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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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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一)初到与大陆同学 (上) 2017-11-18 22:48:40

我是1981年到LAMAR的,Lamar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学校,我找到它是因为它那里有个教授WHITE 对钻井泥浆力学很有研究。

导师WHITE亲自到机场接我,车开了后,导师发现我没有扎安全带,关照我要扎上,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车上有安全带,等导师给我解释后,我着实感慨和自怜了一番,这个保险带对我实在太奢侈了,我脑子中浮起了一幅幅图画:在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寒风凛冽中,一个拖拉机拉着一个拖斗在雪地上颠颠簸簸的爬行,拖斗上站了满满的衣衫褴褛的人,一个紧紧挨着另一个;一辆公共汽车上载满了人,门都关不上了,那个门口的人,一只脚踩在车踏板上, 一只脚腾空,手抓住门的把手,车飞驰着;现在这个人坐在这个皮座位上,竟然还要繫安全带,我在对自己说,黄XX啊,黄XX啊,你现在才成为一个人了,脑里突然掠过那个中国有名的不能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过那个日子的警语,不禁莞尔。

导师将我从机场接了后,就直接带我到学生宿舍去了。

宿舍管理员PAUL看我年纪大,又是中国来的,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安顿好后,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去食堂吃饭,他有车可以载我一起去。我怀疑我耳朵没有听错,他有车?难道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会有汽车,在我概念中汽车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当官才有的,又不好意思问,下了楼果然是一部汽车,这种车以后我常看到,是那种德国造四十年代的像甲壳虫那样的小车。我不好意思告诉PAUL 这是我生平第三次坐小汽车,第一次,学校派车送我上北京机场、第二次导师到机场接我,这是第三次,坐PAUL 的车上食堂,我想不告诉是对的,我自己无所谓,国家的尊严要紧。

我与PAUL住在一起,并不常谈话,因为我的英文太赖,跟我谈话很费劲。但是出乎意料寒假的时候,PAUL突然邀请我到他家去过圣诞节,我当然喜出望外。他也没有对我解释他家在阿拉巴马州,我们这是得克萨斯州,过去要开近十小时的车。

到了他家,我更吃惊了,那个门岗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军人,他显然认识PAUL,PAUL给他解释了我的情况,我们就进去了,里面是一个大的空军基地,停着很多飞机,我为他们对我的高度信任有点得意,但是马上告诫自己,不要忘形,常年的中国社会的高风险生活,已经使我时刻带着阶级斗争的警觉,有着不下于特工人员的机警。到了他家,我发现,他们住在基地里一个很阔气的房子里,PAUL的父亲是上校军衔,管情报工作的,怪不到我能进基地。

第一次在美国人家过圣诞,真是开了眼界,不好意思的是在圣诞树下开礼物包的时候,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小包, 连PAUL六岁的妹妹都给了我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给人家。我当时英语太差,否则就可以与他们交谈,能学不少东西。不过我还是想试试他们阶级斗争意识放松到什么程度,就问PAUL父亲我可以在机场上照相吗,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这下我完全糊涂了,不过我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为好,说不定是引蛇出洞, 所以我也没有照。

回到学校后,一直忙于研究工作,基本与人没有交往。这时学校已经有一个大陆人徐进,年纪很小,才二十岁左右,在学电机本科,是个不错的孩子,我后面要专门写文来叙说他的故事,我们有时在食堂会遇到,碰到了总是很亲,会说很多话。听徐进说学校来了吉林省的一对夫妻,在学BUSINESS,由于不在食堂吃饭,从未见到。徐进说学校还有一个中国小孩,在学计算机,他也没有见过。没有想到学校已经有那么多中国人,可是我连影子都未见到,还以为只有台湾人哩。

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声,我非常吃惊,她告诉我她叫黄安林,来念电机的硕士学位。可能是因为海外大陆来的人太少了,想说话,她一直不肯放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到这里念书有些晚了,不像你们,还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前途光明,她一本正经的纠正我:老黄,不是太阳,是月亮。然后她停了一下,像在思索,过后又肯定的告诉我,是月亮。我顿时感到这里面隐含的信息份量,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我想。以后我每当回忆起黄安林,就想起月亮。

