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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渣的中流砥柱:左权之死 2015-09-14 20:13:24

读今日微信热文,忽顿悟,原来中流砥柱是早期的豆腐渣工程。

左权之死真相:一百鬼子追得数千八路军漫山逃窜



日本回忆文集通过参战日军的回忆和许多照片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1942年,百名日军装扮成八路军深入共军“根据地”,击溃八路军总部机关几千人的部队,击毙和俘虏了包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内的多名中共官员。此文揭开了左权之死的真相。此前,党媒发表文章也曾证明左权死于益子挺进队之手。而大陆作家揭露毛泽东卖国的文章则揭示了八路军战斗力如此低下的根本原因。

左权之死:一百个鬼子追得几千八路军漫山逃窜

日前,阿波罗论坛版主“雨夜”转发一篇名为《装扮成八路军的日本益子挺身队》的文章。此文翻译自前几年日本出版的回忆文集《山西侵攻》(原文网址:http://shanxi.nekoyamada.com/?p=126)。

文章说,1942年(昭和17年)5月,日本第一军将消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山中的中共八路军作为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肃清作战(晋冀豫边区作战)。此前,即使日军着手攻击,八路军也能够巧妙地回避、隐藏物资、转移到安全地带,图谋再起,通过这样的周旋,八路军势力壮大起来了。日军认识到如果正面作战则收效甚微,于是要求各兵团在战法上加以动脑筋、找窍门,捕获敌人首脑机关,一鼓作气铲除其势力。为此,成为主力的第36师团(雪兵团),让完全化妆成八路军的日军特种部队潜入敌占区,拟定了便衣作战计划。

作战计划为:让组编的两个便衣中队,在主力开始作战之前,秘密深入敌后,期望以捕获敌首脑机关和扰乱指挥中枢为目的。隶属于第36师团的步兵第223联队和224联队,分别组成便衣中队。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日军益子中队长等,右边的二人在两个月后的太行山南部作战中阵亡)

其中,第223联队的益子重雄中尉所率领的第3中队被选中,组成益子挺身队。其成员包括益子中队长在内的4名将校和102名下士官兵,另有雨宫宪兵曹长率领的18名中国人特工队,全队总人数为124人。全部人员身着八路军的军服和武装用具,配备了重机枪和无线电,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先于主力作战的前三天,即于5月21日混迹于夜色,离开了辽县。

从辽县出发的益子挺身队,早就确认了在辽县东南方10公里的地方,有敌人的最前线部队,他们在这里巧妙地迂回,成功地潜入了敌后方。第二天是22日,他们排除了少量的敌人,战领了能够将这一带一览无遗的、标高2100米的到地。此时,八路军已经察知了日军的作战意图,便频繁地变换驻地,为此,益子挺身队通过无线电逐次接受最新情报,实施作战。

为了寻求敌人,益子挺身队向北转进,23日到达了位于辽县东南25公里的“萨拉希”山,可是这一带约有2000多敌人,敌人包围了将少兵寡的益子挺身队,发起了攻击。白天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不过,夜间益子挺身队乘着夜色强行突破敌人的一角。

其后,向东转进,向八路军可能转移的郭家峪前进,在这里遭遇到优势的敌人,这正是益子挺身队寻求的八路军首脑机关。

(在“萨拉希”山,日军遭到来自正面能够看到的、北侧高地的敌人的冲锋,这里是承受机枪猛射的地方)

(在“萨拉希”山,日军捕获的25、6名敌人俘虏,是在南野(冶)捕获的)

据中共方面的公布,这时处于郭家峪的有第18集团军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干部学校、新华日报社等主要机关,还有中共军副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众多的干部。他们分成三部分企图突围,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第一纵队进行了由南向北突围的逃遁作战,可那里正是益子挺身队严阵以待的正面。

从24日早晨开始持续了一整天的战斗,彭德怀负伤、左权战死。在中共的正式战史里,说的是受到了伴有轰炸和炮击的猛烈攻击,可实际上攻击郭家峪的只不过是百余名益子挺身队而已。受到攻击的八路军连左权的遗体都来不及收容就溃逃了。

