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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裏偷閒。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一直找不到以上貼切、對等的英譯文。  
我的网络日志
要不要支持郭红? 2018-10-01 22:09:40

要不要支持郭红?

 

某日老婆收到朋友发来支持郭红竞选列治文市长的微信,说郭红怎么一副苦相?那可能是郭红2017124日前后一次记者会上的照片,在那次会上,郭红好像说了两件事:1. 从她公司偷盗巨款转往中国的两名前雇员已在中国被逮捕。2. 列治文RCMP前前后后没提供任何帮助。那照片显得悲苦、悲愤。可以理解。不容易。

后来某个周五下午,我去郭红的公司,正在跟义工"Nancy"谈对郭红的建议和希望,突然进来一个女孩,要我去另一个办公室,我莫名其妙,在那里等了三、五分钟,那人要我留下电话,说他们要开会,要我离开。我也就没想再留电话。不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如果我去的不是时候,应当会有更好的方法讲清楚的。令我啼笑皆非。

这或许代表了她那个团队的理念。

我的感觉是,郭红没戏。一是起步不够早。二是其公司管理形象、个人形象都有较大问题。尤其是她的公司,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机制,以至会有800万左右的加币被前雇员盗走,直至她的律师协会最近向她发出听证通知,要对她的管理、行为进行调查。

想来想去,我觉得郭红还不能胜任市长一职。更何况最近好像一下冒出来半打的市长候选人。都知道选不上,但博博名声也行。

列治文至少有10万华人选民,但只有一、二万的人会去投票。过去两次选举,选市长,Richard Lee 每次都得1万票左右 (可能都来自香港来的选民。香港来的、台湾来的,投票的比例感觉比较高),Cliff Wei (?) 500多票 (可能都来自大陆来的),Weiping Chen, 可能也是500多票 (可能也来自大陆来的选民)。在任市长马保定(西人)得票3万多,因此当选。这次估计也不会例外。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可是,如果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是天大的笑话:中国人相遇,只要不是熟人,对方就不会把你当人,更不要说礼仪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人只看钱和权。司马迁太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对中国人的绝妙写照,那可是两千年前写的。那么,难道西方人就不看钱和权?西方人当然也看重钱和权,但是西方人表现得极为含蓄,更有规则意识。这是最近500年来中西方最大的差别。说这些,是想表明,华人,尤其是大陆来的,很大的比例的人不去投票、除非你把真真切身的利益摆在人面前。比如,不去投票,你明年会少收入一万,等等。

长期以来,列治文与其说是受政客领导,还不如说是受其官僚机构统治。政客大抵是橡皮图章而已。你可能不相信。

有志参政的人,应该先去了解、理解最近五年、十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对其每一个大项都有所研究。你必然会发现问题。

参政的人,最好是律师出身。但不是现在的郭红。因为她负面的东西目前多了一些。

想竞选市长的人,最好先从市议员开始。

马保定,就是一个大官僚,但你就是取代不了他。因为你是在华人社区。这看似荒诞,但慈禧早有先例:好东西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我们华人就是这样的。市长总是市长,很光鲜,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一地鸡毛,马保定抖一抖身,又当选了。

马保定最有可能被取代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想干的时候。那时,现任的市议员就会捷足先登。所以我建议真想当市长的人先从市议员干起。除非你是名人、有一定正面要素。

在马保定不想退休之前,你想取代他,你得至少提前一年造势。你不能有明显的负面东西。你要有一个有闯劲的团队。在选举前三个月,已有10万选民知道你的想法。选举时,你就有可能得到三、四万选票,差不多够。经费:至少10万加币。你的团队里的人,要有很会募捐的人员。

好了。有志者三年后可以找我。那时我可以作一点义工。出点馊主意。告诉你如何发现市府的问题。或许有用。

华人参政,不应为了参政而参政,而是为了有所改变。马保定,还有那一帮市议员,坐的位子确实久了,应当改变一下。可惜暂时还改变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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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根本不是礼仪之邦 2018-10-01 11:47:11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可是,如果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是天大的笑话:中国人相遇,只要不是熟人,对方就不会把你当人。


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人只看钱和权。司马迁太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对中国人的绝妙写照,那可是两千年前写的。


