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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驴十八的博客  
再见驴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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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的名义有啥不好的。。。 2017-05-05 11:53:23


我端坐在沙发上看球赛,老来伴端着个手机在一边看电视剧。她一定要压过球赛的噪音,所以我别无选择地被旁听。

听了一会儿,这些对白怎么这么雷人呢?就问是啥剧?老婆依然专注于手机。。。隔了半晌,突然大吼一声:以人民的名义!吓得我差点掉下去,不就没洗碗看场球么,至于要“判处你死刑”吗?

后来网上铺天盖地,知道了作者是周梅森,就了结了。周梅森很擅长讲故事,但对语言本身基本没什么感觉。当年几个人在一起讲黄段子,都是青年作家么,个个指鹿为马,言简意骇,羚羊挂角,言约旨丰。。。只有小周,怎么也讲不出“段子味”,滔滔长篇大论赤裸裸地动作描述。

他还在煤矿上搞写作时,我曾建议他:火成岩这个词显业余,最好别用,特别是不能和花岗岩并列在一起凑排比。。。他就是不能理解。我只好比喻:我可以说你是花岗岩脑袋,却不能说。。。他说这我能懂,但我就是能说你是火成岩脑袋,你想咋地又能咋地。。。

“人民的名义”一词挺高大上,却不合适这个地方。这个词杨三姐告状或秋菊打官司都能用,周梅森不该用。这剧本我听来似乎是写反贪局的故事。卧底乖乖反贪局啊,国家正式机构。有预算有编制有装备,有法律有制度有章程,抓个贪官还需要满世界去找名义?你们这帮人还靠这个吃饭升官挣三险一金呢,再来以“人民的名义”,听起来还能高大上么?

王海打假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质检局就不合适用。你一辈子做好事不留名可以以雷锋的名义,但到酒店吃饭,男女招待给您端盘子上菜,一次也别用雷锋的名义,否则就出滑稽。看来小周这几十年没多少长进,竟然取了这个剧名。好端端地,将专业堕成业余,事业堕成艺术,正经堕成儿戏,歌功颂德堕成高级黑。。。假如不是有意的。。。

以革命的名义一词就没有这个问题。世界上既没有革命局也没有革命部,“职业革命家”就是个业余绰号。虽然曾经有过铺天盖地的革委会,但那本来就是业余政府好不好。小周做职业作家也有三十年了,所以我们对他要求高一点可以理解。至于胡景涛爷爷,他说是人民要他做主席的,我们就不宜多说什么了。因为人家本不是靠语言文字吃饭的作家,主席也仅仅才做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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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十二) 2017-04-14 09:49:18


中国的工业化,前三十年基础积累,后三十年扩散释放。从二十世纪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到二十一世纪初基本完成。虽然对中国来说千辛万难,但工业化毕竟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现象,很多国家十九世纪就完成了。真正给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混乱和麻烦的,是中国走的这条非“常规”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赶超世界最高水平。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有这份心,说这种话。但能够几十年坚持下来不动摇的疯狂气势,才可怕。而且,目前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似乎只有中国仍积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势能”,让世界担心:中国到底要走到哪里才算完,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几十年坚持的赶超战略,似乎已经植入民族潜意识。从上到下,无论什么事情,是官是民,赞成还是反对的,第一反应就是和美国去比,还永不满足。这种把事情做到极致的精神,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结果中集中反映出来。中国不仅起步晚,可能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可今天的中国工业的规模和速度,给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之大,已经到了霸主美国不惜降低环境标准和中国争污染工业的程度了。中国的发展还压缩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尚未完成的国家,如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也许不得不维持在低强度下等待下一个产业时代的到来。

