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8日，笔者在万维网开设了《高胜寒博客》，在博客首页，笔者写下了几句自我鞭策的文字：

        气势磅礴、壮吞河山的独立知识分子！夹豪霸之笔，写绝世文章！欢迎讨论、指教！

  友人读完《高胜寒弹剑录》书名后，戏曰：阁下弹剑为文，意欲向谁拔剑？向谁挥剑？笔者答道：岂敢！昔日曹刘煮酒论英雄，因当代有英雄，故可论之。如今无论是大洋彼岸，还是长城内外，俱是狗熊多，英雄少，贪污犯多，廉政者少，有酒可煮，无雄能论。

  《史记·孟尝君列传》与《战国策·齐策》记载穷困潦倒的冯谖，因数次弹剑作歌，而引起慷慨豪迈的孟尝君留意，不以其穷困而远之，不以其言狂而避之，礼贤下士，待以上宾之礼。

  数年后在冯谖策划下，倒台的孟尝君得以东山再起。復位后有感人情冷暖，耿耿於怀，对於在他倒台时离去的士人，孟尝君愤而要“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闻后，跪而谏之，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乃人性规律和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孟尝君闻后恍然大悟，“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笔者终生信奉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心仪印度圣雄甘地、美国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r.)、瑟谷德·马歇尔美国大法官(US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吉恩·夏普博士(Professor Gene Sharp)等贤者风范，厌恶暴力，拒绝妥协，既不拔剑，亦非挥剑，只弹剑为文，点破独裁嘴脸的伪善，揭穿暴政诈欺之伎俩，歌颂民主自由体制之能事，务尽言责，自娱娱人，笔者不是孟尝君，当然也不会天真到痴想被弹剑者会有“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的奇迹发生。

  笔者在中国出生，记事前即离开老家，在美国成长。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来说遥远得像月球。但自豪於身为中国人，自青年时代即常作瞎子摸象式的评论，弹指间数十寒暑，或在午夜神驰的沙沙稿纸声中，或在浑然忘我的键盘嗒嗒敲打下，数百万字著作逐一出炉，也逐一随著时光流逝而四处飘散。

  笔者在残稿中偶然发现有两篇从未发表的旧作，一篇是十九年前的《论海外民主运动之现在和未来》；一篇是二十年前的《盖棺论定的台奸与台湾土蛋的汉奸》。前者是探讨海外民主运动衰败的原因；后者揭露李登辉勾结台独运动创始人辜振甫狼狈为奸的劣跡。旧文新读，依然与现在的观点立场别无二致，特辑录於此，作为年轻时“豪情歌燕市”的纪念。

  笔者在十九年前的《论海外民主运动之现在和未来》写道：“我自二十一岁出山以来，或穷或富，或顺或逆，手中从未拿过任何利益团体一毛钱，笔下从未写过半字违心之论，独来独往，顶天立地，要为独立的海外知识分子树立榜样，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思想上的净土。”抚今追昔，这依然是笔者自我坚持的信条之一。

  这本《弹剑录》中的文章，多是笔者近年在撰写《夏威夷群岛王国王朝风云》和《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之余的随手之作。由於自小的生活背景和个人兴趣，所写多以美国的总统历史、政府演变、法律制度、宗教变迁，和改变美国面貌的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为主，更多的是美国历史上的丑陋阴暗面，尤其是美利坚民族在告别野蛮、摆脱种族歧视和建立民权法案的奋斗过程。

  《弹剑录》的附录中，笔者特别保留了一篇由中国共产党伍修权先生撰写的《对“四人帮”的量刑始末》，此文是中国近代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这篇文献最大的特色，是向世人提供了伍修权直接执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命令，伪装成法官去审判“四人帮”来欺骗天下的第一手证据。由於伍修权是审判“四人帮”丑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因而其权威性与可信度是毫无疑问的。

  伍修权把中国共产党假借司法之手来整肃异己的内幕细节，把中共如何操纵司法、如何先定案后审判的过程全部自动招供了出来。更令人诧异的是，伍修权并不以无知為耻，反倒洋洋自得地公开这些司法黑暗。

  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现象：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司法伦理，什么是司法尊严和什么是公平审判，更遑论什么是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了。在专制政权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字眼。中共所谓的公开审判“四人帮”，是一批政治骗子导演出来的丑剧，更是彻头彻尾的集体犯罪。

