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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茶说天下  
东西南北,斧钺钩叉,中外古今,煎炒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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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回回”那些事儿(北京记事之十一) 2018-12-26 16:16:07

北京有很多回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广安门内的牛街一带。汉人管回民叫“回回”(也有叫“回子”的,不太礼貌),管伊斯兰叫“回教”。回回呢?反过来叫汉民是“大教”,因为忌讳“猪”字,连带着把汉民喜欢的猪肉也叫做“大肉”。北京很多副食店里猪牛羊肉都卖,但一定要分成“清真”和“大肉”组,万万不可混淆,而且双方的柜台离得越远越好。卖牛羊肉的都是回民,有人还戴着小白帽,柜台上方还要悬一个配有阿拉伯文的“清真”牌子。卖给回回的牛羊肉,都必须是经阿訇念经并开宰的,汉人不能代劳。至于卖大肉的,就没有那么讲究。 柜台上什么标志都没有,只要看见案子上摆着一大块肉,案子后边儿有个彪形大汉或者大妈攥着刀冲您直瞪眼,您就找对地方啦。

牛街有个清真寺很有名,据传始建于宋辽年代,当地人叫“礼拜寺”,是北京回民礼拜的重要场所。我过去一直把它想象成和中东那些清真寺一样的白色穹顶建筑。后来有一天去牛街办事,才发现这个礼拜寺竟然是一座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中国式建筑,不禁啧啧称奇。牛街一带还有一家“回民医院”,原为“中国回教协会”所建,现在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回民信仰伊斯兰教,阿訇的话比书记管用,加之民风剽悍,一直令官家有所忌惮。习近平“九三”大阅兵时,当局要求北京城区各大医院停诊转诊,唯独对回民医院网开一面,也是一奇。回族与汉族不通婚,饮食、礼仪乃至丧葬风俗等也与汉人大不同。

从上小学时起,我就不断听到有关回回的各种传说,例如,回回因为嫌猪脏而不吃猪肉(这是真的);不仅不吃猪肉,连姓朱都不行,要改姓“黑”(此说存疑);回回吃了猪肉是“反教”,要灌碱水洗肠胃、门口要挂猪头(不知真假),等等。最玄乎的说法是,如果有人在牛羊肉柜台前边说“猪”字,卖肉的回回便会像《水浒》里的郑大官人那样抡着刀冲出来拼命!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胡同里的孩子都会一段顺口溜——“打竹板儿,点儿对点儿,回民饭馆卖猪爪儿”,一边笑一边喊,却从来没见过回回出来拼命,倒显出我们“大教”从大人到孩子都对回回缺乏尊重。我过去有一位同事是回回,偏偏就有人恶作剧,偷偷把猪肉藏进他的饭菜里。这位同事是孔武有力的练家子,发现上当后却并未发作,而是口中念念有词,据说是请求真主宽恕,然后就是拼命的漱口。搞恶作剧的人自觉有愧,以后也没人干这种缺德事了。

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口附近的“南来顺”吃晚饭。北京有几家叫“来顺”的清真馆子,以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最出名,然而还有“西来顺”和“南来顺”,独缺“北来顺”。后来虽有个护国寺“北来顺”小 吃店,但似乎是近年为了凑满“东西南北”而加上的,并非老字号。其实北京档次最高的清真饭庄要推西长安街的“鸿宾楼”,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涮羊肉就是在那儿。那次我吃得太多伤了胃,后来有好多年对羊肉敬而远之。再后来到外地漂泊,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再见了羊肉就不挑剔了,连膻气重的肥肉都敢吃。那天在南来顺,我点了一个葱爆羊肉,可惜天气冷,吃了几口便凉了,白色的羊油凝结出来,令我很扫兴。这时进来一个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坐到我对面的座位上。

“师傅,”他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大教’吧?”

见我点头称是,他松了一口气,起身去柜上打了二两白酒回来,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油腻的纸包打开——哎呀,是猪头肉!他也不用筷子,直接下手抓,“滋溜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悠然自得。他倒是痛快了,我却很不安。在清真饭馆里吃猪头肉,不是比说“猪”字还要冒犯么?这位也太二了。我有心劝他不要继续冒犯,可是又怕一旦声张起来,里边儿的大师傅抡着刀杀出来。我只好放下筷子,一走了之。

