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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安倍纪念日本战败70年谈话 2015-09-02 17:30:11

 从新年开始,人们就一直注意并猜测安倍在今年为纪念日本战败70年的谈话内容;安倍于8月14日发表了他的谈话。不出众人所料,安倍在谈话中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了亚洲国家,也没有明确道歉;具体地说,他没有用“侵略”和“道歉”这两个关键词。正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所指出的, 安倍的谈话让人不清楚日本为什么要表示歉意。这是因为安倍用的是日本政府标准的刻意模糊语句(关于这个刻意模糊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笔者写的短文“日本为何不道歉。我们呢?”)

然而,在谈到日本所受的伤害时,安倍十分具体地提到“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轰炸、东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轰炸、冲绳发生的地面战斗等等,这些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悲惨遇难。”

在谈话中,安倍说: “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

这是安倍的新观点,值得分析和讨论一下。我们可以从常识和先例说明安倍这句话不仅没有水平且毫无道理。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伤害了他人(或它国),起码应该向受害者道歉;这是人际交往的规范。 那什么时候道歉才算完呢? 直到受害方接受了道歉。 受害者接受道歉以后,加害者就不必再道歉了:双方达到真正的和解,可以和平相处并正常交往了。 如果受害方接受了道歉后,在以后的交往中还拿加害一方过去的伤害或道歉说事,那就是受害方的不对了。

在中日之间,日本还没有明确地向中国表示过日本曾侵略过中国并明确地向中国道歉,因此,中国也没有机会明确地接受日本的正式道歉。 所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还要延续下去。 这个责任应该由日本来付。 特别是,考虑到众多日本政客公开以官方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方面淡化其侵略历史的倾向和行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向中国人民为日本侵华的罪行道歉,直到日本明确地向我们道歉。

按照安倍的逻辑,再过三,四十年,日本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会达到总人口的100%, 他们与战争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日本就更没有必要道歉了。 不仅如此,从安倍的观点,我们还可做如下的推论:那时的中国人民也更没有理由要求日本道歉了,因为那时100%的中国人都没有直接受到侵华日军的迫害。这不仅有悖于常识,也有悖于国际社会上的先例。 如果道歉问题在一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内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让“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在国际社会上,不乏子孙后代为他们的前辈的恶行而道歉的例子。我在此仅举三例:

1.1997年6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对英国在1840年的大饥荒中对爱尔兰人的灾难的无动于衷而表示歉意。

2. 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乌干达时对美国曾参与奴隶交易表示忏悔。

3. 1992年10月31日,天主教会为在1633年终身监禁伽利略而请求原谅。

 

另外,今天,仍有美国人在为要求美国政府对奴役黑人表示道歉而努力。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安倍的逻辑站不住脚。 最后我们用日本人民的愿望和情感进一步说明安倍观点的荒谬。 安倍在他的谈话中特意提到,日本是"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我们知道,很多日本民众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政府为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向日本道歉。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如愿。 日本民众仍在继续努力要求美国道歉。 假如,三,四十年后,日本人民仍然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但是,那时的美国政府仍拒绝向日本道歉而并宣称:现在百分之百美国人与在日本使用原子弹无关,怎么能要我们为与我们和你们都无关的事道歉呢? 日本人民会同意吗?安倍自己和他的子孙后代会同意吗?

十分清楚,如果安倍真的想"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就应该尽快地,明确地向中国和其它遭受过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道歉(包括解决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 如果日本政府道歉了,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才有可能接受日本的道歉从而为加深和解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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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不道歉?我们呢? 中日如何面对历史(一) 2015-07-05 20:08:21

日本为什么不道歉?我们呢?

