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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2019-03-02 23:37:10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但直到去世他都没有改变他在在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为共产国际所作的La Liberté演讲中的观点,即不同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必须予以考虑,像美国、英国及荷兰,民主制度比较好,那里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达到他们的目标,就不适用暴力革命。


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直到去世前都在感概:社会主义正在无可阻挡地蚕食美国:1920年代,美国各级政府只用去20%的美国GDP,而现在是53%。诚然,把一国政府的GDP用量等同于社会主义,绝不是千年社会主义空想家的初衷,但却不失为一种诠释:社会主义不是你说是就是,而是需要你去感知的,是需要你去探究的。同样,这个GDP是怎么花的,也可以予以分析。不容分析、不容探究、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动不动就因言获罪,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与马克思同时代,且就在马克思去世后一年,在世界东方,在两千年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有一个人终于在临死前勇敢地讲出了他的真话: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他给光绪帝的遗折中大声疾呼:“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有太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但是谁也不敢讲,即便是这个张树声,也只能在临死之前讲出来。


要知道,“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就是西化,在1980年代的中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要罢官、坐牢的。


时间快放到21世纪初,有一个被囚禁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四分之一世纪前被罢黜的政治老人,在生命临近终点前,也留下录音,终于赞同西方的议会民主。尽管议会民主可能不是个好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比这个更好一点的东西,至少议会民主可以确保这位老人失去权力以后也能有一个自由的生活。


这恰巧是光绪被囚并死于赢台的百年循环,可歌可泣,只是不知当年光绪留下了什么真话。更不知下一个百年该轮到谁道出一番刻骨铭心的箴言。正所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百度一下张树声,方知其人生了得,我辈真是望尘莫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A0%91%E5%A3%B0/28043

 

临终遗折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张树声因病请开去总督缺后,专治军事。他亲驻黄埔行营,督率诸将备战。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势,布置安排拦河、阻船、安雷、发电、截击、援应等各项军事准备措施。由于炎暑郁蒸,海风尤厉,病体不支。……终以积劳过甚,受病已深,服药亦不效。此时,张树声已经萧然布被,伏枕支离,流涕呜咽……,昏瞀谵语,率皆部勒防劳,语或大呼开炮击贼。最后,张树声因病势加剧,于九月初八日(1026日)病逝于军中。

张树声是淮军将官中很有政治卓识的人。他临终前,冒着遭受谴责的风险,以鸟死鸣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谨伏枕口授《遗折》,委托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代为转呈清廷。他在《遗折》中痛陈国事,请及时变法以奠国家长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大清王朝面临的国际形势:

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怪状,日益难制。

当时,西方列强自北向南,有俄罗斯、日本、英、法各国环伺左右,但是,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断自宸衷,通筹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这是自己终夜感愤,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这是一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张树声看清楚西洋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为其体,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为其用。今中国遗其体面而求其用,必无功效。所以他奏请清帝宸衷立断,毅然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变法维新,方足以图自强。李鸿章等人所徘徊瞻顾不敢奏陈的意见,都由张树声以临死的哀鸣,披沥痛陈于清帝之前。其言虽未被采纳,而后来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张树声已树其先声了。

张树声病逝后,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谕旨:张树声才识优长,勤能练达,战功卓著,由道员洊擢封圻,于吏治、营伍、驭远、筹防诸务,均能实心规画。……留办广东防务,正资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总督例赐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同时予谥靖达

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县,安葬于周公山西麓。张树声的遗著有《张靖达公奏议》八卷,为其幕僚何嗣焜将其历年奏疏143篇,编为八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书。此书记载张树声从政后的一些决策举措,及其自强维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另外,还有收录张树声书信、奏对等篇的《张靖达公杂著》一卷传世。 [2] 

Description: 张树声画像(为其第五代孙张以永绘)张树声画像(为其第五代孙张以永绘) [1]

政治思想

编辑

张树声秉性读书好为深沉之思,尤究心经世之学” 。在率部与太平军作战中,就较早地接触西方兵器、制度;担任地方大员的时间较早,多次参与朝廷内政外交重大决策讨论,因此对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政外务都有全面的接触领会,并具有一定的认识深度。加之他所具有的肥西人趋新、敢干的特质,洋务思想和举措在当时亦为超前。其思想独立性和批判性很强,在近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张树声的洋务思想,初期表现为夷人之技以制夷。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张树声不断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以及闻所未闻的训练方法和战术,由此对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表象的近代文明,有了切身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很快就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所倡导的练兵制器、以夷人之技以制夷的洋务自强思想的追随者。

