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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蜜蜂剧场  
既已化云聚天穹,何又成雨洒西东?落地入土润苍生,飞天志在搭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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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文革拼图(一、二、三) 2016-01-29 09:20:48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
  
⑴.文革中大搞个人迷信神化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编造。
  
    ⑵.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尽人皆知。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谁搞的不言自明!

为何后来没搞这一套了呢?公知们应该知道这一历史,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泽东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人(与今天“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团”是志同道合之辈)故意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

周总理当即问:需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

如今喋喋不休用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文革中破坏文物古迹毁灭中华文化

“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

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

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5)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

“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

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

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6)文革中谁在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7)文革中谁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有图有真相,)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

   “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

      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北京的红八月)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

      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

      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8)文革中谁煽动武斗,“全国大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

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

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你们再不停止武斗,就是国民党,就是反革命。就消灭你们”——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9)文革中当权派并没有束手就擒
  
  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

     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

    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页)

     (10)文革中谁搞打砸抢抄抓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提倡让红卫兵造反派搞打砸抢,有何凭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11)现在谁在毁灭文物?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以为文革中的一切恶行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呢?
  
  一是“为权力而‘真理’”当权派的长期以来的大肆宣传,导致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二是毛泽东的党内对手对抗毛泽东的手段极其刁钻。以一言蔽之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毛泽东,用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整毛泽东。不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时就已经如此。
  
  例如,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
  
  ——“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由此可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反毛泽东”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话歪曲成命令指示,从而剥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机会,达到实际封锁毛泽东的效果。二是极“左”极右来回跳。比如那个“学者的良心”吴敬琏,说左就“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连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都不行:“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一说右又右成了“吴市场”,口口声声“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反市场规则”,还一边当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边当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总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说冷就扔进火炉,一说热就丢进冰窖;一说涝就弄成沙漠,一说旱就弄成泽国。

拿破仑说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这些人就是用专门走极端的办法把真理落实成谬论,名正言顺地变着方地捣乱,就是不让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把事情弄砸了,还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毛泽东”的说法。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网络文章摘录:

黎阳:“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


···························

阿妞姑转贴”人神共愤:中华文化毁灭纪实

蜜蜂的评论:

1,“毛泽东的红卫兵”提法极不准确。

这种模糊提法混淆了文革中“两种红卫兵”,1966年文革初期8-9月间,(从北京波及到全国各地,要晚一些到1967年)的打砸抢破红卫兵是“贵族红卫兵”“大院子弟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是走资派使用的“让文革搞成浩劫”的红卫兵;

2,造反派运动造成十年浩劫极不合历史事实。

文革是“二个司令部的斗争”,整个红卫兵运动只有不到两年时间。造反派组织活动在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就停止解散,不再活动。但是走资派从来没有束手就擒过,他们不断反复、反攻倒算“翻案”,就是所谓“三起三落。”所以,文革破坏和反破坏有“不同时间段”。要不就不能说明:

为何文革初期的“破四旧”不久就停止了呢?

为何文革初期打斗群众和知识分子停止了,变成斗“走资派”呢?

全国武斗停止之后,有确凿证据的刑事案件都开始清理。武斗制造者都进了监狱。不清楚这“两种和不同”,就会被走资派和公知们散布的大量“否定文革”言论蒙蔽了!万维上有人说她姐姐被造反派强奸,这样的刑事犯罪都栽到毛泽东头上,就更荒唐可笑。那华人在美国被枪杀也是奥巴马的罪行啦!

很奇怪一直对中国传统和中华文化持否定态度的悠悠们,他们一贯批判中国的“太监文化”“猪圈文化”“没有信仰的文化”,现在突然又“人神共愤”了。真不愧为“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嘿嘿!

