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因反对干部终身制被定为人民敌人

  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中央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薛毅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的人成为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

  1949年，薛毅26岁，风华正茂，他身穿解放军军装，与妻子一道，一人背一个背包进了北京城。当时，薛毅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妻子则在北京市工会工作。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不久，生活和事业正在光明的大道上迅跑。

  薛毅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小时家里穷得只够让他读完小学。父亲在讨饭路上摔伤，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夫，在进攻根据地区时替鬼子趟地雷被炸死。姐姐在“月子”里遭日本鬼子强暴，受惊吓得病而死。薛毅的可谓苦大仇深。

  薛毅15岁参加抗日，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他靠着勤奋好学，成为宣传干部，当过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战争期间写过许多新闻稿。1952年定干部级别时，他是行政13级，也就是县团级里最高的一档。到了1957年，他成为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时已是12级干部。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已经属于“高干”系列了。在机关里，他们这些高干可以享受小灶，出差时可以坐软卧。

  然而，正是干部级别与待遇的问题，引起了薛毅的深思，也最终给他带来一场惨痛灾难。

“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

  1956年底，薛毅听了机关党委的一次文件传达，内容是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传达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引了毛主席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还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1个科长，10个科员，这10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10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薛毅听了心里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

  薛毅想好几个月。1957年2月，作为12级干部的薛毅，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那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薛毅的记忆中，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变动不小，而当时在现场听时给他印象很深，是毛号召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给薛毅一种鼓励：既然党号召整风，那我就帮党做这件事。他写下了长达1万5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在6月8日那天正式投寄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日报》。他不知道的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政治风向转变的日子——全国停止整风转向了“反右”。

  《刍议》的思想内容，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薛毅指出，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根本缺陷，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特别提出，干部在某一衔级上可以通过竞选上岗；任期届满可以卸任，也可以连续参加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任职次数不限。可以放手让熟悉业务的人才当领导，允许文化基础不足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辞职另行选择职业；让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也适用“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刍议》中写道。

  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

  数十年后，薛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从哪里得到如此“超前”的思想，薛毅说，来自马列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列宁就说过考试，他在1924年写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用考试方法选拔人才。”

  “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

  薛毅的老伴梁国杰对笔者说，当年薛毅的书柜满满的，提到这些马列经典哪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他倒背如流，许多党史工作者都叹为观止。凭着对马列的钻研，也更凭着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薛毅写下那篇长文。老伴说，其实，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对薛毅个人并没什么好处，因为如果真正要民主考核，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很可能也会失去职位。

  因此，薛毅对于自己写这篇《刍议》非常坦然。当1957年的6月，地质部开整风会让薛毅发言时，薛毅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那个文章大致是怎么说的。后来地质部出《整风简报》，薛毅觉得，简报上登的关于他文章的摘要不能代表他观点的全貌，要求登全文。这样，6月23日那一期《整风简报》成了他的专刊，四个版登满了他的文章。可他万没想到，这份东西竟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日子里

  1957年的6月，地质部23岁的俄文翻译王维新没想参加运动，一心只想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是，经不住组织上一再动员，还是被拖进了运动。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刍议》，觉得这篇文章说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风会上也说了一些别的话，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看法。他并不认识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样，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突变毫无思想准备。

  “啪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王维新回忆说，“机关主楼的楼梯两边都贴满了，来看大字报的人多得都走不动了，我讲过的话，全被人贴出来批判……”

  薛毅的名字出现在1957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那天的第二版头条是：“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做领导。”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被定为极右分子——比右派分子的罪还要重一级。整个地质部，一共划了右派2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大约一百几十人，都是因为同情薛毅的观点被划为右派，这里也包括了王维新。

  薛毅的妻子梁国杰，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地质部把对薛毅的处理通知给北京检察院后，梁国杰也被找出一堆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顺身上，这位北京财贸局的干部成了薛家的第3个右派。

