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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吉之死 2018-10-22 11:04:45

2018 10 22

卡舒吉死了,死的很惨,他死于狂虐的暴政。

沙特的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内被虐杀,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愤慨。

沙特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他的王子们通常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卡舒吉却死于王子的幕僚的虐杀,这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民主与财富无关,富裕也不一定会带来民主;财富分布非均衡反而带来的是更为暴虐、更为肆无忌惮。

早在三十多年前,国际社会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开放,他们认为,根据西方社会的经验,中产阶级的兴起将为中国带来民主,现在,他们如愿了,中国有了中产阶级,然而,他们却失望了,他们看到的是犬儒主义的中产阶级,每个人在强权下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次社会性的事件发生是,他们通常是坐在玻璃窗后面的旁观者。

民主,是社会结构的功能,而非我们的主观诉求,这种社会结构的再造是需要我们把插在公园里草地上那块做装饰的广告牌“民主·自由·和谐”举到头上,走到街上,选出我们的人民代表。

西方的社会学模板引用在中国,在多数情况下,要加两个变量:强权与隐人性。

强权,扭曲了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产阶级,仅是绝对收入的度量,相对于强权,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听党指挥的‘贫下中农’,人家想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人家想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人家允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剥夺你可怜的哪点财富。

隐人性使得我们社会结构与功能变得很不可靠,任何位置都可以溶入权力者的私人利益,走后门,贪污,都是它的表面现象,更可怕与更令人担心的是制度行的腐败与贪腐,而我们大多数对此茫然无知,以为‘本该如此’!

卡舒吉的死,提醒了我们,富裕并不意味着民主与文明。


两天前,我读到了卡舒吉的绝笔,附件,文章不长,但读后挥之不去,把文章中提到的国名,及报刊,记者,事件,换一下,卡舒吉描述的简直就是中国!

我们的所读到的新闻哪一条不是中宣部编排的?恰如卡舒吉所述:“国营媒体的话语统治着公众的心智。虽然很多人也会有怀疑,但绝大多数民众仍在被这些虚假的叙事欺骗着”,“著名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曾写作了有史以来沙特媒体发表过的最著名的专栏。而现在他却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蒙冤入狱五年。埃及政府没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纸质版,也没有任何人敢反抗。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上也不再有任何后果,最多就是被轻声谴责一番,然后迅速地遗忘。”。

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我们也有,在监狱中的记者还少吗!《经济学导报》,《南方周末》都是《今日埃及》缩影,确切地讲,《今日埃及》只是《经济学导报》和《南方周末》的缩影。“这些国家也回到了旧时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状况还要差。”

顺便提一下,我一直怀疑刘晓波先生死于慢性毒杀。参见:《从乙硫氨酸谈起》,http://blog.creaders.net/u/8455/201710/

我们不能说没有正义感,有,却也有限,任何的恶行,我们总是怒不可遏地抗议一下,很快便被封锁、封杀,追捕相关人士,恶行被掩盖,“然后迅速地遗忘。”。

恶行也通常因一个更大的恶行而被遗忘,在中国,我们永远不会担心酒桌上没有话题,你的话题,可能就在你坐下来的那一瞬间刚刚发生,比厨师上菜还要更快。

富裕,分配偏差,集权,其结果这就是正反馈,自我强化,直逼到这个系统的极限,或收敛,或崩盘。

从“天下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来看,崩盘的机会会更大些。

把卡舒吉絕筆文换一下国家,我看到了熊威老大哥的身影,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卡舒吉,仿若我的朋友,就坐在我的酒桌上,把酒言欢,前不久,我开玩笑地对我的朋友讲:“你的追悼会上一定会有我,同样,我也希望我的有你!”。

面对眦睚必报的强权,我们,谁都可能是“下一个!”。

 

附件:卡舒吉絕筆

最近我在网上阅读自由之家的《2018年全球自由报告》,发现了一个沉痛的事实:阿拉伯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被评为自由国家,那就是突尼斯。约旦、摩洛哥、科威特在下一档,被评为“部分自由”。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被评为“不自由”。

 

生活在这些不自由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要么获取不到信息,要么被假消息误导。他们没有足够的渠道去关注那些影响着上至整个地区、下至日常生活的事务,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国营媒体的话语统治着公众的心智。虽然很多人也会有怀疑,但绝大多数民众仍在被这些虚假的叙事欺骗着。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有所改观。

