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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打桥牌和上厕所 2019-11-11 09:29:37


美国桥牌协会(ACBL)每年有两场特殊的全国比赛,全国队式赛(Grand National Team)和全国对式赛(Grand National Pair)。两者均分ABC三级,类似于拳击和摔跤中的重量级,轻量级等等。ACBL 26个区,队式赛每区产生一队,对式赛则每区产生两对。先是区内选拔,决赛,然后在夏季的全国比赛中同时举行这两种比赛的全国决赛。

我在1994年还是C级,应朋友之邀,参加纽约区的B级队式赛,取得了第二名,无缘全国决赛,但这点大师分已足够使我成为终身大师,拿到金卡。拿到金卡后,我很少参加比赛。尤其是来到马里兰后整整有15年没参加任何比赛,连会费都不交了。就像辛辛那提大学物理系一个华裔教授,拿到终身教职后,一篇论文都没发表。退休以后,我重新加入,天天在网上打,赚点大师分。但领救济金的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到现在还未过1000分,总算是B级低端了。有点像38式老干部,到文革才混了个处长。

今年应A级朋友之邀,参加全国队式赛的A级选拔赛,一方面是与有荣焉,另一方面则是“亚历山大”。比赛地点正好是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市,压力就更大了。还好,我们赢了,还是小组第一。其中有两副牌似乎值得一提。

第一副,我持 S AQxxx H Kx D KQxxx C x,很好的14点。同伴持S Kxx H Axx D Axx C Jxxx,不错的12点(低限)。同伴开叫1C,我1S,他1NT。我2D,这是一个约定叫,询问是否有3S4H。同伴实话实说,2S。尽管我只有14点,但我看到了满贯的可能性,跳叫4C,告诉同伴C单张小牌。同伴尽管只有12点限,现在知道除了CJ浪费,其余11点都是有用的,就扣叫4D表示DA。这4D对我的KQxxx来说犹如天籁之音,我4NT问关键张,5D(表示3张),没有任何悬念的叫到6S。将牌必须2-3分配(65%),D最好也是2-3。但D1-4,还有一个额外的机会,就是4D的人同时持有3张将牌。所以我就先打两张将牌,看到双方跟牌。然后两张方块,希望D 1-4并有那个额外机会,这样肯定敌我双方都会喝彩。D也是2-3,我就摊牌了,打了个26分的小满贯。敌人停在4S,我们赢了11 IMP(无局)。

另一副牌则较有戏剧性。我持 S void H xxxx D QJT9xxx C KT T = 10。同伴持S Axxx H Kx D AK C QJxxx。双方有局。同伴开叫1NT,我2S。按照约定,他必须叫3C,我可以Pass,或改到3D,他必须Pass2S以后,我下家加倍。我同伴可以不叫,但他出于种种目的,叫了3C。在另一个桌子,我们的同伴决定Pass。最后定约3D+5,没有任何悬念。在我们的桌子上,我的上家挤进来,3S。我决定叫4D,同伴看到成局希望,加到5D。事后分析,我们叫到5D完全是敌方,主要是我上家的强悍叫牌导致的。如果他不叫,我这3D是迫叫的,我可能只有点,所以同伴必须Pass。他的3C与此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他叫了3S,这4D就成了自愿性的,即所谓自由叫(Freebid),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同伴可以Pass,但他的5D现在就变得非常合理了。

开始打牌了,是我主打5D,应该是我下家首攻。结果我上家搞混了,拔出SJ,我们叫裁判。老太太裁判说,我(不是我的同伴)有5种选择。(1)接受错误,还是我主打,同伴成明手。(2)和(1)类似,但我的同伴主打,我的牌成为明手。。。我有点慌了,就问是不是听完一个选择,马上要做出决定,前面不能返回,就像有些客服电话XXX请按1YYY请按2。她说不是的,我可以听完全部五种选择再决定。我说不用再听了,我就“请按2”。我解释说,我同伴打的比较好,就让他打。再说作为明手,我也可以上个厕所什么的。这当然是开玩笑,主要是桥牌中有一条基本原则,尽量让强牌主打,而弱牌成为明手。

打牌过程并非平淡无奇。同将吃SJ,这样敌方就不知道SA 在哪儿。然后他打“明手”的CK,我的下家CA拿下,打出H,同伴就可以摊牌了。抽干将牌后,“明手”的H失张,可以垫在CSA下。。我事后问他,如果敌方CA忍让,他是否有麻烦。他说是的。但是他还是能打成。这时候,他必须指望HA飞中。这样可以用DA将吃一墩H,再用SA垫掉一张。

