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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  
我的网络日志
恶到极点必成妖,邓文迪是国宝 2018-01-17 22:46:45

恶到极点必成妖
妖到玄妙就是仙
云雾高处显神通
小民看得目口呆


在我们这个以欺骗和说谎为主调的时代,政党,国家和民族, 这样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她比雷锋更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目前这么用法是浪费人才, 习近平应该请她回去, 当高级党校特聘校长,培养我们年轻的女人, 可以开很多课, 
1. 怎样诱惑有妇之夫
2. 这样诱惑政治名人
3. 怎样偷偷生孩子
4. 怎样老而有魅力
等等, 然后派至世界各地, 传播中国文化。

其实民运也可以请她讲课,这种特殊人才的作用不限政治观点, 民族, 和地域。
1. 怎样打入美国上层
2. 怎样弄钱
3. 怎样将男人搞的糊里糊涂, 得到政治目标。
这些实战本领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女人顶十个范冰冰, 顶一个解放军军团, 顶民运五个党, 是国宝, 比送十个熊猫到世界还厉害,有这样的奇才,本世纪中国要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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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欺骗风正横渡太平洋向美国刮来 2017-12-24 14:25:37

虽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毛病, 但是这些毛病往往打着民族自己的烙印,如果恐怖,大部分可能是中东的第三世界盟友, 如果欺骗,大部分可能是中国同胞, 如果拦路抢劫,大部分可能是我们的黑人兄弟。 

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 对白人和他们社会的诚实和对人信任印象非常深刻, 记得刚到美国时到美国商店退货,人家原因都不问就拿下。我在公司工作时向老板请个短假,要说原因,老板打断我说,你不必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你需要多长时间就行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继女得了癌症,老板知道了对我说,你因为继女的事情要离开,不必向我请假。


这个风气也慢慢影响了这里的华人,我在北卡住的时候,开始只有一家超市大亚洲,是台湾人开的,后来大亚洲扩展门面, 搞装修,里面乱七八糟,这时候一个福建人开了一个新超市美亚,大家都涌到美亚去买东西了,等到大亚洲修好了,也没有多少人去了。这个大亚洲老板娘很厉害,沉住了气在找对方的弱点,准备出击。 不久后我们社区的公共EMAIL中出现一个匿名邮件,里面以顾客的名义指出美亚将顾客都当成贼,老板的妈妈穿得像个中国小乡的地主婆一样,在店门口用非常不好的目光在审视每一个出去的顾客,大家去一看确实是这么回事,感到受了侮辱,慢慢都不去了,等到美亚老板发现这个问题, 将老妈赶走,顾客也不回去了,我没有怀疑那封邮件就是大亚洲老板娘或她同伙的作品。

但是不是美国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我刚搬到加州时去超市,那个受银员居然还到我小车里的手提包中去专门看了一下,我很不高兴,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脸红了,给我解释说,经理要求这样,我只能做。不过我怀疑他的这种检查只限于对亚裔人。后来我在加州待长了,也就适应了,这里很多超市门口都有一个人监视,我想不能怪人家,这里亚裔人多,顺手牵羊的事多了逼出来的。

如果这些行为都是防御性的, 那么最近碰到的事, 我闻出乡土气息了。 

先是找房子,我想换个稍大的房子,就在craigslist 上找,发现了一个豪华公寓,有详细的房间照片,价钱非常便宜,就去信了,马上受到房主的长篇回信,那个英语水平充满我的家乡人情味,大意说,他得了一种病,需要长期在山区疗养,一时回不去,他希望找到一个爱惜和保护他房子的人居住,房价低没有关系,信用要好,和爱护房子。我当然喜出望外,立即回信,并要求看房子,他又回了我一封感动人的充满我故乡味道的,但是英语水平极低的信,并寄了正式申请书(PDF)让我填写,我填写了送去了,他又立即来信,祝贺我被批准住他的房子,那份寄来的合同非常正式,合乎标准格式,让我1月1 日搬进去,下面打着他的银行帐号,让我打$2500给他,他收到后立即将钥匙寄给我,他在山区不能回来。我开始有些怀疑了,就到那个公寓去找那个房子,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门卫很不错,他看了我的合同后,就查房主的名字,发现不一样, 然后为了证实,我们一起去敲那个门,里面的房主对此事毫无知晓。回来后我很生气,就给FBI 填了个举报。但是后来想想,这是没有用的,美国FBI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操作,哪里有精力管这种事情。后来我在craigslist上又碰到三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在演戏,我也不大惊小怪了,也不去报告FBI 了.