此后我因为吃不来美国食堂,而且很贵,就搬出去与两个泰国来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住在一起,一个人一个房间,合在一起做饭。我因为很会做饭,深受他们欢迎。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还未成年,但已经陷在色情中很深了,他们一直盼着寒假快到,可以去DOLLAS,那里有妓院,他们告诉我最多的事情,就是怎样逛妓院,和在泰国怎么骗女孩子,也许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包挂台湾同学,在一起色情总是谈话的主体,我不应该少见多怪。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看书看得实在不能忍受了,对于很多亚裔人说美国的寂寞,死静,确实令人窒息,他像发病那样在房间里大叫起来,后来干脆放下书去学生中心坐在那里看美国女孩子了,那个样子我真担心他会失控犯罪。

这段时候黄安林常来看我,她主要来问我功课,我发现她的基础差得惊人,实在不太相信她还是名校毕业的,好像是哈工大。问完功课我们就开始聊天。常常是忆苦思甜,我开始骂共产党,她开始述说她在文化革命中的凄惨日子,父母被斗和关起来,她和她妹妹到处乞讨,无人管的日子。外国人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外表看起来好好的人,其实内心都有伤痕,是残疾的,被刀砍过,那些伤痕至今还常常隐隐作痛。

她告诉我她妹妹也来美国了,在美国北部,因为念书实在念不下去,舍性与一个白人同居了,她妹妹长得相当不错。

今天人对于我们那个时代到美国来求学遇到的困难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几十年的锁国政策,英语一直是敏感区,现在一下来念人家的研究生课,谈何容易,两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不同,更加强了来到这里的生活起居的困难,另外没有钱,中国人那个时候哪里会有美元,而黄安林是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她哪里有美元呢?她等着我问。可是我就不问。终于她自己忍不住了,慢慢字里行间开始显示自己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趣状态,一种又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真正身份,又想让人知道的诱惑。

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我身边的大陆人都是高干子弟,而且在81年能够到达美国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干部子女,从他们来美国后的行迹诡秘来说,我猜测在高干中子女出国恐怕已经非常普遍,中央可能有文件限制高干子女出国,所以这些人来后很多都是用的化名,不轻易告诉真的身份,第二他们来美国是处心积虑和准备充足的, 不像我到达美国连汽车里有安全带都不知道。他们的签证都是F1, 所以直奔移民,不像我是J1, 学成必须回国。他们不但在英语上做了准备,我回忆起我在出国前石油部给我们请了一个美国女教师突击英语,班上不三不四的插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我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学者,学语言很迟钝,这两个孩子比我们灵光多了,将我们的笨突现得非常明显,搞得大家很有意见,因为这个班是为训练即将出国的学者开设的,不应有小孩子,后来打听到这两个孩子,都是江汉油田的,一个爸爸是县长,一个是公社书记,走后门将孩子放到我们班上,当时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恍然大悟,想必高层子弟的出国潮已经蔓延到下层,以致公社一级的干部也蠢蠢欲动,在为孩子做准备了。

当然这个出国潮后来被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煞了车,邓的政策有些类似当年元朝让贵族任意圈地的特权,使高干子弟可以利用特权敛财,一夜之间都暴富起来,而这就让前面来美的一些留下的高干子弟,吃了大亏了, 历尽千辛万苦,在美国留下来了,守着一个黄脸婆,每天上班在公司工作, 而他们当年没有出国的同龄朋友现在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小三二奶左搂右拥,我在北卡时有时会参加他们的PARTY, 常常听到他们酒足饭饱为自己当年的错误出国而愤愤不平, 呼天抢地,这时我感到忍俊不住。生活和生命之所以对我们这样有吸引力,不正因为它的这种不可理喻,变化无穷。

后来我与黄安林和徐进关系都到达非常信任的程度,他们开始告诉我他们来美国的真实情况了。当他们告诉我他们临别父母,父母的关嘱时,我远远的感到刀伤也在那里隐隐作痛:徐进的父亲是这样对他说的,孩子,去吧,好好念书,学一门技术,永远不要学政治,如果能够留下就留下,不能的话,记住这里还是你的家。澈心之痛,当年的委屈,溢于言表。如果文革前,我们这些普通人,被当官的用刀砍得满心都是伤痕,那么文革又让老百姓砍回去,砍得那些当官的也心凉了,现在共和国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了刀伤,大家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的在那里流泪。

