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军

佑陵

  明朝末年地方官吏普遍对百姓横征暴敛，老农民们忍无可忍的百姓揭竿而起。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明末农民军在早期的战场上屡败屡战，但并没有被明军彻底剿灭，反倒最终埋葬了大明王朝，农民军战斗力的成长是惊人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农民军的机动能力。《明史左良玉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这段文字充分的揭示了农民军的机动能力。崇祯六年，农民军主力在一夜之间突过黄河天险，也证明农民军在机动能力上确实有独到之处。

  关于农民军的机动能力，明朝围剿农民军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三边总督洪承畴有切身体会，洪承畴在奏折中说：“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

  与农民军作战中同样战果显著的卢象升也说“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卢象升疏牍》），可见农民军维持机动能力之强。

  维持快速机动的主要方法是大批量装备战马，根据明军的战报可以一探究竟。崇祯十一年三水之战，孙传庭大破农民军战场上的缴获物资主要为马骡727匹，铠甲185副，武器1652件。而事后招降农民军有3050人，献出马骡3021匹。从这两个数据来看，农民军马骡的配备极高。而根据《平寇志》也能看出农民军战马数量之多。流寇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二三十骑。

  农民军马匹极多，但却有严格的骑乘纪律，十分重视休养马力平时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农民军在转移时同样很有规定：“唯以妻子牵之，衣服妇女器械等项，各载以驴，团聚同行曰老营”这样的方式进行转移，速度极快，能很迅速的摆脱官兵的追击。

  当时明军官兵却是什么情况呢？官兵马三步七，首先战马数量就不及农民军。即便是骑兵也就只是一人一骑，往往骑了二三十里，就人疲马倦。马兵不能舍舍弃步兵而先驰，又不敢穷马力以致毙。这样的状态，自然是很难与农民军作战的。

  农民军的战马数量缘何如此之多呢？这需要从陕北的生产结构来说。陕北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时间短，一年仅可一熟。而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就不能依靠传统农耕，而是依靠畜牧业。

  明代处于农耕与游牧交界区的陕北，在获取马骡方面自然是优于其他地区。另外就农民军的组成人员来说，原官军中的马夫、驿卒和逃兵占了很大一部分。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起义之前李自成就是明朝银川驿站的一个很普通的马夫。农民军中与李自成有相同背景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农民军能够拥有这么多战马。除了地域原因，农民军在抢掠过程中极其重视收集马骡。卢象升的奏疏中就记载了农民军在中原腹地抢夺马骡的现象，并提到农民军老弱妇女皆有骡驴。

  一支军队除了机动力强、能及时转移之外，更重要的是组织能力。《平寇志》有明确记载书中说农民军虽有百万之众，唯闯王马首是瞻。农民军的内部结构是，首领被称为掌盘子，每个管辖二三十个老管队，一个老管队管辖六，七十或四，五十个小管队。每个小管队又管辖一，二百或者三，四百个管队。而最小的被称为管队，一个管队有二十人。

  掌盘子作为全军的总头目自己手上有八、九十家丁，还有三五十个负责巡逻侦查的夜不收。农民军极其重视侦查，所以每个队中都有自己的夜不收。农民军的继承规则是掌盘子牺牲了就重新由营中的人推举一人作为新的掌盘子，下面的各队都是这样。

  明朝官方文献常常将农民军称为“秦寇”。但农民军并不是简单的杀掠，遇到富户，就将其财产全部榨取光之后斩杀。但遇到懂医术者或有技术的工匠，农民军则会留用。有技术的工匠如裁缝就编入裁缝队，银匠入银匠队。无业游民则编入打粮队，粗蠢有力者被编入打马草队。强壮有战斗力的人就给弓马刀枪。这样做农民军的人才利用率大大提高。

  农民军即便是不能作战的也不轻易杀掠，就将其裹挟，但不允许私自离开。一旦发现有人私自离开被抓捕者就会立刻遭到斩杀。这些裹挟的民众往往能作为炮灰使用，比如在进攻开封时农民军就命令这些裹挟的民众去填护城河，去挖城墙的地基。在打顺风战时这些人可以用来扩大战果，在作战失败需要逃跑时这部分人又可以用来阻挡追兵，拖延时间。这样往往使农民军的数量极为庞大，经常达到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之众。

  农民军的地域性很强，掌盘子大多是延安人。《松窗梦语》中提到陕北的民风“民俗质鲁少文，而风气刚劲，好斗轻生，自昔然已。”

  围剿农民军的明军有两位很优秀的将领，分别是卢象升和孙传庭。这两人都以练兵出名。但两人的练兵周期却不同，孙传庭只需百日就可练成一支精兵，卢象升要一年才能练成一支能正常使用的军队。这两人就个人才华上来讲，孙传庭是远远不及卢象升的。但是为什么孙传庭能如此迅速的练兵呢？那是因为孙传庭地处陕西，募兵的素质极高。而卢象升处于内地，一般民众民风文弱、不用兵刃，所以练兵速度较为缓慢。

