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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一个我怀念的共产党老干部 2019-02-13 18: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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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七十六岁,到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随时都会离开世界。可是我还有这么多的经历要告诉大家(注意不是故事,更不是中国作家编的小说),有时我真怕突然离开世界,将这些事情,这些话都带走了,没有留给大家。其中张瑜就是我担心被带走的一个。他是共产党的一个老干部,共产党人,中国文人不是将他们描写成穷凶极恶,贪婪成性的恶魔,就是将他们塑造成大公无私,刻苦耐劳,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高尚或者卑劣?富有人性还是残暴不仁?

我能与共产党干部有零距离的接触,实在要归功我的劳改,否则我也就是无数在上海长大的洋场遗少中的一个,有着他们的一切特点,精明,头脑灵活,劳改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家庭,我的婚姻,和我的个性。我以极其沉重的代价作为学费,深刻的上了这个中国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和中国大学中学不到的真正知识,知道了中国历史上读不到的故事。至今我还享受着这个大学给我的可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继续在为它付出代价。很多人不明白,认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它还在伤害你呢﹖所谓劳改处分能够对一个人的直接伤害,无论从时间上,物质上和精神上看都是有限的,而且以后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但是由劳改副作用造成的损害结果,譬如婚姻和孩子,会终身像幽灵一样跟随你,那是不可逆转,也无法改变的。   

可是动起笔来写这个题目,才知道不好写,我要是实事求是的写,海外的民主人士可能会因为我美化共产党要砸烂我的狗头,或者给我套上一个特务的帽子,而共产党也不会满意,且不说我过去写了那么多文章揭他们的短,他们已经恼羞成怒到连我当过反动学生都不承认了,去北京上访也不承认了,找过石油部,北京市委也不承认了,统统说是我瞎编的,这里写的共产党老干部他们也不会领情,不够高大,一点没有他们豢养的文人写起他们来那么读起来舒服。简直跟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会两头不讨好。

   不过我最怕的还不是民主党和共产党,我最怕的是共产党毛泽东当政时期的要求进步的分子,共产党发财时的爱国侨胞,和海外的极端民主分子,我生活在中国人中多年,已经深知中国人中的极端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分子和真正的民主分子要可怕得多,他们总是将当时的主流思想推高到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搞到人人都必须讲假话的高度才能避免被攻击和定成反党分子,或者反民主分子,特务,才能不被骂。如果我们认定讲假话,不诚实是中国民族的特征的话,那么其中不少人就是被这些人吓出来的。
   想来想去,如果我为了讨好民主派,将张瑜写得十恶不赦,我太对不起这位在我劳改时那样善待我的前辈了,如果我去讨好共产党,将张瑜写得跟他们传记里的共产党一个样,他们也不会见我的情,他们有那么多人怕马屁,多我这个也不稀奇。所以我决定按照实际情况写,想想到我这个年龄,不应该太怕了,别人怎么认为于我有多大关系?就算骂我,我入了土也听不到了,何必不将想讲的话都讲完再走,所以我决定写真正的张瑜,他曾经以父辈的慈祥对待过我,他虽然也有着普通中国人有的种种缺点,看到漂亮的女人就会心动,也喜欢享受特权,但是他有人性,至诚至性,而且有同情心。我写张瑜,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喜欢这个,尊敬这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张瑜,超过那些小说中电影中圣人化了的共产党员。
张瑜参加革命很早,他当过一个延安中央级人物,林枫的通讯员,是真正的红小鬼。他在劳动时经常给我回忆延安的事情,那些事情,经张瑜讲出来,真实得就像我每天吃饭一样,因为张瑜是用那种讲家常事,讲回忆,带着好笑的口吻讲出来的,不带一种政治色彩,既不神化它,也不妖魔它,他只是在讲他以前的一件事,像吃饭睡觉那样的平常。例如,他讲到在党校学习的时候,突然人都被集中到大操场上,操场的周围架起了机枪,对每个人开始搜身,张瑜说他吓坏了,他怀里正揣着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他将那个文章拿出来叠起来,压到脚底下,幸好,查的人没有让他移步,张瑜没有说查到会怎么办,他说这一切,都是将这些事作为应该发生的有些好笑的事说的,他根本不想这些事对不对,好不好。他也谈到抓特务,叫做抢救运动,每个人都要交代,交代得愈多愈大愈好,结果差不多每个人都变成了特务被斗,等到斗完了,运动结束了,再给每个人平反,这还不算,还让被定成特务的人出气,叫泄气卸包袱,轻装上阵。张瑜说的时候,常常学那些人说话的口气,非常生动。张瑜还讲了很多延安的俗事,党校做饭都用那种特别大的锅,有一次一个老鼠掉到粥锅里去了,捞出来后,不知是不是应该还给大家喝,当时物资很紧张,请示了一个蛮大的官后决定保密给大家喝。后来这个人被定成了特务,最后又平反了。张瑜也给我讲了很多阎锡山的事情,他对阎锡山非常佩服,说阎锡山完全学共产党,我们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他们也注重部队思想教育,守太原市阎锡山将棺材放在太原城上,意思是与城同存亡,太原攻得非常艰难,最后城破,阎锡山逃到台湾去了。

