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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巨婴症 2019-09-04 13:15:44


   

共产党的巨婴症

拿破仑有名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评价复辟后的查理十世和波旁王朝说:他们什么都没学会,他们什么都没忘记,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这逼活了这么大岁数,本来已经人艰不拆,可尼玛还像个巨婴!

有着同样巨婴病的还有共产党。共产党活到今天整整98岁了,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一饭三遗矢的耄耋老朽,可举止行事依旧像一个长不大、不成器、没正型的顽童。别人治国如烹小鲜,他们治国如耍小性。其巨婴的最新表现,是最近在对待香港的问题上。

本来今年就是一个大难之年,江湖上早有传言:逢九必有大祸。今年是五四100周年、六四30周年、共产党建政70周年,扯远了还有法国大革命230周年;更重要的是,去年开始Hurakan川普肆虐北美之余,居然横扫了Typhon的地盘,造成一片哀鸿,至今未见终结;更更重要的是,今年是新君登宝后的第一个大典。30年前阴影伤疤犹在的共产党心有余悸,动用举国之力,严防死守、防微杜渐、不吝格杀;各级循吏以身家性命为注,冒着心脏病和忧郁症发作的危险,夜以继日、各出心裁,确保万无一失,务要万马齐喑。今年大学生从五一放假一直到五月五号,我所在一个小产权社区居民反对强拆进行维权的微信群被严密监控、群里成员被警察一一上门警告甚至全程跟踪,就是两个例子。

眼看着五四过去了,六四过去了,鬼门关即将渡尽,抛头露脸、披红挂彩、喜事冲丧的登台大戏堪堪就在眼前。在四个自信里天天偷铃铛、扮鸵鸟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坑灰未冷山东乱,偏偏是所有预案都没有涉及的化外之区、夷狄之壤、花柳温柔的东方之珠香港平地惊雷、地动山摇,打破了他们一年零事故的迷梦。想想真的是报应不爽,三十年河东河西:之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此次是墙外开花香墙内;送中后一个月送终的故总理李鹏如果黄泉有知,不知所感几何?

自己过节办大寿,别人来缠访闹债,共产党的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巨婴病急性发作可想而知。巨婴病的普遍症候,一是遇事绝不反躬自省、引咎罪己,而是闻过则愤、迁怒于人;二是放纵任性、胡作非为、毫不节制;三是难以控制、自虐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句话和一个行为;四是言语颠倒、举止荒诞、逻辑混乱。于是在官媒每天定时泼妇骂街、鼓动和输送黑帮流氓行凶、组织八无学生和三俗大妈举世丢人祸乱各国之余,还强迫症式地堵在香港的大门口一次次开座谈会

 87日,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举办第一次香港局势座谈会,这已经是很巨婴的行为。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成人政府,总统或者总理或者国务部长可以在首都发表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立场。共产党非要千里迢迢跑到深圳宣誓、喊话、告示,如同文革时代红卫兵站在外国使馆跟前朗读毛主席语录,好像物理上的距离可以决定心理上的威慑力。

这也罢了,孰料824日,第二次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又在同样地方召开了。标题和第一段内容一出,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笑掉大牙,不知道唱的哪出儿,差点以为又是一起罗生门的谣言。

   中联办:有人想看我们自家人大打出手 让他们做梦去

                                     2019-08-24 21:36 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824日下午14时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以及多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

会上数十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围绕香港当前的事态,结合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的重要论述进行座谈。徐泽表示:近期在香港发生了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暴力活动,且长时间持续,如果任其蔓延发展,香港就有沉沦的危险!”

他强调: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守护一国两制还是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在会上表示,今年香港发生的乱局,是一场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国内外反华势力的一场决战。反对派和年轻的激进分子提出的一系列所谓诉求事实上的目的是夺权,从中央的手上和特区政府的手上夺取香港的实际控制权。反华势力,乱港分子明白在香港夺权的行动不可能仅仅靠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会升级到暴力的程度,制造动乱,迫使中央让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香港发生动乱,中央当然可以干预,干预就是要拨乱反正,让一国两制回归正规。

谭惠珠强调,驻军(解放军驻港部队)不是摆在军营里的稻草人,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振民表示,暴力是法治的天敌,也是一国两制的大敌,更是文明社会的公敌。香港当前形势极为严峻,一国两制的底线,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地被冲击突破,一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的动摇蚕食和削弱。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全国人民国际友人都在问,香港的病还能医吗?还有希望治好吗?”

王振民强调: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国家的损失极为惨重,但可以承受,无非直接接管香港,实行一国一制;但对香港而言则是毁灭性的,百分之百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停,这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难道这就是一些人所追求的吗?

王振民表示,香港示威者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街表达同样的诉求,激情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游行示威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休无止的骚乱,暴力无益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香港过去一直是我们国家,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制的表率标杆,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榜样!如果香港变得这么暴力,如果这样破坏法制,那我们还怎么去学习香港的经验,香港将失去在国人在世人面前的道德高地。

王振民补充道: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国家会否因此就抛弃了香港,牺牲掉香港!请大家放心,祖国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牺牲香港,会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的共渡难关,我们对香港有信心,对香港青年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当然,对这场浩劫背后的黑手,对毒害我青年的毒手,祖国绝不会饶过他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得不偿失!”

有人想看我们的笑话,自相残杀,自家人大打出手。让他们做梦去,我们绝不会上他们的当。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经历过各种各样类似的战略性风险挑战,每一次都能够逢凶化吉,浴火重生!同样,这次我们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与香港同胞与香港广大的青年一起努力,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平息目前的危机,还给祖国和世界一个祥和稳定繁荣的东方明珠。

报导出笼之前,官媒上恰有几篇向香港人示好的短文。此刻看了以上发言,连评论家们都摸不着头脑了,一个劲喊看不懂。其实这算什么,下面还有王振民的讲话全文呢!

     王振民在深圳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全文(略有删节)

参加今天的会议心情十分沉重,大家熟悉的那个充满正能量的香港渐渐离我们而去,一个十分陌生、谁也不愿意面对的香港正向我们走来。

……

近日我常常听到香港朋友提出类似问题,希望了解中央、内地怎么看香港目前的乱象。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三点:

第一,香港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赞同、满意现在的一国两制,珍惜香港的法治。香港青年人其实并不希望因为一些人今天的不理性行为,迫使所有人将来大学毕业后、在他们的成年、中年乃至老年的时候香港成为一国一制,失去今天正在享有的独特的高度自治、人权、自由和法治。

第二,现在香港出了大事,极端分子不断突破底线和红线,会不会得太过,如果持续动乱下去,会否真的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从而毁掉一国两制的前程。

第三,希望中央不管香港出任何问题,都能够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

当前香港形势极为严峻,礼崩乐坏,暴力蔓延,一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动摇、蚕食和削弱!来之不易的宪制秩序和法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一国两制的根基和底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香港国内国际形象遭受重创,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前途堪忧!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全国人民、国际友人都在问,香港的病还能医吗?还有希望吗?

今天一些人正在做的事情,与他们所期待并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远。长时间街头抗议和暴力冲突就能够换来国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吗?这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可以设想,如果街头暴力不断升级,持久化,深入全港各个地方,今天围攻政总,明天攻占立法会,攻击警察,袭击无辜平民和游客,瘫痪机场、瘫痪金融,破坏香港安定;攻击中央驻港机构、侮辱国旗国徽,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最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把违法犯罪当回事,法不责众,私行泛滥,法律面前不再人人平等,一直引以为傲的法治荡然无存,就像过去两个多月全世界看到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如果这样,全世界的投资会逐渐离开香港,公司企业就要大量关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香港势必日渐衰落,目前大家享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正在从地球上消失,代之的是一个法治荡然、动荡不安、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之地!安全繁荣之都成为暴力之都,世人而远之!

需知,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如果香港被毁了,国家自然损失惨重,但终究可以承受,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立即停止,这个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难道这就是那些人所追求的吗?这样就能争取到中央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吗?

本来我们一国两制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有滋有味,为什么要突然遭此劫难?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什么为了达到外人的目的,而牺牲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的家园、牺牲青年人的未来、牺牲一国两制、牺牲香港的法治?我们又得到了什么?自己家里的事情,有什么天大的纠纷解决不了,犯得着把家烧掉,搞得全家老少鸡犬不宁?我们不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知所以自残自伤、自毁长城?

既然你很享受一国两制带来的人权、自由、法治和父辈(而不是你)创造的繁荣稳定,既然你内心觉得一国两制好,so far so good,既然你希望一国两制可以继续,既然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符合所有持份者的根本利益,一国两制是所有人最大的公约数,那么,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要做有违一国两制、破坏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和香港法治的事情。请珍惜当下的一切,珍惜一国两制,立即停止一切暴力,与一切暴力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

香港已经流血两个多月了,全世界都说够了enough is enough!请给大家喘一口气,给社会休养生息,给政府机会安静下来,让政府以行动表达对你们诉求的回应,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街表达同样的诉求。激情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

游行示威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无休无止的骚乱、暴力无益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香港过去一直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标杆。如果香港变得这么暴力,这样破坏法治,让我们还如何学习香港?香港将失去在全体国人、全世界面前的道德高地。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国家是否会就此抛弃香港、牺牲香港?请放心,祖国不会感情用事,绝不会牺牲香港、放弃香港,祖国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不离不弃,共渡难关。香港广大市民包括犯了错的青年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都是受害者,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我们对香港有信心,对香港青年有足够耐心,等待他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我们一起守护香港,保卫香港!

当然,对这场浩劫背后的黑手、对毒害我青年的毒手,祖国绝不会饶过他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得不偿失。有人想看我们笑话,想看我们自相残杀,家人大打出手。让他们做梦去吧,我们绝对不会上他们的当!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经历过各种各样类似的风险挑战,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浴火重生。同样,这次我们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与香港同胞、与香港青年一起努力,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决目前的危机,还给祖国和世界一个祥和、稳定、繁荣的东方明珠!

香港,且行且珍惜!祖国永远与你在一起!