中日如何面对历史(一)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历史上两国关系深刻影响了各自的命运。在1920世纪里发生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件,和八年抗战都是决定两国命运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结局和如何面它们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关系和人民。在二十一世纪中,我们的发展也将受到中日关系的巨大影响。

日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我们的一个强劲对手。日本在我们和其他亚洲人民面前有优越感。我们对此会感到不安或愤怒。但是,不安和愤怒于事无补,并不能帮助我们赢得日本的尊重。 日本人好学,做事严谨并尊重强者。 如果我们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接近,赶上或超过我们的对手,我们将得到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一个国家软实力表现在很多方面,面对历史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如何面对历史恶化了中日关系, 它还将长期地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一个国家或政府如何面对历史看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事实求是就是了。但是如果细想一下便会发现这事牵扯到一个国家的制度, 政权合法性,政治现实,人们的情感,文化和传统,教育和国际环境。 所有这些又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和未来;所以,如何面对历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之际,我将撰写几篇短文与读者分享中日面对历史的一些史实和分析,为读者了解日本历史问题提供便利, 同时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便尽快在面对历史上超过我们的对手。

人们常问:日本为什么不向我们道歉? 这个问题可从几个方面来回答。在这篇短文中,我提供一个回答并谈谈我们在这方面的困境。

日本的裕仁天皇

战后对日本天皇的处置是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其在二战中对外侵略及暴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天皇即是日本的元首又是军事最高统帅。在日本人的眼里,天皇是神, 是国魂。下面的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体会天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1945726日,二战接近尾声,美,中,英发布波斯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否则,将面临毁灭性打击。虽然斯大林在此之前已同意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军,但由于当时苏联与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没有在波斯坦公告上签字。这让日本摸不清苏联的真实意图,一厢情愿地认为苏对日本的立场与美,中,英不同。 此时的日本知道自己已被打败,寻求结束战争,但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它愿意有条件地投降,且条件只有一个:保持天皇体制。 如果无条件投降,战胜国就可以任意改造日本,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至处决天皇。因此,日本急于在保持天皇体制这一点与美国谈判。由于美日两国都杀红了眼,日本无法直接找美国人谈判,它试图找苏联人帮它向美国转告其条件。在日本看来,苏联进行调停是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唯一希望。 当时日本外相不仅数次催促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拜见苏联外长商讨此事,而且还提议派一位皇亲作为特使访问苏联以求得其帮助。由于苏联需要时间为在8月出兵东北调兵遣将,故对日本的要求采取拖的战术,对佐藤避而不见。虽然佐藤电告日本政府,苏联的真正意图是与盟军一道对日进攻。但绝望的日本军方对佐藤的警告充耳不闻,一直盼着苏联的答复。 在此期间,日本对波斯坦公告保持了沉默; 这被美国视为日本政府拒绝了波斯坦公告,于是在8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遭受了原子弹打击后,日本仍拒绝无条件投降,继续为通过苏联的调停以保持天皇体制而努力。莫斯科时间88日下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终于应日本要求会见了佐藤大使。莫洛托夫大步走进会见厅,挥手示意让佐藤坐下,二话没说,就大声宣读了苏联对日立即宣战的决定。

接着美国于89日在长崎再次投下原子弹。 在814日的御前会议上,政府官员仍为是否接受波斯坦公告而争论不休,无法决断,致使时任首相第一次请求天皇表达其意愿。天皇表示愿意接受波斯坦公告。 天皇的旨意大家必须遵从,日本随即决定接受波斯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虽然美国决定对日本进行核打击出于多种考虑,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史实中看到,日本为保留天皇体制而拒绝无条件投降是一个直接原因。可见天皇对日本的重要性。

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和进行的,日本军人也是为天皇而战;而且,天皇直接参与了战争决策。 这说明天皇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投降后,在战胜国和日本国内都不乏要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并将其处决的强烈呼声。如何处置天皇对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来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麦克阿瑟基于两个原因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