张瑜对我说了很多毛泽东的事情,那时候刘少奇还没有打倒,他对刘少奇非常敬佩,他说连毛泽东都非常敬佩刘少奇,毛常说,三天不学习, 赶不上刘少奇,他说的时候学着毛泽东的腔调,我至今记忆犹深。张给我说的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关于张国焘的事情,张国焘叛变后,他的妻子还在延安。毛泽东找他妻子谈话,问她怎么办,毛说如果愿意留在这里没有问题,如果她愿意去找张国焘,我也可以安排送你到重庆去。张国焘妻子想了半天说,我还是遵照中国人传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去找张国焘吧。毛泽东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希望的,他说,那很好,我这就安排,你去了后给张国焘带句话,不该说的不要说,否则我们总能找到他。这句话确实非常厉害,张国焘当年地位在毛泽东之上,知道太多了。毛泽东这句话封住了他的口几十年。

张瑜给我讲的事情很多,可惜年久了,我大多记不得了,他对我讲这些事时哪里有一点将我当成反动学生的样子,对他来说,他见的事太多了,他连问我为什么会打成反动学生都懒得问,共产党怎么搞运动,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了,一说起我的事,他就是感概,用一种怜惜的口吻说: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他真的非常难过。

 我最感动的张瑜是对我的真诚,别人对我讲话,对我最好的人也就是好好改造自己,将来还会有前途的,或者你表现不错,不要灰心,我一点也不歧视你们这些人等等,而张瑜从来不对我讲这些话,他完全将我当作与他平等的人对待,交谈时非常诚恳,加上他年纪比我大得多,对我的态度总有一种长辈对后辈的关心和恩爱。有一次,他非常严肃的对我说,我想告诉你,我是因为什么问题被下放的,否则外面的传说会使你误解。我非常吃惊,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只是一个来改造的反动学生,而他是党员,是共产党的处级干部。这说明他非常看重我们的友情,如果这能叫做友情的话,或者更确切地叫做亲情,因为他对我确实表现了一种父辈的慈祥,我深深感动。我常常问自己,我如果处于他的地位,我能够对一个劳动改造的人这样平等,这样真诚吗?我认为我做不到。

张瑜说:他原来是十四级干部,玉门市的公安局长和组织部长,那时的地委书记是刘长亮。他并不是自己犯错误被处分的,他的错误是他在兰州开会时看中了一个人, 这个人能说会道,能力非常强,他费了很大力气将这个人调到了玉门市,并加以重用,这个人来了后,贪污了很多钱,而且生活腐化,搞了很多女人,被逮捕法办。然后追责任到张瑜身上,张瑜被撤去职务,降到十九级,开除党籍,处分后,张瑜蹲到地上哭了起来,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全成泡沫。这时刘长亮走过来安慰他,说不要难过,是重了一点,等将来机会吧。所以张瑜对刘长亮印象很好。我没有告诉张瑜,就是这同一个刘长亮,调到北京石油学院当书记后,不懂业务,大搞政治运动,石油学院成为北京所有大学中唯一一个在六五年抓了十一个反动学生的大学。连当时北京市大学部部长宋硕都觉得多了,不肯批,但是刘长亮坚持一个不减。

二年后在复查案情时,张瑜被恢复党籍,调整到十七级。后来六零年左右,张瑜成为第一批去大庆油田建油田的元老,他分工管理生活,是当时管理生活的主要领导。几年后他就被下放到农场来了,而这次下放没有什么原因,他没有再犯什么错误。

我相信张瑜告诉我的话都是真实的,张瑜有着西北人那种纯朴和耿直,不是那种耍诡计搞阴谋的人。记得我们在抬麻袋时,王百川故意逗他,说他手上戴的瑞士罗马表是假货,我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老干部都非常重视有一块瑞士表,这可能是延安的风气,张瑜一生气将表扎下来,向地上用力扔去,让王百川去捡起来看看是真是假,王百川笑坏了,到处当笑话讲,可见张瑜之性格。

张瑜不知道的是他在大庆已经有了新对头,我从王奎选在背后讲这些下放干部的话中,听出来大庆的上面有人将张瑜视作眼中钉,只要有运动,一定会以他的历史问题来斗他。我觉得以张瑜这样直率的脾气,在解放后的官场中很难生存。果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第一阶段,刘少奇主持运动,抓反革命时,他就被抛出来了,大字报上除了他的老问题外,还将同情包庇反动学生也加上去了,说他在党支部会上公开为反动学生叫冤。我是纯然被作为打张瑜的炮弹发出去的,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在我离开农场时张瑜才告诉我,他曾经在队部的党员会议上提出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来管理XX,XX还很年轻, 不能那么凶恶, 将他吓的可怜兮兮,队指导员邵兰新听了他的话很不舒服,在会上争论起来了,但是张瑜在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一直等到我离开时才告诉我。到了刘少奇被打倒,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清理阶级队伍时,张瑜又被作为混入党内的坏人揪出来了,在丘德功被打死的那个斗争会上,张瑜被打得更凶,只是张瑜的身体比丘德功好,挺过来了。

张瑜身上有着一种坚韧,共产党叫做革命乐观主义,作为一个有着很长革命历史的老干部,又曾为比较高的位置,现在落到这种处境,我很少看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更没有见过他表示不满意。不过在地里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唱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
羁留十九年。
渴饮雪,
饥吞毡,
夜幕也无边。
心存汉社稷,
旄落犹未还。
历尽难中难,
心如铁石坚。
夜在塞上时听笳声,
入耳恸心酸。

转眼北风吹,
(苏武牧羊久不归)
群雁汉关飞。
(家书欲寄谁)
白发娘,
望儿归。
红妆守空帏。
三更同入梦,
两地谁梦谁?
任海枯石烂,
大节定不亏。
能使匈奴心惊胆破,
共服汉德威。

