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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茶说天下  
东西南北,斧钺钩叉,中外古今,煎炒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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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京都鬼话(北京记事之六) 2017-10-28 09:11:55

我至今记得在三四岁时的一次奇遇。那是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发楞。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从左边住着老保姆高奶奶的卧室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我开始以为是高奶奶来催我睡觉,可是这沉重而陌生的脚步声又让我起疑。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走了出来。“他”可真高,出门时不得不弯下腰来。这个“人”似乎没穿什么衣服,通体黢黑,有一双凶光四射的大眼睛和一张巨口。“他”径直走到我跟前蹲下身子,用一双巨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等我清醒过来之后,已经身在前院。如果说这是一个噩梦,却也说不通,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听过任何鬼故事;如果说那个“人”是鬼,倒是有些道理:“他”没有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鬼模样,那些形象显然是人们瞎掰出来吓唬别人和自己的。最重要的是“他”没穿衣服,符合“人死后灵魂变鬼,衣服却不会跟着变鬼”的判断。后来听姥姥说起她小时“遇鬼”的故事:  一个亲人故去,停灵在堂。人们披麻戴孝,灵堂内外一片雪白。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位戴着红帽子的人,他不与人们搭讪,而是径直走进了灵堂。姥姥好奇,钻进灵堂去看,却发现并无此人。姥姥说:小孩儿“眼净” ,所以能看见鬼。如此说来,我的第一次“遇鬼”,也是因为“眼净”了?然而究竟是梦是鬼,我仍然百思不解,只好写出来求教于方家,见笑见笑。

四合院儿里长大的孩子们,有谁不记得大人讲的神鬼故事?有趣的是,除了“狐仙”、“大马猴儿”、“钟馗”、“牛头马面”这些“公共”神鬼分子之外,各院儿还有自己独有的“土著”神鬼。例如有个叫做“大红眼儿”的鬼,据大人说就住在茅房后边儿的后院儿里。茅房是半露天的,右手的小便池无遮无盖,左手的蹲坑上面有屋檐可以挡雨。蹲坑后边有一个小门通向后院儿,平时总用一把生锈的大锁锁着,只有到后院里的香椿树采摘嫩叶时才会打开。

自从知道了“大红眼儿”,我每次上茅房都要诚惶诚恐,生怕他老人家从我身后的院门里蹑手蹑脚地走出来,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所幸“大红眼儿”一次也没有在茅房出现,倒是另一件事让我忧心忡忡。那是在东院儿,两块地砖突然拱起来,成了一个“^”形。我大惑不解,“瞎大大”(我在《美酒飘香》里写过他)便笑呵呵地说,那是“大红眼儿”出入的大门。啊?我看着翘起的砖头,越看越害怕。当晚我竟然还做了个噩梦:我在一个医院里迷了路,走到两扇挂着白色布帘的玻璃门前刚要推,突然在布帘后出现了两个鸡蛋大小的红圈儿。就像今天的LED那样亮!这不是“大红眼儿”吗?根据两个红圈儿的位置判断,“大红眼儿”跟我这个小学生一边儿高,不过说出话来挺吓人:“走!别挡我的路!”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琢磨出那地砖拱起来,不是因为“大红眼儿”出入,而是因为老树根在地下乱长。咳!这不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说完了我们家的鬼,该说说北京城里的鬼啦。

清代和邦额的笔记小说《夜谭随录》里记载着一位“永护军”在北京某宅遇鬼的故事。《夜谭随录》成书于乾隆44年,这大概是我所知最早的北京鬼故事了。这位护军是贼大胆,根本不信鬼。他与同事打赌,一个人携酒食、铺盖到阜成门内某“凶宅”内过夜,如无恙便可赢得一桌酒席。二更时分,永护军喝得晕头转向,拔剑高呼曰:“鬼在哪里?赶紧出来闹啊!” 久之寂然。护军抚掌大笑,打开铺盖睡觉。刚要合眼,突然听见里屋有脚步声。护军心疑,蹑手蹑脚走过去,通过门缝窥探。只见灯光下坐着一个断头女人,把头放在膝盖上,正用梳子梳头发呢。永护军吓得失声尖叫,撒腿就跑,忙乱中摔了个大马趴。幸得邻居闻声来探,救回家去。永护军大病数日,从此再不敢自夸胆大。

和邦额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某甲和十几名士兵在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值宿,喝了不少酒。二更后,某甲要去解手,见墙边蹲着一个红衣女子,好像也在解手。某甲带醉,不禁淫心大动,过去就连搂带抱。那女的回过头来——呀!脸上没有眉目口鼻,白瓷呼啦的像块豆腐!某甲当即仆地不起。同僚因某甲不归而出来寻觅,见他倒在墙边,慌忙救回。过了半天某甲才醒过来,自述所见,闻者无不乍舌。

还有一个鬼故事则比较喜兴,可惜记不得是谁讲的了:有个书生夜间秉烛读书,突然在书房墙上出现了一张大脸,冲着他微笑。书童当即吓倒,书生却不以为意,继续读书朗朗。每念一句,怪物便重复一遍,良久方灭。后来书生去上茅房,正拉着呢,大脸突然又在墙上出现了。书生笑道:吾闻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言毕用脏手纸涂抹怪物的嘴。怪物大呕,狂叫而灭!

