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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后 习共政权向何处去? 2020-02-23 19:30:28

新冠肺炎后 习共政权向何处去?

www.creaders.net | 2020-02-23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真实清晰的世界》网站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小布什政府国防部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部门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的文章说,中国政府尽管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权力、财富和影响力,但正在从内部腐烂。北京对新冠肺炎疫症的处理表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正尝试对社会实行完全控制的高科技专制独裁国家。他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执迷于暴力镇压,利用集中营控制维吾尔穆斯林,对知识分子、宗教和文化生活实施毛泽东式的压制。为了成功需要谎言、恐吓、混肴视听。这些因素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一个害怕真相的政府。对习近平来说,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知道这一点。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数字高科技专制独裁政权的典范


这个中国的独裁者追求绝对控制的欲望,无疑加剧了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恐慌性掩盖的痕迹显而易见:新冠肺炎可能在2019年12月之前便已爆发,但中国政府直到一个月后才允许披露问题。当局迫使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举报者噤声,并耗费时间隐瞒疫情。在目前的恐惧气氛中,中国医疗保健和其他专业人士不敢交流哪怕基本的事实。事实上,那些提醒过国际媒体及同胞的中国人,已经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惩罚。
自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屠杀自己的人民以来,中共一直在竭力寻找合法性的新基础。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让群众一度安静下来,而现在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面临着多方面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习近平复兴国家的民族主义承诺,不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激励人民。

习近平用高压手段迫使香港人接受不想要的法律,结果玩过火,图谋失败,香港形势继续恶化。他对香港的镇压吓坏了台湾民众,促使中共的死敌台湾民进党在今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亲北京的国民党惨败。

上周,中国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直指新冠肺炎事件“揭示了中国治理的腐朽核心”,而“当局……将无能为力的公民推向绝境,将疾病推向全球”。他迅速受到惩罚,并被禁止写作。许多西方人认为习近平无所不能,但许章润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知道:习近平日益严酷的统治,是软弱的标志,而不是力量的标志。

习共政权不仅面临资金问题,卫生问题,政治问题。在川普总统任内,美国终于开始在南海和东海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主义。习近平版本的中共,剩下的只有完全的社会控制和对整个政府的广泛清洗——高压政治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最后一搏。

对于外间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外在的实力迹象——军事、经济和政治——表明北京正无情地走向全球霸权。但习近平肆意镇压香港抗议活动,野蛮对待中国穆斯林,都不是一个自信的政权该干的事。武汉新冠肺炎爆发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习近平恐怖政治的世界性后果。

中国这种外部力量和内部弱点混合的特性,使中共政权成为美国相当困难和危险的问题。但华盛顿不应因此而放弃警惕。历史告诉我们,当强国的宏大野心得不到满足时,就可能引发全球危机。当年的日本帝国就是如此。当然,习近平很快就会想用显示中国的实力,来转移世界对武汉新冠肺炎事件令人尴尬的注意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与一个从内部危机转向外部侵略的中国打交道。

美国人只能祈望,他们的政府为习近平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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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如核灾 中国短期会否爆发革命? 2020-02-20 02:40:07

疫症如核灾 中国短期会否爆发革命?

www.creaders.net | 2020-02-19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及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特鲁克斯(Rory Truex)的文章说,西方专家圈子认为,危机离中国共产党倒台总是有一步之遥。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摧毁了偷工减料的学校,造成7万人死亡。那年晚些时候,30万婴儿因饮用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而生病。这些灾难都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正是这场核灾难加速了苏联瓦解,但同样的时刻却没有在中国到来。

现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确诊感染,数以十万计的人隔离观察。中共政府为维稳而迟迟不采取有力行动,对疫症爆发难辞其咎,因此也可能醸成中共政权的合法化危机。但关于中共统治“脆弱性”的看法,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厢情愿。在共产党的大部分历史上,其精英圈子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民主还是专制独裁更具吸引力,而是哪种版本的专制独裁最好。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处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以来,最具压迫性的时期。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上,消除了中共内部一切可能的不同声音。他摧毁了公民社会,监禁了数百名人权、劳工、女权及亲民主人士。他加紧控制社会和传统媒体。对如何最好地治理中国社会,他的回答是:控制她,主宰她。

这样的政府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武汉和湖北省的地方官员太害怕,不敢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报告坏消息,在疫症爆发时行动迟缓。试图警告公众的医护人员和公民记者受到审查和拘留,其中包括后来死于新冠肺炎的眼科医生、英勇的举报人李文亮。


