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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茶说天下  
东西南北,斧钺钩叉,中外古今,煎炒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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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行当论(北京记事之一) 2017-08-15 06:25:38

在老北京,摆摊儿做小买卖的多,走街串巷的小贩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还不叫“售货员”、“师傅”之类的,一般是你卖什么,就管你叫“卖xx的”,例如“卖菜的”、“卖包子的”、“卖糖瓜儿的”、“卖刨冰的”,“卖糖葫芦儿的”,“卖票的”等等。对于其他行当,称呼中也往往带个“的”字,例如“剃头的”、“拔牙的”、“焊洋铁壶的”、“打小鼓儿的”、“拉洋片儿的”、“锔锅锔碗儿的”,等等。

上面列举的这些行当儿,有些一目了然,有些则需要一点解释。

“卖糖瓜儿的”卖的不是新鲜瓜果也不是蜜饯,而是一种用麦芽糖制成的球状食品,上面刻有香瓜那样的线纹,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祭灶用的。此物甜而粘牙,人们相信灶王爷吃了它上天汇报时就张不开嘴,说不出这家的坏话。其实“撤供人吃”,这玩意儿最终还是被小孩儿们吃掉完事。除了糖瓜之外,他还卖一种二寸来长的麦芽糖棍儿,一支就可以让孩子们又玩又吃,把玩很长时间。

“刨冰”是旧时北京夏日的一种冷食,做法是在冰块儿上用一种特制的刀具刮出碎冰渣儿放进碗里,然后倒入香精调好的糖水,就可以吃了。三伏天吃点冰凉的东西本来是好事,可是那冰实在不敢恭维。在没有人工制冷技术的年代,那冰块儿是数九寒天从结冻的护城河里挖出,放到很深的地窖(冰窖)里存着,夏天时取出来用。我小时候常看见马车拉着大块儿冰进城。那些冰块儿上经常看到水草和泥土,这样的东西做成刨冰直接入口,实在是太脏了。相比之下,什刹海一带有所谓“冰盏”卖,是把切碎的瓜果放进小碗里,用天然冰镇着,吃时只吃水果不吃冰,这就卫生多了。

“卖票的”可以是卖门票、戏票、火车票的人,但更多时候是特指公共电汽车上的售票员。过去干这行儿的都是男的,通常背一个票夹子,里边装着车票和钱。车票按路程远近分成几种价格,以不同颜色区分,一摞摞的都绑在一块小木板上。卖票的在车厢里前后走动,不管车里有多挤,他们也能从人群里钻来钻去,嘴里不停地叫着“买票!”。这时坐车的就会把钱递过去说:“买票,到XXX!”卖票的便从票夹子里掏出小木板来,用红蓝铅笔在一张车票上划一下撕下来,然后连车票带找的零钱一起递过去,很利索。卖票的精明得要命,谁在哪儿上的车,买没买票,在哪儿下车都记得一清二楚,想蒙他可没门儿。后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有了女售票员。记得车到站时,总看到梳着短辫的售票员从前门儿挤下来,查看下车人的车票,然后又跑到后门儿,把挤成一团的人推上车,最后自己也挤上去高喊一声“关后门儿”,有时连票夹子都会被车门夹住,真不容易。

我从上小学时起就在理发店理发,但说起“剃头的”,一点儿都不陌生。三伏天儿午睡醒来,在蝉鸣之中经常会听到墙外裂帛般“哧啦”一声,就知道剃头的进胡同儿了。余生也晚,没赶上“旧社会”,那种“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是无缘见到了。据传那种挑子一头儿挑炉火,一头挑板凳儿,故而说它“一头热”。炉子这头儿还有个竖立的“旗杆”,据说是当年满清入关后挂“留发不留头”的人头用的!我从小见到的剃头的,就是背个装理发工具的布口袋,手里拿着一个一尺多长像音叉那样的铁家伙。拿一个大钉子塞进“音叉”的两臂之间向上一挑,就发出“哧啦”一声,以此来招徕顾客。这些剃头的只给男人剃,也不讲什么发型,最拿手的就是推锃光瓦亮的“大秃瓢儿(光头)”。

