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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裏偷閒。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一直找不到以上貼切、對等的英譯文。  
我的网络日志
一代枭雄毛泽东值得纪念什么? 2019-12-29 02:22:47

  这两天博主不列颠地主在万维贴出“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博客,我看后深感悲哀。

  越来越多被扒出来的史料在证明,毛泽东不是个伟人,他在道德的基本方面没有底线。但他确是个枭雄,胜过曹操无数倍。1931-1932年江西苏区肃反七万人头落地、1943年延安整风、及至1966开始的十年文革,百万、千万人头再落地,却都是为了夺取、巩固其个人的权力,以君临天下。

  毛领导中共胜出,不外乎秦政之千年延续,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中国要走出这一困境,因此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最要命的是,国人一代一代受其片面宣传、不明真相,可悲、可叹。因为秦政,秦始皇那些东西,说来归去,都是反人类的,但对专制统治者来说很实用。

  问题就来了:纪年枭雄毛泽东,我们想纪念什么?

  建议大家仔细读一读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看看“温相说党史”有关李锐日记等Youtube视频。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诽谤,那么,你可以摆出你的事实依据予以驳斥。真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看不懂毛泽东,你就无法理解“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绝伦专制和荒谬。

  毛泽东至今不能入土为安,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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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中国却是极权依旧,只缘陈独秀、周树 2019-12-19 23:16:58

极权主义、包括威权主义,在当今世界已泾渭分明:极端地反人类文明。细细核对维基百科的定义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足见其反人类本性。过去一个世纪,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不想中国却是极权依旧。可叹、可悲。只因陈独秀、周树人已死绝: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A5%B5%E6%AC%8A%E4%B8%BB%E7%BE%A9


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全体主权主义)或权国家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 state),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政治制度[1]权主义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着积极的含义,由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词。[2] 时期,这一概念在西方反共政治论述中尤为著名,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国家与苏联间的相似性。[3][4][5][6][7]其它运动与政府组织亦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历史上一个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保守主动之领袖就曾经宣告其目的是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并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8]

目录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全体主义集权主义)或极权国家集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 state),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政治制度[1]极权主义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着积极的含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词。[2] 冷战时期,这一概念在西方反共政治论述中尤为著名,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相似性。[3][4][5][6][7]其它运动与政府组织亦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历史上一个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保守主义运动之领袖就曾经宣告其目的是“为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并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8]

名称来源[编辑]

1923年,反法西斯记者、政治家乔瓦尼·阿门多拉首次提出并阐述将极权主义之概念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政权。阿门多拉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个从根本上与传统独裁不同的体制。[9]后来这一术语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法西斯理论家乔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赋予正面的含义。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词指出能够“绝对代表民族并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国家之结构与目标。[10]他将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或通过权力控制绝大多数公民。[11]

本尼托·墨索里尼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可以将所有精神与人性的产物政治化:“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9] 他宣称“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们必须永远谴责‘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准则——这就像‘为了艺术本身而艺术’。我们必须组织棋手的突击队,并立刻开始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走棋。”[12]

早期概念与使用[编辑]

澳大利亚作家弗朗茨·波克诺是最早在英文中使用“极权主义”一词的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1938年)一书中评论称,极权主义之概念能够将苏联与德国的独裁归为一类,而非使两者分开。[13]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其《日本内外》(Japan Inside Out)(1941年)一书中用“极权主义”一词给日本在亚洲各国实施的统治归类,后者的统治手腕与奉行“个人比社会本身更加重要”之理念的民主世界相抵触。伊莎贝尔·帕特森在《机器之神》(1943年)一书中同样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苏联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关为经济竞争作出辩护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并发展了极权主义概念。在该书的前言里,哈耶克对西方盎格鲁价值观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作出了对比,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左’、‘右’之争是社会主义者各派系间必然会出现的冲突”。[14]而后他将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系崛起之前的历史显示,只有极少数极权的特征我们并不熟悉”(第一章:抛弃之路)。[15]

1945年,在一个名为《苏联对西方世界之影响》(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的系列讲座(后来于1946年被编撰成书)中,英国亲苏联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主张,“抛弃个人主义、投奔极权主义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无过错”,且苏联工业的发展与红军在击退德国的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卡尔认为,只有“盲目且无可救药者”才会忽视迈向极权的潮流。[16]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与《历史主义的贫穷》(1961年)两部书中,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针对极权主义表达了具有影响力的评价。他对比了自由民主制的“开放社会”与极权主义,称后者扎根于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着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17]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纳粹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并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据阿伦特的说法,极权政体之广泛吸引力源于其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不解之谜带来了令人宽慰且单一的答案。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诉诸自然历史法则的说法正当化,继而将威权国家的结构正当化。[18]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许多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与思想阵营的学者都曾经细致地研究过极权主义。在这一课题中,最为著名的评论家有雷蒙·阿隆、劳伦斯·阿若恩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康奎斯特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杰西利奥波德·拉培兹沃尔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兹理查德·洛文塔尔理查德·派普斯列昂纳德·夏皮罗亚当·乌拉姆等。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在描述极权主义时都有着细微的不同之处。然而他们一致同意:极权主义寻求的是动员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容忍偏离国家目标的活动,同时对企业工会教堂政党实施压制与国家监督。

