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女儿湾（摘编）

杜鸿林

  黑龙江畔有个四季屯，四季屯住着满、汉、鄂伦春人。据资料载，80年前，一条小船载着8位姑娘到江上游的山里采蘑菇，那天风急浪高，翻了船，只有一名鄂伦春姑娘生还。人们把淹死七姑娘的那道湾叫“女儿湾”，此处离四季屯十来里。1970年，女儿湾又沉了条小船，水神又收去了七条性命。这两个新老故事随着年月的流逝为当地人淡忘。然而，人们却久久难忘女儿湾1970年收走七条生命的沉船事件。

那个白天，欢乐无比

  四季屯附近，一幢已破落的房子，现已人去室空，屋里光线黑暗，堆满了杂物。杨挚颖踮起脚尖往屋里张望着，北京的姐妹李金凤、贾延云，哈尔滨的姐妹许秋香、孙艳、刘毓芳，特别是同来自天津的姐妹章秀颖等都曾与他共同住在这里。由他们一色女知青组成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独立一营工程连打渔排织网班，给四季屯带来了生气。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他们笑着闹着走出这间房子。

  十几里外有个连队打渔点，网坏了可以运回来补织。织网班是先进集体，为了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过硬的作风，姑娘们决定步行到打渔点，服务上门。

  心灵手巧的姑娘飞梭走线，只消三个小时，大网便补织好了。打渔排排长刘长发，一位25岁（另一文说30岁）的退伍兵一高兴，把姑娘们用船运到了一个平时无人迹的江中争议岛，春日里的小岛，一片翠绿，鲜花遍地，鸟鸣悦耳。姑娘们唱啊跳啊，静寂的花木间回荡之她们忘情的欢笑声。

  刘排长亲自下厨宰了一条50公斤的大鳇鱼，为她们做了香喷喷的鱼肉丸子。这是平时在连队吃不到的好东西。吃过晚饭，姑娘们想徒步回连队，刘排长执意划船送她们回去。两条小船，一条刘排长划，一条男知青划，姑娘们都争先恐后挤到了刘排长的船上，不肯坐小伙子们划的船。刘排长想动员几个人过去，可是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嘻嘻笑笑着谁也不好意思过去。刘排长说了句：“真拿你们这几个小丫头没办法。”向操浆的杨挚颖下令“开船”。没想到，刘排长的好心和宽容酿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该死的，那江风那江浪

  小船上了大江面，风在空旷的江面上变得更加凶猛起来，卷起排排的江浪冲撞着小船，吃水过深的小船在风浪中剧烈颠簸，四周昏黑一片，江水灰浑可怖，江水灌进了小船。姑娘们忙用家什掏水，刘排长高声叮嘱杨挚颖：“你要坚持，坚持划到家﹗”杨挚颖多少也了解在这顺水偏风的情况下行船的危险，她不禁胆怯地说了句：“这船能不能沉呐。”刘排长大喝一声“住嘴”，姑娘们闭上了嘴，心收缩得紧紧的。女儿湾有处航标灯，那附近有适于船靠岸的沙滩，但船靠岸已经来不及了。

  一排白惨惨浪打来，姑娘们忽地站起来，刘排长“不要慌”的呼喝声没全喊出口，小船突地沉下江面，江水忽地没了姑娘们的头顶，在水没顶的那一刻 ，杨挚颖脑海里反应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杨挚颖自幼学游泳，章秀颖的水性要好于她，李金凤水性要差一些，其余的全不谙水性。当杨挚颖在求生本能驱使下踩水冒出江面时，只见秀颖和金凤正在身后，两人相隔不远，正在水中奋力游动。刘排长和别的姐妹以不见踪影。杨挚颖在满江黑水中拼命地划动四肢，拼命地逃着死亡，在她身后，突然响起秀颖的喊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是在鼓励身后的金凤，也是在鼓励游在前面的杨挚颖。这高喊声重复了几遍，便消失了。杨挚颖不时竭力大叫两声，拼死游着，江岸在那里她并不清楚，只是不停地游啊游。腹部贴到了软软的东西上，那是沙滩，她回头望去，不见秀颖和金凤游上来，她跪在江边的浅水里嚎啕大哭起来，一船8人，7人没上来。救人要紧啊﹗