他唱的是中国的古调,就像古代读书人读书那样的长调,每一句听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歌声凄凉,催人泪下。

我曾经去过张瑜家中,他的妻子杨君,看上去应该是知识分子,身材娇小,能够看出原来长得不错,但是现在满面皱纹,那种愁容已经埋没了脸上应该有的所有神态。他有三个孩子,比车启轲的孩子大,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五个人挤在一间房子中,一个大炕占了半个房间,今天我回忆起那个住所时,我为中国上一代人流泪,他们曾经熬过的日子和艰难是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的。

张瑜是一个好父亲,就在那种处境下,他还想给孩子带来一些可能的乐趣。农场除了冬天时周末有一天休息外,在整个播种到秋收期没有休息日。后来文化革命爆发后,比较松了,偶尔会有休息,但是张瑜又被斗了,可是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确实出去玩了,张瑜带着三个孩子加上我。对于农场的我们,对于张瑜的处境,对于我的反动学生的身份,这次出游是何等的珍贵和奇异,以至于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不得不去写它们。这一定是在刘少奇被打倒,农场革命委员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时候是真正自由的时候,没有人管了,上班靠群众组织在指挥,有时间就可能拿到一个休息日。就在那时候张瑜决定组织一次出游,旅游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是个陌生的概念,我想张瑜想起它,可能是内心对于孩子的歉疚,在那个时代中,不但物质生活极其艰苦,而且运动不断,孩子生活在比大人还残忍的恐惧之中,张瑜想给孩子一些快乐,就想起了出游,我被邀请与他们一起去。那是怎么一次奇特的出游啊?我们没有目的地,没有车,背着一点吃的干馒头,拿着几根用树枝做的鱼杆,这种简陋的鱼杆如果能钓上鱼,那一定是旅游公司为了娱乐顾客专门饲养的笨鱼,为了加强出游的气氛,张瑜还让孩子戴上了不必要的草帽,对于北大荒的太阳来说,草帽实在是多余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催人泪下的出游,我们这群催人泪下的人带着催人泪下的东西走在催人泪下的旅途,最可怜的是我们离开农场的时候,队部那两只没有主人的狗,也自动地跟着我们参加了我们这些凄惨人的旅行,这一对世界上命运最悲惨的两只狗,那天是那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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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苦难石崖中挤压出來的铁汉车启轲 2019-01-22 15:26:35

这是 “格丘山下那一排排静静的树“ 书中又一篇力作, 此书修正版将在今年三月出版,请大家关注。


我这一生碰到的中国人中有三个人我最敬重,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第一个是鲍扬廷老师,他是鲍有光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我从他那里学习到怎么去分析社会问题,我已经写了他的故事。
第二个是我在大庆的领导黎孔昭,他是一个思想很深刻的人,他教我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我还没有写他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这里要说的车启軻,他教会我人在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和社会条件下怎么坚强的去生活。

车启軻的样子很怕人,你现在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他的脸上基本已经没有肉,看起来像是骷髅上黏了一层皮,而且皮是茶色的,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他不断在抽烟,他总是抽一种非常便宜的葡萄牌的烟,一天两包。

他是山东人,很早就参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来没有受过伤。后来又去朝鲜与美国人打,如果你与车启軻生活过一两年,你也许就会了解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我觉得共产党能够胜利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就由于有了一批像车启軻这样的军人,他们是真正的开国元勋。

我问过车启軻战争的事,请他讲些战争的故事给我听,他什么也讲不出来,讲的都是一些不上台面的记忆和断片场景,诸如:

拼刺刀时才真正摄人,只听到刺刀碰触的声音,和人被刺穿惨叫的声音;
淮海战役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对垒,两边都能看得到,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有花生米,还给我们扔过来;
还是淮海战役时候,他困极了,到处都是死人,他拉过一个死人当枕头就睡着了;
打完淮海战役,满山遍野都是死人,他以为天下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一进南京城,他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等等。

我问他朝鲜战场的事,他说的也不上台面,他说他从来不修工事,军官逼兵挖掩体,新兵在那里拼命挖,挖得精疲力尽,他找了个地方偷偷睡觉,其实他早看好了地方,等炮火一起来,趴到那个角落里,一点问题都不会有,那些拼命挖掩体的新兵反倒死了不少。与车启軻生活过相当时间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这些话,鬼精灵,这可能解释为什么他打了这么多仗,安然无事。什么阶级友爱对车启軻这样的人是无效的,在战场上能保护自己是第一原则。我在车启軻那里听到的战争与中国人小说和电影里大不同,没有仇恨,没有胜利,没有喜悦,没有吹嘘,没有所有我们想听到的事情,只有生活的场景和不连续的片段。

今天想起来,在战争这个题目上我与车启軻中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渊,我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提到战争,就会想起红旗飘飘,冲啊, 杀啊, 敌人如摧枯拉朽一样一排排倒下去,然后是胜利,英雄,和伟大的军事家,天才的指挥官等等,而战争在车启軻的脑子中是拼刺刀,是血,是残杀,是恐怖,是怎样求生存,根本没有什么英雄的故事和伟大的战役,天才的指挥等等,所以他根本没有故事可以告诉我。

有一件事车启軻想不明白,打完淮海战役后,部队休整,他拿到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可是有个问题,与他同时参军的同乡在战争中死了,他们来自一个村庄,死者又是独子,回去怎么说,连长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以后一起通知家属,就说他儿子在集训,过几天就回去了。车启軻一回到家中,不知为什么那个家庭立即就知道了,当天夜里就来见车启軻,问他儿子,车启軻照连长吩咐的说了,可是那一家不相信,他们说他们做了一个梦,梦到他们儿子浑身是血,来到家中,要父母去将他的尸体拉回来埋掉,说的那个收尸的地方与他儿子死的地方不差多少,车启軻这样的人是不相信鬼神的,但这件事一直困惑着他。