  笔者在《伪法官真法贼伍修权与中国的司法独立》中评论了这一事件：这幕荒唐透顶的所谓历史性的审判“四人帮”法庭“大戏”，乃是中国现代司法史上，一批“无知无畏”的法盲，继承了他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一贯“无法无天”的“革命传统”，依赖著手中无边无际的绝对权力，以非法的组织用非法的手段来达成非法之目的。

  文明国家以政治干涉司法为羞耻，为丑闻；独裁政权则以政党掌控司法为光荣，为天职。政治骗子则咬定先定案后审判的假戏，是一幕传之后世的“丰功伟业”，是维持专制统治的不二法门。这些评论应為对中共近距离观察后的盖棺定论。

  缅甸民权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有一句晨钟暮鼓般的名言：“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如果2015年的缅甸总统大选将是公平和公开的，无论在未来几年缅甸军政府如何表现，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都将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胜利。届时将会再一次印证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和他精準的远见，“所有的真理与仁爱最后都取得胜利，难以征服的独裁者和暴君们却在最后无一例外地垮掉”。

  在中国共产党的独裁寡头政治统治下，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最贪污腐败的政权之一。在专制暴政的淫威凌辱下，在白色恐怖的恐吓下，文人亦多无耻。中国最缺少的就是独立知识分子，敢於在国内说真话的文人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任由盘踞在台上的作恶者自我意淫式地散布愚民谎言，和在伪装的幌子下残民自肥。

  独裁专制与贪污腐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纵观世界各地的独裁暴政历史，尚无独裁专制体制不是贪污腐败政权的先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独立的监督与制衡力量；二是欠缺自由民主体制的运作；三是现有的制度，就是一部不停地制造独裁专制的机器，和促成贪污腐败的动力。制度不改，上行下效，既得利益分子逐渐分赃坐肥，特权暴发户越发嚣张跋扈，独裁专制与贪污腐败更不可能自动消失。

  对於如何节制权力的议题，在西方已经探讨了数百年。十九世纪末期，英国有一位叫做约翰·阿克顿(Lord John Emerich Edward Dahlberg Acton)的著名的道德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他六十八年的生命中，为世人留下了两件足可流传千古的逸事，一件是对的，一件是错的。  

  错的是：阿克顿虽然痛恨暴政，但却不反对奴隶制度。他曾在英国全力发动舆论，支持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叛军，理由是他反对中央集权统治。

  这是一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理论，美国先贤在建国时设定的政治制度，首先就是绝不允许中央集权统治的发生，因而产生了至今两百余年来一直未改的三权分立与地方自治主权政治原则，南北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奴隶制度的废立矛盾，与是否中央集权统治无关。

  南北战争结束后，阿克顿写信给美国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dward Lee)，当他听说李在维吉尼亚州里奇蒙(Richmond, Virginia)兵败如山倒的消息时，感觉“就像我庆幸在滑铁卢得救一样”。阿克顿更在信中肯定李的功勋，“我认为你是为了我们的自由、进步和文明而战”。

  事实证明，阿克顿的看法是错误的：支持美国南方叛军就是拥护奴隶制度，而拥护奴隶制度正与他标榜的自由、进步和文明原则背道而驰。  

  对的是：阿克顿对政治权力本质的惊人洞察力。他在1887年4月24日写信给他的老同学、英格兰教堂主教曼德尔·克赖顿(Bishop Mendel Creighton)，畅谈西方的政治形式与天下大势，其中有句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一百二十余年来，无数的事实印证了阿克顿对政治权力的惊人认知，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今尚无人能够将之推翻，政治学家在研究如何制衡和约束权力时，无不引用阿克顿这段名言作为準绳。

  2012年6月16日，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在挪威奥斯陆补领了迟到二十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备受压迫的缅甸民主运动添加了使人振奋的激励。这个事件不由使世人联想到，当刘晓波有一天从中共的黑牢中走出来，前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将会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冲击。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非法软禁其家属的独裁专制国家”，这句不给中共丝毫面子的话，几乎出现在西方所有评论刘晓波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这将会像梦魇一样，与中共如影相随，一直到刘晓波被释放为止。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使中共当局大為光火：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居然為他们文字狱中的囚犯带上了一顶如此耀眼的桂冠！这确实严重损伤了中共的面子，因而明火执仗地非法软禁刘晓波的家人，不允许他们出境，不允许他们代表刘晓波去领奖。 

