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中走来的潘金淑 潘金淑，女，出生于1963年，越南人，在越南AF“空中袭击者”轰炸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和胶化白磷炸弹袭击下烧伤。该场景被记者拍摄下来，名为“战火中的女孩”，并获得1973年普利策新闻奖。小潘金淑虽得到救治，但是烧伤实在太严重了，经过14个月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前后17个大大小小的手术，她的身体才慢慢复原。但是她身上超过一半的皮肤三度烧伤（原文如此。估计是烧伤皮肤中有一半以上是三度烧伤），尤其是背部，颈部和手臂。1992年，潘金淑结婚。在他们的蜜月途中，夫妇俩到了加拿大。后来，她移居美国，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奔走世界各地，以自己的经历讲述和平的意义。1996年，她有了自己的孩子。
越南战火中裸奔的小女孩。
潘金淑被战后越南共产党政府当作美帝国主义罪恶的活标本而树立起来；她长大后被送进医学院学习。后来，在向越南最高当局申请获得批准以后，她离开越南前往古巴学习。在那里，潘金淑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决定彻底离开越南。 1992年，潘金淑结婚。在他们的蜜月途中，夫妇俩到了加拿大。后来她移居美国，被联合国任命为和平大使奔走世界各地，以自己的经历讲述和平的意义。 事情发生在1972年6月8日。在距离西贡40公里的全邦一号公路线附近的展鹏村，南越第25师士兵，同一股越共游击队混战了几个小时。2架南越空军的攻击机，赶来支援。让士兵没有想到的是，南越飞行员，误把自己人当作越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飞机向南越士兵聚集的一座寺庙附近，投掷了4枚凝固汽油弹和4枚胶化白磷炸弹。 炸弹造成多名南越士兵死伤，还殃及躲藏在寺庙中的南越平民。被烈火灼烧的南越士兵和平民，惊恐的沿着公路奔逃，其中就包括潘金淑一家。 潘金淑回忆当年写道：那时候我9岁，只是一个孩子。那天晚上越南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村里，并和我们讲他们要用我们的村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战斗就发生了。我们非常害怕。我和家里人决定躲到佛寺里去，因为我们认为那是个神圣的地方，到那里就一定会安全了。午饭后我听到寺庙周围有东西燃烧的声音，然后就听到（南越）士兵对孩子们喊道，‘快跑！’”他们让孩子先跑出去，然后是大人。我看到飞机离我很近，飞得很快，然后就看到炸弹落地，周围变成一片火海。 潘金淑又回忆：我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但看到周围都是火光。突然间我的衣服就被烧着了。我看到在我身上，特别是在我臂上的熊熊烈火。我很害怕，因为周围突然一个人都没有了，只能看到火和浓烟。我开始哭起来，当时嘴里不停地大喊“好烫，好烫”，并开始向外面跑，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脚竟然没有着火。我低头跑啊跑，一个劲地向前冲。我的父母开始也往外跑，后来又折回到庙里面找地方躲了起来。我的姨妈和两个堂弟死了，一个是9岁，另一个才9个月大。 凝固汽油弹是非常厉害的，一旦被烧灼基本都是重伤。潘金淑受伤很重，因剧烈的疼痛和恐惧早已忘记自己赤身裸体，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脱到了自己的衣服， 只知道没命的奔跑。这时，年仅19岁的美联社记者黄功吾（南越华侨）目睹这一幕，抢拍下照片。 黄功吾多年后回忆：穿过黑烟，我看到了一个女孩没穿衣服在跑。当她跑近时，我才看到她的部分皮肤因灼伤开始脱落，烧伤从后背一直延伸到颈部和左臂。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天啊！难以相信她被烧得如此严重！我立即把相机放在路边，开始帮她，用水冲洗烧伤的部位。英国记者克里斯多弗.韦恩和黄功吾拦下一辆军用吉普车，将潘金淑送到唯一可以治疗严重烧伤的西贡巴基斯坦医院。 黄功吾回忆：在货车上，她（潘金淑）不停地对我说“我要死了”，我隔几分钟就看一眼她，对她说“就快到了”。在医院里，巴基斯坦医生看到潘金淑严重的伤势，告诉黄：伤太重了，这孩子没救了！无奈之下，黄功吾拿出自己的美联社记者证，表示自己会追踪报道这个女孩。巴基斯坦医生没有办法，这才决定对潘金淑进行救治。之后，黄功吾这才赶去冲洗有关照片。 这幅照片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大奖和荷赛大奖，并且成为20世纪的一个重要历史瞬间。照片拍摄之后，美联社曾一度拒绝刊发，理由是潘金淑面对镜头正面裸体，这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是不是刊登的。而当时《纽约客》的编辑哈尔·比尔确认为，这附照片的历史重要性足矣抵消因“正面裸体”带来的发表禁忌。