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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两岸关系告别统独 2012-01-12 13:32:21

2012:两岸关系告别统独

汪铮

 

 

  只有清楚地了解一个冲突的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化解矛盾,这是解决冲突的不二法则。相比世界上其它一些长期存在的冲突,例如巴以冲突、朝韩问题,台海冲突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冲突的根源居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再发生变化。台海冲突始于一场没有结束的内战,自1949年之后的将近五十年中,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权和正统之争。然而,以1996年的台湾首次民主选举为标志,认同差异成为两岸关系的根源性问题,统独问题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十六年后的今天,当两岸政策在选举中成为国民党的攻击利器,而是民进党的防守罩门的时候;当马英九和吴敦义敢于在电视辩论上大声地质问蔡英文和苏嘉全“敢不敢讲不独”的时候,我们知道两岸关系的又一个转折点到来了。2012的大选将成为两岸关系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两岸关系将超越统独。

相比飞弹和军演威胁下的1996,相比“不问政策,只问蓝绿”的2000年,相比“肚子扁扁,荷包扁扁,也要支持阿扁!”的2004,统独、族群和省籍已经不再是2012选举的重点。无论马蔡宋谁会当选,在统独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是任何一个人当选的主要原因。展望未来,两岸依然存在巨大的认同差异,但是已不再是统独之分和统独之争了。两岸关系出现了一对看似矛盾然而又并行不悖的潮流:一方面,对台湾而言,除非中国大陆发生巨大变故,与大陆的和平交往与友好合作已成为大趋势;另一方面,台湾主体意识和台湾认同也在不断加强,难以逆转。

 

台湾共识

事实上,无论“统”还是“独”实际上从来没有成为过现实世界中两岸任意一方可以实现的一个选项,但是,2012的转折在于,更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接受这个现实,特别是接受台独的选项目前行不通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尽管台湾独立建国依然会是很多台湾民众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和中国大陆合作发展并保持亲善关系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已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这就是马英九一再宣示的“不统不独不武”,其实也就是蔡英文欲说还羞的“台湾共识”。

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两岸间三十多年来的经贸合作从量变到质变,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靠性越来越大,ECFA对台湾经济的助益在今后还会进一步的显现;其次,两岸间三十年来的密切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极大地弥合了这两个曾经长期隔离分治的华人社会的疏离感。

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固然是和解的基础,跨越心理的鸿沟往往更不容易。这期间,有几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事件为台湾民众对大陆心理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5年连宋的大陆行尽管并无多少实质成果但确实起到了心理上破冰和搭桥的效果。陈水扁的弊案尽管是台湾的家务事,但绿营最高领导人匪夷所思的贪腐对倾向于独立的民众在心理上是极大的冲击。2008年开始的两岸直航和之后的陆客来台不仅为台湾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也在心理上对大陆的接受起到重要作用。大陆经济和国力近年来横空出世般的崛起同样也在台湾造成心理震撼,过去的穷小子变成了今天的富二代。所有这些,都为两岸关系开启新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伴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台湾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我们是好国好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深刻的认同差异成为两岸关系最大的分歧。事实上,造成这种认同矛盾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两岸各自都存在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国家认同强化机制。

在大陆,教育体系高度统一,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从娃娃抓起”,而且深入到通俗文化(例如“红歌”和主旋律电视、电影作品)和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异常强大的国家认同塑造。而在台湾,民主政治,特别是频繁的选举,实际上也成为社会认同的“放大器”和“宣传队”,为重塑台湾的国家认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相比之下,大陆的认同机制自上而下,强调历史认同,爱国忠党;而台湾的认同机制则更多是自下而上,突出本土化和去中国化。在迥异的动员机制下,两岸对对方的认同都存在简单化的误解:台湾民众常常把大陆的爱国主义简单地视为政府宣传,而忽视了统一的观念在大陆民众中早已深入人心;大陆民众则往往简单地把台湾主体意识等同为台独,对台湾的民主化也存在很多偏见,不能理解在不同的教育和政治体制下成长的台湾民众不可能具有和自己一样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认知。

