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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驴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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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三) 2017-03-22 08:10:46


全世界还没在意,中共就突然就取得了中国政权。美苏都来不及准备系统对策,错过了必要的“指导训政”期。但中共取得政权的历程,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政党和领袖们都要长都要更艰苦曲折。他们肯定不是简单的中奖的幸运儿。经过长期的党内斗争,到49年这个党的主要领导层已经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草根派,泥腿子出身居多。他们肯定不懂经济学,但很难说他们就不懂经济。这些人,已经有几十年的军政经验了。从几千人的军队的装备给养,到近亿人的根据地吃喝拉撒,一步一步经历过来的。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台上的政治家更有实践经验。中共还有两点特别的经验:一是战时经济的精细管理,如何挖掘落后薄弱的经济体中的力量去支持“不可能的目标”,比如大规模的战争。二是如何对付外界的长期经济围困封锁。这两个特点会鲜明地体现在以后执政中。

中共其实是带着经济战略进入北京的。尽管战略清晰是逐步的,迫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压力,目标有些能公开说,有些还要含蓄地说,但至今回顾总体脉络是清楚的,而且确实被坚持执行了三十年以上。忽略了各个阶段的些微差异,我将建国后中共的经济总战略总结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加速全面工业化,赶超世界最高水平。”这个战略,是不是理性的很成疑问。因为当时中国现状,工业总量还不及欧洲袖珍小国比利时。技术和人均水平更是落后到看不见的远处。直接提赶超,一点也不现实。同时,这个战略肯定不合经济学的,因为似乎根本没有分析和依据中国国情。五天前,埃里克·马斯金(2007年诺奖得主)还在北京提醒中国,要尊重一条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就是比较优势的原则。当年中国为什么要突然地贪大求全,而不是从做自己擅长的事开始呢?

虽然在理论上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我很不清楚,在应用上“比较优势”和“路径依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撇清开来。比如,如果说黑人的优势就是擅长打篮球,犹太人的比较优势就是开银行,在政治上肯定不正确。但同样的原则用到国家经济上就非常中耳了。不过如果经济学家分析出美国南方州的比较优势就是为英国用黑奴种棉花,林肯肯定不同意。所以,哪怕按经济学能够分析出中国人的膝盖比较灵活,比较优势就是发展下跪经济,理论上都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非理性”“非经济”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出于经济学,而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屈辱激发的抗争,和民族精英们的多年信念和追求。因为这些战略,从开始就是激励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目标。这些目标,其实是广大近代民族精英们的共同理想,中共只是大浪淘沙出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批。与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并无多大关系。不是共产党特有的,只是共产党将其付诸实施的。

在二十世纪中叶,无论哪个集团取得中国的领导权,在争权强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战略目标大体相同,只是会有强弱的版别之分。而且,中共选择了最强版,这个战略能达到如此的清晰度和坚定度,与一个个人:毛泽东,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战略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源头:其一就是饱受近百年被帝国主义欺压盘剥,中国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前一半);第二就是对中国人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极强的内心信念(后一半)。

中国的儒家传统对华夏的文明优越性,曾经盲目自信。但经过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一百年下来这份自信几乎磨灭殆尽。毛泽东对民族优越性,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在所有近代领导人中,是信念最强的。这不是后来掌权后的傲慢,而是当他还是个书生时就坚定不移的(可参见《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前言)。孙中山只是说 “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是相对弱版,因为他心中未必肯定能平等,只是祈求能够被平等看待。蒋介石勉强也算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最弱版。他在九一八后如是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 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毛泽东对此争锋相对,他承认当前这些不如人,但坚持一条,我们中国的人强于日本人,可以边打边学,持久战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一边。在民族运动的大潮中,蒋介石这种对外软弱性,基本注定了他失去中国政权的命运。蒋在中国时无暇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他从心底就不相信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能实现,姑且搁置之。毛泽东既然认定中国人时最优秀的,当然在经济上也要只争第一,从不作第二想。

