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曾化名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朝直隶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 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 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顾炎武把政权和民族区分开是有道理的，他把政权的覆亡称为“亡国”，而民族被征服，文明被野蛮统治则为“亡天下”。“亡国”是权贵们操心的事，而“亡天下”则“匹夫有责”。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德语：Westfälischer
Friede）是指于1648年10月24日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威斯特伐利亚区）签定的一系列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签约方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以及帝国自由城市。和约由《明斯特和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各自盟友）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签约双方为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帝国以及各自盟友）组成。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结束，政治学者一般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 此和约导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大量领地，也削弱了王朝对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邦国的控制，使王朝陷入中衰，也使德国陷入封建分裂的时代。另外，此和约导致法国，荷兰和瑞典这三大欧洲新霸主的崛起。 民族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有争议。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先有民族国家，还是先有民族？”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首先形成。民族主义是民族要求其合法主权而形成的，而民族国家则符合了这个要求。一些民族主义的“现代理论”也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一个产品，政府使用这个政策来统一和现代化已经存在的国家。大多数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现象，它是大众文学和早期的大众媒体的结果。但是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较早出现的比较统一的、拥有一个共识特征的国家，比如英国、葡萄牙和尼德兰。而民族国家的成型，大多认为始自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民族国家的主意是通过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生而诞生的。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个现代的国家体系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系统的特征是“势力平衡”，其基础是明确规定的、中央控制的、独立的国家（不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没有创造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国家满足这个体系对国家的要求（前提是民族国家之间没有领土问题）。 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国家包括了一些机构如武装部队、公务人员或是国家官僚、法院、和警察等政府机构。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只要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这个国家便能踏入国际的领域，而这也是证明其自身主权的重要关键。 被统治者“治”成了一盘散沙的“匹夫”又怎能真的担起“国家兴亡”的重责? 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书中，老艺人苏昆生放声悲歌，尽情发抒：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把五十年兴亡看饱”，以反复强调的手法，谴责统抬者的豪奢腐朽。三个“眼看他”，无非兴、亡二字，雄辩地表明了荒淫腐化和亡国之间的必然联系。作者用步步深入的手法，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乌衣巷”三句扩大了上一层中“楼塌了”的景象，把统治荒淫无耻所造成的后果，由统泊者的垮台扩大到国家山河的巨变。“乌衣巷”句，借王导、谢安势衰，乌衣巷转换主人的历史，感叹现实的兴废。 冠以“不信”二字，实则是不愿相信。“不信”二字，伴泪和血，妙极天人，非大作手不能为。不信归不信，现实却是：“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袅鸟。”这又是—种对比，任你信与不信，严酷的现实已是无法改变了。“舆四换稿”的“换”字，包含了很多难言的内容。明亡后，清政权圈地剃发，清兵大屠杀，文字狱的广为连坐……这山河易色，人民血泪的种种，都在这“换”字中含混包括了。结句“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把感情再深化一步，表明了要永志不忘亡国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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