北京人管铝制品叫“钢精(读成”钢种”)”,例如“钢精锅”等。“洋铁壶”则多指铁皮制的烧水壶。“焊洋铁壶的”就是修补破锅漏壶洗脸盆儿的工匠。如果只是小漏洞,他会给焊上;如果底儿上漏洞太多,他就给换个底儿。修完了还真不漏,可以再用一段时间,为升斗小民节省一点儿开支。有个笑话,说是一对夫妻吵架,吵着吵着动了手,那女的把一个痰桶(也叫“痰盂儿”)扣她爷们儿头上了。痰桶这玩意儿嘴儿大、肚子粗(读成“憨”),但是脖子那一圈儿比较窄,一旦扣到头上,想摘下来可没那么容易。俩人顿时傻了,架也不打了,赶紧出门叫辆三轮儿直奔急诊室。不料那里的大夫一瞅,就说“治不了这个”。幸亏医院外边儿有个焊洋铁壶的,他们又赶紧往那儿跑。焊洋铁壶的拿出一把剪铁皮用的大剪子,把痰桶剪了个大口子取下来,总算是救了一难。

有人听到“打小鼓儿的”这个名称,可能会以为是京剧场面(伴奏的乐队)里用单皮鼓打鼓点儿的那位(俗称“打鼓的”),其实不然。别看只多了一个“小”字,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儿。话说清朝覆亡以后,八旗子弟的“铁杆儿庄稼(朝廷定期发给的钱物)”没了着落。他们之中,有本事和体力的出去打工挣饭辙,剩下的人就只好靠典当度日,把家中的古玩字画珠宝等都拿出来卖了,换点儿嚼谷儿(食物)。“打小鼓儿的”这个专门收购旧货的行当儿也就应运而生。“打小鼓儿的”行头很简单,身上披着一个褡裢,手中拿着一个直径寸余的小鼓。他们走街串巷时从不吆喝,鼓声一响,自有愁眉苦脸的主顾从大宅门儿里走出来。后来,好东西卖完了,“打小鼓儿的”也逐渐被“收破烂儿的”取代了。

“拉洋片儿”似乎是受了洋人的电影、幻灯的影响而发展出来的一种“音像艺术”:演出的道具是一个四周有小圆窗口的大木箱,里边备有光源。洋片儿其实是画片,拉洋片儿的在箱子的一端拉来拉去换片儿,观看者花些零钱就可以通过小窗口往里瞅。一般一个故事由几张片子组成。看完了如果还想看,就得另交钱了。天桥一带最着名的拉洋片儿的是“天桥八大怪”之一“大金牙”。据传此人嗓子特好,一边拉片一边唱,可以吸引很多人来看。天桥那些杂耍、说唱艺人过去主要集中在今天天桥南大街路西,永安路和南纬路之间的地带。等到我记事时,天桥已经很冷清,很多艺人也老了不来了。所以,我小时候只看过一次拉洋片。记得从小圆窗看进去,只见两个古装仕女站在一个亭子前边儿。拉洋片儿的“依哩哇啦”地唱着,可是我又听不懂他的词儿,所以最终也不知这是什么故事。最奇怪的,是那亭子顶上居然插着一面五星红旗!现在想来,那俩女的可能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和丫鬟,可那五星红旗又是怎么回事儿?