独立自主这一条,也是延续了近代史上中国一连串被外来帝国主义欺压的屈辱记忆。连时刻准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老太太,都被逼得“向世界宣战”,无它,列强实在未曾有过一个好东西。但这个战略也只有共产党有胆量实行,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了几十年并取得胜利。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的考虑,更是出于他的争世界第一的最终战略目标。如果你是在争世界第一,那些先进国家一个个都先后会成为直接竞争对手,没有对手会真心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只会有战略干扰和战略遏制。所以走上这条路,中国一方面要时刻备战,另一方面需要宣称“不称霸”(或后来的韬光养晦)等战略掩护。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注定会是一条孤独的路。刚建国,就面临抉择。苏联是当时可以并愿意援助中国工业化的国家。但苏联给中国指定了一条发展之路,就是做为社会主义体系中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制造的基地。理论上一样是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一心想把中国纳入后来的经互会模式。而且,给出了具体例子来利诱,比如朝鲜和罗马尼亚,接受分工后经济上产值翻番,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毛泽东不为所动,泡在莫斯科几个月,就是为了争谈判上的话语权。周总理和具体谈判团,为第一批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反复协商,磨了几年。最后落实的,没有一个直接消费品生产项目(除了制药),唯一一个农副产品加工的项目是淀粉制造,还是作为工业原料。纺织类等项目都被拒绝,换上了电缆和电机制造。可以看出,选的都是为全面发展的基础工业。后来能够顺利谈成实现(一百五十项建成),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对此有极大的帮助。

一切从头做起,凡是别人有的,中国也一定要有,还要做到世界最好为止。这一点上,毛泽东看起来就像个疯子。他的比较优势分析就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一方面要说服全党和政府赞同这个目标,另一方面还不能公开宣扬。因为还要哄着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到五八年,跟着苏联后面喊出“超英赶美”,其实心中第一个想要超过的就是苏联。大概在六三年,刚刚结束饥荒,他又忍不住开腔: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句话,我们六十年代听了,觉得是毛主席真有志气;七十年代我们没空想;到八十年代,我们基本肯定这就是在瞎吹牛。可到了今天,好像有些不同的味道了。

毛泽东之所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不会仅仅是一个战略狂人。他更是一个极其有能力有办法的执行者,善于学习,善于调动,谨慎周密,步步为营。从而保证其成功。军事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看到这个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估算要付出的代价和需要的时间。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在一个还基本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如何能跳跃式地加速工业化;违背所有的经济理论,实现一个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战略目标,无论国内外和党内外,都不完全认同,也不知道如何着手。看起来又会是一个《建国方略》式的路演宣传品。毛泽东已经为此准备好的以一贯之的总对策,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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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二) 2017-03-20 09:24:34


在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里,各地各国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异是有限的。但其后,差距迅速扩大,并且无例外地取决于工业化的程度和速度。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纯农业国,工业化程度尚不如印度和许多殖民地区。这也是因为中国没有被殖民地化从而成为已经工业化的殖民国家经济中的一个环节和角色。是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体。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经济转型,补上这一课。有人觉得该补君主立宪课,有人觉得要补耶稣基督课;还有要补性开放课的,要补体育课的。唯独对工业化这门课没有异议,必修。虽然从晚清到民国,国家半心半意地主导了许多年,却仍是杯水车薪。民间也曾经趁一次世界大战时,搞起了一些纺织面粉火柴等加工工业。但中国当时是个被“全开放”的国家,等那些帝国主义仗打完了,中国这边的小黄金泡泡就很快破灭了。而国家主导的那些重工业像钢铁机械(军工)等,不进反退。“民族工业”,几乎成了产业工业的反义词。到1949年,说产业工业是一张白纸,并不算言重。

在“新中国”成立的差不多的时间段,世界殖民地体系瓦解。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殖民体系就能马上改变。新兴民族国家都与中国有差不多的麻烦,穷。世上本没有绝对的穷富,都是相对比较出来的。欠发达(后来修饰成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都严重落后于原宗主国。工业产品大多需要进口,而农牧业的产出却不足以支撑进口需要。