第一个是现实需要:麦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美国深知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会把天皇作为战犯送上绞架。绞死天皇对日本民众来说就像把基督徒心中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话,日本军民都会为此跟美国人血战到底。 投降后的日本没有了政府,也失去了凝聚力,天皇是唯一的国家象征。再没有了天皇,日本将陷入动乱。麦克阿瑟估计,如果没有天皇的存在和合作,他需要一百万士兵在日本维持秩序,但他只有不到五十万,且他们都吵着要回家。这就是说,没有天皇的合作,麦克阿瑟无法有效占领,管理日本,更谈不上达到把日本改造成一个非军事化的民主国家的目的了。 麦克阿瑟本人也知道,虽然他在日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日本,他也会马上被撤职回家;若要管理和改造日本,他不能没有天皇的合作。也就是说,天皇需要麦克阿瑟挽救其性命;麦克阿瑟也需要天皇帮他占领并改造日本。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勇于承担所有战争责任,因此赢得了麦克阿瑟的尊重。 1945927日,天皇乘车到美驻日使馆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上路前,天皇的手下提醒他不要承担战争责任。 在使馆门前,天皇下了车,接待他的是麦克阿瑟的手下一位将军。 天皇一行被请进大使馆,仍不见麦克阿瑟的身影。鲍尔斯少校告诉天皇一行,只有天皇和一名翻译被允许上楼会见麦克阿瑟。事后,鲍尔斯回忆道, 天皇被吓死了。 我伸手接他的礼帽时,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 当在门口见到麦克阿瑟时,他向麦克阿瑟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把上身弯得很低,很低,就像一个仆人给主人鞠躬。天皇把上身弯到了什么程度呢?天皇的手竟然高过了他头;也就是说,当麦克阿瑟与天皇握手时,天皇的头在两人的手底下。 一位摄影师为他们拍了三张照片。请看下面的一张:


从照片上看,麦克阿瑟在身高,表情,和姿势上都盖过天皇。麦克阿瑟身着工作服,天皇则身着全套外交礼服。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这张照片是对天皇的侮辱,禁止发表。麦克阿瑟则下令日本各大报纸都刊登这张照片。通过这张照片,日本人马上就明白了谁是日本真正的天皇。

为了让天皇放松,麦克阿瑟先聊了些家常,提起日俄战争结束时,麦克阿瑟曾受到过天皇父亲的接见。麦克阿瑟见天皇的手仍然紧张地颤抖,连为他上的一杯咖啡都不敢碰以免把杯子弄翻。麦克阿瑟递给天皇一支香烟,虽然天皇平时不吸烟但还是非常乐于地接受了,麦克阿瑟俯身为他把烟点上。

轮到天皇说话时,他一开始便说: “麦克阿瑟将军,我前来觐见您,是为了恳请您所代表的盟国对我作出审判……对于我的臣民在战争期间作出的所有政治和军事决定及其采取的所有行动,我愿意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值得强调的是,天皇说的是所有战争决定和行为,包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虐待盟军战俘,巴丹死亡行軍,菲律宾大屠杀,731部队,及日军的所有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麦克阿瑟。他后来写道:我知道让天皇承担所有战争责任与事实不符,承担所有战争责任意味着将被处决,天皇勇于承担这个责任深深地感动了我 (原话是:感动到了我的每一粒骨髓)。 他虽然生来就是天皇,但在这一时刻,我知道我面对这个人即令没有君主的名号也是一位日本最具君子风度的绅士。后来,麦克阿瑟对鲍尔斯说:看到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人把自己降低到如此谦卑的地位让人痛苦

麦克阿瑟是个军人,要取得一位军人原谅,乞求饶命是没用的,必须要赢得他的尊重。天皇赢得了麦克阿瑟尊重。

那么,如何处置天皇呢?麦克阿瑟,天皇,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天皇免遭起诉: 他们把天皇请下神坛,把他打造成一个热爱和平,亲民的天皇。经过改造,天皇不是神了,他被还原成人了,仅仅象征国家元首,没有任何涉政权利。