如果这些事我都逃过了一劫, 那么下面就该我倒霉了.

我到大华超市去买东西, 那里的停车位总是很挤,我买完东西,与妻子上车,就倒车,我倒车有个习惯, 怕我没有看清楚,就轻轻倒一点点,如果有疏忽,别人也来得及警惕, 可是这次坏了,我那么轻轻一倒, 就听到崩一声,撞上什么东西了,我马上下车, 一对亚裔夫妻已经青着脸在等着我了,我一看,我的车什么伤都没有,他的车角上有巴掌那么大的掉漆,中间有个手指大的小坑. 另外他的车到处掉漆,旧得二千元都没有人要. 我想这么小的事故, 找警察来拿张票是不明智的,叫保险公司赔几百元, 然后大涨我的保险费,更不明智,所以提议私了。我说给你一百元,可不可以,那二口脸铁青,非常凶, 一付愤怒和他们倒霉的样子, 用一种不屑的眼光看了我一下,用很流利的英语说五百元,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价钱,说明他们非常了解行情,美国的BODY 铺 不管活大小, 一要就是五百元, 我说很对不起,我只有一百元现款,他们说支票也可以,我也没有带支票, 就与他们商量, 二百元,三百元,四百元, 他们无动于衷,那个表情砍铁截钉, 凶极了,没商量,我只能到ATM 机器上取了五百元给他们。我取钱时,女的紧紧跟着我,男的看住我的车,分工得清清楚楚,一点不用商量,看来已经形成规矩。

回到家中,我愈来愈认为这是做的局, 夫妻俩个虽然英语不错,但是脸相和风度都是我的同胞,应该没有错。 

中国的欺骗风终于慢慢的刮到美国来了,那是很可怕的:

一个德国记者说:“一个敢卖给自己同胞有毒食品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看看那些被碰瓷的人,看看那些因搀扶倒地者而被讹诈的人,难道我们这里将来也要这样吗?

记得我当时选川普当总统时,真正的理由就是希望他能保持住美国这块土地的诚实和人的信任。是的,我们希望世界大同, 希望民族平等,但是在美国实现这个多民族共居的美国梦时,怎样保护它这个土地,不受外来民族的恶习污染,是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和祝愿,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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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三) 徐进事情 2017-12-17 22:14:23

徐进是第一个到LAMAR 的。他来的时候二十多岁,攻电机学士学位,依我做过教师的目光一眼看去,瘦高个,带付眼镜,应该是那种在班上总考前名的会念书的学生。 

徐进父亲解放前是中共东南亚的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任福建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在文革中遭到非常惨烈的批斗。那时徐进只有三四岁,父母被拉出去斗,他蜷缩在家里的柜子里发抖,没有吃的,饿得发昏,没有一个人来管他,这个记忆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他童年的脑子中,难以磨灭。他还没有懂事,已经遍尝人的凶残,冷漠和自私。 

一个人童年的残酷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个性弱的人会变得懦弱,个性强的人会变得铁石心肠,冷眼对世界。记得我在北卡时与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邹先生于此有过一段对话,我谈起当官的应该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对穷人,底层人的同情和关怀,邹先生反驳我说,这是不存在的,习近平,他突然提起了习近平,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习近平来说事,因为当时是胡锦涛当政,习近平并不出名,比他风头健的大有人在,现在回忆起来,邹先生毕竟在党校教书多年,有很多内部消息,习近平将接班,他们可能早有风声,他说习近平当年父母被斗时,他形如孤儿,衣衫褴褛,沿着长江要饭,从上游要到下游,谁给过他同情和关怀?得到是人世的白眼,唾弃,势利,尝遍的是生存的酸甜和苍凉,如果有一天他当政了,他为什么要给这些衣衫禽兽同情和关怀,他可以做一百件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其中不会有一件是对这些禽兽的关怀。是的,仔细看习近平的像,初看是一种憨头憨脑,细看有一种执拗,一种超出西北人性格的冥顽不灵。 

