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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告密者的悲歌 2019-04-08 16:34:49

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情极为悲愤。因为,我的同学、清华大学的吕嘉副教授,刚刚成为卑鄙小人告密的最新一名受害者!

告密者是清华的学生。此人化名“毛顿”在网上发文,题为《雾霾天气可能缓解》(见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3/%E3%80%90%E7%AB%8B%E6%AD%A4%E5%AD%98%E7%85%A7%E3%80%91hi-%E7%A4%BE%E4%BC%9A-%E9%9B%BE%E9%9C%BE%E5%A4%A9%E6%B0%94%E5%8F%AF%E8%83%BD%E7%BC%93%E8%A7%A3/),宣布自己在3月25日向清华大学纪委和监察室举报了吕嘉老师的“反党违宪”言论。文中说:“我们热切盼望上级机关尽快对吕嘉老师进行监督检查,逐步扫除思政课上的牛鬼蛇神!”尽管此人在他公布的举报信中图文并茂、振振有词地驳斥吕嘉老师的言论,好像真理在胸大义凛然,我还是要称他是一个卑鄙而怯懦的小人。道理很简单:他不敢和吕老师沟通,却选择向校方密告并要求校方对老师进行查处。他既然那么理直气壮,为什么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还不是因为自己理屈心虚,见不得阳光?

有人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是在公开的场合,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此,向当局举报老师讲的话就不能算“告密”。这是装糊涂。谁不知道,“告密”还有“密告”的意思,你对老师讲的有意见,完全可以当场或课后向老师指出,让老师也有解释和反驳的机会,你为什么偏要偷偷向校方甚至国安密告,让老师挨整肃甚至丢饭碗?缺德不缺德呀?

也有人说,老师既然敢公开讲,就不应该怕别人告密。这是屁话。问题根本不是老师怕不怕告密,而是我们绝不能容忍卑鄙无耻的告密行为。我不能不怀疑,那些不知羞耻地站在施害者一边指责受害者的“明白人”,还有一点起码的善恶、是非观念没有?如今被密告的老师越来越多,原来不怕的也怕了。人们终于明白,这是卑鄙无耻的当权者奖励卑鄙无耻的告密者的时代。从此老师不说真话,只按照愚蠢的“习近平思想”去批量生产没有头脑的奴才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此中国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还有一种奇谈怪论:你拿着党给的工资,却在课堂上说党不爱听的话,不整你整谁?你现在到处诉苦,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简言之,你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说这话的人实在无知。首先,公立大学不是党校,教师的工资也不是来自党产,没有执行“不准妄议”这类党规的义务;其次,你如果不许学校里“妄议”,那就请修宪、修法、立校规,明确规定那些话不许说,如果说了要打多少板子,也算是有法可依么。其实,还不如干脆宣布:老子就是大王,你要是敢妄议就揍你!这样总比高喊挂羊头卖狗肉的“依法治国”来得实在。

也许有人会说,告密是专制体制造成的问题,不要只责备那些告密的学生。可是问题在于,听老师讲课的同学那么多,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去密告,而只有你去告呢?还不是说明大多数学生尚有做人的底线,而你自己心理阴暗, 个人品质很成问题?告密者既然为维持专制政权效犬马之劳,就必须为它的罪恶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不给予批评和追究,而是轻轻放过,不仅对不起被他们陷害的人,也不利于他们自己的忏悔和改正。虽说“打狗看主人”,可是看看中共领导人那骄横的嘴脸,不多踹这些助纣为虐的奴才几脚,实在对不起他们。

古今中外,告密者都没有好下场。即使可以逃脱正义的审判,也将终身面对良心的苛责。下面的几个故事,堪称告密者的悲歌,想走这条道儿的人不可不慎。

第一个故事: 小李

小李是我们单位的研究生。1989年5月中旬,他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后来还参加了游行示威和其他活动。“六四”惨案发生后,各单位都被迫进行“反思”和揭发,小李便坐不住了。他向保卫科密报了本研究室的好几位同事,使他们遭到停职和调查。可能因为保卫科有人反感小李的告密行为,他的真身被有意无意地泄露给了受害者。受害者大怒,于是一起举报小李在游行时进行“反革命煽动”,这可是吓人的罪名,弄不好要坐牢的。结果小李也成了审查对象,天天交代检讨,最后影响到毕业分配,被赶回湖南老家去了。

小李先告密别人,然后又被别人告密,真是现世现报。然而,如果被告密者用同样卑鄙的手段去“惩罚”告密者,只能说明自己的人品也很不堪。有人说,我是狼,就是要报复害我的人!问题是,为什么不好好做人,而偏要当狼?如果每个人都以狼自居,不择手段冤冤相报,人类还会有今天的文明发展吗?