黄安林告诉我,她父母都是职位非常高的共产党官员,高到什么程度, 她不说,她只说文革前刘少奇,江青,邓小平,这些人家里她们都去,她叫他们家里人阿姨。我相信黄安林不是骗我的,我跟她相处,从没有感觉她是个虚荣的女孩子,有一种她们那个地位的人的高傲,但是时间太短,这种高傲还没有印澈到骨髓中去,否则她就应该属于贵族了。 一个民族的贵族是这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需要几代财力的哺育才能生成,所以至今英国,日本都保持着皇族。中国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很多给咔嚓了。我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后代住在一个楼里,他们那时虽然不是高官了,但是从你身边过去时,那种高贵的气势仍让人敬重。他家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小三四岁,常常坐在他家门口,脸苍白,胸部平平,瘦得像骨架子,但是架子很大,不太理人的,有一种大家闺秀的冷若冰霜。但是我走过她家门口时,她总要招呼我,显然是喜欢我,可惜我这个人情愫开窍很晚,小时候特别顽皮,喜欢捣蛋,对女孩子天生看不起,有时还要欺负人家,尤其比我岁数再小一些,我就更觉得不值得我注意了。后来到了国外,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有贡献的学者在加拿大得癌症离世了,她能用四国语言交谈,在国内时是林巧稚的研究生,在国外发表了很多论文,也像林巧稚一样未婚,死时才52岁, 我看了不禁怜香惜玉起来,看着网上她生前的照片,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旁边卧立着一只非常漂亮的金毛大狗,一副贵族气派,那种脸上的神气,高贵,智慧,深邃, 哪能为现在追大嘴大眼睛高鼻子的妖娆明星的男人读懂。这样的女人,不要说我当时是个不谙事的小孩子,没有一定阅历和深度是无法进入她的境界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一颗优美的陨星就这样从身边檫身而去,否则我一定会去续写我当年的无知。

在黄安林感到学习压力和各种其他压力的时候,她总是重复她母亲说的话,“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够走过去,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这时候我可以看到她的目光坚定,一种与她身份相应的骄傲。

黄安林告诉我,她的经济来源于香港的一对医生夫妇,50年代她的父母曾经帮助这对夫妇去了香港,他们一直未忘记这个恩情,自愿支持黄安林与她妹妹来美的经济。但是我认为也不是非常宽裕的,因为后来黄安林买了一辆破车,没有等拿到驾驶执照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工。

也许是在中央,政策的限制比地方上要严得多,黄安林的出国准备显然比那对吉林夫妇赵XX和王XX 要差远了,地方诸侯天高皇帝远,可以大张旗鼓的为出国做准备。他们夫妻来前不但会开车,英语流利,小王说英语时连美国的音调都模仿得非常准确。 这一要归功于他们本身是英语系的本科毕业,二来他们在出国前将来中国教英语的美国教授包了,成天混在一起,英语飞速提高,当然那对美国教授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完全被隔离了,回国后一回忆起在中国受到的无微不至的款待,就感动到眼泪汪汪。赵的出国准备甚至考虑到了饭馆打工,当然不是做招待的接客准备,而是炒菜, 我的厨艺在来美的中国人中是一流的,但是比起小赵实在不上台面,我吃过他的炒菜,非常惊奇,他告诉我他是将一级厨师请到家里来教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准备, 他们来美后的学习仍然非常困难,这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基础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断了十年的基本教育,这是无法突击的。他们夫妇来后,都是先去MICHIGAN  大学读  BUSINESS 硕士学位,读了半年下不去,转到LAMAR 来了。 即便像赵XX和王XX 这样国内的土皇帝,当时到美国来也是没有美元的,他们相当一部分经济来自出卖中国的古字画。被英语教授从中国带回来认为干儿子的刘XX 告诉我,他回国去,赵XX和王XX 的父母就让他带古董过来,刘不愿意,说如果海关不让带怎么办,他们说那你就扔掉。      