徐进告诉我,他恨毛泽东,他将幼年的不幸大部分归罪于毛泽东,他牢记着父亲临别时的话,孩子去吧,好好念书,学一门技术,永远不要去搞政治,如果能留下,就留在那里,不行的话,记住这里还有你的家。他确实勤奋的念书,念得非常好。也不太与别人交往,只是在吃饭的时候, 与台湾同学在一起,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台湾同学,他就大骂毛泽东,等到我们大陆同学陆续来LAMAR了,他不再骂了,但是留下了沉重的恐惧,他非常害怕他骂毛泽东的话会传到大陆同学那里去,再传到领事馆去,将他抓回去。今天人对徐进的这种恐惧难以理解,但是八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余威尚在,人们对当年因对毛泽东语言不敬,甚至不小心说错话, 弄坏了肖像而死于非命家破人亡的记忆仍刻骨铭心,所以徐进的这种恐惧我完全理解。徐进对我非常信任,每当对我说起这种担心,我总是安慰他,但是我觉得我无法完全消除他心中这些疑虑。我也没有想到这些疑虑会对徐进以后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完全用逻辑和推理说清楚的。

徐进出现剧烈的变化是82年的寒假, 老贾受他父亲过去的老朋友的邀请到美国北方的一个家庭去过圣诞节。老贾走后引起了徐进的极大不安,他一再来问我老贾去哪里了,我告诉他老贾去他父亲朋友家过圣诞节了,他就是不相信,他对我说,他相信我是老实人,但是老贾不是,他是中共的密探,一定是去领事馆汇报他在台湾同学那里骂毛泽东的事情了,我向他以人格保证没有这个事情,他还是不相信。

天下确实没有全好的事情,我一直羡慕老贾威严的仪表,不要发脾气,大家就尊重他,害怕他,而我就不行,常常为了事情的不公平,气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人家, 包挂我的孩子都常常不买账,要是能像老贾那样多好,和蔼悦色的就让大家服服帖帖。
老贾的脸不仅威严,有时让我想到莫扎特在深夜受到一个像僵尸的人委托写安魂曲,那个像僵尸的脸令莫扎特无限畏惧,认定是冥王派来的听差,写完安魂曲就死了。 

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一件事,为什么徐进会这么害怕,以至于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有小赵的功劳,小赵那次看到老贾枕头下的领事馆信封后,对老贾无限尊重,听话,但内心一定不快乐,他是不是将自己的发现和情绪传染给了徐进,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对徐进的这种恐惧无法自拔,愈陷愈深,非常不解,莫名其妙。 

下面我开始了一段很麻烦的日子,徐进愈来愈不正常了,一天要打几次电话给我,反复不清的问我老贾去哪里了,而且语言越来越无伦次,我断定他已经疯了,就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生活已无法自理,就是和我纠缠老贾去哪里了,我给他打了饭,但我是没有力量来照顾他的,我就将大陆的同学都找来了,我的本意是大家轮流照顾一下,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小赵说话了,我们各人都忙得很,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小赵认为,应该联系领事馆,让领事馆解决。我不是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我总觉得徐进只是一时卡住了,过几天就回过来了,不想将事情搞大,所以我们的讨论不了而终。 

回到宿舍,我又接到徐进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变得非常慑人,他说他要投奔自由世界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说着电话突然断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要投奔台湾?

