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

  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西风已东渐，但女子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垂手立在男人的身后，至于出洋留学，那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

  在当时的中国，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毕业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这四位女子分别是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出国的时间是1881年至1892年之间。那会儿还没有大批留日留美的中国学生。所以，她们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

金雅妹

  1881年的一天，17岁的金雅妹(又名韵梅) 从东京乘客轮启航驶往纽约去美国留学。途中她会想起久违了的故乡——宁波东钱湖畔的韩岭村，只是父母双亲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在她两岁半时村子里闹瘟疫，担任教会牧师的父亲和母亲未能幸免，相继染病去世。抚养她长大的是父亲生前的好友麦嘉谛博士(Dr.D，B，MeCartee)和他的夫人。麦嘉谛是美国人，1844年便来华传教施医，是宁波长老会的医生，曾担任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1869年他回到美国，一年后又来宁波和上海工作，1872年被聘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在日本的中国公使馆担任顾问。在此期间，金雅妹一直跟随着他，在这些地方辗转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日本读完了中学，掌握了日文和英文。看到义女天资聪颖，喜爱读书，麦嘉谛决定送她去美国深造，他为她选择的专业是医学。

  金雅妹抵达了美国后进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习，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四年间，她学习认真用功，在研读书本知识之外还勤于操作实验，学习使用各种医疗器械，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885年5月，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少时离开中国，在日本念中学又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八年的金雅妹，已经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美国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但是幼时父母因祖国的医疗技术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印在她心里，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们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她在1888年底毅然回到了祖国，到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

  一年后，金雅妹因病前往日本神户治病，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并与之相爱。1894年，30岁的金雅妹结婚了，两年后生下一个男孩。但是夫妇感情并不融洽。勉强维持了lO年之后离异，孩子留给了男方。不幸的是，这个孩子成年后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失败的异国婚恋和丧子的痛苦，金雅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将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医学事业。

  1905年，她再度回国，先后在广州、成都等地开设私人诊所。她医德高尚，医术精深，对病人和蔼可亲，因而深受病人欢迎和信任。

  1907年她来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在她的主持下，医院办得井然有序，前去求诊者络绎不绝。在1911年的前10个月中，医院施治病人达1.6万余名，其附属养病院住院病人有180余名。

  在行医过程中，金雅妹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刻不容缓，1908年她说服了袁世凯，由天津海关拨银二万两，创办了北洋女医学堂，由她担任堂长兼总教习。这是天津的第一所女子护士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

  护校附属于北洋女医院，开设产科、看护两科，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通用药理、卫生、种痘等学科，以二年为修业年限。学堂招收贫寒人家读过书的女孩入学，原定招募学员40名，由于风气不开，参加报名考试的人并不多，第一届招考工作持续了一年，只招到了30名学员。倔强的金雅妹并不气馁，她请出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出示晓谕，其有未经报名者，并准其于考期以前到堂注册，届时一体与试，按格录取，以广造就”。

  女医学堂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学生边上学边到医院实习，做卫生及初级护理工作，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为此，金雅妹特聘通晓中文的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她还亲自授课，将在国外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她丰富的f临床经验和诊断技术，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

  两年后，北洋女医学堂头班何渊洁等11人毕业，金雅妹亲自设计了“毕业凭照”，盖印过朱。次年又有5人毕业。尽管青杏尚小，但这毕竟是近代中国自行培育出的第一批护理人才，影响深远。这些女学员服务于各个医院中，使津门妇女率先告别了“接生婆”时代，享受到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

  1933年，金雅妹在北平的寓所里“收留”了一名到中国做学术考察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小伙子—一雅罗斯拉夫-普实克(Prusek Jarodav，1906-1980)，后来他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并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记叙了在北平的这段日子。在他的笔下，晚年的金雅妹真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普实克深情地写道：

  “在她的宅子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家。许多外国人受到她的严厉批评，也许他们无法理解她那貌似严厉的善举。她待我像妈妈。疾病花掉了我所有从家里带来的钱，我还欠了债。但是她总是微笑着说，让我用银行的支票付房钱，其实我那银行账上剩下的是已经不可以支取的五个银元。她说等我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提出来支付。她的厨师用肥美的鸡肉使我又能够站稳脚跟了。”