真实的文革拼图(二)

真实的文革拼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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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4-01 14:13:51
<h2><a title="转向 1966年,血色八月" href="http://yeshuming.blog.21ccom.net/?p=49" rel="bookmark"><span style="text-decoration:underline;"><span style="color:#0066cc;font-size:24px">1966年,血色八月</span></span></a></h2><div class="postmeta"><span class="postmeta_author">叶曙明</span> <span class="postmeta_category"><a title="查看 未分类 中的全部文章" href="http://yeshuming.blog.21ccom.net/?cat=1" rel="category"><span style="text-decoration:underline;"><span style="color:#0066cc;font-size:16px">未分类</span></span></a></span> <span class="postmeta_author">浏览次数 (3232)</span> <span class="postmeta_time">2013-05-12</span> </div><p><!-- end postmeta --> <!-- end title --></p><div class="entry"><p><span style="line-height: 1.6em">1966年7月,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口号为标志,血统论风行全国,到8、9月间,发展到病态的狂热巅峰。破四旧和斗争“牛鬼蛇神”的主力军,就是这批血统论的“红五类”红卫兵。</span> </p><p> 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至今说起“牛棚”、“戴高帽”、“涂黑手”、“喷气式”这些往事,余痛犹在,不堪回首。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到8月初,暴力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从北方来的学生,把浓烈的火药味,带到了广州。从此广州不复平静。</p><p> 最受关注的是北京一○一中的学生,他们是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好斗分子。从8月28日至9月5日,他们以大串连名义,分五批共65人来到广州,好像水银泻地一样,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点火活动。</p><p> 8月30日晚,北京一○一中的学生,向前来取经的广州十七中红卫兵介绍了三条经验:一、你们就把党支部砸了,可以抓他们游街,游街不算武斗,北京就打死被游街的50人;二、向小商小贩进攻,北京的小商小贩都给铲掉了,你们可以到处都砸,叫他们顾也顾不过来;把公私合营也给砸了;三、剪辫子,北京的红卫兵上街带着剪子,看到留长辫子的就剪。北京大学附中有几个红卫兵,跑到广州市委,勒令把所有政协委员名单、大资本家名单交出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我们在北京每天都打死地富反坏分子几十人,广州打死几个有啥问题?打死就算!”</p><p>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个红卫兵到广州市十一中召开学生大会,传授打人经验:“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十个、二十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p><p> 在全市的大中小学,许多教授被红卫兵抄家,封闭卧室,掳走财物,有些被剃阴阳头,满脸涂墨,在校内游行批斗。广州六中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初,全校70多位教师,有40多人被红卫兵打过,20多人伤势较重,有些被打到吐血。红卫兵还逼被打者互相殴打,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成年家属排成队来打。</p><p> 红卫兵对关入牛栏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经常鞭打,一时叫他们笑,一时叫他哭,或者叫他们在地上打滚,或者罚他们跪在地上。10月28日晚,一伙红卫兵通知“牛鬼蛇神”集中到学校最偏僻之处,勒令他们弯腰,把附近电灯熄灭,用木枪、木棍等武器、工具,乱捅乱戳、毒打、鞭打,不少人胸部、骨骼受伤。“黑五类”同学更是被打的对象,被打伤了还不准包伤。有些同学躲在床底,也挨脚踢。</p><p> 很难想象,这些才十几岁的中学生,本应是青春无邪的少年,何以如此凶残冷血,毫无人性,以至于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觉得百思不解,不断地试图从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甚至从古代巫术、图腾禁忌去分析,但都无法解释得清。</p><p>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成立,纠察队被赋予了“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的执法权力。但那时,社会上纷纷乱乱,还有什么“法”可依呢?</p><p> 血统论虽然只风行了两三个月就被否定了,但它的影响十分深广,造成的破坏也非常惨烈。学生的分裂,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追根溯源,就是这时从划分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发展到黑七类、黑十一类)开始的。</p><p> 载《羊城晚报》2013年5月11日</p></div><p><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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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2-01 11:54:37
秦晖: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

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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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31 10:00:09
阿妞姑,

所谓文革的被毁坏的“文物”许多并不是什么“文物”。

首先,那些庙宇殿堂泥菩萨,许多都被历史上战乱、自然灾害等毁坏过多次,后人又重新建立的。

其次,那些东西的文化意义多数其实非常渺小,所谓文物古迹是历史的意义,并不是那个东西的意义。历史遗物有许多是糟粕,比如颐和园和圆明园那些东西,只是满清王公贵族的荒淫生活写照和慈禧太后的愚昧统治的奢侈品,有多大深刻的文化内涵?