说到北京的茅房,还有一个传说:清代权臣年羹尧深恨家中为他请的老师。老师年老气衰,上茅房时需要拉住埋在茅坑前的一截木桩“吭吭吭”地使劲,方可排出便来。年羹尧这坏小子,用小锯把木桩锯了三分之二深。等到老师上茅房时,一使劲儿拉,那木桩就断了,老师便扑通一声掉进了茅坑。然而看我家的茅坑颇窄,小孩子都掉不进去,年羹尧的老师却如何掉将下去?莫非官宦人家,茅坑也要大几号么?不管怎样,道理摆在那里:恶人比鬼要坏得多,也有害得多。

尽管“解放”以来提倡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神鬼的传说可从来没有消失过。先说说文革时期的一件传闻:北京某工厂有一座几十米高的烟囱。一天深夜,路人听到烟囱里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吓得不轻,都说闹鬼了。后来有个胆儿大的爬上去一探究竟,原来是一位局长不堪批斗凌辱,欲投烟囱自尽。不料此人体态丰腴,下坠途中竟然卡在中间动弹不得,万般无奈只得唱歌求助。人们慌忙施以援手,把他救了出来。可惜局长死意已决,后来还是自杀了。数年前一个夏日,我在琉璃厂一家商店里,听到两个店员压低声音说“六四”之后闹鬼,某单位食堂里有冤魂现身云云。看到我也在听,他们便缄口不言,我也不便去问。看来,人间有多少冤屈不平事,就会有多少鬼故事。

北京“闹鬼”传闻最多的地方,不是医院太平间或者八宝山火葬场,而是位于市中心的故宫。明清两代的皇宫,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方,加上有很大一部分从来没有对外开放,给“神鬼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几十年来,有关故宫闹鬼的“爆料”不断,“爆料人”从“游客”和“工作人员”都有。其实总结一下,这些鬼事(即所谓“灵异事件”)大概分两类:第一类是“遇鬼”,例如遭遇太监、宫女、官员之类的古代人物,或是穿黑色长袍的无脸人等等;第二类则是“位移”,例如夜宿大殿内的工作人员、警卫等早上在殿外醒来等等。第二类的事例不多,也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故宫每晚都会严格排查,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在宫殿里过夜。

所以,这里只说说第一类“灵异事件”。流传最广也最耸人听闻的“遇鬼”事件,据说发生在1992年夏天。那是一个风雨交加之日,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突然,在一睹红墙前,出现了一队身着旗装正在走路的宫女!由于是在白天,附近有一些游客。人们在惊异之余,纷纷用相机拍下这一奇景。几秒钟以后,宫女们消失了,她们的影像却被记录下来,发到了互联网上。下面这张照片,据说就是当时的记录之一。


gongnv2.jpg


俗话说“无图无真相”,如今故宫闹鬼,有图又有“目击者”,自然引起轰动,连“专家”都出来凑热闹,试图用“科学原理”来解释这起灵异事件。例如有“专家”说,红墙的涂料中富含磁性材料四氧化三铁,在闪电的作用下, 红墙会把路过宫女的影像录下。以后再遇到适当的闪电,红墙就会把这个影像播放出来。然而从照片上看,这种解释难以服人。首先,红墙没有光学取景聚焦装置,根本不可能“录下”如此清晰的人像和背景;其次,照片上人物有影,说明拍摄时日光充足,绝非阴雨之天;第三,背景房屋破旧,“宫女”左方有一苦力模样的男子,右侧还有几个孩子,这些都说明拍摄的地点是街头,而不是故宫之内。说这张照片是当时“闹鬼”的记录,鬼才相信。

在网上搜了一下,真相大白。原来此照片乃是清末洋人在中国街头所拍,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10年11月号上(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05/1212/22/327_43320.shtml),比1992年故宫“闹鬼”事件足足早了82年!面对汹涌而来的“闹鬼”传闻, 故宫当局不胜其烦。2015年10月8日,故宫发表声明称,所谓“灵异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至于什么“四氧化三铁”之类的“专家”论证,也不是什么新闻。我上小学时就听到一个革命故事:南方某山区雷雨天气时,人们经常会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和高昂的呼喊声:同志们冲啊!杀啊! “专家”解释说,当年红军曾在此地与白匪激战,声音被雷雨刻录在岩石上,以后但遇相似的雷雨条件,声音就会被重放出来。

您瞧,现在岩石变成了红墙,红军变成了宫女,录音变成了录像,这世道真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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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角儿”们(北京记事之五) 2017-10-13 20:17:55

