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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新中国定都在北京? 2017-07-01 06:29:22



“整整三十年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当年是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如今重返旧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变化万千!毛泽东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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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安倍会谈:致力于用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 2017-02-11 02:27:04

特朗普与安倍会谈:致力于用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

 

新华社华盛顿210日电(记者周而捷)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同盟关系并深化双边经贸联系。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这一承诺“不可动摇”。

 

在经贸领域,美日领导人强调两国应深化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声明说,鉴于美国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两国将在双边框架下进行磋商,以“探索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优途径”。

 

安倍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两国创设的一个新框架下就经贸问题进行对话。

 

特朗普曾批评日本的汇率政策,对美日贸易逆差表示担忧。他还以从日本撤军来威胁日方承担更多驻日美军军费。上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与包括日本在内11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特朗普上台后将面临的七大挑战

 

一、内政:红蓝阵营分裂严重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16日刊发题为《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红蓝美国会开战吗?》的文章称,2016年的大选之后,美国人中重新出现了激烈和日益扩大的分歧。”

 

二、核政策:如何控制手中的核密码?

 

任职典礼后,特朗普是美国唯一一个有权下令实施核打击的人。这样的命令一旦下达,在60分钟之内,就可能会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涂炭。

 

三、副总统彭斯可能“反水?

 

彭斯是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候任副总统。而彭斯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并未支持特朗普,而是选择了预选中排名第二的“保守派”泰德-克鲁兹。

 

四、美俄关系:特朗普可能开“高价”

 

俄罗斯媒体认为,特朗普做了近半个世纪的生意,开始将生意上的作风应用到外交事务上。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他可能会同意改善关系及深化合作,但“会为美国的让步要高价”。

 

五、美欧关系:德国法国都不喜欢

 

特朗普曾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轻视,把她的难民政策形容为“疯狂”。法国和德国政府担心,特朗普可能寻求通过在今年5月份的法国总统选举中支持玛丽娜-勒庞,或是在9月份德国的选举中支持德国选择党,来助欧洲极右翼一臂之力。

 

六、恐怖主义势头未减

 

特朗普一贯主张对于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采取凶狠得多的态度。但是他的顾问们在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七、中美关系:制裁中国将会伤及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最近在上海一次非官方活动中表示,中美贸易战看来不可避免。报道称,不过,地产大亨特朗普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务实精神。他竞选时曾宣称要给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标签,现在改口了,说要“先跟他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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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真替你们脸红! 2016-11-17 04:14:38

  今天最新一期《我是海叔》上线,对于12强赛中国队0-0战平卡塔尔,孙继海表示,里皮给球队和球迷都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改变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什么时候都不晚。这场比赛可以证明,中国队不是谁带都一样,在亚洲层面,中国队不惧怕任何对手。   对于国足在优势情况下未能拿下卡塔尔,孙继海也感到很遗憾,“运气稍差,非常遗憾,只拿到1分。但国足有了不一样的表现,有了新气象,整场比赛相比之前4场比赛有很大变化,可以说换手如换刀。整个团队的战术指导思想,都是力拼对手争取拿到3分。不像以前畏手畏脚,从只发挥出4成,到发挥出技战术水平。我相信大家都会肯定他们的表现。” 孙继海认为本场比赛才是国足应有的水平,“6成控球率、3次门框,几乎是碾压式的优势。再次证明之前只是发挥出了最多40%的能力和水平。再次验证了里皮所说的,中国国脚们在亚洲层面上不惧怕任何对手。中国队真的不是谁带都一样,我们的国脚,在亚洲这个层面上具备竞争力。由原来的畏手畏脚到现在的放手一搏。” 真不知道,说出这样的话来,脸红不红!国家花了多少钱,打造这样一支足球队,连亚洲12强都进不了!还有脸说什么“中国队不是谁带都一样!”技术粗糙, 能力不足,就要直面承认,然后努力训练。不要向自己脸上帖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不足!真替你们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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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伊运”恐怖组织头目亚甫泉 被土耳其警方逮捕 2016-09-29 00:31:49


近日,一个名为“EnverEnver Karakas”的“脸谱”账号发布消息称,常年躲藏在土耳其的“东伊运”恐怖组织头目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后简称亚甫泉)已于8月31日被土耳其警方逮捕,该账号声称,土耳其警方逮捕亚甫泉“是迫于中方压力”。

亚甫泉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境外“东突”势力反应强烈,纷纷发表言论向土耳其政府施压,并鼓吹“立即采取行动”。笔者从前方知情人士处获悉,9月2日,土耳其“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组织头目黑达依吐拉·乌谷孜汗网罗一批人员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和伊斯坦布尔警察总署前搞示威游行,并拉拢其他国家“东突”势力煽动“联手营救”。

与此同时,“世维会”头目帕尔哈提·买买提等人9月2日在“脸谱”发布亚甫泉简历,呼吁土政府立即释放亚甫泉。“东伊运”恐怖组织更是担心自己的势力可能会被“连根铲除”。

这则消息的中心人物亚甫泉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的被捕让境外“东突”恐怖势力如此恐慌?

