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又被骂的背后

  自从三峡大坝开建之后，反对的呼声就可以用“猛烈”来形容。那时1989年“‘六四’民运”刚被镇压不久，在“人大表决‘三峡大坝’提案”的时候，赞成票仅仅三分之二。从那时起，对三峡大坝的否定铺天盖地。

  我总觉得反对三峡大坝者众多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不久，“六四”事件后上台的江泽民和李鹏在“人大”通过上马三峡大坝的议案，在当时众多人大代表中，颇有和当时江李政府抵触的人士。但不管怎么说，上马三峡的议案还是通过了。其实在搞水利的专业人士中赞成上马三峡大坝者是很多的。三峡大坝，就我看来，可是中国大陆论证很长时间的；各方面代表都有参加。总的来说，搞水文专业的大都赞成，可其他专业的就难说了，比如搞中国历史考古的会反对，因为三峡库区的很多古迹会被水库淹没。

  这都没什么，谁不根据自己的专业发表意见呢？至于黄万里，当时还真没听说。他是搞水利专业的，是中国水利、水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现在看来他是特别积极的反对三峡大坝上马的，称“三峡大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不过当时表决三峡大坝议案时，黄万里那时可不是人大代表，没有投票权，就算是人大代表，也只能增加一票反对票。

  黄万里先生对黄河三门峡大坝的修建是坚决反对的。事后也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反对上马三峡大坝有自己严谨的专业推导。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不过黄万里教授的推论是不是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很难说。三峡大坝自2009年完全竣工才7年时间，很多情况还没有完全显现。就我的感觉看，黄万里教授对三峡大坝上马的推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对；但黄是个治学严谨的专家有口皆碑。从一些资料来看，黄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是全面否定三峡大坝建设的；作为学术上的讨论没什么，但奉为“圣经”就太过了。黄万里教授也不是神嘛。

  对三峡大坝建设，水利专家正反两个方面的争论由来已久，支持三峡大坝建设的水利专家也多了去了；他们的结论也都不是“拍脑瓜儿”得出来的。我本人根本不懂水利，只是从一般直觉认为，凡事总有利有弊；三峡大坝建设后，如出现问题可以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加以弥补，再投资进行修补性工程。世界上所有水利工程都不是建好了之后就一劳永逸的；美国的大古力大坝的建设就是如此。这个大坝甚至在日后被炸掉一部分以安装更大的发电机组。

  然而三峡大坝自从上马之后就成了中共的“罪大恶极”，极端反共的人士们无不毁骂；不但黄万里教授反对三峡大坝的推论一次次地被拿出来“证明”三峡大坝的“一无是处”，而且大坝建成后，长江流域旱涝都是三峡大坝“肇祸”；甚至小规模地震也是因为修了三峡大坝（其实世界大水库中，三峡水库的蓄水量并不大）。这次地处三峡大坝下游武汉由于特大暴雨洪灾，三峡大坝又成“罪魁”，这真让人匪夷所思；三峡大坝的“能量”也太大了点？

  我说，您反共我没意见，这样的专制政府注定要走向毁灭；但全面否定三峡大坝建设为哪般？证明三峡大坝是中共的“祸国殃民”？三峡大坝的建设凝聚着中国水利专家们的结晶，是全体建设者辛苦建设小二十年的世界级大工程，您一句话就给完全否定了？我看您也就是人云亦云，算哪根葱啊？

  三峡工程主要有三大效益，即防洪、发电和航运，其中防洪被认为是三峡工程最核心的效益。目前三峡大坝的这些功能没有被体现出来吗？希特勒当年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并在德国号召民众广为植树呢。希特勒倒台后，德国后来的民主政府有没有把希特勒号召植的树都拔了？其实我也别纳闷了，这时又把黄万里否定三峡大坝建设的言论拿出来，大概是中共上层派别斗争的反应。提三峡大坝“一无是处”是含沙射影，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中共高层的争权夺利我并不关心，不就是就是狗咬狗嘛，和我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不过现在看来，我还真不由自主地相信一些“宫廷内斗”传闻。三峡大坝工程是江李在台上时上马的，现在既然有“江派”和“太子党”之争，那或许会拿三峡大坝说事儿。有朝一日掌权的“太子党”忽然说“江泽民和李鹏搞的三峡大坝一无是处，立即炸毁”，那可真算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花了那么多钱修的大坝，还没怎么发挥效益，也没看到黄万里老先生种种预言成为现实，就因为高层内斗就决定炸毁之，那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我就不明白，一些反共者怎么就那么希望看到“炸毁三峡大坝”？

维基百科网站有关三峡大坝的资料链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E4%B8%89%E5%B3%A1%E6%B0%B4%E5%88%A9%E6%9E%A2%E7%BA%BD%E5%B7%A5%E7%A8%8B

附录：黄万里夫人的回忆录

口述/丁玉隽 记录整理/关昕

  他不停地写，不停地上书，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黄万里：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万里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她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６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就回不了日本了，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五次手术，连工资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黄万里）他写东西，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这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