家父是戏迷,经常去位于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看戏。工人俱乐部其实是可一座可以容纳一千多观众的剧场,设施在当时很先进,是北京京剧团的常驻剧场,也是话剧、歌剧的演出场所,平时也放映电影。北京京剧团的总部就在工人俱乐部旁边,文革前因“四大团长”(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而名扬遐迩,工人俱乐部也因此而红。晚上演出时,戏迷趋之若鹜,经常一票难求。后来,工人俱乐部成了京剧现代戏的摇篮,《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杜鹃山》(文革中被改名《杜泉山》)等都是由北京京剧团在此排练和演出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家父带出去看戏。不仅看京剧,也看歌剧和芭蕾舞。第一次在工人俱乐部看京戏时,剧名、剧情全不知道,只记得一个戴着僧帽的小和尚在台上表演,台下不断鼓掌叫好,可惜我不记得演员的名字了。然而他确实演得好,在没有实景的台上做出下山、过河的动作,连我这小孩儿都看懂了。只记得他在演到过河时,笑嘻嘻地脱了一只鞋露出赤脚来,很有趣。家父还带我去看过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货郎与小姐》,我也看不懂,只记得那个留着八字胡、显得很滑稽的“货郎”唱着唱着突然走下台来,“请教”观众如何才能把“小姐”追到手。我还看过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里边有个老太婆死了变成鬼魂上台,把男主角吓得连唱“我怕,我怕,我怕!”其实他不知道,我比他还害怕呢。还记得第一次看芭蕾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剧名是《海侠》。长大后看过很多中外芭蕾舞剧,却偏偏没有一个叫《海侠》的,后来悟出那剧其实是《海盗》(Le Corsaire),也不知是哪位为了“政治正确”把名儿给改啦。

记得一次散戏后,家父带我去工人俱乐部斜对过儿的前门饭店小吃部吃夜宵。刚吃了几口,来了几个手拿折扇的人,在我们左前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点了不少吃的。家父指着其中一位穿白色短袖衬衫、灰裤子、黑皮鞋的中年人的背影,带着几分兴奋小声告诉我,那是名角儿某某某。我一个几岁的小孩儿,看戏就是看热闹,哪管那位是何方神圣?我只瞄了他一眼,看他没有要开戏的样子,就又低头吃我的炒肝儿去啦。

小时候我家东院儿住着一位雷先生,是比家父还要戏迷的戏迷。雷先生家里有只黄猫,每次我到他家玩儿时,那猫便会跟了我走,我一坐下,它就跳到我的怀里。我坐下后总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墙上贴的京剧名角儿的大幅照片和演出海报。雷先生便指着那些花脸、须生、青衣告诉我:这是谁谁,那是谁谁,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便笑。雷先生到我家来串门儿时,第一话题永远是那些角儿们的奇闻逸事,说得口若悬河、眉飞色舞而不知疲倦。记得有一次说到“谭百岁儿”,我插嘴问道:谁是“谭百岁”?雷先生回答:就是演郭建光的谭元寿呀。敢情“谭百岁”是谭先生的小名儿!

说起谭元寿,我还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家母带我去天桥剧场参加联欢会,其中一个节目是谭元寿演唱《沙家浜》选段,只见他穿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上台,很有“郭建光”的范儿。那时他所在的北京京剧团是“样板团”,特批有军装穿。记得他唱到激情处,将手臂一举,露出一只亮闪闪的手表来,我才意识到这是谭先生,不是郭建光。第二次见到谭元寿已是1980年代中期,北京京剧团在政协礼堂复演《沙家浜》,这次恢复了原名《芦荡火种》,并改回一些被江青删改的剧情,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等原班演员都参加了演出。记得胡司令的婚礼时,新四军不是从正面打进去,而是化装潜入。当汉奸说“黑田大佐在此“时,谭先生扮演的郭建光大喝一声:大佐算什么东西?!

那时的角儿没有现在这些“明星”、“大腕”牛气,人们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地追星。那时在北京街上走,一不留神就会碰上角儿。例如,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就遇到过在《茶馆》里扮演常四爷的郑榕先生。还有一次遭遇更有趣,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馄饨侯”。“馄饨侯”是北京一家专卖馄饨的小店,是很有名气的老字号。它坐落在东华门大街路北,门脸儿很小,店堂里只摆得下七八张桌子。他家的馄饨皮薄馅儿大瘦肉多,汤汁特别鲜美,因此招来各方食客,饭口时经常要排长队。那天我下班后想吃碗馄饨,就奔了不远处的馄饨侯。正是饭口,食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龙。我站在队尾百无聊赖,便把店里几张桌子踅摸(看)了个遍,看看哪里有有空座儿。嘿!挨着柜台那张桌子只坐着一对老夫妻,还有俩空座儿!再仔细一瞧,我乐了——那个吃了半截儿馄饨突然仰起脸儿的老爷子,不是老演员程之吗?我忍不住问道:您是程之先生吧?程先生冲我一笑,算是认可了。没成想他这一乐,整个儿一“金池长老”(程先生在电视剧《西游记》里饰演的那个谋夺唐僧袈裟的老和尚)!

我上小学时参加过合唱团,因此有过几次演出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演出,我们在后台碰到了胡松华。那时胡先生因为一曲《赞歌》而红遍天下,而当晚的节目里就有这支歌。我们几个小学生便不由分说,团团把胡先生围住,非要他先给我们唱一遍。那时胡先生脸上已经化了妆,还没有穿蒙古袍,身上是一套蓝色的呢子中山装,没系扣子,里边是雪白的衬衫,很有风度,却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这里不能大声唱,我就给你们小声儿唱一遍吧。结果他真的给我们小声唱了一遍《赞歌》,听得我们如醉如痴,至今难以忘怀。

