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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中共真有那么经打吗? 2018-07-08 09:40:16

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贸易战,亲中共的论者都认定中共拥有更强的抗打击能力。只需死拼熬下去,让双方的“伤亡”都不断增加,最先让步求饶的只会是美国。以刚及美国一半稍强的经济总量、六七分之一的人均和严重落后的科技,而有如此自信,底气则最终来源于专制暴政特有的超强能力以迫使国内民众长期忍受最大化的苦难与牺牲。

 

“制度自信”如此,其实并非中共的创新。太平洋战争后期败局已定之时,日本法西斯乞灵于“神风特攻队”之类的战术以刻意造成双方重大伤亡,赌的就是这种“制度优越性” —— 面对越来越惨重的代价,民主制下的美国公民有权利迫使政府妥协,而军国主义暴政下的日本臣民则绝无任何权利反制其政府,只得拼下去到死光为止。后来的韩战期间,毛泽东也有类似的算计:美国政府必须对付民间的反战压力,而“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比较好办”(《毛选》第五卷,凭记忆)。日本“一亿玉碎”的死扛换来的是两颗原子弹,毛泽东却确实用更多的中国人命在朝鲜硬换来了一个平局以欺骗威吓还没死绝的中国人。豪赌如此,结局虽难预料,道义上的极端残忍却从来都是一样的。

 

“神风”贸易战这次就一定能奏效吗?恐怕未必。

 

毫无疑问,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中国人正是世界上忍受饥寒、恶行与暴政的冠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几千万人宁可饿死也不造反,死后居然还从置他们于死地的中共嘴里换来了多好的人民啊的嘉奖。但二十九年前的六四屠杀以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下注于此类“历史经验”变成高风险的“刻舟求剑”。

 

六四屠杀震惊世界,最终导致苏东集团土崩瓦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破产。中共的统治得以死里逃生,实际上得救于它强迫中国民众接受的一个“刀下之盟”。根据这份血腥契约,被统治者一方放弃对普世人权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以换取统治者一方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让步。从此以后,中共默认自己的统治已经丧失政治、道德与意识形态上的全部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只能以快速增长的经济为合法性的唯一替代来源。六四以来的当代中国史,也就是一部中共政权被GDP的鬼影追着跑的历史。为了经济增长,中共宁可付出任何代价——资源的穷尽,环境的崩溃,对经济和文化精英的让步与收买,最基本理论上的自打嘴巴(共产党以资本赚取剩余价值),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全社会腐败…… 只因为它明白自己从此是活在借来的时间里,而经济增长是它剩下的最后一个机会。

 

一次又一次,经济增长(实际的加上掺水的)被它用来堵住民众的嘴巴,为其它一切恶行与暴政作了辩护。至今为止,每一次都还算有效,但说到底这也是唯一还有点效果的东西。而作为签署了这一血腥契约的另一方,民众也一直死死地将经济作为了自己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共暴政下的民众,在滴血的屠刀下被迫接受了这个“猪权换人权”的契约,近三十年来忍受了上述所有的恶行与暴政,而任何合理的不满、抱怨与申诉,都被中共用一句话堵住了嘴:看你那食槽里还有些饲料,你还想要什么?长期非人化 dehumanization 的过程,造成他们事实上的亚人类(subhuman 生存状态。不仅如此,中共对民众在信息、新闻、言论和信仰的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彻底剥夺与严酷钳制,无异于把他们的眼睛蒙上、耳朵塞住、嘴巴捂牢、脖子掐紧——犯下了现代社会里连施之于猫狗之类也绝对非法的虐待动物罪。今天的中国民众其实就正处于这样一种亚动物(subanimal 的生存状态之中。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本能地自认为也是哲学家,而他们唯一知道的哲学就是“民以食为天”,这点可怜巴巴的“食”其实早已不仅是他们的“天”,也是他们的“地”,是他们被剥夺后剩下的全部天地与世界,是他们被允许为之而活着的唯一“意义”。

 

而这个眼看连那点饲料都要拿不出来了的暴政当局,现在要求那些“亚人类亚动物”的存在物在它的“神风”贸易圣战里和美国人比拼谁更乐意受饥受寒挨打挨揍流血牺牲,谁更愿意死熬到最后?为什么他们要配合中共来“毁约”?此约一毁,他们还剩下什么值得活下去?        

              

太多的人夸大了那或许并不存在的美中两国经济之间的所谓“确保互相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却看不到同样的疯狂(MAD)今天更实在地是存在于中共政府与民众之间。

                             

中共维持其统治的重要秘诀之一,就是根据具体形势的需要,将中国巨大人口的部分或全部,随时变成某种“东西”:朝鲜战场上的炮灰,“二十年稳定”的首付款,交换最惠国待遇的人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后,面对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中共暴政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就是在血腥屠刀的淫威之下,剥夺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而代之以反人类的“猪权”。在中共眼里,漫天雾霾之下,十四亿为温饱生存日夜挣扎互咬的人猪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绝世奇迹。一片oink oink 声中,他们悠然自得,有恃无恐,“天下莫予毒也”。

 

殊不知,当饲料成了他们的命,饲料也就成了你的命。饥饿的家猪随时都会变成愤怒的野猪,那一刻,他们将吞下天良丧尽的肉食者。

 

当你们把“万物的灵长”变成“人猪”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同时也已经 turned you into their bitches?