有些人是借用“古人”“文物”发泄,借题发挥而已。说明什么呢?呦呦们对当今共党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现实中国社会再没有多少叉子好找了,不得不别开生面找门路发泄而已。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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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31 09:40:30
香椿树1,

赞同你的看法,文革的失败和成功自有历史去证明。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中许多人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迫不及待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所以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党内走资派,不是没有道理的。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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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6-01-30 07:04:42
不得不用官僚管理社会, 毛文革初期订下了方针就交给刘少奇去落实,结果就出了3年赶上英国,占在稻穗上鼓吹亩产万斤, 反瞒产私分把农民饿死, 既然有少奇小平伙同官僚破坏大跃进搞出了亩产万斤饿死人的前科, 毛为啥还让少奇用同样手法搞了50天的白色恐怖?
君子说叫仁至义尽, 文革前官僚欺压百姓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反抗压迫反官僚还让官僚的头子去领导, 你能怪刘鼓动官僚子弟打砸抢, 给文革抹黑吗? 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彭德怀59年就说刘少奇邓小平大跃进中的极左是故意破坏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好心办坏事, 而是故意干坏事。
另一条证明, 65年毛泽东送彭德怀去三线建设,曾说过:历史证明也许你是正确的! 所以, 毛也玩了一次厚黑。 但是, 送彭德怀去三线显然知道文革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成功, 而发东学生也证明毛泽东很清楚, 百姓不具备反抗压迫的集体意识。 换句话说, 毛对“失败”的必然性是清醒的。 官僚后续会做啥他心里清清楚楚。 文革后便成孤家寡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毛泽东搞文革差不多就算是舍身取义, 为唤醒百姓的维权意识, 打掉官僚集团的权威与神秘不惜牺牲自己。
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是成功了, 但是, 成功感谢互联网, 不然话语权被权贵垄断, 让妞这样的犬儒裁剪裱糊涂抹, 历史真实也就便成漆黑的灯笼, 百姓还需要从头摸索。 毛泽东不愧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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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6-01-29 20:23:30
蜜蜂啊,这样跟你说吧:
赫鲁晓夫接班后, 面对被斯大林整肃残杀的一片狼藉,他也想过你这样的主意:把一切罪行忒大贝利亚头上,保全斯大林。可是, 有筒子说,贝利亚做的事,好像你赫鲁晓夫也干过。赫鲁晓夫说,那是被斯大林逼的。结果赫鲁晓夫被逼的没办法了,只好掘斯大林的墓。
可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掘谁的墓都没用:只有推倒那座列宁神像。
当然,神像一倒,大厦就呼啦啦啦,呼儿嗨哟!
其实不要像你这样去辩白。谁当了中共头儿,都不会倒大神,只能跳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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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6-01-29 20:22:06
蜜蜂啊,这样跟你说吧:
赫鲁晓夫接班后, 面对被斯大林整肃残杀的一片狼藉,他也想过你这样的主意:把一切罪行忒大贝利亚头上,保全斯大林。可是, 有筒子说,贝利亚做的事,好像你赫鲁晓夫也干过。赫鲁晓夫说,那是被斯大林逼的。结果赫鲁晓夫被逼的没办法了,只好掘斯大林的墓。
可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掘谁的墓都没用:只有推倒那座列宁神像。
当然,神像一倒,大厦就呼啦啦啦,呼儿嗨哟!
其实不要像你这样去辩白。谁当了中共头儿,都不会倒大神,只能跳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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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5:34:50
“造反派”是现在电影、小说中“反面人物”,好象面目都差不多。

实际上,作为“文革”中一种积极的、走红的人物,“造反派”并不总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名称也有过几次改变。

常有文章控诉“文革”对自己的迫害。如果把各篇文章拼接在一起,会发现这一文章中控诉别人的人,可能正是另一文章被别人控诉的人。

倒也未必是作者说了假话,因为各自说的是“文革”不同时间的事情。

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确实显得“厚脸皮”。这里并不想对这种情况作更多的批评,只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如果说今天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只记得自己被整而忘了自己整人,那么当时的问题则出在自己身受痛楚时才反感“文革”,灾落他人时却不管不顾。

----------------王友琴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youqin.html王友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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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58:57
附曉涵 米雅:《789集中營》前言


用了近四年的時間,我們採寫了一個特殊群體——《789集中營》的部分受難者。《789集中營》,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關押中國高級幹部子女的的集中營。這個集中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的。集中營設在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所內,名曰“幹部子女學習班”。它的代號是789,故稱其為《789集中營》。

《789集中營》從一九六八年九月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九月結束,一共是四年的時間。這期間,前後有六十五名高級幹部子女被關押在裡面。在這六十五名幹部子女中,副總理級以上幹部子女有十九名,部長級幹部子女十七人,司局級幹部子女二十人(司局以上的幹部即中共高級幹部)。