您瞧,在北京住着,碰见角儿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不仅在后台、街上、饭馆儿里能碰上,就是在家里也能碰上!那天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客厅里一男一女两位客人正在和家母说笑。我一进门儿,母亲便指着那位先生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我又打量了一下,只觉得这位身材修长的方脸先生有些面善。母亲笑道:他是“南霸天”呀!原来,这位是在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里演过南霸天的蒋维豪先生。蒋先生文质彬彬的样子,说出话来慢声细气,和舞台上穷凶极恶的“南团总”完全对不上号。坐在他身边的“南太太”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她笑盈盈地对家母说:您儿子真漂亮!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于是找个借口躲到自己屋里去了。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夸奖我“漂亮”,尽管有客套的成分,但也总有点事实根据吧?如果我的模样儿跟巴黎圣母院钟楼上那位差不多,她还会说我“漂亮”吗?哈哈,怪不得上次在工人俱乐部看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邻座儿那个漂亮小妞儿时不时地瞟我一眼呢。

说到《枫叶红了的时候》,不能不提王景愚先生。这个戏是“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王景愚是编剧之一(另一位是金振家)并饰演主要人物“发明家”陆峥嵘。剧情大抵是这样的:文革后期,骗子陆峥嵘自称发明了“忠诚探测仪”而被江青集团看中,调到某研究所工作,欲用“忠诚探测仪”探测人们对四人帮的“忠诚度”而控制他们的思想。后来四人帮倒台,骗子也遭到了清算。记得剧中有一个 叫“秦欣”(“亲信”的谐音)的女人,是四人帮的亲信,此人戴着秀郎眼镜,身穿“国服”(江青设计的裙装),手拿一把扑克牌出场,一看即知是江青化身,观众不禁大笑。

然而最可称道的还是王先生的表演。他用幽默的台词、夸张的表情和滑稽的身段,把一个权力扶持的不学无术的骗子刻画得惟妙惟肖。例如,研究所里的文革分子起了内讧,陆峥嵘高喊“大家都是打砸抢出身,谁怕谁呀?”一个大嘴巴把对方扇了个趔趄,让人想起文革中那些得志小人的嘴脸,不禁捧腹。还有,他吹嘘自己懂得进化论,却把“从猿到人”说成了“从人到猿”,这真是对那些不学无术却偏爱炫耀的人们的辛辣讽刺。可悲的是,今天竟然有那么多见利忘义、倚官仗势、寡廉鲜耻、人性泯灭的主儿,让我觉得“从人到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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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棍儿败火(北京记事之四) 2017-10-01 07:44:53

“冰棍儿败火,拉稀别找我!”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北京人,没有几个不知道这句话的。“冰棍儿败火”是卖冰棍儿的吆喝声,“拉稀别找我”则是小孩儿加上的。其实大多数卖冰棍儿的只喊一声“冰棍儿”,而胃肠不好的人吃了冰棍儿要拉稀也确有可能。“冰棍儿”的“棍”字一定要儿化,念成“冰棍”就不对了。

“冰棍儿”在一些食品店有售,但大部分是由遍布街头的“卖冰棍儿的”经销的。卖冰棍儿的多是中老年妇女,挣那点儿钱实在很辛苦。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去冰棍儿厂等批发,进货多少也是学问,批多了卖不出去冰棍儿就化了,批少了又影响营收。她们推的是一种带柜子的小车,漆成白色,上面有“冰棍”两个大大的红字。柜子里是装着冰棍儿的广口保温瓶,有一个包着纱布的软木盖子。比较正规的卖冰棍儿的头戴白帽,胳膊上还有白套袖,她们一般不推车叫卖,而是把车推到各自的“地盘儿”(例如公园门口儿、车站附近等),带个小马扎儿在街边的树荫下坐下吆喝几声,便等着客人光顾了。

北京的冰棍儿大约四寸长、两寸宽、一寸厚,中间是一根大约三寸长的小木棍。后来为了节省木材,也用过塑料的。冰棍儿外面包一层薄纸,印着品名和厂家。卖冰棍儿的小车上经常挂一个口袋,买了冰棍儿剥下纸来扔进口袋,卖冰棍儿的还可以拿去卖废纸填补家用。说到卖废纸,想起一件趣事:文革时期大字报铺天盖地,成了北京很多小孩儿卖废纸的来源,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他问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大字报多少钱一斤?谢回答说:五分一斤,孩子们可发财了。

北京各区县都有冰棍儿卖,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种类、价格都完全统一。按照价格分,有三分钱和五分钱两种。三分的主要是小豆和红果儿(即山楂)两种,偶尔也见菠萝、香蕉的。后两种似乎都是香精加上糖和颜料制成,没什么意思。小豆(红豆)的则是由小豆汤加糖制成,颜色淡褐色,吃起来别有风味。至于红果冰棍儿,是用山楂熬汤加糖做的,色泽浅红,讨人喜欢,吃起来冰凉甜酸,是我的最爱。到海外后特别想吃红果儿,鲜的是没有指望了,当然也没有糖葫芦吃,只好吃些果丹皮之流,总觉得不过瘾。后来发现中国城里有干的山楂片卖,于是试着用开水泡了当茶喝,倒也聊胜于无。特别是泡的时间越久,那汤汁里酸甜的红果味道越重,喜爱红果的朋友们不妨一试。

五分钱的冰棍儿只有一种,即“奶油冰棍儿”。说是奶油,其实不过是糖水加少许奶粉做的,有点奶味罢了。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这东西不如红果的好吃,为什么却要比红果的贵?后来知道了牛奶稀缺,才明白贵在了原料上。不过奶油冰棍儿也有好处,就是糖放得多。记得小时候吃完奶油冰棍儿,手上总是黏黏的,就是因为融化的糖水顺着那根小木棍流到手上之故。

记得还有一种“鸳鸯冰棍儿”,比较少见,是一红一白两根冰棍儿并在一起。红的是红果的,白的是奶油的,价钱是九分。这种冰棍儿的形状与一般冰棍儿不同,是细长的圆柱体,很独特。鸳鸯冰棍儿是不是专为情侣设计的?不知道。可是细想也不对:并蒂莲似的看着好看,吃的时候总是要分开,岂不意味着劳燕分飞,前景堪虞?

