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李爷前几年用《蒋公，鬼子投降都找不到你啊！​》来说明为啥抗战之后貌似强大无比自信心爆棚的蒋介石不到3年就转进台湾， 不但蒋介石没想到， 连毛泽东都有点不信。 李爷语言戏虐，而今天转载的这一篇确实学术论文一般。 其着眼点也是鬼子投降为啥遍地都是共产党。 其实蒋介石派往敌后的国军数量不敢说比共产党军队多，但是枪支弹药绝对超过当时的共产党。 作者总结了国民党敌后派遣军为啥如同肉包子打狗， 不是当了伪军投降了鬼子就是投奔共产党， 也就是有去无回。 总结原因很多，包括蒋介石不派嫡系只派杂牌军等掺了杂念外， 文章最后总结却是--

[总之，由于国民党军依靠士绅，不发动群众，片面抗战，加之本身存在腐败的顽症，因此在敌后不能长期坚持，从而导致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可是，鬼子占领中国土地之后会拉拢谁？ 当然也是乡绅望族。 有资源有影响力。 并且鬼子也不想在中国赔钱，而是要压榨百姓的，所以鬼子也不会替百姓真的做好事。 不然抚顺矿山的那些白骨换来的煤炭和战略资源会自己从地里跑出来吗。 

国民党能学习共产党的招数， 《论持久战》《游击战》等书也都是公开印刷的招数，国民党能看， 日本鬼子也能看， 他们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他们都只拉拢乡绅权贵，都欺压百姓， 因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不同。 国民党到了敌后当然也得到敌后底层百姓的支持，当然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 所以，蒋介石送往敌后的军队龌龊一点的就投降了日本鬼子给鬼子当狗， 有血性有良心的将士就变成共产党了。

别看大家都提民心， 国民党的民心是官商学黑权贵的心， 共产党的民心是底层百姓的心。

最有意思的是今天共产党的官僚也开始学国民党的派头。 自胡耀邦上台放出一大堆王爷阿訇佛爷上师， 本来已经逐渐缓和的地域民族矛盾又死灰复燃， 制造出了疆独藏独把中国搅的乱七八糟。

原因无他， 早年王若望总结的好：共产党从一个反抗压迫的党异化成压迫的党， 所以共产党里的文人今天拼命给腐朽堕落的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把中国底层百姓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写成几个权贵茶余饭后消遣就取得了胜利。 这种谎话他们自己说不定是真的相信的。  但是，真相是无情的， 不以官商学黑的意志为转移。 你不替底层百姓办事你就得不到底层百姓的支持， 最终被历史淘汰。 共产党如果非要学国民党，那么他们的下场恐怕不如国民党。 正像是汪精卫学蒋介石叛变革命，结果下场不如蒋介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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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何以战略被动

作者：黄  瑶

■从电报和命令中看双方当时不同的战略态势■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连续发出几封电报和命令。从这些电报和命令中可以看出双方当时不同的战略态势。

先说国民党的。

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甲）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外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8月11日，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战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所说“盟邦”主要指美国。对此，美国规定：“中国（大陆）、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由蒋介石受降。”

同日，蒋介石颁布对沦陷区地下军及伪军之命令：“我沦陷区各地地下军及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再说共产党的。

8月10日24时，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去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朱德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要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准备进军东北，现驻冀热辽的李运昌部立即进军东北。8月20日，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即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第五号命令要所有铁路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通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

从双方这几份电报和命令可以看出，国民党由于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可以命令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但是，从地缘上说，国民党军还远在中国西南，要立即受降还鞭长莫及。共产党虽然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不得不放弃占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但由于其地缘上已形成对日伪军包围的态势，仍然得以攻歼中小据点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至1945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并一度攻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天津、保定、芜湖等大中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使解放区面积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

对于国民党抗战胜利时在地缘上处于被动地位，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但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中南（似应为华北）和东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

■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表现■

■蒋介石决定也要派部队到敌后去

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时，何以会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一种答案是国共分工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

诚然，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共产党进入敌后是因为他认为八路军进入敌后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将会被削弱乃至被消灭。对此，朱德有生动的描述：“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