他們當中包括賀龍元帥的兒子和女兒,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女兒和女婿,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的三個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譚震林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等人。

他們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達五年多(包括在其它監獄裡關押的時間)。六十五人中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四歲。

一九七七年,集中營的部分受害者撰了寫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報給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復,要求調查屬實之後徹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後代永遠不許幹這種荒唐到頂、野蠻到頂的事情。”

經過復查後,有關部門決定為所有《789集中營》的受害者徹底平反。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了關於在“文革”中的經歷,為什被抓,為什被關押在《789集中營》?在集中營的生活等等。

被採訪者都是歷經滄桑的中年人,但當他們回憶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時,仍然難以自已。採訪中他們憂鬱的嘆息、長長的沉默、緩緩流下的淚水,至今還深深地震撼著我們。很少有人願意回顧自己的痛苦經歷,被採訪的朋友們把自己的痛苦變成對自己民族的一種責任,希望大家共同汲取教訓。正如被採訪者陸德說的:“我們之所以把自己那段難過的經歷講出來,是為了讓整個民族汲取教訓,讓那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我們寫作的重要動力。真實地記錄下一些歷史事件,給後來的人多留下幾面鏡子,好讓他們知道歷史的路是在哪兒走岔了的,這應該是世界上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責任。我們寫這本書,也是懷著這樣的目的。真實地記錄789集中營,盡量留下一面清楚的“鏡子”。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們用錄音採訪的方式,忠實地記錄下他們在“文革”和集中營中的遭遇。在認真核實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出了他們的故事。

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接受我們採訪的朋友們,沒有他們真盏暮献鳎蜎]有我們面前的這本書。

我們還要感謝在採訪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向我們提供過幫助的所有朋友們,他們的理解、支持和建議對我們完成本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本書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負有全部責任。

全書共分三集。現在與讀者見面的是第一集。在第一集寫了三個人的故事。

第一個是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兒子陸德。第二個是原中國輕工業部副部長張吾道的兒子張長蘆。第三個是原中共統戰高級負責人、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全國政協秘書長梅龔彬的兒子梅建明。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807772.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聂广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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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56:30
八、
人是全部释放出来了,事情并没有了结。高干子女们在“学习班”的材料,被装进了各人的档案袋里。许多人被认为“有问题”,继续在工作单位里受到歧视。

江青文官集团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学习班”里受过迫害的高干子女站了出来,向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公安局以及本人所在的单位反映情况,揭发问题,要求为他们彻底平反。

1977年,“干部子女学习班”的部分受害者撰写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报送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复,要求调查属实之后彻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后代永远不许干这种荒唐到顶、野蛮到顶的事情。”

北京市公安局的新班子经过复查后,決定为所有“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

平反内容主要包括:对“学习班”的受害者,写出书面平反结论,并派人带着平反结论,到受害人所在单位,与单位领导和受害人本人见面;将平反结论列入本人档案,同时将档案中有关“学习班”的材料全部撤出销毁。有的受害人因此影响入团、入党、升学、提干的,建议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2000年,刘双写道:“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公平地善待着每一个人。

参考资料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
《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编,内部出版)
《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群众出版社1978年出版)
《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我家》(遇罗文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
何忠洲: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2010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
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书摘》1996年第1期,原载《传纪文学》)
刘双: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黄河》2000年第1期)
徐浩渊新浪博客。
陆德新浪博客。
新华社发布的官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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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54:25
六、

进入北苑二期“学习班”的,有两个影响力人物。一个是中学生,《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一个是大学生,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以试图打倒周恩来而闻名的“五一六”兵团造反派头头。张建旗大约也是其中罪名最大、处罚最重的,“学习班”之后未被释放,也未留所劳教,而是被转入正式监狱。

遇罗文后来追忆,“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

这一期“学习班”中,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女生,中央美术学院的翁如澜(有些书刊称为“翁如兰”)。翁是叶浅予的学生,1967年初轰动一时的《群丑图》作者。她与遇罗文分在同组,还有不少交往。两人合排过一场独幕话剧《过年》,私下交换对文革的看法时,被军代表发现,差点误以为二人在谈“姐弟恋”。


七、

刘双记录了往事一幕:他“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盈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待遇。这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

