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经过

原标题为“西安惊魂13天：蒋介石是统治集团中唯一有价值的人”

  本文摘自《蒋介石传》，乔纳森芬比 著，陈一鸣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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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黎明，中国北部重镇西安城外华清池的地面上仍覆盖着皑皑白雪。在一位头发蓬乱、脸膛方阔的25岁东北军上校的带领下，一支120人的精干强悍的突击队分乘四辆卡车，杀死岗哨，闯入了一个复杂而又装饰华丽的楼阁群沿着石头阶梯拾级而上，在月光的掩映下穿过一间华美的浴室，来到一个有围墙的院落。他们包围了一个荷花塘，边射击边向位于宽阔且以青砖铺地的庭院后的那个单层建筑物挺进。

　　在左侧远端的一所朴实并且漆成白色的房屋中，只穿着一件睡衣的蒋总司令正在做早操，就像他自童年起每天都做的一样。听到外面的嘈杂声后，他的卫士长从右面的房间里冲了出去，院落里即刻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子弹击碎了门上的玻璃。在枪弹的怒吼声中，蒋介石无暇更衣便逾后窗而逃，他的制服、鞋子和假牙都被丢在了一边。

　　在两位仆人的帮助下，这位50岁的中华民国的领袖翻过了10英尺高而另一侧又有垂直壕沟的围墙。他滑了下去并且跌倒在地。“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他回忆道，“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

　　在温泉上方一个山峰的小庙近旁，卫士们搀扶着他在雪地上向更远的上方爬去，进攻者不断向山坡上射击。“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蒋介石回忆道，“卫兵皆中弹死。”他在荆棘中不断摔倒，后背和膝部均因此而受伤。最后，他在一块大岩石后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藏身之所。在下面的温泉处，进攻者击毙了侍卫长蒋介石侄子蒋孝先，然后出发开始搜山。

　　在西安，当地军方官员们聚集在电话机周围，监控事态的发展。破晓时分，士兵们则忙于抓捕蒋介石滞留在城内的将军们。其中一人在越窗逃跑时被击毙，其他人据说则是在与其夜间伙伴寻欢作乐时被捕。搜查者们两次经过了那个洞穴，但并没有发现蒋介石。然后这位又冷又累的总司令听到了洞外士兵的谈话声，并最终决定投降。这次攻击行动的指挥官，即那个被描述为“学生般害羞而又举止热情的”圆脸上校孙铭九被召唤了过来。他用一种正式的语调向他的俘虏报告了他的官阶，但蒋介石的回答却是：“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

　　蒋介石要求一匹马。他冻得脸色发青而且脚在流血。“这里没有马，”孙跪在雪地里回答道，“但是我会背你下山。”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了这位上校宽阔的后背。山脚下，有一辆汽车正在恭候。当他们到达华清池温泉并且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时，当即决定驱车前往司令部。在司令部，这位总司令受到了一支军乐队的迎接，他对着那些迎候他的军官们怒喝道：“不要向我敬礼。”

　　蒋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首都南京的反应极其好斗，但总司令的妻子，那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老于世故的宋美龄却为此深感忧虑，有关反叛者已谋杀了其丈夫的谣言更是四处泛滥。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为首的一个军事小组主张用轰炸机配合驻扎在西安东部的军队发起攻击，而美龄反驳道，这将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在一系列气氛紧张的会议上，她的意见及她应飞往北方的建议均遭到了拒绝。“没有人会飞往西安，”何宣布道，“我们正在进攻西安，总司令已经罹难。”美龄很想知道这些将军们是否真的想看到她的丈夫被杀，以便其取而代之。

　　在陕西北部那些极度贫穷的窑洞和村落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共产党人，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兴奋。他们知道，这位总司令即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发动一场以期消灭他们的所谓“最后五分钟”的战役。此前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只有两个汉字的其秘书们无法破解的电报。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们说：“就要有好消息啦。”这位共产党的领袖通常要在彻夜工作后睡到午后，但在12月12日他却早早起床。现场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要求对蒋进行审判，而政治局也要求处决他。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则骑着骡子赶乘蒋的劫持者派来接他的飞机。

　　在周赶往西安的途中，蒋正面对着时年34岁的少帅张学良。年轻的张学良在日本人刺杀其父后便与蒋介石联盟，然后，1931年，东京的军队攻占了其满洲的大片领土，并迫使他退入了华北。吸食毒品且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张学良被蒋介石革职，此后他进行了戒毒治疗并在欧洲各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然后回国领受新的任务，其中最新的一项就是“平定”西安北方的共产党。但是，在历经数次战斗失败并且意识到蒋在计划削弱他之后，他得出了国民政府应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占领其故土的日本人的结论。

