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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网中的独白  
生活在罗网之外的人想象不出罗网里能发出声音。现在就请你听“举步即罗网”的国度里万马齐喑中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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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转发朋友的文章,在国内被删数十次:中共、美国谁更该道歉 2020-03-11 22:45:31


一、失节事小、道歉事大

   341417分,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社评:“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标题虽然是要求世界感谢中共,内容却主要是要求美国向中共道歉。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这篇社评之下,是央视客户端的报导:“美新闻主持人要中国人就疫情‘道歉’,搭档当场打断”。

 新华社的社评岂止是“理直气壮”,根本就是气吞山河、气冲霄汉、气贯长虹、气撞牛斗、登峰造极。比起来,“美新闻主持人”要中国人就疫情道歉的声音是那么气若游丝、气息奄奄、奄奄一息,而且还被搭档“当场打断”。

         新华社这篇惊世骇俗、昭炳万年的文章,我建议大家都去逐字阅读,此处不一一引用。以我多年文争和舌辩的体会,永远不要妄想让对方听得懂自己的语言,俗话叫“鸡同鸭讲”——不说立场、逻辑各异,连事实、信息和真像都无法彼此认同。最多能做的,也只是识破披着羊皮的狼、搞清楚“鸡”和“鸭”的真实物种和五脏六腑:这一点,可以参看上述新华社社评下面的评论区。基于以上原因,“中共、美国谁更该道歉”这个罗生门不是本文的主旨;我要做的,其实是想谈谈有关道歉的那些事儿。

         道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行为古已有之。《论语.述而》里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子曰:‘知礼。’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性,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虽然没有直接道歉,但坦然认错,犹过之也。

    中国古代人,直接把道歉上升到了一种礼仪;所以重礼仪的中国古人,道歉不但比翻书、而且还比翻脸快得多。古代人重礼仪的程度是今天人难以想象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以为古代家庭中没有妇女地位和女权意识,其实纯粹是现代人无知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明朝冯梦龙《古今谭慨.迂腐部.敬妻》有:“唐薛昌续与妻会,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语再三,然后秉烛造室,高谈雅论,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请曰:‘昌续以继嗣事重,辙欲卜一嘉会。’候报可,方入,礼亦如之”;清朝游戏主人《笑林广记.腐流志.行房》里面写:“一秀才新娶,夜分就寝,问于新妇曰:‘吾欲云雨,不知娘子尊意允否?’新人曰:‘官人从心所欲。’士曰:‘既蒙俯允,请娘子展股开肱,学生无理又无理矣’”。这两个故事的意思都是说,那时男人如果晚上想和太太做爱,先得或直接、或间接的郑重其事、低三下四的反复征求太太意见,还得有拿得出手的理由,比如说响应国家号召生二胎等等。这不算完,到了临床的时候丈夫还得强压欲火,对太太背诵新华社社评——哦不,对太太表达新华社社评的主题:道歉——。据不知出处的野史料记载:“昔有某教官五十续弦……教官顶戴袍褂入房,移双烛于床前,将新娘扶坐床上,举手扞其裤,分其两腿,高举之,详视其私,点头赞叹。于是退三步,恭对长揖者三,祝曰:‘不幸有三,无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蘀突夫人,而施及下体’”。具体说来,就是先生虽蒙太太恩许性爱,但仍要走完一系列流程、履行一系列手序才可以入港:亲自脱掉太太内裤,将太太双腿用力掰开举过自己的肩膀,仔仔细细欣赏、品味一番她的桃红李白,频频点头还要让她听见地啧啧称奇:夫人那里真是旖旎无限、风光霁月、奇妙无穷、气象万千啊……然后再远远地朝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处深深三鞠躬,充满歉意和内疚地说:“实在对不住,夫人初次开苞,那里尚且娇嫩;所以待会儿在快乐之余,还将感到些许摩擦刺痛,请多关照!”这样文绉绉的没完没了,丝毫不看女方已经两眼冒火、急不可耐。以往我经常取笑日本人礼节太多,内心龌龊地暗想他们是否在打炮前也要啰哩啰嗦磨磨唧唧?如今才知日本人的“初(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 よろしくお 愿(ねが)い します!”都是遣唐使照猫画虎来的呀。

 床帏间尚且如此,外场上就更别说了。不提主流社会、诗礼世家、簪缨阶级,仅说最边缘、最越轨、最无法无天的群体强盗和黑社会。这里典型的代表是宋江。每次梁山草寇下山作案,绑架来人质,朝廷命官也好、黑吃黑的其它案犯也好,宋江见了面瞬间一律都“纳头便拜”的道歉,丝毫不管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当然了,也许宋江被迫落草带来的自卑情结让他觉得自己不论怎样永远是错的;不过这也使他比那些理直气壮地做贼为匪者来的可爱——,只管做规定动作,倒也省了纠结的心了。而这种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对敌对势力和亡我之心不死们的一味软弱退让,不但没有亡山亡寨、不但没有损害他作为核心一尊的绝对权威、不但没有让他在部下好汉面前威信丢光、颜面丧尽,反倒使人质们相信他知廉耻、懂礼节、重道义,感动涕零、天下归心。要说“四个自信”,宋江才是货真价实的呀。

江湖之远都是如此,庙堂之高当然杠上开花了。新冠肺炎后,民间热议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的二十多次罪己诏。这罪己诏,就是皇帝的道歉。古代中国是知礼仪的中国,所以从尧舜禹起就开始形成并流行着用孟子的话叫“王道”的政治、社会、统治的标准、范型、楷模。这种标准、范型、楷模成为千秋万代帝王大系们无不敬畏的模范、法则和约束,让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肆意妄为,不能无所不为。在这种标准、范型、楷模的辉映与笼罩下,三千九百九十二年来,八十三个王朝里,中国帝王们尽管贤与不肖、尽管乾纲独断,但他们一脉相承的依然有帝王文化、依然有皇权风范、依然有君主规格、依然有统治道德、依然有执政伦理、依然有专制准则、依然有独裁自律。这些帝王文化、皇权风范、君主规格、统治道德、执政伦理、专制准则、独裁自律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而“罪己”——道歉,就是最显明的一例。

不用去提公认的贤君名主,只要看一看那个几百年里被贬损、被嘲弄得一塌糊涂的亡国之君崇祯就足够了。崇祯不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不具备高超的执政能力,也刻薄寡恩、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急燥多疑。但就是这么一个二流皇帝,他的风范、规格、道德、伦理、准则、自律是我们做梦都梦不到的。

崇祯在位十七年里,因为皇陵掘焚、因为大旱饿殍、因为黄河堤溃、因为“日月告凶”的地震、干旱、洪水、瘟疫,一共颁布过六次罪己诏,向天下官员士绅、黎民百姓一遍遍认错、谢罪和道歉。崇祯的道歉把作为政权核心的自己贬低的罪大恶极、把生他养他的祖国和有着世界上最先进制度的明朝污蔑的一片漆黑、把久经考验的大明领导集体和干部队伍抹杀的一无是处。其定性之危言耸听、用词之骇人听闻、攻击之恶性歹毒,什么“政不加修”、“积怨民心”、“祸乱日至”、 “虏猖寇起”、“赤子沦为盗贼”、 “薄德匪躬”,“至于天怒”、 “上干天怒”,什么“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等等。放在现代,即便组织不定他一个分裂国家、叛国和颠覆政权罪,义和团们也得把他钉在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道歉了仍旧不罢休,还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悚栗不安地惩罚、虐待自己:“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不忍安卧深宫……不忍独享甘旨……不忍独衣文绣”、“减膳撤乐、青衣从事”。最后在大事不可为之际,他不去转战陕北、不去迁都重庆、不去撤退台湾、不去流亡美国,义无反顾地以34岁的壮年之躯,舍生取义,不惜“任贼分裂联尸”,悲壮、尊严的殉国;用“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的最后举动,对那个不属于高贵者的野蛮、丛林世界做了彻底的否定和决绝。

正是有数不清的崇祯这样懂得礼义廉耻、也懂得认错道歉的皇帝,所以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暴君肆虐、种族屠戮、兵匪涂炭、灾祸灭顶,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灵魂、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天道、中国的人伦、中国的生脉仍然能绵绵不绝、生生不息;所以尽管发生了无数的无法无天、凌辱斯文、灭绝人性、践没人格,但不论是生杀予夺的帝王还是无拳无勇的小民,不论是在政通人和里还是在乱世流离中,他们依旧有品格,依旧有气度,依旧有恢弘,依旧有德行,依旧有规矩,依旧有荣誉,依旧有从容,依旧有民气,依旧有信念,依旧有诚信,依旧有仗义,依旧有邪不压正,依旧有舍生取义;所以尽管出现了无数的酷吏草菅、阉孽荼毒、惨无人道、人不如狗,但仍旧有林语堂追思满大人,仍旧有章怡和缅怀富连成,仍旧有高先生赞叹明思宗。

 

二、命可丧、国可亡,道歉之风不可涨

近、现、当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好几次亡国和亡天下,礼坏乐崩、人心不古、廉耻尽丧,所以道歉也越来越成了罕见的奇葩行径。六零几年那么惨绝人寰的人类灾难、十年动乱那么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四人帮没有道歉,好像也没听说有别人站出来替四人帮道个不是,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其他等而下之的官员们,更从来都是“头可断、血可流,不道谦的骨气不能丢”。我记得自己最早终于听到有一个中国官员说出道歉两个字的,应该是十年前陕西安康一个什么领导,为农妇怀孕晚期被强行引产一事公开表达歉意。那时我的一个学生是安康最高主官,所以我印象深刻,还激动了半天。

既然中国都是不知道道歉的官员,那么上行下效,老百姓也不懂得道歉。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姐夫对我姐姐说:你弟弟怎么不会说“谢谢、对不起”呢?那时我不知道“你好、谢谢、对不起”在美国是口头禅,所以像一个老帽一样,在美国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想必给当地人留下极没礼貌的印象。我在《要么沉默,要么下流》一文里写道,现在中国人信义败坏无存、人人都是孙杨,即使在铁证如山面前,也仍然抵赖蒙骗、强词夺理、理直气壮、胡搅蛮缠。当今中国十五亿人口里的男人们,除了对老婆、情人、女朋友,基本上已经杜绝了道歉这一思维和行为;而另一半的女人们,则除了接受,早已不知道歉为何物。其实,懂得接受道歉还算知情达趣的呢,更可怕的不依不饶、竭泽而渔、赶尽杀绝者大有所在:多年前有次我主动想哄一个小女朋友破愁为笑,就连声对她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谁知她脸色不但僵冷依旧,还厉声问我:“你说,你错在哪里了?!”我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说:“我所有都错了”,同时默默在心里骂:“老子哪里知道我错了什么呀?”

