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出卖了安妮·弗兰克？2019将水落石出

人们现在已知的记述版本是，在"治安人员"搜查弗兰克一家躲藏的房屋之前，接到过一个匿名举报电话。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特工潘科克（Vince Pankoke）有志于澄清这个疑问。他集结了一个20人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和警察，希望能找到弗兰克一家被捕的真正原因。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向这个团队开放了馆藏的历史文献。

有关工作由众筹捐款资助，估计耗资500万美元。他们计划在2019年安妮·弗兰克被关进集中营75周年的时候公布调查结果。

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犹太人，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岁，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为“5535 Annefrank”。她在2004年票选最伟大的荷兰人当中，排名第八，次于第七伟大的荷兰民族英雄兼海上战神德·鲁伊特。

安妮用荷兰文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写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二战之后的1952年英译本改名为《安妮日记》，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有多国语言的翻译版本，多次改编为戏剧及电影。
安妮·弗兰克是奥托·弗兰克（1889-1980）的次女，也是幼女，弗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分支 — 犹太教改革派，他们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社区中，跟其他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样，安妮经常接触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犹太裔人。安妮的母亲艾迪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父亲奥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于德国政府，并曾获授勋。奥托热衷于追求知识，也经常鼓励安妮两姊妹多阅读。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1933年开始）生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一家人过着较为平静的生活，当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取得控制权。安妮生为德国国民，但因为1941年纳粹德国通过反犹的《纽伦堡法案》政策而令她失去公民身份。

1933年3月13日，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此后迅速兴起，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如继续留在德国恐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年接近年尾时，艾迪特带着安妮与玛戈到居于亚琛的外婆罗莎·霍德兰的家中居住，而奥托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奥托决定搬到那里开设公司并打理生意，及为家人安排新住所。

1934年2月，艾迪特带着孩子来到阿姆斯特丹，搬到新居所，而且也重新为两个女孩安排了学校—姐姐玛戈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了一所蒙特梭利教育学校。姊妹俩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戈比较精于算术，而安妮在阅读和写作上比较优异。安妮的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忆述，安妮在做功课时经常会用手盖着答案，以不让其他同学抄袭，也不会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写作内容，但是这些作业后来没有保留下来。同时，玛戈和安妮在个性上也有着鲜明的差别，玛戈举止彬彬有礼、保守和勤奋好学，而安妮则敢言的、有活力和外向。

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前几天在商店橱窗前曾向父亲展示过的记事本作为生日礼物。这是一本四边是红白格子封面的记事本，封面附有一个小锁。奥托希望安妮会用它作为日记使用，她高兴得几乎立即开始使用。开始时，她在日记中记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虽然她的早期日记所记录的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还讨论了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表面上难以察觉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她列出了荷兰犹太人生活中的限制，和记录年初她对外祖母离世的悲伤。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演员，因为她很爱看电影，但荷兰犹太人从1941年8月1日以后是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的。在之后的日记中，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级，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资料，比如日记中有当局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佩戴“犹太星”的内容，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的针对犹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纳粹党不断迫害犹太人家庭，安妮的姐姐玛戈·弗兰克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爸爸奥托·弗兰克与妈妈艾迪特·弗兰克决定全家迁到他公司的办公大楼中的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开耳目，开始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同时与范·佩尔斯一家及一位牙医弗里茨·菲菲一起匿藏，后来那里一起匿藏的多达8个人。此后安妮得知其父奥托在与自己公司的员工“沟通”后，已决定把她和母亲与姐姐藏到办公大楼的楼上和背后里去，那是位于王子运河旁，沿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街道，那里有可以信任的员工可以协助他们。妈妈与姐姐其实早就得知了此事，而征召通告只是使他们迁到那里提前了几个星期，一家人于是搬到那个他们称为“后宅”的地方。

安妮·弗兰克的笔迹，意思是：“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可有机会到好莱坞了。”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后宅”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乱，试图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景象。奥托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但他们遗下安妮饲养的猫Moortje。因为犹太人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他们从家门口走了几公里，每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大楼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记中叫“后宅”，那是一个在大楼后侧有三层楼高的空间，可以从地面进入。第一层有两个小房间，以及一个浴室兼洗手间；楼上是一个很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可以通往阁楼。通往后宅的门被一个书架挡著作掩饰，不容易被发现。主建筑在西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无异。

一段时间后，在第一次打发害羞和尴尬的彼得·范·佩尔斯后，安妮认定与他有一种很投契的亲密关系，过了一段日子后，二人坠入了爱河。她从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对彼得的迷恋开始消退，原因是她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是否真诚的，或只是他们一同被困着才产生感觉。