写到这里,想起了云南沙甸事件。沙甸是有7000多人口的回民大村,文革时期清真寺被封闭、阿訇遭批斗。后来又说沙甸回民藏匿反革命,当局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加强营编制)入村。军人抓人打人造成回民伤亡,还逼迫回民学猪叫,往回民的水井中扔猪骨,进一步激发了民族矛盾。后来当地革委会成立针对回民的“民兵指挥部”,回民也成立民兵指挥部针锋相对。当地武斗不断,人员伤亡,动乱日益严重。1975年7月,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经中共中央批准,出动军队镇压。军队拉出榴弹炮,对着沙甸等回民村落一通狂轰,造成130余人死亡的惨案。只是因为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加之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早于“六四”的惨案鲜为人知,直到改开后才得以平反,据说是胡耀邦一力主持。后来我向云南同事问起此事,这位一脸不屑,说那帮回民“坏透了”,我听了愕然。

有些人对回回横挑鼻子竖挑眼,可是,北京的早点大概有一半是清真饭馆供应的,“大教”的人也照吃不误。我家附近有一家清真馆子,早上卖的油饼、炸糕、薄脆、豆腐脑之类,吃过不知多少。虽然价钱全市统一,但感觉这家的味道最正。夏日炎炎时,他们还推出小车,到街上叫卖烧羊肉。那大块羊肉是先经油炸,然后红烧,色泽金红,香气诱人,引得老少爷们儿端着锅碗瓢盆排了长队购买。不但肉好吃,那汤也不可不要,带回家拌面吃,比打卤面还好吃呢。

我对北京回回印象好,很大程度是因为“瞎大大”(我在《美酒飘香》一文中提过他)。蹬三轮儿的“瞎大大”是回回,是住在我家东院的房客。“瞎大大”年轻时不是蹬三轮儿的,而是一家回回大户的长工。后来英俊健壮的“瞎大大”赢得了那家小姐的芳心,两人便为爱情私奔了。再后来,“瞎大大”蹬了三轮儿,小姐则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两人相依为命。我见到“瞎大大”时,两人都已垂垂老矣。我按照大人的吩咐,管坐在床上满面皱纹的当年小姐叫“侯姥”。侯姥说话不多,声音很细,每次见了我便问些“功课多吗”、“快放假了吧”之类的问题,坐在长条凳上抽旱烟的“瞎大大”便“呵呵”地笑。“瞎大大”不仅拉着我兜风,让我尝葡萄酒,还做过一件令我极为钦佩的事:

文革“红八月”的一个深夜,我家被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抄家。后来听说这家的红卫兵特狠,在附近的胡同还打死了人。不过我家还算幸运,大人们被迫在院子当间儿高举双手跪着,但并未挨打。红卫兵们翻箱倒柜,似乎也没抄出什么东西来,便悻悻而退了。听母亲说,抄家之后,亲戚们吓得几天不敢过来,怕沾包。可是在次日清晨,“瞎大大”就来了。他嘘寒问暖,还问可以帮什么忙。您瞧人家回回多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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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油子(北京记事之十) 2018-09-25 03:12:14

“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是旧时代北方流行的一句俗话。“京油子”,是说一些北京人油滑,令外埠人难以应付。

我小时候有一天,二舅来了。他原是马路对过儿“志成中学”(今35中)的高材生,大学毕业后不愿意留在北京,跑到一个小城市去成家立业了。那天,二舅高坐在沙发里喝茶,只有三四岁的我蹲在地上拉五斗橱的抽屉。

“嗯?”沙发上的二舅注意到了,于是便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不许乱翻抽屉。小孩儿乱翻抽屉是要打的!”

我却不害怕,反问道:“那你们家的小孩儿翻抽屉,也打么?”

“哇”的一声,二舅大笑,嘴里的茶喷了一地。他一把抱起我,连呼“小京油子!小京油子!”

得,我成了“京油子”啦。

不过那时我可不知道“京油子”的意思。后来考上一所小学,需要坐公共汽车,家里便给买了月票。那时的学生月票是两块钱,市区线路随便坐。高年级时胆子大了,我便经常去“溜车”,什么动物园、和平里、酒仙桥、大郊亭啦,跑了个遍。突然想到“小京游子”(我一直以为是“游”而不是“油”),大概就是指我这种在北京到处游逛的小孩儿吧?于是,我把这个自以为是的猜想写进了作文。语文老师看了笑没笑我不知道,不过她还是把这段儿画了红线,赞了一个大大的“好”字。

说完了“京油子”,现在说说“卫嘴子”。很多天津人的口才好,即使算不上口舌如簧,那一串串天津话随着快速扇动的嘴唇奔涌而出,让北京人听得直发懵。其实天津人说起普通话来并不差,基本符合北京口音,然而有一个字却发不出北京音来,那就是“用”字。天津人一定会念成“rong”而不是“yong”。