现在为了下文的继续,我要介绍一下背景资料。八十年代初的台湾完全不是今天这付熊样,还雄心勃勃的与大陆要一争高下,他们打的牌是以台湾的民主自由对决大陆的专制,所以初到美国的大陆学生和学者成了他们争取的目标,只要有一个大陆学生和学者投奔台湾,中央日报就在头版头条以反共义士的称呼加以报道,造成轰动效应,以此证明大陆人士向往台湾的民主制度。我在美国的二年,前后大约有十多个大陆人投奔台湾,成了反共义士。 

我觉得我只能打电话给领事馆了,我实在不愿意打这个电话,在我印象里,那是个是非之地,最好不要涉足,但是目前的事情我觉得不告诉领事馆是不对的,因为徐进疯了,不是真正要投奔自由世界。

我拿起电话来手都有些颤抖,不知道接我电话的是何方神圣,没有想到接我电话的这个教育领事比我还反动,以后我们臭味相投,在电话里一起交流在美国见闻和心得,大骂中共和大夸白人(不是美国(:)), 他原来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外国文学教授,不知怎么搞来当教育领事了。记得一次我在电话里谈起最近碰到的一件不太悦心的事情,他连想都没有想就说这一定是黑人,白人不太可能这么做,所以此公对美国白人的崇拜比我有过之无不及,我们都没有在美国白待。那天在电话里他详细听了我的报告,他反复问我是不是肯定徐进疯了,我说肯定,在我与领事谈到一半的时候,三四个台湾学生进了我房间,我只能将电话挂掉,这几个台湾学生平时都与我很熟,现在半夜跑来与我大谈大陆的风景,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将我控制了,哪里也去不了。我表面上不得不陪他们聊山海经,实际心急如焚,不知领事馆明白不明白为什么电话突然断了,也不知领事馆下面决定怎么办。 

后边的情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黄安林来了,她怎么来的,是我叫的?还是她听到风声来帮助我?不过她来后我情况好多了,我变得自信了,毅然做出决定,告诉这几位台湾同学,如果他们是为徐进这么做的,那是没有必要的,徐进生病了,他疯了,台湾同学假装不明白,我说我要打个电话,让黄安林陪他们。我就到卫生间里去与领事馆打电话,我告诉领事馆几个台湾同学突然来了,在我房间里,估计徐进已经找了他们,要投奔台湾了。我还告诉领事,我对台湾同学说徐进疯了,不能当真,但是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不太相信我,领事馆仔细听了我的电话,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怎么办,叫我有新情况,就立即告诉他们。

后来这些台湾同学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到我很不好意思,他们显然已经知道做了一件傻事情,而且现在全部台湾同学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徐进昨夜要求投奔自由,他们的头领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在中央日报上又产生一个反共义士,立即将几个主要大陆学生控制,又定了加急机票,几个人送徐进立即去台湾,可是到了机场发现徐进语无伦次,不像正常人,显然搞一个精神病人到那里当反共义士,是架不住记者访问的,所以又将徐进拉了回来。现在他们看到我羞愧难当,脸非常尴尬,我倒是没有什么,这种误会在我们这两个手足兄弟中常常发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我将新情况告诉了领事馆,次日,教育领事和另外一个中国官员来了我们学校,他们带了不少我们中国学生来美国必带的宝贝,诸如景泰蓝,双面绣之类的东西,去见校长了。回来后,他们告诉我,学校态度非常好,他们答应后面徐进的生活全部由学校负责,直到徐进家人到来。然后他们回去后会马上联系徐进家人,我如释重负,卸了一付担子。

几天后领事告诉我,他们联系到了徐进的叔叔,他在泰国,将过来接徐进去泰国。电话结束时,领事加了一句,他叔叔不简单,银行的数字是八位数,领事显然非常惊奇,那时候中国人都穷得很,这是天文数字。我倒是不奇怪,我从徐进告诉我的情况看,他父亲解放前是中共在东南亚的负责人,那么他叔叔很可能也是这一条线上的。 

徐进事情真实和完整地记载了一个,中国刚走出暴政,经济各方面都处于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人们心里载负着前一时代的伧伤和包袱,远离家乡,在天涯海阁寻找出路的悲痛故事。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在那个年代,在远离中国的它乡,所发生过的悲痛故事,应该远远不止徐进。


