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陶渊明深情地责问自己：“田园将芜，胡不归？”

    因为，他终于看清楚了，那腐败的官场，不能作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的终极归宿。

    如果说当初屈原的放逐是被迫边缘化于朝廷之外，那么陶渊明则是自我放逐于官场之外。

    他们难道都不想，以中国文化人的治平大量，在社会上有所贡献吗？非不为，无所为为。

    最后，屈原悲投汨罗江，因为他无助地看到他被逐出的那个小朝廷，已经灭亡，他所能借助的政治舞台已经不复存在，他只能自我放逐于生命之外。

    而陶渊明在自我放逐之后，在朝廷之外，在官场之外，在自然界，找到了自己可以冶性修身的更大的舞台，他沉浸于大自然，沉浸于自己的内心生活。
 
    海归，海不归？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与“To Be, Or Not To Be”的紧迫性相差极远，而与“淡定？淡不定？”的心境极其相似。

    当初出国留洋，那叫一窝蜂，为什么？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起码可以与逃离农村户口一样的急迫而相提并论。

    这些人很明显地是“经济移民”，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或者并没，意识到。

    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大幅度地发展，反过头来，看到那山又比此山高时，全球化了的他们，又该象候鸟一样地随季节而纷飞了。

    有飞得动的，根本不用问一下“海归，海不归？”早就“好风凭借力”，飞上那山去。飞不动的，自由度不够的，才在犹疑地问起“海归，海不归？”

    这与在经济淡季，问起“淡定？淡不定？”一样。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　
 
    对于所有的非经济移民，可以对比一下屈原和陶渊明。

    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你的不可或缺的舞台，你又不会遭遇边缘化，或者你又不在乎边缘化，当然归山为虎，大有作为，谁都不应该阻挡，也不能阻挡。

    可是如果你已经被(自我)边缘化，则“淡定？淡不定？”也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
 
    如果有史可以借鉴的话，我们看到，所有淡定的海不归们，都躲过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恶劫，保全了身家。

    而一个缺乏游戏规则的地方，正好是屈原和陶渊明无论如何都无法展示自己雄才大略的末路穷途。他们二人刚好是“淡定？淡不定？”的两个极端。
 　
    当你或者你的亲近的人问起“海归，海不归？”时，你的答案似乎应该在“淡定？淡不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