车启軻转业的时候可能是连级待遇,分在大庆油田管油库,这是非常重要的职务,有权有利,以车启軻的聪明怎么会栽在别人手里呢?严格说,车启軻是栽在东北农民的手里。

东北的农民与江南的农民不同,江南的农民小家子气,会为了一分钱,一把菜与你争执不下,而东北的农民能说会道,能进能退,很有做大事的魄力。大庆油田初开,这些农民打着红旗,敲着锣鼓,举着工农是一家,工农联盟万岁的标语,当然还带着杀好的猪来慰问,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物资短缺,大家都在饿肚子,看到这些猪肉,狼吞虎咽,吃的不亦乐乎。接着工农联盟每个月就来慰问一次,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不料几个月后慰问的农民开口了,要求工人大哥支援他们一些原油,吃了人家这么多肉,不给是说不过去的,油田领导反复研究叫车启軻开一些原油给他们,当然这些原油是不入账的。万事开头难,有了此例,下面就慢慢成为习惯了,国家当时处于三年灾荒困难时期,有这样的猪肉对大庆工人是很好的贴补。到了困难时期过去后,经济好转,四清运动开始了,办案的人追起这些不挂账的原油了,而批准这么做的通知是口头的,没有下文件,于是全部算到了车启軻身上,车启軻非常生气,我一个人能吃这么多猪肉吗?但是运动总要抓一个人来顶账,按照这个吃的数目,车启軻被枪毙也够了,所以运动开始非常厉害,车启軻告诉我,他准备了一把刀,与办案人谈到一半,他拔出刀来,插到桌子上说,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再要没完没了,我跟你一条命换一条命,那个人脸都吓白了,于是双方签了一个能交差的文件,就结案了,车启軻被撤职,下放农场,降级,但是党藉保留了。这恐怕是车启軻这一辈子吃的最大的亏了,他每谈起来就非常愤怒。

车启軻结婚很晚,我去他家中时,看着非常可怜,四个从二三岁到七八岁的孩子,老婆非常胖,一看就是能力不强的人,不是车启軻非常能干,这个家庭怎么维持,但是我知道他们过得不错。那时工人允许在门前种一小块地,可能没有一家的自留地有车启軻种得好的,对家庭是非常好的贴补。另外车启軻在管理场院,我被分到场院去的时候,发现车启軻抓小老鼠,开始不知道他干什么,后来发现他做了不少长长的木盒子,盒子一头用从场院筛子割下的铁格子隔成一个小房间,小老鼠就被放到里面,盒子的另外一个进口是畅开的,上面吊着一块大砖头,黄鼠狼听到里面小老鼠声音,就会从进口钻进去,一踩里面的板,门口的砖头就掉下来,黄鼠狼就跑不掉了。用这个办法车启軻每天都能抓到黄鼠狼,因为场院里黄鼠狼太多了。黄鼠狼是非常贵的,车启軻卖掉可以得不少钱,这件事当然只有我知道,否则大家都要红眼了,加上那个时候搞这样的副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犯法的。

北大荒非常冷,每家都要有火墙才能过冬,所谓火墙就是墙是空心的,一个炉子搭在房间的里面,然后烟道从火墙通出去,火墙就热了。砌炉子非常有讲究,炉子搭得不好,费煤,火墙也不热,车启軻砌炉子是有名的,省煤,而且火苗直往火墙里飘,火墙火烫。大家都来请车启軻砌炉子,我在旁边当小工,车启軻对我是不保密的,他一边砌,一边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必须放砖,惭愧我这个大学生,现在还是空气动力学博士,半懂不懂。

车启軻没有念过多少书,是艰难的战争生活将他逼成了一个猴精猴精的人,没有这种猴精,在那种战火弥漫和解放后的运动中他能够活到现在吗,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不是经院色的,不是逻辑的,而是来自残酷的生活,就像大自然中进化的很多有奇特特性的昆虫,来自残酷的生存竞争。我对车启軻的尊重远远超过学校的教授,教授的那种学问那种智慧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神秘,我完全能做到,而车启軻的很多特质我是无法学的,尤其他在那种困苦的自然条件下的坚强,自信和就地取材的鬼点子,给我打开了一扇学校和书本没有记录的阅历大门。

我现在的妻子们都惊叹我为什么能做一手好饭,她们不知道我的做饭技术是跟车启軻学的。我母亲做饭很好,但母亲认为男孩子做饭没有出息,所以从来不让我碰餐具。我与车启軻在月牙泡看鱼的时候,他教会了我做饭,在月牙泡,我们一起打鱼,回来他教我怎么煎鱼,怎么烙饼,所以我现在的做饭风格是大刀阔虎的军人式的,以味浓色重著称。

我与车启軻相处最长的时间是管理场院。车启軻的算盘打得非常好,将大粮库的粮食储藏帐目列得清清楚楚。他也是根据我的能力对我因才使用,在秋收最忙的时候,场院非常繁忙,而他只要我管一件事,其他所有的重担都由他一个人负担。我管的这件事非常简单,就是看住地里开来的运粮汽车,不让他们乱跑,将他们领到指定的地点卸粮。他的这个任命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场院最大的事故就是串种,地里的麦子有七八种,品种都不同,一旦混杂就会全部报废。让我这个其它用处不太大的人,死钉住这件事,他就没有后顾之患了。 