最后说说“锔锅锔碗儿的”。北京的孩子们玩儿的时候经常模仿和恶搞市井的吆喝声,例如“磨剪子勒锵菜刀”,“冰棍儿败火,拉稀别找我”等等,“锔锅锔碗儿锔大缸”也赫然在列。“锔锅锔碗儿的”是那些专门修补陶瓷制品的手艺人,我小时候还能见到。一个大海碗摔成了两半儿,拿给锔锅锔碗儿的修理。只见他先把这俩半拉碗按断茬对好,然后用线绳把它们固定,夹在两腿中间。接着他拿出一只小钻头来,两只手牵动钻头上的绳子使其快速转动,在裂缝两边钻出几对小孔来。最后,他取出几个铜锔子钉入小孔,就大功告成了。由于年代久远,已记不得他是否还要在裂缝外抹一点“腻子”以防漏水了。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有关“锔锅锔碗儿锔大缸”的传说:

北京阜成门内有一座名为“妙应寺”的喇嘛庙,庙里有一个巨大的藏式佛塔,据说是全国最大的。因为该塔通体洁白,民众遂称妙应寺为“白塔寺”。传说那白塔下面镇着“海眼”,一旦倾覆,京城人皆成鱼鳖矣。有一天,人们发现白塔上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不禁惶惶不安。这时街上来个老头儿,嘴里吆喝着“锔大家伙!”有人拿出碗来,老头儿一看说“太小太小!”拿出面盆,老头儿还是说“太小太小!”,最后有人搬出大水缸来,老头儿还是喊“太小太小!”于是有人跟老头儿逗闷子,指着远处的白塔说:那是个大家伙,您能锔吗?老头儿一看笑了:这还差不离儿!是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人们都很害怕。第二天早上风停雨住,人们出来一看,嘿!碧空如洗,白塔巍巍。那裂缝已经修好,上边儿钉着几个大锔子!

人们都说,这老头儿是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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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场阅兵”这场戏 2017-08-07 05:48:14

“最高统帅”习近平身着迷彩服,在“朱日和”基地又过了一把阅兵瘾。此人上任不足五年,已经阅兵三次,计有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香港回归20周年阅兵。以及这次“朱日和”阅兵。我看习先生以后也不会消停,找个逢五逢十的理由,他就要折腾一回。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早已呜呼哀哉,今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00周年”,他一定会来个空前绝后的大检阅,来庆祝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中国阅兵是历代领导人表演“自信”、“强大”,吓唬“敌对势力”的老戏码。在敞篷车上顾盼自雄的那位是“角儿”,走正步的大兵们是龙套;不管中山装还是迷彩服,都是戏装。您愿意看就当个乐子,对角儿和道具来个品头论足,看完以后该干吗还干吗。如果把它当回事,被它震撼、感动甚至还“解读”出好几点“重要意义”来,那您就入戏太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

对这台戏的整体印象

这次阅兵,官兵皆穿迷彩服,乘坐各种车辆接受检阅,比起过去走正步的“木头人”方阵来,总算是有了点“准备打现代战争”的样子。不过向天上看去,仿佛看到了俄国空军:一架巨大的4引擎安东诺夫运输机,五架“Su-30”,后来才知道分别是国产“运22”和“歼16”;大量的“Su-27”式飞机,也不知道是不是“歼11”;还有那作为战略轰炸机的“轰6K”和改装成加油机的“轰6”,都是60年前苏联Tu-16中程轰炸机的翻版,只有那三架“歼20”才让人眼前一亮。若论真正的“国粹”,恐怕只有直升机组成的“八一”和“90”字样了。

往地面看,又仿佛看到了美国陆军:那些中型越野车都像是美军“悍马”的克隆,只是车头灯和进气口设计有所不同;那些深绿色车身上涂着白底红十字标记的医疗车,怎么看都像是二战中的美军装备;至于迷彩服、头盔、陆战靴,都是在模仿美军1990年代的样式。只是美军如今改穿黄色翻毛大皮靴了,“我军”是不是也要跟风?