日本人常说战后的日本是麦克阿瑟的孩子。这话并不过分。 麦克阿瑟一方面保护了日本(比如,没有让苏联插手占领日本,像德国和朝鲜那样被分裂);另一方面,他也改造了日本,为日本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对天皇的处置是日本战后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天皇不对战争负责,那该由谁负呢?由一小撮军头来负。 在重新塑造天皇的同时,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把战争责任都集中在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一小撮军头身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经过两年多的审判,宣布所有21名甲级战犯都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其中七名被判处绞刑。这就是当时关于战争责任的结论:天皇不但对战争没有任何刑事责任连道德责任也没有,他被一小撮军头欺骗了,这些军头要对战争负责;处决了他们等于清算了日本的战争罪行。东京审判把这一结论制度化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各界和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东京审判有重大缺陷使有些判决难以服人。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又巩固了东京审判这个制度;该条约第11款规定,日本承认东京审判决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判决。 另外,旧金山和约的48个签约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至此,日本认为清算其战争责任一事已经完全结束(中国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及苏联都没有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十分清楚,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由于现实的需要对战争责任做了一个假结论并将其制度化了。 一个原因时,麦克阿瑟需要天皇的合作以管理和改造日本。另一个原因是,当美军踏上日本领土后,他们马上发现日本社会已陷入混乱,经济也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们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如果日本经济不能及时恢复,它将是美国的一个沉重负担,更谈不上改造日本了。因此,美方和日本保守势力都希望尽快地用东京审判把战争责任问题给解决了以便集中精力重建日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不是拿战争责任开玩笑吗? 是的,麦克阿瑟的确拿战争责任开了个国际玩笑 (下面还有更大的玩笑)。 这个制度的直接后果是:它完全忽视了大量日本民众曾热情地支持日本政府的战争政策的事实,很多真正战犯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它的另一后果就是,这个制度使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历史,不情愿明确地向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道歉。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个因果关系。 从认知方面来说,很多日本人,包括大财团,文职官员,大部分军官,甚至战犯都认为(1)既然天皇都被军头欺骗和利用了因而对战争不负任何责任,那么,我是天皇的臣民,更是被军头欺骗和利用了,我凭什么对战争负责呢?不仅如此,我们也是受害者;(2)一小撮对战争负责的罪犯已被处决了,战争责任也就被清算了,为什么还要再道歉呢?

这个制度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日本不能直接面对历史。 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战犯被释放后不久便活跃在日本政坛,官至首相。他们认为,我的道德水准没有必要比天皇的更高。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少或从不表示内疚。从日本国内法律方面来看,被判犯有战争罪也不是他们的污点。 他们中最著名的一位要算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他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太平洋战争时曾任工商大臣。1948年,东京审判后,被免于追究并立即释放。 19524月,他主张重新军事化并修改宪法。1955年任新成立的以保守著称的自民党干事长,1956年他任外交部长,次年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保守势力与战时的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人物都是战时政府的内阁成员。 战败使他们在国内的名声扫地;他们需要搞一个说辞以抹去他们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污点从而重新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 他们的策略同麦克阿瑟的如出一辙:就是漂白历史并把战争责任推到一小撮军头身上。他们宣称,包括天皇及其皇宫的官员,大财团,政府官员和职员在内的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是受害者。战后的日本民众更关心自己所受的战争痛苦,不关心日本给亚洲其它国家带来的灾难。 日本保守派这个说辞正好迎合了日本大众的心理。 这样,这些人便在战后的国内选举中聚集在保守势力的旗下。

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老兵是响应国家召唤,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使是战犯也是国家的英雄,因为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这样,就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开脱了责任,成为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理由。不仅如此,还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生活上的照顾。

最后,保守势力为了在冷战中加入西方阵营,不得不承认他们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是侵略行为。由于日本一向自认为优于亚洲各民族,美国更关心它和西方盟国的利益,对亚洲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不那么重视,所以,美国和日本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淡化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由于上述原因,从40年代到90年代,以保守的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明确地向亚洲邻国道歉。极端保守势力更是从右的方面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认为日本根本就没有发动侵略战争,战后的体制及和平宪法是胜利者强加给日本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党,自民党还是要维护这个制度而不敢冲破它。

