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北京讨厌，现在喜欢 我北京出生，“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九年多，回城在北京待到1990年。我那时对北京的印象不错。等我出了国，对北京的印象越来越差，实际上是老北京没有了，成为大都市的新北京咱不适应，晕头转向。这里看到位姑娘写她在大都市的北京的感觉，好像挺赞许的意思。我太土，不懂现在的北京。她的文章摘编如下。有闲工夫浏览两眼也无所谓。——编者 ………………………………………………………… 我在上海的亲友们已经打算放弃我了。 刚刚搬到北京的时候，他们用痛心疾首的眼光目送我，感觉在送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找机会还是赶紧回来呀！” 我的任何一个关键词内含有“吃”“穿”“喝”的朋友圈，他们都会在下面说：“看，还是上海好吧！”当北京出现雾霾的时候（奇怪的是他们比我更关注北京雾霾情况），他们的情绪会加重，痛心疾首。 前几天有篇爆款叫《北京人在加班的时候，上海人正在酒吧》，朋友圈里，北漂们都在热泪盈眶争相转发（可是你们不是应该在加班吗），多数上海旁友保持轻蔑的沉默。 我是喜欢上海生活的。这一点，虹桥机场的地勤小姐姐可以为我作证。每当我像“跑单帮”一样，带着小半人高的保温箱出现在机场时，地勤小姐姐一副“我懂的”面孔，有时候会忍不住问：“今朝带点什么走？”她知道，里面左不过是大壶春生煎（买生的）沈大成条头糕双酿团本地蚕豆马兰头（香干都买好）草头蟹粉小笼包小馄饨蝴蝶酥…… 我喜欢每个街口都有便利店和质量不错的小咖啡馆，喜欢家旁边小菜场的修拉链开锁全套服务，喜欢春天去南汇看桃花吃菜饭，夏天去马陆吃葡萄，秋天吃吃大闸蟹，冬天……在家里打大怪路子。所以，我为什么还要待在北京？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大约也有这样的困惑，彼时，他刚刚遭遇一场骗婚式的失恋，输掉了母亲给他的钱，他想去北京碰碰运气，也许能还清母亲的债。于是就去了。 每天吃两三个馒头，一点小咸菜，奔波于会馆和宣武京师图书馆，读书写字，两点一线，这是北漂青年沈从文的日常生活。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岁月，还是感慨万千： 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 ——沈从文1982年在吉首大学的演讲 如果不是遇到好心的郁达夫，沈从文也许就真的“逃离北京”了。郁达夫送给沈从文自己的围巾，耐心听了沈从文的抱怨，拿出五块钱去四如春请沈从文吃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了沈从文，“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很多年之后，沈从文对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不停感慨。 在北京，我们似乎总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在你撑不住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帮助。我曾经讲过那个温柔的放着侯宝林相声的出租车师傅，书店里热情地给我泡茶留书的大妈，前两天，我从出租车上下来，忘了拿包。车开走了，我绝望地喊了一声，前方遛弯的仨大爷，居然一齐帮我追出租车（后来我们才想起来可以打电话）。我特别不好意思，大爷们毫不在意，互相吹嘘自己的实力：“想当年，我在大马路追贼，结果跑得比贼还快！” 也许是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京城居不易，所以都愿意在看到危难时，尽自己可能，伸手拉一把。 1928年，沈从文决定去上海试试运气。他和丁玲、胡也频联手，办刊物，出“丛书”，折腾半天没赚钱还赔了本。上海生活成本之高让沈从文不堪重负。一间小房子，每个月要给二房东13块钱，还外加倒马桶费1块钱、打扫灰尘费1块钱、洗衣费1块钱，他想念北京，因为“北京不一样，北京可以欠钱的”。和出版社经理见面，对方明明瞧不起他没钱，脸上却还挂着假笑，而在北京“问一个博士借五块钱，博士马上借给我了，北京人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上海人怎么这么怕借钱，怕借钱不要紧，但又假装亲热”。 这样穷困的沈从文，在看见胡也频穿着单薄时，仍然把自己身上的虎海绒袍子给了他。后来，胡也频被枪毙时，身上穿的便是这件袍子。沈从文瓜兮兮地四处营救胡也频，不得法的去见陈立夫；在得知胡也频噩耗之后，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为了护送丁玲和她的孩子回湖南，沈从文甚至错过了武大开学，乃至于失去了工作。 最终，还是在北京的徐志摩救了他： 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真奇怪，郁达夫帮了沈从文，沈从文帮了胡也频，又得到了徐志摩的帮助，这点暖心的火种，就这样一点点传下去，传下去。这样纯粹的温暖，在北京还有很多很多。 北京是仁义的。 北京人当然是有北京人的傲气的。三代不是北京人的不是北京人，住望京的不是北京人（顺义的同理），必须系统化理论化地喝豆汁吃卤煮，否则也不是北京人…… 但北京人对于外地人的情感中，歧视的部分其实很少。他们更多时候是怀着一种“天子脚下”的主人翁精神来对待你。他们偶尔会讥讽你两句，但同时他们也会自嘲，所以听起来就不闹心。他们并不会问你哪个户口，家里几套房，反正不是北京户口，反正房子没他们多。 我的隔壁住着一位北京大妈。我曾经从她那里接受过多次食物投喂，其实不过是一碗饺子，两张烙饼，几个韭菜盒子。北京人对你的好，是不会让人有负担感的，给你的不过是日常吃食，打招呼就是一句“哟，今儿下班够晚的啊”，不图你念着他的好，更像是单纯让自己乐呵乐呵。 我们在电梯里遇到，在小区楼下逮着，也会聊天，可是奇怪，北京邻居的聊天，是有着分寸感的，他们很明白“随性”和“随便”的界限。吃饭天气交通都是安全话题，他们绝不会问你工作是什么，户口是哪里，家中几套房，卡上多少钱？