日本军方公布的左权遗体照片

在前些日子刚刚公开的防卫厅的史料“益子中尉战斗经过之概要”里,添加了被认作为左权将军遗体的照片。相片中的遗体已经变黑,看上去好像已经死去了好几天。事实上,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据说益子挺身队转移之后,根据亲眼看到左权最后时刻的中央党校的三个学生的口述,左权的遗体曾一度被八路军收敛,入棺就地掩埋。可是,后来来到这里的日军,收到左权失踪的电报,从而挖掘出左权的遗体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可能就是当时拍摄的。

郭家峪战斗之后,益子挺身队追击溃败的敌人,30日到达辽县东方20公里的天文村附近,在该地补充消灭了溃败的敌人。

在长达10天的作战中,益子挺身队取得了打死敌人293名,俘虏敌人165名的战果,应该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损失仅仅有两人轻伤,全体人员平安无事地归还了。这表明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是土匪的水平,战斗意志明显低下。

(作战结束后益子挺进队的合影)

文章最后披露,益子重雄中具有前一年在中原会战的功绩,再加上本次作战的功绩,受到了日本第一军司令官的个人感谢状,受到了金鵄勋章的嘉奖。之后,随着所属兵团的南方转战,离开了山西省,作为师团的幕僚,在西部的新几内亚的萨卢米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复员后,他在乡里担任了町议员、町长之职,现在还健康地生活着。

益子挺进队相关史料

上文在网络上公布后,曾经有网友收集了相关史料,在海外论坛发表:

关于这次日军对八路军肃清作战的起因,就是所谓“百团大战”:所谓的百团大战原本叫“正太战役”,仅仅是打算用1週左右时间破坏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为什麽彭德怀要发动“正太战役”?就是因为八路军一直不打鬼子,老百姓骂娘了,彭德怀作为职业军人脸上挂不住了,另外日军在华北实行“囚笼政策”,八路军被封锁在穷乡僻壤几乎无法生存了。但作战计划报到军委后毛未批准,也就是说彭德怀的确属违反毛命“擅自抗日”。“正太战役”原本安排的是20来个团参战,一个月后汇总战情时才意外发现有105个团参战,也就是说有85个团也属违反毛命“擅自抗日”。另国军也主动参加了百团大战,其中仅孙殿英就出动了7个团。……结果回到延安后在1945年2月至7月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因百团大战“暴露了实力”被全体参会人员集中火力批判了几十天。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怒斥毛“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说的就是这次被批判。

1942年5月底,106个鬼子带18个中国当地人组成“益子挺进队”,孤军深入太行山袭击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机关、129师385旅、特务团以及中G中Y北方局机关共几千人不但不抵抗,而且立马就分兵四散逃窜,被1百多个鬼子狂追数日,最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八路军军工部政委孙开楚、北方局调研室主任张衡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及政委朱三省等293人被打死;八路军秘书长兼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夫妇等165人被俘,被押送太原后处死;彭德怀被打伤;毛指示八路军总部后撤几百公里,由晋东南撤至晋西北。而106个鬼子仅2人轻伤,全部安然撤退!……

另外,八路军部分死者是吓得跳崖死的;彭德怀、滕代远的妻子吓得躲在山洞里三天三夜,被找到时已奄奄一息;总部警卫连也四散而逃各顾自己,左权死时身边没有一个警卫,隔日被就地掩埋后,居然被日军返回来挖出尸体拍照登在报纸上;彭德怀逃出时身边仅一个警卫,并因为电台被砸而与外界失去联系。

上文提到的两个便衣中队,除了223联队组建的“益子挺进队”,还有一个224联队组织的150人的“大川挺进队”。“大川挺进队”比“益子挺进队”早几天深入太行山,负责袭击129师师部。该股日军提前被中国百姓识破后,刘伯承率129师师部不但不抵抗,而且立马逃窜。而“大川挺进队”成功进入129师师部驻地,得知刘伯承刚逃窜后,仍继续追击,直到把刘伯承追进山里!

