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论  坛 博  客 文  墨 黄  页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老高的博客  
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 > 复制 > 收藏本页
网络日志正文
誰能跨进中国顶级名校?北大档案解密 2017-10-11 09:10:48

  北大招生办主任秦春华称,2013年启动“综合评价系统”后,通过程序正义解决了长期困扰北大的“公平”问题;学者李中清却持怀疑态度,他的调查结论是:越严格依照考试成绩录取,穷人机会越大;越依赖面试等主观标准,穷人机会越小


  老高按:中国教育被称作“新三座大山”之一,各方对之口诛笔伐无日无之,争议最集中的焦点之一为:是否公平?如何公平?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儿子、历史学家李中清,担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他因偶然的机会,从一个大家比较忽视的侧面——北京大学历年的学籍卡——入手,研究什么人能跨进中国顶级名校,来看教育公平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历史演变。当时,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北京大学的校领导没人知道自己的生源到底有何特色,也不知道这个生源问题牵涉到什么更大的敏感话题,“无知者无畏”,对这位海外学者开了绿灯。
  Vista看天下发表陈光所写的深度报导,记叙了李中清和他所做的研究。在中国严密控制舆论、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顶、随时可能落下的政治环境下,这篇报导行文相当谨慎,许多地方都是点到为止,不免隐晦,“口将言而嗫嚅”;或者将尖锐沉重的问题纳入平静、平稳甚至平淡的叙述框架之内。看来,得设法找到李中清团队的研究著作《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的原文,才能真正发现一些有启发性的调查数据和论断。
  但是,不管陈光这篇报导写得如何,在网上流传时,这个标题《用六万份北大档案解密:考上中国顶级名校的都是什么人?》,就足以让人思考了。


  用六万份北大档案解密:考上中国顶级名校的都是什么人?

  陈光,Vista看天下

  7月26日清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一位老人坐在二教走廊角落的座椅上。他面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身穿浅色棉麻衬衫,体态微胖,不时用毛巾擦汗。虽是暑假,不断有学生走过,他边喝咖啡,边观察这些来往的学生。学生们则很少留意到他。
  他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李中清,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每年夏天,他都会来北大教书,今年的课题是“从量化数据库理解1700-2000年的中国”,其中一部分研究就是以北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
  李中清和研究团队把64500名北大学生的学籍资料录入电脑,从中发现了北大招生的秘密——那些每年9月能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的新生,能考上北大,除了成绩,还存在其他复杂的因素。

  饭局上的“诱惑”

  李中清今年64岁,从最早专业学习古代史算起,到现在,已经40多年。他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史料运用,而且会使用大量数据分析。
  李中清是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儿子,幼年时,李政道希望他能走上理工之路,经常辅导他学数学,但李中清说,“只要他坐在我身边,我的大脑就会一片空白,后来他只能放弃。”
  李中清大学之所以选择历史,也是为了不想太依赖数学,不想受父亲影响太大。上世纪70年代,李政道给他写过一组数学公式,当时他只是背了下来,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他还保留着这组公式,而且,等到他开始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把这组公式反复运用到工作之中。
  最终回到父亲的“影响范围”内,多少有点偶然。1983年,李中清到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听说辽宁省档案馆有一大批历史资料在申请销毁。当时他立即请第一档案馆的朋友帮忙联系,又去辽宁省档案馆查阅这批档案。最终,他带了5大本乾隆时期的人口登记资料回美国。
  李中清只是觉得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并没有想好怎么研究。即便在美国学界,对这种系统的人口史料研究,都缺乏经验。他后来听说南加州有位学者分析过类似的日本人口史料,就跑去请教。在对方帮助下,他利用IBM电脑建立起数据库,开始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这个过程花了他20多年时间,最终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系列,包括辽宁、双城和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李中清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一次,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请他吃饭,聊起李中清的研究,迟惠生说,北大也有非常齐全的“人口数据”:学籍卡。这又把李中清的好奇心勾起来了,他很感兴趣,提议把这些数据录入电脑,他们来分析看有什么结果。
  当时国内还没有高校向学者公开过学籍卡资料,更别说对外国学者。根据李中清的经验,外国学界很强调公开,国内这方面,特别是档案馆,对保存的材料态度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不是应用”。没想到,当时主管北大档案工作的何芳川副校长对此也积极赞同。
  “97、98年,国内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李中清向本刊回忆,“香港回归,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国内的人比较乐观、自信。当时校长也很有趣,他很支持,也没有问我研究这些东西干吗。”

  北大不喜欢?
  