那么,难道西方人就不看钱和权?西方人当然也看重钱和权,但是西方人表现得极为含蓄,更有规则意识。这是最近500年来中西方最大的差别。


概括起来,中国根本不是礼仪之邦。所谓的文化自信,那是自欺欺人、自我陶醉。作为中国人,除了注意自我修身,我也只能感慨、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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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并不制度性地冤枉无辜的人 2018-09-18 21:16:55


晚清东西太后垂帘听政时,慈禧处于人生的上升时期,容得下不同声音,最值得称道的是,她坚决支持左宗棠的不同声音、收复新疆,并在财政上给左一个政策,新疆终于收复。可是,自东太后突然亡故后,慈禧再也容不得、听不到不同声音,她本人、清朝从此玩完(不说东太后是不是慈禧谋害的)。


万维网上不少像一位自称“俞先生”那样的博主,容不得不同声音,动不动就删人的跟帖,还羞辱人家。我对此深有感触。“俞先生”这方面可不像先生,没半点先生、大家风范。这篇东西本来是对他的博文“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冤枉无辜的人”出于好意的跟贴,没想到那斯永久性地阻段了我的跟贴。 


可是,没想到“俞先生”会遭遇如此稀奇古怪、可笑之极的事情。正因为可笑之极才无需恐慌,可是“俞先生”立即肯定“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冤枉无辜的人”。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是不是在制度上冤枉无辜的人,这需要用事实说话;你是不是无辜,需要你去法庭做成功的证明。既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你就应当马上去了解其程序,同时收集证据,并在其司法程序中举证。


首先,你要设法找到、看明指导、规范该法院的Court of Rule, 看明你处于何种程序、你有哪些权利。你按步骤去应诉,赢的话你可以要回成本(赢不赢你都必须先提出来)及相应赔偿。你收到的传票或罚单上都应标明了你的权利。


作为参考,你立即跟BC免费法律援助机构预约咨询(名字电话忘了)。尽管各省的规则不同。


去阿省出庭,坐长途车就可以去,可以住家庭旅馆。


还有个思路就是交上那$270,如有的网友建议。但打死我我也不会这么做。


你来拿加大一、二十年了,这些都不会是什么艰难抉择。


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是比较公正、透明的。据我所知,它并不制度性地冤枉无辜的人。可是,法官大多是律师出身。律师是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因此,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同时隐含了对非职业人的自诉深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歧视 (我在构思一本有关的书)。所以,真想赢,最好找律师代行。(原因也可能是,自诉人都赢了,那我们律师怎么生活?)


好了,俞大先生,删我的贴吧。我不介意。人在万维,身不由己。习惯了。



“俞先生”的博文如下:


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冤枉无辜的人

最近,我突然收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法院的一封信,说我未能按期出庭受理一项诉讼案件。因此,犯下罪行,需要交纳一笔罚款。估计这是一个有关交通规章的案件。我并不知情。我不知道警察已给我一个罚单。也不知道法院曾经通知我要出庭,不出庭则败诉,接受处罚。


我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居民。从未去过阿尔伯塔省。可那里的警察声称我在那里驾车违章。违章的时间是2018年6月25日。可那一天,我还在中国。警察认错人了。我与那起违章事件无关。我也不开车。那个罚单上说我持有一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汽车牌照。那个牌照不是我的。我没有任何汽车牌照。


我估计是我的职业遇到的问题。我是一位翻译,替客人翻译驾驶执照。这些客人基本上都是中国来的游客。游客持有中国驾照。如果要在加拿大开车,需要将驾照翻译成英文。我替他们翻译驾照。有一位客人驾车去阿尔伯塔,违章驾驶。被警察抓到了。然后将我这个翻译的联系资料给警察。警察认为我这个翻译违章,而非违章肇事者违章。于是,要求我到阿尔伯塔法庭上去辩护。我不知道我需要到法庭上去。结果,犯了藐视法庭罪。还要处罚。我估计,是那个中国游客让我去替他顶罪。他逃回中国。我告诉那里的警察当局,我是低收入者,我没有钱付旅费去阿尔伯塔省。我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是个极度贫困的人。


我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警察当局和法庭交涉。他们说我只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缴纳罚金。第二,到阿尔伯塔法庭去辩护。警察出错,要无辜者承担责任。中国来的那个不老实的人犯罪,让无辜者受罚。这个世界缺德,又缺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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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与晚清 2018-09-08 22:30:59

