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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2017-03-14 17:32:37

(体制内的看法,注意最后一句。)


辛子陵: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2016-08-12 01:40阅读:7,196

脱苏入美――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
辛子陵

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
党国体制不属中国特色,是从苏联搬来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2] 这个体制不仅摧毁了公民社会,也摧毁了执政党。在苏联是十七次代表大会后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枪毙,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批斗、被关押,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党国体制使政权组织和执政党都成了独裁者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对党国体制确有“创造”和“发展”,他的公式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做皇帝。他把党国体制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
什么是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
一是执政党位尊宪法之上;
二是军权不在政府;
三是政权二元化;
四是民权虚化。
党国体制是个人野心家篡军、篡党、篡国的杠杆。
1954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为党国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3]
这篇谈话,充满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气。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为不得已 ,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念念有词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中共形成的传统是只有他代表党。
按宪法办事,毛泽东将失掉绝对权力。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 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执政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军政府执政,别人说你独裁,你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制定宪法,就要自觉跳进宪法的笼子,像小布什那样,站在笼子里对民众讲话。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笔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 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不把这段话中隐藏的法家权术说破,不把这个个人独裁的护身符揭穿,不把这个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引入绝境的指导思想推倒,中国宪政无望,民主无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难点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先有意识形态的改革,大家(特别是高层)认识统一了,才能有民主宪政。
毛泽东创造的党国政体, 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六十年来中国祸乱不断的根源。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罢黜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党国体制下,发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三千多万人、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风波、严重两极分化以及党走向整体性腐败等重大错误。
毛泽东是法家,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 法和术。
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
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
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何时完成、怎样运作的?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 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 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度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毛泽东做了一届共和国主席,他要从宪法的笼子里跳出来。好心的党内外人士还对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泽东提出不做第二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有复杂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机。
第一,大跃进搞砸了,败象渐显,后果严重,他要推脱责任,逃避宪法问责。
在二届人大前夕,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 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国家巨大危机的责任叫刘少奇背上。因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
两年前,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过狠批周恩来右倾,把全党压服。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和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和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众常委一致挽留。毛泽东见不能撤换周恩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1958年6月10日,他专门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4]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便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毛泽东披挂上阵,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协助下,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5] ;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翻一番,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正在蔓延,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 年国庆各报并列同等尺寸刊登了两个主席的肖像。但刘少奇这个主席和毛泽东那个主席是不一样的,他是个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军权被毛泽东带走了。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个礼宾官。他要靠对毛泽东的依附,靠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主席才能当下去。这是刘少奇贵为元首之后的先天软弱性。
第二,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要以退为进,升格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在中国,党权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 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6] 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7]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
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村党支部;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党政分开就是党逐渐摆脱直接执政的局面,恢复和健全政府的职能。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权力的一元结构是宪政民主,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毛泽东不做国家主席了,宪法被他踩在脚下,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党国体制的威力和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大跃进失败和失败后的善后问题上。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
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假民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的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 利用他的权威操纵了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听彭德怀的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全国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第二次跃进从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 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 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 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