《火从天降》后来也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尼克松当时的幕僚长霍得曼透露，当时尼克松怀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而照片上的小女孩潘金淑得以从灾难中幸存，成为证明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和越战惨绝人寰的历史证人。 黄功吾的这幅照片很快就被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一下子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写道：“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多亏了这张照片，潘金淑被南越政府优待，让她进行免费的治疗。潘金淑身上一半皮肤三度烧伤，伤势极重，奄奄一息。 潘金淑写到：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里，痛苦不堪，紧接着许多护士将我团团围住。我在极大的恐惧中醒来。 经过14个月痛苦的治疗，经历了17个可怕的手术，潘金淑才大体康复。潘金淑还算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她的家庭绝对无法承受昂贵的治疗费用，等待她的就是死亡了。即便保住了性命，潘金淑背部、颈部和手臂均留下可怕的烧伤痕迹，让人触目惊心。 南越政府在3年后垮台，潘金淑才12岁。北越政府执政以后，认为潘金淑是一个很好的反美宣传典型，对她相当优待。潘金淑接受了很好的医疗和教育，可以享受从苏联进口的药物。成年以后，她又被组织安排进入医学院学习。在社会主义的越南，医生是很好的职业。作为回报，潘金淑成为反美的活教材，经常上电视甚至电影，宣扬美国人的残暴。 儿童和少年时期，潘金淑还觉得参加这些宣传有什么不妥。成年以后，对日复一日的展示自己的痛苦，她开始有所抵触。那一天的烈火，给她留下了大面积的伤疤。即使是在越南炎热的夏季，她也只能穿着长袖衫，从不能穿裙子，必须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1986年，19岁她去了东德，23岁又去了古巴。在古巴，潘金淑认识了身为外交官的丈夫裴辉全。按照常理来说，潘金淑受伤如此严重，凶手是南越和背后的美国，应该对他们恨之入骨。她却并不是这么想。潘金淑说：我早已不恨美国人了，只是对他们始终没有好感。 潘金淑和丈夫都是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希望换一种生活方式。在1992年潘金淑和丈夫在古巴结婚，两人决定离开越南。去俄国转机途中，两人脱离组织，躲到了加拿大，并申请政治避难。对于潘金淑的逃亡，越南也并不在意。1991年开始，越南同美国关系开始好转，大家不再是敌人了。到了1995年，越美两国正式建交。 在加拿大多伦多，潘金淑夫妻两人低调生活，从不宣扬自己的身份。直到3年后，英国媒体报道了潘金淑，他们才被外界所知。从1995年开始，已经成为2个孩子母亲的潘金淑，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反对战争。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1997年11月，潘金淑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亲善大使”，专门为世界上被虐待、被强暴和挨饿的孩子奔走。 后来，她又移居美国，去了那个曾经给她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潘金淑曾经这么说：肉体上的痛苦是其次的，那天的经历是我一生的梦魔。在梦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回到那个烈火熊熊的地狱。我真心希望，所有的孩子永远远离战争！ 成年后的潘金淑成了一位普通的母亲，她慈爱的抱着自己的静静睡着的孩子。如果没有潘背后和胳膊大面积恐怖的因烧伤留下的疤痕，这就是一张单纯表现母爱和美好生活的照片。这幅作品是由世界著名摄影大师乔·麦克纳利1995年拍摄的。
当时乔去寻访这位传奇的女性。最后在加拿大多伦多见到了潘金淑。乔认为，如果像拍摄普通女人一样拍摄潘，那就失去了想要表达的意义。他试图对潘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她最终默许了。恰巧她要给儿子托马斯喂奶，于是这样一张暴露战争留下可怕伤疤的背部的女人，慈爱的抱着一个幼小孩子的照片诞生了。 1996年11月，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潘金淑向数千名参加过那一场战争，伤害过她和她的同胞的退伍老兵发表演说。她说：“正如你们所知，我就是那个在汽油燃烧弹的大火中奔跑逃命的小女孩。我不想讨论战争，因为我无法改变历史。