最近利用炒菜做饭的时间看了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胡雪岩和台湾的八月桂花香,又网上搜寻了一些资料,还看了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后来的义和团等视频,也算重温了晚清大事记。有些思考和回顾。

 

1839年,大约,林则徐广州禁烟,沿用了乾隆年代我天朝独大的派头,不玩“有理、有利、有节”, 不知天朝旗兵和绿营根本不能打仗的情况,强逼英国公使役律连坐担保所有英商不再销售鸦片,又强逼役律交出杀害平民(名字忘了)的英兵,逼得役律上船离开,请求英国国会以9票之多通过打击中国、保护英商在华利益的法案。英国随后开来大约七、八艘兵船。仗打得简直如鸡同鸭讲。林则徐天天上奏道光,豪迈、空洞。结果割地赔款。老林被贬新疆。他的确是个罪人。可不敢从党史的角度高看他。唯一的功绩是客观上捅开了天朝第一个窟窿,打开了国门。据说他的另一、正面功绩,是被贬新疆期间对该地所作的了解,对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帮助。

 

1850年道光驾崩,咸丰接任。1853年洪秀全广西起事,势如破竹,打哪破哪。咸丰年间每年天朝财政收入大约8000万两银。大约4000万两用来养八旗军和绿营(他们只吃饷,根本不能打仗)。另有4000万两用于歌舞升平。

 

洪秀全从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沿长江而下于1856年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杀杨秀清,开始走下坡路。但天朝并不很知情。

 

太平天国一路攻城掠地直至占据半边江山。咸丰一筹莫展。天朝军队根本不经打。建立新军又没有钱。无奈之下,允许文官曾国藩募湘军,自筹军饷。曾国藩乃一代愚忠,很笨,多次战败自杀未遂。多年之后在帐下李鸿章、左宗棠配合下于1863/1864年攻破南京,平太平天国,杀市民二、三十万。近代官史从不提此次南京大屠杀。

 

另一头再说胡雪岩助左宗棠攻克杭州。

 

胡雪岩好像两头都做生意,但后来决定投靠左宗棠。另一方面,依靠胡雪岩所筹粮饷,左宗棠在1861年至1863年攻克杭州太平军。

 

左宗棠应当是晚清最后一位有骨气、也能打仗的清官。但受到李鸿章排挤。在收复新疆问题上,李鸿章主和、不收复,左宗棠则相反。这时候慈禧西太后还在治国上升时期,能听不同主张,支持收复新疆,但需1000万两银。慈禧说朝廷出500万两,其余由左宗棠自筹,给一些税收政策。此时红顶商人胡雪岩登场。

 

左宗棠需要先借钱,但没人借钱给朝廷。朝廷借不来钱,胡雪岩借得来。胡雪岩注定树敌。胡雪岩用他的2000万两私产做押,从英国()汇丰等银行借得1000万两,救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急。左宗棠用此钱收复新疆。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收复新疆的金额,因为它只是大贪官李鸿章遗产的四分之一。而左宗棠则是两袖清风。

 

188146日慈安东太后突然归西,已升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直言阴谋,遭诽谤,被贬。慈禧西太后从此听不到不同声音,家运、国运都开始走到头。

 

跟着倒霉的是胡雪岩。他也不是常胜将军。晚年生意场上收购、囤积蚕茧一役,在受到李鸿章门徒盛宣怀暗中打击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破产。他打给左宗棠的求救电报,遭到盛宣怀的截流(他开电报公司)

 

倒左先倒胡。李鸿章目的达到。左宗棠在18859月死于任上福建,胡雪岩同年11月死于杭州。胡雪岩好像是6162岁死的。我猜他可能有肾病。这老兄一妻十二妾,我只有一妻,一个妾也没有。太不公平。只是我还活着。还在思考他的人生。

 

之后的晚清就热闹了。李鸿章搞洋务,大撒币,大贪污,替慈禧签了好多不平等条约。李鸿章死后遗产4000万倆银。他外孙在上海租界就继承了8栋洋楼。40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我说不好,我只知左宗棠收复新疆花了1000多万两银。1966年,李鸿章尸体被挖出、被游街。太残酷。但似乎又是命里注定。中国后来的许多政治人物都选择死后火化、骨灰不留,可能都有鉴于此。

 

