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的日子 那该是50年前的事了。说实话，那段时光对我一个少年来说真可谓光怪陆离，很多事情记忆深刻，可时间流程却又很模糊，毕竟发生在半个世纪前，记不清了。“文革”正式爆发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空气已很“左”，可以说相当病态；姚文元在上海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有关资料显示：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 ………………………………………………………… 当时我是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记的是在1966年5月底到六月初的日子，也就是毛泽东称许的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写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时，我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宽街小学的六年级的一些学生忽然都不在上课。他们也要写大字报“造反”。让我们看看有关资料是如何描述那一阶段北京的政治形势的：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这是什么样的病态心理呀。——编者）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 大部分师生在这种政治情势下还是觉得该按部就班地上课。至于如何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上级的“精神”，领导如何布置。我属于学习优秀的学生，本能地对“胡闹”的同学反感。这些学生学习一般，可平时就爱闹事。他们公然地不上课，找些纸张和笔墨就写大字报。其内容很少有逻辑性，但攻击性很强，往往指名道姓，矛头直指校长和教导主任。 说实话，当时我有些不知所措。本来六年级学习阶段快要结束，之后是总复习；然后是期末考试；再以后是升初中考生（时间应该在七月初）。可“造反”的同学们一闹，学习进度根本无法完成，顿时，高年级各个班级呈“无政府状态”。整个小学成了一团糟。对此，校长和主任召开立即紧急会议，宗旨是订下章程，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的范围内”。校长和主任在办公室里紧张开会，外边“造反”的六年级学生已经围了上来。他们在办公室外高喊“办公室里，掌声响起，要问何事，校长定计”。 记忆中，此后学校完全失控。大字报开始出现。根本没人上课了。记得我们的班主任——一位中年妇女，忽然哭起来；她要写大字报，控诉校长对她的政治迫害。 到了6月中，六年级学生中已出现“领袖”人物，他们呼风唤雨，每天都发布各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任务。当时在社会上是什情形？有关资料显示：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 接下来高年级小学生们干什么呢？竟然是“查反标”。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所谓“黑画”也就是“查反标”。印象最深的是两幅画；一幅是“中国青年”杂志1964年第24期封底彩页上的那张“你追我赶 ”；另一幅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这两幅画怎么就在当时看出了含沙射影的“反动意味”了呢？据说“那个时候，‘革命群众’凭敏感的‘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常常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标语’”。 真这么荒唐？可不是嘛。其实那幅名为“你追我赶”的油画，最初发表在《中国青年》1964年第24期封底彩页上。然而不久就有人在《你追我赶》中发现了“反动标语”。中国青年》发表了《你追我赶》之后，陆续收到读者的揭发信。有的说，此画的芦苇丛中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说，从背面对着阳光、灯光看，发现了“反共”“以血还血”的“反标”；有人提出，芦苇倒向画面左侧是“西风压倒东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还有人提出，画面中心有5个人物，4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1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其用意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我国唱一个腔调；另有人指出，作者的名字也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是“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寓意背叛毛泽东思想等等。哭笑不得？其实这正是当时社会逐步病态的表现。 当时“团中央协同公安部、中国美协对此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此画并无政治问题。但此时美协已自身难保，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6月的著名批示中已严厉批评这些文艺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年后，“文革”骤起，“革命群众”旧“画”重提，认为“你追我赶”中充满反动标语。那时“革命群众”凭“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的情况多如牛毛。1966年《中国青年》有一期封三照片上的民兵打枪，被说成是射向了封面上的毛主席；照片作者被毒打致伤。 这种思维方式迅速“传染”开来，一时间各地“革命群众”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标语”。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也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长春市民夏天普遍穿“新生塑料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啊呀，竟敢把毛踩在脚下！