2月1日广州机场儿童戴着自制防护罩.jpg
2月一日广州机场一景:家长为孩子戴上自制防护罩


撇开这些问题不谈,长期以来,中共对发现的致命危机,有明确的处理步骤:

第一步:找一个地方官员来承担责任。在政治学中,中国的执政体制属于“碎片化的专制独裁”类型。以“文件”方式制定和实施政策,责任分散在各级政府。这种结构使得地方官员在危机时期容易成为替罪羊。

第二步:大力回应,甚至过度回应。中央政府会花很大的力气来表明它在乎。这就是学者所说的“行动主义”,为了行动而行动。其形式可能是颁布一条新法律,或最高官员访问受灾地区等。

第三步:控制叙事。在中共的政治教育体系中,一再鼓吹公民共同“奋斗”,促使中国“伟大复兴”。现在共产党利用这些思想,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塑造成党领导对抗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任何人如果胆敢指责中国政府毫无必要地危害自己的人民,将被迫噤声。

这些套路大体上有效,但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只是为了维护中共领导人清廉称职的形象。研究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公民对腐败或暴政的愤怒通常针对地方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或党的高级领导层。很少有证据表明,公民将中国的治理问题归咎于专制制度本身。

大跃进失败之后,4500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和强迫劳动,毛泽东被迫暂时退出日常统治的所谓“第一线”。在新冠肺炎爆发中无谓失去的生命,或许将赋予党的其他领导人改变道路的智慧和勇气,从内部挑战习近平并否定他的模式。

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一场民主革命。但中国现代史表明,一个领导人集中太多权力就会出问题。用举报人、已故中国医生李文亮的话来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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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状病毒捅破了习中央极权维稳的画皮 2020-02-17 03:15:38

新冠状病毒捅破了习中央极权维稳的画皮

www.creaders.net | 2020-02-16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World Politics Review)发表职业外国记者、全球事务作家弗伦奇(Howard W.French)的文章说,新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大地肆虐之际,回顾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可知,防止对共产党未经授权的批评,消除意识形态上的不坚定,已经成为他掌权方式的公认标志。他以强化共产党的控制,来解决每一个问题。

在如此严密控制的体制下,很难评说公众舆论。但习近平执政的头几年,许多中国人赞同他高调的反腐运动,他获得较高的支持度看似有道理。大家觉得,在习近平的前任、毫无个性的胡锦涛领导下,国家放任自流。而习近平上台,中国有了坚定、有力的领导。

但现在中国大流行的新冠病毒肺炎,似乎突然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现状。虽然这并不是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了大麻烦,更不是说他严密掌控的中共的统治受到了威胁。但至少,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新冠病毒肺炎危机,暴露了习近平极端极权形式的黑暗性,例如不仅对媒体,而且对中国几乎所有形式的讯息沟通都加大限制等。问题是习近平认为,令苏联崩溃的原因,是过度的灵活性和对新思想的开放。这样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正确判断当今中国社会的挑战?


李文亮医生-2.jpg


去年12月,在疫情失控之前,眼科医生李文亮率先披露武汉中心城区的疫情,试图发出警报。他遭到武汉公安当局训诫,被强迫噤声。他和其他七名披露疫情的医生,被中央电视台称之为造谣者。李医生自己后来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这一事件罕见地激起中国公众的不满。李医生上周去世前几天曾接受采访,说出了在中共眼中极具颠覆性的一句话:“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很快就传遍全中国。

李医生不必详细说明,人们都能理解他指的是习近平集中控制的中共政权,而习近平现在是中共如此强大的化身。中国公众亲眼看到,中共迫使李医生噤声的代价就是,政府迟缓笨拙的应急反应。因为中共当局全力维护的,是国家不存在公共卫生危机的面子。

微信上铺天盖地的评论,抨击中共当局对新冠病毒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反应,特别是对李文亮医生的压制。一些从来不批评这个制度的中国保守派人士,也私下发出不满的声音。有人写道:“病毒就像一张犁,破开了(制度)表面的魔力,让我们看到一具由贪婪、不信任、渎职拼凑起来的骨架。”

大批中国公民宣称钦佩李医生。北京当局的回应是加强审查,并暂停数千人的微信账户。微信是中国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这次微信镇压似乎正好符合习近平对苏联如何崩溃的判断,以及他为自己国家开出的药方:保持强硬,绝不退让,垄断真理,绝不放松控制人们的对话。