  7月26日,李中清给学生们讲的是这门课程的第八节,“过去的财富积累和分配”。他讲课风格和做研究一样,严谨甚至有些古板。他对着电脑上的PPT课件读,十几个学生很安静地听,课堂氛围并不活跃。其间,李中清调侃,2000年左右,他来北京,关注到房价问题。当时觉得房价好贵,现在回头来看,后悔死了。学生们听闻,笑了起来,但很快,课堂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闷氛围,只有他讲课的英文声。李中清让学生们谈课堂收获,没人回应,他只好一个个点名,站起来的学生,也只会说些增长了视野之类的套话。
  根据北大官网介绍,这门课程分为十讲,共计30个课时。授课面向国内外(课上有在美国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所有高校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课程费为4000元。在对李中清和课程内容进行介绍时,北大详细回忆了他从辽宁省档案馆发现资料的经历,但对他和团队研究北大学籍卡的过程,却避而不谈,只说了一句“也产生了如《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著作”。
  这项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结果却有些尴尬。
  由于从未对学籍卡数据进行过系统整理,1998年提出研究动议时,包括北大校领导在内,没人知道北大生源到底有何特色。不过当时学界已出现一些推测,学者们普遍感觉,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教育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达到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如果这种假说成立,那么北大的学生则多来自有钱有权的家庭。
  正当李中清和两位副校长商议,为此项目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时,北大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档案工作转由吴志攀副校长负责,他同时也是法学院院长。李中清发觉,对学籍卡的研究,吴志攀与前任态度很不一样。他对国内规矩很重视,毕竟没有类似先例,他也很小心,不轻易做决定。学籍卡项目一度被搁置,直到2002年,双方对学籍卡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和法律安全问题多次深入讨论后,才正式启动。
  根据最终达成的协议,考虑到数据安全性,李中清和团队中的校外人员不能直接接触档案,档案录入工作主要由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和档案馆专职人员操作。2003年起,他们将1952年至1999年间64500多个北大学生学籍卡数据输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学生的姓名和照片都会被取消。整理好的数据库被放置在档案馆专门的电脑中。这些电脑都经过了物理隔断处理,无法联网,防止数据泄露或被窃。机房也是禁地,外人不得进入。
  “坦率讲,我们进馆不到三次,后来就不允许了,”李中清说,双方合作的氛围,与1998年相比,更紧张一点。当然,他们也在和苏州大学合作,将其1933年至2003年间86000人的学籍卡进行数据化处理。“实际上在书里面,我们分析苏州的材料比分析北大的材料还更详细一点,因为苏州的材料还让我们多次用,北大没允许。”
  在完全接触不到数据库的情况下,李中清和团队设计了一套软件程序和算法公式,再通过北大相关人员在档案馆电脑上运行。经审阅后,北大再把运算结果转交给研究团队分析。这使得研究过程变得很复杂,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数据分析过程中,李中清和团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小调整,但这次没办法做,“因为数据需要绕一个大圈我才能看,”李中清说,效率不高,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分析能力,“限制是比较厉害的。”
  李中清还曾到北大招生办了解情况,“可是因为招生办在国内受很多压力,他们对我们不对抗,可是也不特别开放”。
  历时五年,北大和苏大的学籍卡数据库的分析终于出炉。五十多页的报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中清把报告陆续寄给北大相关领导,希望获得某些补充或回应,“可是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回应。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结论特别喜欢”。

  家族往事
  
  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几乎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高考制度,就不会有今天的李中清。他从小也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很高明的制度。
  “爸爸一直跟我说,国内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他就无法上大学。”李中清说,“实际上,他整个(事业)都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这个制度,他整个(发展)就会受阻。”
  李中清向本刊介绍,1943年,他的父亲李政道决定考大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李政道高中没有毕业,也就没有高中文凭。没想到,在证明年龄达标后,他一样有资格参加高考。他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期间,李政道能力得到老师们认可,吴大猷教授推荐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十四年后,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的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特别成功。”李中清说。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是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经营化工产品生意。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18岁与李骏康在上海结婚,生育五男一女,李政道排行老三。
  没想到,多年之后,父亲这代人的经历,也进入李中清的研究对象。北大和苏州大学的项目完成后,李中清和团队仍然在扩充数据库规模,他们陆续找到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大部分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49年后的部分大学毕业生和众多“211工程大学”的校友,录入数据库中。
  李中清说,相对而言,民国时期高校学生资料的开放度和完整度更高,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最终研究结果发现,从1906年开始到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在李中清团队看来,当时高中教育只能覆盖3%左右人口,大学招考方式也非常不利于贫困家庭子弟,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
  这种情况,与李中清在美国大学看到的相仿,据他介绍,哈佛、耶鲁等美国顶尖高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