 

 

July 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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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战略论 2018-03-28 17:12:48

                                                          一
川普并非美中贸易战之发动者。此战早由中共发动,不宣而战,兵不厌诈,三十六计,游击战加上超限战,已有数十年。美国伤亡惨重,年复一年,小败积为大败,几近全线崩溃,绝地反击既是long overdue 又是不可免,better late than never.

                                                          二
所谓两败俱伤论其实荒谬至极。

整个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美国远小于中共;美国就业依赖对华出口的程度,远小于中共就业依赖对美出口的程度;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系统远优于中共;美国另找进口来源的难度,远小于中共另找出口市场的难度(read “TPP”);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一出国门就跟哪个单位的饭菜票掉在大街上差不多,外贸顺差就是中共手中硬通货的主要来源;而美国却没有任何靠出口赚外汇的需要;美国的盟友远多于中共;中共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像美国这样慷慨大度的贸易伙伴(不信让它到欧盟去试试运气看);美国制度与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自由民主的宪政,川普入白宫赢的是程序正义;而中共是强盗以暴力抢得政权以后又身兼窃贼,意识形态与道德早已彻底破产,其全部合法性命悬于一句但看你那槽里不是还剩有几口饲料吗?

道义是非、实力强弱、盟军盟友与抗打击能力各方面都如此悬殊的双方发生一场贸易战,俱伤虽不可免,两败却是如何算出来的?这还逃不出两败,天下还会有分输赢见胜负的战争或任何意义上的冲突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两败吗?

                                                          三
战争与冲突,并不总是要求参与各方的全部同意。无宣示不承认,不还手只挨打,战争仍在进行,伤者自伤而败者照败。两军相逢,勇者不必胜,怯懦者则必败无疑。不敢牺牲不肯付代价,面对中共这样的暴政强权,就只剩被征服被奴役一条出路。

当年肯尼迪若屈服于苏联的核讹诈,美国人今天仍只得日夜苟活在古巴导弹威胁之下。相较于那场导弹危机,今天这场被渲染得世界末日般的美中贸易战,恐怕连儿戏都难算上。

                                                          四
贸易战代价与风险再大,比不了真枪实弹的战争。而美国若连这样一场被中共打到头上来的贸易战都不敢还手应战,结果反而将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与中共刀兵相见于下一次世界大战。

中共治下的中国在本质上不能不是美国的敌国,因为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自身就已是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美国及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存在,就明示了中国人今天在中共暴政下的那种生存方式,不仅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而且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最起码的生存方式。当年习近平还必须以卖傻待位为第一要务时,一提起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当场忍不住破口大骂。佛洛伊德式的slip of the tongue, 暴露了半夜里每每惊醒他的中国梦的是什么——觉醒的中国人不再肯做猪。美国与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一天,中共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上就一天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信与安全感。几十年韬光养晦,占尽了美国的种种便宜,心里最怕最恨的还是美国,一意要颠覆要取代的也是美国。注了水的GDP 勉强才过了美国的一半,人均才到五六分之一,就再也等不及要四处亮剑了。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境外敌对势力成了中共国内一切弊政恶行的终极原因,美国的一座座城市包括千百万居民也只不过是中国导弹射程的计量单位而已(这个能打到洛杉矶,那个能摧毁纽约……)。如果美国继续以每年数千亿美元补贴中共如此崛起,则十年二十年之后,以其专制制度特有之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榨干民脂民膏以穷兵黩武)的魔鬼效率,一个中共抵今天的十个俄国也不是天方夜谭。面对那样一个对国内国际都只死认一条丛林规则的monster, 那时候美国和整个世界该怎么办?

March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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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僵尸”政权 2016-09-27 17:32:46

钟持之

 

 

 

人类历史上,至今还从未有过另一个政党象中共这样,在对其治下的亿万国人犯下如此残暴与长期的罪孽,使他们承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与屈辱之后(想想三年大饥荒毁灭的几千万无辜生灵),却仍然在执掌着国家政权。

 

世界的“奇迹”,中国人的耻辱与悲哀。

 

中共政权任何可能曾有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至迟已被一九八九年在北京街头对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完全勾销。示威,游行,请愿,绝食,拦军车等行为,无论在政权眼里是如何大逆不道,在学生与市民方面,其实还是出于对这一政权尚存某种道德底线的信任或最后希望 ——只要有可能他们总宁愿先选择非暴力的解决方式?总不会真的看着这些青年男女学生一个一个活活饿死?总不至于真的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屠杀?发生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变、中国三年大饥荒、布拉格之春、十年文革浩劫、红色高棉的自我种族灭绝(Autogenocide)之后,六四大屠杀是压垮国际共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彰显了这一意识形态的荒谬和这一制度的罪恶,宣告了至此为止一切体制内“改革”梦想的破灭,判定了任何实质性改革的根本不可能。随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和碾碎活人肉体的坦克,底线突破,主义破产,短短两三年内,苏东波所到之处,共产党纷纷下台,不是解散就是改奉其他主义。除了极个别例外如朝鲜古巴之类,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土崩瓦解。

 