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真正的成熟是在就任两广总督以后,在这片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地方,张树声的思想发展很快,较为超前,主要包括培养人才,改革科举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等方面。

他莅任仅两个月,就认识到海防建设和自强大计中的培养人才的重要。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指出洋务自强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购船买炮,同时更要着重人材的培养,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 张树声认为自强之计,根本在于人材和人的意识,在于教育。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在其主持下,勘择黄埔地方之于仁船澳建成西学馆。又鉴于旧学易涉空言之弊,特意命名为实学馆。对于旧的科举制度,张树声认为已经时时起了阻碍制约的负作用。只有彻底改革这种旧体制,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建议朝廷改革科举旧制,增设新科目,建为六科:其有文武兼资,洞达时务,堪任将帅者为一科;其有经学湛深,文章尔雅,堪备著作者为一科;其有志节坚贞,论辩敏达,堪使绝域者为一科;其有讲求吏治,居心恺悌,堪膺抚宁者为一科;其有操守廉洁,条理精密,堪治财赋者为一科;其有精通图算,深明机器,堪胜营造者为一科。” 分别负责选拨军事、传统文化学术、外交、政治、经济、科技等不同范畴内的人材,从而大大拓展了科举育人的途径,细化了科举的科目,突出了新科举制度育人以应用为主的宗旨,相较于科举旧制,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在外交思想方面,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多种分歧。有一味畏惧外敌,不敢言战的言和派;有只知言战,以和为耻的清议派;也有游离于两者的中间派。但是,张树声具有远见卓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利权、声张民族正义的外交原则,对现实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他亲手处理朝鲜壬午事变、布置海防陆防以备中法越南战争。日本吞并琉球、俄国谋夺伊犁要求改约的球案、改约,张树声认为球案改约并不相干,反对相互牵扯,更反对在被要挟的情况下议改条约。

张树声还较早提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设立议院的思想。1884年,张树声在《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敢于把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等有关废科举兴民权等要害问题尖锐地摆到清最高统治者面前,并要其正视现实,改变数百年不变之法,以图王朝之兴,以求民族富强,确实胆识过人。

他在这封临终《遗折》中指明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以及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改革主张。显然,张树声生前不敢公开提出议院问题,也不敢激烈批评。只在技术和经济的层次学西方的自强新政,而直至临死时才敢上这样一个遗折,说明当时在官员和朝廷中,主张设议院还是很难被接受甚至可能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当时能够赞同张树声主张的,只有少数人物,因此张树声的《遗折》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反响,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

张树声在两广总督任上,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如展接电线、督造蚊子船等洋务实业举措。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很多洋务自强思想和举措没有得到朝廷采纳,更难得到推广普及。但他的这些冷静思考和超前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一定作用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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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曙光要靠讲真话的人照亮 2019-03-01 11:17:05


人类的曙光要靠讲真话的人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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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退出舞台之时可能正是人类消亡之始 2019-02-02 12:45:01

资本退出舞台之时可能正是人类消亡之始


人有七情六欲。但我只讲讲其中的几个欲。

 

第一欲:吃,存活。与其他动物同。

 

第二欲:性和情。与其他动物同。

 

第三欲: 吃得更好一点。有更好的性和情。其他动物,尤其是高级动物,也有此欲。

 

第四欲:精神追求、精神享受。其他高级动物可能也同。

 

吃、性、情、剩余产品、政治、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竟都可以通过货币、资本得到反映,或者离不开货币、资本的魔力。司马迁在其《史记》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有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那是他在两千年前写的。

 

追求、满足欲望,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其中,货币、资本成了关键的媒介,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当人没有追求、没有欲望时,一切媒介都可能相继消亡,包括人类本身。当人的追求、欲望受到非理性限制时,社会发展就停顿、倒退。反过来,当人的追求、欲望受到理性张扬和保障且有货币、资本这样的良好媒介为其所用时,社会就蓬勃发展。

 