  为了替自己找块遮羞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睁著眼睛撒谎，对记者们说她不知道此事。问题不在姜瑜是否知道，亦非她不愿意知道，没有勇气知道，而是她明明知道实情，却仍厚颜吹嘘中国是法治文明的泱泱大国。

  西方新闻媒体偏偏不买中共的账。2012年12月7日的《明镜新闻网》有这样的大字标题：“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接受美联社专访谴责当局软禁”。新闻报道说：“继一百三十四位诺奖获得者及部分中国学者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之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周四在北京接受了美联社专访。”

  据美联社报道，该社记者利用看管人员外出午餐的机会，在北京市中心一座十五层公寓楼内的刘霞家中，对她进行了短暂的采访。“刘霞在访谈过程中举止颤抖并且失声哭泣，她谴责当局对她超过两年的软禁荒唐至极。”

  勇敢地突破中共软禁刘霞二十六个月的四位美联社记者是莫沫(Isolda Morillo)、欧蕾珊(Alexa Olesen)、潘安智(Aritz Parra)和吴汉关(Ng Han Guan)。

  面对四位记者，颤抖得泣不成声的刘霞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她被软禁在家中，没有网络，电话也打不出去，每星期只被准许外出一次购买生活必需品并与父母相聚，与她接触过的人都被勒令封口，不得对外透露刘霞的情况。超过两年的软禁已给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刘霞对著记者哭诉说：“卡夫卡也不可能写出比这个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剧情”。这句成为刻画中共独裁暴政嘴脸的名言，随著刘霞被采访的视频通过互联网送达世界每个角落。至此，在这铁一般的事实之下，还有哪个中共党棍再敢说“不知道刘霞时至今日依然被非法软禁在家”吗？

  中国共产党用最野蛮的手段来欺压一位弱女子，没有犯罪的刘霞就此失去了自由。但这将化为羞耻二字，永远刻在专制独裁者的额头上，永远贴在贪污腐败的政权脸上。

  现代世界仅存的几个专制政权，无不敌视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基本的生活尊严、社会公义、容纳异己、民主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更没有一个文明政府，胆敢像强盗般软禁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配偶，不允许出境代为领奖，还无耻地自封“伟光正”来自欺欺人。

  根据美国之音2013年2月28日的新闻报道，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超过四十五余万人共同联署《请愿书》，呼吁中国共产党释放刘晓波和撤销对刘霞的非法软禁。

  这场政治施压运动是由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开普敦圣公会首位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Archbishop Emeritus of Cape Town, The Most Reverend Desmond Mpilo Tutu)发起的，其中包括一百四十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

  四十五余万人的《请愿书》说：

  “继续监禁世界上唯一一名被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他的妻子，公然违反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必要的法律程序，将不会被国际社会所容忍。联合国认定刘晓波被判刑、他妻子刘霞被软禁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迫害行为。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至今依然剥夺他们的自由。中国将认识到压制比自由的代价更高，中国当局靠压制将不会摧毁刘晓波及其妻子的精神和遗产。”

  中国共产党胆敢与全球文明世界为敌，不仅公然仇视和侮辱中国人民，也公然藐视和耻笑文明世界，中国人的智慧和骨气到哪里去了？难道任由这种贪腐暴政百般欺凌仍俯首帖耳，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传统美德吗？

  2011年3月3日，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居然疾言厉色地警告外国驻华记者：“不要痴心妄想，不要妄图在中国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当所有文明国家都用法律和舆论来捍卫新闻自由，这个无耻的官僚党棍姜瑜却在大开文明倒车，公开藐视普世价值，任意践踏中国法律，肆意凌辱中国人民的尊严，真乃民族的耻辱。

  如果中国的新闻舆论有制衡力量，如果中国是一个有公义的社会，如果中国有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像姜瑜这种為独裁暴政看家护院的恶犬敢如此放肆吗？

  姜瑜丑闻是独裁体制下的必然产物。就如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定律一样，只要这个体制尚存，大大小小的姜瑜们就像官吏贪污一样，被那台专制母机源源不断地製造出来。

  中国共产党打著人民民主专制的招牌，愚弄压迫残害中国人民六十余年，很难想象人类文明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居然至今尚不知民主选举为何物！尚未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中共那部三流宪法里，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至今仍流於文字游戏！ 