至于那些钢铁长龙般的武器装备,无非是些坦克、自行火炮、雷达车和导弹之类。这次展示的导弹特别多,然而由于我看的是无解说视频,对这些导弹是什么型号、有何法力一概不知,当然也无心去探讨,只看见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铁家伙一车车拉过去,而压阵的锅炉般的庞然大物大概就是洲际弹道导弹了。其实研发导弹更应该注重的是精确度而不是数量。据传冷战时期一位苏联军官悄悄对西方记者说:只要能落在勃列日涅夫头上,一枚导弹就够了。斯言是也。

违反了《国旗法》

当受阅部队开向主席台接受检阅时,最前面的三辆车分别悬挂党旗、国旗和军旗。党旗在先,国旗居中,军旗断后。这样的次序很新颖,过去从未见过,大概又是那位无所不通的名“角儿”习近平的发明,用最直观的形式宣示党指挥国、党指挥枪、绝不搞“军队国家化”!然而看戏的却不那么好糊弄,很多人指出这种次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查阅该法,第十五条确有如下规定:“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其他旗帜,当然包括党旗和军旗,所以这几辆车确实是违法了。

不过我要奉劝看戏的诸位,不要因为习主席公然违法就引经据典大惊小怪。若是惹得龙颜大怒,把《国旗法》都改了,规定党旗在先,看尔等还有何话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党”一直是违法乱纪的典范。党章也好,宪法和法律也好,都是撰写出来供党的领导人肆意玩弄与践踏的。例如,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不论中共哪一代领导人,都会通过“修宪”的方式塞进自己的私货,结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相互矛盾的东西逐年塞进了宪法前言,看来塞入“习近平思想”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宪法,还有什么严肃性和权威性可言?至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更是一纸空文。民众的知情权被屏蔽,批评党和政府就可能因言获罪,承受“电视审判”的羞辱;而违宪组织——各级纪委——则公然用帮规取代法律,以非法拘禁和审讯为能事。

不论左派右派,总是有人对新一代领导人抱有幻想,以为明君再世,中兴有望,此中共已非彼中共。其实他们又不是您选出来的,无须为您负责,您又何苦自作多情啊?尽管中共各代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理念和主张,但在维护一党专政、破坏民主法治、践踏党员和公民权利方面则是一脉相承的。还是那句话——“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阅兵吓唬谁?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讲过一个将军舞大刀的故事。这位将军镇守西部边陲,无事就在城头舞动一杆一丈多长的巨大砍刀。蛮夷部落望而丧胆,以为神,终不敢犯界。将军笑而坦言:此刀乃木制,并不重,只为吓唬蛮夷云云,可见心理战古而有之。只是到了现代信息时代,就是玩真枪真炮,也未见得吓唬住人家,不然怎么解释这几年阅兵越频繁,“反华”国家越猖狂的现象?连南海周边那些蕞尔小国都敢寻衅滋事冒犯天朝神威,更不要说印度三哥公然登堂入室,在中国境内阻截王师了。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这次阅兵不针对任何国家。这倒是一句心里话。

吓唬不了外国鬼子,总可以吓唬一下“中国鬼子”吧?别的不说,让天下知晓习先生“有兵在”,党内那些觊觎王位的“野心家”、“阴谋家”会不会有所顾忌?那些打着“维权”旗号跟党“死磕”的“公知”、“访民”,会不会知难而退?

还有那些台独、疆独、藏独、港独之流,恐怕也是吓唬的对象。问题是三十年前“独立”势力并不强大,如今却越吓唬越多,除了把板子打到“西方阴谋”身上之外,就不能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

“出了训练场,就进阅兵场”

为了强调此次阅兵的实战意义,军方发言人特地指出,本次阅兵没有军乐队,受阅车辆均未经装饰,战士们出了训练场就上阅兵场。从视频看,车辆确实没有像过去阅兵那样在轮子上画白圈圈,也没看到军乐团的镜头,然而说“出了训练场,就进阅兵场”,我不能相信。

破绽就出在分列式上。我看到,每个分队的右端是两名主官,军衔从上校到少将不等。有趣的是,几乎每个分队的主官,身高都远低于他们的士兵,说明这些士兵是专门挑捡出来的大个儿。有人可能会说,将军比士兵年长二、三十岁,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身高不及今天的战士毫不奇怪。可是问题在于,那些战士像刀切似的一样高,根本不符合部队中“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的现实。只挑高个子,必然打乱原来的建制。这样的战士组合到一起,如想让他们步调一致,不经过长期排练绝无可能。这样的队伍演戏跑龙套可以,真正打起仗来就要出问题。即使是为阅兵而阅兵,如果只挑高个子去,那么对矮个子战士也是极不公平的。

当年在德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苏联坚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阅兵式,将士们在受阅后直接开出城外与德军鏖战。那才是有实战意义的阅兵,请问现在的“我军”行吗?如果真正是男儿,就请这些“出了训练场,就进阅兵场”的精兵悍将直接开往中印边境,把阿三立马赶出去,如何?

