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之战作者：张昕冉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钟声即将敲响，但国内的状况却仍然危机四伏：内有南方诸省尚未解放，数百万国民党残军与地方武装虎视眈眈；外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帝国主义的兵舰在附近海域伺机而动。新中国面临着重重考验，其中一个当务之急就是经济问题，这关系到数亿民众的生活问题，关系到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威信。暗流涌动下，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开始了。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严重畸形的社会，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国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国民党统治集团逃离大陆时，带走了大量黄金和美元，破坏了许多重要厂矿和设备，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法币和金圆券发行量增加千亿倍，物价指数涨了8.5万亿倍。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短短10个月内，金圆券发行额就增长了30.7万倍。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37年100法币的购买力为两头牛，到了1947年仅仅可以买到一个煤球，而到1948年时就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毫无信誉可言，不光黄金、银元、外币，甚至连清王朝发行的铜元都成为市场上通行无阻的硬通货，人们竞相购买贮存。囤积重要商品，买空卖空成为最赚钱的行业，社会上滋生了一大批投机商人。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投机资本，专门从事金银、棉纱、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投机倒把，贪婪地抓住一切机会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仅上海一地就有20至30万人从事商业投机活动。 而此时的中国尚未完全解放，战争还在华南、西南等大片国土上进行，军事费用开支很大。1949年军费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国家财政赤字约占全部支出的2/3。为了弥补赤字，维持开支，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就增加了11倍，到1950年猛增为270倍，同期物价上涨了40%，显然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赤字的增加以及通货的增发，给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大城市的投机资本利用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疯狂掀起银元、黄金和美钞的涨风，引起物价剧烈波动，导致1949年4月、6月、7月、11月及1950年2月轮番五次的物价大幅上涨。 1949年的中国需要物资，需要储备，需要一切能够满足国计民生的东西，但此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粮食作物产量比1936年下降了22%，工业产值降低了近一半，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交通运输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其中陆运运力下降约20%，水运运力下降约70%，空运运力几近为零。而且，工业方面基本不能制造任何重要的机器设备，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物资严重匮乏，供给严重不足。解放前夕，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 即便面临如此困难，中国共产党人也绝不气馁，他们深知没有经济稳定就没有政治稳定，没有通货稳定就没有经济稳定，如果通货膨胀问题不能被很好地解决，党就无法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本胜利也无法保证。因此，能否治理好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建设，安定社会生活，就成为党在军事斗争之外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1949年4月21日，北平刚解放不久，中央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时北方农业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人民政府急需的大量军粮只得靠发行货币筹集。投机商人利用大众对纸币不信任的心理，用银元大肆抢购粮食，引起粮价急剧上涨。很快粮价涨势就从冀中灾区蔓延至京津及冀南地区，短短一个月物价就上涨了1.8倍。 
为应对此波涨风，人民政府立即下令禁止银元、黄金和美钞的买卖与流通，同时抢修因战争而断绝的交通，从东北和济南调来大量粮食救市。物资一到，立马在国营贸易公司下建立各专业公司，在北京和天津设立40个供货店对粮、布等重要物资敞开供货。另一方面开办“折实储蓄”，把货币折成折实单位进行存取，既保证存款者不因物价波动遭受损失，也能吸收游资、紧缩通货。这些措施有力打击了投机资本，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到5月中旬，涨风在华北陆续平息。这次战役被称为首场“银元之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9年6月，投机分子再度以金银、外币为对象，在上海挑起第二次“银元之战”。上海解放后，军管会立即颁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严禁以金银计价和流通买卖，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以此遏制银元投机。但是投机者们仍然狂妄地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操纵和哄抬下，市场金银价格和物价不断上涨。从5月27日解放到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2倍，市场物价指数上升了2.7倍。很多资本家嘲笑共产党不懂经济，声称“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 
