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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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最后一名治疗白内障的病人出去了。这时传来毛的决定︰用针拔的方法。毛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

    在游泳池大厅内，用布幔隔成一间手术室。针拔白内障手术就在这里完成，由唐由之和高培质医生治疗。在整个手术过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旁守著。

    手术前，唐闻之向毛说明整个手术的细节。开始时，毛有些紧张，后来也就放松了。毛说︰“元朝人萨都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麼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

    手术很快，从注射麻醉药到针拔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鐘。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

    手术切口恢復很快，十天以后去掉了盖眼的敷料。刚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唐闻之医生向毛解释，将水晶体拔开了，等于瞳孔里缺少了一个凸镜，所以要眼镜才能看得清。毛同意配眼镜，但是不肯验光。这样只好配了好多副眼镜试验。此后，毛又自己看文件了。政局随之突变。

    原本打算十月中旬要做左眼的针拔白内障手术。但此时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运动转為佔了上风，又透过毛远新、张玉凤不断向毛说邓的坏话。汪东兴眼见局势如此，非常担心。汪同我说︰“现在紧张得很。江青他们四个人要扳倒邓副主席。主席怎麼样下决心，还不清楚。你们这些医生可千万要慎重，不要再在治疗上提出什麼新的建议。主席正在一肚子气，你们可不要撞到刀口上。”

    这些话我又不能如实告诉医疗组的医生们，因為这是“中央内部的核心机密”。我只能同大家说，现在毛很忙，我们先按目前的治疗做下去，不急于提出新的建议。

    可是医生们非常认真，特别是眼科医生，大家纷纷提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法。

    汪东兴深恐在医疗问题上，引起毛借题发作。他决定医疗组的医生们，暂时各回原来所在的医院，需要时再行集中。只留下内科医生胡旭东和两位耳鼻喉科医生、一名麻醉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住在游泳池附近的工字楼，做日常性的照顾。我仍住在中直招待所，继续主持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到十月底，毛的病情大变，咳嗽、痰、气喘加重，每昼夜二十四小时排出的尿量不足五百毫升。毛不让我见他，我只能从护士那打听他的病情。尿量不足可能是由于心、肺功能差，或是肾脏有了问题。这时输液成了必须，但需要做身体检查才能确定。

    汪东兴又迅速召集所有的医生，决定让内科陶桓乐医生住进游泳池旁的工字楼。

    情势十分紧张，胡旭东的压力特别大。他不想待在医疗组，可是又不能走。夜里胡旭东吃了安眠药，烟头丢在棉被上。棉被、褥子、床单、枕头慢慢引燃，產生极浓的烟。胡在屋里，被烟燻，昏厥过去。胡被送去北京医院，诊断是气管灼伤。胡在院中待到毛去世。

    于是我又搬回中南海工字楼。我向张耀词提出要让神经内科的医生住进来，好密切观察。但是张耀词不同意。他说︰“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麼好让他们进来？”

    我说︰“怎麼能由张玉凤决定用哪些医生呢？在这样重病下，没有专科医生参加，一旦发生了问题，怎麼样向别人解释呢？我想口说无凭，我写一个报告给你，你批了不同意他们进来，我自然照办。”

    张耀词叫我不要写报告了，他再去同汪东兴商量。第二天他告诉我，汪同意让这三位神经内科医生全住进工字楼。

    毛和张玉凤开始每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台湾和香港影片。游泳池大厅的北端，也改装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室。每次放映，一定叫医疗组的医生们都去看，不去也不成。因张耀词说了︰“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重病，我们值班看电影。”有时弄到半夜两三点鐘才结束。

    反邓小平运动情势升高。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给毛。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拿给邓小平转，邓小平则交给了秘书局，秘书局再转给毛。

    毛远新自然担护迟群和谢静宜，说他们两人切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后来将这封信当成攻击邓小平的箭靶。毛觉得刘那封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著他的，而且邓小平偏袒刘冰。毛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独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反映。”

    十月，毛与毛远新多次秘密会谈，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做成书面指示。这些指示只在高干之间流传，其中包含不少对邓严厉的批评。毛认為邓的领导方式有重大问题。但毛觉得邓还可以改造，并不想斗垮邓。

    此时毛的身体更加衰弱，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连续吸氧气时，只要稍有停顿，立刻出现缺氧癥状。吞咽十分困难，但毛仍然不同意下胃管鼻饲。只能在左侧位，使糊状食物流入食管。

    為了补充营养，医生们研究给毛静脉输入人体必要的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于是我们通过外贸部门，从美国和日本买来静脉输液用多种氨基酸。

    张耀词又传来张玉凤的意见说，医生只会给病人用药，自己却不试试。

    吴洁、陶桓乐都说，即使在北京医院，天天治疗高级干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是输入氨基酸，如果做外科手术，难道也要求医生自己先体验一下不成。

    最后我挺身而出，接受了静脉输入氨基酸试验。因為进口的数量并不很多，所以只给我输了一次，其他的留给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