习近平这个“角儿”

买票看戏,听的是“角儿”,龙套错了,对票价没什么影响——这是侯宝林的相声《空城计》里说的。那么就说说阅兵这出戏的“角儿”习近平吧。

习先生上台以来,一直在纵容和支持对他的造神运动,这两年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年前他加冕“核心”,如今又成了“最高统帅”和“领袖”,今年阅兵还公然违反《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的规定,要受阅军人喊他“主席好”。更有甚者,习近平居然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即使霸气如毛主席者,也不好意思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可见习先生的脸皮有多厚。须知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一言九鼎的权威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形成的,而习近平登上大位本属侥幸,他的“权威”是宣传部门和他自己“大树特树”出来的,如果想走晚年毛泽东式的独裁之路,那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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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对自己的“权威”没有信心,习近平才会不断强调“自信”。过去是“三个自信”,现在变成了四个,当然有四十个也没用。他在演阅兵这出戏时手足无措、荒腔走板,反映出他内心的空虚与惶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中,习先生闹出了“左手敬礼”的大笑话而广受诟病,此次他学乖了,不仅左手不敬礼,右手也不敬了,两只手就像牢牢焊死在检阅车的扶把上,实在好笑。习先生大概忘了自己穿的是军装(迷彩服),将士们向你敬礼、喊你“主席好”,你必须还以军礼,不能像个肚子里装了喇叭的泥菩萨那样一动不动。有人根据习军装上的皱褶推测他右肩受过枪伤,故而不能行右手礼。但是看看习近平出访的照片,挥动右手并无异常,可见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习近平不还礼,不仅是缺乏自信造成的手足无措,还可能是出于权力的傲慢。此人一向刚愎自用不拘小节,经常在国内外活动中出错露丑,从不见其助手和同僚犯颜谏止,却只见引经据典为其开脱,这样很不好。其实“小节”很重要,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能力和修养。如果小错不纠正,积少成多就可能酿成大祸。看戏的给“角儿”喊倒好儿,都是因为细节,希望唱戏的习先生明白这个道理。

“沙场阅兵”这个戏名儿

我实在没有耐心看完整个视频,看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说出“沙场阅兵”后就关了电视,因为我对这个戏名儿有意见。众所周知,“沙场”多是指“战场”而言,而“朱日和”基地只是训练场而非战场,所以“沙场阅兵”作为戏名是不恰当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沙场”的释义是“广阔的沙地,多指战场”,如果只看大量受阅军车行驶造成的暴土扬灰乌烟瘴气,叫“沙场”倒也不无道理,但只怕这不是习先生的本意。

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不要拦人家高兴”,意思就是不要扫别人的兴。习近平喜好阅兵这一口,我也不想拦着他高兴。只是既然“我军”是党卫军,那么阅兵经费应该由党费开支才对,花国家财政的钱算不算“公款私用”?如果阅兵只是习近平的个人嗜好,那么党也不该为他出钱,而应让他自己付账。这样说吧:只要习先生肯自己掏腰包,他就是天天唱“阅兵”这出戏,我也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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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晓波 2017-07-13 18:50:08



今天,刘晓波先生在服刑中去世了,人们说:他终于自由了。

12年前,赵紫阳先生在软禁中去世了,人们说:他终于自由了。

一个是民间的异议人士,一个曾是中共领导人,却殊途同归。一个对自己的前领导人都如此残酷无情的党,人们为什么还要指望它对刘晓波发善心?如果紫阳的例子还不够,那就想想瘐死开封的刘少奇吧。



“三百年殖民地”,成了刘晓波的标签,一贴就是30年!

