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资料：今年年初1月6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纪委第七次全会，确定了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会议公报称：“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纪委抓总，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并任命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十九大之后，这项“监察委改革”开始在中国全国迅速推广，

根据王岐山在2017年1月6召开的中共十八届纪委第七次全会报告上透露，在明年3月，即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正式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最终决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会成为与国务院、检察院、最高法院平行的国家机构，负责对所有公职人员实施监察工作。

未来，将取消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最高检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并将其相关职能并入新设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委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单独选举产生。各地方也将参照办理。

这里是筹备组对中国监察制度的进一步解释：

原文标题：监察委-——谈中国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监察的思想。自秦始皇开始，出现了御史大夫为代表的监察制度，这个制度到明朝发展到巅峰，出现了都察院、东厂、西厂。直到清代雍正时期，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统一和严密。

民国期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包括监察在内的五权分立制度，在他看来，设置监察院承担监督职能。按照孙中山的设想，监察院之所以必要，因为中国不存在独立司法，新闻自由也不存在，故要设置监察院，以限制权力的专横，以打破过去王朝兴替的周期率。

中共当前成立的监察委可以从历史上寻找源头，但是也更需要从中共的政治体制自身来理解。十八大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与预防腐败的体制弊端有关。

首先，反腐机关分散，反腐机关之间互不配合，为腐败的滋生留出空间。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部委系统、各单个组织都有反腐败建制，例如党、政府、军队、人大、政协、教育、企事业单位内部都有反腐败的单位。不过，它们之间并没有有效的协调和合作。

其次，自我内部反腐的弊端。各级部委、政府的腐败都是自己来反自己。地方纪委虽然也归上级纪委领导，但同时也归地方党委一把手领导，因此，地方一把手的腐败就成为一个体制的漏洞，因此出现地方腐败集团，其中一把手的腐败乃是问题的关键。

其三，反腐败的法理基础不牢。这主要是针对“双规”现象，法律界人士担忧“双规”措施长时间剥夺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是否符合宪法关于人身自由的保障规定。“双规”的字面意思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说明情况、讲清问题。实际上“双规”措施的适用对象在较长时间内被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直到调查事项得到查明、证据得到收集以及赃款赃物得到起获、扣押。这种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与宪法允诺的保障人身自由权存在矛盾。“双规”的合宪性问题，也是反腐制度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

通过监察委制度的设立，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以上的难题，也留有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

首先，监察委系统实现了分散的反腐机构加以有效集中。从世界范围的反腐败经验来看，权力集中是反腐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不管是香港的廉政公署，还是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它们作为非常高效的反腐制度，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权力高度集中，独立运作，对最高领导人负责。可以发现中国建立的国家监察委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特点：权力集中、独立运作、对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负责。

其次，它突破了一定程度上的“内部监督”怪圈。中央层面的各部位的反腐监督，由独立的国家监察委负责，类似中纪委的巡视制度，向各部位派出反腐机构和人员，打破了部委自己监督自己的问题。从地方层面来说，反腐监督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监督省级政府，省级纪委、省级监察委监督市级政府，以此类推。另外，配合巡视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地方既得利益对反腐的围堵，解决了地方一把手的监督缺位问题。

其三，它为反腐带来了一定的法理性基础。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且在整合中的明显倾向是突出监察委的功能，而非中纪委的职能，这种整合符合法治化、制度化建设。通过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以法理权力来惩治违法的党政官员，避免了“双规”所带来的弊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共是从上而下的系统监督来解决“内部反腐”的弊病的。当然，监察委制度还留有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探讨。

首先，如何避免监察委自身缺乏监督的局面。监察委系统具有一种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的独立系统，并且具有超然的监察权力，它自身的监督如何实现？单靠自身的自我监督，难以避免“权力产生腐败”的铁律，必须确立完善的他律监督。

其次，国家监察委是否会影响司法的权威。监察委集合了国家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最高检反贪总局的部分职能，并且在级别上可能比最高检和最高法高半级的强势地位，这是否会形成以“监察”为中心的反腐体系，如何协调监察委与司法系统的关系，协调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系改革，影响司法的权威，都值得细致的研究和未雨绸缪。

另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来说是一个法治改革的思路，那么，有的学者建议，应当民主与法治并举，这样才能避免在加强监察权威的过程中，弱化法律的权威。这就需要在监察委制度的设置中，要参照香港廉政公署的民主设置，将民主监督设计在国家监察委的体系中，实现人民对监察委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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