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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誰幫我,誰分享我的五千萬賠償金 2011-09-15 18:18:25

 

昨天我和美國政府的律師約翰遜女士在聯邦法院大樓見了面。我對她的印像不錯,很實在。既然是為美國政府打工,那麼老闆叫到她,她是不好意思推辭的。

 

雖然是第一次會談,但氣氛很友好。

 

我說我的訴求之一是保護此案的被告──美國的榮譽,使其不受誹謗和敵意指控。

 

事情雖然有年頭了,我也很累,但沒有人告訴我這公案已經結束,沒有人要我停止行動,那麼我不得不信守諾言堅持下去。要我停止可以,不打這個官司可以,除非美國──我的合作者明確要我半途而廢,或者中國法院撤銷有關判決並且向我和美國認錯也可以,否則我不得不堅持下去。

 

我不得不堅持下去,就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人,因為沒有接到上級的停戰命令,全世界和平很多年了,他還在菲律賓的森林裡抌戈待旦。

 

中國人在別人眼裡不怎麼樣,我知道,但這個案子,我要讓人知道,我比你美國政府更重信義。

 

這樣說起來有點悲涼,但更多的是滑稽,我們心裡都暗暗好笑。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官司,原告的訴求是為了維護被告的利益和聲譽,但現在我們面臨的卻正是這樣一個奇怪的案子。

 

原告我是美國的朋友,為了美國已經付出了很多很多,被告律師約翰遜女士是美國政府雇員,自然聽命於老闆,我們之間沒有根本的矛盾,所以雙方都很友好。我們相約要互相幫助,互通消息,以爭取成功。不管原告贏還是被告贏,我們的成功只有一個,就是美國的勝利。

 

但是,即使在美國,恐怕也有人不想讓美國得到勝利。因為勝利路上有一個地雷──中國法院的判決和鄧小平的錯誤。

 

要挖掉這個地雷很容易,美國官員不妨問中國,讓他拿出證據來,拿不出證據就認錯認罰。平心而論,你總參可以自以為聰明裝竊聽器,別人為什麼不可以將計就計?問題在於有些美國政治人物,看見中國怕,不管有理沒理都要腿軟。我現在做的就是在那些患恐懼症的美國人背後實實地推一把。美國應該有理說理,不必怕誰,中國現在太需要美國實實在在,言之有理的批評和責斥。

 

各位看官,且談正事。我現在還需要美國律師幫助,但有話在先,打贏付費2040%,具體面談。我向被告要求的賠償金是五千萬,五千萬的百分之廿也不算少。

 

我也需要各位能人學士,不管反共或幫共的,只要是為中國好的,為美國好的,都希望出主意想辦法,不管成功不成功,一旦我有能力必重酬。

 

如有感興趣者,和我聯係4253063303,我會提供相關資料。我的案件在美國聯邦法院存檔:CV11-718RSM

 

在此先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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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控告美国政府──摘自起诉书 2011-04-21 20:30:26

 

我是范似栋,一个归化的美国公民。

 

希望贵法院能对我现在呈报的案件,一个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冤案,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个案件部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忽略而造成的。

 

1982, 当时还是中国大学生的我主动向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文化领事何戴维咨询。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打听去美国留学的相关情况;第二是传递我和其他中国政治异议人士正在受到迫害的信息。当时中国的异议运动受到中国政府的非法政治迫害而期待美国的关注。

 

我进入领事馆时就多次表示担心有窃听器,这促使美国设法搞清楚领事馆内是否真有中国的窃听器。何戴维领事安排了一次巧妙的会谈,在会谈中他问我能否搞到一份文件,一份还没有公开的有关中国学生留学规定的官方文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文件,学校曾经传达,但传达那天我没有上课所以没有听到。我曾经向何戴维打听过这份文件内容,何说了一些内容。显然这是一个测试,如果我被捕了就说明领事馆里有中国安置的窃听器。

 

我是这样想的,美国人在领事馆范围内查窃听器就好比在他们自己家里抓老鼠,无疑是美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我能不能帮助邻居抓老鼠?当然能。我会不会因此触犯中国的法律?当然不会。虽然这事风险很大但我决心帮助美国。

 

何戴维的一番话使我更有了信心,他说如果你被捕了,美国政府会出手相救。我相信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比较强大,对中国有相当影响力,而且美国一贯伸张正义。

 