作为极权主义形态之一的共产主义,已经死而不可复生。坚称信奉一个已死的主义为其最终最高宗旨,已使中共沦为一个“僵尸”政党(a zombie party),而由一个僵尸政党独霸的国家政权,当然就只能是一个“僵尸”政权 a zombie state)。

 

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宗教和文化里,zombie 是一具借了某种魔法或巫术之助而重获行动能力的死尸。中文一般译为“僵尸”或“丧尸”。以此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西方一直就有,且越来越多,中国的一般影视观众,也不会太感生疏。

 

僵尸者,面目狰狞可怕,颟顸蛮横而凶暴,一路踉跄冲撞过来,一路摧残杀戮过去,如入无人之境,无道德,无感情,无真正的语言交流,完全不可理喻 ——因为他灵魂已死,根本就是一具soulless的行尸走肉。六四大屠杀和苏东波以后的中共及其政权,正是这样一具有体无魂的僵尸。西方大公司的为富不仁和政客的鼠目寸光,国际恐怖主义狂徒不知死活不谋而合的“配合与掩护”,低人权对亿万弱势群体成员的压榨,低环保对子孙后代基本生存环境的透支,在此合成了那必不可少的魔法或巫术,于是尸身挺起,横行不止,至今而成习氏太子党政权。

 

 

 

“反腐”是习政权至今为止的第一“政绩”,但它全然拒斥公民公众的任何实质性参与,根本拒绝制度层面的一切真正改革,一概赦免太子党小集团的全部成员,所有惩罚都无例外地只落到平民出身的官员们身上,这样的极端选择性恰恰暴露了习政权对反腐其实毫无诚意。  否则一份《巴拿马文件》就给了你三个中纪委都弄不来的材料,怎么偏偏被掩埋得了无痕迹?中国的制度性结构性腐败,作为僵尸政权的必然后果之一,早已超过数千年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官不贪无所不用其极的疯狂程度。一个象锦衣卫和东西厂那样全盘垄断了司法权力的小集团,在护定了自己人以后,操作中收放自如,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予取予夺,在公众面前卖了乖,抄没的赃物赃款足可浑水摸鱼,又趁机在权力争斗中大走其私——把过去二十几年来被迫对社会其他阶层让步开放的某些政治经济利益重新抢夺回来。反腐必须由太子党来这样反,正因为它与建立廉明政治全然无关,只不过是其父辈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伎重演而已。

 

六四政治危机期间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大分裂,暴露了当时邓陈等极少数寡头家族对中国一切资源的极端垄断已经使他们自身陷入空前孤立的危境。为了生存,他们极不情愿地向社会其他阶层和人群开放一定的资源与机会,因此方有其后二十多年来政治经济知识三类精英的某种程度上的同盟、共治与分享,虽然三者中谁是最后的主子 未容有过疑问。这一同盟不仅维持了至今的政治稳定,同时也支撐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並滋生了瘟疫般的全社会腐败。

 

就管理与主导方面而言,中国的这一经济增长主要应该归功于平民出身的官员(如刘志军之辈),而与太子党官员基本无关。出身寒微者要想进入官场、生存下来并一步步爬上去,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靠实干和政绩起家,因为他们先天只有不利的条件和限制。而从太子党的角度,这个国家的官场,其实全由他们的父母叔叔伯伯阿姨之类组成。人脉重于一切而又是他们先天的最强项,相比之下实际能力反而可有可无。由不必而不屑,而不为,而不能—  用进废退,结果是太子党几乎就已经成了无知无能蠢笨蛮横的同义词。

 

就以习近平本人为例,在几个省市转来转去,唯一的目的和功能只是注水猪肉一样地吹胀他的一张履历表。就连得了大位以后回过头来,也还是挖不出什么像样的政绩来显摆,而那个野鸡博士学位,更如《红楼梦》里尤三姐所嘲弄的“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 巴不得天下人都得了健忘症才好。“股市一万点”和“人均GDP八千万美元”的胡说八道,暴露出他在经济上与毛泽东(还记得“亩产万斤粮”和“十五年超英赶美”吗?)是同一量级的白痴,虽然他在政治“立功”方面连毛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一次又一次,挥金如土劳民伤财之后,一轮到他登场,不是阅兵式上左手崛起作敬礼状,便是G20间通商宽衣作“雷洋”状,技止此耳。但他不仅当了总书记加主席,还一人承包了中国所有的小组长职位,以“习大大”玩了一把“慈父领袖金日成”之后,意犹未尽,竟阿亚图拉霍梅尼一般直奔Supreme Leader 之尊而去。试问其人何德何能而敢如此 —— 除了他的太子党身份以外?