　　尽管张可以决定他的生死，但蒋介石还是以他惯用的严厉语调喊道：“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当少帅要求蒋介石对日作战而不是对共作战时，这位国军的领袖大喊道：“滚出去！”尽管蒋已经暗中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对日一战，但他的政策却是在与侵略者决战之前首先消灭共产党。这是一个他从1931年起就采取的立场，而且现在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策略（这段对话来自蒋介石的日记，见《十字路口的中国》）。

　　关押这位中国总司令的房间非常狭小，有一张木床，窗帘肮脏，没有卫生设备。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把扫帚。蒋介石躺在床上，拉过毛毯盖住他的头顶，脸对着墙壁。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既不吃饭也不喝水。一个在门外监视他的军官递给他一件毛皮里子的大衣，但被蒋挡在了一边。

　　总司令拒绝吃他的卫兵与同事用他们自己的钱给他买来的早餐。当有人建议他搬到一所有暖气和一块草坪的房子时，他回答道，如果不能获释，他就死在这里。腰部和腿部的剧烈疼痛使他根本无法坐起来。午夜后不久，孙上校手里拿着一把枪走了进来。他告诉蒋介石必须搬走，但再次被蒋拒绝，并且再次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孙整整待了90分钟，最后仍不得不放弃。张学良来过两次，据蒋介石说，有一次他站在门口，眼里含着泪水。

　　这位少帅已经到达了其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后来，他被描绘为一个闪闪发光的民族英雄，唯一的愿望就是结束内战，使全中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侵略者。但是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与他本应去进攻的共产党秘密进行着互不侵犯的谈判，包括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的几次会晤。虽然爱国主义是主要的动机，但他还有其他的理由采取行动。除了丧失指挥权的威胁外，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即将到来参加反共战役以及给养要求的屡遭拒绝，都威胁到了他的区域性统治的基础。张已经失去了“满洲”以及后来在北平附近的领地，现在，他又要冒在最后的避难所中被总司令边缘化的风险。尽管抗日统一战线可能会有损蒋介石的权威，但绑架总司令的权力游戏却似乎可以提供一种保持其地位的方式。指责张不负责任与愚蠢的美国大使气愤地将他的行为描述为“低级的芝加哥匪帮”。

　　被强力拥蒋的《生活》杂志指斥为“本周恶棍”的并非少帅一人。劫持主意是与当地一位将军—同样担心其地位的前土匪杨虎城共同谋划的。当杨建议捉拿蒋介石迫使其就范时，张最初反对这一想法，但在蒋威胁将派遣一位更加有雄心的将军去领导反共战役，并将他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少帅还处在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左翼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在内蒙古对日本傀儡军队的一次胜利也许增加了采取行动的召唤力。挥舞旗帜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举行示威游行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呼吁释放七位因敦促共同抗日而在上海遭到拘押的爱国人士（七君子）。总司令要求张惩罚他的左翼顾问，并且称西安为“红城”。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两人。而当张转达学生们的主张时，蒋介石则拍着桌子破口大骂。

　　12月11日总司令前去少帅有着高大窗户的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砖楼里看望了他，然后两人一同出席了由总司令主持的晚宴。蒋介石的一位将军告诫说可能会有针对他的阴谋并建议他乘火车离开，但这位国民党的领袖却决定留下来，并驱车经过城东白雪覆盖的麦田来到温泉。张在返回到他的司令部前又出席了一个社交场合。他登上了楼前的16级台阶来到了二楼会议室，里面的沙发和椅子上覆盖着雪白的外罩，还有铜质吊灯、粉红色玻璃以及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13位军官已在那里等候良久。少帅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抓捕蒋介石，“除非绝对必要，不许开枪射击。”他命令道，“总司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被活捉，而且不许受到任何伤害。如果他受伤，我就枪毙你们。”

　　孙上校的队伍完全没有理会不许开枪的命令。绑架完成后，张在一封致全国与地方领导人的通电中，遵循突出其地位的通行做法，号召改组政府，结束内战，释放在上海被捕的反日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结束对民众爱国运动的限制，召集救国会议，实行国父孙中山所阐明的鼓励民族、民权、民生的政策。