现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给人们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及其成长的新兴中产阶级,是否会无止境地按习近平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中国梦”的性质提出质疑?一些中国人会想,使中国富强的目的,难道是把批判性思维和个人表达的空间压缩到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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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民社会 “专制优势”逞一时之强 2020-02-12 21:13:45

无公民社会 “专制优势”逞一时之强

www.creaders.net | 2020-02-12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的文章说,一些国际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对2019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反应。国家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的决定并随即实施,反映出中国的所谓“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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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被中外记者包围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施瓦茨(Jonathan Schwartz)的文章说,一些国际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对2019年末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前所未有的反应。国家有能力迅速做出重大的决定并随即实施,反映出中国的所谓“专制优势”。

一个专制政权不怕采取有争议的、未经论证的政策,迅速就地实施。正如新闻界注意到的,没有民主政府敢于采取中共正在采取的许多步骤——不仅是检疫隔离、突然要求社会保持距离,以及快速的医院建设,还有对国内媒体的控制、大规模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工作者等。

根据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媒体的说法,中国显然吸取了2002年至2003年间非典型肺炎(SARS)的教训。当时中共官员试图掩盖疫情,希望能把疫症控制在国内。结果导致非典流行肆虐,比本来可能的情况严重得多。但这次他们是否已经吸取了教训,“专制优势”是否真的赋予了优势?
在考虑如何最好地准备和应对流行病爆发时,公共卫生文献认为,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发挥核心作用。这些官员必须在和公众打交道时,与他们分享卫生相关信息,但又不能引起恐慌。当一场疫症发生,医院挤满忧心忡忡的市民时,官员们必须有效地管理,确保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而那些可以留在家里的人也得到所需的支持。

公共卫生文献也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往往来自当地社区的宗教和社会团体,并从本地人口中吸收成员。他们熟悉当地社区,建立了长期的理解和信任关系,完全可以与负荷过重的公共卫生官员携手合作,在流行病期间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许多服务。这种合作建立在就地提供服务和信任的基础上,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对抗流行病。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活跃在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打压。中共当局以种种严酷的新法规和法律,压缩国内外民间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使它们无法提供曾经提供的服务——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这一重大转变,使过去民间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公共卫生服务破功,而地方政府却无力单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人们会争辩说,在目前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不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将他们派遣到武汉与疫症“战斗”。其它资源如设备、药品、检测包、口罩等也可如此调配。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各地传播,这些资源将需要到位,而地方政府将越来越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这些资源。

人们也可以将中国的居委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替代物。居委会往往由退休人员组成,他们代表党密切关注邻居,也常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然而,正如公共卫生文献明确指出的那样,信任是确保公共合作的关键。居委会曾有不光彩的历史,通常被视为党的代理人,往往得不到民众信任。

如果新冠状病毒继续传播,已经稀缺的资源将更加匮乏。中共通过实施大规模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展示了其“专制优势”。但这些举措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在社区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长期实施能力。在一个秘密、专制的体制内,很难维持信任。一度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正是对抗新冠状病毒疫症中值得信任的潜在盟友。中共破坏了中国公民社会,也就自废了一个有效对抗疫情的重要武功。中共并没有像大家最初认为的那样,吸取非典(SARS)的教训。

一个专制政权不怕采取有争议的、未经论证的政策,迅速就地实施。正如新闻界注意到的,没有民主政府敢于采取中共正在采取的许多步骤——不仅是检疫隔离、突然要求社会保持距离,以及快速的医院建设,还有对国内媒体的控制、大规模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工作者等。

根据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媒体的说法,中国显然吸取了2002年至2003年间非典型肺炎(SARS)的教训。当时中共官员试图掩盖疫情,希望能把疫症控制在国内。结果导致非典流行肆虐,比本来可能的情况严重得多。但这次他们是否已经吸取了教训,“专制优势”是否真的赋予了优势?
在考虑如何最好地准备和应对流行病爆发时,公共卫生文献认为,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发挥核心作用。这些官员必须在和公众打交道时,与他们分享卫生相关信息,但又不能引起恐慌。当一场疫症发生,医院挤满忧心忡忡的市民时,官员们必须有效地管理,确保那些需要治疗的人得到治疗,而那些可以留在家里的人也得到所需的支持。