 

中国官员的全面腐败是“僵尸”政权下不可避免的制度性结构性恶果,平民派和太子党之间有的只是方式和程度的差异。如果说平民派多窃钩而太子党多窃国,则所窃之钩再大再多,罪终不过窃国。窃钩者纷纷伏诛之际,窃国者则国钩双获并入囊中,不搞到“皇族内阁”不罢休。惶惶不可终日的平民派除了跳楼,就只敢消极怠工(“不作为”),坐视中国经济坠入L型“新常态”,却至今无人敢于直接挑战太子党“血统论”的合法性。

 

 

 

习氏太子党小集团对中国国家政权那种“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霸道独占,完全建立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土匪强盗逻辑上。老土匪杀人越货抢夺得来,死了以后传给亲生子女或入宅女婿们,在合法性上并没有任何进步,说明的不是太子党的清廉,而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血腥与野蛮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口“共产党的锅”,十几亿国民都沦为“吃共产党的饭”的叫花子,而且今天就在共产党内部,也只有这一个太子党小集团才是真主子。

 

这种基于血缘血统的权力继承制度,比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专制王朝制度更为落后反动,因为它在今日现代世界再也不能得到所謂“历史局限性“的辩护。

 

太子党红二代政权之落后反动,更甚于他们父辈的红一代政权。因为它在今天再也不能求助于诸如信息闭塞,认识局限,操作失误、理想主义狂热等等借口,只剩下天良丧尽之人的冷血算计。他们对这一主义的荒诞与讹谬,这一政治实践的失败与破产,以及这一政党政权的黑暗与残暴,内幕和细节知道得最多最清楚,看得最透,也最不抱任何幻想。死撑已死的共产主义,意在延续现政权的合法性,使他们自己仅凭血缘即可永续执政,所以才有口口声声的自称“执政党”。执政的目的,却早已不再是共产,而是权力入股,把那“最先进的生产力”给代表过来。至于是通过本人还是配偶,子女还是女婿,姐姐还是姐夫,从国企国资委绕一下还是干脆一步到位直接“流失”给自己,并无实质区别。这个信仰完全破灭而名义依旧的僵尸政权, 其政治上的虚伪无耻早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专制王朝,而今日中国进入一个诚信塌陷无物不假(包括老人当街跌倒)的社会,是这一政权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

 

没有什么比那套“三个自信”的咒语让习政权的“僵尸”本质更为一览无遗。每次看到“三个自信”,有几个中国人能不当即联想到成语里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和“不打自招”而忍俊不禁?僵尸的定义,就是灵魂已死,再无 真正的道路理论制度信仰可言。作为一个soulless 的存在物,僵尸唯一的行为模式就是害人,见人就咬就杀就吃,把他们一个个都变成像自己一样的僵尸,没其他道理可讲。作为一个僵尸政权,其本质就是对一切有关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人性美好的价值的根本无法理解和相容,有的只是无视蔑视敌视仇视,非把它们全部摧毁才行。你只想在现行宪法的框架里面维护自己的人权,它也一定要抓你关你;你还没张口说话,它先有了长长的单子“七不讲”;你正部级“我党”自家人以为比十七岁的蒋捷连们高贵,离休后自宫自创“八不碰十八不摸”,它最后还是忍不住要摸到你九十多岁的身上。僵尸政权对正常人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有的只是零容忍,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无理智无感情无道德无灵魂的僵尸,才是其内政的最后目标与归宿。

 

即使仅以它对待自己国人的方式,一个被僵尸政权主宰的国家,在现代世界上也只能令其他国家日益感到厌恶、害怕和憎恨。而中共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就是其国内政策的延伸。在它眼里,除了朝鲜叙利亚之类以外,其他个个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国,其中最可恨的又是美国。不管美国在历史上一次次救过中国人(四十年代从日本占领铁蹄下,六十年代末从苏联的核手术刀下),可恨的是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与中共非人化反人类的国内政治根本对立,而它一手主导的二战以来国际秩序又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之不能像残虐国人一般在世界上横行霸道。最近的例子就是南海争议。強横到了有我没你的声索, 愚痴到了脑死亡一般的决策,狂暴到了拆迁大队一样的行为,把国际社会就像国内屁民一样对待,导致了南海仲裁案的满盘皆输,而整个世界看到的,却是中共官方机构和要员口吐白沫的一连串“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一张废纸”——再典型不过的僵尸行为, 活生生一幅“僵尸过街”图。

 

 

 

论者常谓黑格尔和马克思曾言历史上重大事件多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而第二次却以喜剧方式。引者虽众,但对其中义理,则多未加深究。其实以黑格尔的基本哲学体系来理解,第一次发生之历史事件是悲剧(或正剧),乃是基于其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尚有的某种合理性与必然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这一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完全丧失以后,同一事件的第二次发生就不能不沦为荒诞可笑的喜剧(或闹剧)。主义彻底破产之后的沉舟病树,却宁死“不走邪路”拒斥革新,从此就面对着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和诚实性上的挑战。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描绘过这样一种基本政治生存困境:

 

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难道不就是今日中国吗?这样一个社会制度,难道不就是马克思本人当年所谓“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吗?[ii]  觉得孔夫子和马克思稍微太抽象了一点?今天中国的国民消遣(national pastime)——互联网上那雨后春笋般铺天盖地而来的“幽默段子”,就是绝妙的注释。

 

但我们还应看到一个“精神已经被驳倒”的制度在喜剧(或闹剧)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恐怖剧。

 