  金雅妹身边除了仆佣之外，没有一个亲人，但她乐于结交朋友，也深受朋友欢迎。“她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请我所想邀请的人来品尝她那久负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汤。这种汤她是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如果没有客人前来，她就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裹在自己的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金雅妹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热心于教育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带一批人去孤儿院做义工，并为孤儿院募集善款，还热情支持燕京大学社会部主办的旨在扶贫的清河实验中心的工作。“她68岁了，但是仍然十分活跃。每天下午一位女子来为她朗读中国小说。老太太还在打字机上翻译英文。她虽然讲汉语，带点口音，但是却不识汉字。她接受的是外国教育。她担任了管理纺织厂的职务，这个作坊是燕京大学在海淀的一个乡村办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国内的工业，复兴中国的花边织造和刺绣业，收集由中国妇女和儿童剪出的异常美丽的剪纸花样，把它们作为样本进行刺绣。”

  金雅妹曾在北平扶轮社(美国律师哈里斯发起的公益性国际团体)作题为“中国两代妇女”的演讲，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讲话。1934年2月，她患肺炎住进了协和医院，她比所有的人都清楚自己的病情，把所有的财产——在北平的寓所(价值15000元的房屋和地基)，并现金6000元，全都捐给了燕京大学。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燕大怀有特殊的感情。她还将150余卷外文书籍捐给了天津木斋学校。1934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许金訇

  1884年，当宁波女子金雅妹正在美国进行大学三年级的学业时，另一个身材娇小的中国女孩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的名字叫许金訇(由于她使用音译英文名，以至她的中文真名与事迹长期被人所忽略。有的史料称她为柯金英，也有称为何金英)。

  许金訇，1866年出生于福州南台岛(今仓山)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早期信徒之一，而且思想相当开放。据说许金訇小时候为习俗所迫，一度请求她的母亲为她缠足，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难得的。

  许金訇先是求学于美以美会办的毓英女塾，因不满呆板的课程而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并在教会医院服务。她天生聪慧，并富有同情心，又对医学颇感兴趣，决心学好西医，造福乡梓。医院院长十分欣赏她的志气和才华，为她联系了美国的妇女外国传道会(Women’s ForeignMissionSociety)资助她赴美留学。

  许金訇当时只有18岁，还不懂英语，父母和亲戚朋友都不放心她远行，连一向开明的父亲也十分不舍。可她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告别了亲友，跟随两个美国传教士离开了福州。许金訇先是住在费城一个医生DrSites的家中，学了一个暑假的英语。在这年秋季，考入了俄亥俄州的美以美会办的威斯利安大学(Weslyan Univer-sity)。四年后，转入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1891年，由于父亲病重，她只好中断学业回国探望。第二年她重返费城继续学业。

  两年后，许金訇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并到费城综合医院实习一年。1895年结束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回到了家乡。

  许金訇在福州圣教妇孺医院行医，专给妇女、儿童诊病，后来还担负起了该院的主持工作。1899年，她又兼任福州仓山马可爱医院(WoolstoneMemorialHospital)的院长，这样她就肩负起了主持两所医院的重任。这两所医院一在城内，一在城外，她往来奔波，很是辛苦。刚开始病人们看她是个女子，有点不信任她，不愿意到她的医院就诊。后来由于她妙手回春地医好了许多病人，很快声名鹊起，不久医院里就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要另外租房才够用。她既诊治病人又开班授课，培养出不少女医生，其中包括她的妹妹许淑匐。她还积极宣传卫生观念，并经常派出学生到乡村演讲，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力促人们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她率先在医院使用自来水，建新式厕所，注意消毒。

  1910年，她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特别授予她理科硕士学位，以表彰她的工作成就。1898年，世界妇女协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闻许金訇之名，派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赴伦敦参加会议。她不辱使命，以流利的英语和渊博的学识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风采。她是中国出席该会议的首位女代表，也是中国第一位参加国际事务的女代表。