货币、资本有其恶,地球人都知道,我就不讲了。但它们也有其善,且有其大善之处。因此,当货币、资本退出舞台之时可能正是人类消亡之始。你希望货币、资本退出舞台吗?看看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就可以得出你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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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应主动去美国应诉 2019-01-28 17:53:50

我认为孟晚舟应主动去美国应诉。拒绝引渡是自我抹黑。美国司法相对比较公正。还要请对律师。谁都不是被吓大的。反过来,如果真的犯了罪,就应当认罪,并且还有司法讲和一招。这样对她、对华为都有好处。中国那边也就不用打鸡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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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四 2019-01-01 10:34:06

是是非非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四)


(此节为旧帖。偷个懒。未作任何修改)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乌托邦            

 

              马克思并没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论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 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和阶级斗争,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因此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社会主义没有从空想变成科学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地球人都知道,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有了恩格斯的上述声明,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个伟大发现”。可是,马克思的这两个发现是不是真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在中国是讨论的禁区。问题一多半可能就在这个禁区。一般地讲,真理也好,科学也好,都不怕被讨论、被证伪,相反地,它们都喜欢不断地被讨论、被证伪,真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天下有一种真理或科学,它的真伪是不允许讨论的,那么,这种真理、科学本身就应当有其问题。

   那么,先看第一个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如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因为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由此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我理解恩格斯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产物会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消亡,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新社会;又因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因此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可是,反复思考恩格斯的这个命题,我就是得不出相同的结论。我理解马克思这里的唯物史观不外乎老子的道:凡事都有两个方面,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恒古不变,资本主义也是这样,或变好,或变坏,或由社会主义(如果有社会主义的话)所取代,或由其他主义所更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能说明资本主义有被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所取代的可能性,而不能说明因为有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因此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的另一种潜在的理由可能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当资本主义已无法适应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因此必须被取代时,社会主义的新上层建筑就应运而生。据陈汉中先生在http://blog.boxun.com/hero/201306/haojiao/4_3.shtml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做出最彻底批判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76年当选)卡尔 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在二十世 纪的学术界中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他不仅在哲学上提出了“从实验中证伪的”的评判标准,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因此为自由与民主的“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根基。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 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 波普尔提出的理由是:一、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其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 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他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 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无独有偶,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先生在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笑蜀所编《历史的先声》一书所作的序中说:“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https://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1531.html#p59319】。”

   我们再看第二个发现: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了吗?马克思认为,由于剩余价值作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因此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恩格斯据此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对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因其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预言,波普尔认为是错误的。 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认为他们是在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最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 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彻底解决了。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 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照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如今残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五十多年前的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的正确性已经一一得到了验证: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好。而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呢?几乎都走上了极权统治,并带给人 民无尽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害人、欺人的伪理论罢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推断,说来归去,是一种推论、预言,一种可能性,虽然马克思说得斩钉截铁。仅凭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怎么就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而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伪科学的教条。

  通过以上对空想社会主义先驱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推论进行比较,我得不出空想社会主义一定是空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一定是科学的结论。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的区别,区别可能主要在于,马克思对体现剩余产品的剩余价值做了他的解释,进而阐述了个体资本无序地追逐剩余价值如何为资本主义制度敲响了丧钟、无产阶级如何得以形成,社会主义如何有可能登场。换句话说,马克思比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到来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做了更多的解释,更令人“信服”。邓小平在被打倒、在其最为困难的政治生涯期间,他要求完整、准确地解释、理解毛泽东思想(尽管在其充分掌握权力后不惜得再去汲取它);根据这一思路,我们也有理由对马克思做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主要地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展望——鉴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一定会被另外一种或更多种社会形态所取代,这种或多种新的社会形态,或是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或是其他什么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正是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及150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极大地倒逼了资本主义自身对其内在矛盾的自我调解;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可能、可以有低级、中级或高级等不同阶段的形态,它的最终端,或许就叫做社会主义,或许是其他什么主义,或许还是叫资本主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进行一一比照,我们不难得出,马克思的那两个“发现”,并没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讲的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可能也好必然也罢,就是个大的方向,但这个方向非常大。马克思不是神仙,马克思不像中国共产党领袖那样一言九鼎。马克思如果活着,如果他不盲目自信,他就不会把他对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想说成是“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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