习近平和刘源等多数人只在北苑“学习班”呆了1个多月,就释放出来下乡插队了,有些人却在这里被关押4年之久。

被关押4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三子薄熙来。2007年中共17大之后,新华社发布的薄熙来简历,记录了这段经历:“1968—1972年,‘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

还有一个被关押4年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子林炎志。林炎志的简历如此记载:“1968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的“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被关押受迫害、务农。”

高干子女在“学习班”是如何参加劳动的呢?《北京日报》的公开揭露可窥其一斑:“‘学习班’还让这些吃不饱饭的青少年拉一两千斤重的车子,摧残他们的健康。”

如果林炎志们稍加留意,在少管所庭院的园丁中间,还有一个整天沉默寡言的古稀老人,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刘仁静文革初期从秦城转移到北苑做园丁,一直在这里呆到文革结束之后。

林彪军官集团土崩瓦解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转捩点。1972年初,仍未被释放的林炎志等几个青少年,满怀希望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求救信,却不幸落入了迫害他们的人手里。他们被打成“反改造集团”。直到中央高层出面干预,这些干部子弟才于1972年9月全部获释。

他们也因祸得福,被豁免上山下乡,林炎志被招进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当工人,薄熙来进了北京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二人分别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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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50:44
五、
之所以不同的人对北苑少管所“学习班”有不尽相同的回忆,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当年这里办的“学习班”不止一期,其实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是8月底开学,多数人10月份结业,学员主要是高干子女。第二期“学习班”11月开学,学员主要是各个监狱羁押的高校红卫兵。杨勋就是其中之一,她担任了第二期的二组组长。

杨勋是烈士子弟,北京大学经济系年轻教师,文革时成为聂元梓的对立派头头,被对手以“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的罪名,扭送功德林监狱关了一年多。

杨勋说,1968年11月的一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监狱学习班就在亚运村以北的北苑,也就是现在的立汤路上。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据说原来是‘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成员是政治犯。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政府一个台阶,总不能让政府承认抓错了人嘛!”

杨勋在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中,回忆了这段经历,“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

第二期“学习班”分为五个组,大约60来号人,男生占多数,女生只有6人。与杨勋同组的有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何维凌,因为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先关押在半步桥,学习班后到清河农场劳改。还有延安出生的老红军后代、北航学生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关押两年多。

同期的有郑仲兵,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郑公盾之子,1963年中央民院毕业留校任教。还有北外学生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父母家被抄,她书写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还试图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结果,王容芬当即被捕送医院抢救,后来关进了功德林。

杨勋还记得,“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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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48:11
四、

高干子女们进了“学习班”,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

文革结束后《北京日报》的公开报道揭露,“进了‘学习班’,就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在‘学习班’不准随便交谈、走动,完全失去了自由。”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的指示,“学习班”要对这些青少年“严格进行审查,……弄清他们的政治背景。”

“学习班”的主要职能,还包括强迫这些高干子女写父母的“罪行材料”,“揭发反动老子”。这些所谓的“罪行材料”,包括“各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和哪些老干部来往,说过的话,写过的信,甚至衣食住行等等。”然后,再要求他们“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挖反动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逼迫他们“指名道姓地辱骂自己的父母,否定革命的家庭,……”

“为了捞到一些材料,他们不惜动用逼供、指供、诱供等各种非法审讯手段,百般折磨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常年吃不饱饭,一个少年要求每天增加一两窝窝头,被扣上‘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帽子,受到批判。”

“‘学习班’日复一日的迫害,使这些青少年长期处于精神极度紧张和恐惧状态。”“青少年们有伤病也得不到治疗,有的被释放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最恶毒的一招,“学习班”主事的军代表们“还在老干部子女之间、老干部子女和其他少年犯之间挑动殴斗。”也许,很多年之后的高层政争,在当时就种下了根由?

