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是为了自救 请不要把我当成“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在清朝末年的就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为不改变中国的专政制度，只是引进西方的科技，并不能让中华民族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社会生产力和自身科技的发展也因制度的制约，发展速度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 古老的中国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被西方列强打开闭关自锁的国门。那时“洋务派”们只认为把西方的“船坚炮利”学到了就行了，传统的专制制度绝不能改变。然而“洋务派”的所谓30年中兴再一次被西方人打得稀烂。1894年腐朽没落的大清朝败给了西方的好学生“小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趁火打劫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便只能用体无完肤来形容。 在惨败面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渐渐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对，关键要改变极其专政的制度，于是有了后来极其失败的“戊戌变法”。短命的“百日维新”激起了革命，清王朝在十一年后被推翻。然而革命者们引进的西方议会制度始终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号称一定要民主的中共最终通过内战夺取了大陆政权。很快，他们抛弃民主的伪装，实施了越来越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感觉，毛这个独裁者如果是个传统的君王，中共的“王朝”应该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没准现在中国大陆仍是“超级北朝鲜”呢；可毛有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并利用自己绝对的权力，不顾中共上上下下的官僚们的消极反对，通过掀起“文革”来强行实现。他最终惨败；整个民族也遭到巨大灾难。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以邓为首的中共官僚们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从而发展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邓通过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主导思想就是：经济上放开，政治上严控；必须保持中共的永久的一统天下。其实，邓的主张是直接违背中共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邓搞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社会上层建筑会发生变化；然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几十年，中共的统治仍铁板一块。这里我不想过多的引述有关讨论，只是觉得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推断大致没什么逻辑错误；中共专政统治的崩溃恐怕仍须时日；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经济影响的滞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老百姓毕竟还有饭吃。 对中国大陆社会目前的政治状况，说实话我是有挫折感的。想必否定专制制度的国人都有同感；特别是习“称帝”后。关于习的倒行逆施，反中共的人们是有共识的。但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却未必。我感到很多人觉得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对此我想重复以往我的认识。首先，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只能在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实施。国际上国与国之间仍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并非民主的原则；这是因为人类世界没有凌驾于各国治上的权力机构。 其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只是相对好而已。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仍有种种的弊端。中共每每指摘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各种弊病并非无的放矢；然而中共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为了极力维护自身专制统治。中共否定民主制度，并不能证明专制制度正确。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的人们提出了普世价值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美好的理想确实难以彻底实施。不过这不意味着这种理想如同共产主义理论那样不切实际。普世价值理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有在世界上不断推行的可能。 由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很难说清楚哪一方是绝对正义的。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是两国利益之争。在这种竞争中，自身强大的国家往往终将占上风；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强大最坚实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制度本身。如今专制的中共政权已陷入“塔西佗陷阱”，它能有多大的国际竞争力？ 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在哪儿？就在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分权——谁也不能独裁。这看起来缺乏效率，但实际上更能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这种民主制度是鼓励各个方面的竞争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自由竞争的社会，国家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而专制社会权力集中于某一集团甚至个人，必然造成不可抑制的腐败；同时最高权力者的各种决策都是维护自身统治的，并不真正重视民族利益。另外，社会内部的竞争力受到极大的压制。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国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自救，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制度绝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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