每次黄安林来问问功课,都到深夜才走,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黄也是一个杂家,除了数理化不行外,知道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能聊起来。我们每次见面都在客厅里,我从来不领她到我的房间里去,总是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三人沙发的边缘上,她坐在单人沙发上,前面有个茶几,正好为我给她写数学公式。我们长时间的深夜促膝而谈,当然那二个泰国孩子不会没有感觉,下面是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将黄问的功课解析完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回来时,我发现黄安林在对我诡秘的笑着,我没有理会她,继续开始我们聊天的题目,可是黄安林仍然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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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中美这两种文化和制度是势不两立的 2017-11-15 14:25:20

中国对美国敌视从49年就开始了, 美国一直是中国头号敌人, 就连尼克松访华时, 国内内部都是将美国当作敌人的。 但是碍于美国的强大, 中共表面上对美国一直装得非常恭敬和克制,包挂现在习对川普的微笑,东方人一看那种微笑就是装出来的, 心怀鬼胎的, 但是西方文化底蕴的人看不出来。

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警惕远弱于对苏俄,没有布什对中国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强大, 美国人的这种天真还需要时间来清醒。 二战时也是这样, 美国永远是后发制人的强手, 因为它在民间的巨大资源。 过去听过一个故事, 美国人篮球赛时上半场往往皮皮塔塔, 但是一旦输了, 反过来的劲很大。

中美的关系还会将由中国领导人表面微笑的方式继续相当一段时候:

但是随着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它会向美国内部派越来越多的美国特工,用腐败, 用华人爱国团体来影响美国政治;

同时随着中国政府的军事和经济越来越强大, 自认为可以与美国一决高下的时候, 中国对美国的脸就会像刚解放时对资本家的脸变成三反五反的脸, 就会像香港回归前的脸变成现在对香港的脸,这时美国感到不对头了,双方决战的时候就到了。

中国政权的本质是押着高达世界四分之一巨额人数的低报酬人质,和小布什时代转让过去的美国先进生产方式, 而且在双方对等的条件下, 专制政体的效率永远高于民主政体,所以中共会向全世界挑战, 幻想当世界的领导, 带领这个星球的专制, 使全世界在一个专制党的统治下吃喝拉。 


这场决战的意义是人类民主文化与专制文化的决战, 是平等自由人权文化与地位等级不平等的决战, 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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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二) 台湾同学 2017-11-08 10:15:49

我到LAMAR 的时候,学校有一二百个台湾同学,只有一个大陆学生,后面又陆续来了几个,但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个,那时刚开放不久,大陆人都没有钱,虽然都是高干子弟,但手头都紧

我是以访问学者去的,我想还是拿个学位回去好,将来回国有好处, 我将这个想法与导师WHITE 说了,他非常支持,他说他帮我付学费。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时,也去上课,就与台湾同学有了很多接触。

那年LAMAR拨了一大笔钱做奖学金,专门到台湾招了近二十个已经有硕士学位的人来读博士,这些人非常优秀,大部分是大学的讲师,无论学问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后来在美国我再没有机会遇到这样高智商的台湾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湾也是卓然不群。当然这些人嫌学校差,后来大部分都转走了,那是后话,我都离开了。

两岸隔了这么久,双方都对对方很好奇,我们常常在食堂吃饭时相互交换一些信息。 一开始很谨慎, 说话时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围没有人的时候,问一些敏感的问题。那时候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学校里有职业学生,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倒是我没有顾虑,孤家寡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非常惊奇我的直率,什么都说,还是公费的,当他们知道我劳改过后,对我非常同情,常常问起我劳改的生活,我告诉了几个片段,他们听的时候眼睛常常红红的。

一开始,双方说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候会突然假装无意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才是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有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在大陆小邓(邓丽君)比老邓还受欢迎,我说大家确实非常喜欢邓丽君,他们听了恍然大悟,特别高兴,说还以为报纸造出来骗他们的,竟然还是真的。他们经常拿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来与我核对,尤其一些在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迫害的问题。 