回过头来看马云,也是杭州商人,要退出商界,很聪明。

  

忘了再提盛宣怀,是大错特错。那厮1910年左右任相当于现在的铁道部长,中国第一个铁道部长。老婆说天津大学()是他办的。当铁道部长,他动议收归四川铁路,又不予足额补偿,调用湖北军队进川镇压。湖北军力因此空虚。在汉阳兵工厂受训的一个连的副连长为抗拒前来缴枪的上司什么的而枪支走火,这就促发了辛亥革命。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又一个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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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控制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始 2018-08-24 21:32:23

吴飞:中国古代的禁言与抗争


  (2016-01-02 19:02:42)


摘要: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强调思想的统一,还极大地阻碍了多样化人性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人性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因为有了个性,社会才有创造性。如果压制个性,社会就会充满庸人,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社会就会停滞。

从设诽谤之木到百家争鸣

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远古传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了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这种方式,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汉书·食货志》说:“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木铎和谤木的性质是一样的。当时人们表达政治主张和不满情绪,常常通过诗歌来抒发,时称“诗言志,歌咏言”。周天子派出的“行人”,又称“轩使”,就是每年到各诸侯国巡视一次,征集诗歌民谣,以观政绩。各国君主和政府自己也都设有“采诗之官”,专门研究和关注舆论动态,以此“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正像《诗·关雎》小序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因为如此,宋代名相王安石视《诗经》为“断烂朝报”。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其中最著名的有十大流派,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著书立说,昌言高放,激越是非,可谓百家争鸣。由于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当时的政治也相对民主。从当时的文献可以看出,言论相当自由,等级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很严格。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同君主自由对话。此种面貌的出现与当时的政府势力较弱有关,当时有140多个小国,战事频繁。据范文澜教授统计,在长达242年的春秋史中,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凡450次,共933次。其中的大国,如楚国先后吞并了45个国家,齐国吞并了10个国家,秦国灭12个国家,晋国灭20余国。较小的鲁吞9国,宋吞6国,等等。到战国时,只剩下秦、楚、齐、韩、魏、燕、赵等七雄和周、宋、卫、中山、鲁等几个小国了。由于各国君主们忙于军事和外交,并且从征服民心和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思想、学术、言论基本上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时他们还鼓励这种倾向,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增强政权的向心力,加上社会上当时还没有出现定于一尊的精神统治,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种政治上多元化的格局,就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繁荣景象。

如战国时期齐威王力图变革,创办了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据学者研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授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有学者指出,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孟子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应该是当时的时代呼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一篇叫《子产不毁乡校》的文章,后人常引用,此文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开明人士对公众舆论的态度。所谓乡校,就是乡间的公共场所,供人们聚会议政和交流信息之用。有的官员对此视若大敌,主张毁掉;而子产等比较开明的官员则主张保留,认为人心的向背程度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对表达自由的不同态度。另一篇更加广为流传的文章则是《国语》中的《召公谏弭谤》。该文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指出对于人们的舆论加以堵塞是行不通的。作者提倡疏通,因为只有因势利导才于国于民有利,是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

焚书坑儒,罢黜百家

我们说中国的古代君主和诸侯们通过这些渠道和办法来把握民意,了解舆论,这固无不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君主们认识到了表达自由的价值。即令是子产之不毁乡校,也无非是认识到此事于治国安民有益,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这原本是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一种人格的权利。因此当秦始皇“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后,在李斯等大臣的协助下,就开始焚书坑儒之举。根据《史记》的记载,前213年,秦统一第八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恢复周朝的封建制:“无辅拂,何以相救哉?”秦丞相李斯反对,认为时代变化,制度应该随之变化,不应该以古非今。李斯建议:史书只保留秦国的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此建议并付诸实施。

在焚书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侯生、卢生寻药未果而出逃,秦始皇大怒,下令拷问咸阳。事后,将相关460多人在咸阳坑杀。

焚书坑儒一事太过于荒唐,后世史家也有异议。不过,即使事实细节未必如传说的那样,但统治者对异见的不容忍却累见于史书。

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征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长安策问。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强调“一”的意义,指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因此他给汉武帝上书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班固语)。董仲舒的观点得到汉武帝的赞同,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同时张汤和杜周等人主张以《春秋》决狱,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为官为吏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从此后思想自由气息荡然无存,更遑论表达自由了。