后来我与领事倒是成了朋友,因为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以及对待西方人文的继承上我们看法非常一致。有趣的是,我1983年回中国时经过旧金山换飞机,居然在机场碰到了他,然后我们就在机场一起抨击中国,交流在美国得到的心得而忘了时间,最后我突然发现上机时间快到了,我说我们赶快去找中国民航,他说不要找,走过去,哪个最乱,不排队的就是中国民航,我听了感到好凄凉,我知道,这是一种伤心疾首的倾诉。 

飞机上,在莽莽的云雾中,我向下俯瞰,美国大地上楼房星罗棋布,山河蜿蜿蜒蜒,我的心在说,别了,AMERICA,谢谢LAMAR,谢谢得克萨斯,谢谢美国,你让我看到了一片我从未见过的土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和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类。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几年后,我会重新回来,变成它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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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一)初到与大陆同学 (下) 2017-12-10 21:36:57

黄安林的后面许有高人指导,例如她一来这里就选择电机专业,而不是其他工程专业,当时工程专业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唯有电机是个例外。过了几个月,黄突然对我说,她要换专业,换到计算机的人工智能专业,我更肯定她后面有高人了。如果转到这个专业,她就不要面对这么多的数学了,而且将来毕业后的就业前途极为光明,报酬也高。计算机软件至今为止只是一种用搭积木方法构成逻辑的艺术,不成为一门科学,不像其他科学需要非常严格的基础学科训练。我认识一个女牙医,到了美国,看看计算机专业那么火热,挣钱多,就去学计算机,拿了个学位,去干IT,过了两天,觉得还是牙医赚钱容易,又回去干牙医了。她这样肆无忌惮,视入行业如无人境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还不是欺负计算机里面没有真学问。你让她进进电机,机械,物理试试,断无可能。很多文科的人到美国改学计算机,都没有困难,但没有改工程的。再看看举世闻名的所谓精英集中的硅谷,那些所谓声振屋瓦的公司,竟然将年纪大的人裁掉,专招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什么?因为它们这个行当,不要大本领和扎实的基本功,只要能记住新东西,脑筋快就足够了。所以那里集中了印度人和亚裔人,决一死战,这种报酬高,本领不大的地方,成了这两个民族拼死拼活的疆场。这个时代的主强音,已经从上世纪初,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玻尔,普朗克,费曼,薛定谔等群星争辉,下降到以挣钱和沽名钓誉为主旨的一个没有分量的时代。  

黄安林转了专业后,来问我问题就少多了,不过我们常通电话,还是好朋友。我与两个泰国人住着时间长了,也不习惯,就想搬回学生宿舍去,问题是需要个室友,这时,一个天然的室友借祖国世界革命外交的光,从天而降,是个中东巴勒斯坦人。他在路上截住了我,听说我是中国大陆人,喜出望外,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是巴勒斯坦的好朋友,帮助他们反对以色列,在他强烈的愿望下,我们变成了具有相同的伟大政治理想的室友。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和睦,他一天要祷告真主好几次,他祷告时,跪在地上,头完全碰地,屁股翘得非常高,看起来非常不雅,每当此时我都静静地离开房间,让他专注祷告。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二三个月,相安无事,直到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在电视中看一个美国片子,巴勒斯坦人回来了,看到我在看电视,也没有招呼我,就上床蒙头大睡,我有些麻木不仁,没有感到气氛不对,因为电影还有个结尾,就想看完。怕影响他睡觉,我将声音减小到非常微弱,人坐到电视旁去听,看完了,也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一个巨大的突然爆发的音音惊醒,爬起来一看,他人已经不在床上,发出巨大声音的是他的收音机,我真不相信这个小玩艺儿能够发出这么的声音,发音不算,还在桌子上震动不停,令我想起了,有一次我从市场买的那个小活螃蟹,在我要吃它时, 到处跳动和怒目瞪视我的样子,我将它关掉了,但是已经睡不成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以为找个机会与巴勒斯坦人谈谈,消除误解就可以了,但他不给我机会,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民族基因的差别的潜在作用。