那么,日本政府怎样面对亚洲的受害国呢?它的策略是刻意的模糊。 自民党主政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标准语句或谈话是,不明确表明日本侵略了别国,也不明确道歉; 只是对某一时期的不幸事件及对邻国的伤害感到悔恨和反省。 比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交联合声明)。最近的一次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于2015430日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演:我们的行动给亚洲国家的人们带来了痛苦,我们决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我将坚持历任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所表达的观点。 这里不见侵略道歉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标准谈话来源于上述日本战争责任的制度。 如果真的要追究战争责任的话,这个制度就要被颠覆, 比如天皇的责任,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等等都要被重新审议。 这将对整个日本和主导建立这个制度的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冲击。 下面两例能非常好地说明这一点。 今年四月十七日,由朝日新闻社在日本实施的民调显示,有74%的受访者认为村山谈话” “妥当村山谈话明确表示日本侵略了别国并明确地道歉,见下);并且,安倍访美前,美国议员和媒体都呼吁安倍在美国会的讲演中明确表示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了他国并为此道歉。但是,安倍讲演中仍不提 侵略,也没道歉

如果日本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比如保守势力下台,也会影响日本如何面对历史。 比如,1994日本社会党的村三富市出任年首相。1995村山发表了村山谈话,明确表示日本侵略了别国,并为此明确道歉。

最后,如果中美日三国的实力及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会对上述制度造成冲击从而影响日本是否道歉。

我们的政府是怎样对待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呢?与日本的标准语句惊人的一致。比如,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

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细想一下,在对灾难负责和道歉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主席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右迫害了55万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已承认死了1000万人,民间保守的估计为3000万人),文革十年动乱,这都是尽人皆知且中共也承认的事实。我们党和政府由于现实需要也没有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更没有向我们道歉。

具体地说,麦克阿瑟因需要天皇配合他占领和改造日本而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把责任推到一小撮军头身上了。 邓小平为了迅速扭转文革动乱局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解释上述灾难的原因时,只是说毛泽东犯了错误,在反右和大饥荒两个灾难上,并没有追究其责任;虽然承认毛泽东要对文革负责,但把大部分责任算在了他手的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说是毛主席被他们欺骗和利用了。

1981627日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下称《决议》)。 《决议》对毛泽东做出了评价;从那时起,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都不超过这个决议以及根据它所建立的一系列有关灾难责任的制度。通过下面《决议》起草亲历者的指示和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谁要对上述灾难负责的结论是基于当时的需要和中共的利益而做出的,是假的。

邓力群回忆道:“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起草《决议》,‘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

邓小平还指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 他直到去世, 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 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邓小平的前后矛盾:实事求是是客观的;过头”则是主观的。 比如,一个人犯了10个错误;这是客观的。张三认为写10个错误是实事求是, 不过头;而李四则认为写3个就过头了。显然,是否“过头”的标准因人而异,是主观的。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把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过头”的标准强加给党和人民了,没有做到他自己要求的 实事求是。 这一点,邓小平自己在10年后也承认了(见下文)。

郭道晖回忆道:当年对《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引发激烈争议外,对‘文革’前的历史评价也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最后《决议》给出了定性,如认定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断定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

郭道晖还披露道:不过,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 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辛子陵披露道:“两年之后(19931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

这足以说明当年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谁应对所造成的灾难负责的结论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中共的利益做出的,是假的。

把由于党的政策造成的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导致的,这个玩笑不比麦克阿瑟开得更大吗?

麦克阿瑟虽是盟军最高长官,但他是美国人;他首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对我们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利益不那么负责。反右,大饥荒和文革是我们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难道我们不应期望我们的党和政府对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比一位美国大兵更负责一点吗?