亡者不幸  幸存者依然不幸

  出事地点离四季屯织网班宿舍6里多远，离连队十几里远，织网班几乎全军覆没，去四季屯毫无意义，杨挚颖朝连队跑去，在汹涌江水中游了一千多米的她，在凹凸不平的荒野中狂奔，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一声呼叫接着一声呼叫——“救人啊！”

  紧急集合号骤然吹响，人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跑向女儿湾，风依然在肆虐横行，江水依然在翻腾汹涌，人们竭力呼喊，打开手电寻找，有人下水去摸，船不见，人没影。人们终于从惊慌失措明白过来——应该到下游去救人。

  人们沿着江边跑边喊，一直奔向下游。船坞的探照灯放出雪亮的光，劈开夜幕，在黑黝黝的江面上巡视，深夜两点，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营救停止。

  当时，中苏边界形势紧张，中方的营救行动被苏方误认为是军事行动。

  “刘长发带六名女知青投敌叛国，特留下杨挚颖做卧底并指使她谎报军情，以乱视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这一悲剧被认定为苏方特务里应外合策划的叛逃，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杨挚颖被隔离，睡觉有人监视，上厕所有人跟随，她流着泪，满腹委屈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事情的经过，怎么也不肯承认那莫须有的罪名。

  10天后，小船在苏方浮起，通过外交渠道送了回来，在一些当地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看来，这并不能说明“叛逃事件”性质能够更改，失踪女知青的家长们心急如焚，从哈尔滨、北京、天津赶到黑龙江边，江水变得平静如水，家长们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在这江水中一去不返。她们朝着江面喊啊，跺着脚哭啊。失去女儿的母亲们互相搂抱着瘫在沙滩上，杨挚颖望着这一切，欲哭无泪，似乎她应该随同那七位一起去死，生还反而是错。

女儿湾畔的五座坟

  20天后，刘长发的尸体最先被捞了上来，他被草草发葬，人死后，仍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一个月后，织网班班长许淑香浮了上来，这位俊秀姑娘经江水长时间浸泡，已是面目全非，全身肿的一碰就破，哗哗流脓水，又过了一星期，在苏方一侧发现了刘毓芳的尸体，接下来是李金凤，她尸体烂的没法穿衣服，杨挚颖把一套崭新的黄色兵团战士服盖上她的身子。不久，一个农民凳上一个争议岛捡鱼干（ 退潮后，一些鱼留在岛上被晒干），发现了一具残缺的女尸，走兽飞禽吃掉了一只胳膊、一条腿和眼珠内脏，女尸裤袋里的一张塑料饭票，证实这是孙艳。一位怀有侠胆的男“知青”背着柴禾来到岛上，把孙艳火化了，又将没被燃尽的骨灰带了回来。四个月后，人们找到了章秀颖的尸体，说来也怪，数她被捞上来的最晚，而尸体最为完好。 16岁的贾延云始终没被找到，是不是顺江水漂向大海？

  半年后，“织网班女‘知青’叛国投敌一案”被定为恶性沉船事件，6位知青算作因公牺牲。生产建设兵团农场交给死难女“知青”每个家庭380元人民币抚恤金，算是了结了这个悲剧。

  女儿湾畔、馒头山下培起六座坟。刘长发的哥哥从河南赶来，把弟弟的尸骨迁回老家，剩下那五姐妹安眠在远离故乡的黑龙江畔。

  后来，女儿湾的馒头山下仅有一座简陋的房子，住着满族老夫妻俩，富振刚和关秀环，他们从四季屯迁来没几年，馒头山正对面是江东六十四屯的关屯，关老大恋祖宗住过的地方，特意搬到馒头山下来，好一眼看到关屯，俩位老人在房前开荒，种上了白菜。来访的人们以为这块白菜地就是当年埋章秀颖她们尸骨的地方，其实坟就在房后。当初，老人在开荒时，发现了五座坟，1970年“5.28”女儿湾发生的惨剧老人当然知晓，满族人和汉族人一样，都知道平人家坟再缺德不过的事，何况这是五位女“知青”的坟啊。说不定哪年哪月，姑娘的亲人远道赶来，见坟还在，这不也能给活着的人一点点安慰吗？