人民政府也曾尝试于6月5日向市场抛售10万枚银元，但立即就被投机资本吞没。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公开发表讲话，给予投机者最后的警告。然而，投机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劝告视为软弱的表现，置之不理。6月8日，人民政府在对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按照陈云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断然决定采取措施，严惩投机分子。6月10日，在事先进行周密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查封了位于上海汉口路的金银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依法逮捕和惩办了238名首要投机犯罪分子，当天上海银元的价格立马就跌了四成。在打击金银投机分子非法活动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人民币的宣传和对城乡市场的占领。以上举措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时的金银投机活动，成功把金银挤出市场，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初步稳定了物价。 6月的“银元之战”后，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但投机资本很快转移了投机战场，从金融领域到商品流通领域。这次他们瞄准的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米棉。7月，上海打响了首次“米棉之战”。在经济战中，足够的物资就是最强大的武器，谁掌握的物资多，谁就能握住主动权，特别是粮、棉这类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解放初期的上海工商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原料缺乏，销路不畅的困境，停工歇业一度高达20%，根本无力供应市场，眼看又一轮通胀要到来，新生的上海政府再度面临着危机。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陈云任主任，开始处理全国性的财经工作，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改变过去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情况，集中收支统一管理，大大增强了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上海财经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首先是疏通运力，加紧调运华东各省和中原、华北、东北的粮棉煤盐等物资进沪，之后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物资，调节供需，回笼资金。所谓通胀，实际上就是流通中货币量供大于求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涨，那么就需要通过紧缩银根的办法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治理通胀。比如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严格贷款与投资等。 
陈云 但实行这些措施不是没有代价的，抛向市场的物资增多，留给自己的物资必然就会减少。更何况建国前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的高歌猛进，军政公教人员不断扩张，1949年8月其人数还是600余万，到1950年1月就高达942万，军费和行政费用的支出非常大。所以，为了实现财政节流，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减少支出，即便自己吃苦，也要保障民生。不仅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实行粮食配售政策，而且还要求后方的部队、机关和学校人员也要尽其可能地进行生产，想办法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通过各种努力措施，人民政府成功地缩小了物资与通货之间的差额，减少了市场上的现金流，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包括《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等，全国税收制度自此统一。此后，除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均归中央统一调度使用，国家治理通胀的力量大大增强。 1950年3月后，投机资本接连5次掀起的物价涨风基本被控制住，全国市场基本实现稳定。随后，中财委为能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从根本上避免物价继续上涨，又开展了一系列统一财经的重要工作。通过两阶段对物价的标本兼治，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仅改善了新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随着国共军事局势的明朗化和新政治基础的日趋稳定，中国共产党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人不仅会打仗，也有能力、有魄力解决好经济问题，处理好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这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不能实现的。 ————————————————————————————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战看似凶险，但是，当时的领导人是治病，
也就是说对旧体系的病有足够的分析和了解， 可以说是药到病除。 道理也并不复杂， 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功效基本相同， 行政权力的效率更高。
只要有强有力的政府， 行政权力可以战胜任何资本权力的兴风作浪。 当年美国饿死800万人的经济危机如同洪水猛兽，
罗斯福眼睛一瞪国家行政权力直接干预， 资本怪兽自然偃旗息鼓回归笼子。
但是政权建立以后，中国采用全新的经济管理模式，
最初以为可以拷贝苏联模式，但是老一代领导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与十月革命的夺权模式一样水土不服不靠谱。
而陈独秀王明周恩来复制十月革命模式还仅仅是水土不服， 十月革命在苏联是成功的。
毛泽东早早发现苏联经济管理模式会导致复辟和分裂。
苏联工业领域总结到中国的经验是马鞍山钢铁厂经验权威模式， 强调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权威和等级作用， 毛泽东倾向于鞍山钢铁厂的去中心化模式，
两参一改三结和，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技术改造，干部队伍老中青三结合， 因为毛泽东认为权威模式会催生出新的权贵层。
农业方面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刘邓的共产主义， 到1959年郑州会议在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的基础上，确立了县，社，队三级独立核算，按劳分配的原则， 后来又在大队的基础上分成小队， 小队内独立核算多劳多得。 换句话说毛泽东抛弃苏联经验之后就走到了无人地带，
前边没有路可以模仿，只能自己摸索。 摸索当然是会犯错，会有代价的。
到了70年代毛泽东开启的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被陈云总结成鸟笼经济， 以国有经济编织鸟笼，
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以个体经济为鸟，为经济体系注入灵活性和能力。
陈云的鸟笼经济没有实战的机会， 因为很快就被邓胡赵给拆掉了， 当然， 他们拆的并不彻底， 就是社会主义被拆的七零八落的残垣断壁能够让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危机的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 可见优越制度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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