“卫嘴子”还体现在相声上。天津很多说相声的语速快,给人一种口若悬河的感觉。虽然要用北京话说,但时不时抛出几个天津味儿浓厚的包袱来,便使绷紧了的观众开怀一笑。天津的相声自成体系,与侯宝林等代表的京派相声相比,天津人更服马三立的相声。当然马先生是侯宝林的师叔,辈份儿在那摆着呢。听说有一次侯宝林去天津说相声,几个包袱下来,台下没人笑,侯先生脸上就有点挂不住。天津演员呢,来到北京演出,一定在开演前问候北京观众,什么“好久没来啦”、“想念大家啦”,北京人听着就舒服,所以天津相声演员也很受欢迎。

天津话,北京人听着纳闷儿,心说只隔着二百多里地,怎么说话就这味儿了?坊间一些怪里怪气模仿天津口音逗闷子的段子,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心理。例如我小时候就流行过这样一段天津味儿的童谣:

“我来到了天津卫,

嘛也没学会,

学会了开汽车,

轧死二百多!”

还有人编出一个笑话来:

中午时分,天津人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天津人问:“吃了吗?” 如果客人回答说“吃了” ,天津人就会说:“我正想给你做呢!” 如果回答是“没吃”,天津人就会看看表说:“外边儿饭馆儿还没关门呢。”

这个笑话要用天津话说才逗,可惜天津人不说,北京人学不像,最后就成了糟蹋“卫嘴子”的段子。最近有网友转来易中天先生讨论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文章,居然把这个笑话张冠李戴加到北京人头上,我对此表示严重遗憾。

“京油子”不仅编排“卫嘴子”,对“阿拉上海宁”也不客气。我就听过一个对上海人相当刻薄的笑话,这里就不说了。嘲笑别人的口音、相貌、穿戴、家乡、习俗等,毕竟是不厚道的。还有一些老歇后语,拿“瞎子”、“哑巴”、“聋子”、“瘸子”、“罗锅儿”说事,这样的“京味文化”并不好看。

至于“保定府的狗腿子”,因没有见过,不好置评。不过若论今天的“狗腿子”或奴才,倒是遍布海内外,不用到保定府去找。看别国的愤青,基本都是批评本国政府的,唯独“厉害国”的愤青、愤老、小粉红,全都是上媚朝廷、下欺百姓,红头涨脸嗷嗷叫的角色,您说像不像狗腿子?

现代狗腿子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管饭的,如“真理部”里挣工资的职业骗子、维稳产业的打手,还有发帖拿钱的五毛等等;另一类是党不管饭的,例如那些“自干五”。“自干五”里也许有想交“投名状”上山入伙的,但更多的是被党文化洗脑洗傻了的主儿。最奇葩的是海外一些自干五老同志,去国几十年,甚至已经成了外国人,却仍然初心不改,时不时地为万里之外“赵家”的老少主子涂脂抹粉献孤忠,也不想想人家认不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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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茄酱事件 2018-07-17 16:32:45



莫斯科电视台正在播放苏共总书记的讲演。

扎哈罗夫:电视里整天都是总书记那张浮肿的老脸,烦死了!下次他再露面,我要抹他一脸番茄酱!

妻子:败家鬼!他那张脸有番茄酱值钱么?再说,你把电视涂得乱七八糟,谁擦啊?老娘可不干!

扎哈罗夫:……



午夜时分,响起了猛烈的拍门声。

克格勃:开门!这里是伊万诺夫的家么?

扎哈罗夫:(如释重负)伊万诺夫住在隔壁,同志!

克格勃(破门而入):那么你就是扎哈罗夫了?跟我们走吧。

扎哈罗夫:为什么?

克格勃:因为你的邻居伊万诺夫举报你攻击国家领导人!



政治局开会讨论番茄酱事件。

宣传部长:这是侮辱人民领袖的严重罪行,一定是西方反苏势力策划的!

部长会议主席:也许只是个疯子,送到精神病院查查算了,不必小题大作。

总书记:Nie(不)!不是疯子!他为什么要拿番茄酱抹我而不抹你呢?还不是冲着我这个核心来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坚决反击!

部长会议主席:出镜率越高,风险越大。

最高苏维埃主席:我们这就立法,严惩攻击国家领导人的罪犯!

总书记:很好。为了不给番茄酱分子作案机会,我将降低出镜率。宣传部发个指示,就说我一贯反对个人崇拜,要求媒体少宣传个人。还有,通知商业部门立即停止出售番茄酱!