“益子挺进队”并非一支专门训练的特种部队,而是日军第36师团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的,所以一回去就解散了。

“益子挺进队”回去、解散后大概半个多月,1942年6月20日日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进攻驻守在南部太行山(山西陵川)的国军27军,国军27军英勇反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其中“益子挺进队”成员85人参战,伤亡37人(亡2名指挥官、15名士兵)。次年,国军27军被八路军、日军赶出太行山。1949年国军27军被解放军全歼。

日本投降后,“益子挺进队”的队长益子重雄回到日本担任了会社社长、那须町议员和町长等职。在一次讲演后,有人问他:町长退职后想作何事情?他回答:战争使我失去了173名部下,我要去参拜他们的墓,现在已经参拜了86个人的墓了,参拜剩下的87个人的墓可以说象诸国漫游,也是我人生最后的大事,完成了此件事我就可以死去了。

据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李庄回忆:战斗结束后,他去找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请示反“扫荡”新闻报道的口径,罗瑞卿指示:部分牺牲的同志可以报道,但报道时“要把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模糊掉,不提总部曾一度被包围的事”,对被俘的同志则“在报道中概不涉及”。——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日本出了本回忆文集《山西侵攻》,其中有一篇《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身隊》引起了中国人好奇,估计这个事情永远不会为中国人所知。

中共多版本的“左权之死”

关于左权之死,中共自己的党媒就有多种版本。

中共党史的说法是,“左权将军死在3万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下”。按中共党史的记载,1942年5月,日军又纠集3万余兵力,分5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北方局党校的几千名干部都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当时担任守备任务的只有两个团的战斗部队(即警卫团和特务团,大约3000人),情况十分危急。总部决定由左权指挥阻击,掩护各机关分开突围。25日,部队转移到十字岭后,日军突然进行全面包抄袭击,飞机大炮漫山轰击。左权派人护送彭德怀、罗瑞卿转移后,一直守在阵地上坚持看到掩护最后一批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天下午2时,在十字岭的东山坡,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头部,左权当即牺牲,时年37岁。

而中共党媒的另一篇文章,则证明了左权确是死于益子挺进队之手。此文原载《北京青年报》,作者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与林一的儿子滕久昕。

文章说,据其母亲林一“回忆”,1942年,日军在大规模扫荡的配合下,派出两支“挺进队”企图破坏八路军总部。其中包括被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命名为“益子队”(因其队长是步兵第223联队益子重雄中尉),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八路军在成功组织突围的过程中,也蒙受了一些损失,其中就包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此次突围中牺牲。为了给左权将军报仇,当年年底,八路军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暗杀队”,如神兵天降,只用匕首就全歼了这些日军挺进队。

文章还“回忆”了全歼“益子挺进队”的细节:当年腊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得知过年时“益子队”要在祁县县城召开“庆功会”,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绝好机会。时任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一科科长的林一亲自赶到祁县,与时任祁县抗日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共同谋划刺杀任务。

文章最后说,刺杀任务大获全胜。“我军指战员化装成日军的异地朋友,或是来洽谈生意的商人,或是饭庄跑堂的,大摇大摆地分布在日军挺进队的周围,以酒杯为信号,暗杀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同时动手。日军正喝得酩酊大醉,如何能想得到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等他们清醒过来准备反抗时,整个饭庄已经一片狼藉。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日军的益子队成员已经全部被我杀死,头颅皆被砍下装入面袋。次日,长治城、祁县城、太原城分别挂出了益子挺进队队员的人头。八路军在祁县暗杀益子队的行动,引起其他日本特务队的极度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的继续追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解散这支精锐的益子挺进队。”

不过,有趣的是,山西日报2013年08月0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收进纪念书里的故事》,作者正是上文提到的抗日县长刘秀峰的后人刘小云。作者全盘引述了滕久昕的文章,为自己的父亲歌功颂德。但是文章最后一段却说,“我父亲曾写过祁县战斗诗篇25首,记叙了各次战斗和对战友的怀念,但对这场战斗,他却从未提及。”

对此,论坛上有网友评论说:根据上述“回忆录”,日军的精锐挺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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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独辟中国历史三峡 2015-07-10 20:44:48

中国历史三峡这名词,为唐德刚所创,于悲观中期待中国航出专制政治的三峡,驶入民主政治的长治久安的新时代。近来,历史三峡这名词,被中国官方捡为珍宝,习大大俨然是指挥穿越三峡的舵手,载着中国梦,巨轮很快要驶入光芒四射的万世太平。

历史的三峡,究竟是哪三峡?我看,莫如复旦大学中国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阐述得最为生动形象。

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问题 [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解决挨饿问题 [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解决[外国人]问题

耳目为之一新,茅塞顿开。中国的问题,可以这么简单。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三峡观!