我也参加他们学生会主办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迎新会。我倒是蛮喜欢他们的这种会议式样的,没有主席台,也没有主持人,围成一个圈,谁都可以讲话,有几个组织的人,也只是站在圈中央,讲起话来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后,就是每个人介绍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纪比较大的念电机研究生的人,他年纪轻轻,头顶已经微秃了。他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这次来这里发愤苦念书,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干,否则太对不起我的老妈了,这次离开台湾时,我老妈给我跪下来了,求我这次一定要拿个学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则他们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 我在这里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后我半夜敲门来问功课时,千万帮忙给我开门。后来我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他常来问我功课,他的商业观点很强,每问一次,都要报答我一下,或者给我带点吃的,或者领我去哪里一下,因为他有车,很方便。我告诉他不必这样,我愿意帮他,但他仍坚持。其实我蛮喜欢这个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总是抄近路,从人家草地穿过去,一边穿,一边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时间有限,不能像他们那样死板。然后他补充说: 我是很爱国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坏事,我就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说是中国人。我发现与他出去,他总是在招手打招呼, 而且都是白人,我很惊奇他认识那么多人,就忍不住问他, 他说那都是不认识的,他发现白人特别讲礼貌,你打招呼,他们一定会回过来, 所以他看到他们就喜气洋洋的招一下手,我以后注意了,每次确实是他在给别人招手,那种高兴的样子,别人不能不回。

后来我与台湾学生愈来愈熟了,看来我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说话就愈来愈随便了,我们也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政治观点了,这些台湾同学都不复杂,他们普遍认为大陆的根本问题是穷,他们相信只要大陆富起来了,就会像台湾一样走向民主,我当然觉得不这么简单,但是这是很难让他们明白的,所以跟他们的讨论都适可为止。

他们里面也有几个政治见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义到了与大陆毛泽东时期信仰共产主义的程度,一提起蒋介石父子崇拜到五体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陆崇拜毛泽东一样,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传台湾怎么好,攻击大陆政府, 我总是听着,不太与他们辩论。我只是奇怪一件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学,她们一旦崇拜一样事情的时候,非常专横跋扈,激烈,视异为仇,与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候一样,女同学总是容易走在政治风浪的尖峰上。

不过即便像我这样对洗脑不为然的人,洗脑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譬如说我怎么看就看不惯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的太阳旗。我与一个台湾学生同宿舍的时候,他在他的床头贴了一个书本那么大的小太阳旗, 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我倒不是因为什么两个中国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问题对我荒唐,他们俩个政府一会儿好,一会儿打,谁当老大,谁当老二都差不多,中国还是一个,怎么能变二个。我可能是小时候看那些打国民党兵的电影受的影响,一看那个太阳旗就觉得刺眼,我就对那个同学提出来了,他对我的为人很清楚,没有往政治斗争那个方向想,就将它取掉了。

我跟台湾同学的讲话后来到了很随便的程度,我知道他们都当过兵, 看着他们一个个文弱书生的样子,我觉得他们要是跟中国解放军打起来,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不忍心看着他们被杀,就跟他们说,要是与大陆打仗了,你们千万别认真,赶紧逃。这是不能打的,你们不是跟我这样的人打,你们要跟大陆的农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资派出钱给双倍工分,他们就拿着刀,冲上去,见人就砍,你们有这个胆量吗,现在给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吗? 他们想想不能,非常诚恳的谢谢我告诉他们这些肺腑之言,说他们记住我的话了,一点也没有怀疑我这是蛊惑他们军心的话。  

有一天,他们很神秘地对我说要我去看电影,是成人电影,说时还相互眨眼睛,有点神秘,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成人电影,就跟他们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居然都是不穿衣服的,从头到底都是做爱,我非常惊奇。看完后他们对我的反应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大陆人很保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一定会洋相百出,我跟他们说这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看一次是很值得的,见见世面,但是我绝对不想看第二次了,因为太单调了,从头到底都是这个,一点情节都没有,我觉得这是老美的通病,搞什么东西都太过分了,就像他们做的蛋糕,死甜,没有其他味道。他们听了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特别激动,他们都蛮喜欢看的,他们在一起时常常谈这些事情,而且津津有味,这一点跟我们很不同,当然我不知道大陆开放后会不会也这样。