第二天四点钟收音机又响起来了,也许这就是中东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有些恐怖主义的色彩,跟他们那个地区政治斗争手段确实吻合,为了安全,我觉得我应该及时搬走,放弃这个第三世界的盟友,我有点伤心,不过我也安慰自己,我的可怜的祖国的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们在灾荒年代, 自己勒着肚子,甚至饿死人,还给第三世界送去支援,结果呢,欧洲唯一的明灯也息灭了,还和南边的小兄弟打起来了,要伤心的话,不要去跳江吗。还记得我出国前,在北京接受教育部培训时, 官员一再告诫我们,为了安全,不要住黑人区,黑人当然是第三世界的,是我们的弟兄,而美帝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官员要我们远离黑人弟兄,去与敌人住在一起呢?我真是太愚钝了,没有懂得这些官员的临别赠言,句句都是出自肺腑啊。

我暂时找不到室友就一个人住了. 只是黄安林还经常打电话来。 有时候学校的英语教师会请我们全部大陆同学到他家中做客。 他曾经作为客座教授去中国教了二年的书。他去中国时正是大陆人刚走出四人帮阴影,穷得叮当响,对所有海外人无限羡慕和无限躬腰的时候。 那时候不要说美国人了,一个香港人, 一个台湾同胞到中国都会受到贵宾的待遇,有一个海外亲戚的荣耀与几年前有一个海外关系的倒霉正好完全抵消,所以从历史的宏观来看,我国的政策往往是非常公平的。这个教授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受到的友好对待使他终身难忘,事实上当时这些数量有限的外国教授一到中国就被要出国的高干子弟分配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和人的接触都是精心安排的,只是他们本人不知道而已。这位教授没有孩子,后来在中国过继了一个孩子,刘XX,在学校念计算机。他为了报答在中国的知遇之恩,对大陆人超倍的友好,只要逢节就会请我们去,这时我们所有的大陆学生共济一堂,气氛非常热烈。我们这个团体已经慢慢发展得小有规模,小刘,年纪最小,也就是教授的干儿子,在念计算机,小徐,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大陆学生,二十左右,在念电机,小何, 三十左右, 在念国际关系,小赵和小王夫妻俩个,在念经济,还有一个三十多的王女士,与小赵和小王夫妻一样都是吉林来的,在念教育。当然还有黄安林,我的老朋友,现在在念计算机。由教授所搭的这个桥梁,使我们慢慢都熟悉了。

在此之间,有一件不太聪明的事情,令我至今不忘。问题还出在黄安林身上,那时候大陆女孩子刚出国,对国外的女性化妆非常投入,问题是她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化妆品,加上袋里钱不多,买的都是低档的化妆品,所以脸上涂上去后,就显得过分浓烈,像中国京戏中的花旦。我这人平时是不太注意这些事的,与黄安林补课时,单独相对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觉得这是问题。直到有一天小赵等找我谈,说黄安林的样子有些损害大陆人的形象,台湾人都在背后笑话,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他们认为我与黄安林关系好,去说问题不大,我一开始没有同意,但后来由不得他们一再鼓动,就答应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将这件事看得非常了不起,以为只要轻轻一说就可以了,但事后回忆小赵对我讲的时候那个眼神冒着火花,不太良善,我才明白我上了大当。

我是这样对黄安林讲的:

小黄, 你的妆是不是可以化得淡一些。

黄安林有些奇怪,她不懂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她知道我不是注意这些事的人。

怎么了,不好看吗?

我有些支吾:

不是我,他们觉得不好看,让我来对你讲讲。

谁知黄安林一下炸了,跳起来了,

我化妆,我愿意,不好看就不要看,管你们什么事,你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
她一口气大声叫了几分钟。

我从来没有看到黄安林发这么大脾气, 吓呆了,

黄安林跳了半天, 看到我一副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子,才停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老黄是个大笨蛋, 我对你有个忠告, 以后再也不要去对女孩子的化妆说三道四, 更不要听别人的话, 来做这种讨骂的蠢事.  