作为坚信“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国正朔在东瀛”的日本人,则至少始终保持着对仁义礼智信的认同和向往。具体点说,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花和武士刀》里研究出的“耻感文明”让日本人一直知道廉耻、懂得羞愧,所以他们没有受中国近、现、当代拖累,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每时每刻的鞠躬——事无巨细、事出无因、不对事只对人的为了也许我们看来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或者事实一遍遍道歉;久而久之已经忘了初心,把道歉当成了与人交流的行为艺术和抚慰心灵的另类禅修。更有甚者,日本人经常觉得道歉已经不足以慰藉自己敏感的灵魂和脆弱的心理,于是将其升华为下跪、辞职、自杀、切腹。而自认为中华文化源自本身的韩国人,也一直保留着中国古人的原始礼仪;加上多年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更有了一种受虐情结,在道歉和道歉的副产品上直追日本,远的如总统卢武铉、近的像天地会李万熙都概莫能外。

有一种观点说是道歉和一个社会、民族的文华差异相辅相关。我在另一个下面还要说到的角度上认同此说,但他们真正想解释的是为何西德可以向犹太人谢罪而日本人不肯对中国人道歉。可是他们没法说明:干吗日本人同时偏偏又是世界上最具强迫症的耻感与道歉民族,而东德却从没听说过有什么事情它不好意思干的。如果说日本人不在乎个人的面子只看重国家的尊严,似乎难服众论。不过有关日本人对中国道歉与否好像也是个罗生门,经常随着中日关系冷热的变化有不同的话语和叙述。

本文(二)里我写过,美国人把“对不起”作为口头禅之一;但我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说“对不起”只是一种礼节性的客气、敷衍或者敬语,类似韩国话中的“思密达”,绝无日本人发自内心的真诚歉意。西方人对道歉的态度和道歉的历史我没有考证过,但从比较文化、比较民族性的角度分析,应该不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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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亿人齐谄媚,更无一人是男儿 2020-03-06 05:06:24

旧文重发(原发于2013年)


     共产党一向自诩无神论,一向自诩唯物主义,一向自诩无产阶级,但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早已不避羊头狗肉之嫌了。今天的共产党人,心口和不一样,反面和正面不一样,黑夜和白天不一样,人后和人前不一样,下半身和上半身不一样,小头和大头不一样。今天的共产党人,当他们擅权、作孽、为非作歹、穷凶极恶的时候,他们是无神论,但背过身去,他们就供佛龛、崇怪力;今天的共产党人,当他们贪污、受贿、穷奢极欲、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们是唯物主义,但转回头去,他们就修阴宅、奉邪教;今天的共产党人,当他们要表演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没有私利的时候,他们还号称无产阶级,但他们和马克思形容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相反一旦发生革命,他们“得到的只是锁链,而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

 

    

    正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只两头怪和双面兽,所以表现在他们身上严重自相矛盾、违悖常理、颠三倒四、疯疯癫癫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言行不一,比如丧心病狂,比如极度的自尊和极度的自卑,比如一方面宣称从建党第一天开始就致力于追求人权、一方面又一听到人权两个字就火冒三丈,比如一方面毫无愧色地坚信自己的人民享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民主、一方面却在党内最高层政治局里消灭了任何民主的痕迹,比如一方面迫害成性、一方面又兼具受迫害狂的所有特征,比如一方面鸵鸟似地认定自己千秋万代、战无不胜、永不变色,一方面又抽风般地疑神疑鬼、杯弓蛇影、风声鹤唳,比任何一个非法政府都更加神经和多疑。

 

   

    2003年全国范围“非典”和20085月四川大地震前前后后共产党的表现,就更加典型了。在灾难降临之前,他们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根本想不到异灾谴告、人怨天怒,甚至企图隐瞒灾情预兆,幻想能侥幸逃脱劫数。当大难终于临头之后,他们就乱了方寸,受迫害狂症和强迫症立即发作,想象力空前丰富,马上浮想联翩地联想到政权不稳、舆论引导、正面宣传、干扰破坏、追查谣言、坚决打击、稳定人心、确保大局。当余震未了、亡尸未殓、惊魂稍定,他们的痼疾又犯了,老毛病又复发了,大头症又无可救药了,自我膨胀又膨胀到天上去了:于是控制或任凭十三亿人的所有报纸电视连篇累牍充斥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英明、他们的正确;于是鼓动或纵容十三亿人的一切角落无时无刻不洋溢着赞美、歌颂、崇敬、感恩戴德;于是操纵或听任十三亿人的举国上下变换花样吹捧着他们的执政能力、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天恩浩荡、他们的先知先觉。在四川地震后几十天里共产党政府得到的溢美之辞之声,全世界其它所有政府加起来几十年里得到的也不足它的万一吧?难怪中国共产党政府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道德最佳、能力最强、效率最高的政府,试问除了中国共产党政府,还能有哪个政府能得到如此举国一声的欢呼和拥戴呢?

 

 

    在这所有报纸电视里、在这一切角落中、在这举国上下间,我们看到了共产党的痼疾、老毛病、大头症、自我膨胀,我们也看到了十三亿人的同声谄媚、十三亿人的集体阿谀、十三亿人的举国附和、十三亿人的一致配合。共产党的痼疾、老毛病、大头症、自我膨胀我们固然要谴责,但没有十三亿人的同声谄媚、没有十三亿人的集体阿谀、没有十三亿人的举国附和、没有十三亿人的一致配合,共产党的痼疾、老毛病、大头症、自我膨胀也决不至于这样登峰造极吧?

 

 

   

    任何一个国家中都经历过奇灾惨变、天难人祸,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义务守土安民、有责任扶危济困。美国就是一个灾难频多的国家。1988年的旧金山大地震、20058月的卡特里娜飓风20019月的9.11恐怖袭击、20078月的明尼苏达州首府跨河大桥垮塌,美国政府的关切不亚于我们吧,效率不低于我们吧,动员不慢于我们吧,投入不少于我们吧,成效不差于我们吧,两代布仕父子也无难不与地都数次亲临现场了吧,可你看到美国人民万众同声歌功颂德了吗?可你看到美国人民举国上下感恩戴德了吗?可你看到美国人民铺天盖地感激涕零了吗?可你看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写文章、写歌曲、写诗词去仰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深夜的灯光、去欢呼布仕总统的挥手指引、去赞叹切尼副总统头上的白发、去吹捧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去拍马只有共和党才能领导美国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了吗?如果说只有中国人有良心、懂道义、明事理、知报答,美国人都是一群白眼狼,这样的鬼话,你自己信吗?

 

   

   

    群众在历史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混蛋在今天中国这个道德和人心的乱世中,更是混蛋混蛋满天下。不过群众的混蛋充其量还仅仅是愚蠢、无知、糊涂、盲从、起哄、易骗,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四川汶川地震后的集体表演,则十足是主动的无耻、下作、奴颜媚骨、为虎作伥。没有知识分子的主动无耻,能有那么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歌功颂德的新闻报道吗?没有知识分子的主动下作,能有那么多让人肉麻的谄媚拍马的文章颂表吗?没有知识分子的奴颜媚骨,能有那么多让人作呕的感恩戴德的鼓乐齐鸣吗?没有知识分子的为虎作伥,能有那么多让人恶心感激涕零的歪诗邪词吗?

 

 

   

    读了、听了、看了这些新闻报道、文章颂表、诗词歌赋、余秋雨地震中的议论和王兆山废墟下的自述,不禁让人产生时空倒错之感,仿佛自己仍然生活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黑暗岁月。在五十年代那种一切沉默都成为罪行的时代里,在六十年代刘少奇要辞官回乡种地都不能够的世道中,知识分子如果不主动无耻、如果不主动下作、如果不主动奴颜媚骨、如果不主动为虎作伥,他们就无法发展、无法社交、无法自尊、无法安全、无法生存。他们主动无耻、下作、奴颜媚骨、为虎作伥是被迫的,我们不责怪他们,因为专制制度下是没有尊严和道德可言的。但今天的时代和世道至少不是这样了吧,今天至少没有人强迫你主动无耻、下作、奴颜媚骨、为虎作伥了吧,今天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了、保持沉默了吧?在可以不主动无耻、下作、奴颜媚骨、为虎作伥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主动无耻、下作、奴颜媚骨、为虎作伥,仍然象过去一样行为做事,我们只能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比过去不要脸的多了;我们只能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良知、道德、品行、灵魂已经彻底丧尽了。王兆山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里以鬼的身份说话、余秋雨羡慕几万个往生者变成了菩萨有机会护佑中国,倒真的好有一比呢:这不是人话,只有鬼才能说出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来;中国知识分子放着人不愿人,倒追着赶着要做鬼呀!

 

 

   

    一个强盗的政府,必然训练出一群强盗的国民。对被强盗政府统治着的强盗国民来说,被人抢和抢别人都是天经地义。因此他们毫无怨言地被自己的政府抢,又毫不手软地抢比自己弱的人。近一段时间有人在热衷讨论当前中国的国民心态问题,认为从2008年初以来中国人的一系列疯疯癫癫的行径都是出于弱国国民的心态。其实,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独立意志、没有个人思想、没有表达意见自由的国家里,有的只是共产党的心态,有的只是政府的心态,哪里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国民心态?有弄权敛财的党和政府,就有贪婪无耻的国民;有为非作歹的党和政府,就有丧心病狂的国民;有好大喜功的党和政府,就有马屁成精的国民;有廉耻不顾的党和政府,就有道德丧尽的国民;有唯力是恃的党和政府,就有恃强凌弱的国民;有蔑视人的尊严的党和政府,就有残忍嗜血的国民;有迁怒于人的党和政府,就有撒泼泄愤的国民;有顺昌逆亡的党和政府,就有不要脸的国民;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和政府,就有仇视世界的国民;有心怀鬼胎的党和政府,就有老羞成怒的国民;有瞒天过海的党和政府,就有不明真相的国民;有一切政治挂帅的党和政府,就有把奥运政治化、把抗震政治化的国民;有患了重度受迫害狂症的党和政府,就有染上困兽灭顶幻觉的国民;有颠三倒四的党和政府,就有七荤八素的国民;有气急败坏的晚清朝廷式的党和政府,就有自取灭亡的义和团式的国民。

 

 

   

    后蜀君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答宋太祖赵匡胤诗里写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十四万人的齐解甲,比起十四亿人的齐谄媚,又算得了什么呢?

 

 

 

附录1新华社2008513消息(节选)

 

   

    512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工作。

 

 

  会议要求,要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和医疗卫生人员,尽快赶赴灾区,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要千方百计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和帐篷、防寒衣被等救灾物资,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处。要迅速组织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设施和设备,尽快恢复灾区的通路、通电、通信和供水。要严密监测地震灾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同时要科学组织救灾工作,防止造成新的伤亡。要切实做好稳定人心的工作,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对那些散布谣言、干扰破坏抗震救灾的行为,要坚决依法处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附录2:

 

  

   2008年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山东省作协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77年参加工作,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作协副主席。兼任《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文学》主编)的“词二首”。

 

 

一、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二、钗头凤  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附录3余秋雨(作家)谈地震的文章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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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364年祭 2020-03-06 04:48:39

重发序言


   本文写于2008年5月26日,即汶川大地震后两周,首发于2012年5月万维网。如今距汶川地震过去了12年,一切依旧:又一次天灾、又一次人祸、又一个草菅人命欺瞒无能的政府、又一回的天怒人怨。12年之后重读此文,感到一个字都不用改。



                           首发时序言

 

    1644年是大明朝灭亡的一年,是中国历甲申年。2008年距1644年正好364年。2008年的中国是一个多事之年:3.14事件、全球反华和抵制奥运、胶济列车相撞、汶川大地震、瓮安事件、奥运会、三聚氰胺牛奶,等等等等。本文写于2008年,现在此首次登出,以飨万维读者。

 

正文

 

中国古代有过光彩夺目的政治景象,中国古代有过伟大英明的政治领袖,中国古代有过优异睿智的政治文化。这种光彩夺目、伟大英明、优异睿智的顶峰,普通人总以为在唐朝之前是“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及其轻刑简政,在清朝之前是“贞观之治”、唐太宗及其虚怀纳谏,在清朝之后是“康乾盛世”、康熙及其勤政爱民。其实,这种认识纯粹源自无知和偏见,是只有20世纪下半叶以后的现代人才相信的鬼话。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几千年里,不论是泽野小民还是帝王本身,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体制内经世致用知识分子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独立批判知识分子,公认的政治景象光彩夺目、政治领袖伟大英明、政治文化优异睿智的顶峰,是“大道之行”的上古大同、是尧舜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和“天下为公”。要讲“三个代表”,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三个代表,哪轮得到现代人来欺世盗名呀。 

 

刘恒父子、李世民、玄烨都是好皇帝,但有了伊放勋、姚重华和姒文命,他们就只好认命、就只有尾随在这三位的屁股后面享受些须赞许。正象有了雷锋之后,一个人任凭怎么立党为公,一个人不管如何八荣八耻,也只能得到个“雷锋式”的称号,而绝对不要企望会超过雷锋。中国人真是聪明,在历史的第一时间里就创造出一个无法超越的标杆和尺度,永远让你高山仰止,永远让你望洋兴叹,永远让你自愧不如,永远让你自惭形秽。外国的皇帝越做越好,历史越走越高,文化越来越妙;中国则撒第一张网就是最好,抬第一次杆就是最高,收第一回线就是最妙,而后来的就只能是一蟹不如一蟹了。西方人梦寐以求、费尽苦心、前赴后继要达到而不知何时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原来四千多年前中国人刚一退毛、中国社会刚一成形就手拿把攥了,而且四千多年前中国人刚一退完毛、中国社会刚一成完形还就扔了不要了呢。一开盘就涨停,虽然没有封住,但后面走势无论怎样震来荡去,都折腾不出开盘价去——难怪中国人不信进化论,原来是早就有来头的呀!