我管理这件事还是蛮胜任的,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司机不听话。很多现在的人
都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腐败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腐败,送礼,受贿,搞女人已经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穷,数目不是这样惊心触目罢了。那时的腐败除了当官的,主要有两个职业,司机和医生,他们利用职权早就开始敲诈勒索了,尤其司机,由于交通不便,很多人要求他们,他们以此搞搭车的女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只是没有人愿意去追究这些事了,吃了亏的女人也不愿讲,很多事就这样习以为常了。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司机是非常厉害的,我做这件事也常常被他们欺侮。
有一次来了一个卸粮汽车,我让司机开到指定地方去卸,他不但不听,还指着我骂了起来: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罗嗦,地里这么忙,你在这里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不断说好话,才将他领到应该卸的地方,卸车的工人过来将车一边的大厢板放开了,正准备卸,车启軻走过来了,他肯定听到了那个司机骂我的话,他摆摆手,让卸粮的工人走开,啪的一下,将车的大厢板抬起来关上了,做了个手势让车走,那个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问,不卸了?车启軻说你愿意开哪里就去哪里,我们不卸你的粮。那个司机软了,拼命说好话,车启軻连听都不听,摆摆手叫他走,然后自己走开了。

这件事直到那个司机请了他们的队长来讲好话才摆平了,从此我的工作好做多了。 

后来队部让我在场院过夜,看守粮食。秋收的时候每天夜晚场院都是灯火通明,直到半夜人才走空,这时诺大的一个场院变成空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阶级敌人看守粮食,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了壮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都打开,然后钻到用小杨木围起来的四面漏风的工具房中睡觉。我根本不相信会有哪个阶级敌人会来烧场院,如果有,我倒是担心当时被斗得昏天黑地的走资派。其中哪一个要想不开了,放把火与粮食同归于尽,这种可能要比那些在无产阶级铁拳下已经元气大丧,像落水狗一样在苟延残喘的阶级敌人要大多了。如果运气不好碰上这么一个家伙,我也只能认命了。反正这么大的场院看是看不住的,不如呼呼大睡,将命运交给上帝吧。

但是北大荒的夜又冷,风声又凄戾,我将很多麻袋盖在身上,重得喘不过气来,还是冻得发抖,半夜经常冻醒过来。 

车启轲夜深常来查场院,纠正了我将场院所有的探照灯打开给自己壮胆的愚蠢行为,他将探照灯全部指向场院外边的道路,这样外边来场院的人远远的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安全多了。

他每次晚上来查夜,看到周围没有人,就从衣服中拿出一根尚有余热的玉米给我,多少的慈悲和同情在这根玉米之中?须知,他结婚太晚了,家中有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门前的那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能给他多少玉米,对我来说,这根玉米比今后生活中多少东西都贵重。 

车启轲来时看到我有些怕,问我怕什么,我说狼,因为场院周围常有狼出没,车启轲说不对,狼没有什么可怕的,深夜碰到一个狼,它不一定伤你,人最可怕,如果深夜碰到一个单独的夜行人,那是最危险的。他说着,跑了过去,拿到一根铁器,他用力将铁器在地上敲了一下,然后说夜晚敲铁器的声音非常慑人,如果你碰上人,你就拿它敲地面,大声喝问,不能怕。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半夜里,挂起了大风,紧接着来了暴风雨,将场院盖粮食的伞布掀起来了,十几个从大庆来的秋收支援队的小伙子赶忙奔来了,他们在场院中飞奔,拉着被吹开的伞布想盖回去,但是就没有办法盖上去,这些伞布都是非常大和沉重的,加上巨风呼啸,根本无法摆布,情况非常紧急,要是粮食被雨打透了,就没有用了。正在这个时候,车启轲师傅从远处奔来了,他家离场院比较远,所以来晚了,他来了,看到这个情景,对着那些正在拼命拉伞布支援队的小伙子大叫:“都给我滚开” 那个命令像排山倒海那样气吞山河,在雷雨的闪光中我看到车启轲像铁塔站在场院的中间,狂风吹着他狗皮帽子上的毛在瑟瑟发抖,小伙子在他的命令下都放下了伞布,茫然的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我听到车启轲叫“小黄过去,抓住那个角,然后他跑到上风口,拉住伞布的另一头,开始借风力转起圈子来,我们转了一会儿,伞布被乖乖的盖到粮食上面。 

我至今想起车启轲说过的话,就是他说的人最可怕,和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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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泡的回忆,美食家李喜元 2019-01-21 12:28:45

注: 本文为我的新书修订本 “格丘山下那一排排静静的树“ 中的力作, 此书修正版将在今年三月出版,请大家评赏。 


我在月牙泡看水稻田的第二年,来了一个新领导干部,中学校长李喜元。

李喜元自幼参加革命,解放后退伍时是连级干部,由于能力不强,就被指任为农场中学校长。但是李喜元对教书和管理学校没有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饭和吃。李喜元参加革命前曾经在一个饭馆中学徒,后来参加了革命,做饭的兴趣却一直不减,经常在家里研究做饭的厨艺。他当了中学校长后,还是念念不忘做饭,文化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小将对他身为校长,不务正业,一心扑在做饭上深恶痛极,就在二个酒瓶里面装满了水,然后在两个酒瓶上绑上两根细细的尼龙绳,挂在他的脖子上游街,胸上写的牌子是蜕化变质分子大馋鬼李喜元。 