 

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世界还充满了希望。记者、学者和普通民众洋溢着对一个光明、自由的阿拉伯社会的期待。他们期待着从本国政府的霸权和永不停歇的审查中解放出来。然而,这些期待很快被打得粉碎,这些国家也回到了旧时代,有的甚至比之前的状况还要差。

 

我的好友、著名沙特记者萨利赫·谢希(Saleh al-Shehi)曾写作了有史以来沙特媒体发表过的最著名的专栏。而现在他却因与当权者意见不合而蒙冤入狱五年。埃及政府没收了一期《今日埃及》(Al-Masry Al-Youm)的所有纸质版,也没有任何人敢反抗。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上也不再有任何后果,最多就是被轻声谴责一番,然后迅速地遗忘。

 

这样一来,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就开始变本加厉地打压媒体。从前,记者们还相信互联网会打破纸媒时代的审查和控制。但这些国家政府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因而也就不遗余力地屏蔽互联网。他们还逮捕记者,向广告商施压,打算断掉一些媒体的收入。

 

阿拉伯世界仍有几片绿洲,延续着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卡塔尔政府积极地支持国际新闻报道,不像它的邻国那样严密封锁消息,给“旧的阿拉伯秩序”续命。但是,即使是突尼斯和科威特这种新闻自由被评为至少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媒体所关注的也大多是国内问题,而非影响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重大议题。他们不愿为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门的记者们提供一个平台。就连阿拉伯世界新闻自由的皇冠——黎巴嫩,近来也深受亲伊朗的真主党的荼毒。

 

阿拉伯世界正在迎来自己的铁幕。这铁幕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由各国国内恋栈权力的人所竖立的。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提供并延续了人们对自由的希望,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世界也需要一个类似的平台。196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收购了《国际先驱论坛报》,为全球的不同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所在的《华盛顿邮报》将我的许多文章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发表。我对此十分感谢。阿拉伯人民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和讨论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各个方面。比如,一个埃及读者如果读到一篇分析一个华盛顿的建筑工程花费的文章,他就可以对自己身边的类似工程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阿拉伯世界需要一个现代版的跨国媒体,使民众能够了解国际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提供一个平台。不少民众受到贫困、暴政和劣质教育的困扰。如果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媒体平台,免于民族主义政府的仇恨宣传,那么阿拉伯世界的普通民众就能够关注他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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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初识哈维尔 2018-09-27 18:51:40

2010125日,星期六,孩子学芭蕾,我在学校的操场上等她,阅读着打印出来的《无权者的权力》。

  

   很久以前,我就看过几篇哈维尔的文章,在电脑上看,不过瘾,想买《哈维尔文集》,买不到,我知道,这又是‘老大哥的主意’。前不久听说,崔卫平女士有个讲座,很想去听听,但身在异地,崔卫平女士《哈维尔文集》的译者之一,很想见见她,至少我也要问问,‘你的译作为什么买不到?’。

  

   我猜得到答案,只是想验证一下。

  

   我在操场上读《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不觉间出了一身汗:

  

   反叛、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不同政见者、反对党、次等公民们、生存环境中的权力的本质、专制、超级大国、政权的蜕变、‘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革命风潮、东欧集团、水果店、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传送什么信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意识形态’、、、、、、

  

   我突然感受到了一束刺眼的光从我的左上方直刺下来,那种感觉仿佛是弗朗西斯感觉:“感到突然有一道白热的、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的闪电在他的头脑里爆炸”——引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哈维尔的词组在我的‘头脑里爆炸’,不觉间渗出了一层汗,在冬日里的深圳。

  

   我顺着光线看过去,高尔夫场地的边上,一部老吊车在我的左前方不远处的楼盘工地上转来转去,强光是操作塔的玻璃所反射而来,工业文明在继续,用不了多久,又将有一个新的楼盘问世,又会有人赚得满盈,又会有新贵享受他们的幸福生活了。

  

   25日中国政府审判了一个瘦弱的文人,刘晓波先生。

  

   刘晓波,0812月公布了一个《08宪章》,我看到了,认签了,并以‘我闻到火药味了。’为题转给了朋友们,宪章运动并不是刘晓波的原创,哈维尔就曾以《77宪章》表达过民众的合情理的社会的诉求。刘晓波不是原创,偷牛的是哈维尔!

