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我和大我

“我”这个字是很重要的。我现在编写智能识别程序，就要求我想计算机所想，要把计算机想成“我”，“我”知道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其实是指的计算机知道了什么，想做什么。

本帖子中，带引号的“我”，和不带引号的我是不同的，不带引号的我是指的正在写这个帖子的我这个人。而带引号的“我”是指的一个抽象的对象。

一般而言，就经济学的规律上讲，如果一件事情和“我”的利益有关系，“我”就会关注，就会积极。如果一件事情和“我”的利益无关，“我”就不关心。对于和“我”的利益有关的事情，“我”会积极，“我”会勤快，“我”不会懒惰。对于和“我”的利益无关的事情，“我”会懒惰，“我”不会积极。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

其实毛泽东也知道这个原理。有人不相信，但是确实毛泽东知道。

而“我”是可以扩大的。例如，当说“我家”的时候，也是一种“我”，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儿子，也可以认为“我母子二人”，这里的“我”就不是只代表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家。

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的“我”，是代表一个家庭，那就是家里的几个人，并非将土地承包给具体的一个人。

因此，“我”，也可以代表一个家，一个生产队，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全人类。这就是从小“我”到大“我”的变化。

其实在动物中都是有这个现象的。例如蚂蚁，能够集合成团队向敌人发起疯狂攻击，可以认为所有的蚂蚁的想法都是“我们蚂蚁”。群狼的攻击也是这样，当一群狼围攻一个动物的时候，他们的大脑里也想的是“我们群狼”。鸟群也有这个特点，例如大雁可以排成队飞。而动物里的这个“我”的概念，是深入在DNA中的，是一种基因的表现形式。

这里的意思就是，“我”是一种大脑中的软件，一种程序。如果一个人头脑中这种程序去掉了，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疯子。怎么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疯子？其实一般人是可以看出来的，那就是这个人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

如果一种基因工程，能够将蚂蚁的基因改变，改变成自私自利，所有的蚂蚁都只关心自己这个具体的个体的利益，则整个蚂蚁群体就一受到进攻，立即四散奔逃，这样的蚂蚁群很快就会被灭绝，无法生存。

当一个在企业中工作的人，如果想到这个企业是“我”的，它就会卖力工作，如果他不认为这个企业是“我”的，他就会偷懒，经济学普遍原理。

但是列宁指出，当资产阶级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不会被埋葬在坟墓里的，它在我们中间散发着臭气，这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演说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可是听得多了。

所以，一个在国企工作的人，他认为不认为这个国企是“我”的？如果根本不认为，他是一种工作态度，如果认为，那是另一种工作态度。这根本就是观念问题而不是什么制度问题。但是必须有制度配合。

因此工人阶级夺取了生产资料之后，要想办法让工人们都知道“现在企业是‘我’的”，这在我小时候，被称之为“主人翁精神”。主人翁精神是一种大我的软件，是需要长期不懈地进行灌输和培养才行的，不是说什么法治法治就能够解决的。法治万能都是胡扯淡的想法。我很讨厌法治这种东西，毛泽东也讨厌，毛泽东认为自己无法无天，造反有理。

比如这个想法，“‘我’现在生病了，妈妈一定不会不管‘我’的”，而且  这个想法对孩子来说是对的，母亲确实是着急地带着孩子去医院。这个想法“‘我’现在生病了，治病需要一万元钱，‘我’没有这个钱，‘我’没有办法了”，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可能的。而这个想法“‘我’现在食物中毒了，国家一定不会不管的”，果然，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动了空军运送抢救药品，那会让人真的相信“这个国家是‘我’的”。

而最大的大我，应当是把全人类视为“我”。例如白求恩，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是老三篇中的一篇，叫《纪念白求恩》，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不是纪念一个战斗英雄，一个汉族人，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不同肤色的白种人，白求恩，因为白求恩是共产主义战士，是把全人类视为“我”的，所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他就不能够忍受，他就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这种人，是无法用什么联产承包，激励机制来左右他的行为的。

但是现在书店里把白求恩有关的电影叫“爱国主义电影”，为什么不叫“共产主义电影”呢？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上层已经被许多人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那个“我”，缩小成“我国”，就是说“就算你不信共产主义了，你总还得爱国吧？”，但是把白求恩的电影看成爱国主义电影也是相当扯淡的。

比如未来会不会有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一听到非洲人民在受苦受难就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在那里为非洲人民献出生命？我不知道。

其实环保主义者有许多也是视全人类为大我的。

毛泽东其实也知道这事情急不得。所以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意思就是农民中的自我意识不可能一下子扩大那么多，一个队里那么几百口人，先建立起亲情关系再说，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农业上的国企，也是这个意识。主人翁意识的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需要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现在网上经常有人骂中国电信多么缺德，很坏很坏，他们并没有“中国电信是‘我’的”这种意识，有可能真的不是“我”的。因此这里面又牵涉到一系列的学术问题，本文不打算深入研究。

其实不一定共产主义战士才有大我意识，上面讲到了环保主义者也是有的。其实，美国在对抗共产主义意识的时候也有一个大我观念，叫民主自由人权，坚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一定相信，全人类什么角落里只要没有那个美国的制度，那他就象白求恩那样受不了，他要去解放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人民一定是在受苦受难，他要去解救。例如，中国人民可能就是他解救的对象，他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和演宣传，他坚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压迫下正在痛苦地呻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缺少民主自由人权。

美国有相当一段时间有这样的大我。直到特朗普上台，才将这个大我改小了一些，叫“美国第一”，变成爱国主义了。

总之，这里面牵涉到的课题太多，我是无法一一回答的，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客观地进行一些叙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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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想在网上发议论，但不想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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