 

选后的两岸关系

尽管大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两岸关系依然脆弱;尽管台湾的民意出现了有利于大陆的变化,北京切不可“挥霍”这得来不易的变化。民意如潮水,有的时候还完全可能逆潮流而动,这取决于北京是不是能够以谦卑真诚的态度继续建立信任。

如果蔡英文当选,绝不意味着两岸关系的倒退,北京切不可用威胁和恐吓来逼迫蔡政府就范,所有的经济协议都应当继续执行,而不应当以收回让利而威胁,至少在蔡政府的初期阶段应当展现更大的善意和信任。实际上,民进党的重新执政甚至可能是两岸关系新的机遇。当然,是否是机遇也取决于民进党的领导人能否顺潮流而动,特别是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能否以比较务实的态度结束文字游戏。否则,台湾可能需要用又一个四年来证明一个不改变大陆政策的民进党将不会给台湾带来和平与进步。同样,如果马英九连任也并非万事大吉,需要继续建立信任,特别要认识到市场和让利并不能真正收获友谊和信任,有时还会适得其反。认同的差异是不可以靠武力威吓来改变的,也同样难以用物质利益来利诱。北京要把台湾真诚地当作自己的兄弟而不是一个统战对象。

在未来的四年之中,确实可以展望两岸之间签署一个和平协议。缔结这个和平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两岸关系能够超越统独,避免民粹政治和认同动员的干扰,使两岸能够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合作发展,使两岸民众能够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下相交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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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在周边产生的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2011-10-26 19:10:09

  

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在周边产生的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汪铮

在中国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的冷战年代,毛泽东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当年中国的好朋友自然包括赞比亚——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一直是中非友谊的象征。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主张要把中国人赶出赞比亚的人当选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对中国来说,更大的麻烦来自周边邻国。朝核问题,这几年似乎一直是朝鲜主导中国,而不是中国主导朝鲜;缅甸现在也敢于向中国说不;反华游行近年来出现在了河内、马尼拉和乌兰巴托的街头。这里有两个中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崛起了,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强大了,为什么在周边的影响力不增反降?

 

“桥头堡” 和“友谊关”

中国的云南省这几年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一个“桥头堡”战略。所谓“桥头堡”,云南省的解释是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直达印度洋的贸易大通道,面向东南亚、南亚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和出口商品的大基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桥头堡”的定义是:(1)为控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地堡或据点。(2)泛指作为进攻的据点。云南是我的故乡,我深知这个战略的着眼点完全在于贸易和经济合作。但是我不知道云南人有没有想过相邻的周边国家会怎样理解原意为军事词汇的“桥头堡”这三个字以及这个战略?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名字——中越边境上著名的关口“友谊关”。1953年以前它的名字是“镇南关”。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就有著名的1885年“镇南关大捷”。1953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把这个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关名改为“睦南关”,1965年又更名为“友谊关”。在我看来,1953年的中国似乎比现在的中国在考虑周边小国的感受上更加敏感和细心一点。

举这两个例子,我想说的是一个道理:你如何看自己和别人如何看你是不一样的,外交的要义就是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就像是爱好和平的大熊猫,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恶意,但在其它国家,特别是小国和邻国的眼中,这个身体迅速膨胀的大家伙却可能是一只大黑熊。中国威胁论已经存在将近二十年了,中国人对它似乎已经麻木了。就像很多美国人觉得“美国阴谋论”荒唐无比,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威胁论不值一驳,甚至不相信别人会真的把中国视为威胁。但是,近年来国际形势中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恰恰就在于中国威胁论: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威胁论在近几年经历了重大的蜕变,从一种近乎谣言的猜测变为今天很多国家很多人相信和传播的社会舆论和共识,并开始真正成为政府政策。这些年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中国的崛起在周边产生的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但是,中国不少战略研究者的眼中却只有美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周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作为“敌对势力”的美国导演,美国推动的。一“美”障目,不见东盟,不见邻国。