 

 

正因为中国历史一开局就有了尧舜禹,后来几千年的帝王们就始终被这三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有了这三座大山,中国的皇帝们就流年不利,就举步维艰,就如坐针毡,就战战兢兢,就哑巴吃黄连,就怎么干也是白干。干的好了,他们比不过人家尧舜禹;干的不好了,人家拿他们比尧舜禹。尧舜禹不但成了三座大山,而且成了三根棒子,三根绝无仅有的可以用来随时随地敲打皇帝的棒子。只要挥起这三根棒子,哪怕你是借题发挥、居心叵测、泄私愤、鸡蛋里挑骨头,你都可以不用担心遭到报复。

 

 

从这里就能看出,中国最初的政治思想家、政治设计家和政治编造家们,在国家形成之始,就思想出、就设计出、就编造出一种最完美、最高级的政治、社会、统治的标准、范型、楷模,是多么的高明。这种标准、范型、楷模成为千秋万代帝王大系们的模范、法则和约束,让他们永远追求,永远企望,永远效仿,永远敬畏;让他们不能得意忘形,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肆意妄为,不能无所作为。这种标准、范型、楷模,也正是孟子说的“王道”。在这种标准、范型、楷模的辉映与笼罩下,三千九百八十一年来,八十三个王朝里,中国的帝王们尽管贤与不肖,尽管乾纲独断,但他们依然有帝王文化、依然有皇权风范、依然有君主规格、依然有统治道德、依然有执政伦理、依然有专制准则、依然有独裁自律。他们的一切一切,比起颠覆他们、侮辱他们、贬低他们的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实在是高明的太多太多了!

 

 

上面说到的几千年来、几十个王朝里中国帝王们的帝王文化、皇权风范、君主规格、统治道德、执政伦理、专制准则、独裁自律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勇于“罪己”,就是最显明的一例。不用去提公认的贤君名主,我们只要去看一看那个几百年里被贬损、被嘲弄得一塌糊涂的亡国之君崇祯就足够了。

 

 

崇祯在位十七年里,一共颁布过六次罪己诏,向全天下的官员士绅、黎民百姓认错和谢罪:

 

 

崇祯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突然挥师南下,攻克明朝中都凤阳,掘焚皇陵。随后朝廷调集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十月初,崇祯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属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上下交修,用回天意,总督总理,遍告行间,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

 

   

    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怨沸腾。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第二次发布《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十五年(1642)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二月,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三、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边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六月,崇祯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大明。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并随即分兵两路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处,疫蔓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紧接着,崇祯帝又在罪己诏之外写下了下列文字:“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崇祯举行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崇祯即安排太子慈□、三子定王慈灿、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崇祯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4岁。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

 

 

读了崇祯这些罪己诏,你不觉得耳目一新、闻所未闻、振聋发聩、“如听仙乐耳暂明”吗?你不觉得磊落光明、坦荡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吗?你不觉得我们今天的几代领导集体打包加起来给这个亡国皇帝提鞋都不配吗?

 

 

崇祯不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不具备高超的执政能力,同时刚愎自用、急燥多疑。但就是这么一个二流的皇帝,他的帝王文化、的皇权风范、他的君主规格、他的统治道德、他的执政伦理、他的专制准则、他的独裁自律却是那些阴谋家、猥琐鬼、贪污犯、迫害狂、骗子手、泥腿子、土包子、窃贼、强盗、流氓和匪徒们永远也学不来、永远也可望不可及的:

 

 

他敬师畏教,每逢经筵必定毕恭毕敬听专家阐释经典,决不借“政治局集体学习”做秀好学也决不敢乘机发表“重要讲话”;

 

 

他苦心吏治,渴求能俊,揖拜廷臣,殷殷求治,决不任人唯亲搞这个帮那个派;

 

 

他在第一时间全面公布了国家危机与灾难的真相,以《告全党和全国同胞书》的形式公开承认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决不黑幕政治,决不隐瞒事实,决不编造稳定、和谐社会景象以愚弄天下视听,决不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立即指示“切实做好稳定人心的工作,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对那些散布谣言、干扰破坏抗震救灾的行为,要坚决依法处理,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他向全国人民公开谴责自己国家里从最高领导层到各级政府官吏、从各界显赫人物到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从太子党到政协统战对象都是一群贪得无厌、钱权交易、欺上瞒下、强取豪夺、横行霸道、贪赃枉法、敲骨吸髓、残民自肥、丧心病狂、为非作歹、鸡鸣狗盗、黑白颠倒、各怀鬼胎的流氓、匪徒、无赖、恶棍、蠹虫和罪犯,并为此主动承担起全部责任:“皆朕抚驭失宜”,决不老羞成怒抗议CNN,决不操纵全球华人集会示威,谴责卡弗蒂、抵制莎郎斯通;

 

 

他懂得“流氛原吾赤子”,公开检讨正是因为政治、政府、政策的黑暗、腐朽、反动、“政不加修”,才导致“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导致“积怨民心”,导致“祸乱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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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朋友的文章:国内传疯了,被删三次! “在这苦难时刻 2020-02-24 21:22:50

 我当年在北大的学生、现在美国著名商学院的终身教授H昨天和我通电话,期间几次叹息武汉人太惨了、武汉人真惨呀,说每次看武汉消息都要流一阵眼泪。之前,我的北大师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和博士导师L在一个共同的群里写道:“每天都在扎心中度过。”zui.jpg

 听着、看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理解、体会他们的沉痛和悲伤,但却偏偏难以唤起感同身受——所以只能沉默。

 灾难、不幸这样的特殊时刻,能最真实最清楚地考验和显露人性;这句老掉牙的话此刻同样准确。面对着人间地狱和惨无人道,我不由不直视和拷问自己:在我一向自认为脆弱、敏感、同情和悲天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暗藏着残忍无情的海下冰山?

 我相信我变了,不知不觉随着时间变了;我从没有刻意,但一天天变得心如铁石。我女儿小扬眉五个月时候,不论见到谁都永远是一副憨厚灿烂的笑容;后来一本育儿书告诉我,这个月龄被称为天使阶段:这是人类几万年进化成的本能,因为此时脆弱如悬丝一样的婴儿必须讨得成人的钟爱和呵护才有可能存续。与此类比,在这个乱世里、在这个躯体和灵魂被煎灼绞割的炼狱中,一个人不无声无息地演变成或表或里的残忍,就根本无法生存。卢梭说:“政府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我是政府治下的臣民,就像被狼养大的人类,除了豺性一无所有。我时而大头症起来,会恍惚以为自己是先知、圣哲,但症状一退立即清楚自己只是个诸事不能免俗的凡夫。所以,我既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动不动就为旁人的苦难流泪、像日本和香港人一样动不动就为别人的患难捐资,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冷漠而自责——即使有人斥难,我也会像彼拉多指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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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翻译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诗:“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虽然人前我如上般振振有词,但在中庭落花、别梦依依的静夜,我依然有一种顾炎武“亡天下”式的刻骨悲哀:始终以“一片冰心在玉壶”自诩的我,到头来还是被毒化和腐蚀。也正是基于邓恩,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一样,我无法全心全意地同情那些受难者,正像我受难时绝不要别人同情自己一样。“雪崩来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罪孽是每个人造成和纵容的,谁也不能逃脱责任——除了那些作恶者,也包括讴歌者,包括沉默者,包括旁观者,包括受难者,也包括文章作者。在中国千年的吃人史中,所有人都在吃人、被吃,每个人在被吃的同时也在吃着他人。从狂人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这期间那个邪恶的Gespenst吞下了多少模糊血肉、吐出了多少森森白骨!最新的2445个惨死的鲜活生命和永远无法确知数目的冤魂,这不过是它盛宴间隙的一个茶歇罢了。2016年那次著名事件时,在一个北大群里我写了如下的话“因为‘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为‘别人的丧钟,也为你敲响’,因为‘如果你一再沉默,当你成为刀俎下的鱼肉时,已经没有人能为你发声了’”后,在无数人喝彩的同时,也有小杂碎们的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让我顿生牧首般的快感和垂怜以及革命家的愤怒和决绝。

 多少年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情商不够——因为我反复自伤自虐。但像“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帅一样,虽然在恋爱上我一地鸡毛,在大是大非前我却早已不惑:我坚信”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行去惩罚自己。八十年代邓小平评价伤痕文学时说:“哭哭啼啼,没出息”,排除他“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负面人性之外,此话也有可取部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流泪无法弥补和告慰死者,反倒让宰割者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睥睨天下、轻蔑世人、俯视苍生,导致万千张凄风苦雨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最终重新辉耀救世主的荣光。

一月十五日,我写了一篇关于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的文章,先知先觉地标题为:“生错了地方就是一种罪行”。那时,武汉尚是华东形胜、盛世芳华、海清河晏、千骑高牙、“参差十万人家”,人人“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如颠似狂、企盼新春,却不知毒魔已临、死之将至,瞬间一切就要化为尘埃。那时,我正在北京和一个朋友朝夕相处。这个朋友出身国内少有的望族名门,家资殷富。她长居加拿大,其时正暂回北京。一次比较中国和美加,她说:生活在北京没有感觉和加拿大质量不同,甚至更加舒适、方便和体面;别墅区里有会所、游泳馆、健身房,咫尺之遥是国际学校、欧式商业小镇、进口食品超市;学校有全封闭纯净空气操场、家长都是外交官和国际大企业驻华主管;“就说看病、住院吧,都说在国内难,但这对我们这种人不存在”,她未卜先知似地说。对她的话我没做反驳,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样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而人不临患难,会始终活在幻觉中,没有切肤之痛。如今仅仅一个月,她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应该梦醒:覆巢之下、玉石俱焚,船沉之际、片瓦无存;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在这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上没有人能够幸免和逃脱,不会因为你的居所、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人脉有任何异同。我对一个北京人说,我们该感激的只是病魔放过了北京,如果它一旦光顾,我们和武汉人毫无二致:留下遗书“噩梦降临,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后全家灭门的导演常凯,陪伴老父亲在医院排队八个小时、实在无力蹲在地上看着摇摇欲坠的父亲“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如此卑微和下贱”的年轻女子,因为抵抗隔离被从汽车上拖下扭断脖子死去的无名女性, 父母被隔离后遗弃在家里无人问津活活饿毕的唐氏儿……每每看到上面这些场面、情景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我丝毫没有对自己置身其外的庆幸,而是相信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我们同样都是毫无尊严、命悬一线、风雨飘摇的蝼蚁草芥,又有什么资格与底气去同情和怜悯武汉人呢?

 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博文作家N大前年和我有过一次争论,彼时我相信历史进步有其水到渠成的规律,现在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干吗那么急呢?”我说;他回答道:“我当然急了,至少我不想让孩子还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痛定思痛、抚今追昔,检讨自己当时的误区,我想我的好整以暇,是不是因为孩子是美国公民,不需要在她人之初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听那些谰言和谎言呢?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懂得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会像海.伍德一样,被王立军“驾鹤西去,化作青烟”。这种猛醒、这种觉悟,应该胜于哭泣和流泪对死难者的追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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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巨婴症 2019-09-04 13:15:44


   

共产党的巨婴症

拿破仑有名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评价复辟后的查理十世和波旁王朝说:他们什么都没学会,他们什么都没忘记,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这逼活了这么大岁数,本来已经人艰不拆,可尼玛还像个巨婴!

有着同样巨婴病的还有共产党。共产党活到今天整整98岁了,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一饭三遗矢的耄耋老朽,可举止行事依旧像一个长不大、不成器、没正型的顽童。别人治国如烹小鲜,他们治国如耍小性。其巨婴的最新表现,是最近在对待香港的问题上。

本来今年就是一个大难之年,江湖上早有传言:逢九必有大祸。今年是五四100周年、六四30周年、共产党建政70周年,扯远了还有法国大革命230周年;更重要的是,去年开始Hurakan川普肆虐北美之余,居然横扫了Typhon的地盘,造成一片哀鸿,至今未见终结;更更重要的是,今年是新君登宝后的第一个大典。30年前阴影伤疤犹在的共产党心有余悸,动用举国之力,严防死守、防微杜渐、不吝格杀;各级循吏以身家性命为注,冒着心脏病和忧郁症发作的危险,夜以继日、各出心裁,确保万无一失,务要万马齐喑。今年大学生从五一放假一直到五月五号,我所在一个小产权社区居民反对强拆进行维权的微信群被严密监控、群里成员被警察一一上门警告甚至全程跟踪,就是两个例子。

眼看着五四过去了,六四过去了,鬼门关即将渡尽,抛头露脸、披红挂彩、喜事冲丧的登台大戏堪堪就在眼前。在四个自信里天天偷铃铛、扮鸵鸟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坑灰未冷山东乱,偏偏是所有预案都没有涉及的化外之区、夷狄之壤、花柳温柔的东方之珠香港平地惊雷、地动山摇,打破了他们一年零事故的迷梦。想想真的是报应不爽,三十年河东河西:之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此次是墙外开花香墙内;送中后一个月送终的故总理李鹏如果黄泉有知,不知所感几何?