我假装给美国领事一份文件,然后美国人就在领事馆里大声谈论。几个月后,我被中国警察逮捕了,被控向美国领事提供官方文件。这清楚表明了美国领事馆里确实有中国的窃听器。中国在外国领事馆里安装窃听器违犯了国际法。由于此案的所谓罪行是基于美国人在美国领事馆内的一次测试,所以美国很容易证明我无罪。

 

事发后美国政府尽其全力营救我。他们安排了比利时副首相去监狱看望我,甚至扬言如果此事不解决里根总统就取消预定的访华(1984),还有很多类似的事。这些事闻所未闻,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中国政府担心我出狱以后窃听器事件曝露,他们会很被动,所以邓小平坚持这是中国的内政,宁可断绝中美外交关系也绝不让步。

 

美国的努力最后都失败了,这件事的数据作为中、美两国的国家秘密被放入保险柜。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知道这件事内慕的人不多,总数可能不会超过五个人,他们也永远守口如瓶。

 

1983年中国法院判我入狱十二年,其罪名是资敌罪。必须提醒一点,当时美中两国已经建交四年,但中国仍然把美国视为敌人。法院秘密开庭,把领事馆内窃听器的内容,称之为技术鉴定在法庭上出示,但没有说明对什么东西作了技术鉴定,同时却剥夺我在法庭上的发言权。我是文革后判得最重的上海异议人士。

中国把我看作是一个叛国者而剥夺了我的自由,后来还把我流放到中国边远省份──新疆的一个野蛮劳改营,在那里我受尽苦难。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的财产和其它的一切都随之失去。在这样一个人权被随意侵犯的国家,又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悲伤的判决,任何人都很难有勇气生活下去,在黑暗的日子里使我顽强生活下去的勇气来自对美国的信心。

 

但是政治不但肮脏,而且诡谲得令人无法想象。1995年我获释后申请去美国,我的签证却被拒绝了,因为美国国务院有指示「不要给予范优惠。」我逃到香港,在香港的街头公开抗议中美两国政府,香港报纸刊登了这一新闻。两年后我才以联合国难民身份到达美国。

我终于成为美国公民。虽然我现在有了一个新家,但我不能回中国,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是,我归化的美国把我当作陌生人,丝毫没有理会我曾经为美国所作的巨大牺牲。

许多年来,我多次给各届美国政府写信、打电话,还多次上访白宫,。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我都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关心此事。即使不管我个人的损失,美国作为此案当事人,也永远有责任捍卫美国的荣誉,而美国的荣誉在这个案子中受到直接和严重的损害。

 

2002年美国布什政府的一个官员回信给我。该官员写道:「这件事看起来像完全是一件法律事务,和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能进一步在这件事上帮助你,对此表示遗憾。」(“It appears, however, that your case is entirely a legal matter that does not bear directly on the USA Government, [.] We regret that we are unable to help you further in this matter.”

 

这样说是错误的,美国政府一直知道这事和美国有直接的关系。2008年我得到一份有关此案的中国官方文件,文件中有「美国政府」等字句,充份表明美国是此案当事人。

 

2009年初我把证明美国政府是当事人的中方材料寄给白宫,奥巴马总统的特别秘书凯尔赫先生(Mr. Kelleher, the special assistant of President Obama回信给我,不再说此事和美国无关,转口表示愿意帮助我。但两年过去了却不见任何动静,甚至我要求与美国政府官员正式谈话的最低要求也没有满足。我又一次被骗了。

 

更令我为美国政府感到羞愧的是2009年,白宫一位自称姓柏莱克的先生要求我在一份失去行为能力的自我证明文件上签字,我很清楚如果我签了我就可能永远呆在精神病院里了。当我向他抗议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表现下流时,这位先生笑了并讽刺地说,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下流的。这以后不久,又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我的住房被人破门而入,东西被翻过但东西没少,手提电脑也还在。

 

十多年来我和许多参、众议员、政府官员、著名教授和媒体,以及人权组织联系,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事感兴趣,也没有人愿意谈论这件事。是美国新闻界其实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吗?是美国学术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吗?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国会山面对美国丑闻不敢出声吗?可能有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但我仍然坚信,美国人民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也是十分爱国的,现在他们至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困惑,至所以困惑是因为他们的常识告诉他们,这涉及美国的国家秘密。

 

因为同样的原因,作为三本书的作者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曾经在史坦福大学和柏克莱大学作过演讲,我想在学术上作出一番成就的理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落空了。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政治秘密和社会公义之间的冲突这是国家制度和道德良知之间的战争,在漫长的各国历史上这类悲惨的故事从未间断过,但是这案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美国,结果可能不那么令人绝望。

 