  

   我猜想,刘晓波是看了崔卫平女士的译作《哈维尔文集》之后深受启发,才试图去拔那棵‘桩子’的,他也许还看过‘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入情入境,但却没搞清楚,他不是鲁智深,这棵‘垂杨柳’也不是一个人能拔的起来的。

  

   审判刘晓波,实属不该,始作俑者是哈维尔,拉皮条的是崔卫平,一个弱文人,至于嘛?刘晓波饱受其害,要真是想审的话,派我们英勇、强大的海军去,用舰载直升机把把哈维尔给凌空取来,一洗‘空投之辱’,再请薄熙来同志把崔卫平判了,译作,全部收缴,焚毁;‘焚书判儒’,看她还敢不敢‘拉皮条’,看看哪个文人还敢乱说乱讲的?

  

   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威尔逊用估量的眼光望着他。这不是个奇怪的家伙才有鬼哪,威尔逊想。昨天,他吓坏了;今天,他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

  

   麦康伯感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抑制不住的和莫名其妙的快活。

  

   、、、

  

   “你知道,我想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再也不怕了,”麦康伯对威尔逊说。“咱们一看到野牛,就开始撵它,我的心里就起了变化。好像是堤坝决口。十足的刺激。”

  

   “胆子也变大了,”威尔逊说,“什么奇怪的变化人们都会发生。”

  

   麦康伯的脸上闪闪发亮。“你知道,我发生了变化,”他说,“我感到完全不一样。”

  

   、、、

  

   “你知道,我想再试一下,打一头狮子,”麦康伯说,“我现在真的不怕它们了。说到头来,它们能把你怎么样呢?”

  

   “说得对,”威尔逊说,“人最狠就是能要你的命。这是怎么样说的呢?是莎士比亚说的。说得太好啦。不知道我还背得出不。啊,说得太好啦。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对自己引用这几句。咱们不妨听一听。‘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说得真精采,呃?”

  

   、、、、、比丧失童贞变化更大。害怕一下子消失了,像动手术割除的。别的东西长出来,代替了它。这是做一个男人的主要东西。有了这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男人。女人也知道这种情况。做男人的压根儿一点也不害怕。

  

   弗朗西斯曾经懦弱,被威尔逊睡了老婆之后变得大胆而坚毅:

  

   “你知道,我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我想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再也不怕了,”麦康伯

  

   我被‘强光’所刺!

  

   曾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时用感伤得颤抖的声音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善良无害的人被审判,当人们无畏地讲出自己想法的时候被审判,我感到心灵被强奸,那种撕裂的痛楚,那种无援无助的恐惧,但是,“你知道,我,我们发生了变化,”,“感到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我们再也不怕了,”——山里人,‘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

  

   对任何人而言,死的时间永远不活的时间长,我们大可不必为‘活的时间’而担忧,分母是无穷大的。

  

   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尊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神圣的人权,有权公平地享受生活。

  

   活着,是原则,有尊严地生活,则是我们更高原则。附件1.

  

   胡先生讲‘依法治国’,但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细究下来,我却看到,同是‘法’字,含义却大相径庭,同词异意。

  

   我们可以起诉行政部门吗?我们可以起诉政府官员吗?政府的司法解释凌驾于立法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有理可讲吗?穷人、老百姓打得赢官司吗?拿不起贿金,哪里买得到赢判?我们拥有物业权,可是资本家的推土机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开到了我们的门前,房屋随时毁于一旦,随时毁于‘公共利益’。

  

   法律,在这里,保护的是权力与资本;保护的是政府行政。实际上,人家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诫过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不可不动摇‘,’稳定压倒一切‘。

  

   ‘我的指令你不服从’,‘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任何打压手段都是合情合理的了,‘你不听话’,‘活该!’。

  

   人家讲得明白,只是我们没听懂!当然了,领导们不会像我这样没水平,他们会以文雅的方式表达意志:坚持原则,依法治国。

  