我们政府的普世价值

日本至今仍不愿或不敢面对自己在历史上的侵略和暴行,甚至否认基本事实。 由于上述原因,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自然会感到愤怒并努力要求日本面对历史并以史为鉴。

我们为什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略并向我们明确道歉呢?虽然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我们都同意,一个人,一个国家或政府,伤害了他人,就要向受害者道歉。道歉是加害者对于受害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安抚,对受害者的精神补偿,也是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人之常情。 如违背了它, 即:加害于他人,还不道歉,我们就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并努力促使其道歉。

我们的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201538日我们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日本历史问题的提问时回答说:“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这句话既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也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 说得真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加害者越不忘加害于人的责任,受害者才越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 在王毅看来,这个道理是普世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向外国人说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来要求各国政府,当然包括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承认反右,大饥荒和文革是由于其政策造成的。 可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至今还没有向我们道歉。更不应该的是,我们还不能公开自由地讨论和研究这些灾难及其前因后果。难道我们的政府不应比日本政府做的更好些吗?

基于王毅所阐述的普世价值,我们有理由向我们的政府建议:70年前,中国是个分裂的,贫穷积弱国家;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被强悍的工业帝国日本打败;70年后中国政府应该尽早认真对待建国后由于党的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责任,包括六四惨案,由衷地向受害者道歉以促进社会和解并在面对历史这个软实力上战胜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政府认真追究造成上述灾难的责任并真诚地向本国人民道歉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是有勇气的,是自信的。那时,它才能赢得本国人民的信任,尊敬和支持。 那时,我们更有可能能赢得日本人的尊重,他们会更有可能向中国人民道歉,因为那时,代表我们的政府比日本更自信,更勇敢,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这个软实力上我们已经比日本强大了。

后记:我们的邓小平副主席与天皇和毛主席

19781023日,也就是麦克阿瑟会见天皇后的3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天皇。他们照了下面的照片。

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邓小平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换句话说:过去的责任就不追究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是天皇被邓小平的大度感动了。 读者不难猜出天皇是怎么回答的。黄华回忆道:“天皇可能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讲话所打动。。。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这正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日本政府的标准语句。

天皇在1946年以后对日本和中国就没有任何影响了。 他于1989年去世。 在今天的日本,关于战争责任,政府是否应该道歉,如何道歉及如何面对历史都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可以发表有不同意见。

会见天皇过后的两年,邓小平于1980821接受了意大利记者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下面是第一个问答: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

今天,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仍高高地挂在象征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城楼上:他仍然注视着中国大地和那里的人们。。。

谨以此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并以此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被杀害的无辜同胞以及在1949-1989年期间历次政治灾难的受害者,特别是天安门母亲和她们代表的六四遇难者。

本文资料来源:

Benfell, Steven. 2002. “Why Can’t Japan Apologize?: Institutions and War Memory since 1945.” Harvard Asia Quarterly, Spring 2002.

Bix, Herbert. 1992. “The Showa Emperor’s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No.2.

Ham, Paul. 2011. Hiroshima Nagasaki: The Real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ings and their Aftermath.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He, Yinan. 2009.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eymour. 2014. Supreme Commander: MacArthur’s Triumph in Japan. Harper.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辛子陵的披

露引自此文。)

徐梅乔芊:郭道晖:不让党史泯灭《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32期。(邓力群的

回忆引自此文。)


章立凡:反省历史能否宜粗不宜细《同舟共进》2004年第8。(邓小平的指示引自 此文)


高伐林:价毛泽东成了一座‘烂尾楼’作者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Gao- 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222260


黄华:“陪同邓小平访日互换条约批准书。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hyl/2007-10/25/content_9124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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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为什么不能是科学的 2013-04-24 10:07:36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不再担任总书记,并在2013年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也就是说, 胡锦涛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他留下了一些政治遗产供后人评说.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他的科学发展观. 我在这里想解释一下发展观为什么不能是科学的, 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这一提法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科学是什么? 可以说,科学的目的或任务就是发现和解释某一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观测到某一事件有规律地发生,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会有规律地发生,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比如,牛顿看到了苹果总是落到地上(而不是飞上天),他要回答的问题是, 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即:为什么会发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他发展了他的万有引力理论. 人们根据这个理论解释苹果为什么会落地。 人们还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其它现象,比如,地球为什么围绕地球转。。这一理论还可以用来预测和解释还没有被观察的事物或现象. 比如,人们是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发现了海王星. 简言之,科学旨在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 科学工作者一般都是用某一理论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科学理论是迄今为止对某一事物最好的解释(这个今天为最好的解释有可能被将来更好的解释所代替).