 

除了颠三倒四、谎言欺世、思维错乱(比如一会说美国挟持乱港者逼我让步,一会说西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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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69年祭——由岳昕事件所想到的 2018-05-06 22:34:43

      在岳昕等北大学生们向校方申请二十年前有关沈阳问题处理的信息公开时,大家没有感到任何的紧张和不确定。不但三万名北大校内学生,就连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校友们都认为,像沈阳这种当年的副教授,在北大如过江之鲤,无权、无名、无门第、无势力,在当今趋炎附势、翻脸无情、落井下石、连官官相护的古典规则都遁形无存的高等教育权力场中,根本不会有人为他掩过犯众;而且当年主导处理沈阳事件的那批人,无论系里的还是学校的,都老的老、退的退,就连沈阳本人都早已脱离了北大,成了不折不扣的死狗,所以沈阳也好、对沈阳的处理也好、对沈阳的处理失当也好,根本不会成为什么敏感话题,当局也根本不会对有关信息讳莫如深。但是,当看到邓宇昊的有关陈述,当看到北大论坛上大量被删的有关帖子,当看到杨珺中被武汉警方拘留的消息,特别是当看到岳昕绝望悲愤的公开信时,我们知道不但未涉世事的学生们错了,连自以为见怪不怪的我们也还是错了。我们错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不能以常理揣度的权力当局。

    这个权力当局的最大特点就是郭文贵所说的“权力的傲慢”。在这种傲慢权力的思维里,信息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主动公开,但是绝不可以在你的要求下公开;在这种傲慢权力的逻辑下,我是主子你是家奴,上下尊卑如冠履不能倒置,我永远不能被你要挟、永远不能顺从你意;在这种傲慢权力的头脑中,信息的内容不重要,但就是不能开这个先例,就像恐怖分子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一样绝不能纵容——对他们来说,人民真的就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呀!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二个特点是根深蒂重的被迫害狂心理。它们平日亏心事做的太多,因此总觉得有鬼白天黑夜地叫门;它们平日四处树敌,因此每个人也都成了它们的假想敌;它们平日耍尽阴谋,因此学生们最单纯、最磊落的举动被他们断定是有校外海外背景的颠覆行为。二十九年前,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为了自己挚爱的祖国的光明与进步,挺身而出争取民主自由,求仁得仁,权力当局却断言我们被长胡子的人利用。如果说当年的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企图利用我们,但是今天当自己成了长胡子的人,我知道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忍心利用这些正直、纯真的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差距有时比人心与禽兽心之间的差距还大,当我们为学生们的理想和勇气而感动、而流泪的同时,权力当局诸公们却在以己度人、黑白混肴、人妖颠倒。

    这个权力当局第三个特点是它空前绝后的化友为敌的本领,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现实和潜在的朋友推向敌人、变成敌人。在这个功利、现实、腐朽的末世里,这些主动站出来、投身公益的学生们,真的是爱北大,真的是希望北大更好,真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干净更纯洁更安全的环境,真的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可是,在他们还没有走向社会前,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权力的落网之中,他们就亲身刻骨地体会了凶残、险恶和强横的人心世事,被迫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三个特点是永远长不大。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萌的让人啼笑皆非,它居然真的想象在互联网、地球村和普世价值空前传播的时代里三万多北大学生会老老实实、整齐一律地在它的指挥棒下起舞和歌唱,所以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如临大敌;这个长不大的权力幼稚的让人发指,它真的只会靠约谈、找家长和语焉不详的危言恐吓这些低级方式去企图钳制住全中国最聪明、最有个性的学生们的思想、灵魂和言行,而没有心智想象出更高明一点的途径;这个长不大的权力愚蠢的让人绝望,面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几种处理方法可以选择,它永远会选择其中最笨的那种——本来,新的学校当局可以因势利导,至少可以从善如流、展现新的气象和面貌、在学生也在上级面前为自己加分,但它偏偏选择了成本最高、代价最大的、害人害己的方式,搞得天怨人怒、遗臭万年——;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苍白的让人可悲,三十年前用的是“别有用心”、“敌对势力”这几个词和引蛇出洞、秋后算账这几种伎俩,三十年后没有半点发明和进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权力就这样一次次、一年年地让我们失望、失望、再失望。

    这几天我每每在体会着岳昕们的痛苦和憋屈,他们心里一定无法解开这个结,他们一定一次次在问:我们究竟有什么错?如果能够,我要对他们说:“事实是,你们的确错了,你们错在太爱这个学校,错在太相信他们许诺的“我的校园我做主”了。

    最后,我奉劝那些学工和辅导员们,你可以想升官发财,可以昧着良心,可以溜须拍马,甚至可以行贿买官,但一定不要吃人血馒头,一定不能踩着他人的尸体往上爬,这样会遭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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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大师:一个必定要彪炳史册的人 2018-04-02 02:38:49

王林大师:一个必定要彪炳史册的人

——王林事件的来龙去脉

 

(此文作于20157月,今日阅之,虽时过境迁,但仍不失意义。故公之于众,以飨读者)   

 

   王大师初次进入大众视野,是整整两年前。在2013年那个炎热的七月,虽然不祥已露端倪,但中国人对新的领导集体还充满想象。那时,对舆情的打压还在酝酿,对言论的围捕还在张网,对网络封杀的还在磨刀,民间反腐、网络反腐正如火如荼,整个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正处于一种亢奋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在穷尽一切人力、智力、心力和眼力搜集、捕捉、挖掘、不放过任何与官商丑闻、与贪腐权钱色有关联的蛛丝马迹。在人肉搜索的时代和新闻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下,多少默默无闻鸡鸣狗盗者一夕成名,无数以往所有人见之若素的行为霎时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万千隐匿遁迹的恶行刹那昭彰天下。在这种全民大扒粪的时刻,因为马云、赵薇来访这一极其偶然的事情,王林浮出水面,被人发现、注意并传播出去。在好年景下,在中国人争先恐后趋炎附势的年代里,这是一件极有面子、大为风光的事件,而本来王林也是由是想的,因此他才在宅第前横幅大张的广而告之。但是,这事情发生的太不是时候了,被新领导集体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反腐抓大老虎的姿态激励、鼓动起来的民众的仇官、仇富、仇名人的社会主旋律下,和官、和富、和名人联系起来的事情都是人人嫉恨喊打的,不论是不是丑闻。当然,王林这种土鳖,搞得定人,却永远搞不清情势,于是一夜之间成为全体媒体和网络感兴趣的标的。在人肉搜索的时代加新闻人的不择手段下,几天之内王林连裤衩都被扒得精光。也难怪领导们厌恶、后来严厉压制全民反腐、网络反腐,实在是因为中国当代的伟人也好、名人也好,贤人也好,没有一个禁得住三扒两扒。不过这个王大师却太也不够深沉,没几下就扒出原形、现了本相。果不其然的成绩让媒体大喜过望,争相急不可耐地逐一公诸于众。那些天王大师的生平事迹几乎成了连载小说,观众一天之内几次刷屏。如此短短几周之内,开始的一点火星迅疾蔓延,起初的一点霉菌急速发酵,如同一个雪球坠落瞬间引发雪崩一样,王大师的命运突然失控,已然难以收拾地滑向一个不可测的深渊。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如同王大师自家衙门的当地政府发声调查,多少年一直又聋又哑的当地卫生部门宣布调查王大师非法行医并呼吁公众多方举报、提供线索,和王大师好的穿一条裤子的地方公安出面立案、而且一气总结了“七宗罪”;大家异口同声、信誓旦旦说一定秉公断处、绝不袒护纵容。天之骄子的王大师一下成了七恶不赦的罪人。天天盼着官人、富人、名人倒霉栽跟头的普通民众,在新的领导集体“再造共和”式的坚强决心感染下,幸灾乐祸、狂欢式地翘首以盼又一个“因嫌纱帽小,致使扛挟杠”的故事的即将上演。毫无征兆、短时间里的天翻地覆,使法力通神的王大师莫名其妙、一筹莫展。王大师智力虽然懵懂,但即将没顶的灾难来临前动物的预感还是灵的,于是早早遛出生他养他爱他成就他供奉他膜拜他的伟大祖国,跑到敌对势力群集的香港。王大师乱了方寸,狗急跳墙,大有有病乱投医之态,居然在香港向海外记者发表谈话,辩解自白之余,最后声言自己是“香港人”,内地不得随意制裁。除了虚张声势,还大有暗示请求香港法制保护、与他的幸运庇护神内地中国政府翻脸之兆,差一点就直接指控中国政府对自己进行迫害了。其实,王大师也是醉了,也是做贼心虚过于慌张了。幸亏他没有真的和政府翻脸,因为政府真的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政府可以对维权律师无情,可以对良心记者无情,可以对大V公知无情,可以对上访农妇无情,可以对无辜草民无情,唯独对王大师这样的国之稀珍、亲亲宝贝有情有义、呵护备至、仁至义尽——也许政府心里是预备着有一天国难当头,还要请王大师施法救国呢。正当媒体、网络、民众幸灾乐祸的瘾还没有过足,风云突变,蓄谋已久的剿灭大V、扫荡网络的战役打响,霎时间民间反腐、网络反腐势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凋零败落,再无余力纠缠王大师;而公安警力都在忙着围捕薛蛮子嫖娼,也无暇顾及王大师。于是王大师顺理成章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从那之后的一年半里,冰火两重天,薛蛮子蹲监,秦火火获刑,私奔帝被捕,许志永入狱,而王大师则安然无恙、风平浪静,始终在隔岸观火、逍遥自在。归来、还乡、复出、陪客、游山,当年失魂落魄的窘迫已烟消云散,一幅春风得意的谄笑故态复萌。七百多天里,大师像运法隐遁了,全世界也好像都忘了大师,除了他的徒弟兼仇人邹勇。

   然而,王大师注定要震惊世界,王大师的命运注定还没到结局。两年后的2015年六月,当年围猎王大师的媒体们突然醒过梦来,感觉自己当年像自慰到半截被突然打断,硬生生把高潮扼杀。被刚过去的股灾坑得血本无归的一众新闻人越想越恼羞成怒,于是在外人看来没有缘由地再次想起了王大师;从五月底开始,又开始纠缠起来,连续发文追讨王大师涉嫌的“七宗罪”两年来为何却毫无下文,质疑有关方面有意袒护。王大师一时又成舆论热点。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扮死狗,只好出面应对,辩解一直未能发现非法行医、非法持枪的证据。媒体不依不饶,说举报人明明提供了确凿证据。再有专家发声说当地政府调查难以服众,应该由更高机关出面。几个回合下来,事情其实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僵局,难以再向下推演:媒体要穷追到底但又无可奈何,政府想蒙混过关但又难以启齿,唯恐不乱的网民们则放开想象力群起鼓噪王大师后面一定有强大的后台云云。