   我们需要宪法,我们需要法律,但是,我们不再可以接受被操纵的宪法,不再接受枪口下的法律,直选人民代表,修改宪法及相应地修改法律;重建我们国家的法律基石,让我国人民可以安心的生活在法律的保护之下,而不是生活在法律保护的权力之下,使我们最为普通的百姓,成为公民,成为国家公民,可以对任何违背我们意志的强权说‘不!’。

  

   阿拉法,曾在19741113日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那些称我们是恐怖分子的人试图阻止世界公众了解关于我们的真相,试图阻止我们接受公平。”

  

   我会讲什么呢|

  

   “我们两手空空,我们需要法律,用法律保障我们公民的权利,需要公平,需要公正,需要过有尊严的生活;请不要剥夺我们的‘知情权’,我们需要了解世界,需要自由地思考与学习。

  

   我们两手空空,没有橄榄枝,更没有枪,但千万别迫使我们伸手摘下的不是‘橄榄枝’。”

  

   判了刘晓波,对我来讲,却像麦康伯的感觉:“、、、、、比丧失童贞变化更大。害怕一下子消失了,像动手术割除的。别的东西长出来,代替了它。这是做一个男人的主要东西。有了这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男人。”

  

   “你知道,我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

  

   我们需要过有尊严的生活,也许,需要有人为此殉道,不是已经有了吗?还会有,直到我们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直到我们实现我们的更高原则。

  

   这里,没有外来侵略者,但是,我们的公民权力也常常地被无端剥夺,看一下我们的身份证,名称是居民身份证,号码是公民的,我们被要求遵守公民义务,但是,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公民权力,诸多权力被侵害,被恣意废止。

  

   为此,我首先要求行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更换身份证版本,并为之正名:公民身份证,向社会公开道歉;在全国范围内自愿免费更换旧版身份证。

  

   我自以为是中国公民,当公民权力与公民义务不对等的时候,我也将不遵守公民义务!

  

   当政府权力得不到监管的时候,当行政官吏们滥用公币的时候,当军队豪车遍地是时候,当公共设施得不到监察的时候,当民众生活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我拒绝我的公民义务!

  

   当我们的公民义务无法监察时,我拒绝我的公民义务;居民,不需要尽义务。

  

   所以,我们需要:

  

   1.人民代表直选,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2.修改宪法及相关地方法律;3.司法独立,中立;4.行政中立,军队中立;5.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外无人;6.保障言论、结社、新闻的自由;7.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不受侵害,无条件地执行公民义务教育;8.保障公民,居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害;

  

   我知道,我开列的条件与现实相去甚远,但这是保障我们‘有尊严地生活’所必需的必要条件。

  

   我们就是因为上述条件尽遭践踏,才生活得如此忍气吞声,生活的如此的无可奈何,生活得如此窝囊。

  

   哈维尔,初相识,却像个知心人,像个老朋友,句句入心,但是,有人不愿意听,比如,‘老大哥’就很不高兴,不用管他,我已经看够了老大哥的眼色,我希望过有尊严的生活,我有我们的更高原则,我们也坚信要‘坚持原则,依法治国’。

  

   诚如弗朗西斯所言:“、、、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我们无一例外,都将会有一个下场,有多种死法,但是我希望我们能选择一种有尊严的下场:“你知道,我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完全不一样。”、、、“我想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再也不怕了!”——山里人。

 

  为了我们的尊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甘地,哈维尔,曼德拉,刘晓波,赫尔辛基、、、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才是我们的义务。

  

   附件1:《更高原则》,(Higher Principle),捷克斯洛伐克

  

   19426月,希特勒驻“捷克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最高头目被刺杀,德国法西斯因此在该治区内开始白色恐怖活动。古典中学毕业班的同学因一张毕业照无端被牵连。随着事情的发展,该毕业班的维尔卡等三人最后被无辜杀害。在整个事件中,被学生戏称为“更高原则”的马列克教授始终伸张正义,不为恐怖所吓倒,感染了同学们。

影片描述了一群知识分子在这场大屠杀中形形色色的心理状态,尤其着力刻画了教授是非分明、不畏强暴、言行一致的形象。

  

   附件2:《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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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的逻辑模型 2018-08-07 18:30:02

2018 8 7

 