我说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上厕所自然是开玩笑(我并没有去),但打牌时上厕所有时候也确实是个问题。有一次在网上打了一个多小时,敌方有个人就是一次明手都没轮上。他急得大叫,要求他同伴是不是胡乱叫个什么,让他可以上个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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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 2019-10-18 06:22:47

最近国内网上流传一篇文章,是关于前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丁永宁的一份内参,使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陈慕华在人大常委会“诚恳”检查。在写这篇短文时,微信链接已无法打开,说是内容涉嫌侵权,所以不是假新闻。但电脑上还可以找到

丁永宁

1978年时,由于闭关锁国,“中国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线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这条线了(原文)。而这条线一周只有两趟,一票难求,旅客滞留就成了常态。”

1978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在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

当时陈慕华副总理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代表团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让篮球队搭乘专机回国。女篮队员很早登机,只等副总理告别宴会结束,就可起飞了。

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她们下去!”苦苦哀求无效。

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客厅。过了一周才买到民航的机票回国。

丁永宁当时在国内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回罗马尼亚后,使馆人员气愤地对她说起这事。丁永宁也火了,“如此严重脱离群众,这事犯众怒!”在稿件中,她写道:

“副总理乘专机不是个别现象,现在出国访问,凡是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参谋长均是专机。大量使用专机是一种讲排场的坏作风,是封建落后思想的表现,党和国家的威望不靠这些来提高。相反,凡了解我国目前经济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人,只会暗中耻笑我们,它有损于我们的社会制度。

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处处都应注意节约,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

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几位主要领导人。”

陈慕华为此事在人大常委会作检查。从此以后,取消副总理级出行专机,只有党政军等四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坐专机。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今天。

丁永宁,好样的!

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日本和韩国同时举行。与此同时,G7峰会在加拿大举行。峰会期间,传来了德国队进入决赛的好消息(对施罗德总理而言)。施总理决定去东京观看决赛,他让总理专机载着代表团其他成员先回国,同时与日本首相小泉商量能不能搭个便车,坐小泉的专机一起去东京。消息传出,德国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副漫画,施总理站在机场跑道尽头,手里举了个牌子,“需要便车”(Ride needed)。

现在给读者留两个有关联的思考题:

(1)假如中国足球队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假如!不要紧张),我们的正国级领导人(过去的和现在的)会不会前往观看。

(2)假如决定去,但当时是施总理的情况,他会像施总理那样搭便车,还是坐专机前往,让代表团其他成员坐民航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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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自有真情在 2019-10-17 09:51:16

我从小患有扁桃腺发炎, 一发就是四十度高烧, 重则住院,轻则休课数天。 以后去了黑龙江, 发作的更是频繁。 一旦发作, 只好一个人睡在知青宿舍, 就着家里带来的肉松, 啃几口冷馒头, 或喝点大碴子粥。

 

1971年1月我第一次探亲回到上海, 妈妈心痛的不得了, 说在沪期间无论如何要开刀割除。 我家住在松江, 县医院据说条件还不错, 但没法开, 所以要转到上海瑞金医院(现广慈医院)。 我们那时不能直接去那儿看, 必须转诊, 有点象美国看专科医生必须由家庭医生转诊。 妈妈就带我去县医院的外科。那时我还不到16岁,外科一问年龄不让看, 说要看小儿科, 于是妈妈就带我这个知青去小儿科排队。 验血验尿以后, 医生叫我们第二天来看结果, 开转诊单。 第二天,医生满脸愁云, 告诉妈妈,我小便有四个“+”, 在查出病因以前, 扁桃腺是不能开的。 于是又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包括X光,也没查出什么, 最后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炎, 要我静养, 淡食, 他警告说, 如果不小心变为慢性,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于是我就天天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因为要淡食, 妈妈要为我单独烧菜, 但再好的东西, 不加盐烧出来,就成了忆苦饭。 有一次她托人买了瓶无盐酱油, 给我煮了碗面, 吃了没几口, 我就全部吐了出来。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半夜, 我忽然腹部剧通, 妈妈知道我相当能吃苦, 痛到这个地步, 肯定不是一般的痛, 就叫了三轮车去医院。 医生说需要第二天去上海做检查。 因为怕影响检查准确性, 还不能打止痛针。 好多年后, 有人说其实可以打阿托品, 但已是马后炮了。 到瑞金后, 医生说要做肾盂造影, 就是隔天晚上吃泻药, 检查前打一针静脉注射, 然后在腹部压上三个沙袋, 用一根帆布带拼命往里压。 然后拍好象五六张片子。 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输尿管结石六颗,右肾三分之二积水, 需要手术, 因为从病房手术室到开刀医生都要排队,估计至少要等半年。 妈妈也不懂, 就问了一下我是否要继续淡食, 医生说不用, 我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