头号“东突”恐怖分子

2003年12月,中国公安部公布了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在名单上,排在亚甫泉之前的有四人,分别是艾山·买合苏木、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多里坤·艾沙和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

根据此前港媒的报道,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死亡,有的人淡出运动,“换句话说,现在仍活跃的亚甫泉,可能是头号‘东突恐怖分子’”。近年来,亚甫泉在境外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暴恐组织(即“东伊运”),主张通过“圣战”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他在阿富汗等国建立训练基地,不断培训恐怖分子,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在中国境内的暴恐事件。2003年1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获悉,1958年生人的亚甫泉15岁时曾因盗窃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不断组织策划恐怖犯罪行为,并于1997年以揭换照片的方式,持名为“吐尔逊·胡达拜尔地”的假护照从福建厦门高崎口岸偷渡到沙特。

非法出境后,亚甫泉于1997年4月与艾山·买合苏木等人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喀什会馆”成立了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后改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该组织于2003年被联合国1267委员会列入制裁名单。当时,艾山·买合苏木当选为该组织的“艾米尔”,亚甫泉当选为“副艾米尔”(副主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甫泉算是“东伊运”的创始人,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中是一个关键角色,所以,境外的“东突”势力对这样一个骨干被捕肯定感到非常不满,声称要采取“营救”活动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境外支持“东突”恐怖分子进入中国实施恐怖行动

偷渡成功令亚甫泉的行为更加猖獗,1998年以来,亚甫泉先后派遣多名境外“东伊运”恐怖分子潜入中国伺机实施恐怖破坏活动。

笔者从权威途径了解到,后来被捕的“东伊运”骨干吾不力卡斯木(化名)曾透露,自己于1997年12月被艾山·买合苏木和亚甫泉派遣入境,并收到汇来的活动经费2万美元,用于购买通讯工具和制爆原料。随后,在各地召集多人进行制爆试爆、拆卸武器、射击等训练。“在此期间,我们一直与境外的艾山·买合苏木和亚甫泉等人保持联系,并按照他们的指挥进行活动”。

笔者注意到,亚甫泉很注重从偷渡者中“选拔”入境中国实施暴恐行动的人员。根据“东伊运”暴恐分子阿布都热合曼(化名)的交待,2011年9月他抵达土耳其后,曾在餐厅、果园等场所打工,期间,亚甫泉频繁向其宣扬“圣战”,并拉拢其参加“东伊运”。2011年12月,在亚甫泉的安排下,阿布都热合曼拿着亚甫泉给他的220美元经阿富汗喀布尔前往巴基斯坦部落区参加“东伊运”,接受武装训练。2012年6月,亚甫泉安排他返回中国,并向其布置了在中国境内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任务,然而,他刚从中国香港进入深圳即被警方抓获。

同样经历的还有阿不都艾尼(化名),2012年5月,他为参加“东伊运”进行“圣战”从埃及到了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与亚甫泉相识。亚甫泉要求他到阿富汗学习各种制爆技术和枪支使用技术,然后返回中国进行“圣战”,并向其提供4000美元经费。2013年,阿不都艾尼从伊斯坦布尔乘机前往北京,不久即被警方抓获。

“通过境外策划、训练和指挥,派遣人员回到中国进行暴恐犯罪,并不是亚甫泉的首创”,李伟说,其实土耳其一直是境外“东突”恐怖分子活跃的中枢区域,“我们知道,近年来国内一些‘东突’恐怖分子不断偷渡出境,通过南亚、东南亚在土耳其集合,从土耳其去叙利亚、东南亚进行训练,再潜回国内从事暴恐活动,这种做法跟国际恐怖势力有相似之处”。

“如果美西方国家暗中将‘伊斯兰国’引向中国就更好了”

笔者注意到,除了在幕后指挥策划恐怖活动,亚甫泉近年来还热衷于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极端主义内容音视频。这些音视频无不极力宣扬仇恨,为暴恐犯罪行为张目。

2013年10月28日,天安门金水桥边发生恐怖分子驾车冲撞致人伤亡的暴恐案件,当年11月1日,亚甫泉通过“独立电台“Youtube”网站发表讲话,声称要向袭击北京天安门的“圣战”者学习,鼓动所有“东突厥斯坦”人向中国政府开展“圣战”,“没有别的出路。”

2014年5月23日,亚甫泉通过“独立电台”网站针对乌鲁木齐“5·22”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做“圣战”动员并发表演讲,他在视频中说“希望‘东突’百姓的反抗对象直接对准‘东突’境内的人和中国政权机构,想法设法在‘东突’境内行动”!