1970年代末,北京出现了一种叫“大雪糕”的冰棍儿。此物淡黄色,形状扁而长,定价一毛钱。平心而论,大雪糕含奶成分高、口感软濡,远胜于五分钱硬邦邦的奶油冰棍儿,这个定价真不算高。然而那时人们收入低,经常能吃大雪糕的孩子还不是很多,消费者多是些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记得西单食品商场在南端临街处开了一个卖大雪糕的窗口,光顾者多是些衣着入时的红男绿女。有一天在那里看到一对情侣买雪糕,觉得那女的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邻居家读大学的小红,不禁会心一笑。

有一次,我请一位老师到首都剧场看“人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王昭君》,演昭君的是狄辛,呼韩邪则由蓝天野扮演。幕间休息时,我跑到小卖部买了两个大雪糕,想请老师一起吃,不想他也拿着两个大雪糕匆匆走来,师生二人不禁相视苦笑。那天两个文弱书生每人连吃两个大雪糕,弄得说话时都直吐白气,现在想起来还要笑。如今老师已经八十余岁,而“人艺”那两位都九十了,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唯望他们健康长寿。

西单食品商场在二楼还设有冷饮部,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售价五毛,是在汽水上面加上一勺奶油冰激凌,口味很独特。有一回我买了一个冰激凌汽水,环视四周却找不到座位。忽然看到附近一个“火车座儿”(两个相向的高背二人座椅,中间是小桌,像火车上的坐席,故名)只坐着一对年轻的男女军人,我便愣头愣脑地走过去,要坐到里边去。那个男军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是站起来让我进去了。我那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傻青”,还不怎么懂男女之情,后来才悟出这两位正在“搞对象”,尴尬之情自不必说。那时冰激凌汽水在北京不多见,只记得东安市场(革命年代改名为“东风市场”)有一家西餐厅也有供应,价钱也是五毛。

既然说到了汽水,那就索性多说几句。在夏季,很多供应冷饮的食品店橱窗上都标着“冰棍”、“汽水”四个白色的大字。和“冰棍儿”一样,“汽水”的“水”字,也是要儿化的,不然听着就别扭了。卖冷饮的柜台都在临街靠窗的地方,可以在窗口买,也可以进去吃。三伏天儿在街上骑车骑得红头涨脸大汗淋漓时,最想找的就是冷饮店。一进店门,电扇在头上旋转,压缩机“突突突”地响,看着金属管道上结着的厚厚的白霜,暑气顿时就去了一半儿。

那时北京的瓶装冷饮只有两种:汽水和酸梅汤。汽水中最有名气的是“北冰洋汽水”,售价一毛五,然而你还要另加两毛钱,作为瓶子的押金。北冰洋汽水是橘子口味,色泽橙黄,味道酸甜,冰镇后甚是好喝。这种汽水的玻璃瓶子是特制的,上面“北冰洋”三字是凸起的。收了三毛五以后,售货员便从冷柜中拿出一瓶汽水放在柜台上,“啪”的一声开了盖儿,顾客自己取吸管儿享用,喝完以后别忘了退瓶儿就行。记得高英培有个相声批评歧视外地人的现象,说有人编了个“老帽儿赞”,其中一句就是讽刺外地人“买瓶汽水儿不懂得退瓶儿”。其实押金比汽水还贵,我还真没见过哪位喝完汽水不退瓶就扬长而去的。

除了“北冰洋”橘子汽水以外,偶尔也有香蕉、杨梅等口味的汽水卖,喝的人不多。还出现过一种无色的汽水,有些像美国的“雪碧”,但远没有那样甜。这种汽水卖一毛钱一瓶,但也没有普及。

最后说说酸梅汤。在老北京,东琉璃厂的“信远斋”的酸梅汤最好,是用乌梅、冰糖、桂花等原料精制而成的。后来因为时代变迁,老“信远斋”也经历了“关停并转”,现在要尝到当年风味的酸梅汤已经不可能了。我记忆中的酸梅汤就是夏天冷饮店里发售的那种瓶装货,那时是一毛钱一瓶,也要收两毛钱押金。后来市面上有“酸梅晶”卖,用凉开水冲了以后就成为酸梅汤。记得我家买过好几次,口味不比瓶装酸梅汤差。夏天喝一瓶冰镇酸梅汤当然也不错,但总比不得喝汽水那样过瘾。站在那里“咚咚咚”地灌下一瓶“北冰洋”汽水,然后打几个大响嗝儿,您说痛快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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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与幽默(北京记事之三) 2017-09-04 08:29:55