我就是在他游街时头一次注意到他的,矮矮胖胖的,四十多岁,红光满脸,看起来有些男人女相,说起话来软绵绵的,没有一点男子气。当然当时我没有想到我们后来会在一起工作,成为好朋友。 

李喜元被斗了一通,除了好吃以外,没有别的罪行,所以就将他赶到月牙泡来种水稻了。李喜元是党员干部,虽说是走资派,但是比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和其他历史有问题的下放干部还是地位高,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中他是领导。

李喜元是东北人,对种水稻一窍不通,加上其他几个人也不懂怎么种水稻, 所以种子一入地里后,就不知道怎么管理了,大家都看着李喜元,李喜元倒也不着急,就像他管理中学,不管教书一样,每天只管吃的事情,将水稻摔到九天云外。

首先我们这几个人,都不太会做饭,讨论下来,只有李喜元做饭最合适,问题是我们这个水稻班子,一天没有什么工作,吃完饭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如果李喜元做饭,那么不就成了领导一天到晚在忙,伺候被领导分子,而被领导分子坐享其成,看起来不就有些不三不四了吗?

好在李喜元倒也不在乎这些,每天三餐,他开开心心地给大家做饭。

那时候生活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面粉和地里长的蔬菜,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可是李喜元总是能做出各种花样来,给大家惊喜。 

一到吃饭时,就成了李喜元炫耀自己本领的时候,不像农场做的馒头又大又粗,李喜元的馒头就像橘子这么大,一口一个,吃在嘴里又鬆又软,像蛋糕一样。这时候李喜元就会用筷子夹起一个馒头来,在大家面前晃来晃去,“这样的馒头,不要说你在北大荒看不到,就是整个黑龙江也别想吃到。” 像我们这些一点不会做饭的单身汉,真心的佩服到五体投地,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李喜元那个得意,溢于言表。可是那些已经有家的人,就有些不甘心了,向李喜元讨教,李喜元说他做馒头从来不揉面,大家将信将疑,也无法验证。技校毕业的李技术员就开始偷偷学,李喜元做饭时,他就躲在外面看,有一天李喜元不在,李技术员郑重其事的告诉大家他知道李喜元做馒头的秘诀了,他说他确实不揉面,他亲眼看见李喜元在馒头里包干面粉,我们都不相信,就希望李技术员哪天试一下,后来李喜元回队里去回报工作,我们就让李技术员试一下,李技术员也满怀信心的照他偷看到的,不揉面,包干面粉的方法照样来了一次,谁知蒸出来的馒头成了一个个死疙瘩,根本无法吃,李技术员一脸困惑:“怎么搞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也莫名其妙。我猜想李喜元知道他在偷窥,故意误导他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蒙在鼓里。

李喜元的做饭技术到底有多好,因为当时物质秉乏,只有白面和白菜土豆,我们检验不出来。可是由于他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他的兴趣是在吃上面,所以我们这个种水稻小组的话题中心也就围绕在吃上面了。尤其到了黄昏的时候,天慢慢地暗下来,月牙泡的水面在夕阳下粼粼闪动,远处的格丘山和卧虎山的姿影慢慢地愈来愈模糊,在黝黝的黑影中,我们各人的面相就变得模糊起来,那些离我们几十里外的农场本部的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厮杀声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时候李喜元思维中的爱好和诱惑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慢慢随着夜色降临浮了起来,我们的精神会餐也就开始了。总是李喜元先说起来:“这时候要是有一瓶高粱就好了”,他的嘴咂动着,仿佛在吸酒的清香。李技术员说:“最好是二锅头”, 老张说:“我喜欢汾酒”,李喜元坐不住了,为了加强他说话的渲染力,他做出了一个手势,“二锅头和汾酒算什么,酒中之王还数茅台”,老车站起来了”不对,茅台徒有虚名,泸州老窖那才是真正的酒,这里只要放一杯老窖,走到老远都能闻到香味”,李喜元也站起来了,他有些激动了:“老窖是不错,但是比起五粮液,就不算什么, 真正的好酒是五粮液,我当年在庆功会上尝了一下,至今天都忘不了” 他的嘴脉动着,仿佛还能尝到余味……。除了我在旁边张大嘴听着,所有人都卷入到辩论中,情绪愈来愈热烈,达到高潮时,大家的声音愈来愈大,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

最后当天完全黑下来时,大家都有些疲倦了,讨论慢慢冷下来,最后停下来, 各人去睡觉,留下那张空荡荡的饭桌,孤零零的亭立在黑夜的阴影中,上面什么酒也没有。

这样的精神会餐乐此不疲,在我们种水稻小组中过些时候就来一次。也有的时候李喜元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也都是与吃有关的,往往还带有传奇色彩。例如他讲过一个做鱼的故事。 

他说,清朝灭亡后,到了北洋军阀时代,那时候市场空前繁荣,饭馆到处都是。话说沈阳的饭馆盛行门前挂灯笼,一般的饭馆挂一个灯笼,好一点的饭馆挂二个灯笼,自己认为了不起的饭馆挂三个灯笼,没有饭馆敢挂四个灯笼,因为四个灯笼的标准是客人点什么就要做什么,否则就要被砸牌子。但是确实有一家饭馆挂起了四个灯笼,生意非常兴隆。