我的人权,包括在法律程序上我应享有的权利,这些每一个人生来就应有的权利,被两方面侵犯了,先是被中国政府和中国法院在没有适当证据的情况下侵犯了,后又被美国政府,因为国家秘密的原因而表现的故意的冷漠而侵犯了。

 

今天,我真诚地请求法庭给我一个机会,或为我争取一个机会,一个和美国政府官员认真谈论这个案子的机会。目前我只需要这样一次认真谈话的机会,我要让美国政府官员了解这件事的真相,这是关键。由于这件事仍然属于国家秘密,由于这件事的源文件纪录也可能不详细和不正确,所以我认为美国政府官员,甚至美国总统都有可能至今都不了解这件事的真相。我相信一旦美国政府对有关资料给予特别解秘,并认真研究这个案子,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们做错了什么,以及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最后我想说,法官先生,你站在法律和公义立场上所做的一切将不仅帮助我个人、我的家庭,以及其他受害者,同时也将帮助你頼以生存和引以为荣的国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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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北京宮廷政變的真相 (因為亂碼,第三次試貼) 2011-03-21 17:49:23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省略注释)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注释第二十三条

 

 

林彪事件后,原来的三大政治势力集团只剩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以政府部门为基础的元老派,和江青为代表的以宣传部门为基础的文革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们大多是文革时期政局变动的失利者;后者要肯定文革,他们几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关于治国的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有很大分歧,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因此,从本质上说,元老派也反毛泽东和反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感情和立场在文革派新人那一边,不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实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张春桥历来的政治表现仅仅是一种伪装。如果他上台执政,也会把强国富民作为他的目标。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不爱国的。

 

毛泽东必须为自己的身后的中国开始布局。他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 全党全军要团结。如何安定和团结呢?他有两个谋略来操控政治局势,从而促使安定和团结。一是在两派之间 搞平衡,削平过大的山头,当年的批林批孔就是这种平衡手法的实际运用。那时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这一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胀;二是提拔新的中间性的第三势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就是一种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养和塑造成中间性的第三势力,但直到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状告周恩来,从此毛认为王受了江青的影响,和江青、张春桥他们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价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结果找到华国锋。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婆的基本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尤其在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没少说。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麽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因为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去美国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而周持支持的态度。毛写信给江青,态度也很严厉:「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闆。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的毛病和问题全给毛泽东说中了。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十分複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文革时他又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脾气性格,如反覆无常,狂妄自大,甚至有时歇斯底里,大吵大闹等等,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但为了打倒刘少奇,毛除了自己的老婆,不敢相信其他人。

 

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不顾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江青以前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小姐,而且天性倔强,自然很难接受毛泽东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习惯。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剧界有好些男朋友,显然那时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资料说江青给人普遍的印象是温和有礼。然而,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君临天下的革命皇帝,那麽江也就非成为革命的皇后不可。要把一个上海滩的影星磨练成革命的皇后,这必然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痛苦过程。于是,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精神越来越怪异了。在很多方面她是毛的学生,但学习成绩不算好。当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她作为中央文革的成员,给人的印象是阴阳怪气,那时,毛泽东正在玩弄阴谋诡计,外人却不容易看出来。毛泽东玩弄政治象他的抽烟一样,吞云吐雾,不可离开须臾。而吸入二手烟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对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毛和江青之间的长年分居。分居之后,六十年代初,可能更早,江青想要见毛都很难。她长期住在静园,那裡曾是清朝一个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个王妃是光绪皇帝最心爱的女人,后来却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裡,凄惨地死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家喻户晓,江青不可能不知,因此也就担心自己是否也会落到珍妃的下场。为了重新得到宠幸,江愿意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在失权后被审判时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江青在文革之前就有很多怪异的想法和行为,没有一个人挑明说这是一种病态。许多元老因此也不想和江打交道。邓小平说,我不想看见这个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看见江青怕。文革派内部对江青的性格变态也窃窃私语。江最好的朋友是张春桥,但张私下都说江「成事不足,败事有」。谁也对江青没有办法,因为她名义上是毛的夫人。

 

虽然毛兴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个悲剧,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头脑中的家族观念却根深柢固。江青在名份上终究是他的妻子。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自己家人,他的心中, 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亲情和信任。再说,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关係上,按照中国传统,是毛对不起江。分居之后毛有很多女友,但至今没有人说江也有婚外情。

 