　　此后，张对接下来该做什么束手无策。蒋介石拒绝与他对话，他的军事地位也不够强大，南京的军队正在向西安逼近，而当地的士兵则拒绝进攻由亲蒋的指挥官控制的飞机场。从那里起飞的20架轰炸机盘旋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更加剧了它的不稳定性。就在其举棋不定的时刻，少帅求助了一位在中国的最为非凡的西方人。

　　威廉·亨利·端纳来自澳大利亚，尽管他并不会讲汉语，但这位前记者却成了一系列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顾问。“中国的端纳”此刻正在为蒋家人工作，而且与称呼他为“唐”的总司令之妻关系尤为密切。但他同时也与少帅保持着联系，几年前他曾安排过张戒除毒瘾的治疗。当蒋夫人及其亲属聚会上海来讨论其夫被绑架的事宜时，这位前记者是应邀到场的唯一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在双方的恳求之下，他带着美龄的信件与一本用以证明蒋介石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反日的日记飞往北方。

　　在机场，端纳受到了一位会讲汉语的名叫吉米·艾尔德尔的苏格兰人的迎接，此人是少帅的财务主管，他们一同驱车前往张在城墙内的办公室去见他。少帅讲述了他采取行动的理由，并且历数了过去数月以来的争执。有一张照片显示，当其东道主坐在椅子里阅读一页纸时，戴着眼镜的端纳身体微微前倾。这应该就是美龄的那封信，信中说绑架对全国的团结来说是一场灾难，并敦促张在事情还没有变得无法收拾前来改变它。虽然美龄也承认可能会有些法律问题有待探索，但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少帅的通电中所提出的要求，而更具那一时代的讽刺意味的是，她居然认为事后张会被调往一个更加富裕的地方。

　　端纳和张会见了其他军官，包括杨虎城将军。在艾尔德尔的翻译帮助之下，这位澳大利亚人严厉斥责了绑架行为，并且说总司令必须被释放。已经与张进行了极为艰难会晤的杨似乎并不为之所动。端纳与少帅又驱车前去见蒋介石。当他们走进他的房间时，蒋从床上坐起身来，眼里含着泪水。端纳把一封美龄的信交给了他，美龄与蒋都是基督教循道宗信徒，她在信中说会为他而祈祷。当端纳说美龄计划飞来时，房间里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你不能把她带到这个贼窝里！”这位丈夫大声喊道。然后转过头去面对墙壁，并拉过毛毯遮住他的头。“我想你应该离开这个房间，”端纳说，“它不是你待的地方。”蒋拉下毛毯怒目而视，房间里变得令人难以承受的安静。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跟你走。”

　　端纳和张走出了屋门，而这位总司令也在60个小时后首次站起身来。“当他全身戎装地出现时，卫兵们立正敬礼，目送这三人走向一辆汽车。”端纳的摄影师根据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

　　在转到一处室内有暖气、外面有草坪的房屋后，少帅立正站在那里聆听总司令对他的厉声呵斥。端纳注意到这位年轻人已经是疲惫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蒋介石对张的要求不屑一顾，端纳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事变背后的深层次的怒火，而且对张的自控能力也颇为惊讶。端纳告诉蒋，他被一个亲日的派系所包围，而且也应该倾听一下西安人民所表达的意愿，少帅在一旁充当翻译。而当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谈话内容变得过于生硬时，少帅沉默不语，吉米·艾尔德尔又接过话头继续翻译下去。端纳建议张学良先回去，而当门被关上时，根据这位澳大利亚人的说法，总司令的不可一世的外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带着绝望的表情转向他的顾问，挥着手叹息道：“完了，都结束了。”（由于这两个人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手势问题，而决不可能像端纳的摄影师用戏剧性的语言所描绘的那样。）

　　端纳随后前往机场，乘专机飞向东部200英里的军事重镇洛阳，在那里他可以更加方便与安全地和在南京的蒋夫人交流。那一天大雪纷飞，云层很低，飞机越过山峰时，机翼几乎触到了黄河沿岸的悬崖峭壁。抵达洛阳后，端纳打电话给美龄，叙述了事态的进展。美龄则说国军将领们已经决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不顾而发动进攻。

　　军用飞机已经开始轰炸西安东部，其中的几架在端纳返航时一直尾随着他的飞机，迫使其沿着一座山梁绕道飞行，降落时只剩下几加仑燃料。当这位澳大利亚人告诉蒋有关轰炸的事情时，总司令却急切地问道：“你认为他们还会再试一次吗？”他的顾问茫然地看着他，暗自思忖：“我的上帝，我真的认识这个人吗？”第二天清晨，张转述道，蒋一直在询问飞机为什么不攻击西安。

