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的回忆（下）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刘庆棠，他是芭蕾舞男演员，“文革”中“飞黄腾达”。刘庆棠1932年生人。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的回忆录读起来会有点儿意思。——本帖编者）

  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采访者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刘庆堂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都用第一人称。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警卫也帮我们干。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警卫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于会泳）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而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