我们先从一次有趣的聚会说起。

上个周末,84日,约了两个朋友相聚,我们在其中一位朋友的家里,在后花园中品茶、饮酒。

我的这位朋友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是从事住房出租管理的,他自己有几栋物业,他是如何赶走不良租客的。

被他驱赶的租客有毒犯,瘾君子,黑帮分子,及品性不良者。

我很好奇他的经历,因为我知道,在加拿大租客是受法律保护的,很难清理,房东们都为此哀叹。

他对我说,他不怕有问题,有弱点的租客反倒容易管理,他接手的都是有问题的物业,接手后重新装修,改造环境,公共场所加装监控,租客重新签约,以条约约束租客,违约租客发警告信,违法情况通知警察。

以条约约束租客,再坏的租客,假如遵守条约的话,他也是好租客了,无须清理,假如违约,先警告,警告累积到一定量后劝离,听起来很不容易,而他都做到了!以理相劝,再给出一些搬离优惠,那些屡受警告的租客最终都会选择离开。

我的朋友的思路恰似当年朱利安尼1994年当选纽约市长的行事:改造时代广场,通过多年的努力,将曾经一个脏乱差的色情和贩毒中心改造成一个光鲜的旅游景点。

以前的时代广场,一到了晚上,就到处看到色情店铺里闪烁的霓虹灯,进出的男人们很多都西服革履, 走过街角的时候,很多站在那里黑人的毒贩嘴里重复说着smokesmoke 来吸引卖毒品人的注意。一旦有生意,他们就会和卖主躲到已经关门的黑暗的店铺门口或者楼道口进行交易。

朱利安尼开始清理时代广场的毒贩和色情店铺,引进像迪士尼这样的大型娱乐公司进驻时代广场,带动纽约旅游经济热潮。

他们的共同的法则是:以条款制约,‘良币取缔劣币’。

从逻辑上看,其目标是良好的社会生态,那么改变其约束条件,社会生态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依据其反应再做微调,社会生态就会逐步地向约束条件所驱使的方向发展。

我朋友管理的社区与朱利安尼治理下的纽约都是例子,为规模有所不同。

 

我一直关注条件反射,受此启发,试图找到条件反射的逻辑模型,所寻未果,具象的多,抽象的见不到。

因此,我试图构建从逻辑上理解条件反射:



 

这个图,结构上很简单,可以描述的故事却不少。

受约束主体的输入端是N个约束条件,经过约束主体之后产生行为(条件)反射。

受约束主体可以是有生命,会思考的动物,也可以是不会思考的植物,更为广义地讲,没有生命的物体会遵循条件反射的过程,如:杯子滑落后摔碎了。

我们先基于会思考的受约束的主体进行思考。

受约束主体,本身通常是自在的,‘他’具有‘他’的物质基础,如:肢体;‘他’有基于其自身经验的文化考量,包括:道德、直观经验、文化背景、学习、逻辑分析、、、相对于外部N个约束条件‘他’内在的条件较为固化,也更有历史,通常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没有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的所有行为反应是在这组自身条件的约束下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受约束主体视为一个黑箱,输入端为N个约束条件,输出为行为反射,这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观察的结果。

之所以称为‘理论上可观察’是因为对与受约束主体的行为反射的观测,有时,甚至通常,会超越我们观察的时间区间,如:一个人幼儿时期的经历很可能在他成年以后的某个外部条件刺激下,做出某些行为反射。

把受约束主体视为一个黑箱,改变输入端的某个,或者,某几个条件,观测输出为行为反射,然后做微调对比,这样可以使受约束主体的行为朝向预期。

我曾养过一只黑背,名为:黑虎,祂很温顺,但是,见到穿制服的就怒不可遏,即便是主人朋友,我很好奇祂为何如此?找不到解答,我猜与祂的童年经历相关,也许,被‘城管’过,狗才咬狗(^_*)。

人更是如此,观察超越区间,但却不是不可理喻。

如,邓小平的64暴行就是生硬地搬抄了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处理手段,当时他正陪同刘少奇访问苏联,在那里他们作为中国的政府代表,参与、旁听了赫鲁晓夫政府的整个决策过程。

我们最反感的莫过于道德沦丧和贪官污吏了,深问一句,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习兄曾讲‘把权力关进笼子’,我信了,很配合地信了,为什么呢?我是被骗大的,不由得我不信。

从小,老师就在课堂上严肃地告诉我们:“你们以后是共产主义地接班人,因为,在坐的,你们的父辈为新中国打过仗,流过血,还有的家庭为她失去了亲人,这个班你们不接,谁接?”

