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人性：美国与民国开国精英的一点对比 谌旭彬 托克维尔说过：“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 托氏道出的，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 所谓“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大体可以理解为“如果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也会希望其他人和自己一样”，亦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喜欢见到有人在同等的合法规则下比自己过得好，也就是所谓的“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 如何处理这种“人性的固有缺陷”，其实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出发点。 美国开国精英接受人性的缺陷 美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确立了“人民”这一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美国的开国精英们看来，“人民”不但是革命最强大的道义后盾，也是新政权最终极的合法性来源，亦即“人民”是国家主权唯一的所有者，是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 但开国精英们所赞美的“人民”，只存在于抽象的政治概念里。对具体的“人民”，开国精英们并不信任。 譬如，在纽约批准宪法大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人民的意志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则”；但他随后又说，“（人民）不具备系统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别力和稳定性”，他们“经常被错误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严重的错误”。 再如，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大会上，埃德蒙·伦道夫一再称颂抽象的“人民”，但却在发言中用“herd”(牧群)来指代“大众”，以至于被人责备用词不慎、蔑视人民。 其实，这并不是用词不慎的问题，而是一种对具体的人存在的人性缺陷的警惕与怀疑。 这种怀疑，可以说是一种“欧洲传统”。18世纪英国的“乡村辉格派”就认为“人民”具有双重性，他们赞颂抽象整体的“人民”，将他们描述成政治权力的终极源泉；同时确有对那些具体参与社会政治的“人民”满怀戒备。 美洲的清教徒也喜欢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但在涉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民”时，却又断言“在几乎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始终难以在行动时带有任何一点节制和智慧”，将他们描述成“愚昧而轻率的大众”。 基于这种对人性缺陷的戒备，多数美国开国精英，不相信具体的“人民”拥有自己统治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譬如，约翰·亚当斯曾以回顾历史的方式，如此描述具体的“人民”的“可怕”面目：“民众的忌妒的呼声、猜忌、疑心、自负、傲慢、骄横、野心和某个地位优越者的暴躁”，一旦被用来对付某个人，结果必然是，“一群不受节制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和狂暴，通过擅长蛊惑的专制者的暗中挑唆，就会爆发为各式各样的攻击、毁谤和怒火，往往以谋杀和屠戮而告终”，其程度之可怕，在专制主义的历史上随处可见。 在亚当斯看来，“人民的统治”很可能沦为“人民的暴政”，在地域狭小、人口甚少的雅典式城邦，“人民的统治”尚且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府事务，在美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居民分散的国家，“人民的统治”自然更加靠不住。 不过，开国精英们并不打算因此放弃共和体制，也不打算将具体的“人民”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前者决定了“人民”将成为国家正当性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后者则考验开国精英们对人性固有缺陷的处理能力。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制度设计。 如汉密尔顿所言，“人民是动乱而多变的，他们很少作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因此，“唯有一个永久的机构才能制约民众的轻率放肆”。 詹姆斯·麦迪逊的主张更具体。他建议设立一个任期较长的第二院，因为“人民”对他们的真正利益缺乏了解，容易犯错误，而他们的直接代表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犯错误，于是就需要在政府中设立第二院来制约第一院，匡正它因“易变和冲动”所犯的错误。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端的意见。比如，主张将政府管理定性为一种“专门技艺”——“政府管理是一门科学，如果不鼓励人们用三年甚至一生奉献于它，这门科学在美国决不会得到完善”——所谓“用一生奉献于它”，其实是主张推行“政治职业化”，也相当于将普通民众排斥在政府的大门之外。 最后，开国精英们用“代表权、选举权、同意权和知情权”四者，确立了“人民”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将“代表权”出让给“政治精英”，不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如此可以避免“人民直接统治”带来的种种弊端；通过“选举权”，“政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互通流动，“人民”可以上升为“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落选后也须回归“人民”（当然，这只是整套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简言之，这种制度设计，核心前提是承认“人性存在缺陷”（或谓之“人性恶”）。 