    回家以后,妈妈告诉略有医学知识的同事, 他们说这怎么行, 2/3的水, 不到半年, 这右肾就要摘除了。 妈妈于是再带我去上海, 去求医生开恩, 医生也表示没有办法。 最后有一个医生说, 如果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能出个证明, 住院处一般会考虑。 于是妈妈叫我自己去外婆家, 她去学校开张证明, 否则乡办怎么会听你。 那时全国都极左, 但妈妈的学校比去世的爸爸的学校还是要好得多,就开了张证明, 希望乡办照顾等等, 也没有提家庭背景。 那时上海松江没有高速, 一次单程将近两小时。 那几天, 妈妈把班级几乎全部拜托另一个老师, 两天跑了两个来回。

    当时的市乡办在威海卫路上一条极小的弄堂里, 好几十人在排队, 只有两三个人在接待。 妈妈把学校证明及我的边境居民证给他看, 告诉他我还不到16岁,请他千万照顾一下,言语之悲切直到我自己有了女儿后才能感受到。 接待同志态度很好, 记得不到20分钟就替我们出具证明, 请瑞金医院尽早安排。 妈妈胆小, 问他万一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再来找他, 他说可以。妈妈问他贵姓, 他说姓项。

半个月不到, 我住进了医院。 手术是正好在瑞金的华东医院的一位胡医生做的, 很成功,一星期拆线。 据行家说, 刀口很直, 说明医生技术很好。 他们把输尿管扩张,取直, 然后让我吃中药, 把结石排出, 最后积水会慢慢自己消除。三个月后,我再做造影, 但是片子当天不能看。 当时我们队里还有四位上海去的干部, 其中有一位是老李,李顺荪,回上海来看望知青,也来到我家, 妈妈的那个班正好是分配季节, 要去云南农场, 妈妈要挨家挨户访问, 实在走不开, 就问老李能否陪我去医院看片子,老李一口答应。 

几天后,我起了个早,做公车去上海老李家,记得在济南路,离瑞金医院不远。到了医院,老李替我排队、挂号,去放射科取片子,然后看医生。医生告诉老李,手术非常成功,六颗小石子已经全部排出,右肾积水已基本消除。同时嘱咐我要多喝水,不要吃的太咸等等。谈话中,几次向老李提到“你儿子”,老李也没有更正。

以后下乡上山运动结束,政府没有实践当初许诺,让这些上海干部回上海。老李去了苏北的大屯煤矿。而我来了美国,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惊悉老李几天前去世,仅以此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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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咬耗子--诺贝尔情节 2019-10-14 18:32:57

每到诺奖季节,看到中国又是榜上无名,总有一帮“有识之士”慷慨激昂,来一番狗咬耗子。“有识之士”中,基本上就是我这样的半吊子,市井小民不在乎,专家们则根本不屑,至少装着不屑。

本“有识之士”以前就此事也发表过一些社论,但远没有达到年年讲的热情。这次是因为最近读完了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以及一篇关于叶企逊先生的文章,感触良多,反正退休没事干,就再来“慷慨激昂”一番。条理相当乱,次序和重要性没有关系,或许这儿就没法区分重要性,所以小标题并不标识1234

高中文理科分班

这个绝对是馊注意,那些诺贝尔大国,哪个是文理科分班的。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一分班,明显就是暗示他们,这些需要学,那些不用学。尽管没有说不许学,但这些小家伙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文科熏陶,对于将来成为理科大牛,到底有什么帮助,具体还真不好说,我有幸知道一些这方面例子,供大家参考。

Edward Witten,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流场论专家,或许就是第一。当初H 因子刚发明时,他是世界第一,H因子109,就是说有109篇论文被超过109人引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学本科是文科。他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是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竞选团队一位负责人,具体职务已无法查证。

Paul Esposito,这个不是名人,是辛辛那提大学物理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他的本科专业是Classics,一个和历史相近的专业。有一次因为工作查询资料,发现某一年,他在物理学界的顶级杂志《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一口气发表了五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做理论的,那五篇文章是和系里一位做实验的教授合作发表的。那时候他研究的是理论凝聚态物理,2010年回母校参加校友会,我发现他和那些高能物理教授坐在一起,原来他“改行”了。

50年代初,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率团出国考察,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贝时璋等人。旅途闲暇,有人拟了“三强韩赵魏”上联求对,这上联因为“三强”即是钱三强的大号,也是三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简称。华罗庚以“九章勾股弦”作对,“九章”是我国古代数学著作,其中首次记载了我国数学家发现的“勾股定理”,又刚好是代表团成员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大号,对的真是天衣无缝,珠联璧合。华先生的文学功底是哪儿来的,真还不好说,他因为家境困难,连高中都没有念。