  司法独立和宗教自由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独立保证了社会公义的存在，宗教自由约束了人性的堕落；笔者怀疑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投票权利本来就是文明世界人民应有而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之一。

  刘霞仅因丈夫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就被中共当局非法软禁在家，至今长达两年有余，这在任何文明世界，都是可以导致政权垮台的丑闻。但在中国社会，却是古井不扬波，连一点涟漪都没有。这个现象有力地说明两点，一是中共新闻封锁的成功，二是专制主义打造的集体人格，令国人精神奴隶化和群氓化，而国人之自大、愚昧和麻木，反过来又成為专制主义生存的土壤。

  现代文明政治体系原则有三：议会制度、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意欲成为文明大国，则必须开放党禁，允许反对党存在，公平竞争，以文明手段从制度上解决目前的一党垄断、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必须开放报禁，允许自由报业存在，唯独有了言论自由，权力始能得到制衡，黑暗才能揭发，社会公义才能建立。必须开放选举，国家元首、政府中央与地方的主要官员和议会代表，必须通过自由选举，由人民投票直接产生。这可从根本上铲除制造目前这种独裁暴政的残破体系。

  达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普世文明价值的手段有二，一是暴力革命，以激烈手段推翻现有的残暴专制集团；二是采用非暴力但不服从的抗争运动力量，从而推翻中共的暴政统治，带领中国人骄傲地进入文明世界。暴力革命将会为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式的动荡和损失，重啟中国历代改朝换代时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复辙，因而绝不可取。

  如果回顾一下近代苏联和东欧独裁专制共产政权崩溃的历史，再吸取中东、非洲和亚洲各个独裁暴政被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成功推翻暴政中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的残暴政权，未来将会在一波接一波的非暴力但不服从的抗争运动的冲击下逐步崩溃，中华民族将如火凤凰，最终得以浴火重生，飞翔在神州大地上。

  如果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能够在民间精神领袖推动下，将会事半功倍。比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等。但是中国目前没有众望所归的民间领袖，中国的社会也没有培养那种民间领袖的客观环境，中国共产党更不会容许任何形式的民间英雄出现，稍有威望和号召力的人物，不是关进监狱就是流亡海外，难以发挥应有的影响力，故由民间英雄式的人物来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或然率，几乎不可能存在，因而不需英雄亦可产生惊人效果的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自会应运而生。  

  越是表面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独裁专制政权，越是容易击倒。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失败的先例，物极必反，独裁专制政权贪污腐败到最后，亦是毫无例外的走向覆亡。 

  埃及就是典型例子。2011年1月25日，在青年四六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策动下，凭著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的斗争技巧，前后只用了十八天时间，就把贪腐三十年的埃及独裁者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Hosni El Sayed Mubarak)彻底击倒。     

  青年四六运动的主要推手有三位，他们是阿麦德·马希尔(Ahmed Maher)、瓦理德·拉希德(Waleed Rashed)和阿斯玛·马赫福兹(Asmaa Mahfouz)。而青年四六运动的灵魂人物，是极少斗争经验的埃及土木工程师马希尔，他只有三十一岁；银行职员拉希德则二十八岁；而电脑公司女职员马赫福兹年仅二十六岁。

  2013年5月13日《纽约时报》新闻报道说，马希尔在美国旅游十三天，访问了三间大学，作了两场公开活动，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他宣布说后悔当时支持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为总统，因为他是一个伪装的小政客，不守信用的独裁者，因而惹祸。   

  马希尔在5月12日返国，在开罗机场即被埃及治安机构拘捕，特务在现场告诉他说，他们握有检查官签署拘留他四天的命令，迅属速地押往重刑监狱。

  青年四六运动主将英吉·哈姆迪(Ingi Hamdi)在马希尔被押走的当日，就在青年四六运动的网站上发布内幕消息说：“马希尔的被捕是穆尔西政权一系列整肃异己和逐渐削弱埃及民间力量的讯号”。

  几个小时之内，几乎全世界的主流报纸均加以报道，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如惊弓之鸟似的穆尔西政权，虽然崇拜暴力，痛恨民主，藐视自由，但却不敢动马希尔一根汗毛，第二天早上，无条件将之释放。穆尔西政权虽然释放了三十二岁的马希尔，但还是保不住他仅执政一年的江山。  