于是，蒋介石决定也要派部队到敌后去。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鉴于国民党军抗战以来伤亡巨大，蒋介石决定采用新的战略：“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蒋介石还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

南岳军事会议后，时任国民党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主持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游击作战之主旨，于战略上为长期抵抗，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为速战速决，以多胜少，指挥官需善于体会而运用之。”“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后行之，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以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实力之目的，故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白崇禧以及《游击战纲要》的起草者曾经研读过毛泽东、朱德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白崇禧还曾将游击战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游击战的精髓。“积小胜为大胜”未阐明途径，“以空间换取时间”仍有消极撤退的意味。这一概括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精辟。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国民党在敌后先后设立了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并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要将晋军撤退到黄河以西。至此，国民党军也进入了敌后。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总结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取得战果的原因时写道：“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既然国民党军也大批进入敌后，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仍处于被动地位？

■国民党军在鲁苏战区山东敌后的活动

1938年11月，国民党设立鲁苏战区，于学忠为总司令，副总司令沈鸿烈（山东省主席）、韩德勤（江苏省主席），参谋长王静轩，政治部主任周复，游击总司令沈鸿烈（兼），下辖第51、第57、第89军。鲁苏战区的特点是处于日伪军四面包围之中。

1939年初，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澂流）由苏北向鲁南转移。3月底，于学忠率第51军（军长牟中珩）进入山东。于学忠率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驻沂蒙山区北部，第57军军部和第111师（师长常恩多）驻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第112师（师长霍守义）驻石河、官庄（今属临沂市苍山县）。1941年，第112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南下苏北，支援韩德勤。

东北军进入山东初期，曾经英勇抗战。1939年6月，日军以第5师团和第21、第32和第114师团及第5混成旅团各一部，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第51军利用沂蒙山区的有利地形与日军周旋，经20余天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6月25日晨，方叔洪部在冯家场遭日军重兵包围。方叔洪率官兵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血战，激战了三个多小时，官兵伤亡过半，方叔洪头部、腰部多处中弹。敌人包围圈逐渐缩小，步步进逼，突围已经无望。为了不落入敌人魔掌，方叔洪用自佩的手枪，向头部补射一枪，壮烈殉国，年仅31岁。

第57军第111师第667团（团长万毅，中共党员）连续在关阳司、新庄设伏，虽未能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突围的日军连夜焚烧尸体，带回骨灰，狼狈逃窜。6月，该军破袭陇海路和津浦路。第667团在滕县以南截获一列客车，俘获日本对华经济考察团团长远山芳雄等人。国民政府军委会给该团颁发了三等军功章。

1939年底，万毅被任命为第111师第333旅代理旅长。1940年夏，万毅指挥该旅在山前设伏，歼灭从赣榆出来的日军两个中队300余人。冬季，在莒县城南的石井设伏，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在莒县以南的多水店子公路两侧设伏，歼灭日军1个排，炸毁卡车2辆。

但是，在敌后严酷的环境下，国民党军中的进步、爱国势力和反动、腐朽势力斗争加剧，分化迅速。

下面分别说说第57军、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分化的情况。

第57军：从1940年9月起，第57军第111师连续发生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九二二”锄奸事件、组建第57军独立团、“二一七”事件和“八三”事变。