一个在理念与道义上完全丧失了存在理由的僵尸政权,以自身的苟活为唯一存在理由。因其

原罪之深加新罪之重,而更为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无论內政外交,都变得日益不可理喻,不可预测,无底线无羞耻,社会全面“鱼烂”,无辜者变成受害者,而受害者就象刚被僵尸咬死的人那样,转身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施害者,人人骗人人,人人害人人,人人恨人人,人人怕人人——这就是典型的“僵尸末日”(zombie apocalypse)的图景。在这时,恐惧压倒一切,求生乃唯一目的,法律与道德一概是匪夷所思,公平与正义只觉得虚伪荒诞,同情与谦让只能是痴人说梦 …… 這样的全面“社会溃败”,就是一个灵魂已死的僵尸政权正在一步步把国家引入僵尸末日。

 

在电影电视里,善良的人们最后总是战胜僵尸而在一个破坏殆尽的废墟社会里再次生存下来。不应忘记的是,比起现实世界来,倒是电影和电视反而常常被证明是太简单也太乐观了。

 

 

9/26/2016



薄熙来问鼎最高权力而与习势成水火,纵使清廉如水也难逃秦城之劫。

[ii] 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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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今日中国的“儒共模式” 2011-06-17 10:35:46

人类政治生活从来就离不开象征符号与象征行为,而越是远离现代精神的政治制度,就越多地依赖于象征主义来运行。因此,一座被赋予“九五之尊”的巨无霸孔子青铜塑像,在国家政治“圣地”天安门广场,于短短百日之内,即被移入复挪出,自非一班无名之辈百无聊赖的即兴行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重兴以“国学热”为名的“儒学热”,到中共于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开张第一家孔子学院“专教汉语”,到官方媒体力挺于丹的《论语心得》与胡玫的电影《孔子》,到各地官员“祭孔”演出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更不用说那个知识产权极为可疑的“和谐社会”主张 ……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中共现政权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半推半就,一波三折,终因此铜像事件之“此地无银”而欲盖弥彰 --- 沉沉夜幕遮掩下的诡秘动作,反将今日中国社会之“儒共模式”的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今日中国社会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与文化)的综合现实,论者至今多以所谓“中国模式”名之,指称明确而描述不足。本文首次尝试使用“儒共模式”的概念,意在着重考察中共当局如何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阉割、歪曲与重新拼凑,服务于维持自己的一党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与从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杂交,而产生了这一特殊的“儒共模式”。

 

 

儒共模式的产生

 

    这一“儒共模式”,产生于“六四事件”以后特定的国内与国际社会历史环境。该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苏东波”,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六四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党内极少数几个寡头在政治上的极为孤立,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与利益的高度垄断已经不再能为社会各阶层所继续容忍。在蘸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划出了政治上绝对不得逾越的红线之后,当局在经济上则不得不作出较大的让步。它必须以更快的经济发展与更多的经济分享来对各阶层国人进行“赎买”,以换取自己的统治得到被统治者的容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9年以来的中共当局,就是在被国人的经济要求“绑架”之下运作的。各阶层的中国人,以对一个本来已经完全丧失合法性的政权的容忍为条件,各自都开出了经济上的诉求,而当局能否继续生存,则取决于它对这种种经济诉求的满足与操控。二十多年来当局在鬼影般的“GDP主义”追逐之下四出奔突,正因为由GDP作为可测量指标的政绩,已是其政治合法性所剩下的唯一来源。

 

但必须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发展经济以交换政治上的生存,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其实并无多少捷径可供选择。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代价,却是整个国家在经济上不得不沦为西方世界的“农民工” --- 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资源(甚至包括根本无法进口补充的可耕地、空气和淡水),不自量力,饮鸩止渴地扮演“世界工场”,凭借已为很多论者所指出的低人权、低工资和低环保,牺牲中国的自然环境与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未来,靠大规模的出口来换取微薄的出口收入。过去的二十多年,如果说从国内看是经济救了政治,从世界看则是沃尔玛救了中南海。

 

正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只是维持政治统治的手段,对这一做大了的经济馅饼的分配,当然也就不可能根据对经济本身的贡献,而是根据维持政治统治的需要来进行。当局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对社会各阶层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那些政治上能量较大的阶层,进则可以对当局有大助,退则可以对其有大害,或至少造成大麻烦,就必须被优先满足并安抚。然后才轮到能量较弱的阶层,而那些能量最弱的阶层则往往反而遭到剥夺,以满足大能量阶层的要求,对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亿万农民工,则至今仍被迫作出最大的牺牲,处于最屈辱的地位,他们今日在城市中的“工奴”身份,较之从前在人民公社里的“农奴”身份,实质上的改善极为有限。其结果,就是今日中国由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共治联盟而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统治与剥夺的模式。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他们完全有更充分的理由说今日中国就是一个“骑在农民工脖子上的国家”。

 

在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中共当局既已决意逆历史潮流而动,拒斥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慌不择路”之际,除了向后跌翻,堕入历史的窠臼之中以外,亦难有他途可循。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为之辩护的官方意识形态,要越来越多地重新起用儒家学说和思想。不仅毛时代“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式的攻击丑化不再重演,儒学还进一步被赋予重任,几乎就成了“国学”的同义词。一个丧失了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权,正试图以儒家思想的独特性来冒充并代替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独特性,通过“国学”的中介,就魔术般地获取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权威与灵光,在对大众的说服和压服上面,看来正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依所谓“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的主张,儒学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宿命与本质,生为中国人而未能生活在儒家社会里,意味着其中国人的本质已被否定,就不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一旦这种“论证”被接受,自是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任何真正的论证都是多余的了。