威权与极权政体之间的区别[编辑]

术语“威权政体”通常被用以指代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者、委员会、军事执政团或其它政治精英构成的小团体统治下的国家。然而,极权政体会尝试在实质上控制社会中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教育、艺术、科学、私人生活与公民道德。“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极权政府寻求完全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行为”。[9]

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并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耶鲁大学科学家胡安·林兹的著作之基础上,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分校的保罗·C·桑德拉研究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整理出了如下表格:[19][20]


极权主义威权主义
领袖魅力
角色概念功能型领袖个人型领袖
权力终点公众个人
政治腐败
官方意识形态
有限多元政治
合法与正当性

桑德拉论述称,尽管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均属于独裁的形式,它们之间仍有如下的“关键性叉状分歧”:

  1. 与温和且一般来说不甚流行的威权主义不同,极权独裁者会通过有意识地操控先知形象,从而为其追随者们塑造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崇拜榜样与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假民主制度下的相互依赖状态。

  2. 伴生角色的概念亦将极权与威权区分开来。威权主义者将他们自身视作个体,通过控制权力来获得满足感,且时常维持现状。而极权式的自我认知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的。僭主(暴君)更像是引领与重塑宇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型存在,而非个人

  3. 所以,威权主义者中为个人膨胀而利用权力的行为比在极权主义者中要更为显著。一旦失去意识形态的捆绑性吸引力,威权主义者只能通过灌输恐惧、向忠实的合作者给予奖励和生成窃盗统治这般的混合手法来维系其统治。[19]

因此,与极权体制相比,威权体制可能为私人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空间,缺少一个具有指引性的意识形态与动员全部公民追求国家目标的能力,容忍一些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多元性,并在相对可以预测的界限内运用其权力。[21][22]

冷战时期的研究[编辑]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曾主张,纳粹与苏联政权同属极权主义。

在大学的社科与专业研究领域中,政治科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扩展术语“极权主义”的应用面以及将其重新描述成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政体之范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体制有着以下六个相互支撑与定义的特征:[23][24]

  1. 详尽地制定指引性的意识形态

  2. 一党制国家,通常由独裁者领导;

  3. 通过暴力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4. 垄断武器;

  5. 垄断通讯手段

  6. 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

德国、意大利与苏联的极权政体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诞生的,当时的混乱状态给极权运动创造了夺权的机会。同时,现代的先进武器与通讯方式使它们有效地建立了“极权独裁政体”(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这一说法由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创。[24]

主要研究纳粹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认为,以上两人演进的“极权类型学”(totalitarian typology)过度僵硬刻板,且未能考虑到极权主义核心之处的“革命动态”(revolutionary dynamic)状况,而这正是布拉赫的提出的重点。[25]

布拉赫主张,极权的本质在于要彻底控制并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威权领导层的价值、国家和社会之同一性的借口,正是这些令极权对政治的“封闭”理解与民主对政治的“开放”理解两者区分开来。[25]与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式的释义不同,布拉赫的观点在于:极权政体并不需要一个单一的领袖。相反,它可以通过集体领导发挥作用。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的认可,后者称这看起来比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诠释更加贴近现实。[26]

美国作家艾力·贺佛尔在其著作《狂热份子》中作出了如下论述: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类的群众运动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它们都会将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价值观描述成是颓废的,认为其民众太过软弱、太注重享乐、太过自私,以至于根本不能为更远大高尚的目标而牺牲,这恰恰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与生理上的双重腐朽。贺佛尔继而称,此类运动为遭到挫败的人们带来了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使他们作为个人存在而缺乏成就感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避难所。接着,这些个人被同化成一个紧密的集合体,“脱离现实而在萤幕上证明事实”的模式由此形成。[27]

批评与最近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的作品[编辑]

更多信息:集体领导苏联历史毛泽东斯大林,摄于1949年10月。1978年阿拉伯峰会上的两个复兴党领袖,萨达姆·侯赛因哈菲兹·阿萨德

一些社会科学家曾批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称苏联的体制无论是作为政治抑或社会实体,应该就其利益集团、精英竞争甚至是社会阶级(比如将职官名录制度这一概念作为新阶级的工具)进行更深入的了解。[28]这些批评家的存在足以证明各部门与地区当局中的极权政体至少在政策实施上得到了大众支持与广泛的权力分布。对于多元主义论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政权去适应接纳新需求之能力的证明。而极权模式的拥护者认为,除了适应能力并不理想外,此种体制未能幸存后的失败也只是证明了其本应发生的群众参与拘泥于形式。[17]

纳粹时期,诸如马丁·布若扎特汉斯·莫姆森伊恩·克肖这样倾向于站在功能主义者的角度去诠释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对极权主义概念持敌对或者冷淡的态度。他们认为纳粹政权组织混乱,不能被归类于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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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病 2019-09-03 20:51:54

中国人的病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08398ec79bd1a353ec87bdc8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

 

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

 

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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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其实不过是“中华人肉宴”而已? 2019-08-29 15:46:29

“中华文明”其实不过是“中华人肉宴”而已?