自己过节办大寿,别人来缠访闹债,共产党的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巨婴病急性发作可想而知。巨婴病的普遍症候,一是遇事绝不反躬自省、引咎罪己,而是闻过则愤、迁怒于人;二是放纵任性、胡作非为、毫不节制;三是难以控制、自虐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一句话和一个行为;四是言语颠倒、举止荒诞、逻辑混乱。于是在官媒每天定时泼妇骂街、鼓动和输送黑帮流氓行凶、组织八无学生和三俗大妈举世丢人祸乱各国之余,还强迫症式地堵在香港的大门口一次次开座谈会

 87日,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举办第一次香港局势座谈会,这已经是很巨婴的行为。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成人政府,总统或者总理或者国务部长可以在首都发表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立场。共产党非要千里迢迢跑到深圳宣誓、喊话、告示,如同文革时代红卫兵站在外国使馆跟前朗读毛主席语录,好像物理上的距离可以决定心理上的威慑力。

这也罢了,孰料824日,第二次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又在同样地方召开了。标题和第一段内容一出,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笑掉大牙,不知道唱的哪出儿,差点以为又是一起罗生门的谣言。

   中联办:有人想看我们自家人大打出手 让他们做梦去

                                     2019-08-24 21:36 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824日下午14时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以及多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

会上数十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围绕香港当前的事态,结合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的重要论述进行座谈。徐泽表示:近期在香港发生了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暴力活动,且长时间持续,如果任其蔓延发展,香港就有沉沦的危险!”

他强调: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守护一国两制还是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在会上表示,今年香港发生的乱局,是一场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国内外反华势力的一场决战。反对派和年轻的激进分子提出的一系列所谓诉求事实上的目的是夺权,从中央的手上和特区政府的手上夺取香港的实际控制权。反华势力,乱港分子明白在香港夺权的行动不可能仅仅靠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因此他们会升级到暴力的程度,制造动乱,迫使中央让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香港发生动乱,中央当然可以干预,干预就是要拨乱反正,让一国两制回归正规。

谭惠珠强调,驻军(解放军驻港部队)不是摆在军营里的稻草人,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振民表示,暴力是法治的天敌,也是一国两制的大敌,更是文明社会的公敌。香港当前形势极为严峻,一国两制的底线,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地被冲击突破,一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的动摇蚕食和削弱。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全国人民国际友人都在问,香港的病还能医吗?还有希望治好吗?”

王振民强调: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国家的损失极为惨重,但可以承受,无非直接接管香港,实行一国一制;但对香港而言则是毁灭性的,百分之百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停,这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难道这就是一些人所追求的吗?

王振民表示,香港示威者不应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街表达同样的诉求,激情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游行示威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休无止的骚乱,暴力无益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香港过去一直是我们国家,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制的表率标杆,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榜样!如果香港变得这么暴力,如果这样破坏法制,那我们还怎么去学习香港的经验,香港将失去在国人在世人面前的道德高地。

王振民补充道: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国家会否因此就抛弃了香港,牺牲掉香港!请大家放心,祖国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牺牲香港,会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的共渡难关,我们对香港有信心,对香港青年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当然,对这场浩劫背后的黑手,对毒害我青年的毒手,祖国绝不会饶过他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得不偿失!”

有人想看我们的笑话,自相残杀,自家人大打出手。让他们做梦去,我们绝不会上他们的当。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经历过各种各样类似的战略性风险挑战,每一次都能够逢凶化吉,浴火重生!同样,这次我们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与香港同胞与香港广大的青年一起努力,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平息目前的危机,还给祖国和世界一个祥和稳定繁荣的东方明珠。

报导出笼之前,官媒上恰有几篇向香港人示好的短文。此刻看了以上发言,连评论家们都摸不着头脑了,一个劲喊看不懂。其实这算什么,下面还有王振民的讲话全文呢!

     王振民在深圳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全文(略有删节)

参加今天的会议心情十分沉重,大家熟悉的那个充满正能量的香港渐渐离我们而去,一个十分陌生、谁也不愿意面对的香港正向我们走来。

……

近日我常常听到香港朋友提出类似问题,希望了解中央、内地怎么看香港目前的乱象。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三点:

第一,香港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赞同、满意现在的一国两制,珍惜香港的法治。香港青年人其实并不希望因为一些人今天的不理性行为,迫使所有人将来大学毕业后、在他们的成年、中年乃至老年的时候香港成为一国一制,失去今天正在享有的独特的高度自治、人权、自由和法治。

第二,现在香港出了大事,极端分子不断突破底线和红线,会不会得太过,如果持续动乱下去,会否真的动摇一国两制的根基,从而毁掉一国两制的前程。

第三,希望中央不管香港出任何问题,都能够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

当前香港形势极为严峻,礼崩乐坏,暴力蔓延,一些暴行震惊全国和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根基正在被一点点动摇、蚕食和削弱!来之不易的宪制秩序和法治每时每刻都在流血,一国两制的根基和底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破,香港国内国际形象遭受重创,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前途堪忧!香港病了,得了大病、重病,全国人民、国际友人都在问,香港的病还能医吗?还有希望吗?

今天一些人正在做的事情,与他们所期待并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远。长时间街头抗议和暴力冲突就能够换来国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吗?这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可以设想,如果街头暴力不断升级,持久化,深入全港各个地方,今天围攻政总,明天攻占立法会,攻击警察,袭击无辜平民和游客,瘫痪机场、瘫痪金融,破坏香港安定;攻击中央驻港机构、侮辱国旗国徽,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最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把违法犯罪当回事,法不责众,私行泛滥,法律面前不再人人平等,一直引以为傲的法治荡然无存,就像过去两个多月全世界看到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如果这样,全世界的投资会逐渐离开香港,公司企业就要大量关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香港势必日渐衰落,目前大家享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正在从地球上消失,代之的是一个法治荡然、动荡不安、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之地!安全繁荣之都成为暴力之都,世人而远之!

需知,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如果香港被毁了,国家自然损失惨重,但终究可以承受,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只要街头暴力不立即停止,这个结局是完全可以预见得到的。难道这就是那些人所追求的吗?这样就能争取到中央允许香港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吗?

本来我们一国两制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有滋有味,为什么要突然遭此劫难?我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什么为了达到外人的目的,而牺牲我们自己,牺牲我们自己的家园、牺牲青年人的未来、牺牲一国两制、牺牲香港的法治?我们又得到了什么?自己家里的事情,有什么天大的纠纷解决不了,犯得着把家烧掉,搞得全家老少鸡犬不宁?我们不能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知所以自残自伤、自毁长城?

既然你很享受一国两制带来的人权、自由、法治和父辈(而不是你)创造的繁荣稳定,既然你内心觉得一国两制好,so far so good,既然你希望一国两制可以继续,既然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符合所有持份者的根本利益,一国两制是所有人最大的公约数,那么,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要做有违一国两制、破坏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和香港法治的事情。请珍惜当下的一切,珍惜一国两制,立即停止一切暴力,与一切暴力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

香港已经流血两个多月了,全世界都说够了enough is enough!请给大家喘一口气,给社会休养生息,给政府机会安静下来,让政府以行动表达对你们诉求的回应,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街表达同样的诉求。激情过后,日子还是要过的。

游行示威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无休无止的骚乱、暴力无益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把香港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香港过去一直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优等生,是文明法治的表率,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标杆。如果香港变得这么暴力,这样破坏法治,让我们还如何学习香港?香港将失去在全体国人、全世界面前的道德高地。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国家是否会就此抛弃香港、牺牲香港?请放心,祖国不会感情用事,绝不会牺牲香港、放弃香港,祖国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不离不弃,共渡难关。香港广大市民包括犯了错的青年人不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都是受害者,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我们对香港有信心,对香港青年有足够耐心,等待他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我们一起守护香港,保卫香港!

当然,对这场浩劫背后的黑手、对毒害我青年的毒手,祖国绝不会饶过他们,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让他们得不偿失。有人想看我们笑话,想看我们自相残杀,家人大打出手。让他们做梦去吧,我们绝对不会上他们的当!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经历过各种各样类似的风险挑战,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浴火重生。同样,这次我们也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与香港同胞、与香港青年一起努力,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决目前的危机,还给祖国和世界一个祥和、稳定、繁荣的东方明珠!

香港,且行且珍惜!祖国永远与你在一起!

 

除了颠三倒四、谎言欺世、思维错乱(比如一会说美国挟持乱港者逼我让步,一会说西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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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69年祭——由岳昕事件所想到的 2018-05-06 22:34:43

      在岳昕等北大学生们向校方申请二十年前有关沈阳问题处理的信息公开时,大家没有感到任何的紧张和不确定。不但三万名北大校内学生,就连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校友们都认为,像沈阳这种当年的副教授,在北大如过江之鲤,无权、无名、无门第、无势力,在当今趋炎附势、翻脸无情、落井下石、连官官相护的古典规则都遁形无存的高等教育权力场中,根本不会有人为他掩过犯众;而且当年主导处理沈阳事件的那批人,无论系里的还是学校的,都老的老、退的退,就连沈阳本人都早已脱离了北大,成了不折不扣的死狗,所以沈阳也好、对沈阳的处理也好、对沈阳的处理失当也好,根本不会成为什么敏感话题,当局也根本不会对有关信息讳莫如深。但是,当看到邓宇昊的有关陈述,当看到北大论坛上大量被删的有关帖子,当看到杨珺中被武汉警方拘留的消息,特别是当看到岳昕绝望悲愤的公开信时,我们知道不但未涉世事的学生们错了,连自以为见怪不怪的我们也还是错了。我们错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不能以常理揣度的权力当局。

    这个权力当局的最大特点就是郭文贵所说的“权力的傲慢”。在这种傲慢权力的思维里,信息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主动公开,但是绝不可以在你的要求下公开;在这种傲慢权力的逻辑下,我是主子你是家奴,上下尊卑如冠履不能倒置,我永远不能被你要挟、永远不能顺从你意;在这种傲慢权力的头脑中,信息的内容不重要,但就是不能开这个先例,就像恐怖分子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一样绝不能纵容——对他们来说,人民真的就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呀!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二个特点是根深蒂重的被迫害狂心理。它们平日亏心事做的太多,因此总觉得有鬼白天黑夜地叫门;它们平日四处树敌,因此每个人也都成了它们的假想敌;它们平日耍尽阴谋,因此学生们最单纯、最磊落的举动被他们断定是有校外海外背景的颠覆行为。二十九年前,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为了自己挚爱的祖国的光明与进步,挺身而出争取民主自由,求仁得仁,权力当局却断言我们被长胡子的人利用。如果说当年的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企图利用我们,但是今天当自己成了长胡子的人,我知道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忍心利用这些正直、纯真的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差距有时比人心与禽兽心之间的差距还大,当我们为学生们的理想和勇气而感动、而流泪的同时,权力当局诸公们却在以己度人、黑白混肴、人妖颠倒。