  穆斯林兄弟会于1928年3月, 由哈桑·阿尔版纳(Hassan Al-Banna)在埃及伊斯梅利亚(Ismailia)所成立，信仰伊斯兰原教主义，拥护穆斯林暴力征服全球论，其充满了暴戾思想的野蛮教义，深受愚昧而封建的埃及人们欢迎，快速地成为埃及近代最大的民间反对力量。

  穆斯林兄弟会当时的主要诉求是要采取暴力来推翻埃及皇朝，建立纯伊斯兰埃及政权，在1948、1954和1965年，曾三度被自己政府用武力捣破，遂转为地下组织，2011年埃及革命后，借助自由之风，转为合法组织，并于同年成立换汤不换药的自由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全面参与埃及政治。

  2012年5月，穆尔西以自由正义党党主席的身份，以百分之五十一点七的票数，勉强击败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总理艾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三的票数，当选埃及有史以来第一位民选国家元首。

  穆尔西执政不到六个月后，不研究如何改善埃及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不研究如何改革埃及的贪污腐败体系，而是暴露出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原教主义的残暴庐山真面目，于2012年12月8日，假借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悍然宣布自己“暂时”拥有无限权利，恣意贪污腐败，牵制言论自由，打压民主体系，不受国会制衡，居然胆敢下令军警使用武力对付示威群众，无疑自取灭亡。

  马希尔与青年四六运动同志，揭竿而起，鼓动风潮，发动再革命，抗议的人群，不亚于2011年的革命，两个月后的2013年6月30日，在埃及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穆尔西政权轰然垮台。

  埃及的例子为世人证实了一个案例：时代不同了，任意欺骗人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论是依法民选执政，还是暴力夺权上台，只要违反了普世价值的文明制度，只要是假借国家的名义来作恶，无一不以羞耻的失败为下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埃及政局，穆尔西政权的垮台为埃及的初生民主制度带来无以复加的冲击，穆尔西于1951年8月8日在北埃及萨尔基亚省的一个农村出生，他的父亲是农夫，母亲是家庭主妇，小学时候曾骑著驴去上课，他是一个典型喝埃及政府的奶水长大的技术官僚，后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曾任教于加州大学，2000年至2005年，当选为埃及国会议员。2010年之前，穆尔西还是埃及扎加齐格大学(Zagazig University)的教授。

  从穆尔西的背景来看，他不可能不懂民主制度的理论，他上台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是来自他骨子里长年信仰穆斯林兄弟会暴力征服论的教条，而砍人头的暴力征服论正与数人头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因而在理论上，穆尔西当选为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国家元首，是埃及人民的不幸和悲剧。

  民主选举的结果必须受到尊重，如果执政者违反了国家法律，人民有权将之驱逐下台，但正常的处理程序是弹劾而不是政变，前者是法治文明程序，后者是暴力野蛮手段，如今埃及政权的干法，是先政变抓人，再以所谓的谋杀和通敌的罪名来起诉，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先定罪后审判假司法把戏如出一辙。 

  埃及虽然没有司法独立，但采取政变的手段来推翻民选政府的严重后果是加强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直接宣布了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在埃及的死亡。民主制度在埃及刚诞生，就夭折在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暴力征服论的毒水里，自此埃及将会陷进长期内乱甚至内战的悲剧，将无可避免地发生。

  目前埃及政局的另外一个启示是军人干政的陋习。在埃及，严格来说，不是军人背后干涉政治，而是军人台前控制政治。只要这种现象不改变，埃及就不可能有稳定。军人干涉政治是现代文明政治体系最大的忌讳，触犯这一底线者，无不被革职查办。

  证之历史，凡是有军人干涉政治的国家，必然是封建落伍和独裁专制的政权。独裁政权和军事头子分享强霸回来的油水，当政局动荡而利益冲突时，压断独裁专制政权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无一例外的亦是军人。没有一个军人干政的国家可以得到政局稳定的效果，因为军人干政本身就是制作动乱和暴戾的温床。

  推翻挂着各种伪善面具的暴政是所有民主体制国家和文明人们的共同奋斗目标。1866年6月13日，美國凶h員約翰·賓厄姆(US Congressman John Armor Bingham)在美國國會通過《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前，在美國凶h院公開辯論時的慷慨激揚發言说：    

