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认为职业能荣耀上帝

韦伯认为，所谓“天职”（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韦伯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洪堡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知名学府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在第二章先针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讨论。引述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责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带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描述个人只要能够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赚钱，就是擅长于某种天职的表现。韦伯认为，所谓“天职”（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天职”描述人们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以谋求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韦伯自己描述的传统主义经济特征不同，不是仅追求糊口的农民谋生举动，也不是如同业公会（行会）师傅或冒险家般，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活动来获利。

韦伯谈的“新教伦理”，其实是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他以从喀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做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来自于上帝意志的安排。

那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引述韦伯的一段话：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从上述这段话来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对韦伯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从新教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已渐渐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伦理上的意涵。

韦伯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即使在当代也伴随着学术争论而被不断重新阐释，虽然其概念的外延随着争论而变动不居，但其表述却始终“如雷贯耳”，以至于每个提到它们的人都不得不加上Weber的大名。

与早期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韦伯从来没有试图去建立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完整现代化理论。相反，经由文明间的比较，他试图去寻找在西方生根发芽的基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文明产生。这样一个比较的视角避开了普遍的单一途径的“现代化”过程，相反它视在西方生根发芽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解释性理解，他将两者视为具有亲和力的要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加尔文派的新教教义在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精神”，并反过来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拥有了极高的生产组织能力，从而逐步取代了其他传统的生产方式。

很多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对韦伯的学术思考产生质疑是基于一种完完全全的方法论误解。他们将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简化为了“宗教因素决定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实际上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就已指出，他从未想过在宗教与经济腾飞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相反他只是试图在宗教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亲和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西方萌芽与壮大。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俗工作、现实劳动的看法，人们从鄙视劳动、鄙视工作转变为热爱劳动、努力工作。因为按照新教教义的精神，一个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荣光，才可以免除地狱的恐惧，才有可能获得心灵的安慰。于是，大量的社会优秀人才不再守在修道院、走出教堂，积极地投身于农业、牧业、手工业、航运业等众多的民生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状态和劳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新教所到之处，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西方的天职观

如果说新教教义中倡导的新的修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从而提升了社会的点效率，那么，新教教义中倡导的天职观则为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新教思想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上帝派给我们的，是“上天分配之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神圣的，必须抱着敬畏的态度做好，这是上帝考核的主要指标，或者说是我们证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的关键。这种观点被称为天职观。

天职观的提出，使信众消除了职业的功利意识和职业歧视意识，他们开始长期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心无旁骛。种庄稼的农民，天天钻进庄稼地里不愿出来，松地、除草、施肥、浇水、除虫等，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庄稼，尽心尽力把庄稼种好，稍有偷懒行为，睡觉时就可能做噩梦；做皮鞋的就想办设法地把鞋子做得更好，他们认真探究皮鞋制造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和完美才会让自己轻松下来；做军刀的人，几代人钻研军刀设计、制作的技术，最后，他们做出了全球闻名的瑞士军刀；做手表的人，世世代代以手表为职业，钻研制表工艺，最后，他们做出了劳力士和欧米伽；做汽车的人以造汽车为荣，专注于提升汽车技术工艺，最后，造出了宝马、奔驰……实际上，很多欧洲的知名企业，都是世代传承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他们都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天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无旁骛、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钻研，最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天职观的概念给所有的职业都带上神圣的光环，赋予职业超越功利的意义。人们不再把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人们不敢轻视任何职业，人们开始对于各种职业都怀着一种虔敬的态度，敬业的概念便由此而来。天职观消除了世俗社会惯有的职业歧视态度，把世俗人眼中的职业等级观改为了职业平等观、职业神圣观，观念的转变给了人们安于职业的理由，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岗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事什么行业无所谓，做好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