他们也告诉我很多台湾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在台湾的罐头里吃到鹌鹑蛋时,他们就告诉我是假的,他们说台湾人专门会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们有个大名鼎鼎的托福补习班,好像是叫光华补习,他们告诉我他们考托福,GRE 全靠这个补习班,关键是考试的那一天,他们全待在补习班里,光华派出了多个英文高手到美国去,参加那里的考试,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各记住几个题目,然后连夜用电传送回台湾,光华那天夜里彻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题,在那里的学生马上强记答案。所以参加光华没有考试考不过去的。后来美国发现了这个漏洞,就改成台湾第一个考试。我听了这些事,倒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种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觉,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们之间更接近了。所以大陆说的两岸血熔于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台湾学生留学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来了后,不管家境贫富,都去饭馆打工,训练一种独立精神,不知现在来的台湾学生还有没有保留这个好传统。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规定就要回去了,其实我当时已经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虑还是按规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回去前,我想到应该给我家里人买些东西。我没有车,每次买东西就请台湾同学带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商店里看到小女孩穿的连衣裙,我想我走时女儿二岁,现在四五岁了,一定很高了,穿着这件裙子简直像个小公主,我反复看这个裙子,下不了决心买,因为太贵了,后来我将这件事忘记了。

在我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书,那个拉我去MALL 的姓杨的同学来了,他走进我宿舍,神色有些紧张,问我出去不出去,我说不,他又问我,会有人来吗,我说不会,他说他有一样东西要给我,说着就走了。过了几分钟,他来了,带来一个装潢非常漂亮的盒子,里面有两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动得难以说话,就要给他钱,他很严肃的说,不能,不能,然后紧张的看看门,说清你收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走了。我记得他在台湾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师,其他一无所知。

还有一天,也是晚上,来了一个台湾同学,带来一小瓶酒,他说,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简朴,从来不喝酒,但是临别了,他想送我这瓶酒,他说这是非常名贵的法国酒,叫我千万别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国的家中喝。我因为实在不会喝酒,觉得喝了也是浪费,后来还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时我正当壮年,四十岁左右,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是回首想起这些事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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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说共产党这几个头头 2017-10-30 20:10:07

领袖的倒台大凡二种方式: 被打倒 或者自己瞎搞下台。

被打倒往往是碰到比自己更厉害的角色,不得不下去,蒋介石能力并不弱, 碰到毛泽东,他就运气不周了,否则他应该能下去。毛泽东是中国少有的枭雄,手段毒辣,谁碰到都凶多吉少。

自己瞎搞下台,是本来没有事的,自己将自己搞死了,袁世凯能力不弱,而且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最后要做皇帝将自己搞死了。 

习近平能力不够,好大喜功,将来瞎搞下台的可能比较大。

论共产党毛后的这几个头头:

人品最好是胡耀邦。胡耀邦是我看到的共产党高层内唯一的正人君子,彭德怀等都不能跟他比。看这些人的人品不能以贪污,搞了几个女人去比,在这种高位上,干净的不多,要去看他们在战友倒霉时的发言,那种墙倒众人推,可以将他们的品德看得非常清楚。 

 我从来不以党划人品,我确实碰到一些共产党的老干部,人品远远高于我在这里网络上看到的所谓民运分子。我在暴风雨的夜里的续集中会写到他们。

江泽民不是弱主,六四后共产党到了奄奄一息,大家都认为气数尽了,局面极为艰难。国内经济不振,国外外交孤立,大家都因为中国六四政府杀人, 看不起中国官员, 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都不接受李鹏去访问, 因为他傻不拉叽的自己去当了六四杀人的吉祥物, 现在他懊悔得很,拼命想将这个光荣让给别人,可是共产党不让他出版自传 。 当时有个政治笑话, 一头驴躺在大路上阻住交通, 主人打、也不动, 警察赶, 也不走, 结果江泽民路过, 说你们都让开, 我来, 他到驴耳朵旁边轻轻讲了一句话, 驴爬起来, 一溜烟就跑了。 大家问: 江书记, 你跟驴说什么? 江说你再不走, 我要将我的书记让你做了。可见当时的局面实在难,为官实在不容易。 

共产党在江手里慢慢起死回生,而且经济繁荣起来,这是有目共睹事实,但是共产党内没有公平,现在江没有权了,被压到这个程度,没有人说一句公道话,也是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 

胡是弱主, 他在位实际还是江时代, 他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胡时代经济继续上升,还是江的作用,习接手的是江的本钱和摊子,现在他开始大花了,乱花是很危险的,习近平是纨绔子弟,志大脑小,最后自己断送自己的可能比较大。闹得大,共产党的政权危险, 闹得小,自己被赶下去。