今天的中国,已经冲过挨打峡挨饿峡,正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地冲破挨骂峡,奔向浩瀚的东海,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在这有钱任性的年代,不挨打也不挨饿,却还挨骂。岂不令人窝火?一个崛起的天朝上国,本应该受万邦来朝,举世讴歌,岂能受百般诟骂?

中国为什么挨骂?人权纪录恶劣、强迁强拆、强迫流产、酷刑逼供、社会保障体系原始、污染环境、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侵犯知识产权、官方骇客窃取经济情报和异见人士信息、缺乏新闻言论自由、缺乏公民政治权利、抓捕政治犯良心犯维权律师……

可是,这一切,都是穿越历史三峡所必需的。为了穿越这三峡,减少巨轮负重是必需的。一部分人被抛落江中,可以减少负重,反正乘客太多了。

本来不想挨骂很好。改正受诟病的缺点,向世界文明水准靠拢,就可以不挨骂了。但是,张主任希望的不挨骂,是扭曲世界文明标准。他高举独特的“中国模式”,告诉世界: 文明是相对的,能够致富就是文明。巨轮能够驶过挨打峡和挨饿峡,就足够说明船长把一部分人扔进河里的决策无比英明,你们不要再骂了。

当全世界都害了势利病,谁有钱就给谁磕头,那中国就不挨骂了。要达到这理想,中医院得加紧发明一个可以传播全世界的超级势利病毒,把人类的良心都毒杀了才成。这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其实,驶经挨打峡的途中,船上的内讧火并杀的人远远多于外头山贼所杀;在挨饿峡间,船长一狠心就饿死3000万抛尸河中。

中国要走出历史三峡了,我很兴奋很期待。蓦然间却想起,出三峡前横陈一大坝。这万吨巨轮冲出三峡,怕要摔个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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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模式"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成功 2015-06-15 20:13:56



这一篇是鼓吹“中国模式”的代表作,连习大大都青睐得很,更可以作为万维的党政维、政治指导员、自干五的理论依据。

相关文章: 何频中國對美威脅:不只是爭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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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中国模式”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成功

(版权为纽约时报保留)



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私下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了张维为的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之类的人物。当被问及此事是否属实时,张维为回答,“我很高兴主席这么做了。”张维为现年57岁,少年时期曾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雕过三年玉,20多岁的时候给邓小平当过英语口译员,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担当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的一名理论领军人物。这一理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势必能取得成功。他的最新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延续了前作的主题,并将于今年推出英文版。

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该摒弃唱衰中国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比以往更加幸福;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必定会超越美国。张维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为何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narrative)或“论述”(discourse)——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克服外部批评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下是访谈节选:

  • 查看大图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Courtesy of Zhang Weiwei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问:你曾经担任邓小平的口译员。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话语权”在译为英文时,怎么处理比较好?

答:我建议译为“Chinese discourse”或“Chinese narratives”,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意味着,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问: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

答: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话语权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级大的日新月异的国家,其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疑问和顾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向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清晰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的观点。这就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政治语言,其中既包括党的理论,也包括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不过,对于外国人,甚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好理解。理解这门语言,需要对中国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对于统一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来说,“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但却很难为外国人所理解。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改变文风和讲话风格。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直接灵活的方式。

问:创建这种话语权需要什么?

答:就中国而言,创建这种新话语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于这样的话语权,已经产生了明确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不断增长。中国崛起到了无法回避来自内外部的一切质疑的地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问:你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答: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正如我2011年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Stanford]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辩论时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在质疑在西方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许多设想,比如什么是民主和善政。我们也在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其中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

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在政治领域,中国创立了一套或许可以总结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基本依照选贤任能来进行,而这种模式可以与完全依赖普选的西方模式相抗衡。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这些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了困境。尽管并不完美,但光是这种成功,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模式。

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追求的是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高度良性互动,与社会对抗政权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也保持着良好秩序。

问:你近期表示,“我们可以学学[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答:不管喜不喜欢,普京及其团队在很多议题上与西方展开了辩论。中国也应该在各种议题上与批评中国的西方人士展开辩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出的新声音应该是全面、透彻、有力而国际化的。

“全面”指的是,能够阐明自身的成就、挫折和未来。

“透彻”指的是,能够明确而充分地阐释中国的事务。

“有力”指的是,能够强势地与批评者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辩论。

“国际化”指的是,能够让大多数外国人容易理解。

问:你曾说过,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问题[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解决挨饿问题[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解决“挨[外国人]骂”问题。哪些地方让你看到这种“挨骂”问题?