   正当各方僵持在欲罢不能、欲进无路的绝境,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之时,事态戏剧性地急转直下2015年7月16日,媒体首报了一条非常短的消息:“一周前被江西警方宣布‘涉嫌非法持枪证据不足’的‘大师’王林,突然又被警方带走。7月16日,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人在深圳的王林已被警方带走调查。具体情况澎湃新闻仍在核实了解中”。虽然所有人对王林被抓都不会难以想象,但看了这条消息,大家也还以为不过是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做个姿态。但是紧跟着,石破天惊,连最疯狂的想象也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媒体披露:“据一位与王林及其‘弟子’邹勇相识的江西地方人士透露,此前一直举报王林的邹勇目前已死亡。不过,澎湃新闻尚未从官方渠道证实这一消息,以及王林被带走是否与此传闻有关”。随即,邹勇被绑架、杀害、碎尸、焚烧、陈江,两凶手被抓,供出黄钰刚、王林,王林被抓和审讯现场等等消息在一、两天内此起彼伏,让人眼花缭乱。在随后的一周内,各种内幕、细节、分析、评论更是铺天盖地。童安格唱“一生只为这一年,一年只为这一天”,历史常常会浓缩在几天之内改变。这部上演了两年之久、集古往今来所有人生主题、戏剧元素的绝世精彩的活报剧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有了一个必然的最终结局。更多的细节和内幕有待发掘和揭开,但王大师的故事和命运已经基本收场。风光了三十年,王大师终于把自己做死了,终于寿终正寝,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用粉身碎骨为尴尬的国家作出了最后的贡献。政府终于去掉了一个难题,我们终于不用再去为一个流氓、无赖、小丑和恶棍的命的运跌宕起伏操心费神了;而他那一脸让人作呕的谄媚笑容,也终于滚出我们的视线,只能去面对狱卒和禁子牢头了。

   王林事件,这个连大仲马那样的想象大师都写不出来的中国当代精彩故事,把当今中国的五脏六腑一一展现。慢慢品味王林事件的细节,会让我们感到荒谬无限也趣味无穷。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家铁腕整治吏治的过去两年里,王大师前所未有的四处行贿官员、收买公权、联络上层关系、寻找高级领导,意图恢复名誉、铲除仇敌。他的一切行为,全都是当今政府口口声声要斩草除根的。做为积极靠拢政府,也是各级官员宠儿和正能量发挥者的王大师,居然如此对国家的宣誓置若罔闻,居然如此近乎疯狂地顶风作案,居然如此“不收手”地变本加厉,说明对国家反腐运动不屑一顾、视之为惺惺作态的正是政府自己的同路人。由此,这个政府终于在它的敌人和同志面前双双自食恶果地信誉扫地。

   王林事件中最后一个决定性的人物是黄钰刚。在王大师成了热锅蚂蚁之际,这个热心的黄钰刚比他还急不可耐,无数次捶胸顿足地告诉王林,自己认识“国家大领导”,只要肯出钱,一定可以买邹勇的命。黄固然是在忽悠骗钱,但以王林游走于官场几十年的老江湖的老到和见识居然能深信不疑,说明他知道:“国家大领导们”是能够、也乐于收钱买命的。

         王林事件让我们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地看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极权社会中的人性泯灭、丑恶、诡诈、阴暗、冷漠和无情再也无法更加鲜明的体现了。王大师风光的时候,高官、显贵、豪富、巨贾、明星、贤达不愿万里上门迎奉、顶礼,不惜以身以权相许。而一旦王大师成了死老虎,大家立即就都避而远之,树倒猢狲散,用王大师的话说:“我被打倒了,都能欺负我了”。当然,非但不落井下石,反而雪中送炭、主动找上门的也大有人在。可惜,这些人都是趁人之危来趁火打劫的。可怜王大师,攀附、追逐、阿谀了一辈子领导,现在穷途末路,还要到处花钱、托人找领导;骗了一辈子人,现在黔驴技穷,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让后起之秀们骗;吃了一辈子别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被别人吃,明知是坑也得去跳。以骗人始,以被骗终,这是一切骗子的宿命。不过耳顺之年的王大师,因为由骗人发迹,对骗人者倒也惺惺相惜,虽然被黄钰刚介绍的骗子骗去几百万却不为已甚、不去深究。说到黄钰刚其人,比起刘志军、朱明国、宋晨光、陈安众、马云这些人精,更别说等而下之的李连杰们,实在是高明的太多太多了。刘志军们是真的信奉、膜拜王大师,而黄钰刚一眼就看出王大师是玉外絮中的西贝货,所以不留后路、肆无忌惮地欺负他。如果不是最后鬼使神差、玉石俱焚,黄钰刚一定是最大最成功的骗子,因为他把行骗三十余年一帆风顺从无敌手的王大师坑的倾家荡产。过去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王大师骗人,还有人骗王大师;王大师骗术如此高超、成功,却最终被他人骗入地狱。连骗子对骗子都防不胜防,我们离国将不国还远吗?

   中国骗子如此之多,而且大行其道、一路畅通、每战必克,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滋生、纵容、鼓励骗子的体制。在中国,诚实无法生存,守信寸步难行,只有骗子才能如鱼得水、扶摇直上。这首先最鲜明的体现在政治和官场上。国家带了一个头,上行下效,也就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形成了一个骗子文化。当少数欺骗多数、组织欺骗个人、上级欺骗下级、国家欺骗人民的同时,多数也在欺骗少数、个人也在欺骗组织、下级也在欺骗上级、人民也在欺骗国家。当面对政府的宣传舆论,人民心中不屑,却一致欢呼雀跃、举国拥护时;当面对领导的假话连篇,官员们不以为然,却一致歌功颂德、全体效忠时,你已经搞不清究竟是上骗下还是下骗上、到底是谁骗谁了。于是,彼此骗、互相骗,人人骗我、我骗人人,骗中有骗、环环相骗。被骗,继而骗人,继而再次被骗。对骗视若无睹,对骗习以为常,对骗游刃有余,对骗甘之如饴。这是骗人者的规律,也是骗人国家的规律。

   十年前,一个朋友推荐我看《文史资料》47辑里于城写的一篇回忆录“记‘江相派’—旧时代里一个迷信诈财的集团”。我至今还记得朋友那一脸的不屑:“今天号称大师的骗子们的骗术和技巧,给民国‘江相派’提鞋都不配”。民国时代,没有无神论,不禁止封建迷信,不打击邪教和反动会道门,宽容和谐,任其发展;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些大师、道士、神棍、气功和特异功者为高官显贵追捧,能登庙堂之高,跑去中南海和玉泉山献功治病、画符变蛇、装神弄鬼。从蒋介石而下,无论是喝过洋墨水的政客、还是满脑子封建余泽的官僚,无论是陈诚式的革命军人,还是军阀土匪出身、胸无点墨的冯玉祥、张作霖,他们敬仰、尊崇、屈身求教的永远是胡适、蒋梦麟、傅斯年、梁漱溟这样学者和知识分子。我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根上讲,我们就是一群土包子,我们是从山沟里钻出来打下的天下。等到坐了天下,应该听听俪生的话了吧?没有。当年流行大老粗,今天干部四化了,家人都移民了,全身都洋味了,但灵魂上还是一群土包子,所以薄熙来张手扇部下耳光、刘志军一头屌丝像、王立军满嘴生殖器,所以他们只会对王林这种江湖混混青睐有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极权制度必然膜拜暴力和残忍,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维稳,只有残忍才能进阶。在膜拜暴力和残忍的氛围里,人必然变得野蛮和邪恶,必然远离文明和智识,必然歧视知识分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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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敖辩护》 2018-03-24 10:02:46

 

        能写出这样的标题,在十三年前我的手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李敖于我,是让万古长夜变得有意义的圣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精神源泉,是尼采让你瞧的那个光芒万丈、无坚不摧的金铜仙人。这样的半人半神,凡人即使想,也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替他讨还公道的。
        
改变,来自十三年前那个秋天的神州之旅
       
今天,本以为永恒存在的李敖走了。在他走后的一片悼念和追忆声外,还有即使在那次改变之后我也难以想到的为数众多的贬低和声讨。
       
我阅其荦荦大者,发现迫不及待地对李敖鞭尸戮骨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污言秽语也好,大陆人竟然占了九成。按说从来墙内开花墙外香,李敖在台湾挖坟掘墓地骂人几十年,尽管他聪明地让自己不断人财路,但他那种不留分寸的从大头骂到小头、从宗庙骂到外戚,肯定会让不少人视作奇耻大辱、没齿不忘。然而,当李敖今天终于安静闭口、再无反击能力的时候,整个台湾却没有对他故去的幸灾乐祸和出言不逊;不论朝野,听到的都是暖语温情;而所有的刻毒、怨艾和暴戾全部来自他早已丧失原则地偏之袒之的大陆同胞。大陆人为台湾这样乱出头,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荒诞诡缪,不值得费力解读,一个简单却不失要害的结论是:一切都源于台湾文明、祥和、人性、讲信修睦、法治加礼仪的社会环境和大陆丛林三观的区别。

        我进一步抽丝发微地发现,大陆人对李敖的怨毒、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大多数居然都是起因于他对大陆不加掩饰的一味赞美和对台湾没完没了无止无休的矮化与责难。
       