  1926年，许金訇辞去院长之职去南洋，三年后在新加坡病逝，享年64岁。

  许金訇终身未婚，膝下无子，可谓毕生奉献于医学事业。为何在晚年孑然一身地离开祖国，选择南洋作为最后的归属地，这是一个谜。

康爱德

  康爱德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1873年12月6日出生于江西九江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此时的家中已经有了五个女孩，新生命的降临并没有给期盼能有一个男孩的父母带来喜悦，她被送给邻家做童养媳。邻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她算命，不料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命犯天狗，婚姻不利，邻家自然不敢接收她。正当家人无计可施之时，一位给西方传教士做中文教师的乡邻建议康爱德的父母，将她送给他所教的那位女传教士收养。就这样，在这位乡邻的说合下，美国海外布道会传教士霍格女士(Mrs，Hoag)收养了这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女婴，并给她取了个英文名字Ida Kahn。

  9岁时，霍格女士因事回美国，就把小康爱德带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她学会了英语。后来她又回到中国，跟着吴格矩女士（霍格女士的同事）在重庆生活了两年。1886年，重庆发生了反教运动，教会大院被夷为平地，传教士们躲往总督衙门，康爱德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躲藏了两个月。随后她们找机会逃出了重庆。当时正值春天冰雪融化，三峡的江水很急，沿江的低洼地带都被洪水淹没，使得这场“逃亡”之旅充满了风险。13岁的康爱德坐着小船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长江，她的人生又一次化险为夷。

  吴格矩女士带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回到美国。这两个女孩便是康爱德和她在九江教会女塾念书时的同学石美玉。她俩都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各项考试她们都名列前茅，还交了许多朋友。

  在毕业前举行的一场互赠礼物的聚会上，她们得到了很多在中国行医时用得上的设备。在毕业仪式上，两个女孩穿着中国旗袍登台领取毕业证书，康爱德的旗袍是蓝色的，石美玉的是粉红色。礼堂里人们长时间地为她们起立鼓掌，学校教员们也起立向她们致敬。校长还当众称赞康爱德：

  “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之女作比例，愧无地矣!”(引自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一文)

  毕业后，她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芝加哥的医院实习并接触了一些著名的医生。1896年，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国，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国人热烈的欢迎，在九江码头上岸时，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好奇地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三天后，她们开始参观当地的医院并应要求临时做了几台手术，也向国人表明，她们确实懂得医术。

  她们在九江的行医很顺利，甚至在九江之外也颇有名气。张之洞曾写信给吴格矩，恳请派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并承诺容许她们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张之洞的邀请在随后的妇女卫理公派教徒会议上引发热议，康爱德和石美玉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统计，到她们行医的第二年末为止，她们在医务室接诊90人，在自己家中接诊134人，门诊病人大约3973人，去乡下看病1294人，合计治疗5491人。病人数量逐年上升，所有的收人被移交给教会财政部门。她们用四年的行医来补偿在美国上学四年的费用。

  一次，南昌巡抚派了一艘船到九江，请求她们派一位医生去为他的夫人看病。康爱德立即出发，并将患者带回九江悉心照料。巡抚夫人完全康复回到南昌之后，广为宣传这两位女医生。康爱德借此机会，到南昌设立医院。她的医院逐步扩展，1907年一年就收诊病人8000多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她的医院收治了大量受伤的难民。

1899年，作为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女知识分子，康爱德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妇女协会会议，她是继许金訇之后的第二位国际女代表。

  1896年，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文，极力赞颂康爱德的成就，算是他鼓吹女学的第一篇宣言。孰料还由此引出了一条花边新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读到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不禁为之神往，并且从《申报》的报道中得知她“尚待字闺中”，于是托罗振玉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想要和她结为连理。

  1907年后，34岁的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造医学。四年后回南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至1931年去世，享年58岁。

石美玉

  与康爱德并肩留洋的石美玉，出生于湖北黄梅，在江西九江长大。父亲是一位牧师，在九江主持一间小教堂，母亲在教会女塾任校长。石美玉是他们的长女，小时候因为没有缠足而远近闻名。

