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去世的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1947年2月9日——2019年1月23日）是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去世是国际左派知识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埃里克·奥林·赖特1947年生于加州的伯克利。197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教职。2019年1月23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美国左翼网站《雅各宾》发表了数篇纪念文章，悼念他的生平与学术要旨。本文以下部分是根据《雅各宾》网站的一篇文章编译而成。

阶级的中心地位

埃里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阶级理论家，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有趣的是，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意图是简明地厘清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以便转向他的兴趣所在——国家理论。但是他很快发现：不能简单地处理阶级问题。那时他想：搞清楚阶级概念的地位，理论上的看法，实践中的预测等等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几年。

结果，在之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四本专著、几十篇文章，并且利用了散布在好几个国家的一个研究小组的成果。不过，当他走向下一个计划的时候，埃里克不仅比此前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好地细化了阶级的概念，他还迫使主流学界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承认阶级概念的有效性。

虽然他经常被描写成“新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用来说明他脱离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埃里克对阶级的概念化把握完全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它有赖于三个中心命题。

首先，主流理论家们把阶级和收入联系起来。埃里克重新确立了马克思的观点，即阶级是一种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当一个群体通过控制另一个群体的劳动力来过活的时候，剥削就产生了。因此，收入不是决定阶级的要素，如何获取收入才是。

其次，由于阶级依靠强制性来获取他人的劳动力，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对抗性。阶级分化使得统治阶级牺牲被统治阶级的福利，因而往往激发后者的反抗。

第三，在一定条件下，这一对立会导致阶级之间有组织的冲突，或阶级斗争。

不过这一配方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制造了一个中心难题：我们该如何看待中产阶级？假如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制度，其中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那么位于两者之间，看来哪边都不属于的人们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店老板，或者领工资的专业人士。他们算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应不出以下两种：第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身会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资本主义会把中产阶级消灭掉。马克思自己的某些表述给出了这类暗示：长期而言，在这个阶级中的人群或者跌落成工人阶级，或者爬升到资产阶级的位置。这一概念上的挑战是有期限的。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认为虽然许多人看上去位于“中间”，其实不过是一个仔细检查就会消失的幻觉。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仔细检查，大多数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只是工人罢了，其中有少量则是资本家。

于是，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只会存在两个阶级。另一种观点宣称现在也只有两个阶级。无论哪一种看法，都只有两个阶级。

埃里克不同意以上任何一种观点。首先，要明确：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残余的、长期而言必然消失的类别。资本主义积极地创造出我们归入那一阶层的职业：小店老板、中层管理人员、领工资的专业人士，等等。其次，尽管许多“专业人士”只不过是高级技术工人罢了，其中许多人不止于此。他们对于其他工人拥有真正的权威，他们的收入仅有部分来自于薪水，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拥有真正的控制权。他们的权力和选择项看来与雇佣工人有性质上的不同。因此，中产阶级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把它结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

埃里克的解决方案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深刻。他把中产阶级定义为兼具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元素的那些人群。小店老板具有资产阶级的某些性质，他们拥有生产的手段；也具有工人阶级的某些特点，他们不得不积极参与商店的工作。中层管理人员拥有某些资本家的权力，他们可以对工人弄权；但是和工人一样，他们对于投资决定并不具有真正的控制权。

因此，埃里克著名的结论是：中产阶级在阶级结构中占据了矛盾的位置。在政治上来说就是：该阶级在客观上被拉向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劳动力，另一个是资本。其成员走向哪个方向是无法预测的，取决于政治状况、环境条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配合。

现实主义的梦想

埃里克知道：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当作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它具有规范化的内涵。认为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就是在道德上谴责这一制度。这一看法促使我们向一个新的社会努力，那样的新社会不依赖于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系统性的压迫，个人的发展不会被剥夺和不安全所扼杀。

然而随着二十世纪接近尾声，许多进步人士丧失了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信心。在左翼人士的黄金时代，人们的希望来自两个源头：一是苏联的存在。那时候人们以为苏联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能够被超越的活生生的例证。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特别是其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许诺：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将让位于新的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都让位于更先进的社会组织那样。

这两个信念在二十世纪末都陷入了困境。苏联模式不仅崩溃了，而且其结局看上去质疑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本身。许多的，也许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有严重的缺陷。

通过长期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磨合，埃里克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好友杰拉德·寇恩（Gerald Cohen ）发展出来的。历史不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左翼人士中的大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持不确定的态度；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清楚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具体应该如何。

认识到这对于政治实践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埃里克发动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下一个大计划：真实的乌托班系列。其基本想法很简单。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感染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蓝图的轻视，结果常常是退化成乌托邦式的狂想。埃里克指出：对社会模式的这一标准化的拒绝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要求人们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作出牺牲、冒点风险，他们需要知道他们为之努力的是什么，不能仅仅是一系列的原则。他们需要知道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发动这个真正的乌托邦计划的目的是为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机构产生具体的提议。其乌托邦性在于那些提议的意图很宏大，敢于思考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安排。同时，它们脚踏实地，是以资本主义内部的真实经验为基础的。

这一计划背后的基本论点表述在他《想象真实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 一书中。但是，与之前那个关于阶级结构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是国际性的、协作性质的。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它获得了几十位前沿学者的参与，编辑出品了六册书，各自围绕一个具体的提议，比如立法改革、性别平等、工作场所的民主化，等等。

道德上的坚持

埃里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持续了半个世纪。他接触到这一理论始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那时候，他大学里的同龄人有许多变得激进。后来尽管他那一代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埃里克却坚持了下来。

更异乎寻常的是：他是在几乎没有得到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埃里克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他没有依靠左翼知识分子环境如《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或《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他在当地的政治领域也不甚活跃。他的社会背景也好，知识背景也罢，都没有引导他几十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元素。

埃里克的坚持发自内部，来自一种单一的道德和知识完整性。他是少数一旦认识到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根本不能抛弃该命题的人。他坚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的道德指南针不允许他偏离这条道路。事实就是那么简单。而恰恰因为简单，所以如此惊人。埃里克的坚持不懈纯粹是从他个性中汲取力量，即便当社会的、政治的支持都无法维持他那一代人中的那么多人的信念。

…… 

在埃里克最后的几篇博客文章中，他拒绝对来世进行罗曼蒂克的幻想。他写道，“我是一粒星尘，偶然掉落在银河系这一美妙的角落里。”这么说不太准确。是的，我们大多数人仅仅是星尘。然而少数、极少数人决不仅仅是星尘。安息吧，埃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