说中国要小心应对中国威胁论并非说中国因此必须要处处小心,处处谦让。大国地位不是让出来的,大国的核心素质是领导力、保障力和感召力。

也许有不少中国人会说,我们只想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我们不想当国际领导人。的确,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是这样的认识却有两个误区:首先,今天的中国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国,中国现在有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中国的能源不能自给,中国产品的主要市场在海外,大量的中国人在海外经营。不发挥领导力,中国就不可能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不可行也行不通。

其次,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做领导意味着发号施令和承担责任,但是现代意义的领导力绝非是在等级社会里当老大,扛大旗。中国企业家李开复对领导力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领导力是一种有关前瞻与规划、沟通与协调、真诚与均衡的艺术。”如果我们用目前南中国海纠纷作为实例,中国作为其中唯一的大国,其领导力应当体现在承担下面这几方面角色:(1)解决方案的倡议人和推动者;(2)行为准则的规划人;(3)谈判沟通的组织者和协调员;(4)违反规则的劝诫者;(5)地区平衡的整合者。中国应该认识到,南中国海问题之所以紧张加剧并非只是因为美国因素的介入,是因为中国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领导力。领导力不是以力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诚动人;领导力不是承担额外的责任和花费精力的负担,而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须。

 

三种大国模式

在处理和小国的关系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大国模式:

(1)      美国模式:大国通过缔结军事安全同盟给小国以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小国在外交和安全上听命与大国,小国通过购买武器等方式向大国缴纳“保护费”。

(2)      俄罗斯模式:大国通过掌握特殊资源(如油气)从而控制和影响小国的外交与安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克格勃)对小国的内政具有特殊影响力。

(3)      中国模式: 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驻军。大国给小国大量援助以换取小国在国际上不给大国捣乱并保持大国周边形势的稳定。

如果比较这三种模式,大国对小国的保障力是依次递减的,而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与其所提供的保障力成正比。美俄的模式在近几年都遇到问题,比如日本的鸠山政府曾经在“脱美入亚”上有所行动,但结果是以鸠山下台而告终。大国如果对小国的内政没有影响,也就难以对其外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小国而言,来自大国的援助和尊重自然重要,但其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自身安全的需求从临近大国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个小国势必会去外界寻找新的安全保障。

中国模式的重点放在维持周边局势的稳定之上,中国不希望看到因为小国的内政出现波折而成为地区安全问题,也不希望小国在国际上制造事端影响地区稳定,特别是不希望外界的不稳定波及中国国内。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模式是以援助换稳定。可是,近年来的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国际维稳的代价是很高的,方式是被动的,效率是低下的。中国无疑需要探寻适合自己情况的新模式。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周恩来1976年逝世的时候,朝鲜的金日成哭坏了眼睛,缅甸的奈温也多次痛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几天。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他们是真的对周恩来有感情。中国在文革时期的外交政策自然是当时中国内政的反应,中国大陆对此也多有检讨。但是,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靠得绝不只是援助和五项原则,有周恩来的真诚和毛泽东的思想感召力。

弟子问孔子:“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这段《论语》中对话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中国不应当孤独崛起,中国的崛起对周边产生的应当是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讨论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焦点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外交同样重要。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即便其外交政策可以是充分的现实主义,其影响力和亲和力的重要来源是文化和价值观,是前瞻力与规划力,是沟通力与协调力,是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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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政策:强硬还是软弱? 2011-09-17 08:33:58

 

中国的外交政策:强硬还是软弱?