我再用一个社会科学的例子说明科学是什么,便于大家理解. 比如,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他(她)犯罪的机率是增加还是减少(即,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例子中,科学工作者要搞清教育与犯罪是否有因果关系. 如果有,它是怎样的?

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科学时, 我们就可轻易地看出发展观为什么不能是科学的了. 新华社对科学发展观定义是:"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6/content_2704537.htm, 201292).

简言之,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完全赞同这个发展观. 但是我看不出它与科学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不涉及因果关系,也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这个发展观代表了胡锦涛对中国发展的偏好或指导. 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在胡锦涛面前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观,一个是以GDP为本, (比如,中国90年代的发展观),畸形发展,不全面的,不可持续的(比如,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经济)。 另一个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胡锦涛选择了后者。 这一选择体现了胡锦涛的价值观或偏好. 但这与科学无关,因为它不涉及因果关系,也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确切的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发展观称作胡锦涛发展观.

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设计或制定政策时,需要科学分析。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推动医疗改革时,各个派别(美国的药厂,医疗保险公司,奥巴马团队,反对派的团队)都根据自己的偏好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在设计或制定这些政策的过程中,需要科学分析。比如,如果政策 A被采用,50岁以上的人要少付多少钱,为什么? 如果政策B被采用,50岁以上的人要多付多少钱,为什么? 但是, 奥巴马选择政策A B,不涉及科学。那只是奥巴马的价值观或偏好。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奥巴马医疗政策”(“Obama Care”)。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和他的智囊把他的发展观冠以“科学发展观”呢?我的分析和猜测是这与对科学的误解有关。 在我受到的汉语教育中,科学与正确是同义词,仿佛科学就是对的。这是对科学的误解。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方法.科学工作者用科学方法做研究得出结论, 有些得到实验或经验数据的支持, 有些则被否定,。所以说,科学并非是正确的。


在科学发达的国家是绝对不会把某位政客的政策称为科学,因为在那些国家里,社会分工艺非常明确:科学的事由科学工作者去做,政策的选择由政客们去做。 把政治人物的选择称为科学是让科学不务正业,更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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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为什么不能用三七开 2012-08-21 21:23:19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特别是在评价领袖时,人们常用几几开,如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 比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就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 七分功绩, (即,30%的错误, 70%的功绩.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三七开. 邓力群在其自述中写道:"说到毛主席对邓小平有三七开的评价时, 邓小平说:毛主席说,能够有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毛主席说,我死了,如果有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90页,香港博智出版社). 如不加分析,人们一般会认为这种评价有道理,还显示出领袖的谦虚. 但我们对这种评价方式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评价很荒谬的.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弄清两点. 第一,三七开是一种统计方法,即,百分之三十是错误,百分之七十是功绩.

第二,变量的概念.  我在这里不用定义, 就用例子讲明这个概念. 年龄是个变量 (张三15岁,李四55岁,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 年龄因人而变化),性别也是变量(比如,赵薇是女性,姜文是男性,性别因人而变). 再比如教育程度(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经验(5年,10年).种族(汉人,白人,黑人). 食物(蔬菜,水果,粮食),大便(正常的,干的,稀的). 同样,错误是一个变量(一个错误,两个错误,小错,中错,大错). 功绩也是变量, 比如 一个功绩,两个功绩,小的功绩,大的功绩,等等.

把这两概念弄清了,三七开的荒谬就一目了然了. 百分之几是对某个变量描述. 比如,在一群人里,有30%的年轻人,50%中年人,20%的老年人,在这个例子中,变量是年龄. 60%的女人,40%的男人 (变量是性别). 在某个大学里,有90%的汉族,3%的藏族,7%蒙古族 (变量是种族).