有一天,这家饭馆来了一个长相清翟的老者,六十多岁,背上背着一个小包,衣着简朴。他进来后不慌不忙的将饭馆看了一下,才慢慢走到柜台去了,看到一个戴着金丝圆眼镜的人坐在那里,知道是账房,就说,先生,我能不能在这里混碗饭吃,账房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知道我们这里挂的几个灯笼,老人平静的说四个,账房说既然知道是四个,你来找工,必有什么绝活,老人说,我没有什么绝活,年纪大了,只是想混碗饭吃。账房说,我们这里不随便用人,看你年纪大了,不能回绝你,如果你愿意就到伙房去当个零手吧。老人说,好。 

账房就将大班叫来了,叫大班将老人领到后面去,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领到伙房去安排一些零活给他做。老人的行李很简单,就一个背包,安置好了, 大班就让他择菜和洗菜,老人干得很认真。过了几天,账房想起老人来了,就问大班怎么样,大班说蛮老实的,一点不偷懒,账房说那就行了,让他干下去吧。

老人干了一个月,突然对大班说他不想做了,大班说可以,你去前台与账房结账吧。老人到了前台,账房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不做了,但也没有问,给他将工资结了,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老人说明天早晨。账房说你虽然在我们这里只做了一个月,但是我们这里的规矩是不管做多长,走的时候,可以任意指定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老人淡淡的说不必了,如果你不介意,请让我每天早上走的时候,自己做一个菜,吃完了我就走了。账房听了目瞪口呆,这话可不简单,大有轻视本店的意思,就说好吧,我告诉大班,原料你任意用。老人走了,账房将大班叫来,让他注意明天老人做什么菜。

第二天清晨,老人将背包扎起,放到床上,舀了些米,蒸了一小碗饭,然后到活鱼池里捉了条鱼,洗了放在一个盘子里,大班念着账房的嘱咐,不一会儿来看一下,看到桌子上的饭没有动,满满的,鱼放在盘子里还没有做,鱼鳞还在上面,就放心去干活了,然后他又回来看了几次,发现还是老样子,就又去干活了,最后他又来了,觉得有些不对,就走到桌子边,用手碰了一下鱼,这一碰,他吓坏了,原来鱼轻飘飘的,只是鱼鳞,里面的肉没有了。,就问大家老人呢,旁边的人说早走了,大班说你们看到他怎么做的鱼? 大家说,没有,只是看到他坐在桌子旁和鱼亲嘴。大班知道碰到高人了,就去报告账房,账房找出了饭馆中的头号大厨,此大厨平时是不做菜的,专门养着,对付外面来挑战饭馆的对手,头号大厨说,在他学艺时,听到师傅说江湖上有人会做这道菜,吃的时候是用嘴吸的,他也不会做,账房听了大为懊丧,知道自己错过了奇人,急让大班去追,大班说,人早没影了,到哪里去追。

这个故事我是五十年前听的,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它的魅力。所有这些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中医,武功,哲学和文化一样都披着神秘的色彩,听起来令人神往,但是经不起推敲,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与它的基因排列方式有着关连,也许有一天科学家能够解释出来。

终于李喜元有了真正露身手的机会。农场杀猪了,我们几人分到了一斤猪肉,这一斤猪肉是不够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吃的,大家讨论下来决定去采些蘑菇放在里面。我们在桦树林下面采了些蘑菇,是那种小小的蘑菇,白里带一些红,板开来看,里面有一些小虫子在爬,这样我们就放心了,有虫子吃的蘑菇应该没有毒。 

李喜元拿出了浑身解数来做这个来之不易的肉墩蘑菇,做好了后,放到桌子上,香味令人馋液直流,李技术员迫不及待的先尝了一块,尝了后,直叫,好吃,好吃,但是马上他脸色就变了,他说不好,我要吐,他跑到远处去吐起来了,老车说可能蘑菇有毒,你们别吃,让我尝一点,他尝了后,也要吐,这样我们不得不将做好的菜倒掉了,我的心到了三四天后还是痛的,一吃饭就仿佛看到那盆肉墩蘑菇还在卓上,说实话我很懊悔,我应该拼着吐,也要吃几口。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等到了真正尝李喜元手艺的机会,我们从总部搞到了一个挂网,几十米长,我们就在月牙泡的中心,拦上了这个挂网,月牙泡是一个小湖,二百年前,这里的一次火山爆发,形成了以格丘山为首的十二座火山,和五大莲池,相比于五大莲池,月牙泡小多了,但是也有北京北海的面积,从对岸望过去,树木依稀可见。由于火山和地震,月牙泡的湖底不是平的,也是悬崖转石,深的地方有几十丈,浅的地方,目可见底。显然这个千年野湖,从来无人捕鱼,里面必有大鱼戏游。我们下网的第三天早上去看,发现那个网在湖面上乱跳,老车说,有大鱼了,起网一看,是鲫鱼,足有二斤,李喜元说,野鲫鱼到这么大,要长非常多年,是非常罕见的,也只有月牙泡这样的湖里才有。

那一天我们享受了终身难忘的美肴。

李喜元做的鱼不是走的味道浓烈,色彩鲜丽的路子,与我母亲的手艺非常相像,这是清淡,初吃平常,但余味让人回味的厨艺。这种路子,在饭馆和宴席是不常见到的,而是平常人家的做法。饭馆和宴席急于讨好食客,所以风格张扬,夸张,刺激,而我母亲出身地主,旧中国很多地主强调,勤俭,克制,节己的家风,母亲地上掉一粒米,必捡起放到嘴里,于此种道德中发展的烹调文化是中国千年农业立国的精髓, 这些东西世代由人和风俗相传,相互封闭,是不见文字的。而这些属于中国根本文化的东西被共产党杀地主一齐埋进坟墓,使这个国家的文化出现了断层,这就是今天后代人在所谓的中国古镇,中国寺庙,中国饭馆看到的金碧辉煌,大红大绿,刺人眼球的在想象中国文化中复制出来的挫劣膺品,而中国文化的真正精华已经没有人再能复原。