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坐无轨电车经过菜市口时,一个穿雨衣的人上了车。车很挤,而这个人偏偏不肯脱掉他的湿雨衣,于是引来车上人一阵抱怨。这位也真够拧的,死活也不脱。这时不知哪位说了一句话:“别让他脱啦,他是怕把那身毛儿弄脏了!”大伙儿一阵爆笑,穿雨衣的脸上挂不住了,到了下一站就惶惶然下车遁去。这,就是北京式的讽刺与幽默:一个脏字儿没有,旁观者被逗笑,被讽刺者则如同哑巴吃黄连,几天都高兴不起来。

上大学时还碰到一件事,也是发生在雨天。一北京同学有一辆新买的自行车,爱惜得不得了。赶上这天下大雨,偏偏有个同学没有眼力价儿,要借他的新车出去办事。车主儿心疼他的车,便盯着那位的眼睛诚恳地说:“甭借车了,我背着您去得啦!”这一下笑倒了一屋人,那位也苦笑几声,知难而退。有个外地同学就没有这般幽默。别人找他借车时,他总指着瘪瘪的车胎说“没气了”。后来这位悄悄告诉铁哥们儿:“我把气门芯儿拔了,就是不想借别人骑!”不料那位嘴不严说了出去,这位便被大伙儿褒贬了好久。

说到讽刺与幽默,想起1979年在北京创刊的那份同名小报。该报前身是《人民日报》的漫画副刊,后来独立成报。该报在初创阶段针砭时弊,大胆敢言,颇受民众欢迎。它曾刊登一幅方成先生的漫画叫《武大郎开店》,画的是武大郎开的饭馆儿里,所有跑堂儿的都只有桌子高。一个跑堂儿的对客人说:“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背景还有一副对联:“店虽不大唯我独尊,人不在高有权则灵”,横批是“王伦遗风”。这是对以我划线、嫉贤妒能的逆淘汰机制的辛辣讽刺。还有一个漫画题为《脸脏不要怪镜子》。画的是一个脸上污迹斑斑的官员对着镜子怒目横眉,意义不言而明。应该说,当年的《讽刺与幽默》,得了不少老北京的地气。

经常幽默一把的,不仅仅是《讽刺与幽默》一家,复刊后的《北京晚报》也时不时地来个段子,令人莞尔。有一个专栏叫做“阿凡提故事新编”,借维族那位幽默大师的名儿,说的可都是北京的事儿。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常为这个专栏配画,使那些段子更加生动形象,趣味大增。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拿块桃酥过马路。桃酥掉在地上,被一辆卡车压进了柏油路面。这位想把桃酥抠出来,手头儿却没有工具。只见阿凡提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根江米条儿,把那块桃酥撬了出来!桃酥又叫核桃酥,是一种直径约3-4寸、含有核桃仁的圆饼。好的桃酥色泽黄褐,含油量高,入口即酥,口感略似美国的cookies(饼干)。江米条是糯米面做成的油炸食品,大约一寸长短,以酥脆者为上品。正因为一些糕点质量不好,缺油干硬,才招来这样的讽刺。

记得李滨声还画过一张漫画,讽刺北京某电话分局的低效。画面上,愚公怒气冲冲地拨打电话,背后站着子子孙孙。愚公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儿子之后还有孙子,这个电话一定能打通!

北京人的幽默,还表现在大量趣味盎然的歇后语上。说北京人爱说“俏皮话”,很大一部分是这些歇后语。有些歇后语来自外地,有些则是北京特产。到了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很多歇后语的源头了。像“黄鼠狼戴草帽——假装好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类歇后语,在河北一带就很普遍。其实黄鼠狼(黄鼬)的主食是耗子,偶尔偷个鸡只是为了改善生活,可是在歇后语里却成了大坏蛋,实在有些冤枉。

除了黄鼠狼,拿其他动物说事儿的歇后语也不少。例如“狗戴嚼子——胡勒”、“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猫舔虎鼻梁——找死”、“耗子嗑茶缸——满嘴是瓷(词)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仁(人)儿都有”,“煮熟的鸭子——嘴硬”,等等。然而我认为最幽默的还是“蝎了虎子掀门帘儿——露一小手儿”。“蝎了虎子”就是壁虎,大约二寸长短的一种小蜥蜴,伏在灯火附近的墙上,有寻光而来的小虫便一口吞之。此物的拿手之技,是一旦被小孩儿抓获便断尾求生,留下半截儿尾巴在你手心里蹦跶。试想一下, 这么丁点儿一个小动物伸出一只小手儿去掀门帘儿该有多可笑。“露一手儿”是显示本领,“露一小手儿”则有自谦的意思,犹如我们常说的“雕虫小技耳”。

还有的歇后语拿老头儿老太太开涮,虽然其本意不在讽刺他们。例如“老太太踩电门——抖起来了”,是指人精神或衣着的焕然一新。“老太太上鸡窝——奔(笨)鸡又奔(笨)蛋”则是讽刺别人愚笨。还有一句“老头儿劈叉——”,下面两个字有点儿粗俗,恕不披露,您自个儿琢磨去吧。然而不可取的是拿残疾人说事儿,缺乏对人家的同情和尊重。例如“瞎子点灯——白费蜡”、“聋子的耳朵——摆设”、“汽车轧罗锅儿——直(值)啦”,等等。