 

 

儒共模式的主要特征

 

面对着空前的统治危机,着眼于解救燃眉之急的短期效应,“儒共模式”并不采用系统完整的儒家政治制度、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而只是出于维护现存中共一党专制的特殊需要,割取某些部分,抛弃其他部分,再加上有意的歪曲与拼凑,而成为一个大杂烩。

 

这方面最肆无忌惮的恶例之一,就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即使意在为危机四伏的“和谐社会”熬一锅麻痹人心的鸡汤,为什么放着本来要靠谱得多的佛家和道家不用,非要这样来糟蹋儒家呢?显然是以佛道在思想史上的“配角”地位与政治史上的“在野”地位,权威性太嫌不够,只配“帮闲”,而当今“盛世”急需的则是大“帮忙”,无知无畏且无耻的“大师”于是乎应运而生。于书抓住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断章取义,通篇胡言,硬把作为儒家经典的整部《论语》活活地曲解成一部教人如何逆来顺受,知足常乐,自欺欺人的心理秘诀。然而,儒家“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颠簸一生,游说列国诸侯,不正是“不在其位,偏谋其政”的典范吗?通观《论语》一书,面对“礼崩乐坏”的当时社会,孔子痛心疾首,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处,比比皆是,甚至自认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丧家之狗”,却被于丹阉割成了一个快乐阿Q。几千年来,儒家以历史解释并演绎“天命”,勉力以自己的“道统”对历代王朝的“政统”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与道德监督的不懈努力,正是对孔孟所开创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只因和献媚当局的目的相冲突,就被通通阉割掉了。只要合乎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学者”会毫无顾忌地将《论语》解读成《金刚经》--- 此所以那种毫无道德原则,一味趋时媚世的“乡愿”,正是孔孟深恶痛绝的“德之贼也”。

 

如此拼凑而成的儒共模式,在思想的严肃性、理论的一致性与制度的完整性上面,无论是与原来的儒家或共产主义相比,都极大程度地退化了 --- 正好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会发生两次,但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则已是作为闹剧了。儒共模式,就是这样一种双重闹剧,而其主要特征,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第一.否定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而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来压制并取消之。中国人至今仍然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也没有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已经享有的起码的言论、出版、新闻与结社自由。对这种压制与取消的辩护,从前的“共产主义版”,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完全放弃任何属于自己的利益、价值与目标,不断把自己非人化,直到变成了一部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为止。今天的儒共模式,则片面强调传统儒家对家族、群体、国家和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并要求每一个人为之作出无止境的牺牲。但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单元与基本方式,从来就是众多的个人(individuals),而不是家族、群体、国家与文化,后者只是人们创造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事物、组织或制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生命 --- 这一点古今中外并无事实上的区别,而只有认知上的正确与错误,明确与模糊之分。今日的中共当局,在依靠向西方国家大规模出口来渡过自己最严重的统治危机的同时,日夜不停地指控对方同时正是那个“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敌对势力”,完全就是为了凭空制造出一种危机感,将“中国崛起”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以此压制并取消国人对个人价值与个人权利的合理诉求。这一“崛起压倒自由”的阴谋,正日益在儒家思想与传统的旗帜下,以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           

 

第二.否定每一社会成员在价值、权利和尊严上的生而平等,而构筑一个人压迫人的等级制社会。在今日中国,官尊民卑,官富民穷,官贵民贱,正在变得不言而喻,天经地义。儒家中国的官员自居为民之父母,今天共产党的干部也仍然热衷于自称“父母官”,而从前的子民、小民、细民、草民、蚁民、愚民和刁民,今日只多了一个新称呼曰“屁民”。官与民相较,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渠道、分配方式和数量质量都有实质性的区别,适用的法律法规与司法程序也极为不同,带有强烈的“刑不上大夫”的色彩。儒家中国的庇荫制度,也通过太子党的坐大与公务员报考录取上层出不穷的手脚而得到复活,标志着这种官民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已又一次开始向世袭制转化。与此同时,大群“屁民”对父母官下跪磕头乞怜的动作,也从被遗忘的儒家传统中重新发掘出来,操练得日益娴熟。而当这一切证明无效时,所谓进步,往往也只表现在能跳的楼高了几十层,以及汽油浇身点火自焚成了新增选项而已。

 

1949中共建政开始,工农阶层在中国有过大约四五十年的名义上的主导地位,但随着“三个代表”在2000年被提出并随后写入中共党章与宪法,中国历史上这一短暂的例外就此正式终结。在这方面,今日中国社会与两千余年来的儒家社会的主要区别,是“士农工商”变成了“士商工农”,而以其中的“士”大致包括党政官员,公务员和体制内知识分子。而工农阶层因为无钱无权无势,早已沦落到社会底层,并且连毛时代曾有的一点脸面也已荡然无存。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公开宣扬农民子弟不应上大学,弱势群体应被迁出北京,低收入的80后男青年应该熬到40岁以后再找下一代女子结婚,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贫穷的中国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血肉模糊于豆腐渣教室之下的小学生们应为做鬼而感到幸福,而肝脑涂地的罹难矿工则“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时,已不复有任何道德和体面上的羞涩与顾忌。

 