总书记视察集体农庄,在养猪场照了一张相。《真理报》总编看着照片发了愁。

总编:上边指示少宣传个人,这照片的说明怎么写?总不能像过去那样写什么“总书记视察养猪场,人欢猪叫喜迎伟大领袖”吧?

编辑甲:可以写“总书记和猪在一起”。

总编:说我们党的领袖“和猪在一起”,太不尊重了。

编辑乙:那就写“和总书记在一起的猪”。

总编:这样一来,猪就成了主体,不妥不妥!

第二天报纸上,这张照片下的说明是:“右起第三位是总书记同志。”



N年之后,古拉格群岛的一间牢房中,三个犯人谈到自己为什么入狱。

扎哈罗夫:因为我反对前总书记。

伊万诺夫:因为我拥护前总书记。

前总书记(悲愤地):因为我就是前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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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原来没那么“厉害”? 2018-06-30 18:17:18

按:


今转发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先生最近一段讲演的视频,我以为很值得一看。在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喧嚣中,刘先生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科技水平的现状,指出了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说明“我的国”其实并不那么“厉害”,甚至受制于人。他说:“只有认识差距,才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可能永远是中国梦”,很有道理。关于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落后的原因,刘先生指出了三条:


1. 缺乏科学的武装,阻碍了技术发展进步;

2. 缺乏“工匠精神”,轻视操作,轻视实践;

3. 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科技界浮躁、浮夸已成瘟疫。


刘先生还批驳了“新四大发明”、“弯道超车”等时髦说法,指出在很多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在当前这种好大喜功的环境里,刘先生讲这些话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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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纪念“六四”? 2018-06-04 16:23:36

按:下面是我在牧羊人兄的大作《纪念还是忘却,这是一个问题》后对几个评论的评论,现根据网友建议收进博客备考。



我家离六三之夜解放军进城的一条主要街道大约百米左右。当晚家中只有两位老人,在枪声中倍受惊吓。天亮后发现,不远处的一座居民楼墙上布满弹孔,人们纷纷拿出捡到的子弹壳给路人看,说是解放军进城时开枪打的!我不敢想象,如果这些子弹射进窗口怎么办?如果再射得远些,射进我家伤了老人怎么办?不管中共及其走卒用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为镇压辩护,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弹孔,不会忘记当年中共是怎样与市民为敌的。

如果一个家庭有小孩子哭闹,做爷爷的哄不好,就挥刀斩之,这样伤天理、灭人伦的爷爷是不是应该受到世人谴责?那天夜里,就有那么几个七老八十的领导人为了权力,夺去了成百上千的本民族优秀青年(包括学生和军警)的生命。邓小平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言不由衷啊。

有人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证明了六四镇压的正确。难道为了经济发展就要杀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希特勒杀犹太人、杀异见者也是合理了,因为第三帝国的经济起飞了么!请问这些朋友:如果将来经济出现问题,是不是又要靠杀人来振兴经济?如果拿你们和家人的生命来换取经济发展,你们愿意吗?

六四不会被忘记,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六四的噩梦在中共领导人的头脑中萦绕不去,以至于他们每年一到这个时刻就诚惶诚恐如临大敌,不断通过禁言、封网等行为来提醒民众不要忘记六四。在国内网站不仅不能出现“六四”二字,连“535”、“88”都要屏蔽,令人想起阿Q的癞疮疤,“光”也忌,“亮”也忌。越是这样,就越说明自己理亏心虚,会使更多的有心人去一探究竟。



有的朋友强调“为发展经济而杀人”和“为保障发展经济而杀人”的不同,其实并不能否定“为了经济而杀人”吧?经济改革既然是为了利国利民,为什么要靠杀人来保障?这说得通吗?

因为近日较忙,不能对朋友的论点一一作答,仅就纪念六四之事谈点看法。六四难以忘怀,不是功利主义的考虑,而是基本良知的问题。且不论六四的起因、过程如何,也不论参与者犯错多少,中共动用野战军杀害和平抗议的本国人民就是反人性、反文明的大罪恶,理应得到世人谴责。

不排除有人利用纪念六四为自己谋利,但更多的人纪念六四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曾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的王倬教授。六四惨案发生后,王教授立即宣布停止与中国学术机构的一切交流。他说:这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良心。王教授的这一决定坚持至今。

另一个例子是几位女同胞。她们每年都会在华盛顿纪念碑下举办纪念活动,向中国游客介绍六四。举办者说:我是母亲,我不能让我的子女生活在恐惧之下。她们也坚持至今。

这些人,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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