在其后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奉行“上上禁其心(思想),其次禁其言(言论),其次禁其行(行为)”的统治哲学,总是想用“禁”的方式来维持稳定、巩固其政权,一切非儒家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严禁不贷。虽然偶有提倡人们独立思考的言论,但由于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三纲五常”,个人的身体、行为不仅被君权、族权或夫权所支配,同时思想言论亦被君权、族权或夫权所控制,因此思想自由之说竟无处寻觅了。

文字狱与诛心术

中国历史满载着知识分子的血汗,因为从秦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腹诽”罪再到明清的文字狱(诛心),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控制从来都没有放松过。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朝官李膺、陈蕃、范滂等人联络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反对宦官集团。宦官反诬他们“诽讪朝政”,将李膺等二百余人视为“党人”,捕入狱中。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即位,外戚窦武起用“党人”,准备诛杀宦官,谋泄,窦武、陈蕃被宦官杀死。接着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逮捕太学生千余人。另据《资治通鉴》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二年(905年)朱温(朱全忠,即朱三)篡逆,恶朝士之不附己。六月戊子朔,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戾、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时全忠(即朱温)聚枢等及朝士贬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的“乌台诗案”牵连了39人,被查的诗多达100多首,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苏东坡贬后被召任职,此时适逢宰相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奉调去湖州时,苏轼依例向皇帝奏上“谢表”。其中写道:“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不料,附从王安石的“新进”御史从中察觉苏东坡心怀不满,就向皇帝参奏道:“苏东坡在谢表中包藏祸心,诽谤谩骂。”苏东坡即被逮捕,后来,贬任杭州通判(辅佐知府的职务)。在狱中法官审问他时,要他就乌台一首诗解释其中含意(注:乌台,官职,即御史台)。苏东坡出经入史,旁征博引辩护一番之后,仍然在“撰作诗文字讥讽”的口供上签字认了罪。事后,他的弟弟苏辙也警告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东坡在杭州又写了不少不满的诗文,又被抓住了把柄,送往“乌台”质审。苏东坡曾写过一首描写老桧树的《咏桧》诗:“报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想不到描写桧树根深的诗句,却被副相王指为隐刺皇帝,向宋神宗上奏:“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蛰龙,不臣莫过于此!”宋神宗虽一笑置之,但苏东坡又遭囚狱。

其实中国许多的文字狱多半与政治层面上的表达自由无关。据徐祯卿《剪胜野闻》载:明太祖朱元璋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请曰:“愚蒙不知讳,乞降表式。”帝因自为文式,传布天下。顾颉刚先生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吴晗的《朱元璋传》,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罗炳绵的《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娄曾泉、颜章炮的《明代史话?胡兰之狱和文字狱》,等等都援引徐祯卿《剪胜野闻》或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的徐一夔史料,来阐述明代文字狱的残酷(不过,也有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过质疑)。

从康熙朝兴起文字狱,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竟有文字狱一百余起,无不表明当权者对人的思想采取的是严厉的控制制度。虽然清末百日维新诏令中明确“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但这一尝试很快因维新的失败而终结。1906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9条),1907年又推出了《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出台了《大清报律》。清政府标榜要实行“新政”,但分析这些“报律”,就可观清政府的根本动因不是要保护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而《大清印刷物专律》中就专门规定讪谤条款,凡有“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谩,或加暴行于皇帝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图制”者,须科10年以下的监禁或5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此法还给地方各级官吏以很大的权力,规定他们有权受理对印刷物的指控,逮捕被告和随意封闭印刷所。而《大清报律》还采取了保证金制度和事先检查制度。这些严刑惩罚思想的结果是,一方面加速了粉饰太平、苟且偷安风气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知识界不问世事,脱离实际的学风。正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只为稻粱谋”。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都把控制言论自由当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常、普遍性适用的手段,从而使“言论自由”丧失了作为群众监督、揭发、约束政府机构和官员失职或腐败行为的最有效的民主手段的功能,使得政府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各级官员都能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代政权,最后总是走向专制和腐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强调思想的统一,还极大地阻碍了多样化人性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人性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因为有了个性,社会才有创造性,才会出现“天才”,才会不断发现真理,不断改进自身的生存条件。如果压制个性,社会就会充满庸人,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社会就会停滞。为了展示这一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指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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