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乔治·戈登（上）

  如果略知清末的太平天国战争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戈登。他是英国军人，受雇于清军是洋枪队的首领。这支军队当时号称“常胜军”。在我小时候读的历史书中，戈登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侵略者？或许吧，当时英帝国还不是到处侵略。但他是一位典型的西方军人，其人生态度和当时的中国人迥然不同。下面是网上有关资料摘编。

  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曾攻打过上海。正当太平天国军队进逼上海时，欧洲侨民组成以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Ward）为指挥的义勇队，用以保护侨民和上海。英军抵达上海后，英国将军斯特维利（William Staveley）决定与华尔和另一支小型的法国军队一起将上海30英里内的太平军打退。到1862年底，嘉定、青浦的太平军基本被赶走，但华尔在对慈溪的攻击时阵亡。其后继者白奇文(Henry Burgevine) 因劫掠清军饷银被撤职。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另外指派英国军官指挥洋枪队。因此，戈登于1863年3月，在松江接任指挥。此时义勇队已改名为“常胜军”。戈登重整军队并驰援常熟，取得成功，受到士兵们的尊敬。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十分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由于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于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戈登与太平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二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他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郜云官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戈登很快知道真相后，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当场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左轮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清政府颁发给他的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于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时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抗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于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避免了一场与俄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