  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008年1月,李中清赶到北大,公布最终的研究结果。在一间会议室里,除了李中清团队外,还坐着北大副校长、教务部主任和社科部的几位学者。当时屋里氛围有点紧张,谁也不知道这六万多名学籍卡究竟揭示了什么结果。
  “请问在坐的各位,有谁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李中清问道。
  在场的所有北大领导和学者,都表示自己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这与报告里反映的情况也相吻合,“出乎我意料之外,”李中清说,他原以为会像国外那些名校一样,北大的学生们更多也是来自精英家族。“像60年代,苏州大学、北大40~50%的学生是他们家庭第一个上大学的,这在国外没有先例。”
  民国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很可能出现李中清预想的结果。但1949年政权更迭,也给中国大学的招考带来了变化。新政权成立之初,“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和城镇,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和商人家庭。”李中清他们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但之后数十年,来自农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逐渐增多。
  李中清等人还注意到,新政权初期,迅速增长的农民子弟,大部分还出身地主富农,但到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前后,作为农村底层的贫下中农“瞬间”增加。北大1956年至1966年的学籍卡缺失,以苏州大学为例,1957~1959三年内,地主富农子弟数量从50%跌到10%以内,而贫下中农子弟1957年才22人,第二年就暴涨至242人。据研究团队分析,这可能与之前高考政治审查并不严格有关,但1957年发起“反右斗争”后,中央特别下发文件,要求加强政审,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由此失去了机会。
  原北大副校长王义遒读大学就赶上了这个时期。1951年,王义遒考上了清华物理系。次年,由于院系合并调整,他转到了北大物理系。他的父亲是工程师,算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学生,但像当时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王义遒也来自农村。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比如说地主成分都无所谓。”王义遒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土改、镇压反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多了以后,特别是‘反右’以后,就比较强调阶级成分了。”

  革命年代
  
  197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李中清也开始参与政治运动之中。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都在反越战,李中清也满脑子反抗与革命。他因参与封锁高速公路被捕,之前,还和学生们一起围堵校长住所,不让其出门。在离开监狱回宿舍的当天,李中清的母亲问他,如果给他一个去中国学习的机会,他是否愿意放弃在美国的这些“运动”。李中清一口答应。
  在周恩来特批安排下,李中清和另外两名华裔物理学家的孩子来到中国大陆读书。另外两个人去了北大,李中清被安排到上海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开始首次体验中国的“革命”。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一些年轻人炮轰高考是科举制度的延伸,1966年,在得到相关领导支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通知,暂停高考。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这一年,北大的领导们也收到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规定这两所高校选拔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贫下中农、解放军和青年干部。
  李中清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引述专家说法认为,当时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70%来自干部子女家庭或者有政治背景。一位四川知青回忆说:“(高校)招生几乎完全被公社及大队干部所垄断。有些地方将这些干部的娃娃依次排队,推荐名单竟排到了1987年。”
  刘晓萌在《中国知情史:大潮1966-1980》一书中也写道,1970年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生后,“走后门入学”取代“走后门当兵”成为干部子女角逐竞争的热点。
  李中清虽然来到中国,但对高校的情况了解并不太深。“当时不允许学生跟我讲话”,李中清回忆道,在中国这一学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上海柴油机厂学工。工厂文化相对开放随意,李中清也和工友们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他逐渐意识到,这些表面是一个集体的工友们,都来自不同的派系。“实际上他们互相恨,因为以前打过。”
  另外有一次,一位耶鲁同学给李中清写信时,附了一张麦当劳汉堡的包装纸,说“你想家时可以闻一下。”结果,国际关系学院的班组书记担心其中有内情,非要李中清解释这张包装纸是什么意思。
  “聊到中国的复杂,并不是像当时国外想的那么简单。”李中清回忆道,“二十岁的我已经稍微体验过,国家社会革命不是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东西。”