1986年,我第二次出国前夕,与挚友朱XX有过一次谈话,我当时对中国的未来很没有信心,我说道,中国这样下去怎么办?朱说了几句非常精湛的话:

“不要紧的,中国人聪明, 能吃苦, 国家只要不去过分的干预他们, 他们很快就能将形势变过来,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人苦的时候,一旦好起来,倒是要担心了,这时候就要炫耀,比富,轻飘飘,瞎折腾了,大乱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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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中国人 - 前言 2017-10-26 08:05:33

我终于开始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了,它应该是《在暴风雨的夜里》 姐妹篇。

但是 《在暴风雨的夜里》 还远远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多少时间。我毕竟已经76岁了。 

我还能将我的故事写完吗,《在暴风雨的夜里》那些应该出现的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人现在还远远没有触及,譬如我怎么会成反动学生的,这个痛苦的回忆会让人们回到在政治恐惧降临时的人的众生态,它比葡萄牙作家的1998年诺奖作品BLINDNESS  (盲人)所出现的场景更令人战栗;譬如我在劳改中与我朝夕相处待我如犹如父辈的下放干部张瑜和车启轲,历史像开玩笑一样的将一个反动学生与一个延安干部和解放军战斗英雄放到一起, 他们穿越了政治意识的厚障,惺惺相惜;又如在我几乎被我的婚姻毁灭时将我从可能的牢狱之灾中救出来的待我恩重如山的前辈黎孔昭和四叔黄世育,以及那个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保护我的女教导员,当我听到她死时叫着我的名字时,我惊若木雕,泪如泉涌,我将自己关在书房中面对着一根流着红泪的残烛,独自回忆着几十年前的种种往事,一切恍然大悟。 还有我在石油学院教书时舍命陪君子与我一起去骗北京户口的大学张校长等等, 我欠了这么多人的恩情,我怎么能将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带走呢?如果命运在我的生命的开头那样不公,残忍的伤害了我,将我几乎压入了地狱,那么以后命运又让那么多的人保护了我,拯救了我,一点点将我从苦海中打捞起来,我的人生确实惊魄动心和令人深思。 

如果没有劳改,如果没有婚姻的折磨,就没有我后来对苦难的领悟,没有那种一个个灾难的敲骨榨髓,也就没有我后来的大澈大悟,澹清神明,同时没有后来这么多人对我的照管,帮助和保护,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人生。 

这个世界对我的摧残,折磨和对我的恩深爱同样深重,而且后者更为良苦, 更为深邃,直到今天我的路途快结束时,我才看出点端倪,好像有一个超过我意志的朦胧的力量,控制着我的生命和人生。

如果“ 在暴风雨的夜里” 是肉体的蒙难和救赎,那么它的姐妹篇“在美国的中国人” 就是精神的救赎。在这里我会写到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小女孩楠楠用她的癌症和她的死亡将我带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让我的精神在这个西方社会和西方民族中得到洗涤和陶冶,我会写到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与台湾学生和共产党高官子弟相处的感人故事,我会写到我与导师DR. KEITH  之间的深厚感情,我会写到我的朋友女强人小沈在美国奋斗的故事,她怎样战胜在美国社会中种种现实的困难,而最后却败给无奈,因为她无法与超现实去作战,我会写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美国朋友 Kuivnen, Gary, 我会写到我几次离婚的妻子以及她们内在性格的美,我还会写到我在寻找伴侣中碰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女性,以及我在夏威夷岛碰到的我的台湾义妹,她的传奇人生,最奇怪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人,性格豪迈的女强人,还是女骗子? 但这又何关?我知道的是她对我确实非常好,我们的友情纯洁,深厚又真诚。  

在我少年时,老师要我写过我的志愿,我说我要当个天文学家,在我一个上海少年贫乏和枯燥的脑子中看到的所谓未来,就是进南京大学天文系,然后毕业,找一个贤惠漂亮的妻子,生几个听话的孩子,做一些所谓贡献,然后在孝敬的孩子的关怀下颐养天年。 

现在回头看看我那时对我自己的设计是多么枯燥,干瘪,在中国上海那个地方完成了我这份设计的已经有多少幸运儿,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毫无影响,而我不听话的命运几乎没有一件是按那个计划走过来的,搞成一个现在这样的四不像的格丘山。 