“九二二”锄奸事件：第57军进入山东不久，副官长李亚藩投敌，当了伪兴亚建国军鲁苏地区司令，驻陇海线附近的桃林镇（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专做瓦解第57军的工作。第333旅1营2连连长王明德、机枪连连长郝继贤率队投奔。军长缪澂流假借要拉回这两个连的名义，派亲信李光烈（军部参谋）去桃林镇联系。通过李亚藩，缪澂流与日军拉上关系。1940年9月12日，缪澂流派第665团团长董翰卿和上校参谋于文清同日军谈判。当晚，于文清将此事告诉结拜兄弟万毅，表示不愿意干这汉奸的勾当。万毅动员他去当卧底，摸清情况。13日，董、于到达桃林。14日，在马家窝棚与日军上尉参谋辛修三密谈。于文清回来后向万毅说了谈判详情。万毅取得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的支持，于9月22日在第111师师部驻地东盘发起锄奸，正在看戏的缪澂流得到营长韩子嘉的通风报信，立即在334旅旅长荣子恒陪同下逃往第112师师部。同日，常恩多、万毅等通电全国：“缪奸与敌妥协，人赃俱在。本师长……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通电希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战志士口诛笔伐卖国贼缪澂流”。缪澂流逃走后恶人先告状，于学忠听信了缪澂流的一面之词，于24日致电常恩多：“据缪军长电称，你师万旅在东盘闹事，实属不幸。望将事实真相速即报来。”但缪澂流也因此失去军长职务。1941年初，第57军番号被撤销，第111、第112师直属鲁苏战区总部。

组建第57军独立团：1940年11月初，第112师第667团团长刘杰被怀疑“通共”，112师师长霍守义命令将他送该团平射炮连扣押，刘杰脱险来到第111师。25日，第112师667团1营3连连长李宝恕利用催粮机会拉着全连到据点接洽投降事宜。当李带着3个排长进入据点后，上士排附王林和班长宋树仁识破李的阴谋，立即串连其余班长把队伍拉过沭河。667团1营1连连长江潮发现营长韩子嘉要扣押他，便拉了全连大部过沭河与3连会合后投奔万毅。万毅建议师长常恩多收留他们，但遭拒绝。万毅让刘杰和江潮带上这两个连到江苏东海县羽山、墨山以第57军补充团（后改称独立团）名义打游击。万毅随即将此情况报告山东分局。分局派张翼等进入该部，建立了党支部，归山东分局领导。

“二一七”事件：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病的常恩多受到反动分子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等人的包围。1941年2月17日，刘宗颜等在师部缴了万毅的枪，将万软禁起来，随后又向于学忠谎称万毅要辞去333旅旅长职务，改任第111师附员，实际成为囚徒。万毅被扣后，第111师在“清除左翼分子”口号下，开始搜捕和杀害进步分子。中共第111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委员曹健华等被扣押。万毅的警卫员李福海、对万毅被扣表示不满的上士胡铁男被杀害。第665团中校团副管松涛、666团中校团副彭景文等中共党员被迫撤离。1941年12月，万毅被押解到于学忠的总部。1942年2月，日军在北沂蒙进行大“扫荡”。于学忠总部向第111师所在地山区转移。途中，负责同东北军联络的115师干部彭亮遭杀害。

“八三”事变：1942年7月，蒋介石致电于学忠，让其秘密处决万毅。于学忠不同意，决定对万毅公开审判。8月2日上午，对万毅进行军法会审，给万毅加上通敌、“双十二”事件从犯、奸党嫌疑等三项罪名。同日，患肺结核的常恩多病危，委托曾当过张学良秘书的总部政务处处长郭维城在他去世后掌握第111师，并交给郭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公（指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当晚，郭维城去看万毅，告诉万，自己将在常恩多去世后举事，以实现张学良的主张，届时将派人接万毅出去，请万协助掌握部队。郭走后，万毅考虑，从法庭宣布自己三条罪状看，肯定要判死刑，执行可能就在这几天，而郭举事成功概率很小，且兹事体大，并未征求中共山东分局意见。于是，他当夜越狱，向山东分局报告。8月3日，于学忠得知郭维城事先曾去看望万毅，向郭查问。郭维城同常恩多商量后，于当日在甲子山址坊举事。5日，中共山东分局听取万毅汇报后研究对策，认为事变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应予支持，决定派曾在该部工作过的王振乾前去协助常、郭掌握部队。由于举事仓促，6日、7日，部队大部哗变，释放了被扣押的反动军官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刘宗颜等随即反扑。常、郭率余部2700余人退出甲子山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途中，常恩多逝世。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该部番号不变，仍称第111师。经过选举，由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政治部副主任。占据甲子山的国民党军第111师，由事变当时不在部队的孙焕彩任师长。由于在山东有两个第111师，为区别，人们便称万毅指挥的为新111师。此时，于学忠率总部迁回北沂蒙。随后，八路军经过三次攻打甲子山，迫使孙焕彩部北退。1943年6月，孙焕彩部随于学忠撤出山东。