作为一个至今内心中依然对李敖充满私心偏爱,却又坚持真相、信仰公理的人,我是该喜还是该悲呢?我将怎样为李敖辩护、怎样又能算还他公道呢?
        对我来说,即便抛开感情,仅从理性角度找出理据来也并不难。
        至少有三点公道,是必须还给李敖的。
        第一、那些津津乐道地用编来调侃的王朔与李敖对话的段子来挖苦李敖的人们,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李敖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敢批评大陆的呢?他即使批评的狗血淋漓,大陆又能奈他何?是不是一个强者和勇士,不看他是否去触动了一个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权,而看他是否敢于触犯一个有能力对自己生杀予夺的政府。从这个角度看,李敖批不批评大陆,都不会掩盖他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夺目光芒。
        再想一想,李敖不批评大陆,怎么就不可能是出自他的真诚信仰呢?不错,信仰有是非、有善恶、有对错,但在信仰之上,还有更高的人格和道德。如果信仰不是出于私利,不是出于投机,不是口是心非,不是羊头狗肉,不是沽名钓誉,不是欺世自肥,那么即使坚持错的信仰,也值得尊重,也无损一个人的人格和道德;即便他是敌人,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在四人帮当道、文革肆虐时对江青和张春桥恨的牙根痒痒的我的一字不识的老奶奶,自从两案审判之后,就对两人佩服的再无一句不敬之语。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可贵的是对他念兹在兹、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的丑恶进行无畏、勇敢、无情、豪不妥协的批判,而不是对与他并不休戚相关的远方的指手画脚、义愤填膺——如果颠倒过来,就是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和对自己使命的放弃;如果颠倒过来,大陆无数鞭挞起美国来气壮山河的“专家”们,人人都有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我不同意李敖晚年已成为一个变质的斗士的说法:李敖不批评大陆,李敖思想的左倾,从青年起就一以贯之,并非夕阳红。当年他自由主义的铠甲内,未必不抱着共产革命的祸心。幸运的是台湾当时的情势和有雷震、胡适、殷海光这批人,加上金三胖的爷爷给力,让他的反抗精神只能沿着做学问和自由主义方向找出口。如果命运真的像他向往的那样让他早生三十年,他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张国焘、康生。另一方面,尽量用好话奉迎大陆,竭力避免批评和话题的敏感,是台湾所有公众人物的共性和共识,自马英九起概莫能外,为什么我们唯独要苛责李敖呢?
        即使退一步说,李敖在举岛滔滔都不喜欢大陆的情势下,偏偏反岛道而行之,非要和大众对着干,非要独往独来,非要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过也只是他执拗好胜的个性使然,又有什么大过呢?
        我突然在想,怨怪李敖的那些人,究竟有多少不是怀着“自己缩头,但恼羞成怒别人不替自己伸头”的心理呢?
        第二,每个贬损李敖的人都会反复提到,李敖无视国民党的变化和台湾的进步,始终耿耿于怀个人曾经的际遇和恩怨,没完没了地清算和秋后算账,太不与时俱进、太鼠肚鸡肠和格局狭隘了。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认定蒋介石的价值、英明和丰功伟绩,但在对待李敖一事上,他就是错了,这连他的后代也心悦诚服。既然错了,为什么受害者就必须原谅才对呢?有人愿意用真相换和解,有人全都牢记不忘;有人发自内心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人挨个报复一个也不能少;有人相信被党迫害就如同被父母错怪,有人从此决绝苦恋去国离乡再无归路。这是选择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李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凭什么就得宽容大度、既往不咎?其实,我们所有人,哪个会真的原谅和忘记一个人、一个组织对自己曾经的身心涂炭呢?真正经历过刻骨折磨、伤害和痛苦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和原谅的。那些顾全大局、不计前嫌的人,或者是心怀叵测、鲜以人矣,或者是钢铁制造的——但却没有人味。
        哥穆尔卡还是谁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入侵捷克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那种记忆和烙印永生不会褪去。东欧人民对青春的记忆不会忘记、不会抹杀,李敖对青春的烙印就理所当然应该忘记和抹杀,这不是和当年中宣部指责伤痕文学一样强人所难吗?
        金大中当选总统后,韩国法院先后判决全斗焕、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死刑。不久,金大中特赦了二人。这种故意演给世人看的“捉放曹”,看似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实则意义非凡。没有特赦,就没有民族的和解和国家的进步,就仍旧是以暴易暴的恶性老路;不判死刑,就没有正义的昭彰和公平的宣誓,就不能惩戒罪恶、醒示来人、牢记历史、警告后世蠢蠢欲动者。国民党没有历经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是幸运了,李敖后来的纠缠不休,由此就有了法律最高审判和终审判决的价值。
        其实,指斥李敖为人刻薄的本身就是连树不见林。对具体的人,包括哪些直接参与封杀、迫害和暴行的当事人,李敖早就一一原谅、加以和解了,从彭孟缉、许历农到宋楚瑜,更别说那些等而下之的打手、鹰爪、衙役和狱吏了。虽然不见李敖谈起过“平庸的恶”,但他对恶小人物的温和和与人为善是非常显著的。李敖到死也不放过的,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是国民党中的一众不肯彻底洗心革面的大员。对一个政党、一个政客永远都不能相信、永远都不能给好脸,永远都要监督、鞭笞和呵斥,正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信条。再其实,即便对国民党的态度,李敖也早在内心里完成了转变:对他来说国民党再不是祸国殃民了。再再其实,对国民党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认定依旧在祸国殃民的另有其人,就是那批高举太阳花、冲击立法院的新一代反叛青年们。
        最后,我不认同说在国民党质变、台湾完成民主进程之后,李敖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勃兰特罗素和让保罗萨特了。林语堂写他初到法国,看见那些青春美丽的女大学生们的行为十分不解:心想以中国人的目光,她们的国家那么富足,她们的社会那么公平,她们的生命那么自由,她们的前程那么光明,为什么她们还要动不动就去上街、去抗议、去游行、去示威呢?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因为她们不满足,她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女大学生都如此,更别说一个知识分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不论身在何时,都能有一双火眼金睛去洞察身处周围的假恶丑,在于他心中燃烧着对身边万象永不停歇、持续批判的激情。

        李敖对国民党的穷追不舍,类似于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而孤独和极端,是一切伟大的先知的共性。

        当然,我不否认李敖的言行也确有授人以柄之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几次引赞邓小平嘲讽伤痕文学作者们的话:“哭哭啼啼,没出息”,但他却同样、或者更有甚之地对自己过去的伤痛念念不忘、喋喋不休。但是,就连应该有无产阶级政治家伟大胸襟的邓小平本人,不也是一边挖苦别人、要求别人“团结一致”,一边纵容自己牢记过去、对所有文革中失身从贼的“三种人”一遍又一遍地秋后算账,一点也不“向前看”吗?对邓小平没人批评,都在网开一面,却独独不放过不是政治家也不需要优容体怀、天下归心的李敖,这不是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的窝里横行为吗?

        第三,也是最后,那些无法原谅李敖没有批评大陆的人们,千万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敖从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生活的经历,他没有切肤之痛。这不是他的错。

        李敖一次次回忆起童年在北京街头看到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而过的画面,那副情景让他刻骨铭心,也伴随了他的一生。在他的意识里,一个政府,只要能保证国家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其他一切都可以接受。我们的童年没有李敖这种经历,就如同他的童年没有听到过军车扩音器里在北京街头发出的驱赶一群猪狗一般的厌恶的刺耳呵斥声。李敖的成年也没有我们那种见识,就如同我们有幸没有看到过李敖或许也曾看到过的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却不幸目睹了八十年代北戴河的外宾专用海滩里政府人员一边殴打误入其中的游人,一边高喊:“这里不许中国人进”的景象。李敖和我们是在两个框架内思考,是在两个时代里挣扎,我们无法用同一个标准彼此要求。对我们来说,同胞前耀武扬威的可耻与罪恶,要远大于异族间的飞扬跋扈。因此,我们的渴望与心酸,李敖难以体会和理解。我们绝不会错,但错也不是李敖的。在我们反感李敖指教我们的同时,也不该反过来过高要求对方。如果把一味把过错推给李敖,就等于替真正的罪人洗白。

        十三年前那个深秋的好几天里,每到晚上,我独坐灯下,目光扫过铺天盖地的神州之旅,心潮汹涌、心意难平。怎么成了这样?怎么他成了这样?我无法接受我看到的许多事,我无法接受李敖坐在一长列甲A豪车里在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而他坦然而受,我无法接受挂着警备牌子的开道车在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吓得鸡飞狗跳而他在其后甘之如饴,我无法接受北大办公楼前潮水一般涌向李敖的大学生被保安和便衣殴打辱骂而他在咫尺之外视而不见,我无法接受紫禁城为他清场,我无法接受天安门上驱赶媒体的群群中央警卫局的西装黑镜,我无法接受曹景行在凤凰台激动地高喊:“李敖在北京的经历告诉人们,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通过个人奋斗加上营销的方法,就都可以锦衣还乡、光宗耀祖!”李敖是战士、是烈士、是殉道者、是真正实践了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的大丈夫,是古今第一完人。即便他成了伏尔泰,凯旋回国时也只有人民配得上为他加冕和欢呼。这样一个人,却被市侩刘长乐毁成了一个“国级副国级”,这何等可耻。那样的人历史长河中如过江之鲤、与泥沙俱下,而李敖,本应是彪炳万古、独迈千秋的。

        或许像钱钟书说的,我们普遍幼教不良,早年没福气读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是看着《水浒》、《隋唐》、《七侠五义》这种有害读物长大的,所以心里都有土匪情节。因此1985年春天,当年在北大一个乖乖虎加体制内好青年的我,在一篇《柏杨与李敖》的演讲稿里偶然看到两行字:“在台湾有一个比柏杨更勇敢的人,他叫李敖,自称‘思想丛林里的罗宾汉,文化沙场上的绿林好汉’”;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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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所经历的赵紫阳追悼会前后 2015-02-01 01:32:13

    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机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内容很简单:“22日告别紫阳,参加悼念活动,请致电治丧电话:010-5XXXXXXX”。

    两年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谈起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巧遇紫阳打球,说远远望去,紫阳略显佝偻,但一拿起球杆,即腰挺背直。此刻这条短信让我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其实,这时距离紫阳出任总理已经25年,距离紫阳最后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已经16年,他身体再好,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总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从来没有预计过、设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公众人物,他越是销声匿迹,你越是觉得他生命也会像声名一样凝固不动,从此静止长存。我也和朋友们聊起过紫阳的寿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轻松、自信、骄傲地说:“老赵是何许人也?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不透?老赵且活呢,这帮人都死光了,老赵还活着呢。”话虽玩笑,但我们心里都深以为然:以紫阳的豁达通融、云淡风轻、举重若无,生命似乎可以无限。况且,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历史的榜样,这就是社会主义伟大的改革先驱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岁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发起“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被苏联解职;1970年6月开始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瓦解,还会咸鱼翻身。1989年捷克民主变革之后,杜布切克于政坛复出,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联邦国会议长。因此,我们满怀期望这一奇迹会在紫阳身上重演。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复出时才仅仅68岁,正是紫阳去职时的年龄。

发给我短信的朋友当时不到三十岁,对紫阳不会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想来我会关注此事,所以收到短信后转发给了我。

   接到这条短信应该说纯属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短信,我虽然对紫阳充满感情和敬意,但也不会想到我应当对紫阳的逝世公开表达自己的哀思。有了这条短信则完全不同了,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很快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非常容易地接通,我本来很自然地以为这个电话是紫阳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应该是紫阳的某位亲属,会语带悲戚地听完我的致意。然而,对方仅仅简单、职业、程序化地告诉我:紫阳的治丧办公室设在北京金台饭店二层,如果想参加悼念活动,可以去办公室询问方法。

金台饭店位于平安大道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新楼隔街相对。我早就听到过这个酒店是安全部下属酒店的说法,此时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顿时明白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管制和监控。