“新生塑料厂”内部“一定是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充满阶级仇恨的反革命集团”。 得，当时中国城市里的人们都忙着在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生活用品的装潢上“查反标”。荒诞得不可思议。您或许认为只是些文化程度低的“义和团”在瞎起哄，呵呵，那会儿的公安保障谢富治也信誓旦旦地认可“查反标”的行为。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小学生还不成天找“反动标语”，以表现阶级斗争无所不在？上海表的表盘都成了“国民党党徽”。想想那个时代的荒唐可悲吧。当时最最吓人的是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题写的书名里藏有“反动标语”。他把“海”字草写成“反毛泽东”四字，把“歌”字草写成“不可久”三字，结果“欧阳海之歌”成了“欧阳反毛泽东之不可久”。还有人看出小说封面的画中有尖刀插向伟大祖国的首都。啧啧。 我们当时上学，老师们不教课了，他们忙着写批判领导的大字报。我们则没完没了地“查反标”。后来呢？学校宣布提前放假了。期末考试和升初中考试都没有了。学生们回家，老师们则每天到学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可“要求革命”的同学们不干，因为他们也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头的高年级学生要求“同学们组织起来，武装护校，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几乎所有的高年级男同学和很多女同学都参加了夜间“护校”。记得各个教室里课桌和椅子都被拼成临时睡觉的“床”供护校的同学们睡觉；值班的同学们拿着体操棒和自制的木头红缨枪，在晚上开始在学校的各个角落站岗。俨然成为学生头儿的同学神气活现地到处“查岗”。站岗的到时间就换岗。夜晚我和另一同学在黑暗的角落里待着，东张西望，还真有些忐忑。有时看见屋顶上有“流动哨”——某几个胆大淘气的男同学在窜来窜去，假模假式。 早上我从椅子搭的“床”上爬起来，疲惫地回了家。以后我就很少去我们的小学了，反正学校已经正式放假。没想到这“长假”一放就到了1967年秋所谓“复课闹革命”。足足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绝大部分小学生都是无所事事地在街头闲逛，或自己找点乐子事儿。 也有“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年级同学每天到学校“造反”。他们都出身不错，大部分家里是“工人”，还有些家里是“城市贫民”，也有“革命干部”出身的，不过很少。他们组织了小学红卫兵组织，据说后来还加入了全市性的首都中学生红卫兵组织“首都兵团”，号称“红卫兵首都兵团小学部”。 当然了，他们在学校里的“革命造反”多半是在学校里胡闹。他们还真带了铺盖晚上住在教室里。一般地说，北京市各个小学都有这种现象。各个小学生自发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往往还分裂，彼此打群架；他们也到其他的小学去“打砸抢”，闹得乌烟瘴气。 我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狗崽子”了，根本不敢去学校。如果去了恐怕会被抓住打个半死。 我只知道到了八月份，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我们的小学成为“大串联”来京的外地学生接待站。宽街小学还是当地“牛鬼蛇神”的“改造大队”，每天都有很多街道上的“牛鬼蛇神”到学校里“劳改”，多是惩罚性的。我们小学原是“僧格林沁祠”，那些“牛鬼蛇神”被驱使着把祠堂的碑亭都给拆了。在逼迫“牛鬼蛇神”干活时，小学红卫兵们动不动就死命殴打他们。据说有被活活打死的。 在那期间，我们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殴打致死。郭的丈夫因为是“摘帽子右派”，也被抓到学校殴打。他不堪侮辱，夺过剪子反抗，结果也被当场打死。一位住校的男老师被逼自身。这些故事可以在网上找到。 我们现在看看从7月份小学生放假后的有关资料评述。 …………………………………………………………………… 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接着，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毛泽东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 1966年的8月，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 …………………………………………………………………… 我对那个“红八月”有印象。大街上到处是红卫兵进行“抄家”。一到夜里，连夜抄家，斗争“地富反坏右”的声浪四面八方地传来。那些天很闷热，黑漆漆的夜真恐怖。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记得我和大院里的小伙伴们只是每天去游泳。我现在很感激我的那一家“革干”出身的兄弟三人，他们知道我“出身”不好，但总带着我一起玩儿。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那时我们常常坐在什刹海的岸边，不断跳到水里戏耍。附近不知什么单位总在放着一首“革命歌曲”“战士最爱唱语录歌”。我还依稀记得那首曲调悠扬的歌词，下在在网上查到： 千首歌，千首歌来万首歌， 战士最爱，战士最爱毛主席语录歌， 条条语录是真理， 一首一堂政治课。 口儿唱心儿和， 毛主席教导记心窝。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万年永唱万年永唱语录歌。 千首歌，千首歌来万首歌， 战士最爱，战士最爱毛主席语录歌， 唱得思想革命化， 唱得青春红似火。 千人唱万人和， 歌声朗朗震山河。 真理的声音传四海， 五洲同唱五洲同唱语录歌。 到了1967年小学“复课闹革命”后，我在学校反复遭到“出身”好的小痞子们的殴打。因为我反抗，总是头破血流。后来被另一伙“顽主”解救，并成为其中一员。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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