可以看出,百分数只能描述某一个变量. 你不能说,30%的年龄,70%种族. 同样地,你也不能说,30%的教育,70%经验. 你更不能说,30%的大便,70%的食物 (你可以说,我的大便有30%稀的,70%干的; 或我的食物有30%蔬菜,70%的粮食).

同理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为30%,他的功绩为70%. 这个评价和30%的大便,70%的食物一样荒谬.

结论是,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几几开,如三七开.  这个分析的实际的意义是,三七开是一种误导, 它旨在告诉人们,领袖的功绩大于错误,这样就掩盖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以上的分析表明,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如反右,大饥荒, 文革等与他的任何功绩没有可比性, 他的错误也不能被他的功绩而掩盖.  同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功绩也不能减轻或掩盖他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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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茅于轼:爱国真的有那么重要! 2012-08-12 21:44:58

2012626 茅于轼提出了一个让人值得思考的问题: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他写道: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现在我根据茅于轼的例子来回答他的问题.  "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 也就是说,原来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分裂后成了生活在两个国家的人了. 我们不妨把生活在那块归了外国土地上的人叫"外人". 把生活在分裂后的中国人叫"国人". 也就是说, 原来的中国人被分成了两个群体, 国人和外人. 茅于轼指出:"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

如果以民为本,答案也可能是不同意. 原因是外人是人,国人也是人, 他们都是理性的. 外人的分裂行为会给国人的利益造成伤害了(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外人的分裂行为给国人造成了负外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具体地说, 1)分裂后的一些产品的费用会增加. 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性交易. 得到性的满足是要有成本的. 如果是两个陌生人在进行性交易, 买方付费,卖方提供服务并赚取利润. 如果是一家人, 这个成本就被内在化了. 内在化的生产一般来讲更有效率.  2)分裂后的交易成本也会增加. 比如, 如果一湖南人和湖北人要做一笔贸易, 一个普通的合同就可以了. 如果是湖南人与分裂出去的外人做一笔同样的生意,这个合同会比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的合同会至少会复杂一些,牵扯的不定因素也多了, 比如汇率.  3)被分裂的那块土地可能有潜在的资源.  4)分裂会加强那个外国的实力, 从而对中国不利,也就是对国人不利.

以上几点足以使国人有理由不同意外人的分裂行为.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和属于本族或本部落的情感. 这个情感对一个部落及其成员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在人类进化的初期,那时没有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争斗(比如, 民主与专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时的争斗更像今天的体育竞争,你输我赢, 你死我活 (比如, 一块猎物,我的部落抢到了, 我们就活了, 我们的对手就有可能饿死, 反之亦然). 虽然今天的生活条件好多了,由于科技发展,生存的手段也先进了许多,但那种强烈的认同和属于本族或本部落的情感依然存在.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读者自己回答茅于轼的问题. 一场世界杯足球决赛在甲乙两国之间进行. 两队都踢得非常精彩. 甲乙两国人都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最后甲队赢了乙队. 你问问乙国人, 他们会不会因为球赛的精彩而不为为本国队的失败而伤心呢?(更不用说为甲队的胜利而高兴了). 美国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按说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不那么强烈. 但你看看美国人和媒体为美国队在奥运会夺得金牌的狂欢和激动,你就可以看到人类对本族或本国的认同感有多么得强烈或重要. 这种对本族或本国的认同感是人类最原始,最根本,也是最强烈的情感之一.

外人的分裂行为恰恰伤害了国人的这种最原始,最根本,也是最强烈的情感. 从这一点上看,爱国真的有那么重要.

茅于轼的第二个问题:许多国家都允许百姓有双重国籍。那时候你到底是爱哪个国?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不同. 美国允许双重国籍, 但美国很可能不同意让阿拉斯加分裂出去.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国籍,其认同感会在其所属国与第三国的竞争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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