安妮与后宅中每个帮忙的人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奥托后来回忆说，她预料到他们每天的探访会带来不耐烦的热情。他认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丽莎白·福斯阔尔，“那年轻的打字员...她们俩经常站在角落里窃窃私语”。

安妮于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记中立志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她写了：
“ 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继续学业以避免无知，在生活中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我知道我能写...但我是否真的有天赋还有待观察...
    如果我没有写书或报纸上文章的天赋，但我可以写自己的事。但我想得到更多，我不能想像如母亲和范·大安太太般所有女人的生活，之前还要去上班的，然后全都抛诸脑后。除了丈夫和孩子，我还需要某种东西让我投入！...
    我想自己对所有人来说是有用的，或是乐趣，甚至是对那些与我素未谋面的人。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即使是在我过身了之后！这是我为何感恩上帝给我这礼物，我能够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和表达所有自己心中所想！...
    当我写东西的时候我能够摆脱自己所有顾虑，我的悲哀消失了，我的灵魂重生了！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能力写一些伟大的事情吗？我有能力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或是作家吗？”

她一直都定期地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

弗兰克一家1934年从德国移民荷兰。安妮的父亲试图为家人搞到出国的签证，但没有成功。他们的藏匿地点被发现后，全家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初，就在英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几周前，1945年3月9日安妮死于伤寒。

参考文献

Neues Forschungsprojekt Ex-FBI-Ermittler will Verrat an Anne Frank aufklären
Anne Franks Ergreifung durch die Nazis ist bis heute nicht aufgeklärt. Nun will ein Team um den früheren US-Ermittler Pankoke den Fall des jüdischen Mädchens lösen.
Zuletzt hatte das Anne-Frank-Haus Zweifel geäußert, ob die Franks tatsächlich an die Nazis verpfiffen worden waren. Die Familie, die sich in einem Hinterhaus an der Amsterdamer Prinsengracht versteckt hielt, könnte auch zufällig bei einer Razzia wegen des Handels mit Essensmarken enttarnt worden sein, hieß es.
Der FBI-Ermittler im Ruhestand, Vince Pankoke, will sich mit dieser Theorie nicht zufriedengeben. Mit einem Team aus 19 Experten - darunter Historiker und frühere Polizisten - hat er damit begonnen, die Hintergründe der Enttarnung der Familie im März 1944 aufzuarbeiten. Das Frank-Haus lässt die Ermittler dafür auch in ihr Archiv.
"Ich will nur den letzten Fall meiner Karriere lösen", sagte der 59-jährige Pankoke. "Das ist der ultimative Cold Case." Es gebe so viele Informationen, die sich noch niemand angeschaut hat. "Wir tun das, weil wir fühlen, dass der Fall aufgearbeitet werden muss", sagte der niederländische Filmemacher Thijs Bayens, der an dem Projekt beteiligt ist.
"Ich habe viel Zeit in US-Archiven verbracht und Dokumente aus Amsterdam gefunden, von denen mir gesagt wurde, dass es sie nicht gebe", zitiert der "Guardian" Pankoke. Einige seien durch Wasser oder Feuer beschädigt, aber sie existierten. Jetzt gehe es darum, Verbindungen herzustellen - und nicht darum, jemandem die Schuld zuzuweisen. Bislang war lediglich bekannt, dass der "Sicherheitsdienst" (SD) kurz vor der Durchsuchung des Hauses einen anonymen Anruf des Verräters erhalten haben soll.

Um Anne Franks Schicksal, die sich von 1942 bis 1944 in dem Wohnhaus versteckt gehalten hatte, zu ergründen, will das Team nun moderne Datenbanken durchgehen. Ergebnisse will das Team 2019 präsentieren - zum 75. Jahrestag der Deportation des Mädchens.
Anne Franks Familie war 1934 aus Deutschland in die Niederlande ausgewandert. Verzweifelt bemühte sich Annes Vater Otto Frank um Ausreise-Visa - vergebens. Nachdem die deutschen Ermittler sie aufgegriffen hatten, kamen sie in Konzentrationslager. Anne Frank starb im Frühjahr 1945 in Bergen-Belsen an Typhus - wenige Wochen vor der Befreiung des Lagers durch britische Truppen.

谢盛友（路透社、明镜在线）

Bild: Anne Frank in 1940, while at 6. Montessorischool, Niersstraat 41-4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Photograph by unknown photographer. According to Dutch copyright law Art. 38: 1 (unknown photographer & pre-1943 so >70 years after first disclosure)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Unknown photographer” confirmed by Anne Frank Foundation Amsterdam in 2015 (see email to OTRS) and search in several printed publications and image datab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