答:看看BBC或CNN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起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显得要强烈10倍。

它们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当顽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当时一提到西方,就要加上“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如今,西方媒体一提及中国,总是会加上一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比如“共产主义”、“威权主义”或者“独裁”。每次展示天安门广场的图片,它们总会在里头放上警察,用以说明中国是个压迫人的警察国家。

西方的这种宣传不能准确地向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一再误判。我在想,西方媒体什么时候能克服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不带这方面偏见地重新正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不是很介意,因为对于这种恶意而荒谬的报道,以及极其错误的预测言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让它们待在黑暗中吧。

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张维为从日内瓦大学获得了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真心认为西方应该清醒过来,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了解大多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2011年与福山辩论时,我曾告诉他,西方对待中国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年来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企图打开中国市场,但以失败告终]的情景。乾隆皇帝当时实际上展示了一番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或者说是“我们出色至极,你们一无是处”。当然,在演示了这种文化傲慢之后,历史见证了中国的急速衰落。如今,西方也可能面临这种命运。

问:你熟悉的邓小平有句名言,称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准备发声,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是不是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日子结束了?

答:邓小平确实说过中国应该低调,专注于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不过,他表达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自信,因为中国走在正确的历史道路上。此后对他言论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这个重要部分。保持低调要基于自信,基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尊重的大前提。这也是邓小平的想法。

随着中国的崛起,习近平在一些关键议题[比如南海问题,中国正在那里开展填海工程,以便在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地方推进自身的领土主张]上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是出于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内部达成的新共识。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事实上,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表达过一种愿望:它们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

问:美国在误读中国吗?欧洲呢?

答:美欧都经常误读中国,特别是它们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预测。区别在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似乎接受中国的崛起,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双赢的机会。但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充满疑虑,乃至敌意。我对美国的劝告是:以双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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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中國對美威脅:不只是爭老大 2015-06-09 19:21:04

(世界日报今日刊载的何频评论文章,算是对于“中国模式”的一个认真思考。我将其转贴于此,供万维各位才子才女参与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模式是中国的唯一选择吗?中国模式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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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频;来源:《世界日报》, 6/9/2015)


中國領導人在國際社會為什麼越來越受歡迎?強大只是為了與美國爭奪世界老大嗎?中國與亞洲國家,尤其與菲律賓、日本、美國會有戰爭嗎?世界會重新回到冷戰時代嗎?

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美國專家已提供一些答案,有學者說,中共體制內存在一個戰略忽悠局,成功地欺騙世界,使中國贏得幾十年發展時間;有人說中共統治已接近尾聲,中國開始崩潰;也有人說,中美關係到了惡化臨界點,美國應給中共一些甜頭,讓中美關係回到正常軌道…

我的看法卻與這些戰略專家不同。首先,我認為中國已崛起,確實是和平崛起。中國經濟總量現在位居世界第二,中國投資遍布世界各地,幾乎所有世界上重要的旅遊景點都可見到中國人……你沒法蒙上眼睛不承認中國崛起,它沒有完成的只是還沒當上老大。

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戰爭。雖然解放軍近幾年在南海、東海有些像青春期躁動,但我不認為中共領導人在亞洲挑起戰爭有周密準備,他們沒有承受戰爭萬一失敗的心理準備。最狂妄、大膽的解放軍將軍,頂多只會擺出擦槍走火姿態,或敲打一下軍力相對弱勢的菲律賓。除了用於威懾的戰略導彈,解放軍全球投射能力遠未成形,即使在太平洋,解放軍的海軍、空軍也難以與美、日軍事力量持續戰鬥。

中共在可看見的未來,幾乎不可能在太平洋發動大規模戰爭,更罔論像德國納粹黨敢於發動世界大戰。他們沒有能力,沒有膽量,也沒有這個想法。中共領導人中沒有希特勒。更重要的是,沒這個需要。