  无声的革命
  
  1979年,李中清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进入北大进修,跟随考古系的邹衡学习金文,后来又去听谢国桢讲明清史。当时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各种出身限制陆续取消,以成绩为主的客观考试,再次成为录取的主要根据。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构成,也再次悄然发生变化。
  看到北大学籍的分析结果,李中清才意识到,自己在北大进修时候,身边的学生超过三分之一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到80年代,这个比例甚至达到50%左右。那时候在校园里,女生相对较少,即便是北大这样文科比重很大的学校,男女比例一度都能达到4:1。相应地,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则开始降低。李中清后来认为的第三次“革命”由此登场。
  对北大学籍数据进行分析后,李中清团队总结出大学生源变化的三个阶段:新政权成立初的十七年(1949-1965),国家通过“出身照顾”为主的各种措施,使工农及革命干部子弟成为受教育主体。十年文革(1966-1976)期间,“出身决定论”盛行,以“推荐入学”和“工农兵学员”制取代高考,学生的社会来源大受影响。1977年高考恢复后,为实现“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标,大学要从最广泛的人群中选拔智力最优秀的学生,工农阶层基本处在相对弱势的起点上与其他阶层竞争。
  李中清与合作者梁晨在撰写报告时决定,将这三个变化命名为“无声的革命”。
  李中清的父亲李政道,也为这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1983年和1984年,李政道两次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两年后,北大第一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五十年代考入北大的王义遒,当时已是北大教务长。经历过一段狂热却压抑的时期后,社会上的活力逐渐恢复。但王义遒却发现北大正在酝酿着危机。
  “一些人可能觉得北大已经是老大了,在全国也没什么对手。但是我自己感到,很多兄弟院校已经走到北大前面了。”王义遒说,1986年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学回来后,他发觉北大有一点“老气横秋”。他建议北大要建设“一流大学”,当时的本意是要北大跟国际学校比一比,给全校教职工设一个向上的目标,激励一下人心。但没想到因为没有在“一流大学”前加上“社会主义”,没表明阶级性,还被教育部的某位领导批评。
  “加上社会主义有什么意思?我们跟谁比呢?就跟朝鲜的金日成大学,越南河内大学,还有古巴的哈瓦那大学比?”王义遒回忆道。

  越依赖面试,穷人机会越小?
  
  1998年,正当李中清和北大相关领导商议学籍卡数据化时,北大的校领导们也在筹划着另一项计划。
  当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5月4日,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其中提到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校庆当天下午,校领导一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应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建议国家应有一项特殊的支持计划。王义遒当晚起草报告,后联系清华大学联合递交,这就是“985工程”的雏形。
  有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北大在教学、科研、招生等领域也开始大动拳脚。当时王义遒已经开始担任北大常务副校长了,招生工作归他负责,为了实现政府一流大学的目标,人才选拔标准和方式也面临改革。
  恢复高考初的几年,北大的招生标准基本就是看高考成绩。但进入八十年代,分数的含金量渐渐产生变化。负责招生的各院系老师会对自己招的学生进行跟踪,结果发现不少高考分的学生到了学校表现并不理想,一些人反而落后了。据王义遒介绍,一项北大针对状元的调查显示,真正的状元,后来表现非常出色的人很少。
  八十年代中期,北大在招生中开始尝试保送。各省市的高中会推荐一些学生,由北大老师面试。这些学生不一定分数特别优异,但悟性、组织力和与人相处等能力比较强。王义遒的一个理念就是,“死读书的人将来肯定很难在事业上有发展。”他记得,当时每年大概有一两百学生通过保送进入北大,不到总录取人数的十分之一。
  这种非主流的招生方式不断发展,得到越来越多高校认可。2003年,教育部发布一系列关于自主招生的文件,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工作。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秦春华介绍,之前学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考试分数上,试点工作的初衷,就是纠正统考的录取模式存在的弊端。
  他们希望通过这场变革吸引学生“转向去关注大学更为看中的,比方说学生的理想抱负,兴趣爱好,好奇心,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等更为重要的非智力因素,从而使基础教育领域里面极为严重的应试培训有一个纠偏效应”。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2013年,北大首次全面启动“元培综合评价系统”。以当年选拔为例,全国292所中学共向北大推荐了425名学生。北大有280余名教授参与选拔。每位申请者至少要面对12名不同领域专家的考核,依次经历初步审核评价、学科基础面试、综合面试、随机抽查笔试和体质测试,之后系统会给出结论,再由18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依次分析每位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决定其是否获得推荐资质。
  秦春华认为,“元培综合评价系统”通过程序正义实现了结果, 解决了长期困扰北大的“公平”问题。
  但李中清却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1990年代,李中清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本科生选取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和同事做了一项统计后发现,有了客观录取标准后,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竟骤降数万美元,与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等学校比,看分数的加州理工学院收的学生也更穷一些。也就是说,根据这份调查结果,越严格依照考试成绩录取,穷人机会越大;越依赖面试等主观标准,穷人机会越小。
  就在北大开始实行“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2013年,《学习时报》刊文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在减少,以北大为例,20年里农村学生从30%降到10%。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李中清仍然在继续这项研究。北大与苏州大学的研究完成后,他曾向北大提出,继续把2000年后北大的学籍资料纳入系统,但北大方面一直没有同意。但他后来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支持,把学生资料录入数据库。同时,他们还试图和高校校友会合作,追踪这些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当然希望继续做,但是我们也不着急,等着时间过去很多东西就会变成历史,”李中清说,“一变成历史就会不那么敏感,政治化的因素也会变少,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理解了。”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月图片主题:秋韵)