 

在百度搜索“人类文明”得到如下定义:人类所建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称为人类文明,可以指人进化脱离了动物与生俱来的野蛮行径,用智慧建立了公平的规则社会。当人类社会发展建立了合理规则,彻底脱离了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兽性,文明才真正意义上产生。关键点:文明社会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一文(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81036)中指出,中华文明有五大特质,即:世俗性;追求“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具内部凝聚力、地区多样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罕见包容度;跨文化交流时推崇“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群体认同的核心是“天道”而非西方的“民族主义”。教授就是教授,何况还是当今北大的,文章那一个绕,基本上,把中华文明说的是云里雾里、无所不包,但就是不讲中华文明究竟是不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面。

 

说起来只差一年就是一百年了:1920年,鲁迅来北大中文系执教,这是他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从1920年到1926年—整整6年时光。不过,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聘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但是,就是这个讲师,把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中华文明梦幻打了个粉碎,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灯下漫笔》)。” 而且,他的这张刀子嘴就是不依不饶:“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问题概括为:中华文明究竟是不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物?鲁迅有没有说错?

 

回答以上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类似以下这样的问题:

 

商鞅在先秦搞变法,其中的一个内容是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士兵斩敌人首级满三十三颗,屯长和百将赏赐爵位一级;攻城战斩敌首级满八千颗或野战斩敌首级满两千颗,官吏自操士和校徒以上全部获得赏赐。攻城战时城的每个方向设有十八名冲锋陷阵的士兵,一队士兵如能斩敌人首级五颗,则队中每个士兵都将获得爵位一级,等等、等等。最后的可怖景观是:战争/战斗结束时,士兵腰间别着割来的敌人的首级,论功行赏。注意这是人的首级,而非鸡猫猪羊的首级。这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物吗?

 

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明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又过一年,商鞅劝秦孝公乘势攻魏,孝公认可并派遣商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印领兵迎击秦军。两军已经相遇,商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印说:“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 魏公子印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商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印,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商鞅这种做法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物吗?

 

到秦始皇嬴政时期,白起领兵灭赵,活埋赵国四十万降兵;统一中国后,为了压制不同声音,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读书人进行肉体消灭。这些都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的对立物吗?

 

非也,这些全部都是人类文明的反面例子。在秦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专制、强权、凶残、奴役、奴性这十个字,鲁迅把它叫做 “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已。所谓的中华文明,其核心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丛林法则,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恰恰与文明背道而驰。

 

鲁迅这家伙,娶嫩妻,老来得子,一张乌鸦嘴,又毫不留情,还玩“倘能生存,我当然还要学习”, 时不时来句绍兴话 “来笃作啥西?” 然而,他的一切的一切,都用其生命予以了承兑。


微信上近来更有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当年的全家照,并有以下文字说明:“当年这位姓周的,骂人、骂官、骂社会。。。他没有被封号,也没被抓,反而出了那么多的书,还编了许多杂志。我想了半天,恍然大悟:他的那个时代,是个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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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等民族劣在哪里? 2019-06-03 11:02:58

劣等民族劣在哪里?


可能自商鞅的强国弱民治国方针开始,中国人在思想上沦落为了奴隶,用鲁迅的话说,成了劣等民族。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都不容易接受,很沉重,但又表现得千真万确。认识自己,认识这个民族,可能还是有它的意义的。《灯下漫笔》是鲁迅100年前的作品。100年,几代人。


灯下漫笔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F%E4%B8%8B%E6%BC%AB%E7%AC%94

 

《灯下漫笔》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作品。这篇文章通过银票贬值时期折现银的小故事作为引子,讲解了人们在危难之中容易降格以求的保命心态,引申到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现状,判断出中国历史中人民做人而不得,只能做奴隶,甚至常常连做奴隶也不得的处境;并从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作者通过同化”“生活美等实例,指明中国人民历史地位形成原因是中国固有文化中的礼教纲常’”。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培养着中国人民的忍辱,苟安,压制的社会性格。由于这种文化在古代中国获得长期广泛认同,给人民带来畸形的满足感: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作者比喻: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由此,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文明中,有人能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表达出作者批判封建文化,希望青年摆脱这种文化束缚,抛弃这种文化的想法。

这篇文章带着进取之心,对中国封建文明进行反思批判,反映了鲁迅以人民地位为角度的历史观点,对中国封建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变革精神。

作品名称

灯下漫笔

创作年代

1925

作品出处

《坟》

文学体裁

杂文

    

鲁迅

目录

1.     1 作品原文

2.     2 作品注释

3.     3 创作背景

4.     4 作品鉴赏

5.     5 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灯下漫笔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⑵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⑶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⑷,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⑸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⑹,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⑺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⑻的时候,黄巢⑼的时候,五代⑽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⑾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⑿;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圣天子驱除云尔。⒀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钓辅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⒃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⒄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⒅。(《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⒇,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1] 

作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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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漫笔:不拘形式随手写出的文章。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自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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