公共卫生文献也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往往来自当地社区的宗教和社会团体,并从本地人口中吸收成员。他们熟悉当地社区,建立了长期的理解和信任关系,完全可以与负荷过重的公共卫生官员携手合作,在流行病期间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许多服务。这种合作建立在就地提供服务和信任的基础上,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对抗流行病。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活跃在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打压。中共当局以种种严酷的新法规和法律,压缩国内外民间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使它们无法提供曾经提供的服务——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这一重大转变,使过去民间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公共卫生服务破功,而地方政府却无力单独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人们会争辩说,在目前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不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将他们派遣到武汉与疫症“战斗”。其它资源如设备、药品、检测包、口罩等也可如此调配。然而,随着新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各地传播,这些资源将需要到位,而地方政府将越来越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这些资源。

人们也可以将中国的居委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替代物。居委会往往由退休人员组成,他们代表党密切关注邻居,也常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发挥作用。然而,正如公共卫生文献明确指出的那样,信任是确保公共合作的关键。居委会曾有不光彩的历史,通常被视为党的代理人,往往得不到民众信任。

如果新冠状病毒继续传播,已经稀缺的资源将更加匮乏。中共通过实施大规模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展示了其“专制优势”。但这些举措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在社区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长期实施能力。在一个秘密、专制的体制内,很难维持信任。一度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正是对抗新冠状病毒疫症中值得信任的潜在盟友。中共破坏了中国公民社会,也就自废了一个有效对抗疫情的重要武功。中共并没有像大家最初认为的那样,吸取非典(SARS)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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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状病毒——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02-10 19:57:18

新冠状病毒——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www.creaders.net | 2020-02-10  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林孟编译报道:美国《地缘政治的未来》网站(Geopolitical Futures)发表该机构创建人及主席、国际知名地缘政治及国际事务专家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文章说,地缘政治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以可预测的方式展开。但当不可预测的人或事从外部进入这个系统时,其不可预测性就很大了。目前,我们无法判断新冠状病毒肺炎是否这样的事件。

从地缘政治看,从普通感冒到黑死病(鼠疫)都属于传染性疾病。前者永远存在,但造成的后果微乎其微;后者曾大规模破坏了欧洲社会,并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了地区权力平衡。当这些传染病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时,会触发政治体制介入,目的是限制疾病的影响。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具有足够的破坏性,造成经济问题。我们目前正徘徊在这两点之间,疫症的后果和抵御疫症的后果都是不确定的。




中国依靠出口维持经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0%来自出口。中国虽然和美国存在贸易争端,但它的唯一最大客户正是美国。假设新冠状病毒肺炎比普通感冒更接近鼠疫,或者假设产生恐慌情绪,并非完全不可能迫使多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将中国隔离。

中国政府受到了三方面的强大压力。首先,对新疆的镇压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极大反感;其次,美国对中国征收了大量关税;最后,出口萎缩打击了北京政府已经在努力稳定的金融体系,使中国当局担心经济和金融出现动荡。结果当局使用识别技术、入侵互联网等手段增强了安全性,并周期性逮捕持不同政见者。于是经济不安全反而导致安全增加。

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香港。香港“反送中”运动是由授权中国引渡香港居民的法案引发的。北京以前没有这一欲望,但随着形势变化想进一步控制香港。这项法案危及香港市民在英美普通法保护下享有的合法权利,是对许多香港人生存的威胁。结果北京引发的事件轰动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与其最重要客户美国的关系。自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不要操纵人民币汇率,但北京置若罔闻。预料习近平可能继续玩这种伎俩。他没能搞定美国总统川普,导致一个出口国面临来自消费国的挑战。道理很简单,绝不和最好的客户打架,是一条商业规则。习近平违反这条规则,于是在与美国的关税大战中受到清算。

没有证据显示中共中央为习近平的领导发生了斗争。当然,中央委员会里塞满了习近平的支持者,但已发展的形势必定引人关注,促成人们的野心。国际知名地缘政治及国际事务专家弗里德曼认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对金融形势、中美贸易战、香港和新疆形势的估计,是最不靠谱。

中国是一个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国家。想当然地认为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恐惧没有被夸大,想当然地对中国作出大规模贸易限制和禁运,不允许货轮在纽约长滩、荷兰鹿特丹和上海停靠,加上俄国对中俄边境实行管制,中国将会被孤立。

在美国的压力下,新冠状病毒疫症难免重创中国的贸易。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任何政府一样,会因此而受到指责。北京也会因处置病毒流行不当,以及不了解疫症的经济后果而受到谴责,为此可能精疲力竭。

新冠状病毒疫症既不是地缘政治事件,也不是政治事件。但考虑到中国的变数和目前的形势,这次疫症可能很容易演变成地缘政治事件和政治事件。中国内部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爆发,新冠状病毒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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