穷则思变,世界上第一个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出现了,并风靡五六十年代。主旨是要通过国家保护,自己生产工业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容易看出这属于欠发达国家的思维,因为这是个革命性很强的战略,要求改变现有世界经济格局,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从而避免被经济上剥削。但这个战略有个先天缺陷,就是没有总体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从单个项目做起,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缺了工业基础的支撑,可持续性成疑。同时这个战略需要闭关锁国。当宗主国被赶走,买办被打倒后,这些国家处于无设备,无技术,无人才的困难境界,关起门来怎么个搞法?即使国家出头办典型,如何解决生产效率落后,产品质量低,价格高,配套和交通跟不上,随时会被替代产品挤垮的长期过渡时期,是绝大多数国家国民无法忍受和合坚持住的。

进口替代战略后来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但这个战略之所以会被提出,却是有成功先例的,最常用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的棉布替代战略。当时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可是英国的棉纺织业,被中国和印度进口的量大价廉物美手工织布完全压制住了。尽管英国的纺织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拥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串工业史上技术革新名称,只价格一项,就让所有的私人资本止步。只得靠国家通过法令严格禁止棉布进口,然后才能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棉纺工业。这个过程可是非常痛苦的,当时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地的纺织工人生活,完全适用悲惨二字,充满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报告。而英国棉纺织工业化对原料的需求,导致了美国南方畸形的间接殖民经济结构,结出了黑奴和南北战争的恶果。余波到二十世纪,依然激发新的棉花生产基地埃及印度的经济学家提出进口替代战略。

英国的棉布“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有两个条件是后来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第一是国内是否现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撑;第二是以后对市场和原料的控制能力。即使具有这两点优势,过程也揭示了要改变已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哪怕只是一个行业或一种产品,都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优势越小代价越大。弱小的欠发达国家,能不能承担得起,愿意付出多少,都是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历史发展也证明,没有发展中国家承担得起。

不出意外,到了七十年代,风向一边倒向了“出口替代”战略。更高明的经济学家们出来说,既然闭关锁国没效果,不如开放。可这显然是一个投降战略:承认和接受现有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安排。既然欠发达国家没有资本,没有外汇,没技术又没人才。不如该干嘛还干嘛,原来卖啥还卖啥,只是要稍微多加工一点。比如原来卖棉花,现在纺成纱再卖;原来卖矿石,现在清洗精选后再卖等。如此逐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和比重。经济分析出你的天生优势就是做绵羊,所以不能总想着和狮子跑得一样快,你只要比其它绵羊跑得稍微快一点就安全了。这个战略不挑战现有经济秩序,不争抢市场和份额。所以实行起来风险较小。“进口替代”一旦不成功就会血本无归。但“出口替代”最不济还可以跟着全世界的发展水涨船高。发达国家吃肉发展中国家跟着喝汤。因为紧跟,所以还能够最先获得发达国家的淘汰和转移,享受到技术和资本输出的红利。

“出口替代”实行起来实际效果要比“进口替代”看上去好多了。但这种“战略”却无法有一个清晰地“成功标志”,因为它不追求革命性地改变。有趣的是,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正好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而同期的中国,正好也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难免有人把中国的历程用这些“发展战略”套用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进入歧途了。实际上中国的实践与这些理论基本无涉,只是在开放后,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将其当作进口新鲜玩艺鼓吹。我们之所以要复习这些过时背气的发展理论,因为今天外界在解读中国现象时,依然在用这些“国际尺度”比划;至于中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比外面更清楚了解实际历程,却要用别人的套话来注脚,是典型的郑人买履。

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等,说是战略有些勉强,更像战术层面的东西。它们的作眼点,是出于脱贫,解决吃饭和吃肉问题的。在它们出现之前,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已经制定和成型。中国在解决吃饭问题之前,或者说中国在解决吃饭的眼前麻烦的同时,从来就没有忽视战略层面。二十世纪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制定并坚定执行长期发展战略的,回顾起来似乎只有中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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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一) 2017-03-17 09:21:3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当年一别司徒雷登,到八十年代重新开放,再到今天紧紧追到美国身后,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例。这算不算个“奇迹”,尚有争论。经济学上对此解释无力是没争论的。回首这七十多年的道路,内部和外部的人看法有明显差异。中国之外的看法就是比较笼统,作为一个延续的历史现象对待。称为奇迹往往是对比当年列强离开中国的时间,比如1937年或1949年时的“东亚病夫”印象。中国内部的人多是感觉割裂的,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开始于改革开放,基于对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1976年文革印象。数据似乎也证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了二十年在10% 以上。但这两年,已经下降到6%-7%, 这个增长率水平,已经和“国民经济崩溃”的文革十年时期持平了。