世界上二战后独立的兴起的民族国家,落后的,欠发达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都在努力走强国之路。为什么只有中国,真正具备了改变世界的潜力和实力?正是因为“中国道路”。其第一代领导人,从开始就把目标盯在世界第一。为此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漫长的,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是唯一一条可以登顶之路。以赶超世界最高水平为目标,需要牺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专注投入。领导人有没有信心和能力坚持下来执行下去,人民有没有足够的坚韧能承担得起并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争世界第一,不是为了自豪虚荣,也不是为了争口气。而是一个落后挨打的国家,想彻底改变自身地位和世界旧秩序的最佳途径。永远要力争战略上游。因为占据了上游,你就有制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权利,就有作裁判员的地位。掌握了规则和潜规则制定权,就能保证你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让别人用他们的短处来和你的长处竞争,能用较小的代价保持你的竞争优势。再也用不着天天流血去削足适履,民族的文化自然就成了“普世价值”。所以,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和文明生存空间的问题。全球经济永远只有热战没有冷战,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在长期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养成了高度敏锐的战略意识和素养。让他们在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一样能排除干扰,高瞻远瞩。

要实现这个目标,工业化自然成了突破口,也是当时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和动力。将来也许不是,但迄今工业能力依然代表着国家的力量。所以,中国工业化必须迅速,必须自主,必须全面,还必须达到世界最强。工业化,也许就是一些国家的目标,但在中国只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手段性和阶段性内容。这特性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纠缠在一起的政治服务于经济,经济支持政治的回回合合。但总体战略上,政治和经济一齐服务于民族利益。中国的经济战略的制定,从一开始就不是局限于经济的,就不是局限于国内的,就不是局限于吃饭问题的。

中国走了自己的路,别人总是要说的。前面说了三十年中国会饿死,等到中国用工业化解决了农业问题后,又说了三十年中国会崩溃。就在学家们还在埋头按计算器,预计什么时候中国会遇到进口瓶颈出口瓶颈、拉丁美洲瓶颈、中等收入瓶颈等等时,轻舟已过了万重山。今天中国已经挟带着巨大的经济潜能,挑战旧的世界秩序。留给经济学界的是巨大的尴尬。经济学家们,或许是出于对秩序改变的巨大成本的内心恐惧,让他们有意或无意识地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求,选择了无视和偏见。让这些打着经济学名义的噪音主导着对中国现象的解释。

无论是中国奇迹论,还是中国妖孽论,都或多或少属偏见。中国现象,不是没有经济学家解释过,只是都被忽视。中国道路不神秘,用最基本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妨碍真相表达的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导向。或者说:现行普世价值观不能允许中国成功。中国经济一旦成功,普世的帽子就要带到中国头上了,这就是“文明冲突”的本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言说的“政治不正确”。中国现象不会威胁到经济学理论本身,却会让主流经济学界暴露出他们在学术上“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的真实程度。

中国开始于低消费,高积累,低工资,强劳动。积累阶段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为主导,抵御市场本能驱动。这些都不符合现代经济学主流。更要命的是,中国保持政府稳定,不选举,不换人,搞独裁。这样才保持了战略执行的长期性和坚定性。泛民主制度是过轻松日子的好选择,却是长期战略的天敌。几年一换人,政策无可避免地短期化。而且新领导人需要不断地收买支持者和选民,分光继之以赤字,绝不可能有高积累。拉丁美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期,大多数在军事独裁下实现。以至于有人把拉丁美洲瓶颈称成为“民主瓶颈”。无法政治上正确地解释,只能将中国打入“不符合经济学”的另类,永远在“边缘”,早晚“崩溃”。

中国采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当年用一个寓言做了解答:愚公移山。愚公是不懂经济学的,因为移山是最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远不如移民。愚公又是不懂政治的,因为让家人为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目标去付出艰苦劳动,家长是坐不稳位置的。毛泽东未尝不是以愚公自比。所以,我们可以尽情地说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还可以说毛泽东完全不懂政治。很有道理,都是智叟。但毛无所谓,让智叟们说去吧。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偏要把这三座大山连根挖掉。

中国的赶超历程,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十来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是要看清这五六十年,需要将它放到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中,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能甘心出生入死前仆后继。需要放到这两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才能理解中华民族在求生存的挣扎中的力量根源。也许还要再等一百五十年,才能过滤掉其中的恩怨情仇,正本清源。