第三.否定民主政治,而维护一党专制独裁。所谓的“历史在1949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对传统儒家“武王伐纣,周代殷命”的照葫芦画瓢。但即使这能够为中共当时的建政辩护,也丝毫不足以论证该政权至今仍然拥有任何合法性。商汤也曾伐桀而代之,但商王朝并不因此就永享天命。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来对照,今日中国的政治现实甚至更恶劣无数倍。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至少还坚持社会各阶层都有必须信守的道德标准,相互之间都有应尽的社会义务。君不君则臣不臣,“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杀戮残害,早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暴君暴政,即使以孟子“诛一夫纣”的标准,也早该被推翻了不知多少次。而如何避免“拿两千万人头来换”的暴力革命,则是儒家几千年来在理论与实践上从未解决的难题,只能由民主制度来解决。民主政治所致力的,正是以非暴力(非内战)、定期、公开并规则化的方式,由选民通过和平的选举来对执政当局进行重新选择和重新授权。政府的合法性完全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并且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时刻受到选民及其代表的监督。民有、民治与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者之中,最关键的是民治(by the people)。离开了真正的民主授权与民主监督,无论多少“以人为本”的美妙言语,都无法掩盖儒共社会一党独裁的本质。在“四项基本原则”和“五不搞”的僵死框架之内,所谓“政治改革”无非是未经民主授权的执政党内某一级别的选举是否采用差额制之类的无聊儿戏,与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毫无实质关系。儒共模式下的中国人,不是选民,也就不可能是公民,只能是臣民,甚至也不再翘首期盼“为民做主”的清官。政权由“肉食者”垄断并世袭,臣民只剩下被统治受宰割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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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骗局:极权中国的霸权梦 2011-01-23 12:09:52

    中国GDP总量才略微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狂热,就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与参与之下,一天天甚嚣尘上。网络上触目尽是“爱国者”们(包括军方喉舌与体制内知识分子)在演绎着一个极权中国的世界霸权梦:扳着指头估算哪年即可超过美国的GDP而成为世界第一,美国没落无可挽回,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中国模式”天下无敌,再不能“韬光养晦”,要开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袖与霸主,要推翻现存世界秩序而以“中国模式”重新塑造,直至将二十一世纪变成“中国世纪” ---- 无论是航母、反舰弹道导弹还是歼-20 隐形战机,都是半生不熟时就被急不可待地从这一“中国霸权”概念股的大炒锅里面端上了桌面 ……

 

        即使这是一个可能实现的计划,提前量也大得实在出奇。中国的GDP 总量至今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人均计算更不到十二分之一。等到总量超过美国的那一天,人均也不及美国的四分之一。取而代之,谈何容易。但更无情的事实却是,即便到了中国连人均GDP也超过了美国的那一天,中国也绝无可能成为世界的领袖或霸主,随心所欲地来主宰这个世界。中国从来就吹嘘自己的极权制度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无论这个政权如何搜刮和牺牲弱势群体,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垄断在自己手里,也还是远远不足以办成这一件“大事”。

 

         一个为霸权梦的兜售者们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国家,而是世界诸多军事同盟的盟主。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作了一个粗略统计,2009年仅北约28个成员国合计人口约9亿,GDP36万亿美元以上(7倍于中国的近5万亿),其军事开支合计超过世界的70%。再加上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同盟,人口合计约11亿,GDP合计约43万亿(至少8倍于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军事上,中国究竟拿得出什么来抗衡来取代呢?

                       

        问题的要害,正在于中国的极权制度 ----  对于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极端恐惧、深刻敌意与绝对拒斥,使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极为孤立,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真正靠得住的盟友。中国当局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用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观”来解释今日世界,是为了愚弄国内的人民,以维持自己早已被世界潮流彻底淘汰了合法性的极权统治。它把今日的国际社会曲解成一个根本无是非、无道德、无正义的丛林世界,把极权中国伪装成其中的一个道义上的“正常”国家,仅靠一套老掉牙的“远交近攻”和“以夷制夷”之类的把戏来应付当代国际关系,凭借信息封锁和新闻管制骗过了国内一些人,却如何骗得过整个国际社会?一个对自己的骨肉同胞都无比残忍的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权,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外族人究竟会如何对待,于情于理,本不难推论。在事实上,从中共1956年力压苏联出兵血腥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运动,70年代支持“红色高棉”对柬埔寨施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自我种族灭绝 Autogenocide)”,到今天仍冒天下之大不韪,独力为恶贯满盈的北韩金家小朝廷输血撑腰 …… 世界一直在见证的,是这个政权行事从来就没有过任何道义上的底线,怎能不人见人怕?有多少国家真正相信它会“和平崛起”?有多少国家会乐见其军事上日渐强大?有多少国家会愿意与之结盟或接受它的领袖地位?

