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关鸦片的情况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人也参与中国的鸦片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 桂系要角黄绍弘说，几十年军阀混战，要说哪一场战争背后没有鸦片的，那是不可能的。 先说最纯洁的护国战争吧。那蔡锷本人的政治理想的纯洁性是不用质疑的，因为他患当时不治的肺结核晚期，还不在北京养病，溜出来玩命，当然不是为了私利。但是护国战争经济上的意义就是为打通质量最好的云南鸦片（云烟）向广西和四川的出口渠道壁垒。不但护国军的军饷是鸦片，军官携带大量鸦片，还有无数鸦片商人带货随军，挑夫比士兵不少。整个一个鸦片的洪流！ 护国战争的结果，滇军携带大量鸦片进入川、桂，而且之后云烟进入这两省的进口税降低，价格猛跌，两省烟民欢呼确跃：民国万岁！滇军声势大镇。但是后来两地人民觉醒，自己开始种植经营鸦片，滇军在中国近代史就无声息了。四川的鸦片因为被武汉方面收取很高的入口税，所以川省势力不彰。再说广西，滇军携大量鸦片决心打通广西、广东入海口。在广西和李白决战，相持中，桂系粮饷断绝，面临崩溃。可滇军一些军官和商人等不及战争结果，买通桂军下级军官偷渡，被白崇禧截获，立即向全军宣布：获得敌人大量鸦片，军饷无忧。“望鸦片止渴”的桂军大胜。从此桂系势力大张，一直控制广州鸦片出海口。活跃于中国政坛。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 从大的方面来看，当时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 年国民党建立政府后，“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等大批贩毒， 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的烟毒贩运路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官卖官营。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 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 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 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 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蒋介石的四大银行之一农民银行，其主要业务就是收取鸦片税。 农民银行大规模从事鸦片贩卖活动。早在1932年10月，蒋介石为搜括资金，提出“寓禁于征”，指令两湖的禁烟机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专征烟税，将所得税收，统统以“特税”科目存入农民银行，由蒋介石随意支取。此后，蒋介石进一步指使农民银行直接进行鸦片买卖，办理豫、鄂、皖、赣、闽、湘、苏、浙、陕、 甘10省的鸦片生意，并将经营特货买卖所获盈余全部归入该行纯益。 ………………………………………………………… 以上我从网上查到的有关文章摘录。我这里再次重申，我摘录这些资料并不是要证明谁“好”谁“坏”，仅仅是客观地简单表述当时的历史现状。这就是清末鸦片从海外传入中国后，中国不但有大量人吸食，西北、西南和东北也广泛地种植。与此同时，鸦片相当于“硬通货”充当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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