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催生中国时代?

根据SWG 民意调查机构2020年4月6日公布的数据，36%的意大利人在这场疫情危机之后靠拢中国，30%倾向于美国，只有27%的意大利人信任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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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德国《商报》以“新冠病毒将开启中国时代”为题，刊发评论指出，这场疫情，将加速中国崛起这一地缘政治进程。文章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从近代起主宰世界，殖民者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天花病毒“功不可没”。而欧洲人自己遭受的几次鼠疫大流行，也在客观上加速构建了现代政权的雏形。细菌和病毒才是颠覆旧秩序、建立新格局的幕后推手。文章指出，现在，社会生活骤然减速，但是地缘政治的变迁却将逐渐加速。疫情危机之后，正在崛起的中国将变得更强大，西方则会遭到削弱。尽管正是由于中国当局初期的疏失才导致武汉疫情没能被有效遏制、还扩散到了境外，但是，中国却是第一个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中国还掌控着全球急需的防疫物资的生产。习近平在高谈“健康丝绸之路”，其实他的潜台词是扩张中国的权力空间。

疫情危机似乎使美国再经历一次911时刻。就像2001年的恐怖袭击一样，美国政府其实是获知了预警，但是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现在成为了疫情中心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中心。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时，美国还能迅速调集军队援建野战医院、协调国际援助。但是今天，美国甚至无力自救。

欧洲的状况也没好多少。欧盟有可能成为病毒的牺牲品，这一危险真实存在。欧盟各国在最危急时刻却纷纷封锁边境、拒绝互相帮助。这种对欧盟团结性的伤害，各国在拖了很久之后才有所察觉。

文章接着指出，在疫情开始之前，美军曾经将意识形态对手中国定义为“数字化专政”，认为今后中国与自由民主制的西方之间将爆发一场价值观斗争。作者写道：“中共政权现在利用疫情，完善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监控体系。鉴于该体系经历了疫情的检验，它将对其他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就像西方的细菌和病毒曾经助力西方变得强大一样，来自中国的病毒，也将开启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渠道有三个。第一个渠道是战争，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像“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第二个渠道是通商，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很远的另外地方。第三个渠道是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有规模的远距离人口流动的几种分类。

黑死病一般认为起源于亚洲，一说起源于中亚， 一说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区，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4世纪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关于这些疾病的异同仍有争议，但是其致命型态似乎于18世纪消失于欧洲。

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严重影响，改变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麻风病患者。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历史学家认为，经过鼠疫的腥风血雨，欧洲不少封建国家从满目疮痍中重生，开始向现代社会、商业经济方向迈进，为日后西欧崛起和称霸世界做了铺垫。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场鼠疫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锐减，封建领主庄园佃农和农奴奇缺，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工昂贵，直接推动了工具改良和技术创新。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无比血腥，除了死于枪炮屠刀，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死的人之多，连气候都受到影响。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千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 - 600万。人口锐减，意味着农耕减少，大量农田回归荒地或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大量是什么概念呢？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估计推算有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或肯尼亚的国土面积。森林草场面积如此剧增，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减少，世界上很多地区气温下降。那个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通过南极洲冰层核心样本推算的。科学家认为，这个人为导致的变化，加上大型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减少，推动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川纪”。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农作物严重减产和饥荒。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本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到美洲去以后，发现这个大陆土地如此肥沃，当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丰沛的劳动力，谁知道他们自己带去的那些病毒、传染病把当地的经济生力军给毁掉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办法寻找劳动力，这就引起了大规模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制度性的改变。我们设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于那些病毒，也许零星的奴隶贩卖会有，但绝不会成为后来那么一种规模的制度性的活动。有很多人问：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去，为什么他们带去的病毒能杀死那么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却没有能够对于欧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伤害呢?

中国俗语“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丰富的经验性智慧，也包含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病菌交流。我们再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病菌存活、传播之间的关系寻找答案的启示。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者从欧洲到美洲去的时候，欧洲人种本身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瘟疫的“洗礼”了：每次疾病大传染都要杀死一些人，使一些较体弱的人成为牺牲品，而存活下来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14—15世纪的欧洲人已经与形形色色的病菌来来回回打过无数次仗了。

19世纪非洲爆发了一场牛瘟疫情，结果加速了欧洲在非洲扩大殖民统治的进程。牛瘟病毒在1888 - 1897年间杀死了非洲90%的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非洲之角、西非和西南非洲。牛瘟直接导致饥荒、社会秩序崩溃、民众流离失所。以农耕为主的地区也未能幸免牛瘟，因为许多地方依赖耕牛犁地。这时，欧洲国家乘虚而入，在非洲大片地区建立殖民统治。殖民非洲的计划早几年就制订了。1884-85年，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商量如何瓜分非洲殖民地，会议结束时形成了正式决议，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非洲的历史进程就此改变。1870年代，10%的非洲属于欧洲殖民地，1900年只有10%不属于欧洲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牛瘟，以及它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了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帮手。

1918－1919 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 万人丧失生命；还有1920 年代昏睡性的“脑炎”———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传到别的地方去。迄今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说法，完全解释这两次大流行病为什么那么厉害。在这之后，我们晓得，最重要的就是爱滋病、埃波拉病这些东西。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染病之大规模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化带来的。它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对人类本身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类文明每一次战胜了这些挑战，就又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