其次,中共也沒有計畫與西方世界,包括與美國冷戰。中國的體制不具有制度性定義,它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更不是傳統上的帝國,它是各種制度的混合變異性。鄧小平鼓勵他的臣民成為不顧一切捕捉老鼠的貓,於是,只要能達目的,既可不顧手段,也可不顧後果,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高速的原因之一,同時使其制度也變成電腦遊戲中的多面怪獸,中國傳說中的九命貓:有多重適應性,生命力特別頑強。

所以,不可理喻的事總發生在中國,中共卻總能不可想像地生存下去,即使明明是眾所周知的謊言,它也總有勇氣不斷重複。例如,中共內部文件在推動反對西方價值,中共的宣傳機器扭曲民主國家,但這樣做目的是阻止公民自由價值的生長,威脅公民不可像民主國家的公民一樣擁有選擇領導人、批評政府、用司法保護自己的權利。

事實上,中共早就實際拋棄社會主義理論,其領導人多是西方民主社會的粉絲,所以將子女送到西方就讀,支持親屬移民西方,即使他們本人,也以能出訪西方為榮。我與眾多中國官員交談過,幾乎沒有人是真正反對西方者,相反,幾乎都認同民主制度相對公平,是國家社會能夠持續穩定的保障。

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想重建柏林牆,並沒有計畫真實地與西方進行冷戰,沒有進行制度性競爭的願景,中共領導人弄不清楚中國現在是什麼制度。中共領導人中沒有斯大林,也不是斯大林的信徒。雖然習近平讚揚普亭,但普亭只是他個人需要的一個方面:個人強勢,即使他與普亭並肩在紅場閱兵,也不意味著中俄能建立互信的與西方冷戰的同盟關係。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俄羅斯的不信任很難消除。

第三,中國與西方的衝突不是文明、意識形態衝突。中國主流宗教即便是中共統戰的工具,或就是中共體制的部分,也是一隻溫順的小貓,而沒有發動宗教戰爭的能量,想都不敢想。民族主義在中國也只是口水或肥皂電視劇,因為政治正確而容易出現在中國媒體上,中共領導人也只是借用這種錯亂的口水,來掩飾體空洞、虛假的意識形態,沒有領導人敢真正放縱民族主義狂熱化,否則民族主義狂熱也會燒烤中共的功利主義。

留意中國「病毒」對世界人類破壞力

既然如此,我們還擔心什麼?其實我想表述的不只是擔心,而是一個警報。這不是中國與美國爭奪老大地位的問題,而是中國變局決定了世界未來:如果中國能融入尊重人民選擇權利的政治文明世界,那麼全世界的秩序都會因此而升級,人類可能真正以全球共同的命咦鳛樗伎肌Q策的起點;如果中共這種政治低人權、經濟高增長的發展模式繼續下去,不但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場災難,對世界也可能是毀滅性:它不是一場一場戰爭的熱戰,也不是兩個社會陣營的冷戰,甚至不是文化、價值觀的衝突,但它的多面性、功利性會使其適用性越來越強,能量越來越大,它可能自己都沒有想到自己對世界的生態環境具有破壞力,且是蔓延性的破壞力,一如流行病毒,開始是悄悄讓一部人感染,然後是蔓延到每一個角落,最後是全球性爆發,足以摧毀人類自由價值的基石。

我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中共30年前的戰略設想,甚至也不是今天中共領導人的政治目標。而是人性弱點,西方政客短視,資本家唯利是圖,中國扭曲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等等因素,一起合力製造出這種病毒,至少讓這種病毒有了蔓延的空間。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不到兩個月,當時美國總統布希的秘密特使給了鄧小平最及時的支持。蘇聯東歐崩潰,反而使西方政客喪失警覺,紛紛接納了內心恐慌、卑微的中共領導人。而鄧小平及其權力繼承者後來回報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並沒有帶來西方所預期的政治進步,反而是利用港台和西方的投資和技術、WTO全球貿易平衡、不顧公平和後果的經濟政策等因素,獲得經濟增長,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政權,繼而瓦解了西方對中國的人權壓力。

現在,中共領導人幾乎毫不在乎西方輿論壓力。因為他手中巨大的訂單、投資、市場,讓各國政客和商人垂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領導人是全球多數國家最受歡迎的貴賓,中國是世界上很多精英渴望前往的淘金之地。