    这个权力当局第三个特点是它空前绝后的化友为敌的本领,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现实和潜在的朋友推向敌人、变成敌人。在这个功利、现实、腐朽的末世里,这些主动站出来、投身公益的学生们,真的是爱北大,真的是希望北大更好,真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干净更纯洁更安全的环境,真的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可是,在他们还没有走向社会前,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权力的落网之中,他们就亲身刻骨地体会了凶残、险恶和强横的人心世事,被迫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三个特点是永远长不大。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萌的让人啼笑皆非,它居然真的想象在互联网、地球村和普世价值空前传播的时代里三万多北大学生会老老实实、整齐一律地在它的指挥棒下起舞和歌唱,所以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如临大敌;这个长不大的权力幼稚的让人发指,它真的只会靠约谈、找家长和语焉不详的危言恐吓这些低级方式去企图钳制住全中国最聪明、最有个性的学生们的思想、灵魂和言行,而没有心智想象出更高明一点的途径;这个长不大的权力愚蠢的让人绝望,面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几种处理方法可以选择,它永远会选择其中最笨的那种——本来,新的学校当局可以因势利导,至少可以从善如流、展现新的气象和面貌、在学生也在上级面前为自己加分,但它偏偏选择了成本最高、代价最大的、害人害己的方式,搞得天怨人怒、遗臭万年——;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苍白的让人可悲,三十年前用的是“别有用心”、“敌对势力”这几个词和引蛇出洞、秋后算账这几种伎俩,三十年后没有半点发明和进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权力就这样一次次、一年年地让我们失望、失望、再失望。

    这几天我每每在体会着岳昕们的痛苦和憋屈,他们心里一定无法解开这个结,他们一定一次次在问:我们究竟有什么错?如果能够,我要对他们说:“事实是,你们的确错了,你们错在太爱这个学校,错在太相信他们许诺的“我的校园我做主”了。

    最后,我奉劝那些学工和辅导员们,你可以想升官发财,可以昧着良心,可以溜须拍马,甚至可以行贿买官,但一定不要吃人血馒头,一定不能踩着他人的尸体往上爬,这样会遭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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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大师:一个必定要彪炳史册的人 2018-04-02 02:38:49

王林大师:一个必定要彪炳史册的人

——王林事件的来龙去脉

 

(此文作于20157月,今日阅之,虽时过境迁,但仍不失意义。故公之于众,以飨读者)   

 

   王大师初次进入大众视野,是整整两年前。在2013年那个炎热的七月,虽然不祥已露端倪,但中国人对新的领导集体还充满想象。那时,对舆情的打压还在酝酿,对言论的围捕还在张网,对网络封杀的还在磨刀,民间反腐、网络反腐正如火如荼,整个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正处于一种亢奋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在穷尽一切人力、智力、心力和眼力搜集、捕捉、挖掘、不放过任何与官商丑闻、与贪腐权钱色有关联的蛛丝马迹。在人肉搜索的时代和新闻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下,多少默默无闻鸡鸣狗盗者一夕成名,无数以往所有人见之若素的行为霎时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万千隐匿遁迹的恶行刹那昭彰天下。在这种全民大扒粪的时刻,因为马云、赵薇来访这一极其偶然的事情,王林浮出水面,被人发现、注意并传播出去。在好年景下,在中国人争先恐后趋炎附势的年代里,这是一件极有面子、大为风光的事件,而本来王林也是由是想的,因此他才在宅第前横幅大张的广而告之。但是,这事情发生的太不是时候了,被新领导集体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反腐抓大老虎的姿态激励、鼓动起来的民众的仇官、仇富、仇名人的社会主旋律下,和官、和富、和名人联系起来的事情都是人人嫉恨喊打的,不论是不是丑闻。当然,王林这种土鳖,搞得定人,却永远搞不清情势,于是一夜之间成为全体媒体和网络感兴趣的标的。在人肉搜索的时代加新闻人的不择手段下,几天之内王林连裤衩都被扒得精光。也难怪领导们厌恶、后来严厉压制全民反腐、网络反腐,实在是因为中国当代的伟人也好、名人也好,贤人也好,没有一个禁得住三扒两扒。不过这个王大师却太也不够深沉,没几下就扒出原形、现了本相。果不其然的成绩让媒体大喜过望,争相急不可耐地逐一公诸于众。那些天王大师的生平事迹几乎成了连载小说,观众一天之内几次刷屏。如此短短几周之内,开始的一点火星迅疾蔓延,起初的一点霉菌急速发酵,如同一个雪球坠落瞬间引发雪崩一样,王大师的命运突然失控,已然难以收拾地滑向一个不可测的深渊。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如同王大师自家衙门的当地政府发声调查,多少年一直又聋又哑的当地卫生部门宣布调查王大师非法行医并呼吁公众多方举报、提供线索,和王大师好的穿一条裤子的地方公安出面立案、而且一气总结了“七宗罪”;大家异口同声、信誓旦旦说一定秉公断处、绝不袒护纵容。天之骄子的王大师一下成了七恶不赦的罪人。天天盼着官人、富人、名人倒霉栽跟头的普通民众,在新的领导集体“再造共和”式的坚强决心感染下,幸灾乐祸、狂欢式地翘首以盼又一个“因嫌纱帽小,致使扛挟杠”的故事的即将上演。毫无征兆、短时间里的天翻地覆,使法力通神的王大师莫名其妙、一筹莫展。王大师智力虽然懵懂,但即将没顶的灾难来临前动物的预感还是灵的,于是早早遛出生他养他爱他成就他供奉他膜拜他的伟大祖国,跑到敌对势力群集的香港。王大师乱了方寸,狗急跳墙,大有有病乱投医之态,居然在香港向海外记者发表谈话,辩解自白之余,最后声言自己是“香港人”,内地不得随意制裁。除了虚张声势,还大有暗示请求香港法制保护、与他的幸运庇护神内地中国政府翻脸之兆,差一点就直接指控中国政府对自己进行迫害了。其实,王大师也是醉了,也是做贼心虚过于慌张了。幸亏他没有真的和政府翻脸,因为政府真的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政府可以对维权律师无情,可以对良心记者无情,可以对大V公知无情,可以对上访农妇无情,可以对无辜草民无情,唯独对王大师这样的国之稀珍、亲亲宝贝有情有义、呵护备至、仁至义尽——也许政府心里是预备着有一天国难当头,还要请王大师施法救国呢。正当媒体、网络、民众幸灾乐祸的瘾还没有过足,风云突变,蓄谋已久的剿灭大V、扫荡网络的战役打响,霎时间民间反腐、网络反腐势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凋零败落,再无余力纠缠王大师;而公安警力都在忙着围捕薛蛮子嫖娼,也无暇顾及王大师。于是王大师顺理成章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从那之后的一年半里,冰火两重天,薛蛮子蹲监,秦火火获刑,私奔帝被捕,许志永入狱,而王大师则安然无恙、风平浪静,始终在隔岸观火、逍遥自在。归来、还乡、复出、陪客、游山,当年失魂落魄的窘迫已烟消云散,一幅春风得意的谄笑故态复萌。七百多天里,大师像运法隐遁了,全世界也好像都忘了大师,除了他的徒弟兼仇人邹勇。

   然而,王大师注定要震惊世界,王大师的命运注定还没到结局。两年后的2015年六月,当年围猎王大师的媒体们突然醒过梦来,感觉自己当年像自慰到半截被突然打断,硬生生把高潮扼杀。被刚过去的股灾坑得血本无归的一众新闻人越想越恼羞成怒,于是在外人看来没有缘由地再次想起了王大师;从五月底开始,又开始纠缠起来,连续发文追讨王大师涉嫌的“七宗罪”两年来为何却毫无下文,质疑有关方面有意袒护。王大师一时又成舆论热点。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扮死狗,只好出面应对,辩解一直未能发现非法行医、非法持枪的证据。媒体不依不饶,说举报人明明提供了确凿证据。再有专家发声说当地政府调查难以服众,应该由更高机关出面。几个回合下来,事情其实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僵局,难以再向下推演:媒体要穷追到底但又无可奈何,政府想蒙混过关但又难以启齿,唯恐不乱的网民们则放开想象力群起鼓噪王大师后面一定有强大的后台云云。

   正当各方僵持在欲罢不能、欲进无路的绝境,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之时,事态戏剧性地急转直下2015年7月16日,媒体首报了一条非常短的消息:“一周前被江西警方宣布‘涉嫌非法持枪证据不足’的‘大师’王林,突然又被警方带走。7月16日,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人在深圳的王林已被警方带走调查。具体情况澎湃新闻仍在核实了解中”。虽然所有人对王林被抓都不会难以想象,但看了这条消息,大家也还以为不过是地方政府在压力之下做个姿态。但是紧跟着,石破天惊,连最疯狂的想象也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媒体披露:“据一位与王林及其‘弟子’邹勇相识的江西地方人士透露,此前一直举报王林的邹勇目前已死亡。不过,澎湃新闻尚未从官方渠道证实这一消息,以及王林被带走是否与此传闻有关”。随即,邹勇被绑架、杀害、碎尸、焚烧、陈江,两凶手被抓,供出黄钰刚、王林,王林被抓和审讯现场等等消息在一、两天内此起彼伏,让人眼花缭乱。在随后的一周内,各种内幕、细节、分析、评论更是铺天盖地。童安格唱“一生只为这一年,一年只为这一天”,历史常常会浓缩在几天之内改变。这部上演了两年之久、集古往今来所有人生主题、戏剧元素的绝世精彩的活报剧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有了一个必然的最终结局。更多的细节和内幕有待发掘和揭开,但王大师的故事和命运已经基本收场。风光了三十年,王大师终于把自己做死了,终于寿终正寝,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用粉身碎骨为尴尬的国家作出了最后的贡献。政府终于去掉了一个难题,我们终于不用再去为一个流氓、无赖、小丑和恶棍的命的运跌宕起伏操心费神了;而他那一脸让人作呕的谄媚笑容,也终于滚出我们的视线,只能去面对狱卒和禁子牢头了。

   王林事件,这个连大仲马那样的想象大师都写不出来的中国当代精彩故事,把当今中国的五脏六腑一一展现。慢慢品味王林事件的细节,会让我们感到荒谬无限也趣味无穷。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家铁腕整治吏治的过去两年里,王大师前所未有的四处行贿官员、收买公权、联络上层关系、寻找高级领导,意图恢复名誉、铲除仇敌。他的一切行为,全都是当今政府口口声声要斩草除根的。做为积极靠拢政府,也是各级官员宠儿和正能量发挥者的王大师,居然如此对国家的宣誓置若罔闻,居然如此近乎疯狂地顶风作案,居然如此“不收手”地变本加厉,说明对国家反腐运动不屑一顾、视之为惺惺作态的正是政府自己的同路人。由此,这个政府终于在它的敌人和同志面前双双自食恶果地信誉扫地。

   王林事件中最后一个决定性的人物是黄钰刚。在王大师成了热锅蚂蚁之际,这个热心的黄钰刚比他还急不可耐,无数次捶胸顿足地告诉王林,自己认识“国家大领导”,只要肯出钱,一定可以买邹勇的命。黄固然是在忽悠骗钱,但以王林游走于官场几十年的老江湖的老到和见识居然能深信不疑,说明他知道:“国家大领导们”是能够、也乐于收钱买命的。

         王林事件让我们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地看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极权社会中的人性泯灭、丑恶、诡诈、阴暗、冷漠和无情再也无法更加鲜明的体现了。王大师风光的时候,高官、显贵、豪富、巨贾、明星、贤达不愿万里上门迎奉、顶礼,不惜以身以权相许。而一旦王大师成了死老虎,大家立即就都避而远之,树倒猢狲散,用王大师的话说:“我被打倒了,都能欺负我了”。当然,非但不落井下石,反而雪中送炭、主动找上门的也大有人在。可惜,这些人都是趁人之危来趁火打劫的。可怜王大师,攀附、追逐、阿谀了一辈子领导,现在穷途末路,还要到处花钱、托人找领导;骗了一辈子人,现在黔驴技穷,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让后起之秀们骗;吃了一辈子别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被别人吃,明知是坑也得去跳。以骗人始,以被骗终,这是一切骗子的宿命。不过耳顺之年的王大师,因为由骗人发迹,对骗人者倒也惺惺相惜,虽然被黄钰刚介绍的骗子骗去几百万却不为已甚、不去深究。说到黄钰刚其人,比起刘志军、朱明国、宋晨光、陈安众、马云这些人精,更别说等而下之的李连杰们,实在是高明的太多太多了。刘志军们是真的信奉、膜拜王大师,而黄钰刚一眼就看出王大师是玉外絮中的西贝货,所以不留后路、肆无忌惮地欺负他。如果不是最后鬼使神差、玉石俱焚,黄钰刚一定是最大最成功的骗子,因为他把行骗三十余年一帆风顺从无敌手的王大师坑的倾家荡产。过去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王大师骗人,还有人骗王大师;王大师骗术如此高超、成功,却最终被他人骗入地狱。连骗子对骗子都防不胜防,我们离国将不国还远吗?