民国开国精英不接受人性的缺陷 与约翰·亚当斯等人相似，中华民国的开国精英们，也是一方面赞颂抽象的“人民”，一方面对具体的“人民素质”心怀戒备。 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为例。 近代史学者高华有一段精辟的总结：“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再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为例。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通过观察旧金山的华人社会，就已得出了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够资格享受共和体制的结论。 在梁看来，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旧金山的华人，生活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犹不能达文明之境，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旧金山华人尚且如此，国内华人自然“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若实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不过，同样是对具体的“人民”怀抱着不信任，相比美国开国精英以制度设计来防范“人性的固有缺陷”（或谓之防范“人性恶”），中华民国的开国精英们则集体走上了“不接受人性的固有缺陷”、“改造国民性”（他们喜欢把普遍的人性上升为“国民性”）的路径；而在“国民性”改造完成之前，他们一致选择了“开明专制”。 比如，袁世凯的幕僚杨度，在1915年4月为袁氏撰写了两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文中大谈国情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与其共和不如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袁还借了外国幕僚古德诺之口，强调中国民智未开、权利观念淡薄，目前“应当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 梁启超与孙中山，则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即真诚地认为中国民众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以求提高素质，成为合格的共和国国民，然后共和政体方能落地实施。 孙的“开明专制”模式，是通过革命手段，实施“一党训政”。这种意见，在革命党人中颇为常见，比如，陈天华曾说过：“吾侪……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 梁启超的路径，则是以和平改良手段，与当政的实力派人物“合作”，在既成体制内，造一个“开明专制”的内核。故而，在“二次革命”中，梁选择无原则地支持袁世凯；1916年，又与自己所创的“进步党”无原则地支持段祺瑞。先后试图将袁、段二人打造成“合格的开明专制领袖”。 简言之，美国的开国精英，将“人性缺陷”当作一种社会常态，并不曾奢想以某种手段去改造“人性”。如约翰·亚当斯所言，“民众的忌妒的呼声、猜忌、疑心、自负、傲慢、骄横、野心和某个地位优越者的暴躁”，这些都是人性当中难以消除的东西，必须正视、承认这些东西很可能会伴随人类社会直到永远。在这个前提之下，通过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将其负面影响制约到最小，是一种合理的路径。 民国的开国精英则逆其道而行之。比如，梁启超批评国人“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且将这种人性中固有的自私归咎为“专制政体”的戕害，言下之意，即是认为人性中的自私，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祛除（后世也确实出现了“斗私批X”之类改造人性的政治运动）。 其实，如果梁启超等人所谓的“国民素质”指的是“无代表不纳税”、“天赋人权”等现代政治、文化、科学常识，那么“提高国民素质”的说法自然没有问题。不过，这方面素质的欠缺，并不妨碍共和政体的建设，也不成其为必须搞“开明专制”的理由。但梁的批评触及“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等内容，则明显可知他所想要改造的乃是“人性中的固有缺陷”。 梁启超等人的这种做法，虽是真诚地想要实现共和，实际上却背离了“共和”的本意。在共和政体下，“人民”是共和的主体，但不需要所有民众都具备参与共和政治的能力。理由很简单： （1）全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是很恐怖的。如约翰·亚当斯所言，“一群不受节制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和狂暴，通过擅长蛊惑的专制者的暗中挑唆，就会爆发为各式各样的攻击、毁谤和怒火，往往以谋杀和屠戮而告终”。 （2）代议民主共和体制是一种精英“委托—代理”模式，对普通民众素质的要求并不高，并不需要他们“灵魂深处闹革命”，消灭“各营其私”的“个人主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国开国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改造人民”的执念，走到极致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 转载了此文。有关“人性的缺陷”我是同意的，也就是托克维尔说过的：“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但我还是觉的，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汉族）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白种人之间，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有差异。正是因为这样，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理念很难自发地产生于中华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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