 

汪铮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中国外交存在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那就是伴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外交正在趋于强硬。在英文媒体中,一个形容中国外交的流行词是“assertive”(自信而强硬)。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你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或是阅读和观看中国内地的媒体以及网络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却普遍认为中国外交不够强硬,甚至是非常软弱。最近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中国强硬和高压;另一方面,在国内民间和媒体中则充满了要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告别软弱,亮剑出击的呼声。这种国内和国外罕见的两极看法令人深思,确实值得我们进行讨论。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策

 

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外交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强硬或是软弱,而是在于缺乏政策。事实上,中国外交正处在一个寻找政策的政策真空期,很多外交问题都还没有完整成型的政策。我们就以南中国海争端为例,如果“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12字方针是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具体的政策究竟是什么?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需要解答。比如说,“九段线”究竟是中国的国界线,还是历史性水域线,或是历史性权利线,抑或只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究竟持何立场?中国主张共同开发,但是有没有任何具体的开发方案?在共同开发中又如何界定争议海域和非争议海域?还有,中国主张谈判解决,但对谈判有没有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对所有上述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话,又如何能让外界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且,因为缺乏完整政策而表现出的含混不清和缺乏行动只能一方面被外界误解为强硬(基于中方的主权声明),而另一方面被内部民众视为软弱(基于政府维护主权的行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尴尬的政策真空呢?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在过去短短几年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国家角色的迅速转换。以2008年的奥运会和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正在迅速地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很自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准备政策,准备人才,协调机制,从而适应这种巨大变化。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奉行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从建国初期的亲苏“一边倒”,到文革时期的“反帝反修”,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另一种亲美“一边倒”,到了1989之后的打破僵局,破解孤立,一直到江泽民时期的“大国关系”。这些政策后期虽然也有检讨,但政策本身都是非常清楚的,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下也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可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关键是,中国的角色不同了,已经不可能再做一个纯粹的跟随者或是反对者。比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一个充满智慧而且非常合理的方针。但是时过境迁,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国力上升了,中国已经无可回避地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已经无处去躲藏,只能去应对并承担责任。但一时之间,中国对于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以及往哪个方向使力还没有明确的主意。毋庸置疑,中国外交近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外交操作也趋于成熟。但是,外交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缺乏整体大战略表现在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上就难免有时会显得左右为难。

 

    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及中国的执政党目前都处在一个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探索时期。对于自己的定位,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及价值取向,以及未来的目标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今年一月,一尊孔子像落户北京天安门广场。可是,几个月前,这座雕像又悄然搬离。在我看来,相互矛盾的孔子像同毛泽东像遥遥相望以及孔子像在几个月间的快速搬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恰恰表现出社会大变革中的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国家认同和文化定位的不确定状态。我们知道,没有清晰的国家认同和定位,一个国家就难以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法对国家利益做出明确的判定,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清晰和长远的外交政策。

 

像组织奥运工程一样组织外交政策研究

 

处在这样一个寻找政策的过渡时期,中国无疑需要极大地加强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国这些年来花大力气成功组织了一些展现国家硬实力的大工程,如奥运工程、高铁和航母等等。外交政策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中国也应该像组织奥运工程一样组织外交政策研究,它的重要性和产出绝对不亚于这些硬实力工程。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一些极其优秀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中国政府需要对他们进行更大的支持。同时,外交政策研究也应当更加开放化。例如,相比中国,新加坡无疑是一个小国,但是,新加坡的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固定的关于中国和亚洲研究的学者研究基金申请项目,这些基金都是面向全球研究者的开放性竞争项目。开放性的研究已经使新加坡的个别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中国和亚太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目前还鲜有对外开放的外交研究基金,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也很不容易在中国国内找到适合的发表渠道。回顾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研究长期以来是开放的,众多海外专家可以为之贡献才智,这一点或许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提供借鉴。

 

此外,没有辩论,没有公开讨论,就没有好的公共政策。以中国每年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为例,在每年的例会中关于经济和民生的问题都有非常多的深入讨论,但是却很少听到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人大和政协委员也鲜少对外交政策进行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外交政策的机密化和模糊化也根本上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于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可能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空间。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外交政策并非是在强硬和软弱之间做选择,而应当基于强大的政策研究和恒定的价值观。中国的亚洲邻国会欢迎一个具有清晰外交政策而又奉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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