后来黄安林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我好像发现她的妆化得更浓了。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和黄安林的关系,我与黄安林一直到离开LAMAR 都是好朋友,我只是奇怪,以我们的交情,为什么我离美国时没有和她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也许是我认为我不会再到美国来了,而黄安林是不会回去的, 留也意义不大。 第二次来美后,我曾经在网上找过她的资料,毫无收获,可能她用的是假名字,无法找,而且中国后来蒸蒸日上,以她的背景,选择回去的可能非常大。  

我独自住在宿舍的一段时候,晚上很寂寞。美国的寂寞对于大陆人来说常常是窒息的,很多人无法适应回去了。幸而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要我帮助功课的人,就是那个在念教育系的王女士。

这次补课与上次与黄安林大相径庭,面对王女士,我有些心神不定,为什么呢,我也不很明白:
是因为上次我与泰国人合住,而这里我们是孤男寡女在深夜独对?
是因为黄安林是个没有结婚的年纪比我小不少的姑娘,而王女士是个比我稍稍年轻的已经结婚的女士?

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种困惑应该不是单方面的,如果我感觉到骚动,不安,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很可能对方也有这种骚动,甚至诱惑,我的不安,是不是对方发出的心理电波引起的共鸣,为此,我仔细的观察了王女士一下,王女士,三十多岁,烫的短发,脸上的线条很细腻,精致,五官靠的比较近,没有北方人的那种粗犷, 但是也不像我熟悉的江浙南方女人的那种秀气,是一种我陌生的女性。看起来她很严肃,没有一点有其它不良思想的表情。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我的不安和不定,被她发现,也就加倍的显出严肃。这就造成我们补课的气氛变成一种肃穆和僵硬的环境,与我和黄安林在一起时那种轻松活泼,完全不同。

不过这种气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以挑剔的,因为王女士来问我的内容是统计和概率,而这正是我的盲点,我的数学基础主要在分析数学,例如微积分和微分方程,我从来没有学过统计和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我读她的教材,理解得比她可能还是好一些,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是一起学,我将学的体会传递给她,这样的教师当然是不称职的,但她似乎也不太计较。所以我们的对话完全是用数学用语构成,其意思非常不清楚,但是也不完全枯燥,否则王女士不会再来了。我们俩个就在异国的深夜,相互看着,大眼对小眼,说着双方都不太懂的一知半解的概率名词,中英文混在一起,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意思,面部表情超常的严肃和专注:


This is an random  occurrence phenomenon 

really,  它也可能是,still  have chance to occurred.

我觉得很难,this is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等等, 诸如此类。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不由去看钟表,可是王女士还没有离去的意思,但也没有要和我聊数学以外东西的动向,我有点心猿意马,但是马上就守住了,看看王女士虽说有时有些答非所问,但表情总是那么严肃正经,我马上做出更严肃的表情,心里不断告诫自己,一定不能丢派,露出我心内的那个隐藏的诱惑。

我们就这样在补着奇怪的课,每天晚上盼着一起来填补那种吞噬中国人的美国的一点声音没有的死一样的寂静,每天分别时都有一种重归黑洞的惆怅,但是又都牢守着中国古代的礼节,相敬如宾,没有越池。这种在中外男女关系史,爱情故事,言情小说,从来没有人描写和探讨的区域,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进不退又不能分的僵持,一直到老贾来才不得不结束,因为我开始有了新的室友。

现在每当回忆起那些与王女士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我觉得很是甜蜜和温馨,如果我们真的守不住盘踞在心里的诱惑,像干柴烈火那样燃烧起来,那么这个回忆就不会这么轻松和诗意,而有一种俗气了,那种故事中外小说家写了太多太多,大部分以悲剧结束。

我与老贾的相逢也是命运奇怪的安排。 严格说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过我金属工艺学。在我快要被定成反动学生时, 他也曾经众人拾柴火焰高地扔了几根小干枝,我在我怎么成为反动学生的回忆中会写这些往事。现在在国外重逢,还住在一个房间里,真是不可思议。 当然老贾现在对我特别尊重,可能已经忘了当年的事,毕竟我当年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普通学生,或者他还记得,不去提它,老贾是非常聪明的人。

