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难题 有件事,全世界都通行,中国也没人敢否定。但,三十多年来,14亿人热烈渴望,多数人绝对双手赞成,有全世界的经验可以免费借鉴,也不存在任何技术困难,但仅仅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极少数人不乐意,而且是不敢说出来的不乐意,就足以让这个问题久拖不决,经历多届政府多届领袖,始终解决不了,到今天,还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这就是中国大陆 的官员财产公布制度。 早在240年前,中国人只能跪在地上拜见官员的大清朝时代,瑞典人就发明采用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对政府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做了规定。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被延续,并陆续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虽然它看上去没有中国的相关制度那么义正词严、大快人心、解恨过瘾,但其反腐效果却被实施过的众多国家所验证,成为国际通行的反腐措施。 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中国国内首次提出。至今,已过去整整31年时间,这个不过一纸法律的事情,在中国这样的法制国家,却依然是国家级难题。今天,你能像240年前的瑞典人那样,查到任何一个哪怕最低级别官员的财产状况吗? 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 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个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行为监督做了许多规定,却没有将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写入,未能就官员财产公布作出明确规定。 200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颁布实施。实质上就是借鉴、采纳世界上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2007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将官员的财产等个人情况列为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官员的财产等情况严格保密,从而令公众对官员的财产无从知晓与监督,因为从法律角度,官员不公开个人财产收入,至少并未违法。 2011年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温总理说,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 2012年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通过特快专递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申请公开53位部长(局长)在2011年的全年工资总额及工资的各项具体金额。 13个部门不予理睬,40个中央部门回复了雷闯,但无一公开官员工资。大多数部门给出的理由是,该部门部长(局长)工资薪金方面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 2012年11月9日。两会记者会,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会继续探索。 30多年间,公开党政官员财产的社会呼声从未停息,每年的两会上,也多有委员提出这样的议案。但是,喊归喊,议归议,提归提,即使官方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八成的公众,超过七成的公职人员都认为应该公开。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仍然是:从“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已着手起草建议稿”。到了近年,却不知不觉间,从公共话题中淡化、消失了。 试点情况: 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在全国开官员申报财产公示先河。“官员财产公开”一度成为热词。 当时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示了极大的改革决心,并表示将逐步实现“有限公开最终过渡到无限公开,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行”。可惜,好人命不长,2009年8月,吴伟平因病去世。 一个月后,时任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杨振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再按照原来制度做了。现在,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来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人走政息,第一个试点夭折了。 从这一年开始,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都曾掀起舆论波澜,一度被媒体称之为制度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2012年被媒体披露的试点地区,就有江苏淮安、南京江宁区、浙江磐安等多个地方。而舆论最为关注、也被寄予厚望者,是广东省在2012年最后一个月提出的三地试点,重新燃起了民众对这一制度不久之后在全国推行的新希望。广东最终被确定为试点的地区分别是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韶关始兴县三个县区。 据媒体统计,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区已近40个,但超过半数“昙花一现”,且试点多为县市区,主要针对科级干部。人走政息、公众压力及个别官员的阻力、难以核实的申报内容、上级叫停等都是导致试点失败的原因。这些试点如星星之火,此起彼熄,最终都没能“燎原”,热闹一阵后,就改弦更张,退步到原来的只申报不公开。 对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北京市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就曾评价称:“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是一个形式,处级以上干部每半年填一次表,但之后都锁在柜子里,从不公开。” 显然,世界通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根据国情,中国特色了。难道,还是只有中国特色的剥皮抽筋、割肉凌迟,才最适合中国贪腐官员的胃口!? 积极的推动力量: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是国内首位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人大代表。 2005年,王全杰联名50多位人大代表,参与这个议案的的人大代表几乎都是非官员。提交《制定政府领导干部财产公布制度》的议案。 两会之后,王全杰被请到全国人大对议案进行详细介绍。在他的记忆里,会场很安静,他发言后,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也没人进行呼应。 在议案中,王全杰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官员资产公开制度,“还好干部以清白,还人民群众以明白,还政府以透明,还社会以公正。”在此之后,王全杰还于2007年与2008年的两会前提交了官员财产公开建议。 在三次提交的议案与建议中,王全杰都写了这么一句话:“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有什么私产可向人民隐瞒的?个人资产对于公民是隐私,对于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官员来说,就不应当是隐私了。” 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接下他的接力棒,连续7年“死磕”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因而更加出名。 2006年,他邀请超过3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在议案中,韩德云提出了两种公开的途径,一是通过官方报纸刊载,甚至上网,二是提供给公民供其索取、查询,从而接受广泛有效的社会监督。 2007年,韩德云继续提出同样的建议,中纪委监察部回应:“制定符合国情的公务员申报制度需要认真研究。” 2008年,中纪委监察部负责人亲自给韩德云打电话,说正在积极开展工作。而这一年的回执中,中纪委首次就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具体回复:财产收入申报后是否公开以及在什么范围公开是个敏感问题,国际上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对此有不同规定,也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难点。我国制定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采取什么样的公开原则,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这也是韩德云这7年里,得到的中纪委就官员财产公开问题唯一一次的具体的回复。 2012年7月,中纪委答复韩德云时表示,今年有关部门已抓紧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国家立法进行研究论证工作:结合中国实际,对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着手起草建议稿,并加快了起草进程。 高层的顾虑与思路: 其实,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此时身处最高权力的位置,就会发现的确很难办! 如果强制推行,官员见不得光的财产暴露了,监狱关不关得了先不说,总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关自己吧?(朱元璋玩过这手)集体抵制之下,再强的强人,又如何对付数千万官员阶层的冷抗拒?一旦比例太大,整个政权体系如何能正常运转? 如果赦免以前、既往不咎。现实中又面临困境。我们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宣传政府官员是公仆、为人民服务。如果出台赦免制度,等于就承认了在行政系统内部,腐败是普遍现象,而且贪腐收获还合法化了。虽然这在技术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又该如何来自圆其说呢。 再说,就算不顾及脸面,反正自己打脸也不少见。普通百姓对官员腐败“脏钱”的接受,也是有上限的。几十万百十万心理上还能接受,但如果有几千万几亿,赦免就不怕引起滔天愤怒、惹出未可知的麻烦?看看这几年被查处的部分官员,腐败的金额都动辄上亿了,谁又敢轻言对这种级别的贪官赦免呢? 十八大之后,中央明确规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党内做起,从党员干部的财产申报开始。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党内推行得快,执行得比较严格。“听说有谁少报了一个平方,或者存款上没说清楚,甚至房产证对不上,都会被要求去做补充说明。” 然而,无论是官方正规渠道,还是我们朋友圈的民间舆论,你听到了多少关注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