其实日常生活里的“俏皮话”远不止这一些。例如在拥挤场合被别人踩了脚,现在的二愣子就会吼一声:“嘿!你丫干吗踩我脚啊?”这就快打起来了。换了有幽默感的人,他会说一句:“硌着您脚了吧?”踩脚那位立刻红了脸说:“对不住啊,我把您踩疼了。”挨踩这位再说一声“没事儿”,一天云彩满散(土语:事情过去了)。就是真陷入了争斗的局面,也经常会有一方说一句“好人不理臭狗屎”(对男人)或者“好男不跟女斗”(对女人),抽身而退。这当然有点儿阿Q,但往往可以息事宁人。

北京人讨厌暴发户,对炫富的人没有好话,然而仍不失幽默。例如过去常说的“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讽刺的就是这些暴富的人。还有“我们家穷,你们家阔,你们家尿盆儿一大摞”,就是小孩儿们对夸富之人的嘲笑。别看这是孩子话,反映的可是大人的心声。北京人也不喜欢虚情假意。那位帮了您的忙,您谢过一声就够了。如果您谢个没完,那位就烦了,说一句“甭卸(谢)了,拴着喂吧”,得,您成什么啦?如果求人帮忙被回绝,北京人不会懊丧,最多说一句“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儿了嘿”,然后再去想辙(主意)。

就是对于人之大限——死,北京人也要幽它一默。人之将死,他会对围在床边的人说:“我要去听蛐蛐儿叫啦(喻死后埋入地下)。” 这是一种多么洒脱的境界!还有其他说法,如“无常了”、“翘辫子了”、“嗝(读成“哏”三声)儿屁了”或者“嗝儿屁着凉了”,每个词儿都很风趣,可就是不说一个“死”字。“九一三”事件后,关于“嗝儿屁着凉”还有个笑话:林彪事件是由逐级传达的中央文件公布的,报纸上并不见动静,已经做了死鬼的林副主席仍然和毛主席一起接受外国政要的国庆贺电。然而林彪长期不露面还是让外国人起了疑,他们就去问北京的小孩儿,得到的回答是“林彪嗝儿屁着凉了”。外国人恍然大悟:“着凉”?敢情林彪感冒了呀!

不论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还是敏感的的话题,北京人的讽刺与幽默无处不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有民谣曰:“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所谓“高级点心”、“高级糖”,都是免票证的高价食品,一般百姓根本吃不起,只能吃定量供应的平价食品,而这些食品不够充饥,就只好饿肚子。文革中曾有个笑话,说一老太太买菜东挑西拣没完没了,卖菜的不耐烦了, 用毛主席语录警告老太太“要斗私批修”,不料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道:“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也是毛主席语录,卖菜的顿时语塞。1976年“四五事件”后,当局曾经大力追查“政治谣言”,如“周总理遗嘱”等等。据传某单位抓了一个“造谣者”,此人拒不承认,只说是听别人说的,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审讯记录:

问:听谁说的?

答:不认识。

问:长什么样儿?

答:不知道,他背着脸儿说的。

问:他身高多少?

答:看不出来,是蹲着说的。

问:他穿什么衣服?

答:没穿衣服。

问:胡说!

答:他是在澡堂子说的!

“六四”事件后的那个“国庆节”上映了一部歌功颂德的战争大片,其中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蒋管区”人民示威游行的场面。据传北京某影院出了一点政治事故:当银幕上的军警用大棒和高压水龙驱散示威群众时,黑暗中不知哪位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比解放军可差远了去啦”,观众哄堂大笑。这样的京式幽默,是不是代表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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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北京话(北京记事之二) 2017-08-28 09:15:28

记得平生第一次见到“台湾同胞”时,我刚刚说了几句话,那位就惊呼一声:“好一口京片子!”

“京片子?”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只听说、而且被人叫过“京油子”(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不过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恭维我的北京口音。

真正的北京话和上海话、河南话、四川话一样, 都是地方上的方言土语,有独特的词语和发音,跟所谓“官话”(Mandarin)或“普通话”不是一码事儿。按照中国大陆官方的说法,“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所以不是北京话。至于台湾的“国语”,和北京话的差别就更多了,例如“垃圾”这个词,北京人念成“拉基”,台湾人则念成“乐瑟”;“我和你”的“和”字,北京人念“河”,台湾人念“汉”,等等。

一个在北京出生并上学的人,说话时一口标准的北京音,然而不一定会说北京土话。即使会说,内城和外城居民说的也不尽相同,更不要说后来部队、高校大院儿里的人了,他们大多只会说北京音的“普通话”。

出国时间长了,接触的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北京口音会慢慢淡去。然而每次回北京,一听到那熟悉的乡音便兴奋莫名,说话中的“京味儿”也不知不觉地回来了。记得有一回和一位外地朋友出去办事,途中他去小店买东西,半晌不见出来。我入店寻找,只见女售货员正指着鼻子训斥他这个“怯勺”(土话,指口音重的外地人)。我只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儿?”那女的立刻就不吭声儿了,可见我的“京味儿”起了作用。而朋友脸上那种屈辱和悲愤的表情,我也难以忘怀。