老贾比我年纪大十岁左右, 是解放初期的清华毕业生。共产党重工轻理,更轻视文科,所以解放后清华比北大要吃香得多。那时候共产党急需有知识的干部充实部一级的官僚机构, 所以北京的各个部委,大学领导,科学研究领导层中布满清华毕业生,他们形成一个清华网。办事特别容易,相互打个电话,到处开绿灯,这个历史的形成应该与反右有关系。

中共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反右运动,在这个运动前,它踌躇满志,想露几手给中国人民看看,给世界看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段子写了他们刚进城时的这种又兴奋,又担心, 又勉励自己的心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反右之所以重要, 因为反右后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进城时的共产党,不再考虑好成绩,变成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超法律的肆无忌惮的太上皇, 从此以后反党成为超过一切罪行的令人谈虎失变的可怕词。反右后共产党什么都敢做,不怕有人,也没有人敢再批评他们。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党做了一件非常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伤害的是5 %  的地富反坏右,那么这件事伤害的是全国人民 ,最有趣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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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事情过后的反思 2017-12-04 21:06:04

现在郭文贵事情已经慢慢平息, 至于郭文贵爆料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意义和贡献会有人去客观地评价, 毕竟这件事是史无前例的, 公开的在海外将中国的家丑一一数落出来, 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他的这种行为当然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剧烈的反弹, 他能够话到今天已属不易。

我这里的反思, 不是关于郭文贵的, 他的评价, 不管他将来结局如何, 自会有人做, 比我做得好, 我反对的是狂热时将他抬到民族英雄, 一人要打败共产党, 共产党要完了的中国红卫兵精神和他下落时将他贬谪成特务, 叛徒, 垃圾的中国式的落井下石的势利。

而我这里主要反思的是前者, 是在一件事, 一个政权, 一个运动, 一个政治潮流像洪水一样冲来时的中国极左精神, 蛮不讲理, 狂热, 野蛮和残酷。 而留着后面的中国势利让另外的网友去分析, 这两种精神和行为是同样的腐朽,堕落和愚昧, 不因为我这里没有说而扬前贬后。


我之所以对前者这么反感, 因为我经过太多的中国的狂热恐怖,它们确实不完全是政府造成的, 而是群众中自发的一种像洪水猛兽一样力量和蛮不讲理精神。

第一次是大炼钢运动, 那时候很多人是知道那是瞎胡闹的, 将好好的家里的铁锅, 铁门,都砸了去炼成一团没有用的铁疙瘩, 但是在那种狂热的气势下, 大家都老老实实去炼, 为什么, 因为有一批群众像洪水猛兽一样在狂啸,在那里虎视眈眈的监督着, 最后全民做了一个大笨事。


第二次是对毛泽东的造神, 那种狂热和蛮不讲理使人魂飞魄散,一张报纸上的毛泽东像被毁就是反革命, 我们那时候没有草纸, 都用报纸檫屁股, 现在无人敢用报纸,只能用香烟盒子, 连猫也不敢说, 因为与毛谐音, 由于家里小孩将口号叫错而家破人亡的中国家庭数不胜数。

文化革命来时的那种野蛮,残忍完全由政府负责吗, 那些借文化革命之势, 报私仇, 发泄个人恩怨的人至今也未得到清算。


这次郭文贵爆料在最火红时这个薹上也出来一种恐怖, 几个平时不起色的人, 就像戴起红卫兵的袖章, 现在戴起郭文贵的袖章来, 到处行凶欺负人令我想起中国历史上狂热分子的蛮不讲理, 我是拥护郭文贵爆料的, 但对其最后作用持观望态度, 而不像那几个狂热分子说的, 郭是百年未遇的民族英雄, 以个人力量打倒共产党, 中国历史要改写等等, 就被曾小贼和章拳斗打为伪类, 投共和拿共产党钱, 还有一个狂热分子也气势汹汹逼我是不是反郭, 否则要和我打架。

这个时候令我回忆起我以前遇到的各种狂热时期, 它们何其相像,就如是一脉相承, 虽然这已经是不同时期的人,相隔几十年,不可能是阴魂不散吧,很可能是基因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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