同为暴恐组织,虽然亚甫泉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伊运’的目标不是加入IS”,但他在网络上的言论却让人无法不将其与IS相联系。2015年4月17日,亚甫泉通过“独立视频网”发表题为“‘伊拉克沙姆伊斯兰国’会不会进入‘东突厥斯坦’”的煽动性视频,他竟然声称:“如果美西方国家暗中将‘伊斯兰国’引向中国那样就更好了”,“盼望‘伊斯兰国’进入‘东突厥斯坦’”。

“亚甫泉表示自己跟其他恐怖势力不是一路,其实只是他对外宣传的一个手法。”李伟表示,境外的一些“东突”暴恐分子除了自身的特点之外,与一些国际恐怖势力联系非常紧密。

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大使馆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称,自杀者就是按照活跃在叙利亚、与“努斯拉阵线”组织(更名为“征服阵线”,JFS)有染的维吾尔恐怖组织的命令,实施了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恐怖袭击。

这种勾连并不是偶然的。港媒在2015年报道称,2011年,拉登被杀死后,“基地”组织运作能力江河日下。从2012年开始,就有“东伊运”恐怖分子从阿富汗转移到“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日本中央大学讲师水谷尚子曾在调查后称,近年不少“东突”恐怖分子途径土耳其南部进入叙利亚进行为期5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训练与新兵入伍训练差不多,“只是有人教他们用阿拉伯语吟唱以提升士气”。

对于“东突”恐怖分子与其他恐怖势力的勾结,亚甫泉曾这样对媒体炫耀:“我只能说在叙利亚的人数足以开战,有人说有两千人,但我知道比这个数目多”。

“目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主要分两种,一个是‘东突’自身的活动,另外一个就是‘东突’与其他恐怖组织联手的活动。”李伟表示,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恐怖袭击就是后者的典型案例,这个事件背后,很多从中亚到西亚的恐怖势力都对“东突”分子提供了援助。

专家:希望中土能合作引渡亚甫泉回国

从亚甫泉被捕,到现在已近一个月,“东突”势力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的情况也一直存在,土耳其会不会受这些声音的影响?李伟表示,亚甫泉被逮捕是符合土耳其相关法律的,土耳其受到的压力并不只是来自于“东突”势力,也来自其国内一些与“东突”关系比较密切的极端组织。

对于一些势力声称亚甫泉被捕是由于“中国向土耳其施压”的结果,李伟认为,土耳其还是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来行动的,“我们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境内的安全稳定形势日益恶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内外恐怖势力的威胁,所以土耳其也不能容忍自己国家成为国际恐怖分子滞留的‘乐园’”。

“尽管土耳其方面存在压力,中国还是希望和土耳其加强反恐合作,能够将亚甫泉引渡回国”,李伟表示,这种司法合作是双方反恐合作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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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赠“中正剑”的中将地下党员 2015-12-25 19:38:22


张克侠(1900~1984年)原名张树棠,河北献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任29军副参谋长、59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1948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在淮海战役前线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等职。

张克侠在国民党军中素有“智囊”“夫子”之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称他为“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为人知的是,他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利用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和冯玉祥将军的连襟关系,以其过人的才智和胆识,为党秘密地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为积极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苏联到国内完成入党心愿

1918年,张克侠与北京通县姑娘李德璞(后改名李英)结婚,后来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和冯玉祥将军结了婚,两人成了连襟,这为以后他在西北军中能长期立足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1927年春,张克侠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由于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张克侠等被校方送回国内。

回国后,几经辗转张克侠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成为一名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并领导的特别党员,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积极备战抗日保护骨干转移

七七事变爆发后,统率国民党第29军的宋哲元与日本代表谈判交涉,暂停军事准备,但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为挽救危局,张克侠几次建议宋哲元将在南苑的29军军部和军队移至便于指挥作战的地方。宋哲元担心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南苑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未构筑有效防御工事,部队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此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

张克侠为动员群众支援抗日积极奔走。不料7月28日夜里,当张克侠回到怀仁堂时才发现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第二天日军就要进城了。原来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因为张克侠坚决主战,未通知他参会。

张克侠闻讯后马上把这一突变告诉共产党方面,使大批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及时安全撤出,免遭日军毒手。

人称“佩剑将军”阵地起义受奖

1938年张克侠随冯玉祥到武汉,第一次见到了领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任33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抗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颁发了一批佩剑,名曰中正剑,张克侠获赠一柄,故人称“佩剑将军”。

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又成立了第三绥靖区,张克侠被任命为副司令官。他利用这一职务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随后派人密送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率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一个半师共2.3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这次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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