我很感动地听着,真的下决心好好学习,可惜,记性不好,第三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长大了,真的想接班时,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共产主义,你要先拿在手里再传给我啊!我多看了一眼,发现,他们手里除了唯有一柄权杖,上面雕刻着:‘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权柄也像皇权的传承一样,从红一代传到了红二,别说,还真是个‘二’,不是继子,更不是冒牌的!

话说远了,回到正题:‘把权力关进笼子’。

权力是受约束主体,里面是黑箱操作,如何运作外界一概不知,但,我们可以从行为反应的现象上做出判断:贪官污吏不绝,案子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社会群体事件也是如此,可以断定:‘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关在笼子里的是我们!

我们就像野生动物园中的动物,权贵们被关在笼子里,四处消散地游荡,肆意非为,我们像猎物一样,人家想看就看两眼,搂这情妇指指点点的闲聊着,看上那只动物举枪便打,不肖一刻,我们就成了人家的盘中餐,我们自己却傻笑着,就像岳敏君的雕像,还有几分得意:“老子挨的这枪,厉害了!”。

从拓扑学的角度看,从传统动物园变为野生动物园,只是一个小小的数学游戏,不幸的是,老大哥虽不学无术,却无师自通地学会拓扑的空间变换。

‘把权力关进笼子’,讲的不错,但是,笼子的诸多约束条件是什么?你拿什么构筑笼子的栏杆?‘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司法、行政、武警、军队、都在保障着‘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贪官污吏借此横向霸道,欺行霸市,司法、行政、武警、军队助纣为虐,言论自由受到打压,个人的合法行为收到制约,而你却告诉我‘这是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笼子’。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王勇平;

“你懂的!”----吕新华。

 

上个世纪末,那个继子很困惑苏联是如何解体的,我相信,他现迷胡着呢,只是不再操心此事了。

苏联解体多少专家学者试图搞明白,但仍似懂非懂,方有男儿叹曰:“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大有‘天塌下来我顶着的英雄气概’。

我相信,尽管他背了不少的书名,但是一定没有学到过《吕氏春秋•首时》: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即便学到了,也很可能沦落为:“轻关易道,通商宽衣”,毕竟,文言文对小学生而言,有点难,不是仅站着撒尿就可以理解的东西。

苏联的解体在他的原罪,在于合法性。

现代政治研究表明,一个政权能有效地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当合法性低于某个水平之后,政权将出现危机,它只有两条出路:重组或者倒台,实际上它们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社会强度。

苏联的原罪是共产主义,为了维护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苏联的司法、行政、警察、军队都在为之服务,公民的任何非共产主义思想与行为都收到制约与打压。其过程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写的《古拉格群岛》,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所著《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可以详细地读到,但我相信,我们能读到的仍是冰山一角。

我相信,很多人至今仍以为地球上有一个地方叫:古拉格。

不,古拉格不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行政机构,类似于我们的劳改与监狱系统。

但凡有违共产主义信仰的公民都可能是古拉格的合格居民,古拉格是共产主义信仰精神疗养院。

据维基1950年國家人口列表蘇聯人口為:179,570,83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50%E5%B9%B4%E5%9C%8B%E5%AE%B6%E4%BA%BA%E5%8F%A3%E5%88%97%E8%A1%A8

又据,《古拉格:一部历史》,P635,前苏联先后有1700--1800万人先后进入古拉格系统‘疗养’。

1950年的人口统计只能作为一个近似值,中位数,以此为据,可以推算出,受古拉格迫害的比例接近:10%,即:110,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比例,只有两级!

我不知道苏联政府算过帐没有,一个人的亲密结构是14,当你打压、制裁某一个人时,意味着你对另外的四个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后再由此扩散出去,每一级都是四倍的放大,但是,三级之后影响渐微。

所以,打压一个公民,其影响范围是141664,似乎影响可控,也的确如此,初期,的确是影响可控,别人,畏惧你,躲着你,但是,当苏联政权打击的人员累计增加时,几乎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三级之内的直接对象时,事件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人们变得讨厌你,讨厌之后就是:去他妈的,让它滚吧!