这些问题除了惹人不痛快，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北京这地界上，还有谁能比他们更骄傲得理直气壮呢。 可是这种问题，在上海绝不可能。我的德国朋友Harry，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可以正确分析儿化音的用法），前年搬到上海工作。一开始，他惊讶于大家对他的迁就，只要他一出现，大家就跟他说英文（等他开口一说中文，大家都一副“你是不是假老外”的表情）。他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在北京，大家都会教育他，你要在中国生活，就要学中文。 他一开始挺喜欢上海的，直到他遇到他的邻居——一个上海老阿姨。在他搬进来的第一天，老阿姨就“盯”上他了。他回家，他出门，他倒垃圾，他出去买菜，老阿姨都会开门跟他 say hello 。跟他 say 了八次 hello 之后，老阿姨来敲门了。他有点紧张，不知道有什么事，老阿姨拿了两块点心给他，然后问了他三个令他终生难忘的问题： 你是哪国人？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你有女朋友伐？ 最终，北京的女朋友被他搬来当了救兵，他们故意出双入对，和老阿姨主动 say hello 。老阿姨终于偃旗息鼓。 尽管有时候，还是会用谁都能听到的音调“嘟囔”：“哦哟，北京小姑娘戆来兮的，哪里有上海囡囡灵啦！” 每年从北京回上海，会有一个致命性问题是：土。真的，我自从搬去北京之后，基本都是布包出街，平时不是见客，基本也不化妆，所以一回到上海，会立刻感受到自己的灰头土脸。 我妈会展开一系列猛烈的攻击：“你这样子哪里像北京回来的？也没件像样的衣服，鞋子穿来穿去就是运动鞋平底鞋，一个破布包啊好意思背出去吃酒席伐……” 我没敢说，北京的姑娘们（或者是我的朋友圈里的姑娘），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哪一天戴着一顶好看的帽子，她们会很主动跟你说：“早上没洗头。”但我的北京同事说，过日子，求的就是一个舒坦。要随和的舒坦。这种随和，同样适用于吃。 我的同事是北京人，她有个好听的英文名字Michelle，但她更喜欢让大家叫她的微信名字——米线儿。米线儿同学对于我的南方胃口表示理解，她每年飞香港n次，特别热爱粤地美食；可是回到北京，照样卤煮小肠陈，烤鸭九花山。她心里最惦记的美食，是炒饼。 米线儿说，做炒饼是一门艺术。最讲究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要学会用通感观察锅气。啥叫通感，就是你听那呲呲的声音，听得耳朵酥麻麻的，忽然有种微微的麦子香，但你要确定，这种麦子香不来自你的鼻子，而来自你的耳朵（如果是鼻子闻到那就糊了）。在这个瞬间，说时迟那时快（这六个字要用刘兰芳评书赶脚），迅速拿出备好的醋，“溜边儿”一浇，一圈，不多不少，要细细地浇，不可泼洒，不可滴漏，而后关火。 你懂吗，这就是咱们北京人的讲究。特别厉害。 我还喜欢北京饭局的多样性。北京夜里，大概就是饭局的集合。一千万种饭局里，有油腻的中年男人局，也有不油腻的中年男人局，有各怀鬼胎的商人局，有意气风发的创业局，有纯属八卦的女人局，有浅吟低唱的闺蜜局…… 可是，北京也欢迎读书局，诗歌局，画廊局和交响乐局。 我已经在不同饭局上遇到过二十八个站起来念诗的，三十六个站起来唱昆曲的，还有三个念经的。但很奇怪，这些人，在北京的饭局里，显得一点也不造作。在北京的饭局上聊李白，聊徐志摩，聊北岛，聊冯唐也不奇怪。当然，这四者之间存在强烈的鄙视链，且有时会产生打架斗殴事件。 但这种情况，放到上海，大约很多人都要白眼翻上天，说一句：十三点！上海的聊天话题多半是：他公司上市了；他刚全款买了新车；她的第三套房正在装修；她有三个对象，不知道嫁给哪个；至于有娃的，早已自组一局晒娃battle，从脚趾形状到头发颜色，从月子中心到未来学校，每一项都足以谈整个夜晚…… 我曾经有一次在上海的某个饭局里说起自己去天津寻找穆旦资料，结果冷场，最后只好自己以“他长得蛮帅的”尬聊结尾。 回家后悔了半个月。这并不是说上海饭局话题有什么不好，而是，北京饭局的多样性和细分化，会让你更舒服的选择，不喜欢参加的，从此之后就不用去了。每年都有人逃出北京，又有更多人涌入北京，有你好，也有告别，都没错。 我讲一个正能量的故事。1917年，有个北漂来到北京，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北漂，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打算混个一年就回家，结果等回到老家，家里的土匪听说他在北京混得不错（其实不咋地），于是打算绑架勒索。老北漂吓坏了，“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1919年，这个五十七岁的老北漂再次来到北京，以画画为生。他的画并不吃香。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即便这样也少有人问津。这时，陈师曾把他的画作带到日本，结果画全部卖出，平均每幅卖了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卖到了250元银币。当时声望颇高的陈半丁也不过卖了6幅。1926年，林风眠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不顾大多数中国画教员的反对，专门聘请这位老北漂授课。你大概猜出来，这位老北漂，叫齐白石。 北京的确不是一个能轻易活得舒适的城市，你轻易就能找到八百万个理由离开它：生活成本高、交通状况糟、空气环境差…… 《新周刊》曾采访过窦文涛，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北京，他的回答是：我活在北京，就是为了“自私”。北京不在乎你是谁，所以你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在这里我们都可以是“异类”，我们又都是“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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