  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当时分为6等，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全国的55万名右派，极少有人逃脱被劳动改造的命运。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只剩了70多元，等于原先的一半。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后来就到了青海的地质队，一去就是22年。去之前，薛毅认了罪。如果不认罪，对他的处罚就不仅仅是去青海了，而是要开除公职，一家老小，4个孩子，3位老人怎么办？

  而王维新则是先去黑龙江的密山劳改3年，然后去了安徽的地质队。他记得，刚到安徽庐江报到时，县里的地质科长说，部里来的翻译啊，留在地质科吧。几天后，来了一个老头，劈头就问：谁叫你到地质科去的？王维新赶紧说：“我是右派没改造好，有虚荣心，地质科是我自己要去的！”这样他又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安装队。对于王维新而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人下人的境遇。

  数十年后，当笔者问到王维新，你当初真的觉得自己有罪吗？王维新答：真的认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觉啊。

  而对于薛毅，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

  从心里来说，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1970年，他已经在青海的地质队待了12年，除了在一线干活，也当过会计，管过小卖部。这时，他注意到了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

  这篇文章又一次给薛毅惹了祸。《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查，莘劲矛原来就是右派薛毅，这件事一直惊动到北京的地质部，又开始组织对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气，写文章反驳并寄到《红旗》杂志，还与来整他的领导辩论。领导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讲的。薛毅反问：“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对方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薛毅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没资格问这句话的。“当时我是想学(中苏论战的)‘九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他晚年这样回忆道。

“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在基层20多年，薛毅一直没有放弃平反的希望。他曾数次要求甄别，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在这方面，王维新比他更现实一些，他在安徽当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语特长，帮助农民出身的妻子学习英语，当上英语教师。在他看来，大概要一辈子生活在安徽了。1978年，全国都在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要为错划右派改正的消息不胫而走。

  今天我们知道，全国55万名右派，除极少数的几人都获得了改正。但是在当时，获得平反并非轻而易举。1978年，中共中央公布了11号文件，当时说的是为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被打成右派的人，给予平反。当薛毅向地质部提出申请，要求甄别时，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薛毅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

  王维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争取平反的道路也更艰难。1979年，王维新决定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儿子赴京上访，妻子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留在安徽。他只带了5块钱，在火车上不断被查票的轰下去，又偷偷上来，一路上靠列车员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质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儿子想吃饺子，他没钱，只能买一捧花生米。在儿子哭声中，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来到他面前，说，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好不好？

  王维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上访的，能帮什么？他说，你能帮。我们买饺子买多了，你帮我们吃一盘好不好？多年后，王维新讲到这里，仍然哽咽着讲不下去。

  1979年，王维新在北京找到薛毅。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进门他就叫薛毅老师，薛毅才知道，这是受他株连的当年的右派之一。他们从此成为终生的朋友。

  1980年，薛毅和王维新都被落实政策，宣布当年的右派为错划，予以改正。他们都回到地质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6岁老人。当被问到，因为1957年的事，遭受这么大的磨难，有没有后悔？

  薛毅答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主张啊。”

  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薛毅做人的原则做个注脚：1998年，薛毅老两口在美国探亲时听说国内发了大洪水。他们立即打电话要求女儿在他们的工资中各拿500元交党费，支援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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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当时也被打成“右派”。我舅舅、姨夫也是“右派”。这些故事我就不想再讲了。

  现在看起来，“毛皇”对“右派”发狠玩儿“阳谋”，内心深处是怕失去权力的恐惧。他认为中共作为永久执政党是天经地义的。

  “文革”后，在邓小平点头，胡耀邦给“右派平反”后，我还真的感激。我作为“右派崽子”的22年也不好熬。当时正值中共11届三中全会之后；会议决定“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似乎看到了什么希望。然而1989年“六四”惨案我完全的否定了中共。不过还是寄希望于老百姓会忍无可忍，会自发的起来要民主和人权。可2012习近平该宪法轻松“称帝”后发现，中国人还得几经换代才会逐步想到自己有尊严。

  中国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还有太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