   没有对中国政治恐怖有深刻了解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后面的犹疑不决和苦思冥想。余下的一天我都在反复权衡分析:很显然我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个电话不是紫阳家的,而是紫阳去世后临时安装,从号码就应该看出能得到这个号码的绝非等闲机构,最可能的是中办,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门,这个电话本身就应该属于紫阳治丧办公室;当局如临大敌,会最严厉地封锁消息、淡化影响,但紫阳的家属绝不容忍紫阳就这样默默走掉,希望利用最后的机会让紫阳和人民真正地结成一体,所以通过各种关系、途径把紫阳逝世的消息、连同这个号码透露并且尽量扩散出去;但是,紫阳亲属为什么不扩散出自己家里的电话、即便是临时安装的吊唁电话,而去透露一个官方的电话呢?这不是让群众与虎谋皮吗?不过,我又自问自答地想,这倒也不难解释:也许是紫阳家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接电话,也许是紫阳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里电话扩散出去势必被怀疑别有用心,而把官方电话公布应属无大过;当然也可能这个电话本身就设在紫阳家,但已经被有关部门接管。这个疑问解除了,又一个问题来了:治丧办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谢绝参加,为什么要让人亲自去金台饭店呢?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布设陷阱罗网;二是紫阳毕竟影响重大,逝世消息毕竟无法隐瞒,当局预计想参与者众而且涉及极广,一一拒绝反倒引起公愤,于是,索性让欲参与者亲自提出愿望,也可便于审核、管理。

   这一天的临睡前,我做出决定:不论是何种情况,我都要去金台饭店,根据情况临机而动;况且,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和记录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我拨通了当时来往最多的中学同学GY的电话,告诉他这一天我的想法,问他是否愿意明天一起去。GY的政治观念并不十分鲜明,但他足智多谋、热情好事,一口答应一同前往。  

   上床之后,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如放电影般以第一人称回顾着紫阳的一生,又如放电影般呈现了八九年六四的整个过程,再如放电影般交叉比照重叠回忆十六年来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阳的生活,眼里的泪水和心里的潮湿几次交替涌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GY,然后去金台饭店。进了饭店大院,我特意把车停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和GY走下车,没有犹豫地直奔酒店大门,同时不漏声色地左右观察停车场里、酒店周围是否有闲散人等和监控摄像。

    一月是北京旅游饭店业最清淡的季节,如果不是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我想此地会是人迹罕至。 但即便付此重任,金台饭店大堂里的情景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冷清,只有三三两两人走动、出入,偶有闲坐的人,也显得百无聊赖,不像是负有任务。直到我们上了二楼,才看出异常的熙攘。

   治丧接待设在八楼一个大会议厅里。大厅最里端一字排开七、八张条桌作为接待台,条桌里侧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面对条桌外侧七、八张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登记,有的签到,有的查阅,有的回答问题,有的发放资料。来访的人应该有三、四十个,在我们刚要进会议厅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出来。

   我们没有直接去接待台,而是先很自然地坐到在会议厅最外侧的一排沙发里,仔细观察着接待的人和来访的人——当然我们很可能也正在被别人在暗中仔细观察着——。 接待的人以女性为主,穿着不一,和随处可见的的粗俗八卦的女机关人员没有什么区别;来访者基本上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多是被年轻人陪着来的,中年人不多。

   在我们不动声色的观察期间,我们搞清楚了,紫阳的悼念活动就是二十二日——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到这里的人都是来领取仪式的入场卷。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自认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时刻,走到接待台前,告诉要领遗体告别仪式入场卷。接待人员问我们是否有提前申请预约,我们自然说有;接待人员随即查询名录,自然查不到;于是告诉我们没找到名字所以不能给我们入场卷,然后再不理我们分说,转头去接待别人。

   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出意料,我们没想过轻而易举就随心所愿。所以我们也并不灰心,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再观察着寻找机会。一旦到了这里,其他如昨天的忧虑、担心索性就没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达到最终目的。

   坐着坐着,我们看见一群穿着黑呢大衣、脸色黑红、其貌不扬的人晃晃悠悠走进会议室,一望而知是中国县城中人。这群人大大咧咧来到接待台前,用河南话和接待人员谈着什么。我们立即猜到这一定是紫阳家乡来人。家乡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本领很大,对紫阳感情比当局的人深,警惕性也不如当局的人强。于是我们盯住他们,他们和接待人员交涉完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出会议室,下到一层。在一层我们拦住其中领头的矮个子,口气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当年正在读大学,对紫阳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别想有机会送紫阳最后一程;您们是紫阳家里的领导和亲友,肯定有办法和本领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矮个子站定,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两个一脸诚恳地求助自己的北京人,显出非常理解但爱莫能助的神态,继而操着一口河南土调教育我们:“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一定要非去追悼会。”当时我们正着急和焦虑,没有心思听他多扯。事后想想,这人说得其实挺有水平;再看那服土派头,十足是个小官僚,在当地应该是个人物。但和紫阳政治思想保持一致还能威风不倒,也算是个奇迹。

   离开了矮个子一群人,我们继续在饭店里上下逡巡,寻找可能的机会。李敖有过一段话谈各国法治的特点,其中谈到,美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苏联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国民党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这个国家呆长了,我们都坚信,没有任何事可以顺利做到,也没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层来访者比刚才多了起来,总共能有七八十人。我们凑到三三两两议论的人群旁,有一个人对我们说:去到旁边休息室,找赵紫阳的家里人。

我们赶快按照他的引指,敲开不远处一个小休息厅的门。 里面只有几张沙发、茶几,有三四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胖小伙子站起来接待我们。简短的对话后,他告诉我们:“去我姥爷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爷家在王府井旁边的富强胡同6号。”         

   出了饭店,我们开车直奔王府井。路上我们议论着去紫阳家可能的遭遇和对策。去紫阳家,比仅仅来金台饭店显然凶险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询问,我们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带走,我们如何脱身?我们是编造一个身份,还是如实告诉?更往后的事情我还好,GY是体制内的人,一旦单位知道后续会很麻烦。这些都似乎应该在抵达富强胡同前想好。

   临近春节前的北京,路上已经不如平常拥堵;加上时值中午,车流也见稀疏。我们很快就到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顺利地确定了富强胡同的位置;此时。我们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没想清楚。

   进入富强胡同之前,我把车停在一个公共停车场上,然后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此人是富强胡同紧邻的一个著名购物城的内保,应属临时工一类。我们在朋友的酒局上无数次遇见,最近几次一直都听他兴冲冲地通报自己已经被安全局吸收为外围,大有妓女从良的得意。熟人听我说就在附近,立即迎了出来。我一说出“富强胡同”四个字,他就明白了原委,问我:“你要去?”我问:“有事吗?”他说:“这两天盯得很严,不过正常去,应该问题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强胡同坐落在沙滩和王府井之间,是一条狭窄、破旧的小巷。如果不说,根本无法想象此间还会有足以让紫阳住进去的院子。胡同一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如果恰恰双向都有车就难办了。但即使这样,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还是有几辆车不自觉地长时间停在墙根下。时值冬日午后,胡同里几乎不见人来往,我们两人一进去几乎被一览无余。这真是一条便于监视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节,也只会是住在其中的人来往,而不会有外人穿过,更不会有人停留站立。只要装几个探头,就没有死角。

   从富强胡同西口往里没有多远,路北一座不起眼的院门上“富强胡同6号”的陈旧的路牌就被我们看见。同时被我们看见的,是正对面的三四个摄像头。院门斑驳陆离,院墙青灰剥落,我们在门口略站片刻,就按响门铃。实话说,我们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的,一是因为身处是非险境,二是我们贸然来访,紫阳家属是否欢迎、是否纳入也在未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之前两天,已经有大量北京市民自发来到紫阳家里悼念。

   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中年妇女,像保姆样子,非常痛快的请我们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两扇大门。

   紫阳家的简陋、萧条、残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个过厅,进入过厅小门是第二进院子,第二进院子有一个大的影壁,绕过影壁的是主院,东屋就是紫阳的客厅兼书房。中年妇女引我们进去,我们慢慢打量紫阳生活了最后十六年的地方。

   紫阳的客厅兼书房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有沙发、书架 、书桌、椅子、藤椅等,是一个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的室内的零乱陈设。屋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相框,里面都是紫阳和孙子孙女们在各处各地的合影,可见晚年弄孙之乐给紫阳带来多少欣喜快慰。屋子里一切应该如旧,只是临时布置了灵堂,多了花圈、鲜花。紫阳那幅身穿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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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编 2015-01-05 20:57:42






    《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迄今已经全部转载完毕。在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整整三十年时光见证的记录,看到作者对北大的爱与痛、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忧患与期待。我曾经以自己是一个北大人深深的自豪和骄傲,但如今,北大与我已经毫无关系,它堕落也好,沉沦也好,唤不起我丝毫情绪。我是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另类,它既没有造就我,也不配毁灭我;它争气不争气、上进不上进,那是它主人的家务事,不值得我浪费一个字评说。作为“与子成说”、灵犀互通的相知相交,我真正关心的,是作者的喜与怒、乐与哀;我真正想做的,是为作者说几句公道话。


   当我写到这里时,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眶,因为我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和难忘时光。在那片留下我们无数欢乐、苦痛、梦想、辛酸、笑容和泪水的燕园土地上,多少个晨昏,多少个子夜,在未名湖畔,在图书馆前,在灯影下,在杯盏间,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收获、欣喜、爱情,我们倾诉着各自的悲伤、失落、忧愁。那段时光此时回忆起来,多么温馨,又何等心碎,多么漫长,又何等短暂。如今,我们已年过半百,老之将至;我们的韶华已逐水流走,我们的梦想已随风飘去,我们的眼前身心残缺,我们的身后山河破碎。我们剩下的,只有紧紧拉住对方的手,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去抵御那刺骨的严寒。


   本书作者谢宁,陕西西安人,1963年生,金牛座,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毕业留校到北大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现在北大党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


   谢宁在北大绝对是一个名人,他是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而知名的。文革后正经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北大从事行政工作三十年没有离开、而且从现在看也不会再离开的,不管是北大自己留校还是外校分配来的全算进去,谢宁是绝无仅有。漫说北大,就是把全国所有高校都数一遍,估计也找不出几个同样的人来。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奇特的,最奇特的是,他在北大坚守了三十年,至今却只是一个科级干部。三十年里,在谢宁身边、在北大各处,无数后生晚辈匆匆而过、平步青云。在官僚体制最底层呆了大半辈子、按“资职比”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职务最低者的谢宁,早已成为这些春风得意的“刘郎去后”们口中谈起语带讥笑、心里想起念存轻蔑的“不求上进”的典型,成为历届北大执政者们、特别是年龄资历水准都在他之下的北大执政者们躲避唯恐不及的“老大难”人物。