《789集中营》一书中,作者在前言里叙述,“被采访者都是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但当他们回忆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时,仍然难以自已。采访中他們忧郁的叹息、长长的沉默、缓缓流下的泪水,至今还深深地震撼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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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张 留言时间:2016-01-29 14:46:08
蜜蜂兄,

习主席讲出两个互不否定,是相当有胆识的。因为邓小平全面否定毛泽东(四个坚持是其篡权的遮羞布),习主席不否定前三十年,实质上否定了邓小平一半。对文革重新做历史评价,必须先对邓小平做一次全面评价。

改开之初,人们怀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过了几年精神富有的好日子。随着八九六四把腐败推到公众面前,无穷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到了今天,中共腐败比李敦白描述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十倍不止。官员勒百姓的脖子、官商勾结、黑社会横行、社会丑恶现象举目皆是。司法不公,社会失去了公平正义;环境污染,百姓失去了蓝天白云。所有这些,不应该是改革的必然产物。如果是,那么改革本身问题就大了。邓小平二猫论摸石头过河,让国人的丑恶自由释放,这是中国今天乱象的根源。

邓小平妖魔化前三十年达三十年,看国内的网站现在丑化毛泽东的评论随处可见,唯有邓小平还稳坐神坛。极右分子视比解放前国民党十倍不止的腐败而不见,引领媒体误导下一代,把清政廉洁的前三十年抹黑成一无是处。给文革正名易,请邓小平下神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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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45:59
三、

“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底有多少高干子女,各种说法不完全一致。《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说是总数70人;《罪恶的黑手》一书中说,“这一批老干部的子女中,有中央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子女36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70%以上,最小的只有14岁。”

而在《789集中營》一书中,则说其中有高级干部子女65名。其中“副总理级以上干部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

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分为六个组,每组12人左右,每组有一个军代表管理。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学员当中有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平和女儿叶楚梅、女婿邹家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彭真的儿子;谭震林的儿子;李井泉两个儿子李新桅、张华川(张经武义子);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薄一波的三个儿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林枫的儿子林炎志;孔原的儿子孔丹;梅龚彬的儿子梅建明;徐迈进的女儿徐浩渊等……。

其中董良翮等是“联动”骨干成员,1967年1月初曾先后被抓进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关了100来天, 4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释放。(这是红色八月血腥惨案之后的抓捕)一年之后,1968年4月董良翮“二进宫”,再次遭遇囹圄之厄。几乎与此同时,同为“联动”负责人的陈毅元帅儿子陈小鲁,则被周恩来秘密送往沈阳军区的部队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成为不戴领章帽徽的特殊一兵。

学员中大多数人是中学生;少部分是大学生,如贺鹏飞、李新桅、陆德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叶帅的女儿女婿,则是1948年就留学苏联的“4821”成员,当时已经40出头,工作多年。 叶选平也是留苏回来的,时已44岁,任职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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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45:07
二、

“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地址,在北京市公安局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昌平区立汤路,也被称为北苑监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和罗瑞卿的女儿点点,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这个地方。

这个“学习班”有多种名称。后来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子女学习班”。笔者怀疑,在当年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下,主事的军管会军代表们,会否用“干部子女”这样的中性名词来描述“走资派”子女。也有学员回忆,这里被称为“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黑干子女学习班”等。还有种说法,“学习班”取了个保密代号“789”。

几年前,有人采访其中的几个学员,包括陆定一之子陆德等,写了本专著在香港出版,书名就叫《789集中营》。至于将这里称为“集中营”,笔者看到最早的出处是1978年《北京日报》的一篇揭批文章,题目为“迫害干部子女的罪行必须清算”。文中提到,“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的集中营。”

刘双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少管所办的是“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刘双的父亲刘克林,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文革初期自杀身亡。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是1968年初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主要是指把造反派的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认为,这是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是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密切上下级关系的好办法。也有一些学习班,实际上是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隔离起来,对这些干部进行审查。

谢富治为什么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干部子女学习班”呢?还得从当时的政局变化说起。

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四一四”两派“百日大武斗”鏖战犹酣,北京卫戍区支持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试图进驻学校阻止武斗,被学生武装当场打死5位工宣队员。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传召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龙颜大怒,严词训诫,一举结束了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专政。

1968年8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大专院校互相抓的对方人员要立即无条件放出;私自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监狱都是非法的,一律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处理;……

于是,各组织各单位开始清仓放人。一些被对立造反派扭送到公安局后被羁押在功德林、半步桥等监狱的人,一些被造反派关押在私设监狱(牛棚)的人,凡是没有重大刑事罪责的,都开始被释放出来。

谢富治、刘传新等人却不甘心把其中的部分高干子女放虎归山,找个办“学习班”的名目把他们再集中起来审查、逼供、迫害,“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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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43:16
关于“789集中营”资料:


东方平:1968年北京少管所“学习班”始末
一、
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推出人物特稿介绍习近平,回顾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披露习近平的家庭生活细节。