中华民族的历史,起起伏伏,不绝如线。她的民众,忽强忽弱,忽散忽聚。但在任何时候,总不缺敢于站出来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豪杰。这个民族,她的领袖英雄,以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己任,只要认定是正道,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哪怕被全世界围攻威吓,哪怕被亲人战友背叛出卖,哪怕被青史抹黑遗臭万年,哪怕被自己的人民误解唾弃,都初心不改,九死无悔。

这个民族,每到生死存亡之际,都会有一代人能忍辱负重挺身担当。他们在最绝望的境地能看到希望,在看不到希望时还能咬牙坚持。他们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一辈子。为了长远目标,从眼前点滴做起;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甘愿做铺路石。有了这样的领袖,有了这样的人民,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永远不会被打败的民族,一个迟早秀出世界之林的民族。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主角必须要是自己,不能是来来往往的列强。否则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悲惨史。一个民族如果能成为世界史的主角,那就会是这个民族的辉煌史。但最重要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必须由自己来写。如果都是别人写的,则一定是这个民族的灭亡史。中华民族刚刚翻页过去了自己的悲惨史,正在谱写自己的辉煌史。

握紧手中的笔,永远自主地书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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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十一) 2017-04-12 09:39:50


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两个只是宣传口号,并不是经济战略本身。不同的口号,隐含着所标向的方法论的同异,政治内容的同异,经济内容的同异。但更直接的追问是:这两个不同的口号后面,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战略,还是同一个战略的不同阶段。两个口号是两代领导人的执政纲领的概括。可邓小平不仅仅是承上启下,而是自始就参与了中国工业化的全过程。五马进京的意气风发;大跃进的摇旗呐喊;文革时候又陪斩落马;“永不翻案”都是为了它。

毛泽东一直重用和保护邓小平,就是因为他执行这个赶超战略算是最坚定的。三下四上,他还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把名称从“赶超”换成了“现代化”。小平同志聪明能干,善于决断。他熟练于摸着石头过河,战略眼光长远规划不是他的所长,所以对此他决定不争论。在”新长征”路上,就和他当年做的一样,跟着(潮流)走!不过,一句“韬光养晦”,却暴露出他当年的雄心仍在。

口号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阶段不同,还反映出两个领导人的环境不同,资本不同,能力不同,和任务不同。毛泽东上台时一穷二白,只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没有经济上的本钱。可他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本钱。他要推行赶超战略,只能搞一大二公,国家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又要打基础,又要高速度,还要低成本。由于生产力低下剩余很薄,只能靠勒紧全国官民的腰带苦干。这又必须要靠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气氛并强压反弹。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打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不可逆转并正在加速。邓小平心中清楚,只需要小车不倒只管推。但前提也正是,车不能翻了。

邓小平继承了前三十年的积累,经济本钱有些了。他还比华国锋有厚得多的政治基础。但总政治本钱,可能还是比不上毛泽东的“一个小指头”。他无法像毛泽东那样靠制造政治狂热来强压,必须松一松全国人民的腰带。对比起民众,毛泽东当年对“红色权贵”的打压更残酷无情。现在这些人要求兑现他们的权势,要求经济上的补偿。这个阶层有能力将国有资产强行抢夺瓜分,贪婪程度到了分裂国家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无法在政治上解决,只有采用收买的手段。“抓革命”变成“抓改革”,意味着执政方式从“政治高压”向“经济收买”转变。邓小平知道,他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维持稳定。稳定意味着工业化的战车就能继续向前,不翻车才能走向世界。

但邓小平毕竟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清楚收买只是手段,必须服务于赶超长期战略需要。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对于工业化来说,到了后期都是肉烂在锅里的事。但不能出现拆伙分家式哄抢,同时现阶段还需要维持相当的国家主导能力,以支持保护开放后的国际竞争。所以他仅部分否定毛泽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放开经济体制改革,推迟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这个收买过程和效果持续期加长,降低每个阶段的收买成本。一时段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给官员们希望:可以兑现权力并传给子孙;又不许漫天要价,不许恶性一次性兑现。一切要按“改革”的程序表来。