这话是刘晓波在1988年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的。从采访的上下文看, 这话更像是一句气话,因为既没有操作的现实性,也没有任何实施计划。刘晓波以后再没说过这句话,《零八宪章》中更是没有,为什么死揪着不放?无他, 就是为了祭起“爱国主义”这杆臭气熏天的破旗,让革命群众同仇敌忾。

人的思想是会改变的,30年前的言论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现在的思想。毛主席在1940年代曾为美国大唱赞歌,可是到了1949年就写出《别了,司徒雷登》,宣布对苏联一边倒,思想转变只用了四五年。

还是毛主席,曾经亲口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这话是不是比“三百年殖民地”更像汉奸言论?更有甚者,他老人家还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可谓言行一致,为什么我们就坦然接受了?



刘晓波的思想,体现在《零八宪章》中。

中共当局却抓住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大做文章,并以此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

其实“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自己,在中共早年的党纲中就可以找到。如果为这个词就要治罪,那么要不要对中共进行审判?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当代青年人对刘晓波知之甚少,然而知道的人无一不为晓波和刘霞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

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当局践踏法律和公民权利,对刘霞等实施软禁,生怕他们到奥斯陆代刘晓波领奖。

想不到这一软禁竟然持续了7年,刘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似乎从人间蒸发了。就算刘晓波罪有应得,为什么要株连刘霞?难道这就是“依法治国”么?

不,这是国家对公民的恐怖主义攻击。



刘晓波尸骨未寒,有人就开始“一分为二”,要鞭尸的也大有人在。

晓波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他有缺点也有弱点,然而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智者,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烈士。

政见不同可以争论,真理越辩越明。然而六四事件后的28年中,刘晓波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监控和监禁中度过的。人们鹦鹉学舌地按照当局的调子对晓波口诛笔伐,晓波却没有辩解的机会,这极不公平。

跟着党去鞭尸现在安全,将来则未必。不定哪一天,你就成了党的敌人,也要被鞭尸的。

陈毅的悼词中原有“有功有过”一句,被毛主席划掉了。人死为大。



在这悲伤的时刻,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只是随想随写,便有了以上几段。

据说,人死之后灵魂飘到空中,无奈地俯瞰着这个世界。

晓波,你在看着刘霞、看着我们么?

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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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为何被解聘? 2017-06-25 16:57:51

6月21日,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国画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一时间,冠盖云集,群贤毕至。人民网的报道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文联文艺资源中心副主任冉茂金,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李魁正,著名学者司马南,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画研究院名誉院长张道兴先生分别致辞。揭牌仪式上同时举行了中国画研究院的聘任工作,聘请丁绍光、姜昆、郭达、艾克拜尔、李魁正、曹俊等为特聘教授。李海彬、刘鹏、张道兴、郭达、马汉跃、李明智等为中国画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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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合影。右起第九人为司马南。


其实,当时被聘为“特聘教授”的还有“著名学者司马南”,只是他被放在“等”里显不出法身,是不是人民网故意为之就只有天知道了。幸亏司马南不甘寂寞,当天在自己微博中晒出人大继续教育学院发出的教授聘书照片,才使这天大喜讯不胫而走。聘书显示,司马南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国画研究院特聘教授,聘期三年”。聘书上有人大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李海彬的签名,落款日期是二0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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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荣膺“特聘教授”,网上反应却是两极。司马南的一位朋友欣喜地说:司马南成了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崔永元又要气得夹头了。然而据星岛日报报道,不少人大师生和校友在互联网发声反对,认为社会舆论对司马南严重负面,指司马南“是中国几千年來恶劣文人的代表”。坚决反对聘司马南为人大教授。