   中国骗子如此之多,而且大行其道、一路畅通、每战必克,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滋生、纵容、鼓励骗子的体制。在中国,诚实无法生存,守信寸步难行,只有骗子才能如鱼得水、扶摇直上。这首先最鲜明的体现在政治和官场上。国家带了一个头,上行下效,也就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形成了一个骗子文化。当少数欺骗多数、组织欺骗个人、上级欺骗下级、国家欺骗人民的同时,多数也在欺骗少数、个人也在欺骗组织、下级也在欺骗上级、人民也在欺骗国家。当面对政府的宣传舆论,人民心中不屑,却一致欢呼雀跃、举国拥护时;当面对领导的假话连篇,官员们不以为然,却一致歌功颂德、全体效忠时,你已经搞不清究竟是上骗下还是下骗上、到底是谁骗谁了。于是,彼此骗、互相骗,人人骗我、我骗人人,骗中有骗、环环相骗。被骗,继而骗人,继而再次被骗。对骗视若无睹,对骗习以为常,对骗游刃有余,对骗甘之如饴。这是骗人者的规律,也是骗人国家的规律。

   十年前,一个朋友推荐我看《文史资料》47辑里于城写的一篇回忆录“记‘江相派’—旧时代里一个迷信诈财的集团”。我至今还记得朋友那一脸的不屑:“今天号称大师的骗子们的骗术和技巧,给民国‘江相派’提鞋都不配”。民国时代,没有无神论,不禁止封建迷信,不打击邪教和反动会道门,宽容和谐,任其发展;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些大师、道士、神棍、气功和特异功者为高官显贵追捧,能登庙堂之高,跑去中南海和玉泉山献功治病、画符变蛇、装神弄鬼。从蒋介石而下,无论是喝过洋墨水的政客、还是满脑子封建余泽的官僚,无论是陈诚式的革命军人,还是军阀土匪出身、胸无点墨的冯玉祥、张作霖,他们敬仰、尊崇、屈身求教的永远是胡适、蒋梦麟、傅斯年、梁漱溟这样学者和知识分子。我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根上讲,我们就是一群土包子,我们是从山沟里钻出来打下的天下。等到坐了天下,应该听听俪生的话了吧?没有。当年流行大老粗,今天干部四化了,家人都移民了,全身都洋味了,但灵魂上还是一群土包子,所以薄熙来张手扇部下耳光、刘志军一头屌丝像、王立军满嘴生殖器,所以他们只会对王林这种江湖混混青睐有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极权制度必然膜拜暴力和残忍,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维稳,只有残忍才能进阶。在膜拜暴力和残忍的氛围里,人必然变得野蛮和邪恶,必然远离文明和智识,必然歧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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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敖辩护》 2018-03-24 10:02:46

 

        能写出这样的标题,在十三年前我的手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李敖于我,是让万古长夜变得有意义的圣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精神源泉,是尼采让你瞧的那个光芒万丈、无坚不摧的金铜仙人。这样的半人半神,凡人即使想,也是没有资格、没有机会替他讨还公道的。
        
改变,来自十三年前那个秋天的神州之旅
       
今天,本以为永恒存在的李敖走了。在他走后的一片悼念和追忆声外,还有即使在那次改变之后我也难以想到的为数众多的贬低和声讨。
       
我阅其荦荦大者,发现迫不及待地对李敖鞭尸戮骨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污言秽语也好,大陆人竟然占了九成。按说从来墙内开花墙外香,李敖在台湾挖坟掘墓地骂人几十年,尽管他聪明地让自己不断人财路,但他那种不留分寸的从大头骂到小头、从宗庙骂到外戚,肯定会让不少人视作奇耻大辱、没齿不忘。然而,当李敖今天终于安静闭口、再无反击能力的时候,整个台湾却没有对他故去的幸灾乐祸和出言不逊;不论朝野,听到的都是暖语温情;而所有的刻毒、怨艾和暴戾全部来自他早已丧失原则地偏之袒之的大陆同胞。大陆人为台湾这样乱出头,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荒诞诡缪,不值得费力解读,一个简单却不失要害的结论是:一切都源于台湾文明、祥和、人性、讲信修睦、法治加礼仪的社会环境和大陆丛林三观的区别。

        我进一步抽丝发微地发现,大陆人对李敖的怨毒、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大多数居然都是起因于他对大陆不加掩饰的一味赞美和对台湾没完没了无止无休的矮化与责难。
       
作为一个至今内心中依然对李敖充满私心偏爱,却又坚持真相、信仰公理的人,我是该喜还是该悲呢?我将怎样为李敖辩护、怎样又能算还他公道呢?
        对我来说,即便抛开感情,仅从理性角度找出理据来也并不难。
        至少有三点公道,是必须还给李敖的。
        第一、那些津津乐道地用编来调侃的王朔与李敖对话的段子来挖苦李敖的人们,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李敖究竟有什么理由不敢批评大陆的呢?他即使批评的狗血淋漓,大陆又能奈他何?是不是一个强者和勇士,不看他是否去触动了一个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权,而看他是否敢于触犯一个有能力对自己生杀予夺的政府。从这个角度看,李敖批不批评大陆,都不会掩盖他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夺目光芒。
        再想一想,李敖不批评大陆,怎么就不可能是出自他的真诚信仰呢?不错,信仰有是非、有善恶、有对错,但在信仰之上,还有更高的人格和道德。如果信仰不是出于私利,不是出于投机,不是口是心非,不是羊头狗肉,不是沽名钓誉,不是欺世自肥,那么即使坚持错的信仰,也值得尊重,也无损一个人的人格和道德;即便他是敌人,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在四人帮当道、文革肆虐时对江青和张春桥恨的牙根痒痒的我的一字不识的老奶奶,自从两案审判之后,就对两人佩服的再无一句不敬之语。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可贵的是对他念兹在兹、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的丑恶进行无畏、勇敢、无情、豪不妥协的批判,而不是对与他并不休戚相关的远方的指手画脚、义愤填膺——如果颠倒过来,就是哗众取宠、投机取巧和对自己使命的放弃;如果颠倒过来,大陆无数鞭挞起美国来气壮山河的“专家”们,人人都有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我不同意李敖晚年已成为一个变质的斗士的说法:李敖不批评大陆,李敖思想的左倾,从青年起就一以贯之,并非夕阳红。当年他自由主义的铠甲内,未必不抱着共产革命的祸心。幸运的是台湾当时的情势和有雷震、胡适、殷海光这批人,加上金三胖的爷爷给力,让他的反抗精神只能沿着做学问和自由主义方向找出口。如果命运真的像他向往的那样让他早生三十年,他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张国焘、康生。另一方面,尽量用好话奉迎大陆,竭力避免批评和话题的敏感,是台湾所有公众人物的共性和共识,自马英九起概莫能外,为什么我们唯独要苛责李敖呢?
        即使退一步说,李敖在举岛滔滔都不喜欢大陆的情势下,偏偏反岛道而行之,非要和大众对着干,非要独往独来,非要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过也只是他执拗好胜的个性使然,又有什么大过呢?
        我突然在想,怨怪李敖的那些人,究竟有多少不是怀着“自己缩头,但恼羞成怒别人不替自己伸头”的心理呢?
        第二,每个贬损李敖的人都会反复提到,李敖无视国民党的变化和台湾的进步,始终耿耿于怀个人曾经的际遇和恩怨,没完没了地清算和秋后算账,太不与时俱进、太鼠肚鸡肠和格局狭隘了。
        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认定蒋介石的价值、英明和丰功伟绩,但在对待李敖一事上,他就是错了,这连他的后代也心悦诚服。既然错了,为什么受害者就必须原谅才对呢?有人愿意用真相换和解,有人全都牢记不忘;有人发自内心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人挨个报复一个也不能少;有人相信被党迫害就如同被父母错怪,有人从此决绝苦恋去国离乡再无归路。这是选择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李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凭什么就得宽容大度、既往不咎?其实,我们所有人,哪个会真的原谅和忘记一个人、一个组织对自己曾经的身心涂炭呢?真正经历过刻骨折磨、伤害和痛苦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和原谅的。那些顾全大局、不计前嫌的人,或者是心怀叵测、鲜以人矣,或者是钢铁制造的——但却没有人味。
        哥穆尔卡还是谁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入侵捷克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那种记忆和烙印永生不会褪去。东欧人民对青春的记忆不会忘记、不会抹杀,李敖对青春的烙印就理所当然应该忘记和抹杀,这不是和当年中宣部指责伤痕文学一样强人所难吗?
        金大中当选总统后,韩国法院先后判决全斗焕、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死刑。不久,金大中特赦了二人。这种故意演给世人看的“捉放曹”,看似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实则意义非凡。没有特赦,就没有民族的和解和国家的进步,就仍旧是以暴易暴的恶性老路;不判死刑,就没有正义的昭彰和公平的宣誓,就不能惩戒罪恶、醒示来人、牢记历史、警告后世蠢蠢欲动者。国民党没有历经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是幸运了,李敖后来的纠缠不休,由此就有了法律最高审判和终审判决的价值。
        其实,指斥李敖为人刻薄的本身就是连树不见林。对具体的人,包括哪些直接参与封杀、迫害和暴行的当事人,李敖早就一一原谅、加以和解了,从彭孟缉、许历农到宋楚瑜,更别说那些等而下之的打手、鹰爪、衙役和狱吏了。虽然不见李敖谈起过“平庸的恶”,但他对恶小人物的温和和与人为善是非常显著的。李敖到死也不放过的,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是国民党中的一众不肯彻底洗心革面的大员。对一个政党、一个政客永远都不能相信、永远都不能给好脸,永远都要监督、鞭笞和呵斥,正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信条。再其实,即便对国民党的态度,李敖也早在内心里完成了转变:对他来说国民党再不是祸国殃民了。再再其实,对国民党不依不饶、不屈不挠地认定依旧在祸国殃民的另有其人,就是那批高举太阳花、冲击立法院的新一代反叛青年们。
        最后,我不认同说在国民党质变、台湾完成民主进程之后,李敖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勃兰特罗素和让保罗萨特了。林语堂写他初到法国,看见那些青春美丽的女大学生们的行为十分不解:心想以中国人的目光,她们的国家那么富足,她们的社会那么公平,她们的生命那么自由,她们的前程那么光明,为什么她们还要动不动就去上街、去抗议、去游行、去示威呢?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因为她们不满足,她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女大学生都如此,更别说一个知识分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不论身在何时,都能有一双火眼金睛去洞察身处周围的假恶丑,在于他心中燃烧着对身边万象永不停歇、持续批判的激情。

        李敖对国民党的穷追不舍,类似于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而孤独和极端,是一切伟大的先知的共性。

        当然,我不否认李敖的言行也确有授人以柄之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几次引赞邓小平嘲讽伤痕文学作者们的话:“哭哭啼啼,没出息”,但他却同样、或者更有甚之地对自己过去的伤痛念念不忘、喋喋不休。但是,就连应该有无产阶级政治家伟大胸襟的邓小平本人,不也是一边挖苦别人、要求别人“团结一致”,一边纵容自己牢记过去、对所有文革中失身从贼的“三种人”一遍又一遍地秋后算账,一点也不“向前看”吗?对邓小平没人批评,都在网开一面,却独独不放过不是政治家也不需要优容体怀、天下归心的李敖,这不是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的窝里横行为吗?