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当于学忠率领鲁苏战区总部和第51军进入沂蒙山区时，受于学忠统辖的正规军还有吴化文指挥的新编第4师。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向日军投降，所部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勾结日军在其驻地鲁村、三岔店等地修筑炮楼，增设据点，使日军深入鲁苏战区腹地，与鲁苏战区总部、第51军驻地东里店咫尺之遥。2月20日，日军调集第5、第6混成旅团各一部发起对第51军的大“扫荡”。随后不断增兵，兵力由3000余人增至1万余人。此时，鲁苏战区只有第51军军部率领的辎重团、独立第1团，第113师师部和第338、第339团，第114师第332团，以及第2挺进纵队和山东省政府特务营，总兵力不足5000人。由于敌众我寡，加上吴化文伪军的引导，“扫荡”不久，日军就攻占第113、第114师的重要阵地。于学忠负伤，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第113师参谋长张植桴和该师第339团团长王琨及两个营长阵亡，第113师师长韩子乾、第2挺进纵队司令厉文礼负伤被俘。

此前，1942年，由于鲁苏战区的国民党军不能扎根底层，发动群众，因此不能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进入敌后便生根发芽，不断壮大，而是不断衰弱，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军事委员会乃密令汤恩伯速组援鲁部队并于7月中旬指定李仙洲、王仲廉各率一个军分别进入鲁苏地区支援作战。11月又指示战区应以主力确保现有根据地，继续执行原任务。增援部队分向鲁南、苏北挺进，该战区为确保原有根据地，遂与汤恩伯总司令协定如左之部署：一、第51军及第111师确保鲁南根据地。二、第89军及第112师确保苏北根据地。三、第92军（李仙洲部）由皖北经鲁西向鲁南蒙费山区挺进。四、暂编第55师（王仲廉部）及苗纵队由皖北向苏北挺进。”

至1943年6月，李仙洲部虽已进入鲁西，前锋一部到达鲁南，但于学忠不能久等，因此在八路军协助下于1943年7月开始西撤，9月撤至安徽阜阳。

■国民党军在鲁苏战区苏北敌后的活动

国民党在苏北有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国民党第89军（代军长李守维），下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7万人，指挥中心在淮阴，不久在日军攻击下南退至东台。此外，还有驻泰州的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副指挥李明扬和李长江的杂牌军约3万人，驻海安曲塘和东台溱潼（今属姜堰市）的两淮税警总团陈泰运的部队数千人。

1940年7月，新四军挺进苏北，东进黄桥。9月，韩军分路进犯黄桥，新四军首战营溪，歼灭韩军两个团，进而占领姜堰，随后将姜堰让给李明扬，并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争取李、陈中立。10月4日，韩军主力猛攻黄桥，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下，企图袭击黄桥侧背，新四军将其围歼。4日午夜，新四军将韩军包围于黄桥东北，第89军主力被围歼，军长李守维逃跑中落水而亡。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向兴化溃退。配合韩军的李、陈在战役中保持中立。

1941年2月，驻泰州的李长江率1万余人投敌。新四军发起讨伐李长江战役，于2月20日攻克泰州，歼灭李部3000余人，李长江率残部数百人溃逃。同日，日军占领韩德勤的根据地兴化，韩德勤东退至盐城安丰镇（另一说是北退至宝应东北蒋家桥），从此一蹶不振。1943年4月，撤至安徽阜阳。1944年5月，鲁苏战区撤销，在苏北国民党军只剩下在睢宁的重组的独立第6旅。

■国民党军在冀察战区敌后的活动

1939年1月，国民党划河北、察哈尔及山东老黄河北岸为冀察战区，任命鹿钟麟为总司令，下辖第97军（军长朱怀冰）、第69军（军长石友三）、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第40军（军长庞炳勋）。9月，第40军和新编第5军合编为第24集团军，在晋豫边南太行地区活动。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2月，朱怀冰率第97军等部进犯武安，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两部伤亡100余人，撤出原驻地。朱怀冰不顾八路军消除摩擦、团结对敌的呼吁，继续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第129师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组织自卫反击，歼灭第97军大部。同年5月，国民党将第97军残部编为第94师，改属第14军，撤销了第97军番号。