10.JPG

  不让纵情狂欢的红叶专美于前,黄花也绽放得汪洋恣肆,给秋光增添亮度。

  近期文章:

  数码文化崛起,改写文化和学术殿堂规则  
  
十九大前夕重新审思中共官员提拔制度  
  
一谈“正义”肯定就避不开的话题  
  
中共的“群众运动”有很多奥秘  
  
从娃娃抓起的美国公民教育  
  
美国战略思想家有个“奶头乐”理论  
  
诚实是诚实者的解聘令  
  
从中朝关系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萨德  


浏览(5839) (10) 评论(8)
发表评论
文章评论
作者:gmuoruo 回复 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17-10-11 15:38:28

也就是说克林顿和奥巴马这些穷人平民子弟机会也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还不必表忠心热爱党。

回复 | 2
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17-10-11 13:46:36

薄熙来、谷开来能够进北大,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习近平,一个工农兵学员,能够进清华直接读所谓“博士”,可以跳过硕士学位,这种腐败的机制,习某人说过一字反对的话吗?文革中揭露的胡乔木的女儿从科技大学转到外交学院,都是一张条子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时代无腐败,那是笑话,没有权力制约的体制,腐败只是你不得知罢了。

“前门进来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后门进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坏的,今后不许走后门。 ”老毛的这句话貌似多么公允呀!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进来的就进来了,不许按照规章办事,把后门进来的,无论好坏,不许从学校退回去,等于废掉规章。今后不许走后门,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从来也没有制定过一份不许走后门的中央“红头文件(文革术语)”。而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则是一定要发红头文件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惯了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百姓们,忍着吧。接着继续欢呼“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吧。”

回复 | 5
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gmuoruo 留言时间:2017-10-11 13:19:49

我是说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孩子们。。。

回复 | 0
作者:gmuoruo 回复 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17-10-11 12:59:44

克林顿、奥巴马 是【干部子弟】和【富豪子弟】?

新天狱同志,这是土共洗脑新内容么?

我看你这次是自我洗脑至残,怪不得土共。

回复 | 1
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17-10-11 12:55:31

缩手缩脚,连原始资料都看不到,李中清有必要这么窝囊地做“研究”么?

弄不好北大土共输入假信息,“研究”就算 fraud 了,李中清要负责么?

回复 | 1
作者: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17-10-11 11:13:50

其实美国的【干部子弟】和【富豪子弟】更是【通行无阻】。例如:布什、克林顿、奥巴马。。。

回复 | 0
作者:1阅人 留言时间:2017-10-11 10:55:21

“辽宁省档案馆有一大批历史资料在申请销毁”,其中包括“5大本乾隆时期的人口登记资料”。

有趣的历史。不经意间又揭开了黑幕的一角。

回复 | 1
作者:万水千山总是情 留言时间:2017-10-11 10:48:06

这种研究真是太有点扯。

竟然用地主富农衡量收入。

地主富农在解放前确实是高收入者。

1960年以后,都被打入社会底层。

而且这种成分跟了很多年。很多干部子弟都是贫农成分。

有很多很多成绩好成分不好(地主富农子弟)的去不了好大学的。

回复 | 1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16.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