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苏联倒了。

古拉格,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泄气伐,泄了气的苏联,无论哪个站着的都抗不住,“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实际时,苏联有两个泄气伐:古拉格与制度腐败,只是两者相比,古拉格的口径更大些。

我们的劳改体系虽然没有古拉格这样疯狂,但是,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端一杯热茶,静静地想一想,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但是,自1949年以来,有哪一个家庭可以幸免于难,躲过了,三反五反,躲过了大越进,躲过了反右,你躲得过文革吗?躲过了初一,有十五!

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他们自己都躲不了,更何况其他人了,所以,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还有多少?

眼下,习兄的情况比前苏联更不妙,苏联时期,没有互联网,经济上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开放,封锁起来也相对容易些,现在不同了,治理一个人,瞬间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互联网,把‘老大哥在看着你’,变成了‘我们在看着你!’。

苏联的两个泄气伐我们哪个也不缺,却也有少许的不同,我们的‘制度腐败’的口径似乎更大些,此起彼伏的社会群体事件和满街的访民,那一个事件的背后不是制度腐败、权力欺压。

2010年起自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这个模型很好的注解。

突尼斯政权长期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其合法性一直处于临界状态,政权过渡地依赖暴力。1217日,一名26歲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了临界状态,他的自焚借助互联网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们在看着你!’,‘老子受够了!’,‘滚!’,于是,突尼斯革命开始了,并蔓延。

突尼斯革命,也会想病毒一样的潜伏下来,当,条件具备时,我们就会遇到它。

多行不义,必自毙,顺便提醒一下,那些贪官污吏是最希望杀死债权人的。

苏联,垮了,我们呢?明天会更好吗?

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可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动物趋光,人心向善,到今天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去看一看就会相信。

但是,千万别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上解读伊拉克与叙利亚,会误导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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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的与你懂得 2018-08-05 22:11:39


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江泽民:三个代表

               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胡说:执政为民

               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习近平:中国伟大的复兴之梦

               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傻祖康: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

周小平: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胡鞍钢: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吕新华: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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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稳态 2018-07-23 18:16:57

2018 7 22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然而这却是对生命及社会过程的误解。

    人之初,有意识,无思想,所行、所为都是基于条件反射的自然过程,饿了想吃,困了想睡,想尿就尿,想拉就拉,把这样一个生命体设想为‘性本善’这不是自欺欺人嘛。

人之初,性趋利,至于善与恶是社会学的概念基于特定的文化、法律、道德空间,方有善与恶之分。

    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无所谓何善,何恶,星期五带来了道德,星期五的到来鲁滨逊才需要有或善,或恶的考量,岛上的其他土著人的出现,他才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考量善与恶。

    我们一般的经验是有孩子的家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

    没有孩子的家庭,会让人感到一些隐忧,夫妻作为整体是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的共同利益较少,是基于个体利益的合作体,而个体利益很容易因环境而发生变化,外遇就是最具威胁的风险之一,还有些因观点不一时所产生的理念上的冲突,冲突的累积很容易导致分离。

而家庭中有了孩家庭利益的侧重点发生了偏移,孩子成为了夫妻利益的中心,妻子或者丈夫的个体利益退居其次,丈夫—妻子—孩子构成了稳定的生活状态。

   假如,因某种原因,无论好的,或者坏的,家庭的均衡状态将重新构建。

    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反复地出现,我们从古罗马谈起。

    公元前59年,凯撒当选为执政官,随即,他与庞贝、克拉苏结为同盟;期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利用与争夺纷纭,放置不述。

    在公元前53年,克拉苏死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雷(CARRHAE)战争,从此,三元平衡被打破了,转为了凯撒与庞贝的直接冲突,中间没有缓存地带。

    凯撒在公元前49年1月10夜率兵越过了鲁比肯河(RUBICON),从此罗马的内战开始了。

    在凯撒与庞贝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凯撒从逐步此走向了独裁统治,被任命人终身执政官;顺便提一下,习修宪之后,从法律角度看,他也成为了终身执政官。