  8岁那年，石美玉被父亲送到教会女塾读书，一读就是十年，并在此与康爱德结成终身好友，后来一同赴美留学，一同回国行医。她们以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江西百姓的信任。根据石美玉的工作报告，她俩在仅十个月的时间里，就诊治了2300多名患者，外出巡诊也高达300多次。

  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原先的小诊所显得捉襟见肘，石美玉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请求捐款相助。她是个很擅长交际的人，在美国很受朋友欢迎。她的信发出不久就收到了回音，芝加哥名NDr，I，NJ Danforth为纪念去世的夫人，愿意出资，委托石美玉在中国造一所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1901年12月，但福德医院(又名九江妇幼医院)落成开业，共拥有95张病床和完善的设备，石美玉出任院长。

  1903年，康爱德前往南昌设立新的医院，石美玉从此独立担负起发展妇幼医院的责任。虽然教会愿意为其输送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但石美玉在感激之余，并不完全依靠外援，她坚信中国妇女有能力胜任这一切，也坚信自己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医护人才。后来，她果真做到了。为了传授医学知识，石美玉自己动手编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

  在她的主持下，医院业务逐渐发达，平均每月有千人求诊，并得到了当地士绅的捐助。为了医院的长远发展，石美玉于1907年二度赴美，筹募资金。医院在美国享有良好的声誉，所以得到了大批捐款，她回国后用这笔钱将医院扩充了一倍。求诊的病人也大量增加，当年曾有一个月接诊2743名病人。

  1918年至1919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九江妇幼医院的院务工作交由其胞妹石非比主持。在美期间，她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介绍中国的情况，同时也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

  1920年石美玉回国，与吴格矩一起在上海组织创立了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还开设了两间药房和一所护士学校。她们还在家中收养了36个贫穷的中国孩子。石美玉是产科专家，慕她之名而来学医的学生众多，有的来自云南和黑龙江，还有的来自越南、缅甸、新加坡和檀香山。至1937年，共有600名学生毕业，获得了中华护士会证书，深入民间服务。

1928年，山东爆发大灾荒，大量难民涌进上海。一天石美玉接到电话，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她在一番祷告之后，到车站接来了100名孤儿，决意将他们收养。她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孤儿院，附设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长大后，她又将他们送入大学深造，其中还有不少人循着她的足迹，留学国外。

  抗战爆发后，设在南市制造局路639号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乃迁至沪西白赛仲路(复兴西路)另设分院。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周到难民收容所和伤病医院义务进行救护工作。孤儿院则迁至贵州独山毕节。石美玉因事于1937年7月赴青岛，因“八一三”战事阻隔，无法返沪，只得取道香港赴美国，从美国汇来钱款支持医院的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沦陷，邮路不畅，石美玉与医院几乎失去了联系，在她焦急的等待中，她的医生们顽强地支撑着门诊部的工作，免费救护伤民。

  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重建伯特利医院。医院业务逐步恢复，由其弟媳石成志任代院长。1951年5月，石美玉请求上海市政府接办医院。1952年12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石美玉也是终身未婚，她把人生奉献给了她挚爱的主和她的病人们。1954年12月30日，她在美国加州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回顾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和石美玉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或由传教士抚养长大，从小接受的都是教会启蒙教育。出国留学的方式也如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不得不承认，外国来华传教士确实为中国女子挣脱“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桎梏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使她们不仅有了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终于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

  她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在美国学习的都是医学，学成归国后，都是集医生、教育家、社会慈善家和宗教活动家于一身的职业女性。她们或者婚姻失败或者终身未婚，身后没有子嗣，但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恰恰与拯救和延续生命直接相关，她们亲手迎接了无数新生命的降临，也使无数遭受病痛折磨的人重获新生。

  这四位女子，生于政权交替争战频繁的乱世，独自异国求学，独自回国创业，独自扛起办医院兴女学的重任，其间必定经历了无数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们的坚强和勇敢源于什么？答案也许是，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她们渡过难关，执著前行。有信仰的人是勇敢而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