

当年买机票时什么也不懂,售票员给什么机票,我们就拿什么票。旧金山机场的转机,竟然让我们娘俩儿等了八个多小时,从上午要一直等到傍晚。 

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首先,孩子要吃东西,饼干之类的干粮我带了一些,但不可能带牛奶来美国,只好去机场里的小餐馆买,连比划,带解释,终于买到一小盒凉牛奶,那时也不知道可以跟饭店的人讲把牛奶热热。饿坏了的女儿把这盒凉牛奶喝了下去。然后是孩子大人要上厕所,以前国内学的英语,厕所叫W.C. 。别提多笑人了,向老美打听W.C.,人家都一头雾水地摇头,最后急中生智,抱着女儿做了一个把尿的动作,一位美国中年妇女马上恍然大悟的样子,高声说,“啊!bathroom!”这才指给我们哪里有厕所,我们才得以方便方便。 

和女儿傻傻地等着我们的飞机。到了下午,再也无法继续等下去了,到check in的地方,用自己当年蹩脚的英语,连比划带解释地问人家有无早一点的班机,在对方明白了我的问题以后,机场服务员不无遗憾地说,刚刚有一架飞机起飞去了克利夫兰,下一班就只剩下我们的飞机了。 

晚上,我和女儿终于登上了飞往克利夫兰的飞机。 

由于女儿白天喝了凉牛奶,她开始拉肚子。好像中国人第一次喝凉牛奶,都不大习惯。要是现在跟女儿讲,她当年因为凉牛奶拉肚子,她肯定认为我在说瞎话。可当时的情形是,孩子拉肚子,加上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旅途,女儿开始哭闹。如果我坐下来,她就哭闹得厉害,如果抱着她来回走,她就小声哭。那班飞机除了我们娘俩以外全是老美,从旧金山到克利夫兰要四、五个小时,加上时差,这班飞机整个就是夜间飞行,凌晨抵达目的地,所以所有的乘客都是一上飞机就小毯子一盖,睡觉。为了不让其他人受女儿的影响,我只好抱着女儿在飞机的后部来回走动。在经历了北京、上海、旧金山这长达三十多小时的不眠和折腾,我也是精疲力尽,抱女儿的手都在打颤。当时就一个念头,快了,马上就到目的地了,一见到孩子的爸爸一切就好了。 

早上四点美国东部时间,飞机正点抵达克利夫兰。 

抱着睡着的女儿,走出飞机。那时美国的机场是允许接机的人直接等在飞机的出口处。记得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一走出来就东张西望找先生。有一些美国人在等着接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在不多的接机人群里,没有东方人的面孔,当然更没有娃儿她爸。一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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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踏出国门(上) 2017-02-06 18:40:22

  一九八九年,在先生出国大半年后,我开始办理女儿和自己的出国手续。当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一条曲折的路。 

当年出国的护照是要由公安局来办理。我已经出国多年,不知道现在国内办护照的情况。 

五月初,把所有要求的手续搞齐全了,递交给沈阳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很和蔼地告诉我,至少要等二十天左右。我点头表示明白。 

二十多天以后,已经是五月底,去公安局查询。这回等了很久,才见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我被告知,所有的公安局工作人员都上街去维护秩序了,因为大学生的游行已经遍及各个大城市,沈阳市当然也不列外。这个消息对我来讲,不意外,因为我当时就在大学执教。只好问对方,那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护照,对方说,没有确定的日期,因为公安局已经停止办理护照。 

当年的大学生学潮,真是轰轰烈烈,记得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没进大门,就看见一大队学生打着标语出来,其中有我带的毕业班的学生。当时他们还一个劲儿鼓励我跟他们一起去游行,由于女儿只有一岁,家务太多,我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婉拒了他们的邀请。 

等六月初再去公安局查询护照的情形,公安局就已经有了新的章程。所有的护照办理,要求三级审查。也就是说,要有申请人所在单位的三级证明。对我来说,是要四个证明,我工作的大学院方、系里、和教研室三级的证明,证明我没有参加学运,最后,还要先生单位出具同意我出国探亲的证明。 那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骄阳之下。六月的烈日把我晒得非常黑,加上那时公公生病住院,除了上班还要自己管一个周岁的孩子,这些,使我迅速地消瘦下去。以至于一次碰到一位几个月没见面的朋友,那朋友竟尖叫起来,“百草,怎么搞地,白净净的小人儿哪里去了,怎么变得又黑又瘦?”我只有在心里苦笑。 