更进一步而言,毛对江的保护和重用也不仅仅是因为夫妻的名份关係,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业,和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即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何。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议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会保护文革的成果和名誉的,保护了文革的名誉也就保护了毛的名誉。江青没说错,她真是毛的一条狗,狗的价值正是在于被利用。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把江青和她的那一派抬得太高,对江青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江青倒了台毛泽东个人和路线的历史地位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毛泽东时常对江青敲敲警钟。但绝无可能,毛留下遗嘱让别人把自己的夫人和她的朋友一举歼灭。当然毛也不想江青把她的政敌打翻在地,一旦江青这样做并且成功了,那么她就走向了反面。

 

毛主席是个政治高手,他的手法被世人认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七四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时,张春桥被委任为总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另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 防止他们过激。

 

七五年十一月,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毛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 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又决定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之前,陈锡联已经代替李德生接掌了北京军区的大权。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毛也是指示陈锡联和王勐指挥三十八军秘密包围北京城,从而迫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下台。毛又一次相信陈锡联,认为陈是独立的中间势力,将会听命于华国锋。 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根本就无大病,所谓叶生病一说是毛的藉口。

 

因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毛决定提华国锋为总理,同时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保留党籍,还决定不让叶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进一步削减元老派在中共领导层的力量,是因为元老派在社会上的潜在力量太过强大, 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两派的生存。其证明就是天安门事件,那裡闹事的群众表达了悼念周恩来和支持邓小平的意愿。毛在病榻上对江青和华国锋等人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终于死了。以后发生的历史却和毛泽东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佈局和调和手法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四人帮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下错棋了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发生了,正说明毛泽东殚精竭虑,策划制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泽东对她的关照和批评,并能按照毛所说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溃不会那麽快,那麽惨。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诗称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煳涂」。吕端是中国北宋大臣,曾阻制了一次有关皇位废立的宫廷事变。叶的确是大事不煳涂,首先他对文革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其次在毛死后动荡的日子裡,叶没有冲锋在前,而是甘当「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对自己的威望有适当的估计和运用。同时,叶对毛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毛也没有看错,叶不属于邓小平那种做事绝决的人。这使得叶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钱,他也不会自己亲自动手抓了先帝爷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希望扭转文革历史的轨道,却不想留下忘恩负义的名声。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叶就经常和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议论国事,很自然会谈到如何对付和解决文革派的问题。是不是这些谈话表明叶曾经计划运用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其实正好相反,如果叶这样想的话,就反而是大事煳涂了。一来叶虽有威望,但无实权,二来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所以,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时,叶的表示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说,这个「再说」其实是拖延和敷衍。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官员说几句牢骚怨这是家常便饭,叶这样在官场裡久炼成精的人物,怎会当真。退一万步,即使叶有这个心,叶也不可能直接行动,因为叶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毫无疑问,叶对文革派是憎恶的,这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叶粉碎文革派的动机。华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说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风不同,江青难缠,鸡毛蒜皮,属于公务纠纷,所以华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况且他上台不久,虽有主席名份但没有根基。也是退一万步,即使华有这个心,华也不可能主动出手,因为华也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华是军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叶是资深的军委副主席,威望也高,他们指挥不动军队吗?这要从头说起。

 

中共军队历来就是山头林立,权力分散,并没有哪一个山头或人占有明显优势,更谈不上绝对优势。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状况,也符合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意图。叶剑英在军中有很高威望,但并无个人指挥军队的实权和可能。林彪一度作为毛的副手,又有众多将军是他的手下亲信,但一旦出事,顷刻瓦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计划个别亲信暗害毛泽东,但没有计划指挥军队叛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派系太多,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即使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指挥不动。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曾调动军队,其真实的用意是威胁,而非实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批彭德怀时,曾扬言说要上山打游击。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挥全军,他也不必这样说。由于军权分散,毛泽东也指挥不动军队。毛泽东曾问邓小平,「等我死后,中国会怎么样?」邓答,「天下大乱,军阀战。」也是看到了中共军权分散的问题。

 

将军们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将军们打惯了仗,不打仗心就庠。后来二十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人都懒散了,哪还想到打仗。即使文革中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将军的待遇,所以大家都逆来顺受。在将军们的心裡真正想的是吃太平饭,老婆孩子热坑头。这是各路人马,众多将军真正一致的地方。历史上,除了个别理想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如果能活得下去,没有很多人会革命造反。

 

军队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官兵平时受的教育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团结的时候,按正规系统指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党中央分裂的时候,毛主席又死了的话,军队很难接受分裂后的其中一派的命令。在形势突变的时刻,即使一个团,一个营的官兵也很难统一思想,去选择服从江青的命令还是听从华国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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