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占世界的比重,远非当年可比。可以预期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慢。当然,6.5% 的年增长率水平,也是欧美这几年数据的三到四倍了。所以这6.5%依然了不起,因为依然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再持续几年就全球第一了。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必须说或会如此说文革中的7% 年增长率,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成分多一些呢?文革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后,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两个口号,有什么不同呢?若是“抓革命”不灵,“改开”是不是一抓就灵呢?“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制度革命,是不是抓对了“某种革命”就一定能促生产了呢?

自进入近代工业化始,地区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进步速度的差异迅速变大,也更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刺激现代经济学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既然工业革命出现在欧洲,所以最早的解释是人种差异,白人的智力优越。但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连续性的支持。后来有一种改头换面: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还是主要说是热带人懒惰,从智力优越变成文化优越。这种说法同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例外:特别勤劳的中国人。所以会一时“黄祸论”流行。另外屡屡还有把上帝拉进来的,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我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可我们心中总是认定有物质以外的东西在起着决定性地作用。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三种现象: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分配形式;和总体经济制度设计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究竟谁决定谁,他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有多大影响,如何起作用等,一直是热门话题并争吵不休。我所了解的比较专门的研究是制度学派。但制度学派用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局限了其偏重微观分析。因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的含义和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微观到宏观还有“惊险地一跳”。而这一跳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用交易成本差异去解释宏观经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时,一致性和普适性并不是很好。

但我认为制度学派的研究是一种经济学自身的进步,因为这种研究是符合“去价值观化”学术方向的。经济学不是科学,它的产生,是带着强烈的价值观倾向,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二十世纪,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世纪,经济学被政治绑架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公有制对私有制,组织形式上的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等。双方都把经济发展的快慢作为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双方也各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在这种接近的狂热氛围中,经济学常年被用来为政治作注脚。逐渐地在普通大众(非经济学界)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潜意识。今天美国选民,也都自然地觉得经济不好要怪总统。而部分中国人,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几乎是出于一种宗教般地盲信,认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没有想过那些一直“开放着”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显灵;对以往的经济发展选择性遗忘,不加思考地重复“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破灭了“抓革命促生产”,却坚信“改开”一抓就灵。

二十世纪是各种主义,各种制度,各种混搭,各种革命的大试验和实践时代。但是,一个世纪折腾下来,政治格局改变良多,但基本经济格局没有变。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富国还是富国,弱国仍是弱国。也许只有中国在或快或慢地崛起。即使在资本和技术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圈子里,也没有发生过赶超现象。经济学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还设了诺贝尔奖。但迄今为止,理论上既没有说清楚,开出的药方也没有灵验的。可见经济学不仅仅是对“中国现象”失灵。我认为,思想被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先天性影响和扭曲了,阻碍了我们去认识简单的真相。

当我们复习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时候,会回忆起许多今天已经被 “全球化”一词无差别覆盖了的“陈旧”经济学概念。稍微认真一点的,不用笼统的“民主”和“市场”来糊弄人的经济学家们,先是用“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解释,这一点比用人种来解释政治上正确多了。但如果讨厌这个概念偏“左”,可以用“国际分工”或“路径依赖”来代替。意思一样,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定型并被强势国家主宰,落后国家的发展选择被现状和结构限制了,很难再有大改变。先后对此开出的主要药方是“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但这些路径很快遇到了“拉美瓶颈”,失灵的时候远比灵光的时候多。上个世纪末西方一直在等中国进入这个瓶颈,但直等到二十一世纪,似乎中国还没遇到。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解释中国现象的难度,还让很多人有危机感。类似于当年的“黄祸论”,“中国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现行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没有套用任何经济学家和专业人士开出的药方,中国是一群泥腿子掌权,自说自话地走了一条与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同的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与其它落后国家的各色各样却鲜有成功的赶超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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