我敬重的公公也是在那一段日子里离世的,无法回首那一段日子,尤其是公公的生病和辞世,以后会静下心来要好好写写我的公公。 

我家是住在沈阳的美国领馆区,走路去美国领事馆也就不到十分钟。 

一拿到护照,一刻都不想等了,第二天就把女儿打扮打扮,给她穿上漂亮的小连衣裙,推着婴儿车,我们娘俩就去领事馆了。

 去签证之前,我对办签证一无所知,基本是冒冒然地前往。那时想当然地认为,领馆应该早上八点开始办公。 

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八点整到了领馆门口。让人吃惊地是,已经有那么二十来个人在那里站排了。一跟人唠嗑,才发现领事馆是九点开门。在心里开始核计,看来还要等大半个小时才开门。我事先没预计要等这么长时间,只给女儿带了几块饼干。而那时女儿的作息规律是,上午睡一小觉,不到中午还应该给她喂午饭,看来事情不太好办。琢磨一下,我想还是先回家,把孩子睡觉和吃的东西带好,再回来排队不迟,没想到就这么犹豫一下,后面又来了十几个人。心里开始摇摆起来,走了,就丢了目前的位置,还是先进去后看情况再说吧。 

九点,领事馆准时开门,四、五十号人马上鱼贯而入。一进去,工作人员马上告诉大家,一个人要填三个不同的表格。我和女儿算两个人,也就是说我要填六个表。 

安顿好女儿,我开始埋头填表。过了没有几分钟,没人理会的女儿开始不满,依依呀呀地叫,让我跟她玩。快快给了她一串钥匙和一个我的毕业证书,又赶快接着填表。女儿玩了一会以后,开始了新的呼唤。我看看时间,是到她每天上午睡觉的时候了,知道这回除了没人跟她玩不满以外,有闹觉的成分。这时领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不满,一位先生出来大声问,“谁家的孩子这么闹?赶快领出去!”只好赶紧解释,孩子是我的,但我在填表无法把她领出去。整个填表过程,最后变成哄哄孩子,写几个字,再哄哄孩子,再划拉几个字,当最后六份表格都填好递交进去时,我们成了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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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养儿,方知父母恩 2017-02-01 08:09:15

 女儿,是上帝赐给我和先生的礼物。 

 在经历了长达十二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阵痛后,随着女儿的一声哭叫,看到了娃娃脸的可爱女儿,那一刻,感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好平静、好美好。 

 当年在国内生孩子,孩子的父亲是不允许进入产房的,这与美国的医院习惯正好相反。我倒是认为美国的习惯比较好,能让孩子的父母共同经历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也能让孩子的父亲更珍惜自己妻子付出的一切。 

 生女儿时,我的大姑姐(先生的姐姐)就是沈阳妇婴医院的医生,她一直站在傍边,一直给我安慰。女儿一生出来就干干净净,有着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头浓浓的黑发。护士一边清理她,还一边说,“这个小女孩好可爱,大眼睛双眼皮,像谁啊?”说完还瞄了我一眼,估计她看这个刚刚生产完毕、一脸狼狈像的妈妈,不像能生出这样漂亮孩子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大姑姐,马上把所有的荣誉往自己家一捞,高高兴兴地说,“像我弟弟!”孩子一清理好,大姑姐马上抱着女儿出产房,给等候在外面的娃儿她爸看看。后来据先生兴奋地讲,女儿还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睁开大眼睛看了他一下。 

 女儿出生三天后,我们出院一起回了孩子的奶奶家。开始了中国传统习惯的坐月子。那可真是把产妇养在床上,不让下地多走路、不让洗澡、不让开窗户,产妇和新生儿就是闷在屋里,还要吃腻呼呼的食物,以便下奶。 

从女儿出生那一刻起,才开始慢慢真正地体会到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领女儿回家的第一天晚上,由于是东北的初春,按当时沈阳市的惯例,室内暖气刚刚停了,屋里的温度比较低。我和先生很怕娇小、柔嫩的女儿冻着了。在孩子脚下、身边各放了一个热水袋,又给她盖了厚厚的两条被子。结果女儿晚上一直在哭闹,问婆婆和公公,孩子为什么哭,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给喂奶也不管用。这样搞了几个小时,我忽然发现哭闹的孩子头上有很细密的汗珠,这才发现我们给她捂的太热了,赶快撤被子。又给这个被爱心呵护的太重了的小宝宝喝水,女儿这才安然入睡。 

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如果孩子的妈妈没有奶水,那这个孩子可就要比较难喂养了,我没想到自己会是这样妈妈里的一员。女儿已经好几天大了,我这个当妈妈的还是不见有什么奶水。先生在婆婆的指挥下,找了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他给开出了据说是非常灵验的下奶药。婆婆跟我说,一般来讲一副药下去就能解决问题,当然为了百分之三百地可靠,他们抓了三副这种灵丹妙药。 

就是现在想起那些黑黑苦苦的中药,我都会皱眉头。也不知道那有绝方的老中医是怎样想地,那几副中药的药引子竟然是熬得浓浓的猪蹄子汤。你想想啊,苦苦的药就着油腻乎乎的猪蹄子汤,那味道,真是让人无法下咽。为了宝贝女儿,当时绝对是大义凛然地喝了三大碗怪味药。谁知道,这在别人身上百试百灵的仙丹,施展到我身上,就是加了三倍的份量,也全无功效。搞得婆婆在一旁嘀咕,“真没见过,还有没奶的娘。”虽然她的话听了是觉得非常不舒服,但当时就是非常惭愧,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满,实在对不起哇哇待哺的女儿啊! 