　　原因是大雪使轰炸机无法起飞。“上帝在保佑你，”端纳评论道，“如果飞机可以进来，他们有可能会在匆忙中误伤到你。”蒋耸了耸肩。“他想成为一位烈士。”少帅说道。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被扣押在西安的国军将领的建议下，总司令写信给南京命令停战三天。根据蒋的记载，张学良说如果兵谏失败，他就会或饮弹自戕，或落草为寇。

　　就在端纳往返于洛阳之际，周恩来也抵达了西安。他的使命变得十分艰难，需要利用他从其官吏家庭继承下来的所有斡旋本领以及被选作共产党的首席外交官的全部智慧。斯大林已将西安事变定义为一次日本人的阴谋。柏林和东京刚刚签订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条约，而莫斯科则希望蒋介石成为其在亚洲的同盟。因而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被告知，这次绑架对反日事业“客观上是有害的”。尽管蒋介石在十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屠杀他们的成员，他们还是屈从了莫斯科的旨意，周被告知去寻求一种平息的方案。

　　而这也恰恰是少帅现在拼命想得到的结果，他日益变得举步维艰。在读完端纳带来的蒋介石的日记后，他得出了总司令比他以前所想的更加爱国的结论。于是他放弃了一半要求，并且安排另一个调停者、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飞抵西安。宋子文是一个体形健壮且极为富有的银行家，曾做过蒋的财政部长。他此行带来了一张美龄给蒋的便条，上面写道，如果她的哥哥三日内没有返回，“必来与君共生死”。当她的丈夫读到这里时，他的日记记载道，“不禁泫然泪下”。

　　但他仍旧拒绝为他的自由而低头，他把遗嘱交给了宋，并向他出示了一个进攻西安的计划。显然感觉到好了许多，他一直睡到12月21日上午11时，此时其内兄将返回南京，前来与他告别。端纳也飞回了首都，并在那里见到了宋美龄，后者则决定随他一同飞返西安。她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和丈夫的备用假牙，当飞机着陆时，她把枪塞进那位澳大利亚人的手里并低声说：“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这位顾问向她保证她绝不会受到任何骚扰，可她还是不断地重复道：“求你。”但是当她身穿皮毛领子的黑色长大衣走出飞机时，看上去却和往常一样镇定自若。

　　张前来机场迎接，他和宋美龄自从1925年起就彼此相识，那时，她是上海最大家族中的一个28岁的聪明干练的女儿，而他则住在那座城市的一栋现代化的公寓楼里。现在，她发现他“甚憔悴，局促有愧色”。宋美龄和端纳一致同意对反叛者采用一种和解的语调，她说在见到丈夫前需要喝一点茶。然后，下午4点钟，宋美龄经过荷枪实弹的卫兵走进了蒋被拘押的那所房子。当她跨进房间时，总司令感叹说他已经知道她会到这里，并且已在那天清晨诵读了一段《圣经》，“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

　　宋美龄记载了见到她丈夫时所感受到的愤怒：“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第，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但她在与张进行讨论时却始终保持着和缓的语调。她和端纳待在城里唯一的一座现代化的饭店里，那里有中央供暖设备、一家理发馆，还有一个拥有舞池与玫瑰色电灯泡的白色餐厅。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散步时，宋美龄和端纳得出了张并不能独自作出最终决定的结论。由于担心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杨虎城将军的态度颇为强硬。他坚持要国军从西安东部撤退，并且要蒋介石作出履行反叛部队的主要要求的书面保证。但总司令对此一概加以拒绝。

　　随着食品价格的飞涨以及煤炭供应的日渐稀缺，这座孤城的形势变得日益艰难。恐慌的当地居民或者挖防空洞，或者被迫到城外去挖掘战壕。政府的飞机撒下了成千上万份报纸，这些报纸纷纷报道了中国各地竭力反对绑架的消息。绝望之中，少帅向宋美龄建议将总司令乔装打扮一番，然后用车偷偷送走。但她对此断然拒绝，因为这既有损尊严，也因为她的丈夫绝不会做这样的一次旅行。