    凯撒于公元前44年的3月15日在元老院被反独裁统治的元老合谋刺杀权力出现了暂短的不平衡。

    近代,也有研究表明,凯撒死于自杀,他绝望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无视刺杀风险的警告,放弃抵抗,在遇刺前解散了自己的西班牙卫队。

    无论如何,我是相信他死于自杀的,独裁,本身就是自杀,对现在而已更是如此。

    凯撒死后屋大维借凯撒生前遗嘱继承了其的权力,但是其力不足,很快,屋大维与安东尼及雷比达结成了新的政治同盟,公元前43年,大肆屠杀政敌,其中包括300名元老及2000骑士。

    公元前36年,雷必达一次错误的政治举动使屋大维终于找到了踢开雷必达的机会;雷必达被剥夺了军权和政权,只保留了最高祭司的宗教头衔,雷必达退出政界隐居。

    其后,在公元前33年—32年屋大维,奥古斯都,与安东尼的争端趋于白热化,于公元前31年直接转化为军事冲突,以屋大维的胜利告终。

   从此,罗马从共和制转变成为了帝制。

   似乎,罗马的政局取向稳定,但是这却是长期动荡的开端,帝制的专权注定了与其他社会阶层在利益上的、内在的冲突,一个好的帝王,能做到的仅仅是尽力地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延缓冲突。

   奥古斯都做到了,作为一位獨裁者统治罗马长达43年。他結束了一個世紀的內戰,使羅馬帝國进入了相当长一段和平、繁榮的辉煌时期,史稱羅馬和平。

   但是,一个封建帝国的和平能维系多久呢?不会太久,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之后一路向下,最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解体。

 

    上个世纪初,中国帝制被推翻之后,社会矛盾很快转变为外来侵略,日本从关外入侵,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形成了:蒋介石---日本 ---毛泽东的三权并争。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多次在接待日本官员的场合表示“感谢日本侵华”,例如: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这是最为正面的报道,事实上毛泽东想表达的意思是‘没有日本入侵就没有新中国!’,在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之后毛泽东才在延安得以喘息之机,韬光养晦,之至苏联出兵解决了东北的关东军才在东北与国民党开始了全面的内战。

    苏联打败了关东军之后,蒋介石---日本---毛泽东之间的三元平衡被打碎,东北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共与国民政府的政治纠纷从此开始,很快转入了军事冲突。

   这里,我们抛开细节,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元结构的平衡与转换。三元体系,以公平为目标的三元体系,失去一方之后,会很快地转为两元竞争,一方取得胜利之后,原来的三元均衡转化为一元,在政治上通常被解读为:独裁。

    事实上,也是如此,三元平衡之后是一个暂短的二元竞争,两元的竞争,很难有公平可言,多数情况下是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的,在此之后则是一元;政治上通常是独裁的开始,以为这与社会其他阶层内在的利益冲突的开始。

  也许,我们可以把三元结构看作是一个结果,是一个长期混沌的进化结果,经过长期的混沌之后达到三元结构,如不打碎的话,此三元结构则一直维持,打碎之后,通过二元过渡到达一元集权,在此之后,则转化为一元与其他构成的全面的、内在的利益冲突,也为‘任何长度的周期’,‘任何长度的周期’的此消彼长,逐步地会趋于周期三,毕竟,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更多的是秩序而非混乱,秩序产生于混乱,如:古罗马从部落到帝国的演变,我们所见,更多的是‘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也许,从理性角度看,其原因是我们更倾向接受‘有秩序’的事物,因此,符合逻辑地我们可以假设事物的演进过程是:

       "无序----有序----有序的破缺-----无序"的循环往复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有一为数学家论证从混沌到有序的逻辑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猜测。

   在上个世纪,美---苏---中,全方位地合作与对抗,对抗是主旋律,构建了全球范围内的三元平衡,照此逻辑,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应发生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但是却没有,我们侥幸地躲过了这种可能,因为,海灣戰爭缓冲了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海湾战争之后,IS崛起,又使得美国难以转身,中国侥幸获得了近30年的发展机会。

   现在,全球范围内,除了中国,美国的对手似乎进攻乏力,中国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

   中国的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内部一元独大,‘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习成了终身执政官,老大哥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全面冲突,难于调和。

   内忧外患,暴风雨就要来了,坐稳了吧,动荡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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