北京更嚴厲控制新聞自由,可以將谷歌、雅虎變相驅離,拒絕發給《紐約時報》記者簽證,拒絕臉書、推特登陸,自己卻可在美國辦任何媒體,用免費旅遊的方式將中國以外的中文媒體領導人召到中國「受訓」,甚至動用秘密的黑客攻擊自由的網站。

好萊塢是美國自由文化的標誌,可以不用膽量就可以調侃、嘲笑、批評美國政府官員,包括議員、法官和總統。然而,為了不失去中國票房,好萊塢的電影已經自覺自擇不批評。即使如此,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仍然受到限制,甚至裁剪。

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需要冒著滅頂之災發起戰爭嗎?需要重新關起門來與西方冷戰對峙嗎?他們可以得到他們需要的一切,可以拒絕他們不想要的一切。

問題在於,西方社會近功近利,無視中國人權惡化,而爭先恐後與中國做生意,等於鼓勵中國這種新的政治模式生長,等於打擊中國官員原本的學習之心。同時,中共手中的支票已是世界上最好的通行證,使得西方自由價值的堅守變得越來越脆弱、軟弱,越來越容易被病毒侵蝕。

中國威脅原本是不存在的,是西方世界使中共覺得西方是可以威脅的。最後結果是什麼呢?沒有人可想像出來,是因為沒有人意識到,從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被感染了,否則我們不會這麼茫然、這麼無力。所以,高瑜、劉曉波、伊力哈木、王炳章、許志永、浦志強們,只能孤獨地在監獄裡煎熬;26年前死在天安門廣場的市民,還是被拋棄在野地裡的孤魂。黑夜並沒有露出曙光,如果我們繼續渾渾沌沌,我們也會被黑暗吞噬。

我依然相信,只要美國從對中國的茫然中醒過來,一切都可能改變。美國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帝國,她是全世界追求自由之夢的人共同建立的一種價值,這種價值注定美國對全世界同樣追求自由的人負有責任。我不是呼籲美國與中國一戰,我並不希望美國與中國對抗,我不希望需要一場珍珠港戰爭來喚醒美國人民,我希望美國成為中國民主化的推動力,至少不是鼓勵、幫助惡政在中國繼續成長,這不僅僅決定了中國人的尊嚴,不僅決定中美這兩個偉大國家的長遠友好,也決定了全世界的自由基石是否能牢固。(作者何頻系明鏡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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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日杂感 2015-06-03 19:12:10

老一辈告诉我,1989年的10.1国庆,纽约中领馆照例举办的国庆招待酒会,没有人捧场。一个老人在酒楼前被儿子强行拽走:“吃这种饭,丢死人了”。但没两年,各式“侨领”又竞相向中领馆献媚,趋之若鹜。


假如多数海外华侨有原则有立场,与拒绝忏悔认罪的中国政府保持距离,就是给其施加改良的压力。我此生决不参加中国官方的任何活动,假如我有机会见到他的官员,我就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必须认罪忏悔。”


一个毫无作为,只能指望美国施压的民族,是不可能等来民主的。


不少中国人说,六四镇压得对,镇压带来了稳定,带来了经济繁荣。这是全世界罕见的丑类盗理。谁证明搞民主改革中国就没有稳定?共产党试图论证过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民党搞民主的时候中国陷入内战。却不提当时是共产党搞叛乱。中国因民主走向动乱的可能原因只有一个:共产党的破坏。64杀人放火的动乱就是中国军队干的。谁证明民主中国不会有过去二十年经济的发展?民主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本会走上公平、健康、环保、均衡、富有开创力的良性升级轨道。


把”盗理”当“道理”强辞的人,往往偏是信奉”中国人就该管”(当奴隶一样管)的伪爱国者。一方面鄙视中国人的素质,另一面不允许批评中国人的素质。心智不健全。

为什么中国的腐败疯狂肆虐如此,因为六四屠杀告诉官僚们:民意是粪土,有机枪和坦克做你们的后盾。


为什么中国的腐败是不治之症,越反越腐?拒绝为屠杀认罪就已经堵死了对症下药的路。



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只是娃娃,也是平凡的人。他们有各种过错,但是绝大多数都坚守立场,没有向政府屈膝献媚。唯有当年否决撤退的李禄,如今置身于民运之外,我希望他默默中在寻找救赎。


只要我们拒绝忘记六四,这个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就是那个屠夫政权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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