　　帮助来自一直逗留在少帅司令部的周恩来。在张和端纳的敦促下，美龄同意与这位共产党的特使会面。在两小时的会谈中，周说她的丈夫是唯一能够领导国家的人。圣诞之夜，周去见了总司令。这两个人的命运不时地出现一些交叉点。十多年前，他们曾经是蒋开始其通往权力顶峰的黄埔军校的同事，周是那里的政治代表。1927年，当蒋介石清洗左派时，这位共产党人勉强逃生。根据所有的记载，西安的会谈是诚恳的，或者说是高水平装腔作势的。总司令说不该再有任何内战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彼此作战，我却经常想到你。”他又补充道，“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工作。”而周则说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作为全国的领袖来抗击日本人。

　　第二天早晨，端纳在壁炉旁留下了圣诞礼物——一台送给宋美龄的便携式打字机和一块给她丈夫的船用毛毯，蒋露出了13天以来的第一个笑容。一个甚至更好的礼物则是由张送来的周的善意。这位共产党人已经与宋美龄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她用少帅或者毛泽东才可能使用的语言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这位已经利用军事力量登上了权力顶峰的人的妻子又补充道，“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谨遵斯大林旨意的周恩来决定表面上接受它，他劝说杨虎城放弃了蒋介石书面保证的要求。一个口头一致的保证因此而最终形成，总司令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离开之前，蒋还要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论。在稍后发表的对张、杨二人的训诫中，他总结道，形势朝着他所乐见的方向发展，坚称他未作任何承诺，而且张、杨二人必须无条件地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根据官方记录，他的训诫是在两个立正站立的卫兵在场的情况下由其妻记录下来的。他是否真的在那一时刻发出了这样一则训令颇令人怀疑，因为总司令的一位副官声称训令是在事变之后写下的。但不管实情如何，后来这个训令成了蒋未作任何让步的证据。然而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张、杨阵营支持的一家当地报纸却写道，总司令已经同意了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也声称蒋介石“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下午4点，蒋介石夫妇抵达西安机场，少帅也坐在他们的坐驾前排的司机旁边。这一事件的主角们摆好姿势拍摄了集体照。身着夹克衫灯笼裤的少帅面露呆滞的微笑，而唯一穿军服的杨虎城将军则立正站立。蒋介石夫妇并肩站着，宋美龄身着时髦的黑色上装和浅色长裙，她的丈夫则穿着黑色厚长袍，头戴软呢帽。既无意与南京开战又不打算自杀或落草为寇的张学良要求与蒋介石夫妇同机飞赴南京，去面对任何可能被认为合适的惩罚。正如美龄所记载的那样：“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

　　他们首先飞往洛阳。根据端纳有关这次飞行的回忆，当蒋夫人带着不易觉察的微笑望着窗外而她的丈夫又沉沉入睡时，少帅显得既憔悴又紧张。飞机降落后，蒋坚持张与他同乘一辆车前往他们下榻的军事学院，张就睡在他对面的房间。第二天，蒋飞往南京接受成千上万人的欢迎。为表彰端纳的工作，蒋授予他蓝绶带采玉大勋章。明知自己的表态会被拒绝，总司令还是因其下属的反叛而提交了辞呈，并随后前往浙江省东部的家乡休假。

　　少帅乘另一架飞机飞抵南京，在机场只有一位官员陪同他一同前往宋子文在城中的褐色别墅，但秘密警察却尾随着他们，张很快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在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有一次他大声喊道，蒋介石是统治集团中唯一有价值的人，“你们其他人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损失”。他补充道，“如果我获得自由，我将发动一场革命。”张被判刑10年，后为取悦于蒋介石，又改判为拘押。

　　尽管总司令并未把他的名字留在任何一份西安的协议上，但这一事件仍然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全国的反应都表明了一种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愿望。只有一个人能够符合这种需求，而他在西安毫不妥协的行为给了他一种特殊的地位。当蒋返回南京后，他写道，他“意识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全国高涨的爱国热情使他无法对共产党施加最后的剿灭行动，所以当他的一个非常亲近的副官向他建议即刻向红军在延安的根据地发起进攻时，他低着头未作任何回答。共产党则在其虚弱与易受攻击之时得到了重要的喘息时机。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共产党的生存将更加困难重重。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12月中的13天成了20世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个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人将会遭到半个世纪之久的拘押。少帅在1946年被押往台湾之前曾被软禁在中国各地的房屋和洞穴中，而他最终在台湾的获释已是在1991年。在张学良逝世后的口传史中，他曾说蒋因他提议与日本而不是与共产党作战而对他“深恶痛绝”，而且还将总司令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的友谊形同血肉，”他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补充道，“但我们的政治歧见却有如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的关系。”心存感激的共产党人将他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江泽民称他为“不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