  因此陕西边民构成的农民军，个人素质比一般的明军士卒强。明末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农民起义，但规模远不及来自陕西的农民军。另外，按照《献贼纪事略》的记载，李自成的军队里甚至有蒙古兵。

  由以上论述可见，农民军的构成远非是通常认为的饥民游民那么简单。真正有战斗力的是民风彪悍的陕北人以及战斗经验丰富的逃卒和降兵，最能打的高迎祥部就是这样。明朝官吏称高迎祥军多降丁、甲仗精整，部伍不乱。明军也一直把高迎祥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一支军队行军看似很平常，但在战时却极为重要。农民军在行军上也是有自己的纪律。每天下午时各队各营，派一人到掌盘子（首领）处议话。全军的行动都听首领一人的意见，首领命令再次驻扎就驻扎，命令转移就转移，权力高度集中。

  农民军中午休息吃饭时也是有条不紊，派一人在路口高声大喊“某队在此”则此队人马往该路去。在第二天又会调整顺序，这样周而复始。所以农民军在行军过程中往往是极为谨慎，当然这也是经过血的教训获得的。农民军在早期作战中经常遭到明军的伏击，但后来农民军极其重视行军的纪律。所以随着战争的进行，农民军重大失败的战役也就越来越少。

  在起义初期，农民军经常被明军夜袭，比如明军骁将曹文诏就多次利用夜袭击败农民军。后来农民军对于安营扎寨极为重视。扎营时以火为号，晚宿床前，必须各置一大火，总门前亦置一大火。这样做都是为了防范官兵夜袭。

  不但在各处设置灯火。农民军为了保险还想到了设置假营地的方法来误导官兵。很多时候，真的营地都在假营地的十多里外。这样往往能够躲过官兵的夜袭。一旦要长时间驻扎，农民军会预先设立警戒哨，哨探为每队选一人，登高而望。一旦看到有动静就告诉后面的主力。所以到了后期往往在明军突袭时，农民军却已经有了准备。

  到了崇祯末年，进入农民军中的明朝溃军和降兵格外多。随着明朝国势日衰，进入农民军中就不仅仅是普通的逃兵和俘虏，更有来自陕西的将门子弟。在《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固相率立诨名”。这批人的加入后，农民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后期李自成与明军作战时能堂堂而战。农民军是采用的战术被称为“三堵墙”。三堵墙战术简而言之就是三万骑兵分列三阵。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果战久不胜，骑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骑兵重新集结加入攻击，无不大胜。

  这样的战术对于步骑兵的配合有很高要求的，农民军在野战上已经丝毫不弱于明军。同样农民军学习新的战术也很快，在围攻开封时甚至与明军进行了激烈的炮战。

  与此同时明军的战斗力却逐渐下降。最开始明军只是在兵力上处于劣势。比如崇祯七年十多万农民军被明军包围在汉中栈道，当时农民军就向明军诈降，明军接受了农军的投降。但这时农民军突然发难将明军杀得大败。而当时整个陕西全省才两万多战兵，就这两万多战兵还有五千需要在秋季防御蒙古。

  这还是作为西北重镇的陕西，其他地区的明军更少得可怜。卢象升做郧阳抚治时能直接管辖的兵力不过一千六百人。明军虽然兵力少，但在明末农民造反初期战斗力尚存，卢象升在汝城之战中五千士卒大破农民军近十万人。

  到了后期明军自身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在关乎王朝命运的郏县之战，明军统兵将领白广恩高杰竟然都是农民军的降将。明军的指挥阶层失血严重，得不到及时补充，而农民军指挥官素质和数量都大大提高。

  农民军还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和睦的官兵关系，官兵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隔阂。当时作为农民军首领的李自成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饮食上“粗粝与众共之” 。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批判李自成的史书《后鉴录》同样说李自成“唯甘淡薄，食不重味，一妻一妾”。

  作战时农民军首领大都身先士卒，这也导致农民军首领的阵亡率极高。与之相反明军却是“大小将领，则皆有生之气，无死之心”。作为明军方面大员的总兵更是跋扈，在战场上屡屡抗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贺人龙和左良玉，两人连出外督师的杨嗣昌都不放在眼里。

  明末从陕北起家的农民军无论组织与编制，还是行军、扎营、战术都可圈可点，其军队规模、机动性、指挥官与士兵的素质，以及团结和凝聚力逐渐胜于明朝官军，李自成能一路打到北京，灭亡大明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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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我看来，明朝最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败最主要在于自身的问题；那就是腐败。这就是所谓“气数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