特稿中提及:“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

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官方第一次证实,习近平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

习近平为何被关押?在哪里被关押?新华社特稿语焉不详。新华社在中共18大后发布的习近平简历,只是从1969年1月下乡插队开始。习近平从出生到中学的经历,都未曾涉及。

不过,2010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署名“何忠洲”的作者追忆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提到习近平去延安前在北京 “被关押”的大致时间和地点。文章写道: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习近平。习15岁因其父问题成为‘反动学生’,被关进少管所。毛的号召一下来,他就报名参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军。”

习近平1953年生人,15岁正值1968年,而北京当时就一家市属的少管所。

从内部出版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可以查到:1968年8月29日“谢富治指使市局军管会,将贺龙同志之子贺鹏飞等15名高级干部的子女押送市局少管所进行审查。接着,又以成立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名义,把刘少奇、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同志的子女55人也关进少管所。对这些干部子女进行政治上是迫害和肉体上的摧残。强令他们和家庭‘划清界限’,揭发其父母的‘罪行’。有的被关押长达5年之久。”

严格地说,高干子女们从1968年8月底进入少管所“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少部分人留下来劳动改造,最后1972年9月全部获释,刚好4年。干部子女“被关押长达5年”的,应该包括进“学习班”之前在少管所或其它监狱收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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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4:28:57
云乡客,

你说得对!研究总结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许多事其实非常明白。具体到文革中的事和人,其实可能就在身边,可能就是自己做过的。

文革破坏文物迫害群众,现在仍然是有名有姓有证可查的。为何仅仅只有宋彬彬陈小鲁出来为自己的罪行道歉呢?难道她二人就制造了“北京红八月”?全国武斗?反攻倒算?

只是泛泛而谈对文革进行“声讨”没有多大作用。认识历史吸取教训,明白文革罪行的发生原因,将来不再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那个一样年代的时刻,却能约束自己不再荒唐行为,才有意义。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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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乡客 留言时间:2016-01-29 13:09:43
历朝历代,国人中总有一种人,对于“国之君”奉献出全部的忠诚和信任,即使被“赐死”也还要“谢主隆恩”。凡有成就,一律欢呼“圣上英名,江山有幸”;凡有阻滞混沌,都是“奸臣当道,蒙蔽圣听”。

但那是“封建时代”,现今研究历史,还在用这一套准则吗?

至于“那华人在美国被枪杀也是奥巴马的罪行啦!”这一问,其实是有答案的,那就是奥巴马推脱不了被“问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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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2:20:27
老张,

他们不敢公开档案,甚至不敢人经历文革的这代人还在世的时候评价文革,研究文革,刨根问底。因为他们的罪行一旦暴露,没有裤子了。

许多有认真研究实事求是的文章都被删除了。

在国内网络许多文章已经找不到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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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6-01-29 12:15:14
马甲哥,

你看到了文革祸害的结果,没有看到产生祸害的原因。

神化毛泽东的结果,就是你说的造成“打死人活该”。至于保皇派红卫兵的问题。你可以看共识网秦暉的文章谈“贵族红卫兵”可以谷歌“789 集中营”“北京红八月”“红卫兵道歉”等。他们造成的影响直接驱动持续全国的文革运动,是不可否认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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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张 留言时间:2016-01-29 11:12:20
毛后邓后(胡锦涛也是邓的人)评价文革是需要勇气的,习主席想不想做、敢不敢做,现在还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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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甲 留言时间:2016-01-29 10:49:40
蜜蜂老兄:

1)毛泽东私底下说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做国家一把手的时候的实际情况:全国人每天学他的红宝书,喊他的万岁,挂他的画像。谁若对他不尊,就死啦死啦地。他死了之后,据说曾有人在上海的小菜场当众扯下自己的黑袖箍扔在地上说,又不是死她家人,马上被抓起来,然后死啦死啦地。。。。虽然这只是谣传,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是,当时听到这个谣传的人没人敢说那个女人不该死,却都说她该死。

2)文革中可能是有红二代及保皇派与后来造反派之分,而且前者可能是最早搞打砸抢的。但是,毕竟权贵的人数比不上平民的人数,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那些搞打砸抢的红二代对他人的迫害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造成的后果的影响,而象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根本也不可能去全面了解那些红二代的红卫兵最初是如何作为的,耳闻目睹的则是造反有理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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