  “我在這裏要求大家別忘了那個勇敢的推翻字眼！是的！就是在我們懷念的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那句推翻！我們的開國先賢就是爲了要推翻暴政而發動了獨立革命！我在這裏要重复采用那句革命名言：當一個政府成爲一個對生命和自由的破壞者時，人民就有權利和責任推翻它！”

  賓厄姆在这里所说的推翻，指的是用选票而不是革命--暴力革命与民主体制，永远无法同时共存。

  马赫福兹是个优秀的阿拉伯女青年，1985年2月1日在埃及开罗出生。正义感和责任感使她无法对埃及政权的贪污腐败继续沉默下去，丰富的电脑知识使她知道如何利用现代网络系统来聚集群众。2011年3月8日，这位2011年度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Sakharov Freedom of Thought Prize)五位得主之一的埃及女青年，在她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前后共有四位埃及人，因屈辱、无望、饥饿和贫穷，在他们生活了三十年的埃及自焚--他们希望此举能够在埃及引起像突尼斯那样的革命，从而得到荣誉、公义、自由、和人类应有的尊严。目前其中一人已死亡，但是我居然听到了这种评论：请神原谅他们吧！他们触犯了罪恶而自杀，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一个女孩，我会为了荣誉，手持横幅标语，在1月25日前往烈士广场(Tahrir Square)抗议！如果我们还有荣誉感，还想在这片土地上尊严地生活，就和我在2月25日前往烈士广场，要回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甚至於可以不讨论任何的政治权利，什么也不要，只是要回我们的基本人权。

  “这里所有的政府全是些贪污腐败的官僚--贪污腐败的总统和贪污腐败的军警。这些自焚者并不怕死，但是害怕军警！你能够想象到吗？由现在至1月25日为止，我会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我不会自焚，如果军警们要在我身上点火焚烧的话，他们必须自己来动手。 

  “永远不要说这里没有希望，只有你认为没有时，希望才会落空。只要你跟著我们一起来，就是有希望。我们只惧怕神，但绝不惧怕政府。不要再相信你是安全的，因为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要求你的权利，我的权利，你家人的权利。我会在1月25日到那里，届时我会向那个贪污腐败集团说不，向这个独裁专制政权说不！”

  一场排山倒海的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在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的领引下，在一位弱小的阿拉伯女孩的互联网串联下，在埃及全民的怒吼下展开。一手掌控埃及党、政、军、警、特的穆巴拉克，却是个外强中乾的纸老虎。他下令拘捕马赫福兹，交付埃及军事法庭，欲置她於死地，但却不敢处理她，最后只得放人了事。即使这样也已经无法挽救他众叛亲离的下场，在埃及人民的怒吼威慑下，连他的政治后台美国政府都吓得连忙“保持中立”起来，十八天后，穆巴拉克独裁暴政土崩瓦解，轰然垮台。

  《阿拉伯商业周刊(Arabian Business)》是一份在全球发行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周刊，自2001年创刊以来，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它在2011年12月，把马赫福兹列为全世界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人中，排名第三百八十一位。

  埃及不是唯一的贪污腐败和独裁专制的国家，比如南非共和国就是另一个案例。在南非革命之前，占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八点九的白人，用暴政和高压的政策统治著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七十九点二的黑人，仅从这个数字上，就可看到南非的种族革命早晚必会发生。

  “永远不要说这里没有希望”的观点，同样是南非黑人的信念。但是这个完全正当的权利诉求，却被当年的南非白人暴政视为非法，最典型的案例是斯蒂芬·彼科(Stephen Bantu Biko)的刑求致死不幸遭遇。

  彼科於1946年12月18日在南非威廉皇帝镇(King William Town)出生，他有一句流传极广的座右铭：黑色是美丽的(Black is beautiful)！如今已经成为激励全球黑人的名言，也成了彼科精神的化身。　

  彼科是在南非与种族隔离政策长期斗争的领军人物，为了“永远不要说这里没有希望”的理念，他被白人掌控的学校开除，被白人操纵的法庭判刑，出狱后被勒令不得在公众场合对超过一个人以上人群发表演讲，不得私下发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意见。

  南非白人政权觉得还是对彼科不放心，於是在1977年8月18日以违反《1967年恐怖行动条例第八十三条(Terrorism Act No 83 of 1967)》为理由，把他抓起来，在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警察局六一九号询问室里，由两个叫做哈罗尔·史尼曼(Harold Snyman)和吉迪恩·尼乌沃特(Gideon Nieuwoudt)的白人便衣特务对他执行刑讯，持续逼供长达二十二个小时之久。　