然而好戏还在后面。据凤凰网报道,人大继续教育学院于6月23日晚间发布一则《情况说明》:鉴于6月21日学院在向有关专家颁发聘书一事上存在着程序瑕疵,为保障学术的严肃性,进一步规范兼职教师的聘用制度,经研究决定重新审核兼职教师资格,收回聘书。这就是说,该院6月20日签发的“特聘教授”聘书,6月23日就要收回,让包括司马南在内的专家大佬只做了三天“特聘教授”,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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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继续教育学院中国画研究院揭牌是一件大事,聘谁来做“特聘教授”也必然经过慎重研究讨论,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又何来“程序瑕疵”?于是有人批评人大出尔反尔,自毁学术声誉;也有人赞扬人大从善如流,顺应民心,解聘了“五毛”司马南。然而被解聘的不止司马南一人,还有丁绍光、姜昆、郭达、艾克拜尔、李魁正、曹俊等人,难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我以为,司马南痛失“特聘教授”的原因,恐怕不是那个《情况说明》说的什么“程序瑕疵”,而是出于高层领导的意志。以下是我的合理猜测:

中南海

最高领导虽然日理万机,但偶尔也会忙里偷闲网游一把。这一日偏偏看到司马南获聘“特聘教授”的消息,最高领导于是大怒了。他立即给中办主任打电话:司马南当年追捧薄熙来和周永康,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教授?告诉教育部把他撤了!

中办

中办主任接到最高领导的电话不敢怠慢,马上给教育部长打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司马南有政治问题,不应聘为教授。你们要给人大做工作,解聘司马南!

教育部

教育部长接到中办电话也不敢怠慢,赶紧给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打电话:中央说司马南不能做教授,必须解聘!

人民大学

书记接到部长电话不敢怠慢,立即给校长打电话:教育部说中央指示解聘司马南,我们必须执行啊。校长回答:明白了,遵命就是。我立即通知继续教育学院!

人大继续教育学院

党委书记和院长接到校长通知后很不高兴。书记说:这个聘任名单是我们慎重研究后决定的,怎么上边一句话就要解聘司马南?院长说:那聘书是我签发的,叫我的老脸往哪儿搁?于是书记给校长打电话:如果现在就解聘司马南,人家会说我们出尔反尔,会影响我们学院的声誉的!

人民大学

校长在电话里回答说:解聘司马南是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有错不改才更影响声誉!

人大继续教育学院

书记争辩道:如果只解聘司马南一个人,人家会说我们屈从于社会舆论压力,以后还怎么做工作?

人民大学

校长回答:那就把那天发的聘书全部收回,好好给专家解释一下。

人大继续教育学院

书记对院长说:看来只好如此了,可是我们怎么向公众交代?院长回答:那就说是“程序瑕疵”吧。书记点头。于是院长通知院办公室:发一则《情况说明》。

免责声明:以上情节皆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此文不是爆料,无有举证之责,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事人如有疑问, 请循行政和法律途径向有关方面质询。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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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是不是二郎神? 2017-05-21 17:53:29

最近在考证一个问题,即“习近平是不是二郎神?”

您别笑,我可是认真的。

事情缘起于习近平先生对他当年插队生活的回忆。1968年,不到16岁的的习近平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他在梁家河生活7年多,当上了党支部书记,最后于1975年经“推荐”进入清华大学,成为化工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在回忆当年的插队生活时,习近平说:“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初闻此言时,很是为习先生当年的艰苦奋斗精神感动了一阵子。然而那200斤麦子却始终让人耿耿于怀,因为对于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那实在是太重了。当今16岁中国少年的体重平均为50-60公斤,即100-120市斤,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青少年的体重可能还要低。换句话说,要肩负两倍于自己体重的一大口袋麦子走十里山路还不换肩,壮劳力都做不到,少年习近平却做到了,如果他不是二郎神,谁是?