     那么,造成谢宁在仕途中长期不进步、在官场上成为一个“失意者”的因素和缘由到底都是什么、都有哪些呢?深入去分析、揭示其中的渐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以让我们对人性、命运这些人类面临的基本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官场规则这些中国人面临的特殊命题有一个更形象、更生动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让我们用我党培养、提拔、任用干部的字面上标准“德、识、才”来衡量一下谢宁应不应该被培养、提拔、任用。我一提“德”大家肯定都笑了,但我请大家不要笑,不要因为我党干部普遍无德、缺德就否定德的存在。这世界上还真的是有有德人、有《圣经》里说的“义人”存在的,谢宁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说“识”。“识”有很多方面,比如正确判断形势,比如准确预测未来,比如把握宏观战略,比如前瞻性地鲸吞国家资源,比如敏锐地发现寻租的机会,比如迅速找到不落痕迹地贪赃枉法的途径,等等。既然能堂而皇之公诸于众,我们当然应该想像它说的是正面意义上的“识”。谈到正面意义上的“识”,我们不得不不幸地说:我党的干部们基本上都不具备——所以经常的情形是,干部们初衷不能说都是恶的,但因为“识”太低太差,所以结果最终总是祸国殃民。说到谢宁的“识”,不用我私心去评价,大家读完这部看了的人都点赞、都拍手叫好的近两百页的《北大向何处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不过,我还是要以一个老、久北大人的资格加上一句:以我的了解,集三十年里北大所有执政者“识”之和,也写不出这样一部书。


     再说“才”。“才”即能力。能力也有各种各样的,仅仅是和当官从政有关的,就有往上爬的能力、溜须拍马的能力、吹捧抬轿的能力、吹嘘忽悠的能力、表功作秀的能力、拉帮结伙的能力、阳奉阴违的能力、两面三刀的能力、官场生存的能力等等。当然我们相信党的任用干部标准上说的应该不是这些能力,而是所谓的“行政职业能力”。我以前主编过公务员考试“行政能力测试”辅导用书,看了书稿才眼界大开:原来“行政能力”还可以用做题来测量。我想,什么“行政能力测试”,这不就是智力测验吗?一向被认为智商和能力都不差的我,这些测试题看看头就大了,赶紧扔一边去。话说远了,我说这些,意思是“能力”中肯定包含智力因素,因此“能力”有相当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能力”中另外一大部分是与位置和经验相连的——就像你不给中国人当家做主的机会,你拒绝让中国人获得当家作主的经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中国人身上蕴含着多么巨大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我相信,如果给谢宁以适当位置,他或许会比其他北大执政者展现出更强的行政职业能力。


     如此按照“德、识、才”标准分析下来,谢宁恰恰是党应该首先培养、提拔、任用的对象。只可惜,这些只是嘴上的漂亮话,暗地里还有另外一套标准。哪怕仅仅从官媒自己公布的“塌方式腐败”资料来看,那些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于中国大地的官员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当然,说“暗地里”有点诽谤人家的嫌疑,因为过去的“潜规则”现在早已变成了明规则,人家早就公开的大干特干,根本不需要“暗地”了。


     谢宁是我见过的少有的生性淡泊、随性、顺其自然的人,我很少见他刻意做什么,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为某种情绪或某种事情纠结难解。可是,我绝不认为这种个性是他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淡泊固然不利于钻营,但是孜孜以求、处心积虑、功利心太重却也经常导致机关算尽、枉费心机。


     在本书中,谢宁常常自谦生性疏懒。自然,他不像朱善璐那样强迫症,但是,说他不用功、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三十年来,他朝九晚五、风雨无阻地上班下班,勤勤恳恳,从没有耽误过工作,更别说上班之余思索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更别说上班之余的之余再写下这部一时在大陆不能发表的奇书了。如今北大内外,充满了欺世盗名、惘上瞒下之徒,又有多少人在真正用功呢?如果认为谢宁的不见于当道是因为他不用功,那倒是抬举了当道者的人品和良知了。在中国的体制下,用功从来就不是成功的秘籍,谢宁不是输在不用功,而是亏在他不懂得投机取巧。


    谢宁是典型的西北人,质朴、正直、真实、厚道。我一向认为,人是可以用好人坏人来概括的,谢宁就是一个最经典概念上的好人。上面说的这些特质在一个健康、正常的体制中,即使不能对一个人的事业有帮助,至少也不应成为他的致命障碍。谢宁不会吹捧作秀,不屑拍马溜须,不会吹嘘忽悠,不会拉帮结伙,不会阳奉阴违,不会两面三刀......不会的太多太多。可以说,在我们这个体制中向上爬的必备技巧他一概不为和不屑为。如此这般,他怎么可能飞黄腾达呢?然而,这不是他的失败,而是我们这个体制的失败。


     如果说个性是存于内的,那么举止言谈就是化于外的。谢宁的举止言谈也和他的秉性天赋如出一辙。他日常最标准的造型,是左手叉腰或背在后腰,右手持烟或在空中舞动,抑扬顿挫地表达见解。我还记得谢宁大四的时候,当年的朋友、今天在中纪委位高权重的XX曾戏称他为 “政协委员”。你想呀,如此风度气质,怎么能鞍前马后的做秘书?既要里子又要面子、即外强又中干的领导们,哪里敢弄一个政协委员放在身边?


我在《汪精卫与我》一文讲过一个故事,里面写到:在中国当官,你连撒尿都撒不爽啊!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真事。我一个朋友,中央机关副司级干部。早年有一个领导很欣赏他、也培养他。后来突然对他冷淡了,也不再替他讲话了。他翻来想去,终于找到了原因:有一次他和这个领导一起出差,而且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这个朋友上厕所,是不是前列腺的原因不知道,总之这泡尿撒的时间长了一点。从卫生间出来,一眼就看到领导站在门口,而且阴沉着脸,看到我朋友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那么长时间,也不考虑一下别人!然后径直走进卫生间。我这个朋友啊,肠子都悔青了,以后几年里一直在责备自己:尿一点不就完了吗?干吗还非要尿痛快才行呢?!”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把中国的官员比作“婊子、奴才和狗”,婊子的无耻与无情、奴才的趋炎附势和奴颜媚骨、狗的欺软怕硬和狗仗人势,谢宁这三点一样都不具备。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们绝不能把凡事一概归咎于性格、一切唯性格论,那样就是是非不分,就是放过了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说到底,谢宁的性格、气质、思想、伦理、道德和中国的体制根本是不能相容的,无论是本质上还是技术上都完全背道而驰,体制怎么能接受、容纳他呢?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是睁眼瞎,混沌一片,黑白颠倒、人妖不分,让小人、奸佞、蠹贼们糊弄的像孙子似的,被周永康这样的“叛徒”和大逆巨恶一直骗到死之将近。可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又精明得很,一切异己者、一切良知未泯者,它一眼就能分辨出,继而坚决地把他扼杀和淘汰掉。


    中国有一句俗语,总被李敖引用:“好人在台下哭泣、坏人在台上唱戏”。但是,这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不是人间常态,更不是永恒真理。常有中庸者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抱怨社会,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又回归到易卜生的著名问题:“社会对,还是我对?”在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而凭一己之力又无法改变时,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选择拒绝与不合作?固然,在一个再烂污的体制里,也会有出众的成功者;而无耻、下作也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更非凡的能力。但是,我们就应该认可他们的“成功”、钦佩他们的“能力”、学习和模仿他们那样的“上进”吗?我们就应该反躬自己的责任、检讨自己弱点、责怪自己的“低能”吗?对实用、功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说,成功是王,目的就是一切。在中国当今体制下长袖善舞,活得有滋有味、如鱼得水的,几乎无一不是这种人。他们在受尽屈辱、压抑、摧残爬上高位后,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擅权敛财、报复民众。如果和他们一样,那么周永康、叶丽宁和谢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谢宁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中国靠巧取豪夺、苛捐重税、民脂民膏豢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冗官群体,据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加起来处级以上干部已达百万人。我们且不去谈“德、识、才”,也不必出于私谊肯定他会比别人更加正派、清廉、能干,只从对谢宁三十年、三十个春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风雨无阻的服务和奉献给予承认的角度出发,哪怕仅仅作为回报,我们的体制从这上百万个位置中拿出一个安排给谢宁,我想从任何道理上说都不算过分。但是,这只是善良纯真如我的人们的一厢情愿。中国的尸位虽众,但相较丛林虿盆里无数血目贲张、嗷嗷待哺、如癫似狂的鸱枭、蛇蝎和豺狼们,毕竟还是稀缺资源。因此,这种私相收授的珍玩,这种分赃自肥的私器,哪能轻易失之他人?


   谢宁出身最高学府北大,又一心一意投身官场,自然心怀理想和抱负。但是我相信,天性淡泊、率性的他,绝不会像那些擅爬善舞、呼风唤雨、得势嚣张的北大官僚坯子们那样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狼子野心。如果我们这个体制、如果北大能给他最起码的公正、尊重和关怀,能给他一个合理、相配的职务,或者退一步说,能给他一份符合他年资的物质待遇,我想谢宁会悄悄地走完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会和北大、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平静的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而,正像我曾经说的:我们体制的特长和本领不是交友,而是树敌。三十年来,北大一直在扮鸵鸟、装死狗。一个十年敷衍过去了,又一个十年糊弄过去了,再一个十年装聋作哑又要混过去了。一年一年周而复始,所不同的是:从开始的些许歉意,变成了后来的理所当然;最后,连虚伪也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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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感言: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 2015-01-02 00:49:24


随着时钟一点一点往前跳动,我终于相信,2014年无可奈何地即将过去,2015年真的就要来临了。

其实,我已经是全世界最晚进入2014年的一批人了:中国人早在16个小时前就进入2015年,纽约人也在3个小时前看到大苹果落地。身处美国西部时区的我,比最早进入2015年的人们多赚了十几个小时的生命。

新年一刻到来,虽然困意缠绵,但我久久不愿入睡。我想,值此辞旧迎新的瞬间,总得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吧?

张明敏歌中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已然是老土了:今天在美国,特别是在西部内陆的美国,连中国人都不再好意思再穿洋装——西装了。所以,我是“洋装不再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在想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还是把目光投射到中国。

随手打开网易新闻,向之前几天略一刷屏,就立刻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河南南阳出现“艾滋病拆迁队”;

——太原警察打死讨薪女工,打断其丈夫六根肋骨;

——清华附中工地塌方,砸死十几名民工;

——深圳市政府言而无信,突出汽车限购令,民怨沸腾;

——海口幼儿园1 0名幼儿食物中毒;

——6名少年轮奸少女后逼其卖淫;

——四川小学让小孩寒天光膀跳舞;

——佛山工厂发生爆炸,已至1 7人死亡;

——女子举报派出所长被打断手脚;

——村民拦截高速掀警车阻建工厂;

——云南文山富宁归朝里马小学15名男生2名女生遭性侵;

——山西居民区爆炸;

——女孩助人被骗后死亡;

——年轻记者死亡,自杀结论遭质疑;

——发生重大上海踩踏......