  两个暴徒用各种刑具把彼科打得遍体鳞伤，再用警棍朝著彼科的脑袋猛砸，为了防止已被毒打得因脑震荡而昏迷过去的彼科诈死逃跑，再用手铐把他锁在窗户的铁格栅上，让他半蹲半站在那里通宵达旦。 

  1977年9月11日，南非警察拖著已经半死的彼科，扒光了他满身是血的衣服，赤裸裸地双手反銬铁镣摔在卡车后面，拉到南非首府普勒多利亚(Pretoria)监狱关禁。可是彼科的肉体并不与这两个司法暴徒合作，车子到达监狱的次日，彼科就伤重而死，年仅三十一岁。

  南非司法部长詹姆斯·克流格尔(Minister of Justice James Thomas Kruger)为了掩饰白人的罪行，居然公开撒谎说：彼科之死是因为他绝食的结果，并无刑求的证据。

  彼科杀身成仁后，震惊全球，谴责之声，此起彼伏，不绝於耳。数十位西方文明国家驻南非外交大使，连同上万的南非黑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文明世界用集体行动来抗议南非政府的残忍种族暴行。被誉为南非近代民权烈士的彼科之死，拉开了南非种族隔离暴政崩溃的序幕。

  彼科死后，他的白人好友唐纳德·伍德斯(Donald Woods)为了躲避南非暴政的残酷迫害，在友人的协助下，逃出南非，避难伦敦，与电影《甘地(Ghandi)》的剧本作家约翰·布里利(John Briley)写出了《自由的呐喊(Cry Freedom)》剧本，1987年，由英国大导演理查德·艾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执导，登塞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主演的《自由的呐喊》在全球上演，震撼人心的事迹，唤起了广泛的关注，加速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的崩溃。    

  英国人并没有忘记这位南非抗暴英雄，在东伦敦的一座彼科铜像成立时，纳尔逊·曼德拉总统(President Nelson Mandela)亲临剪彩。英国著名歌手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用音乐来歌颂彼科，其歌词有道：“你可以吹灭蜡烛，但你吹不灭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风将把它吹得更高。”这种不分国界的人文精神，吹醒了还在暴政统治下沉睡的人们。

  南非暴政用警棍把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运动先锋彼科活活打死，中共鹰犬在囚室里用竹签刺进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阳具来折磨他，两件恶行虽然地分非亚，却如出一辙。在摧残人权与侮辱人性方面，中共不肯让南非暴政“专美”，两个暴政，一对贪腐，一个比一个更残忍，一个比一个像魔鬼。看来这是所有独裁专制政权的通性--不但精於贪污腐败，还善於使用兇狠毒辣的手段来制造恐怖，铲除异己。

  埃及与中国有著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封建闭塞、专制横行，老百姓温顺如奴隶，而且都是面对独裁者肆意贪腐而无能為力。也就是这种贪腐到了物极必反的爆发点，始孕育出阿拉伯之春鸣鼓出山的成熟条件。

  马赫福兹的互联网博客，改变了埃及人民的命运，而中国的马赫福兹在哪里呢？同样是古老文明大国，难道中国人不如埃及人？非暴力不服从抗争运动必然是未来在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主流之一，也是促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国家行列的最佳途径。

  对目前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面对著一个以白色恐怖手段来培养温顺奴才为目标的专制独裁政权，现代文明的启蒙，应是首要之务。既然自由和民主体制依然遥不可及，倒不如首先宣讲如何不再继续作奴隶的重要。如果全民皆知何為现代公民基本权利，一贯靠暴力与谎言来维持统治的政治骗子就没有了市场。当今之世，所有贪污腐败独裁专制的政权，只要失去人民的支持，无一不立即应声倒台。

  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投票权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一个没有投票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甘愿作独裁暴政奴隶的民族，是早晚会灭亡的民族。  

  如果愚昧、落伍、犬儒而夜郎自大的中国人，连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普世文明价值都不愿去争取，或不敢去争取，或不屑去争取的话，那么，甘愿为奴者终将沦为文明世界的弃儿。

  是为序。 

2013年7月26日　高胜寒 写於 美国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