据几个北京知青回忆,当年他们在场院上也扛过麦包。小麦收割后,要经过脱粒、扬场、装储、磨面等多道工序,才能成为做馒头的白面。知青初来乍到,正要表现自己,于是抢着去干最苦的活儿——“上跳”。所谓“上跳”,就是扛着装小麦的麻袋走过十米来长的“跳板”,把麦子倒进麦囤。当年的麻袋可装180斤,但“上跳”时一般只装百斤左右。太重了就走不动,还有掉下来的危险。这么短的一段路,知青们走几趟就要累趴下,比起习先生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的神力,实在是天差地别了。

还有这换肩问题,看来也是区分凡人与神人的重要标志。我十几岁在外乡漂泊时,曾经干过挑水的活儿。两个水桶装满,大概也有七八十斤。刚干这活儿时,把右肩压得又红又肿,不得不学会换肩。两手牵住水桶提梁,牵动扁担经颈后滑到左肩,右肩便可轻松一会儿,走一段路再换回来。几百米的路上,至少换肩两三次,所以只能做凡人。反观习近平,扛200斤走十里山路而不换肩,真神人也!

其实习先生的“神”,不仅体现在力大无穷像二郎神,更是由于他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远非一般凡夫俗子可及。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他的神通与日俱增,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不仅精通文史哲,还能把数理化原理应用到政治和经济上,创造了很多金石良言。例如:要宣传“正能量”呀,要争取“最大公约数”呀,两国关系要增强“作用力”、减少“反作用力”啦,如果牛顿先生再世,恐怕也要自愧不如。习先生的神通, 令人不禁想起钱钟书《围城》中写的那位高校长:

“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他会畅论国际关系,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 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制最好。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还要勉励在坐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呃—法国的—罗素……,德国的歌德,美国的—美国的文学家太多了。’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此外他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那教官惊喜得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我们还知道,习近平酷爱读书。根据习先生开出的书单,他阅读过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属于“封资修”的“毒草”,在文革时代是要烧掉的。也真难为他,虽然吃下这许多“毒草”,说出话来并没有满嘴喷毒,而句句都是字正腔圆的马列主义“正能量”。这样百毒不侵,恰恰也证明习先生有着凡人不具备的金刚不坏之身。总之,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习先生是一位下凡的神祗。

然而正当我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准备搜集更多资料进一步考证时,一条网上旧闻却令我大为扫兴。事情是这样的:2013年1月,一个收废品的人发现了知青习近平交公粮的收据。其时也,习先生初登大宝,海内外对其寄以厚望者不计其数,这些收据如同“圣迹”般引起轰动,也就不足为怪。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些收据竟然在四年之后戳破了习近平的神话,令我的考证几乎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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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些收据是延川县文安驿粮油购销站的“收购单”,共五张。其中三张盖有公章,两张没有,交售者都是“习近平”。没有公章的不好取信,这里就说说盖了公章的吧。这三张收购单显示,习近平向该粮站分别交售了净重59斤的“高良(粱)”(5.19元)、净重53斤的小麦(7.15元)和净重5斤的小麻(1元)。请注意:文安驿位于梁家河村(习近平插队处)西北5公里处,与习近平所说的“十里山路”相符。然而不相符的是麦包的重量,包括麻袋(5斤)也不过58斤,离“200斤”还远着哩。不过我注意到,高粱和小麦都是同一天,即1972年12月30日交售的,习近平会不会左肩扛小麦,右肩驮高粱,一起送到文安驿呢?可是即使如此,这两个粮包总重也只有122斤,还有78斤没有着落呢。

这几张收据是真的吗?我们知道,收据可以伪造,照片也可以修改,网上的东西不可轻信。然而这个发现是经过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宣扬的,难道官方也靠不住么?如果这些收据是真的,那么“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就成了一句谎言。或曰习近平并非故意撒谎,而是记忆有误。可是53斤和200斤毕竟相差太多,连小学生都不可能分不清,遑论一位博士呢?身为最高领导,出言不慎是大忌。即便习先生真是神祗,也不该以信口开河的“大嘴巴”形象示人吧?

看来,习近平不可能是二郎神了,这不免令人沮丧。然而。不是二郎神,还可能是其他神仙。我们应该百折不挠,继续考证才是。特别是那个“二”字,与习先生的性格实在是太贴切了,轻易放弃了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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