真是一眼望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们有什么可以忍心回顾,又有什么值得期待前瞻的呢?

但是,为了滋润我们干涸的情感,为了舒缓我们脆弱的灵魂,为了给新的一年注入“正能量”,为了在新年伊始给大家些喜庆快乐,让我们勉为其难,努力去寻找一些能带给我们慰籍的痕迹吧

继续刷屏网易新闻,我们看到:

——令计划事发被查,妻弟随后被捕,再后广厦老板涉案被带走;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孙鸿志严重违纪被撤职查办;

——黑龙江省省委常委、大庆委书记韩学键被查处;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带走;

——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因为在工作会议期间三次公款宴请被撤职;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长李建功、煤炭工业厅长吴永平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开封市委书记祁立金被查,其前任今年7月刚刚落马......

这还不算完呢。

南昌市东湖区人防办——这他妈都是些什么机构呀——副主任陈胜强倒霉催的学奥巴马,在办公室里架脚读报,被人拍下照片发倒网上,结果被通报批评、扣减工资;河南纪委干部谢先莹一直以著名收藏家附庸风雅,被有心人投书《法制晚报》,揭露他收藏的单幅画作就价值亿元,与收入严重不符;四川省劳模、会理大铜公司董事长送礼清单被谁拍下曝光,有关部门声称调查;农业部发布通知,声明此次过节如有干部收礼者一律免职,这让收礼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官员们不光情何以堪,而且下意识何以控制?

这仍然还不算完呢。

上述这些被捕、失踪、带走的官员们,事先几乎都没有一点征兆,许多人几天前、甚至当天上午还在廉政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随后就被突如其来的公安武警镣铐加身。难怪有官员每天上班都不确定今天是否还能回家,出门前和家人都像生离死别。最吊诡的是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据报导他最初进入中纪委视线源于2013年春节前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去北京送礼,后备箱里装满高级礼品。天哪,一个省会市委书记,不但行踪像玻璃缸里的金鱼,连后备箱里的情形都被人掌握得一清二楚,这这这,当官的还怎么活啊

所以,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民不聊生的同时,官也不聊生;在百姓们提心吊胆的同时,官员们也在胆战心惊;在草民们随时害怕飞来横祸、死于非命的同时,权贵们也在时刻担心东窗事发、报应降临;在我们觉得日子不好过的同时,所有的位高多金者都在惶惶不可终日、忧心着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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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靠强盗主持公道、匡扶正义的国家 2015-01-01 14:12:19

在中外旧时代或旧时代题材的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侠盗的故事。最有名的,外国是罗宾汉,中国是水浒传。这些侠盗如果细分起来,其实有两类:第一类,对强恶者是盗,对弱善者是侠;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虽然手段粗疏非法,但目的是替天行道。第二类,他们杀人越货、明火执仗,但也盗亦有道、有所不为,而且在关键时刻,往往还做出一些出人意料、让人瞠目的义举。

侠盗的故事,说明尽管时代不同,人类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就是相信:当社会黑暗、溃败到了极点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守住底线的,只能靠强盗了;当人们对官员、政府绝望到彻底心死的时候,只能期待强盗实在看不下去了而挺身出来匡正这个世界;当国家一切腐烂到了无可救药的时候,最后的救济力量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不是宪法法院,不是教会,而是强盗。

人们常说官匪一家,其实官匪一家是盛世才会出现的现象,等而下之的世道从来就是官不如匪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上述的那个时候;今天的中国,已经需要强盗出面来主持公道和匡扶正义了。

最近扎堆重审的聂树斌、呼格冤案就是最典型的标志。

1995年河北公检法恶行首彰,先入为主地通过刑讯逼供把青年聂树斌定成强奸杀人犯,并极刑枪决。10年后,系列杀人犯王书金被捕,供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所谓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从那时至今又是整整9年,河北公检法在深知聂树斌可能是错判冤杀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悔愧内疚,不仅没有昭雪冤狱,反而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思,企图瞒天过海,让枉死者永世不得出头。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犯罪而屈死,王书金一次次挺身而出,反复呼吁、申辩、上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可以再添一项罪名,但不能让无辜者屈死。如果这样,我在地下也会不安我自己难逃一死,但要换他人清白我虽然罪该万死,但聂树斌的这个案子我不是在替他扛,这个不存在,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存在替谁扛的事情我干的就是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这不公平明明杀了4个,为啥只说3个?我要还无辜者清白,以减轻自己的罪孽,得到心灵的安宁,也对杀死的人有个交代。杀人犯王书金自己做事自己当,而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的河北公检法却自己做事自己不敢当。于是王金书不屈不挠抗争了10年,最后才终于争得了聂树彬案异地重审。看到这个结果,侠盗王金书如释重负:如果真能等到那件案子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

1996年,邻省内蒙古公检法施恶恐落人后,毛手毛脚地效仿河北,同样通过酷刑折磨取得口供,以强奸杀人罪栽赃处死更年轻的呼格吉勒图。9年后,系列杀人案嫌凶赵志红落网,声明自己是呼格吉勒图案件真正的凶手。从那时至今又是整整9年,内蒙公检法在断定呼格实属冤案错杀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将错就错、装聋作哑、扮鸵鸟、装死狗。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犯罪被法院屈死,赵志红没有丝毫犹豫,斩钉截铁、力斥其非。公检法不理睬、不接受、不承认,赵志红一不做二不休,在法庭上当庭质问检察院为何漏诉?法庭立即打断并动用法警禁止他继续发声,并草草宣判死刑,企图杀人灭口。无数次杀人于有形的赵志红终于看到了世间还有一种更邪恶、更歹毒的杀人于无形的黑暗势力。赵志红绝不罢休,秘密在手纸上写下《偿命申请书》托人夹带出狱,里面说:我在生命的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 现特申请派专人从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也让我没有遗憾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结局

在上面这两起案件中,人类法制史上的奇迹终于出现在中国梦里了:犯人追着法院承罪、有证有据,法院捂着耳朵逃跑、坚决否认;犯人不服控方漏诉法庭漏判,一再申辩、上述,控方、法官反复呵斥不要讲和你无关的话;犯人主动要给受害人偿命,公检法联合为犯人洗脱罪名;被告和辩护人的全部要求就是认罪,公诉方和法庭的所有工作就是证明此罪不成立。难怪说中国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种倒错和颠倒,真的是空前绝后呀。

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们先是草荐人命、擅权枉法,用肉体摧残榨取虚假口供,剥夺无辜者的生命,继而明知杀人杀错,还怙恶不悛、掩罪灭迹,其行为与王金书、赵志红一样,属于故意杀人。王金书、赵志红虽然凶残,却敢做敢当;而我们的公检法明知自己罪孽深重,却企图只手遮天、将错就错,让死者永远沉冤于地下,让自己一世逍遥于法外。比起中国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们的邪恶、卑鄙、下作、猥琐和丧尽良知,王金书、赵志红光明、高尚、仗义、勇敢和有担当的多的多。强盗们在身陷囹圄后心甘情愿为死者赎罪,而我们的公检法们在铁证如山下却只想如何逃脱罪责;强盗们在生命的尽头能找回良知,而我们的公检法们却永远只配在地狱里沉沦;强盗们真该去做公检法,而我们的公检法们才是天生的强盗坯子。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里写道: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龚自珍这里所说的才盗还比不上“侠盗”,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出王书金、赵志红这样的人,说明当今中国还不是末世,还不至于立即就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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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靠强盗主持公道、匡扶正义的国家 2014-12-31 18:26:49

在中外旧时代或旧时代题材的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侠盗的故事。最有名的,外国是罗宾汉,中国是水浒传。这些侠盗如果细分起来,其实有两类:第一类,对强恶者是盗,对弱善者是侠;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虽然手段粗疏非法,但目的是替天行道。第二类,他们杀人越货、明火执仗,但也盗亦有道、有所不为,而且在关键时刻,往往还做出一些出人意料、让人瞠目的义举。

侠盗的故事,说明尽管时代不同,人类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就是相信:当社会黑暗、溃败到了极点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守住底线的,只能靠强盗了;当人们对官员、政府绝望到彻底心死的时候,只能期待强盗实在看不下去了而挺身出来匡正这个世界;当国家一切腐烂到了无可救药的时候,最后的救济力量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不是宪法法院,不是教会,而是强盗。

人们常说官匪一家,其实官匪一家是盛世才会出现的现象,等而下之的世道从来就是官不如匪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上述的那个时候;今天的中国,已经需要强盗出面来主持公道和匡扶正义了。

最近扎堆重审的聂树斌、呼格冤案就是最典型的标志。

1995年河北公检法恶行首彰,先入为主地通过刑讯逼供把青年聂树斌定成强奸杀人犯,并极刑枪决。10年后,系列杀人犯王书金被捕,供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所谓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从那时至今又是整整9年,河北公检法在深知聂树斌可能是错判冤杀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悔愧内疚,不仅没有昭雪冤狱,反而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思,企图瞒天过海,让枉死者永世不得出头。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犯罪而屈死,王书金一次次挺身而出,反复呼吁、申辩、上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可以再添一项罪名,但不能让无辜者屈死。如果这样,我在地下也会不安我自己难逃一死,但要换他人清白我虽然罪该万死,但聂树斌的这个案子我不是在替他扛,这个不存在,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存在替谁扛的事情我干的就是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这不公平明明杀了4个,为啥只说3个?我要还无辜者清白,以减轻自己的罪孽,得到心灵的安宁,也对杀死的人有个交代。杀人犯王书金自己做事自己当,而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的河北公检法却自己做事自己不敢当。于是王金书不屈不挠抗争了10年,最后才终于争得了聂树彬案异地重审。看到这个结果,侠盗王金书如释重负:如果真能等到那件案子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

1996年,邻省内蒙古公检法施恶恐落人后,毛手毛脚地效仿河北,同样通过酷刑折磨取得口供,以强奸杀人罪栽赃处死更年轻的呼格吉勒图。9年后,系列杀人案嫌凶赵志红落网,声明自己是呼格吉勒图案件真正的凶手。从那时至今又是整整9年,内蒙公检法在断定呼格实属冤案错杀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将错就错、装聋作哑、扮鸵鸟、装死狗。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犯罪被法院屈死,赵志红没有丝毫犹豫,斩钉截铁、力斥其非。公检法不理睬、不接受、不承认,赵志红一不做二不休,在法庭上当庭质问检察院为何漏诉?法庭立即打断并动用法警禁止他继续发声,并草草宣判死刑,企图杀人灭口。无数次杀人于有形的赵志红终于看到了世间还有一种更邪恶、更歹毒的杀人于无形的黑暗势力。赵志红绝不罢休,秘密在手纸上写下《偿命申请书》托人夹带出狱,里面说:我在生命的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 现特申请派专人从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也让我没有遗憾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结局