        第三,也是最后,那些无法原谅李敖没有批评大陆的人们,千万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敖从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生活的经历,他没有切肤之痛。这不是他的错。

        李敖一次次回忆起童年在北京街头看到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而过的画面,那副情景让他刻骨铭心,也伴随了他的一生。在他的意识里,一个政府,只要能保证国家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其他一切都可以接受。我们的童年没有李敖这种经历,就如同他的童年没有听到过军车扩音器里在北京街头发出的驱赶一群猪狗一般的厌恶的刺耳呵斥声。李敖的成年也没有我们那种见识,就如同我们有幸没有看到过李敖或许也曾看到过的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却不幸目睹了八十年代北戴河的外宾专用海滩里政府人员一边殴打误入其中的游人,一边高喊:“这里不许中国人进”的景象。李敖和我们是在两个框架内思考,是在两个时代里挣扎,我们无法用同一个标准彼此要求。对我们来说,同胞前耀武扬威的可耻与罪恶,要远大于异族间的飞扬跋扈。因此,我们的渴望与心酸,李敖难以体会和理解。我们绝不会错,但错也不是李敖的。在我们反感李敖指教我们的同时,也不该反过来过高要求对方。如果把一味把过错推给李敖,就等于替真正的罪人洗白。

        十三年前那个深秋的好几天里,每到晚上,我独坐灯下,目光扫过铺天盖地的神州之旅,心潮汹涌、心意难平。怎么成了这样?怎么他成了这样?我无法接受我看到的许多事,我无法接受李敖坐在一长列甲A豪车里在北京大街上呼啸而过而他坦然而受,我无法接受挂着警备牌子的开道车在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吓得鸡飞狗跳而他在其后甘之如饴,我无法接受北大办公楼前潮水一般涌向李敖的大学生被保安和便衣殴打辱骂而他在咫尺之外视而不见,我无法接受紫禁城为他清场,我无法接受天安门上驱赶媒体的群群中央警卫局的西装黑镜,我无法接受曹景行在凤凰台激动地高喊:“李敖在北京的经历告诉人们,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通过个人奋斗加上营销的方法,就都可以锦衣还乡、光宗耀祖!”李敖是战士、是烈士、是殉道者、是真正实践了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的大丈夫,是古今第一完人。即便他成了伏尔泰,凯旋回国时也只有人民配得上为他加冕和欢呼。这样一个人,却被市侩刘长乐毁成了一个“国级副国级”,这何等可耻。那样的人历史长河中如过江之鲤、与泥沙俱下,而李敖,本应是彪炳万古、独迈千秋的。

        或许像钱钟书说的,我们普遍幼教不良,早年没福气读安徒生和格林童话,是看着《水浒》、《隋唐》、《七侠五义》这种有害读物长大的,所以心里都有土匪情节。因此1985年春天,当年在北大一个乖乖虎加体制内好青年的我,在一篇《柏杨与李敖》的演讲稿里偶然看到两行字:“在台湾有一个比柏杨更勇敢的人,他叫李敖,自称‘思想丛林里的罗宾汉,文化沙场上的绿林好汉’”;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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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所经历的赵紫阳追悼会前后 2015-02-01 01:32:13

    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机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内容很简单:“22日告别紫阳,参加悼念活动,请致电治丧电话:010-5XXXXXXX”。

    两年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谈起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巧遇紫阳打球,说远远望去,紫阳略显佝偻,但一拿起球杆,即腰挺背直。此刻这条短信让我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其实,这时距离紫阳出任总理已经25年,距离紫阳最后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已经16年,他身体再好,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总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从来没有预计过、设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公众人物,他越是销声匿迹,你越是觉得他生命也会像声名一样凝固不动,从此静止长存。我也和朋友们聊起过紫阳的寿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轻松、自信、骄傲地说:“老赵是何许人也?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不透?老赵且活呢,这帮人都死光了,老赵还活着呢。”话虽玩笑,但我们心里都深以为然:以紫阳的豁达通融、云淡风轻、举重若无,生命似乎可以无限。况且,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历史的榜样,这就是社会主义伟大的改革先驱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岁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发起“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被苏联解职;1970年6月开始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瓦解,还会咸鱼翻身。1989年捷克民主变革之后,杜布切克于政坛复出,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联邦国会议长。因此,我们满怀期望这一奇迹会在紫阳身上重演。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复出时才仅仅68岁,正是紫阳去职时的年龄。

发给我短信的朋友当时不到三十岁,对紫阳不会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想来我会关注此事,所以收到短信后转发给了我。

   接到这条短信应该说纯属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短信,我虽然对紫阳充满感情和敬意,但也不会想到我应当对紫阳的逝世公开表达自己的哀思。有了这条短信则完全不同了,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很快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非常容易地接通,我本来很自然地以为这个电话是紫阳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应该是紫阳的某位亲属,会语带悲戚地听完我的致意。然而,对方仅仅简单、职业、程序化地告诉我:紫阳的治丧办公室设在北京金台饭店二层,如果想参加悼念活动,可以去办公室询问方法。

金台饭店位于平安大道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新楼隔街相对。我早就听到过这个酒店是安全部下属酒店的说法,此时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顿时明白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管制和监控。

   没有对中国政治恐怖有深刻了解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后面的犹疑不决和苦思冥想。余下的一天我都在反复权衡分析:很显然我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个电话不是紫阳家的,而是紫阳去世后临时安装,从号码就应该看出能得到这个号码的绝非等闲机构,最可能的是中办,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门,这个电话本身就应该属于紫阳治丧办公室;当局如临大敌,会最严厉地封锁消息、淡化影响,但紫阳的家属绝不容忍紫阳就这样默默走掉,希望利用最后的机会让紫阳和人民真正地结成一体,所以通过各种关系、途径把紫阳逝世的消息、连同这个号码透露并且尽量扩散出去;但是,紫阳亲属为什么不扩散出自己家里的电话、即便是临时安装的吊唁电话,而去透露一个官方的电话呢?这不是让群众与虎谋皮吗?不过,我又自问自答地想,这倒也不难解释:也许是紫阳家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接电话,也许是紫阳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里电话扩散出去势必被怀疑别有用心,而把官方电话公布应属无大过;当然也可能这个电话本身就设在紫阳家,但已经被有关部门接管。这个疑问解除了,又一个问题来了:治丧办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谢绝参加,为什么要让人亲自去金台饭店呢?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布设陷阱罗网;二是紫阳毕竟影响重大,逝世消息毕竟无法隐瞒,当局预计想参与者众而且涉及极广,一一拒绝反倒引起公愤,于是,索性让欲参与者亲自提出愿望,也可便于审核、管理。

   这一天的临睡前,我做出决定:不论是何种情况,我都要去金台饭店,根据情况临机而动;况且,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和记录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我拨通了当时来往最多的中学同学GY的电话,告诉他这一天我的想法,问他是否愿意明天一起去。GY的政治观念并不十分鲜明,但他足智多谋、热情好事,一口答应一同前往。  

   上床之后,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如放电影般以第一人称回顾着紫阳的一生,又如放电影般呈现了八九年六四的整个过程,再如放电影般交叉比照重叠回忆十六年来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阳的生活,眼里的泪水和心里的潮湿几次交替涌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GY,然后去金台饭店。进了饭店大院,我特意把车停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和GY走下车,没有犹豫地直奔酒店大门,同时不漏声色地左右观察停车场里、酒店周围是否有闲散人等和监控摄像。

    一月是北京旅游饭店业最清淡的季节,如果不是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我想此地会是人迹罕至。 但即便付此重任,金台饭店大堂里的情景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冷清,只有三三两两人走动、出入,偶有闲坐的人,也显得百无聊赖,不像是负有任务。直到我们上了二楼,才看出异常的熙攘。

   治丧接待设在八楼一个大会议厅里。大厅最里端一字排开七、八张条桌作为接待台,条桌里侧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面对条桌外侧七、八张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登记,有的签到,有的查阅,有的回答问题,有的发放资料。来访的人应该有三、四十个,在我们刚要进会议厅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出来。

   我们没有直接去接待台,而是先很自然地坐到在会议厅最外侧的一排沙发里,仔细观察着接待的人和来访的人——当然我们很可能也正在被别人在暗中仔细观察着——。 接待的人以女性为主,穿着不一,和随处可见的的粗俗八卦的女机关人员没有什么区别;来访者基本上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多是被年轻人陪着来的,中年人不多。

   在我们不动声色的观察期间,我们搞清楚了,紫阳的悼念活动就是二十二日——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到这里的人都是来领取仪式的入场卷。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自认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时刻,走到接待台前,告诉要领遗体告别仪式入场卷。接待人员问我们是否有提前申请预约,我们自然说有;接待人员随即查询名录,自然查不到;于是告诉我们没找到名字所以不能给我们入场卷,然后再不理我们分说,转头去接待别人。

   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出意料,我们没想过轻而易举就随心所愿。所以我们也并不灰心,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再观察着寻找机会。一旦到了这里,其他如昨天的忧虑、担心索性就没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达到最终目的。

   坐着坐着,我们看见一群穿着黑呢大衣、脸色黑红、其貌不扬的人晃晃悠悠走进会议室,一望而知是中国县城中人。这群人大大咧咧来到接待台前,用河南话和接待人员谈着什么。我们立即猜到这一定是紫阳家乡来人。家乡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本领很大,对紫阳感情比当局的人深,警惕性也不如当局的人强。于是我们盯住他们,他们和接待人员交涉完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出会议室,下到一层。在一层我们拦住其中领头的矮个子,口气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当年正在读大学,对紫阳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别想有机会送紫阳最后一程;您们是紫阳家里的领导和亲友,肯定有办法和本领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矮个子站定,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两个一脸诚恳地求助自己的北京人,显出非常理解但爱莫能助的神态,继而操着一口河南土调教育我们:“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一定要非去追悼会。”当时我们正着急和焦虑,没有心思听他多扯。事后想想,这人说得其实挺有水平;再看那服土派头,十足是个小官僚,在当地应该是个人物。但和紫阳政治思想保持一致还能威风不倒,也算是个奇迹。

   离开了矮个子一群人,我们继续在饭店里上下逡巡,寻找可能的机会。李敖有过一段话谈各国法治的特点,其中谈到,美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苏联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国民党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这个国家呆长了,我们都坚信,没有任何事可以顺利做到,也没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层来访者比刚才多了起来,总共能有七八十人。我们凑到三三两两议论的人群旁,有一个人对我们说:去到旁边休息室,找赵紫阳的家里人。

我们赶快按照他的引指,敲开不远处一个小休息厅的门。 里面只有几张沙发、茶几,有三四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胖小伙子站起来接待我们。简短的对话后,他告诉我们:“去我姥爷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爷家在王府井旁边的富强胡同6号。”         

   出了饭店,我们开车直奔王府井。路上我们议论着去紫阳家可能的遭遇和对策。去紫阳家,比仅仅来金台饭店显然凶险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询问,我们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带走,我们如何脱身?我们是编造一个身份,还是如实告诉?更往后的事情我还好,GY是体制内的人,一旦单位知道后续会很麻烦。这些都似乎应该在抵达富强胡同前想好。

   临近春节前的北京,路上已经不如平常拥堵;加上时值中午,车流也见稀疏。我们很快就到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顺利地确定了富强胡同的位置;此时。我们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没想清楚。

   进入富强胡同之前,我把车停在一个公共停车场上,然后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此人是富强胡同紧邻的一个著名购物城的内保,应属临时工一类。我们在朋友的酒局上无数次遇见,最近几次一直都听他兴冲冲地通报自己已经被安全局吸收为外围,大有妓女从良的得意。熟人听我说就在附近,立即迎了出来。我一说出“富强胡同”四个字,他就明白了原委,问我:“你要去?”我问:“有事吗?”他说:“这两天盯得很严,不过正常去,应该问题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强胡同坐落在沙滩和王府井之间,是一条狭窄、破旧的小巷。如果不说,根本无法想象此间还会有足以让紫阳住进去的院子。胡同一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如果恰恰双向都有车就难办了。但即使这样,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还是有几辆车不自觉地长时间停在墙根下。时值冬日午后,胡同里几乎不见人来往,我们两人一进去几乎被一览无余。这真是一条便于监视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节,也只会是住在其中的人来往,而不会有外人穿过,更不会有人停留站立。只要装几个探头,就没有死角。

   从富强胡同西口往里没有多远,路北一座不起眼的院门上“富强胡同6号”的陈旧的路牌就被我们看见。同时被我们看见的,是正对面的三四个摄像头。院门斑驳陆离,院墙青灰剥落,我们在门口略站片刻,就按响门铃。实话说,我们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的,一是因为身处是非险境,二是我们贸然来访,紫阳家属是否欢迎、是否纳入也在未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之前两天,已经有大量北京市民自发来到紫阳家里悼念。

   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中年妇女,像保姆样子,非常痛快的请我们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两扇大门。

   紫阳家的简陋、萧条、残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个过厅,进入过厅小门是第二进院子,第二进院子有一个大的影壁,绕过影壁的是主院,东屋就是紫阳的客厅兼书房。中年妇女引我们进去,我们慢慢打量紫阳生活了最后十六年的地方。