我至今吃过的最好的菜仍是母亲做的野鸡烧一种野菜,这种野菜市场上非常难见,乡下农民偶尔会带到城里来卖,母亲必等到这种野菜,才做这个菜,它的鲜美使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查遍菜谱也不见这个菜的名字,当然饭馆中更是不可能见到这种菜的了。李喜元做的鱼使我怀念起母亲来了,我一边吃,一边难过,当然别人是无法察觉的。

那天李喜元看大家吃得高兴,话也多了起来,说起他平生特别得意的事情来了。 
他说当年解放军攻打哈尔滨市,他与战友们纷纷一起抒发进了哈尔滨的心愿,
李喜元的心愿就是要去哈尔滨最好的饭馆,一个叫什么楼的地方,好好吃一顿。部队进了城,他拉了几个战友一起去了那里。李喜元点了一个浇汁鱼。过了一会儿鱼端上来了,李喜元没有吃,端起来用鼻子一闻,然后对着伙计说,端下去,伙计没有明白,说,什么,李喜元仍然面无表情,眼睛看着天,手一挥,说,端下去,那个一本正经和神气的样子,令我今天回忆起来不禁莞尔,伙计还是不明白,你说什么? 李喜元说你不明白,回去对大师傅说,我说端下去。正争执不下,饭馆老板看到是穿军装的人,不敢马虎,上来说好话,你这位同志,我们现在客人多,菜做得不一定达到标准,请你能包涵一下,李喜元说,你这么说,我也就算了。正说着,大师傅听到外面吵,也出来了,二话不说,拿鼻子一闻,自己端走了。过了一会,大师傅重做了一个鱼,自己端上来了,这还不算,还另外做了一个菜,说,请你尝尝我的这个菜,我送你的。大师傅认为遇到知音了,特别高兴。李喜元说到这里,那个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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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老实人不欺负罪过 2019-01-18 07:56:21


注:本文为我的新书修订本“格丘山下那一排排静静的树“中的一篇,此书修正版将在今年三月出版,我将陆续选择中间的几篇短文在网上发布。


文化大革命时期,东北流行一句话:“看到老实人不欺负罪过”。那个年头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改革开放后是不是还是这样的,我就不知道了。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时候我在看场院,每年秋收的时候,大庆就会来一支支援队来帮助秋收,那一年来的是大庆供应指挥部的工人。有一天大家干了一会儿活,停到凉棚里休息。 

有一个老工人,五十岁左右,一看起来就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不善辞令的人,可能是休息够了,就拿起地上的木掀,扛在肩上向场院中间走去。这时坐在他旁边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工人,看起来还是孩子模样,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在中国底层有一类长得玲珑机巧,说话声音像京戏里面口齿清晰流利的跑堂和店小二(丑行)的人,声音有点尖细,他看到那个老工人站起来走了,就叫起体操的节奏口令来了,“ 一,二, 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那个老工人,不由自主的就顺着他的口令和节奏走起来了,那个样子就像好兵帅克一样非常可笑,将大家乐坏了,都捧腹大笑,那个老工人走了一会儿非常不高兴, 就停住了,走回来,向小伙子抗议,小伙子不说话,老工人又转个身向前走去,小伙子又叫起来了:“ 一,二, 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老工人又掉到他的节奏中去了,他愈是想抵抗那个口令,结果就更加无奈和不可自主的掉进去了,那个样子非常可怜,但是没有一个人对他同情,来制止那个小伙子, 都在捧腹大笑,这下那个老工人完全愤怒了,就回过来,对着孩子又蹬脚,又举手,大叫了一会,看那个孩子不声不响,又回过头走去了,谁知小伙子又叫起来了:“ 一,二, 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 老工人又掉到他的节奏中去了,这次老工人也不抵抗了,就顺着他的节奏走的场院中心,一个人默默地干起活来了,样子非常可怜。

这个老工人的年纪可以做那个年轻工人的父亲了,当时没有一个人对那个小伙子的行为感到愤怒,对他规劝,相反,大家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到了国外后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美国或者其它任何国家,也许理解了这个故事,我们就会多理解一点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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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件当年的真实事情 2019-01-11 20:17:10

90年代我去医院碰到一个台湾人, 谈到统一的问题, 我们有下面对话:

台湾人: (一付踌躇得意的样子) “ 大陆太穷了, 我们跟他们合并太吃亏了”

我: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大陆比你们富了, 就可以合并了”

台湾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 如果你们这种满脑子钱的目光,你们绝对不是大陆的对手。


不是这个台湾人迂腐, 那时, 美国的华人基本都是反共的, 对刚来美国的大陆人一付看不起的样子, 认为大陆人都是穷鬼, 可是二十年后(川普上任前), 美国的形势都变了, 反共的美国华人消失了, 到处都是爱国侨胞, 大使馆一声号召, 马上上街游行。 

当然再讥笑大陆人穷的没有了, 代而替之的是大陆人没有教养, 中国大妈到处撒野(:), 其实大陆人现在的状况, 香港台湾刚起步时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有教养的, 你看五十年代, 香港的照片, 高楼的窗口都挂着一条条裤衩, 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有教养的。



人啊人, 很多事情是一言难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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