特殊的回访者

  1995年9月的一天，黑龙江省孙吴县红色边疆农场领导接到上级领导一个紧急电话，告知天津女知青杨挚颖将到农场回访并为死去的姐妹祭扫。

  这可是位特殊的客人。说特殊，倒不是因为她现在是台湾独资公司的副经理，而是她的遭遇特殊。她是那次沉船事件的唯一幸存者。

  这一天，女儿湾的馒头山下住着的两位淳厚的老人迎来一行祭扫者。

  五座坟深隐在杂草之下，坟前没有任何碑牌之类的标记。五位姑娘头朝江东，背依青山，安眠在地下。

  杨挚颖依次为五位姐妹行礼，漂亮贤柔的许淑香、鬼精灵似的孙艳、吃苦耐劳的刘毓芳、心灵手巧的李金凤、九泉之下，无言地接受了生者的祭奠大礼。俞宏茹深知几个姐妹生前爱花，特意从自家园子里采摘了两大束红丹丹的达莉花和黄灿灿的土豆花，她愿姐妹们闻着花香，睡得更安详。不幸倍加的，豪爽直率的贾延云，没能在此接受这礼、这花儿。

  杨挚颖到秀颖的坟前，摆上了从天津带来的小花圈，安放好珍存多年的秀颖的单人照片，堆起秀颖生前爱吃的零食——那是秀颖的妹妹章秀英特意托挚颍带来的（当时章家二姐妹同在黑龙江畔当“知青”）。一张张黄纸在生者对死者的叨念中被点燃，江风把纸灰吹向半空，四散而去。

  杨挚颖请众人暂回避一下，她要单独陪伴秀颖一会儿，她要干什么？她曾写了一本厚厚的东西——《献给秀颖的挽歌》，是不是要念给秀颖听听？她原本名叫杨大丰，为永世难忘的秀颖，特改名为挚颖，是不是要告诉秀颖她改名的事？只见她掏出一迭白纸，对着坟念了一阵，而后把纸点着，在往后，她把脸埋进双手，默默地躬下身子，良久，良久。在场的人们不便去问，不便去搀扶她。整整等了25年呵，年已43岁的杨挚颖不就盼着还愿的这一刻吗？！让活着的与死去的这一对挚友静静地作一会心与心、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罢。

死难女知青名录：

    章秀颖  天  津  21岁       许淑香  哈尔滨  20岁

    孙艳   哈尔滨  20岁        刘毓芳  哈尔滨  20岁

    李金凤  北  京  17岁       贾延云  北  京  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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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位女“知青”死难的悲剧我在二十年前就知道。今天读起来内心仍沉重。那是一个病态社会和扭曲心灵的时代。在那个年代里还发生过更大的“知青”惨重伤亡的悲剧。简述如下：

  1972年5月5日清晨，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六班“知青”杨树生、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进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加上坑内有枯草，至上午11时40分，坑内死灰复燃，引起草原大火。六班的“知青”虽奋力扑救，有的人甚至用身体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七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

  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四连，于中午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立即紧急集合队伍，经简要动员和分工后，分两路奔赴火场。当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的一路“知青”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猛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和风向突变，旋风卷起烈火将“知青”们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现役军人何龙光下令撤退，身边的十几个人迅速撤离了火场，但多数走在前面的“知青”却深陷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知青”冲出了火场，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战友留在火海，便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救战友，结果一去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当即有66名“知青”死难，负重伤的16名，轻伤的11名。后又有三名重伤员在抢救过程中身亡。这场大火共有69个“知青”在烈火中死难，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15岁。

  惨烈的悲剧引起我们对几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也再次唤回我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沉重思考。当一个社会行为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往往可能是一种盲从的、狂躁的、缺乏规范和法律保障的行为。 “精神万能”往往会瞬间破产；盲从带来不必要的惨重伤亡代价。人的生命重要，还是物质重要？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人格、人的尊严重要？

  不仅仅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发生这样的惨剧。1970年4月18日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九团（云山农场）为扑灭荒火出动1500人，知识青年徐秀桂等26名被烧死，伤者众多。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五团农场发生山林失火，“知青”们凭借着一腔“革命热情”如飞蛾扑火般地奔赴火场，14人烧死，几十人受伤。

  说实话，“知青”刚“上山下乡”的前几年很多人还是有热情的，但后来就在现实面前开始失望，以至绝望。假如这场草原火灾晚几年出现，我想“知青”们不会奋不顾身的。而在1972年的时候，军垦的很多“知青”们还满脑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激情之中的。我的意思是这种激情是不会持久的。

  再，沉船发生了悲剧，当时的军垦干部马上认为是“叛国投敌”。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其实这也是盲目的激情引发的疯狂举动。不要质问“人性在哪里”。那是一个多么不堪回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