和其他方言一样,北京话也雅俗并存,美丑兼备。有些话很有风趣,有些话则不堪入耳。有人专说北京土话里的“炉灰渣子”(指脏话),认为是“京城文化”的传承,对此我实在不敢恭维。我小时候在家里如果说个“操”字, 就要挨大人训斥,而如今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把自己等同于街头小流氓,未免也太没品了。

北京是移民城市,几百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外地人不断迁入北京, 也给北京话带来了多种变化。老舍先生的《茶馆》里的北京话很传统,很地道,但那是清末民初的北京话,很多词语现在已不再使用。例如“请安”、“您吉祥”这类话,现在谁还说?我小时候的北京话和现在也不太一样。那时下馆子吃饭就说“吃一顿”,现在成了“撮一顿”,这个“撮”字就是“新中国”的发明。

写北京带点儿“京味儿”是好事儿,例如很多词的儿化就是北京土语的特征。然而完全用北京土话写也不行,外地朋友看不懂就会失去读者,在点击量高于一切的今天尤为重要。不信请看下边这段掺杂大量土语的对话。

一老爷们儿站在门口儿,手里拿着个花瓶。一街坊打这儿路过,打了个招呼:

“嘿,老三,在这儿卖单儿呢?”

老三:是你啊,二秃子!吃了吗?

二秃子:还没呢!哪儿学摸来的?

老三:潘家园儿呗。

二秃子:瞜瞜嘿。(接过瓶子)嚯——,大,清,乾,隆,年,制!多少钱?

老三:内孙子真敢开牙,张嘴就要两千五!

二秃子:要是真的,恐怕还不止这个价儿呢。

老三:敢情!我给丫砍到三百,内孙子还跟我矫情,我就说这破瓶子在香港一百块撮堆儿,丫才松口。

二秃子:(看瓶子)还真是真货!你瞅“大清”这几个字儿,是楷体!要是隶书体就是假的。

老三:所以我让我媳妇儿跟介边儿王大妈对付对付,让我们在茅房前边儿那块空地儿上停车!

二秃子:停车?

老三:废话!把这瓶子卖了,还不得买房买车?先来辆宝马过过瘾!

二秃子:你不嫌那地方臭啊?

老三:你懂个屁呀?这叫闻起来臭,吃起来——,唉,也臭。

二秃子:哈哈哈!得了,瓶子还你,哥们儿得去垫吧垫吧了。

老三:(没接住,掉地上摔碎了)哎呦喂!cei(四声)啦!

二秃子:别急别急,把碎片儿都捡起来粘上,还值钱。

(哥儿俩蹲着捡碎瓷片儿)

二秃子:嘿!这有一纸条儿:合格证,检验员儿,18号儿,1997年8月!我说老三,您这瓶儿才20年啊!

老三:沃——操!还真是假的!不行, 我找丫的去!

二秃子:拉倒吧,这么半天,早颠儿啦!

北京人对这段对话不难理解,外地人则未必,需要一点儿“翻译”——

“老爷们儿”常指三十岁以上的已婚男人,“们”一定要儿化,有人写成“爷儿们”、“哥儿们”,不对。

“街坊”是邻居的意思。

“卖单儿”,指一个人单独站在那里。

“学摸”也作“寻摸”,意思是“找”、“弄”。另一个含义是“看”,例如说“你瞎学摸什么?”

“潘家园”是近年北京的古玩市场。

“瞜瞜”是“看看”的意思,有时也说“瞜兮瞜兮”。

“内孙子”,即“那孙子”。有些人谈到他人时以“那孙子”称之,是不礼貌的说法。

“开牙”,原指逗蛐蛐儿(蟋蟀)时蛐蛐儿张口咬对方,后来指“狮子大开口”。

“丫”,侮辱性的称呼,意思是“丫头养的”。

“敢情”是感叹词,意为“就是”。

“矫情”是不依不饶的争辩,这里指讨价还价。

“撮堆儿”是指东西便宜,一堆堆地卖。例如买菜时有“一块钱撮堆儿”。

“介边儿”也作“间壁”,指隔墙而居的邻居。

“对付对付”的意思是“商量商量”。

“垫吧”,“垫”要读dian(二声),也作“填吧”、“点吧”,意思是“吃”。

“cei(四声)”是“打碎”的意思。例如,“我cei了一个碗”。

“沃——操”,感叹词,“沃”即“我”,要拉长音。

“颠儿啦”,也作“颠儿鸭子啦”,即走了、跑了。

当代所谓“纯正”的北京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外地作家写北京的事,最不像的就是北京话。究其原因,是没有在北京胡同儿里长期生活,学不会那个味儿。

最后再说说“丫”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实际上是“丫挺的”简写,意思已在上边说过。一些人说别人装蒜就说“装孙子”,再脏一点儿就是“装丫挺的”。“丫”本属于“炉灰渣子”一类,然而这些年已经“普及”进了文艺作品,熟人之间说“你丫”也不以为忤,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说对方是“你丫”,说到第三者则是“他丫”,但多数情况下只说“丫”字。“猫眼看人”有一位“毛左”人士,和网友辩论时竟然一口一个“我丫”,等于在骂自己,看得我抚掌大笑。然而我毕竟宅心仁厚,便写了一个帖子劝导他,有人还说我多事。

不管“丫”这个字现在如何深入人心,我仍然视其为冒犯。所幸我处的环境基本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冒犯的机会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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