几年前我发表这些感想时,忽然想起,台湾文理科也是分班的,但是李远哲。。。我马上向太太查证,她说,李远哲念书的时代,真还是不分的。

标准答案

中国目前的制度,是不鼓励质疑标准答案的,文科尤其如此。这儿不能多说,很容易政治不正确。

中国还有一种另类的标准答案,那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即使错了也要讲出个道道来。北大校长的“鸿鹄之志”,认个错不就完了,非要长长一篇,就是想说,错的情有可原。堂堂故宫博物院赠送锦旗,会来个“撼祖国强盛”。群众质疑后,还要强词夺理,这个脸就是不肯丢。。。等等等等。这种“指鹿为马”式样的教育,你能指望被教育者将来得诺贝尔奖吗?

文科如此,理科居然也有,还是我的亲身经历。他们也不狡辩了,干脆不理睬。相比之下,普林斯顿考试委员会出“错”,负责此事的教授当即写信向一个高中生认错。这儿打了引号,是这个“错误”实在太高级,要不是这个高中生超级厉害,常人根本发觉不了。美国精算师考试出错,我写信指出后,约两星期后收到回信,诚恳认错。所有考生的成绩,因为此题进行了调整。我则明显因为举报的原因,给了满分。

终身教授和肚量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终身教授制度,国内很少有人明确反对的。但要自己做,就有点叶公好龙了。有一年诺奖季节,众人慷慨激昂之后,有人冷冷地来了一句,Nash 如果在北大清华,早就被赶走了。

我所在的辛辛那提大学物理系,有一位华人教授,得到终身教职后,硬是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学校也没有拿他怎么样,或许也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只是退休时,他也想申请个名誉教授(Emeritus),在系里保留个办公室,说是要继续做研究。这就对不起了,你上班时不做研究,退休了倒要做,谁会相信你啊。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假如想开自助餐厅,就要有容忍大肚汉的度量。当然,自助餐厅理论上浪费是不允许的。

伯乐的水平

要成为伯乐,除了学术水平,道德水准或许更为重要。从“标准答案”一节可见,现在许多号称伯乐的,道德水准已经大不如前了。这儿介绍一个70年前的伯乐三人组。

1945年,俞大维提出,要从西南联大选出一些优秀学生到美国深造,向美国学习造原子弹。得到批准后,他和有关官员决定由曾昭抡(化学)、吴大猷(物理)、华罗庚(数学)组成甄选小组,各从自己专业选两名学生,六位精英是唐敖庆、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亚、孙本旺、徐贤修。他们没有选拔考试,全是伯乐一句话。当然,伯乐们肯定和副伯乐或助理伯乐有过讨论。从这个候选人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伯乐们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准。

前面说到,写这篇“社论”一个原因是最近看了一篇关于叶企逊先生的文章。叶先生堪称伯乐的伯乐。。。他一共培养了79位院士,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一半以上是他的门生或门生的门生。叶先生后来死的很惨,这篇短文自然不便涉及太多,详情可参看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或《最后一代大师》。即使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叶先生本人也不一定能得到诺贝尔奖,但使物理化学两科的国人得奖日期大大提前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以一个真实的“笑话”作为这篇很杂乱的短文的结尾。十几年前一次会议期间,有记者问杨振宁先生,中国大约多久会得诺贝尔奖,杨先生坚定地说,二十几年。记者问哪方面的奖。数学奖。也不知是记者使杨先生出了丑还是杨先生使记者出了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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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车夫 2019-09-24 06:38:18

我给朋友开了一张支票,半个多月了,还没兑现。今天早晨走路碰到她,就提醒了一下。她谢谢我,说可能放哪本书当书签给忘了。

有人请爱因斯坦讲解相对论,再三强调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爱因斯坦说,当你和一个漂亮姑娘聊天,聊了两小时,觉得只过了两分钟。当你坐在一个面包炉边,才两分钟,你觉得已经有两小时了。

爱因斯坦到了普林斯顿,一如既往穿的邋邋遢遢。有人劝他穿的稍微正式点。他说,反正大家都不认识我。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邋遢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有人劝他注意影响。他说,反正大家都认识我。

爱因斯坦出名以后,请他演讲的络绎不断。时间长了,一是有点无聊,二也有点累了。有一天,他向马车夫诉苦。车夫说,先生讲演这么多次,我都知道怎么讲了,以后就我来替你讲,先生在下面打瞌睡休息。讲了好多次,相安无事。观众热烈鼓掌,车夫很有风度的答谢。有一次,有人问了个问题。车夫回答,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请我的车夫解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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