在上面这两起案件中,人类法制史上的奇迹终于出现在中国梦里了:犯人追着法院承罪、有证有据,法院捂着耳朵逃跑、坚决否认;犯人不服控方漏诉法庭漏判,一再申辩、上述,控方、法官反复呵斥不要讲和你无关的话;犯人主动要给受害人偿命,公检法联合为犯人洗脱罪名;被告和辩护人的全部要求就是认罪,公诉方和法庭的所有工作就是证明此罪不成立。难怪说中国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种倒错和颠倒,真的是空前绝后呀。

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们先是草荐人命、擅权枉法,用肉体摧残榨取虚假口供,剥夺无辜者的生命,继而明知杀人杀错,还怙恶不悛、掩罪灭迹,其行为与王金书、赵志红一样,属于故意杀人。王金书、赵志红虽然凶残,却敢做敢当;而我们的公检法明知自己罪孽深重,却企图只手遮天、将错就错,让死者永远沉冤于地下,让自己一世逍遥于法外。比起中国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们的邪恶、卑鄙、下作、猥琐和丧尽良知,王金书、赵志红光明、高尚、仗义、勇敢和有担当的多的多。强盗们在身陷囹圄后心甘情愿为死者赎罪,而我们的公检法们在铁证如山下却只想如何逃脱罪责;强盗们在生命的尽头能找回良知,而我们的公检法们却永远只配在地狱里沉沦;强盗们真该去做公检法,而我们的公检法们才是天生的强盗坯子。

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里写道: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龚自珍这里所说的才盗还比不上“侠盗”,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出王书金、赵志红这样的人,说明当今中国还不是末世,还不至于立即就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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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之 2014-12-17 23:09:34

看餐饮中心文艺汇演有感

 

1月18日晚,我去大讲堂参加餐饮中心的活动。本来以为只是看电影,不想进去之后才知道当天晚上首先进行的是餐饮中心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并且为每位来宾都发了节目单。我当时还有几分抱怨,早知如此还不如等电影开始后再来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就坐下来看看演出吧。

我对这场演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在北大呆了这么多年了,高水平的专业文艺演出都看过不少,一台餐饮中心的业余汇演能有什么名堂。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节目不好看,就随时准备走人。不想一开场的健美操表演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到那些平时在餐厅里为我们打饭、服务的姑娘们换上漂亮的服装,展现了她们青春、靓丽、活力四射的一面,不觉使人眼前一亮。当晚的演出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还表演了独唱、合唱、舞蹈、诗朗诵、相声、京剧、情景剧、乐器演奏等节目,形式多样、色彩丰富,内容生动、贴近生活。大部分是由各个食堂、餐厅的外来务工人员表演的,也有一部分餐饮中心的正式职工参加演出。坦率地讲,节目的总体水平毕竟是业余的,但看的出来他们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尤其是那些在北大打工的年轻姑娘、小伙们,虽然他们的表演不乏稚嫩之处,他们的歌声、舞姿、舞台形象、节目内容不算完美,但都是非常真实、生动、有活力的。观众多半是他们的同伴,台上台下不时互动,气氛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

我在北大看过多次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也参加过不少学生、教职工的文艺晚会,但印象中还没有看到过北大打工群体的文艺表演。目前在北大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打工者,其总数绝非一个小数目,虽然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并不完全被我们了解。从这场演出中不难看出,他们也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在北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从那些精心准备的节目形式,自编自演的节目内容,到漂亮的服装、道具,人数众多的演出阵容,都可见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后来我听餐饮中心崔芳菊主任介绍:他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极大辛苦,在两个月的排练时间里有许多事情都让她非常感动,他们在舞台上卖力的表现,比得到奖金更感到荣耀,真是非常可爱。

北大应该是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的,校园里不仅有风度翩翩的学者,有风华正茂的学子,也有许多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虽然不是校园生活中的主角,也许只是一些匆匆过客,但他们同样也在北大生活,也在为北大做出奉献。还是崔主任的语言更准确,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朴实的感情在丰富着北大的每一天……”。他们不仅需要关怀,也需要有自己的追求和认可,一台晚会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这些打工的男女青年在辛勤的工作之余,进行这样一场演出,不仅自身的才能得到了展示,而且在共同的排练中培养了多方面的能力和团队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丰富。也许在他们离开北大很久之后,都会感谢北大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和舞台,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值得回味的一页。

我们应该感谢餐饮中心组织了这场演出,他们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是物质上的支持和保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北大的精神和气度。前不久香港大学为一位长期在学校里做饭、扫地的老妇人举行了专门的仪式,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她以自己平凡的劳动影响了大学,成为“香港大学之宝”,此举得到了内地媒体的一致好评。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师和学生,还是那些在大学打工的聘用人员,都绝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雇佣关系。大学不一定要有多少大楼,也可以暂时没有大师,但是一定要有大爱,要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这样的一台晚会也许不宜一下子赋予太多的含义,但希望这在北大是一次好的开始,是一种值得效仿的行为。

(《北京大学校报》2010315日第四版)

 

 

要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氛围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留校参加工作的,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印象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干部都可能会对学校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例如学校的党代会、教代会上,更可能会集中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乃至于在近些年来几乎销声匿迹。不仅是学校的干部,甚至教师也不提意见了;不仅领导层听不到不同声音,在院、系及各个职能部门内部,也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不仅下级对上级不提意见,同级之间、上级对下级之间也很少提出批评意见。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和领导体制有关。由于现行体制下各级领导掌握着更多的权力、资源,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干部、教师的晋升、提职,自然很多人就会担心影响自己的职务和职称的晋升,影响自己资源、利益的获取,从而不敢得罪领导,不敢提不同意见。但情况又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同志职务、职称已经到了头,甚至年龄也快过线了,但仍然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还有一些离退休的同志,对现状有许多不满,也只是私下嘀咕嘀咕,不正面发表意见。有些同志甚至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也仍然不敢表达任何不满。

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敢、不便于发表意见的同志不妨多一些理解,毕竟在现有体制下提意见可能会得罪领导,而得罪领导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对于一些有意见要讲但又没有什么机会讲的同志也不必强求,他们可能连见到各级领导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坐下来提意见了。问题在于那些有条件发表意见而自己又可以不受什么影响的同志,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是几乎不谈任何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问题,甘愿做好好先生。

现在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言论越来越自由,各种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要求公开、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是在各级政府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内部,一言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同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少,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弱,决策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对于这种现象我始终无法理解,无论是党的领导人一贯提倡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是党章中规定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或是现实生活中有更多途径表达的群众意见、群众呼声,都好像在权力面前基本失效,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毫无触动。

任何领导人,任何决策都可能会有失误或不足之处,意见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充分发表意见,才能集思广益,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能够从各种意见中总结提炼出值得采纳、参考、借鉴的内容,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决策,更能体现出领导人的智慧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反之如果领导人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项决定都受到一致拥护、齐声称赞,自己也可能逐渐丧失正常的判断力,真以为自己一贯正确、英明,实际上对领导者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有的领导人有点业余爱好,例如写写字、吟吟诗什么的,水平很有限,本来自我欣赏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周围抬轿子的人多了,必然会一致称好、哄然叫妙。时间久了,领导们自己也难免糊涂起来,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大诗人、大书法家了,拿出去广泛示人,不免贻笑大方。如果一些有明显错误和弊端的重大决策也是这样在一片叫好声中出台的话,那可就贻害不小、后患无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党内能够充分发表不同意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形势的好转、历史的转折。遵义会议上,正是毛泽东等同志对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激烈批评,才挽狂澜于既倒,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与会的各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所谓出气就是对各级领导提意见、发泄不满。正是在这种能够比较充分表达意见的氛围下,经济困难的形势较快地得到缓解;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正是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直面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发言,才开始了纠正长期以来的极左错误,拨乱反正。即使是历史上一些比较开明的君王,有时候也是能够虚心纳谏的,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也是君臣比较和谐、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管理体制下,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都要敢讲话、敢发表批评意见。但首先应该让那些在其位、谋其政,有机会、有条件讲话、发表意见的同志先讲起话来,要本着对国家、社会、所在单位负责任的态度,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要多大勇气,更不必“五不怕”,仅仅只是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但现实中许多同志却是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对于那些不在其位的同志,也不要认为自己讲了都没有用,“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话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可能会对某些不良现象多少产生一些制约作用。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害而仍然不敢讲话的同志,往往越是不敢提意见、越是不敢表达不满,也就越容易被轻视,自身利益越得不到保障。

我想如果在我们学校能有更多的人开始讲话,对学校和各单位的事务踊跃发表看法和意见,学校及各单位也广开言路,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全校的气氛逐步活跃起来,形成一种敢于表达意见的良好氛围。也许互相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会更多一些,许多事情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北京大学校报》2010515日第四版)

 

 

不妨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招生改革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致信周其凤校长,对本科招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看法、建议。周校长很快做出回应,亲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征求意见。此事已引起校内外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或可引起新一轮关于招生改革的热烈讨论。

11位教授都是各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都“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他们从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各行各业引领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目前“唯高考分数论”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北大应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正如周校长致信中所言,来信“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但同时周校长又指出:“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周校长的顾虑正体现出招生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来信中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时又会对任何一项针对招生制度的改革举措顾虑重重。

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今社会权力和关系无孔不入,许多制度都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尽管这项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公开透明,最为公平公正,最少产生寻租空间,更是最为公众认可的一项制度。套用丘吉尔先生关于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的言论,对于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来信列举了招生中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例如招生工作已演变为一场各高校之间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高分待价而沽等等。应该看到这类现象有“唯高考分数论”的作用,但并不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一种考察方式,高考分数并不能体现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对“状元”和高分考生的过度追逐恐怕更多是相关大学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动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严谨的高考制度下,大范围舞弊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为了克服高考招生单一分数论的弊端,多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送生、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许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说都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漏洞,为各种权力、关系的寻租增加了机会。出现这些现象更说明对目前的招生制度不能轻易言变,对任何有关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慎。我愿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会是非常合理的,也相信我们可以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相关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我们能完全抵御住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渗透,保证招生改革不受到各种干扰。

按照来信中高考成绩加面试的建议,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也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面试成绩将占多少比重?让多少位考生来面试?需要多少名教师、用什么标准进行面试?对于边远地区、困难家庭考生怎么解决他们的面试成本问题?怎么保证面试成绩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严密论证。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说是采取了举国体制,即使只有北大率先实行大规模的面试,所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不是我们一校之力能够单独承受的,其困难和受干扰程度可能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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