我只希望你们牢记战争的悲剧，从而你们能够为制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与杀戮作出努力。” “如果我可以和那个投下了炸弹的飞行员面对面地对话，我会告诉他，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尝试着为未来做一些好的事情，为促进将来的和平。” “由于我的烧伤，我从没有想到我能够结婚并拥有孩子，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非常棒的丈夫，可爱的儿子以及一个快乐的家庭。” “亲爱的朋友们，我梦想着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生活在真正的和平中没有对抗，和没有敌意。为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能够和平和快乐，让我们一起努力。” 这时候，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情绪激动地表示无论如何要和潘金淑谈一谈。 这个人叫约翰·普拉默，越战美军直升机飞行员。他向潘金淑承认，1972年6月8日指示向她的村庄投掷燃烧弹的人就是他，那一年他24岁。他痛哭失声，请求潘金淑的原谅。 在那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看到了那张照片，从此，整整24年，普拉默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约翰·普拉默回忆到：“我只能双膝跪倒，说我再也不愿做这样的恶事了”。这个受害的小女孩让他的心灵感到了深深的罪恶感。战后他整日沉溺于自责和噩梦之中整整24年。 潘金淑讲完，他就冲出人群，向这个他曾经伤害过的异国女人表示忏悔：“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而此时此刻，潘金淑抱着这位泣不成声的大男人，一句一句地安慰：“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潘金淑长大后，越共政府长期把她当做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在大学修医学专业期间，经常被政府要求回到村里拍电影，接受采访，潘金福显然对这种生活不满，希望摆脱“宣传工具”的角色。当然这也使她受政府重视，后来得以到古巴哈瓦那大学深造，并在哈瓦那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裴辉全。 1992年，潘金福与丈夫借外出渡蜜月机会，飞机在加拿大加油时，夫妇二人逃离飞机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定居多伦多。夫妇俩本来在加拿大默默无闻生活，谁也不知道她是当年轰动世界照片中的人物。直到1995年3月，英国《星斯日邮报》披露了这则消息，又把新闻转让给多伦多的《星期日太阳报》，该报花了两个整版报道此事，还刊登了她在多伦多推着婴儿车及父母亲在越南泥房子前的照片，潘金福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潘金福此后广泛参与国际公益活动，一一拜会了当年救治过自己的医生、记者，重叙前情。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节，她在越战纪念碑前面发表演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缔造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潘金淑1997年被联合国民教育科文组织任命为亲善大使，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潘金淑基金会，专门对战争中的儿童实施药物和心理帮助。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推断，潘重新成名未必是被动或偶然行为，至少受到加拿大某些朋友的点拨，因为她被媒体披露的第二年即展开了频繁的走访与演讲活动，第三年就获得了加拿大居留权。 人生常有不可思议之事，虽曾受过战争创伤，却因成为一张经典照片中的主角，命运全然改变。潘金淑先是得到越南党和政府的“关怀”，获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又在西方成为公益名人。要注意，照片中还有些配角，有一对牵着手在潘金福左边奔跑的姐弟俩，他们是潘金福的表姐弟。西方媒体居然把这对姐弟也找到了，他们没有因照片而改变命运，甚至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庄，如今在老家摆小摊为生。 …………………………………………………… 潘金淑的经历让我感叹。在故事的后面有些华人的评论。有人对她不以为然，说她被美国人参与的越战弄得这么惨，后来却说不恨美国人。我不愿意评论这种言论，只真心希望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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