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 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 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 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 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 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 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 是别有用心。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 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 “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 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 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度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度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乱全国,当然有他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百上千万人饿死,政府迟迟无作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走出党国体制,党国才有前途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没有强人不行,没有对强人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那就像一辆高速列车没有制动装置一样,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制动装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履行议会的三大职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党国体制将这种职能阉割了,它成了橡皮图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国人大能起民主国家议会的作用,则能从根本上避免那一场滔天人祸。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交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粮食产量3920亿斤。[8]这个指标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经全国人大复议,别人是无权修改的。
6 月1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这一问一答,就决定了钢产量翻一番,把指标修改为1070万吨。粮食产量,毛泽东和谭震林商量的结果是6000-7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也接近翻一番。两个“翻一番”,对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定了。若是在民主国家,议会会弹劾毛泽东违背程序民主,他不经国务院乱提指标非法;不经全国人大修改人大的决议违宪。两个“翻一番”不算数。
如果人大的权威超过毛泽东,则后来四年,河清海晏,天下升平,决不会发生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
我们的领导人至今没有摆脱毛泽东关于宪法谬论的束缚,当作不与外人言说的“枕中秘”信奉着。其实,毛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观之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陶铸、彭德怀、贺龙、邓子恢、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黄克诚、罗瑞卿诸人的遭遇而益信。只凭最高领袖个人好恶,说你右倾,你就是右倾;说你修正主义,你就是修正主义;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无理可讲,无处申诉,只能检讨,低头认罪。刘少奇当了多年委员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主席,他没有把人大的权威建立起来,没有把国家元首的权威建立起来,不是他忽略,是毛泽东那段玩宪法的“紧箍咒”束缚着他,他不敢有所作为。导致文化大革命 中,红卫兵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能揪斗他。他举着《宪法》抗议,但《宪法》输给了小红书。因为宪法后面没有军队,小红书后面有军队。没有军队做后盾的宪法,同一个董事会的章程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是通过“偷”走军权否定宪法,控制了整个国家政权,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刘少奇、彭德怀失去宪法的保护,是被毛泽东的私刑折磨死的。
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造就了一批阴谋家、野心家、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毛最后定的接班人名单,不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称为“通房大丫头”的人,也可以跻身常委行列。
对于邓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当毛泽东的家臣,拒绝给江青当萧何,使中国避免了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举行五老火锅宴 [9] 把资本家请回来,在政策上把中国领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中国的GDP由1978年的3600亿发展到2009年的33万亿,没有邓小平挥斤运斧地开拓是不可能的。但对于邓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邓小平的特殊强势地位是党国体制推举他独掌军权造成的。这个推举,在当时是尊敬他,后来却害了他。在这个体制内,邓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关键时刻,权贵集团把他推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时,这个体制也害了党和军队,使党和军队走上了腐败不能自拔的道路。
党国体制是产生独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现新的独裁者,慎重选人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走出党国体制,关键是要把毛泽东“偷”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要参照1949~1954 建国初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共掌军权,国防部长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常务。国家主席为法定军委主席,总理、委员长为法定军委副主席,设委员若干人。举凡对外宣战,对内用兵,重要军事干部(国防部长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大军区司令员和8341部队长等)的任命,军委作出决定后,人大常委会票决,三分之二赞成方能生效,命令下达须主席副主席三人联署,使军队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个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有三:(一)不设党的军委,以避免在“党指挥枪”的名义下产生毛泽东式的个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军权,不使军权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21年前那个痛心事件重演。(三)人大常委会三分之二的票决制,将保证军队国家化,避免出现政权弱军权强,造成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走出党国体制,以上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国家都会出现混乱,统一的局面被破坏,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将要玉石俱焚。维护党国体制的当政者们也将自掘坟墓,步刘少奇、赵紫阳等人的后尘,被这个体制吞没。
改革党国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10]毛泽东这条语录久违了。“高举”时代也不宣传。最近笔者找到了这个题词的墨宝。所以,这条语录尽管没有权威机关的认定,但比权威机关更权威。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1] 我们只要把中间的一句换成“废除苏维埃式的党国体制”,就完全适用于今天。
当代政治家的任务就是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教训,对前人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择其善者发扬之,其不善者改正之。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邓小平的遗言是“脱苏”,毛泽东的遗言是“入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总结90 年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脱苏入美”四个大字。日本靠了“脱亚入欧”崛起。中国只有“脱苏入美”才能在政治上崛起,中共才有下一个90年。 1944年毛泽东就说了“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后来阴错阳差,进入到苏维埃那个房间里去了。60年历史证明,我们走错了门。邓小平承认苏维埃模式不行,并且说“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要我们走出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某些政治家把错进的这个房间说成是不能动的“中国特色”,是完全违背事实,违背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的。现在,中国陷入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中。引领中国未来的政治家,必须抛弃冷战思维,打消充当社会主义阵营遗产的“二当家”和监护人角色的念头,使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回到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凯歌行进时代那个正确选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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