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新编第6师扩编为第8军（军长高树勋），与第69军合编为第39集团军（石友三任总司令，高树勋任副总司令）。1940年底，高树勋诛杀通敌的石友三，第39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兼任，高树勋任副总司令，下辖第69军（军长米文和）、第8军（高树勋兼军长）和暂30师（师长赵云祥）、新4旅（旅长王清翰），总兵力2.3万人，被调到鲁西、冀鲁边一带。至此，第24和第39集团军活动地域都脱离了冀察战区范围。1942年春，高树勋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划归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冀察战区仅剩第24集团军。

1943年上半年，第24集团军反“扫荡”作战失败，孙殿英、庞炳勋先后投敌。1944年秋，高树勋代理冀察战区总司令，所辖仅第8军（军长胡伯翰），在豫西活动。冀察战区名存实亡，至1945年7月正式撤销。

■国民党军在第二战区敌后的活动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山西和察哈尔划为第二战区，1938年调整为山西和陕西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南路前敌总指挥为卫立煌，北路前敌总指挥为傅作义，八路军总司令为朱德。

阎锡山在抗战初期奉行的是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以及日军都有联系的策略。他在1939年3月召开的秋林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生存：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

全国性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均开入山西作战。第115师一部在山西东北部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在山西西北部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在山西东南部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山西西南部的吉县克难坡。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了企图消灭由中共创建的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新军在中共领导下坚决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此后，阎锡山便坚决反共，而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左右逢源。

1944年12月，在鲁苏战区撤销、冀察战区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国民党又将老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直至黄海、渤海划为第十战区，其面积占国民党在关内的沦陷区的1/3。然而，这个战区有名无实，只是国民党在敌后刷存在感而已。

■日军评价及蒋介石的感慨

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在敌后的表现，日军也有评价。“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共军则巧妙地乘隙渗透其势力，或以武力迅速扩大地盘。”“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根据过去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被共军占领。有鉴于此，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

对于国民党军在敌后的表现，1946年7月，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近来研究剿匪战术，认为抗战期中，日寇在我们沦陷区的‘扫荡’战术，有许多可以取法的地方。……他们‘扫荡’我们一个战区，最初要使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后来只要用一个混合团就可实行了，到了最后他只要用一个混合大队就可以‘扫荡’我们。”

于是，到抗战末期，就形成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局面。然而，这不是双方分工的结果，而是形势使然。

■国民党军在敌后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

为什么国民党军在敌后虎头蛇尾，不能善始善终？从根本路线上说，国民党的痼疾是每到一地，依靠的是当地士绅，而不知、不愿也不敢发动群众。早在全国性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国民党军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其在敌后难于生存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军的腐败主要表现有：

■经商和吃空额

全国性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提倡在军队办合作社。1942年9月，他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说：“本来我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合作社名义经营商业，反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与交通冲要地区的部队为甚。”

军队经商很容易演变为武装走私。1940年，驻苏北姜堰的保安第9旅向日军走私粮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40年7月27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韩德勤命令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进驻原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的防地姜堰，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源。姜堰是粮、棉、油、盐的集散地。卡住姜堰，驻黄桥的新四军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都会发生困难。保安第9旅在封锁粮食的同时，将粮食走私给日军牟利。封锁粮食致使物价飞涨，当地老百姓乃至士绅商人都苦不堪言。陈毅、粟裕决定以此作为打击韩德勤的突破口。于是，在老百姓中很快流传起这样的顺口溜：封锁粮食“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人”。陈毅还写信给清末举人、曾当过江苏省长的海安耆宿韩国钧，信中指出韩德勤此举是搞内讧，有“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的话。韩国钧回信道：“痛心之言，闻之泪下。……粮食问题，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办法，此事诚须妥筹也。”在老百姓和当地士绅商人的支持下，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克姜堰，歼灭保安第9旅，解除了韩德勤不得人心的粮食封锁。