 女儿刚出生的日子,对初为人之父母的先生和我来讲,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初生的孩子没法喝牛奶,那时中国也没有formula(婴儿奶粉),我们要在鲜奶里加水稀释,这样孩子才能消化。要学会给孩子洗澡,换尿布,从吃到睡,样样都要操心,真真体验了养孩子的辛苦。 

 记得生了女儿以后,我基本不出门,当年中国的产假是三个月,三个月过完正好赶上大学放暑假,我就整整在家呆了五个月。每天的中心就是女儿的吃喝拉撒睡,眼睛每天看的也就是女儿。女儿一天一个样,她会对自己身边的亲人笑了,洗澡时欢快地拍打戏水,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做父母的心。等到秋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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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大学老师 2017-01-24 10:48:49

小的时候,大人和老师总爱问孩子们长大后的理想。上小学中学时,我也跟其它的中国孩子一样,当仁不让地为这个话题,写过若干篇作文。 

当然了,作文里写的都是一些伟大的理想,而在现实生活里的我,真实的理想,其实总是随着所处的环境在改变。 

比如上幼儿园时,理想是长大当幼儿园的阿姨;上中学时曾经干过车工,当然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人,而且最好是车工;后来在学校的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我的理想就见异思迁地变成了以后要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再后来下了乡,理想倒是没变成要当农民,主要是那活儿太累,当时的理想是如果能回城当工人或者当兵都行。上了大学以后,曾经有过一位让我非常崇拜的数学老师,知识面极广,可能是自己长大了一些,也成熟了一些,当时只是崇拜,没有把自己的理想定位为要当大学老师。上了研究生后,才切切实实地发现,如果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大学老师,是一个可能给你这样机会的职位。研究生毕业后,我就没商量地留在了东北工学院,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大学老师。 

许多人说,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我不反对。小时候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在心里讲话的孩子,也常常在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世界。不过我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可偏偏生不逢时,小学、中学正好跟文化大革命合拍,大家进步的标准是参加大批判、斗私批修、表衷心。让我去胡诌八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太勉为其难了。大家也不难想象,我小学到中学的表现鉴定,每年都有一条,“不积极踊跃发言。”这样,也就造成了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善表述。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讲故事高手,叙述起事情来,也会头头是道地从,“从前有个……”开始,常常讲地绘声绘色,带着很浓的自我陶醉的样子。 

在大学里当了老师,给学生讲课就成了谋生的职业。记得我是东北工学院自控系七七级毕业以来,留校青年教师里第一个上讲台的。当时杨自厚教授是系主任,他跟我说,“百草,让你成为系里年轻教师第一个上讲台的,先不在学院里给学生讲课,派你去铁西的工厂给那里的技术人员讲BASIC语言,先练练兵。” 

从后来发生的事看,杨老师说先练兵要是非常重要的,我讲的第一堂课就出了笑话。 

第一次上讲台讲课之前,绝对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地请教了一下周围的老教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一次课最多可以讲一章内容。我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准备了第一章的内容。当然,为了衔接上下文,也读了一下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但没有写后两章的教案。谁知道,人家说一次课讲一章内容,那是人家有教课经验,不能一概而论。轮到我的第一次,情况完全不同。 

记得到了讲课的地方,第一次站在讲台上,也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说话太快,总之是没有教学经验。一开始就来了个竹筒子倒豆子,齐次咔嚓,两个小时的内容,一个小时就让我给下面的学生突突完了。当时好心慌、好尴尬。好在那时候工厂的技术人员都比我大得多,估计他们看见一个文文弱弱的女孩子讲课,没人跟我发难。他们反而好心地说,“百草老师,你知道的东西不少,讲课可以慢慢来,多写一点板书,第二堂课可以采用我们给你提问题,由你来解答的方式。” 

那次讲课是在沈阳电缆厂,我一直对那个工厂的技术人员心存感激,他们能这样宽容地对待一个教学界的新人,对我以后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都有很大影响。以后在工作中,每次碰到新人不懂东西,和出了问题,我总能比较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经过第一次授课的教训,后面备课下了很大的功夫,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把课讲好。慢慢地,也摸索出,讲课除了要写板书外,还要有停顿,让下面的学生有时间消化刚听到的内容,讲计算机课还要多举例子。记得整个课程讲完后,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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