我没有进南大天文系,进了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我没有学什么机械,天天看小说,我没有毕业,当了个反动学生,我没有去干石油工作,被送到黑龙江北安农场劳改,我没有像摘帽时石油学院给我设计的在农场一辈子当农工, 而在一次与命运搏斗的谈话得到了转到大庆油田的机会,我不是为爱情结婚的,是为要房子结婚,妻子不但不贤惠,而且极左,听毛主席的话,将我当刑满释放的历史反动分子监督,我几次差点进监狱,我只想好好在大庆当个听话的平凡的有贡献的技术员,安度此生,可是命运又让我莫名其妙的去出了名,一出名我就成了众矢之的,在大庆我混不下去了,逼得走投无路,去考什么出国,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考中,它考中了,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反动学生,我当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出国,只是想从那个研究所逃走,可是真的让我出国了,我一听到出国就害怕,因为我反动学生的罪行中就有一条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企图偷越国境,投奔资本主义,现在莫名其妙的不但让我出国,还让我去到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理来到美国,没有发现敌人,周围的学生差不多全是台湾人和高干子弟,我一下鸡犬升天,像做梦一样的混混沌沌的与台湾学生和共产党的高官子弟为伍,称兄道弟,快快乐乐的过了二年。然后打道班师回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石油大学教书,那是一个将我从校门赶出去的地方,我看到它的大门就战粟,命运现在就要这样阴差阳错,将我送回去,不过这次是请我回去,而且是管教育的周付部长亲自下的调令,因为大庆不放。 我现在不再是一个被人踢来踢去的臭狗屎,而成了香饽饽,只有一件事是我选择的, 在我前途如锦,好事不断,将我搞得心花怒放时,我毅然出国,再次当一个学生, 将中国丢在滔滔大洋的彼岸,而且再不回头。

我的婚姻,像我的命运一样不听话,因为除了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我必须要解除的,其他都非本愿。本质上我是个传统的男人,不喜欢离婚,也不喜欢惹花沾草,我每次结婚都罚誓,这次决不离婚,但是走到一定程度,身不由己的离婚又降临到我身上。我总是离婚时痛苦,而事后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枉此离的人,以至今天两鬓苍苍时,回头看去,那一个个美丽的婚姻使我的人生变得多么丰富多么多彩。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天下的男人去离婚,我只是以一个有了多次婚姻的人来回顾人生,所以这里我不必以一个道德模范来发言,而只是以一个不喜欢离婚, 但有了很多婚姻经验的人来说话。那么我告诉天下的男人们,男人的价值只是思想和事业,女人才是真正的人生和情趣,每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世界,你有了一个新女人,你等于就有了一次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被上帝赶到这个多婚姻上来的不幸的男人,我又是一个有了比一般人远远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幸运的男人,感谢我主,我自己没有这个魄力来完成这个杰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思。 

在我的众夫人中,我的第二任夫人刘燕盛是文化素质最高的,她是第一个发现我写作价值的人,她读过很多书,也和外国人一起出版过书,当我摇摇摆摆开始学着写作时,有一天她非常认真的告诉我“大建,你写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所有中国人写的东西都好”。我得宠受惊,不相信地看着她,她非常平静,没有讨好我的意思,我知道她一向是一个内向话不多的人。前些日子我突然想起她来了,因为我试图将自己的书译成英文,试了几段,觉得全是中国英语,自己不好意思再下去了。我想没有比刘燕盛更合适的人来译我的书了,那年回国的时候,北京外语学院的院长请我们吃饭时,对我说过,她是她们学校最好的英语老师之一。后来我就化钱在网上在找人网络上找她,找到的电话都是过期的,找到了几个地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选了个最近的地址,将我的三本书都寄去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想可能地址是不对的,否则她总应该给我个回音的。我虽不好,但我相信她不恨我的,包挂那个姓邵的,都不会恨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我会在未来的书上写上我的每个生活过的女人,和跟她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珍贵的日子。

我的一生就像一个骑着一头倔驴的布衣,西风老途,顶风行进,我要朝东,驴就朝西,搞得我当时不是很快乐,但是等我快走完路程的时候,回头望去,发现它带我所经过的历程远远超过我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的生命是为世界,为大自然,为神创作的一首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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