抗战末期，蒋介石曾经说：“我们最初开战的时候，乃可以一个师抵抗敌军一个师团，而到了后来，甚至六个以上的师亦不能抵挡敌之一个师团了！这就因为我们师的单位虽多，但兵员总是不能补充足额。事实上，各师缺额总是超过编制预定数之五分之一，或至三分之一，其能维持五分之一者已算难得的了。”

部队缺额为什么不补？回答是：中高级军官可以虚报冒领，吃空额。

国民党军这一顽症一直未改。到了1948年10月7日，正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锦州外围要点义县，即将进攻锦州的关键时刻。这天中午，蒋介石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军队无斗志的原因，徐答：“在上者经商，其次吃空额，其下离心离德，如此军队尚何言哉！”徐永昌所言都是蒋介石心知肚明、耳熟能详的弊病，因此，蒋介石听了毫无反应，心不在焉地对徐说：“我上海还有事。”何事？10月12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积）等问题，蒋夫人速（促）其解围云云。”

■赌博

1940年3月9日，蒋介石在参谋长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两个战区一般高级将领，有一个极可痛心的恶习，就是欢喜赌博！要知道，敌人天天在研究如何来消灭我们的军队，如何来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不但不想方法如何抵抗，如何图存，反而天天研究赌博。如此不明大局，醉生梦死，真是只有做亡国奴的一条路！须知我们一上了赌场，赌友就成了自己的敌人，心中只想打胜桌上的敌人——赌友，哪里还有功夫去研究如何去对抗真正的敌人——倭寇。这个亡国的劣习，如果再不彻底涤除，你们不仅要被敌人消灭，而且要做敌人的俘虏！”

■吸毒

国民党军中的黔军王家烈部号称“双枪（指步枪和大烟枪）兵”。吸毒在部分国民党军中，尤其是在军官中长期存在。曾在冀察战区任新编第5军军长，后来投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第3纵队司令官的孙殿英12岁开始吸鸦片。1947年在汤阴战役中被晋冀鲁豫解放军俘虏后，恶习难改，患烟后痢，不久病死于看守所。据曾经在东北军工作过的李欣回忆：“拿57军来说，军长缪澂流是个极端的贪污腐化分子。他抽大烟，讨小老婆，贪污军饷，喝兵血，无所不为。”据万毅回忆，曾在鲁苏战区第57军第111师第666团任团长的刘晋武，“是个老兵油子，他带着两个老婆随军，还抽大烟。他吃空额，喝兵血……他属于东北军中生活最腐败、政治上最反动的一类人物”。第661团团长孙维嵩也抽大烟。

■掳掠

据万毅回忆，1941年4月17日，“331旅旅长孙焕彩、333旅旅长刘晋武向（病中的）常师长谎报说，日照县民主政府不让民众送给养，是对111师策反朱信斋部的报复。常说：‘可以派人去催。’于是，孙、刘指挥所部，并纠集国民党保安16团千余人，于25日偷袭我驻沟洼的日照县委和县府机关，兰瑞生等8名同志牺牲，县大队第4中队全体人员被俘，此后又连续进攻我山纵2旅6团，大修碉堡，并写上‘安内攘外’字样，派兵四处抓丁抢粮”。

由于国民党军脱离群众，抓丁抢粮可以说是其家常便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表现尤为突出。1940年9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指出，韩德勤部队“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告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苏北就有这样的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养有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韩德勤部军纪之差曾经惊动了在重庆的蒋介石。不知蒋介石看到《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没有，但他从情报系统获悉韩德勤部队“军风纪荡然”。为此，1940年11月4日，蒋介石致电韩德勤：“据报：‘苏北各部队自被击溃后，官兵全无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等语。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毋使匪伪有所借口为要。”

总之，由于国民党军依靠士绅，不发动群众，片面抗战，加之本身存在腐败的顽症，因此在敌后不能长期坚持，从而导致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蒋公，鬼子投降都找不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