 

        今天中国最为拿得出手的,只能算是那个以中俄为核心的六国“上海合作组织”了。且不论那只是一个“致力于经济的政府间区域性国际组织”,象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作为中国的盟国,又能有什么可靠性?前苏联解体已近二十年,今日的俄国不再与中国信奉同一意识形态。把中国当作武器销售生意里的一家顾客,或者是与美国和西方的讨价还价中有时不妨抽出来打一下的一张牌,只不过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但从种族、地缘、历史、文化和宗教各方面,俄国都并没有非与极权中国结成真正战略同盟不可的理由。在多次要求加入北约被拒后,俄国终于在201011月同意加入北约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双方并书面承诺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某些人的“联俄抗美” 是多么荒唐的一厢情愿。

 

        中国之所以处于今天这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可怜地位,根本原因无它,正是孟子所谓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就连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和越南诸国,虽然同为亚洲人黄种人,也宁愿从大洋彼岸引入美国来阻止极权中国在东亚建立它的地区性霸权。对比一下三八线两边两个朝鲜的迥异现实,以及它们各自的“后台”,这些亚洲国家的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就连新加坡奉行威权主义的李光耀,虽然与中国的极权政府惺惺相惜并一直为之辩护,也毫不犹豫地公开呼吁美国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甚至对北朝鲜,很多中国人也担心它一有机会就会抛弃中国而“投靠”美国。“Takes one to know one---- 这难道不正是当年无数中国人内心深处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早已作过的选择吗?

 

        而如果我们的观察再深入一步,今日中共政权之人心丧尽,又岂止“亲戚叛之”而已?就连那些目前正在国内掌权的统治者,难道不就是一帮钱存瑞士,子女送欧美,手持多国护照,随时准备抛弃这个国家的叛者吗?他们之所以至今还“暂住”中国,无非是为了利用自己垄断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精英”地位,榨取一切还可以榨取的利益,直至那“最后一桶金”。为此目的,他们不惜诉诸任何手段与伎俩,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极权中国的霸权梦。

 

        这一霸权梦首先是荒诞不经的。它将中国在历史上所取得过的一些成就无限放大,在一部分国人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中国曾经做过世界领袖或霸主的幻觉。殊不知哥伦布当年自欧洲西行,误认美洲为其目的地印度,其实行程还不到一半,连西半球都尚未走出。可见即使到了十五、六世纪之交,当时最先进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知识还是多么有限,又如何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领袖或霸主?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亚洲国家,对境外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从来就没有扮演过与当年不列颠帝国和今日美国类似的世界角色。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对国门之外的一切事务,信息之以蠡测海,理解之浅陋错谬,暴露出来的并非“退步”,而是从来就没有“进”到过更先进的那一“步”。时至今日,那种一谈世界历史就只知“中”“西”对举,我一半你一半,你我轮流坐庄的思维模式,仅以亚洲论,也已是对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其他重要国家与文明的全然无视与无知,表现的正是世界视野的根本缺乏。进一步弄假成真,照着“否定之否定”的进口辩证法加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土产宿命论,就认定今日的世界霸权不仅是技术上的“非我莫属”,而且是道义上的“物归原主”,与历史事实的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将如此荒诞的梦想鼓吹为现实的国家目标,当然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大骗局。从一个“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的极权政府眼里望出去,草木皆兵,岛石皆链,普天之下,莫非敌国,每一个认可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亡我之心不死”,从前是“C 型包围圈”的一环,今天更成了“O 型包围圈”的一环 ---- 其实无非是对内的“施虐狂(Sadism)”引发的对外“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Complex)”而已。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情境已然不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彻底破产,于是就不得不虚构出这一新的“崛起压倒民主”的零和困境,一样是“这是最后的斗争”,一样是逼迫人民为那永不会来临的辉煌“明天”而付出一切代价 ----  以“整体”消融“个体”,以一个不可能达成,却在价值上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取消每一个人所应有的自由平等尊严等权利,强迫亿万中国人无止境无限期地继续奉献、忍受、等待并牺牲,尽可能长久地压制自由和民主,拒斥政治改革,使为数极少的一伙权贵“精英”得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资源,剥夺人民,谋求一己私利的最大化。

 

         这个大骗局对世界和中国都极具危险性。共产主义必须消灭一切“反动阶级”,极权中国的世界霸权梦则可以牺牲世界上所有“非我族类”之人。当它付诸实行,其排他性与侵略性必然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破坏,极权中国亦必然因此而成为世界公敌与人类公敌。在由此而来的争战中,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但更直接更紧迫的危险和损害却不得不由中国人民来面对和承受。当局不敢正视国内的政治现实,拒不实行急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政治、社会、道德所有方面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转移国内视线,煽动对外仇恨,连自己滥发货币导致物价上涨也非嫁罪于美国人不可。进一步追求这种压倒一切的国家主义“大目标”,不能不以更多牺牲占国民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城市贫民、农民、农民工、啃老族、蚁族、鼠族、被暴力拆迁户 ……)所剩无几的切身利益为代价,恶化各种矛盾,毒化社会整体环境。战端未开,国人已苦秦久矣。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央视大火夜,万众欢腾时,亿万中国“屁民”视那些权贵“精英”和他们的“国家”为何物,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以如此国民与世界为敌,开战之日即是败亡之时。即使其时国力确实已达世界第一,一个极权的中国最终仍将不可避免地被击败 ---- 就如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德国可以说已是当时世界第一,最终却仍被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所消灭 ---- 玉石俱焚之际,人民生灵涂炭,又不能不是最大的牺牲者。 

 

        美梦无法成真,骗局必须揭穿。接受普世价值,实行政治改革,才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2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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