以利益换稳定,以“腐败”换时间,可以概括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策略。邓小平的执政处处体现出他细微处的精明来。经济利益与官员职务挂钩,就是按劳“腐败”。想要好处多,还得出力多干活,努力往上爬才行。子女和军队想要好处,让他们自己经商去挣。给予农民自主权,也顺手把财政负担给卸了,让农村自生自灭去。很多类似的政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需要后人化大力气大代价去弥补。显示出 “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的一面。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许是内外装潢的设计,并不是中国经济大厦的总结构设计。他在“搞活经济”的同时,让民间和外资甚至消费者承担起部分积累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负担,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改革”也要为“开放”服务,方向 “与国际接轨”。但更为稳定服务。天安门镇压会影响开放,他毫不犹豫选择稳定。因为早开放晚开放,并不耽误中国内部的发展提高,相当于多练两年“内功”。

邓小心翼翼地扳动方向盘,将中国的新工业战车开进了国际市场。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世界对中国工业的第一印象是技术落后,产品粗糙,管理僵化,对市场的反应迟钝笨拙。并没有人感到威胁。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水面上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水面下中国在前面三十年打下的工业基础有多大多厚。中国自己也不真的很有数。当进口产品一度市场追捧,外国设备无情碾压国产设备时,经济界一度认为国内工业面临灭顶之灾了。但实际上中国工业不再是婴儿,已经长成一个壮小伙子了。所需要的就是要适应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学会运用相应的战术和技术。适应之后很快就能逐步收复失地,在国内市场打败进口产品的同时,就具备了反攻国际市场的实力。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具备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工业在开放后的国际竞争中,一块阵地都没有丢失。也回答了“对外开放”是不是太早的疑问。当其它国家无法从正面竞争击败中国工业,就试图利用体制改革的机会,控股或收购中国的龙头企业,将这股力量据为己有。中国经济界又陷入恐慌一次。但这又再一次证明中国的工业基础的雄厚程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国际资本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一个国家中,每一个行业里,都有这么多人,仿佛在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里,同时在研究、开发、生产同样的产品。刚刚收购完一个,类似企业又象雨后春笋一般到处冒出来。完全无法达成他们的战略意图,无奈转攻为守。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达程度,远远超出国内其它产业行业。在国际上也一支独秀。技术虽然没有达到全面最先进,但总体工业生产能力、生产条件和生产效率,已经超过所有其它国家。轻工业产品,即使全世界其他国家同时停止生产,中国的潜在产能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补足。文革期间重点发展的道桥建设,现已经遥遥领先世界水平。钢铁产量超过排第二到第六名国家的总和,超英赶美的目标按期实现。但这个发展强度,特别是发展规模,是不是很健康,已经需要慎重地评估了。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被以历史上从未有过强度推行几十年,冲到这一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但工业毕竟不是全部。时代发展了,技术因素相对于生产能力来说,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大。所谓“后工业时代”,尽管只是“狼来了”多年,但中国依然需要准备好变化的到来。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是一个城墙围绕的古老京城。但我想他宁愿看到的是厂房遍地烟囱林立。如果需要,为了工业化他不惜拆掉所有的城墙,甚至所有的宫殿。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伫立在那里,灰烬未冷。给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压迫感和紧迫感。没有亿吨钢铁,再多的亭台楼阁绿树红墙,都可能和圆明园一个下场。今天,不要说全中国,仅北京周边一圈地区的钢铁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六十年后的北京城又会雾失楼台,天天烟霾。环境容量竟然是个问题。

新时代面临新问题,需要新的远期总体战略。六十年前的制定赶超战略,效用已经基本用尽了。今天的情况复杂度倍增,无法再用类似“以钢为纲”的简单口号来做战略指导。以往的赶超途中,前面尚有清晰目标所在。但等跑到最前排的时候,就不再有前人走过的路可遵循,必须自己闯出条新路来。只是,中国是不是还能有幸及时再遇有那样长远战略眼光的领袖人物呢?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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