   紫阳的客厅兼书房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有沙发、书架 、书桌、椅子、藤椅等,是一个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的室内的零乱陈设。屋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相框,里面都是紫阳和孙子孙女们在各处各地的合影,可见晚年弄孙之乐给紫阳带来多少欣喜快慰。屋子里一切应该如旧,只是临时布置了灵堂,多了花圈、鲜花。紫阳那幅身穿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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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编 2015-01-05 20:57:42






    《污秽的北大和丑陋的北大权贵们》《北大向何处去》迄今已经全部转载完毕。在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整整三十年时光见证的记录,看到作者对北大的爱与痛、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忧患与期待。我曾经以自己是一个北大人深深的自豪和骄傲,但如今,北大与我已经毫无关系,它堕落也好,沉沦也好,唤不起我丝毫情绪。我是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另类,它既没有造就我,也不配毁灭我;它争气不争气、上进不上进,那是它主人的家务事,不值得我浪费一个字评说。作为“与子成说”、灵犀互通的相知相交,我真正关心的,是作者的喜与怒、乐与哀;我真正想做的,是为作者说几句公道话。


   当我写到这里时,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眶,因为我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和难忘时光。在那片留下我们无数欢乐、苦痛、梦想、辛酸、笑容和泪水的燕园土地上,多少个晨昏,多少个子夜,在未名湖畔,在图书馆前,在灯影下,在杯盏间,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收获、欣喜、爱情,我们倾诉着各自的悲伤、失落、忧愁。那段时光此时回忆起来,多么温馨,又何等心碎,多么漫长,又何等短暂。如今,我们已年过半百,老之将至;我们的韶华已逐水流走,我们的梦想已随风飘去,我们的眼前身心残缺,我们的身后山河破碎。我们剩下的,只有紧紧拉住对方的手,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去抵御那刺骨的严寒。


   本书作者谢宁,陕西西安人,1963年生,金牛座,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毕业留校到北大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现在北大党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


   谢宁在北大绝对是一个名人,他是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而知名的。文革后正经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北大从事行政工作三十年没有离开、而且从现在看也不会再离开的,不管是北大自己留校还是外校分配来的全算进去,谢宁是绝无仅有。漫说北大,就是把全国所有高校都数一遍,估计也找不出几个同样的人来。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奇特的,最奇特的是,他在北大坚守了三十年,至今却只是一个科级干部。三十年里,在谢宁身边、在北大各处,无数后生晚辈匆匆而过、平步青云。在官僚体制最底层呆了大半辈子、按“资职比”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职务最低者的谢宁,早已成为这些春风得意的“刘郎去后”们口中谈起语带讥笑、心里想起念存轻蔑的“不求上进”的典型,成为历届北大执政者们、特别是年龄资历水准都在他之下的北大执政者们躲避唯恐不及的“老大难”人物。


     那么,造成谢宁在仕途中长期不进步、在官场上成为一个“失意者”的因素和缘由到底都是什么、都有哪些呢?深入去分析、揭示其中的渐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以让我们对人性、命运这些人类面临的基本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官场规则这些中国人面临的特殊命题有一个更形象、更生动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让我们用我党培养、提拔、任用干部的字面上标准“德、识、才”来衡量一下谢宁应不应该被培养、提拔、任用。我一提“德”大家肯定都笑了,但我请大家不要笑,不要因为我党干部普遍无德、缺德就否定德的存在。这世界上还真的是有有德人、有《圣经》里说的“义人”存在的,谢宁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说“识”。“识”有很多方面,比如正确判断形势,比如准确预测未来,比如把握宏观战略,比如前瞻性地鲸吞国家资源,比如敏锐地发现寻租的机会,比如迅速找到不落痕迹地贪赃枉法的途径,等等。既然能堂而皇之公诸于众,我们当然应该想像它说的是正面意义上的“识”。谈到正面意义上的“识”,我们不得不不幸地说:我党的干部们基本上都不具备——所以经常的情形是,干部们初衷不能说都是恶的,但因为“识”太低太差,所以结果最终总是祸国殃民。说到谢宁的“识”,不用我私心去评价,大家读完这部看了的人都点赞、都拍手叫好的近两百页的《北大向何处去?》之后,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判断。不过,我还是要以一个老、久北大人的资格加上一句:以我的了解,集三十年里北大所有执政者“识”之和,也写不出这样一部书。


     再说“才”。“才”即能力。能力也有各种各样的,仅仅是和当官从政有关的,就有往上爬的能力、溜须拍马的能力、吹捧抬轿的能力、吹嘘忽悠的能力、表功作秀的能力、拉帮结伙的能力、阳奉阴违的能力、两面三刀的能力、官场生存的能力等等。当然我们相信党的任用干部标准上说的应该不是这些能力,而是所谓的“行政职业能力”。我以前主编过公务员考试“行政能力测试”辅导用书,看了书稿才眼界大开:原来“行政能力”还可以用做题来测量。我想,什么“行政能力测试”,这不就是智力测验吗?一向被认为智商和能力都不差的我,这些测试题看看头就大了,赶紧扔一边去。话说远了,我说这些,意思是“能力”中肯定包含智力因素,因此“能力”有相当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能力”中另外一大部分是与位置和经验相连的——就像你不给中国人当家做主的机会,你拒绝让中国人获得当家作主的经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中国人身上蕴含着多么巨大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我相信,如果给谢宁以适当位置,他或许会比其他北大执政者展现出更强的行政职业能力。


     如此按照“德、识、才”标准分析下来,谢宁恰恰是党应该首先培养、提拔、任用的对象。只可惜,这些只是嘴上的漂亮话,暗地里还有另外一套标准。哪怕仅仅从官媒自己公布的“塌方式腐败”资料来看,那些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于中国大地的官员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当然,说“暗地里”有点诽谤人家的嫌疑,因为过去的“潜规则”现在早已变成了明规则,人家早就公开的大干特干,根本不需要“暗地”了。


     谢宁是我见过的少有的生性淡泊、随性、顺其自然的人,我很少见他刻意做什么,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为某种情绪或某种事情纠结难解。可是,我绝不认为这种个性是他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淡泊固然不利于钻营,但是孜孜以求、处心积虑、功利心太重却也经常导致机关算尽、枉费心机。


     在本书中,谢宁常常自谦生性疏懒。自然,他不像朱善璐那样强迫症,但是,说他不用功、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三十年来,他朝九晚五、风雨无阻地上班下班,勤勤恳恳,从没有耽误过工作,更别说上班之余思索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更别说上班之余的之余再写下这部一时在大陆不能发表的奇书了。如今北大内外,充满了欺世盗名、惘上瞒下之徒,又有多少人在真正用功呢?如果认为谢宁的不见于当道是因为他不用功,那倒是抬举了当道者的人品和良知了。在中国的体制下,用功从来就不是成功的秘籍,谢宁不是输在不用功,而是亏在他不懂得投机取巧。


    谢宁是典型的西北人,质朴、正直、真实、厚道。我一向认为,人是可以用好人坏人来概括的,谢宁就是一个最经典概念上的好人。上面说的这些特质在一个健康、正常的体制中,即使不能对一个人的事业有帮助,至少也不应成为他的致命障碍。谢宁不会吹捧作秀,不屑拍马溜须,不会吹嘘忽悠,不会拉帮结伙,不会阳奉阴违,不会两面三刀......不会的太多太多。可以说,在我们这个体制中向上爬的必备技巧他一概不为和不屑为。如此这般,他怎么可能飞黄腾达呢?然而,这不是他的失败,而是我们这个体制的失败。


     如果说个性是存于内的,那么举止言谈就是化于外的。谢宁的举止言谈也和他的秉性天赋如出一辙。他日常最标准的造型,是左手叉腰或背在后腰,右手持烟或在空中舞动,抑扬顿挫地表达见解。我还记得谢宁大四的时候,当年的朋友、今天在中纪委位高权重的XX曾戏称他为 “政协委员”。你想呀,如此风度气质,怎么能鞍前马后的做秘书?既要里子又要面子、即外强又中干的领导们,哪里敢弄一个政协委员放在身边?


我在《汪精卫与我》一文讲过一个故事,里面写到:在中国当官,你连撒尿都撒不爽啊!这句话的来历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真事。我一个朋友,中央机关副司级干部。早年有一个领导很欣赏他、也培养他。后来突然对他冷淡了,也不再替他讲话了。他翻来想去,终于找到了原因:有一次他和这个领导一起出差,而且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这个朋友上厕所,是不是前列腺的原因不知道,总之这泡尿撒的时间长了一点。从卫生间出来,一眼就看到领导站在门口,而且阴沉着脸,看到我朋友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那么长时间,也不考虑一下别人!然后径直走进卫生间。我这个朋友啊,肠子都悔青了,以后几年里一直在责备自己:尿一点不就完了吗?干吗还非要尿痛快才行呢?!”在同一篇文章里,我把中国的官员比作“婊子、奴才和狗”,婊子的无耻与无情、奴才的趋炎附势和奴颜媚骨、狗的欺软怕硬和狗仗人势,谢宁这三点一样都不具备。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们绝不能把凡事一概归咎于性格、一切唯性格论,那样就是是非不分,就是放过了制度和社会的责任。说到底,谢宁的性格、气质、思想、伦理、道德和中国的体制根本是不能相容的,无论是本质上还是技术上都完全背道而驰,体制怎么能接受、容纳他呢?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是睁眼瞎,混沌一片,黑白颠倒、人妖不分,让小人、奸佞、蠹贼们糊弄的像孙子似的,被周永康这样的“叛徒”和大逆巨恶一直骗到死之将近。可有时候看,我们的体制又精明得很,一切异己者、一切良知未泯者,它一眼就能分辨出,继而坚决地把他扼杀和淘汰掉。


    中国有一句俗语,总被李敖引用:“好人在台下哭泣、坏人在台上唱戏”。但是,这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不是人间常态,更不是永恒真理。常有中庸者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抱怨社会,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又回归到易卜生的著名问题:“社会对,还是我对?”在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而凭一己之力又无法改变时,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选择拒绝与不合作?固然,在一个再烂污的体制里,也会有出众的成功者;而无耻、下作也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更非凡的能力。但是,我们就应该认可他们的“成功”、钦佩他们的“能力”、学习和模仿他们那样的“上进”吗?我们就应该反躬自己的责任、检讨自己弱点、责怪自己的“低能”吗?对实用、功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说,成功是王,目的就是一切。在中国当今体制下长袖善舞,活得有滋有味、如鱼得水的,几乎无一不是这种人。他们在受尽屈辱、压抑、摧残爬上高位后,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擅权敛财、报复民众。如果和他们一样,那么周永康、叶丽宁和谢宁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谢宁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中国靠巧取豪夺、苛捐重税、民脂民膏豢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冗官群体,据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加起来处级以上干部已达百万人。我们且不去谈“德、识、才”,也不必出于私谊肯定他会比别人更加正派、清廉、能干,只从对谢宁三十年、三十个春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风雨无阻的服务和奉献给予承认的角度出发,哪怕仅仅作为回报,我们的体制从这上百万个位置中拿出一个安排给谢宁,我想从任何道理上说都不算过分。但是,这只是善良纯真如我的人们的一厢情愿。中国的尸位虽众,但相较丛林虿盆里无数血目贲张、嗷嗷待哺、如癫似狂的鸱枭、蛇蝎和豺狼们,毕竟还是稀缺资源。因此,这种私相收授的珍玩,这种分赃自肥的私器,哪能轻易失之他人?


   谢宁出身最高学府北大,又一心一意投身官场,自然心怀理想和抱负。但是我相信,天性淡泊、率性的他,绝不会像那些擅爬善舞、呼风唤雨、得势嚣张的北大官僚坯子们那样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狼子野心。如果我们这个体制、如果北大能给他最起码的公正、尊重和关怀,能给他一个合理、相配的职务,或者退一步说,能给他一份符合他年资的物质待遇,我想谢宁会悄悄地走完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会和北大、和这个体制相安无事一辈子,平静的度过自己的晚年。


     然而,正像我曾经说的:我们体制的特长和本领不是交友,而是树敌。三十年来,北大一直在扮鸵鸟、装死狗。一个十年敷衍过去了,又一个十年糊弄过去了,再一个十年装聋作哑又要混过去了。一年一年周而复始,所不同的是:从开始的些许歉意,变成了后来的理所当然;最后,连虚伪也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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