第二个故事:张律师

律师张红兵一生都在忏悔。1970年2月13日,他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此言一出,16岁的张红兵和他的父亲极为震惊和愤怒。张父当即宣布和妻子“划清界限”,并要求妻子在一张纸上写下她刚说的话,拿着就去举报。怕父亲不够坚决,张红兵又自己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张红兵的检举信是这样结尾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不久,方忠谋被抓走,两个月后,她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枪决。这起人伦悲剧发生后,张红兵父子便不得不面对人们异样的眼光,有人更是直接指出,“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今天的张红兵,对母亲之死怀有沉重的负罪感。他几次梦见母亲并跪地道歉,但是母亲从来不答话。他觉得这是母亲对他的惩罚。

张红兵希望为“将来必然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他说:“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参阅新京报文章《律师忏悔文革中举报母亲:永不饶恕自己“弑母”》,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8-07/5131037.shtml)  


第三个故事:共党叛徒

原军统少将沈醉讲过一件事:军统局机关负责内勤的值星官有集合、调遣机关人员的权力。而这一职务,曾长期由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担任。有一天,军统局长戴笠看到军统人员在这位叛徒的口令下出操,大为不满。他对沈醉说:这些共党叛徒不可信任。他们过去可以出卖共党,今后也可能出卖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内部发号施令。于是,这位叛徒被调离,沈醉接替了他的职务。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各界重要人物纷纷撤往台湾,唯独这些共党叛徒没有机会。表面上的理由是这些人了解共党,可以潜伏大陆进行地下活动,实际就是无情的抛弃。

这些共党叛徒,有些是被捕叛变,有些是主动投靠,不论来历如何,都要通过告密出卖别人来取得当局的信任,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惜,没有哪个当局会永远信任叛徒和告密者。工具就是工具,用坏了就要扔,何况这些工具还有可能出卖自己?今天在中共那里春风得意的势利小人告密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中共倒台时落井下石?

第四个故事:苗泽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说,侍郎黄奎与西凉太守马腾密谋,欲在曹操出城点军时杀之。黄奎的小舅子苗泽与黄的妾李香春私通,正不得其便,闻知黄奎情绪激动,便唆使李春香在枕边向黄问出密谋真情,据此向曹操告密。曹操获报后,即定计将马腾父子与黄奎捕获杀掉。看来告密者苗泽还真是个情种,他对曹操说:“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 不料曹操狞笑着说:“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 便下令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尽斩于市。

告密已经不堪,还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苗泽算是倒了大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首诗写得极好,今录于此,作为对告密者的警示:

苗泽因私害荩臣,
春香未得反伤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图谋作小人。

故事说完了,然而还有几句话不吐不快。海内外有很多人至今仍然不论是非,遇事必站在中共一边,不论中共干了何等伤天害理之事,也要百般为其洗地辩解。此次万维网上那些站在中共和告密小人一方,嘲讽和指责受害者的“智叟”们,就是这样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这究竟是利益驱使还是鬼迷心窍,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须知今天的中共,早已不是九十多年前建党初期的那个勇于探索真理、立志救国救民的朝气蓬勃的政党,而是蜕变成为反人民、反民主、反文明的权贵利益集团,比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有过之而不及。说来好笑,当年中共给刘少奇定制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戴在今天的中共头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指望这样的党来“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无异于痴人说梦。爱党的朋友们,你们也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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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日的辱华事件 2019-02-09 05:49:59

2019年2月2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年关迫近,又是星期六,我驱车去一家超市采办年货。

上午九时零五分,我来到蔬菜部,准备买一棵白菜涮锅子用。白菜摊位上已经有一位中国老人,在国内常见的那种很普通的退休老人。

老人正在挑选白菜,这本是平常的事情。然而他的挑选方式却很奇特,引起了我的注意:先把摊上的每棵白菜都亲切地抚摸一遍,然后又把每棵菜抓起来掂掂分量......

这倒也罢了,经历过文革的老同志,哪个不记得毛主席“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谆谆教导?如今正好理论联系实际,你也有意见不成?

真正令我惊愕的,是他选定白菜后的一个大动作。只见他一手托住白菜根部,另一手将外围的菜叶一片片狠狠揪下来,白菜从大妈般的臃肿体态,瞬间变成绮丽少女般的苗条,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表演到这里还未结束,他还有那些菜叶要处理呢。都摆在浮头当然不妥,显得我们中国人爱占小便宜。他却有高招。只见他神经兮兮地看看四周,然后把揪下的菜叶分头埋到白菜堆里,于是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有序。

我站在一旁看他表演,开始时觉得有趣:一个“大老爷们儿”这样不厌其烦地挑挑拣拣,不是太“娘炮”了么?后来看到他揪菜叶,我便愤怒了。我很想知道,如果白菜不是论磅而是论个卖,他还会这般“大方”么?

最令我难以容忍的,是他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这一切,虽然有些鬼鬼祟祟,但并没有洗手不干,可见他把我当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突然想到:所谓“辱华”,就是从自辱开始。一些人的不端行为,先自辱,再辱人,辱的就是中国人这个整体。即使我们定居海外,如果不能铲除头脑中的党文化和封建糟粕,我们仍然有可能成为不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炸烂自己,祸害别人。

是的,这是一起真正的辱华事件。

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过去遇到此类事情,我都是要发声批评的,因此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这次我本来也想说些什么,却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一对年轻夫妻推着购物车过来,车上还坐着一个小男孩。那老人把他的“战利品”放进车里,和老太太说起了天津话。显然,这是祖孙三代、一家五口。我终于没有说话。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是不想当着孩子的面“教训”他的祖父或者外祖父。

然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至今仍难以释怀。我们中间很多人每天都在自辱和辱华而不自知,而这类丑行也不仅限于在超市表演。毋庸讳言,我自己也曾深受党国洗脑的毒害。有些不好的事情虽然从来没有做过,但并非没有想过。可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希望,那位老人能够看到我写的这篇东西,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不能剿除自己的“心中贼”, 我们在后辈眼里将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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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弹簧 2019-01-30 18:25:09

“二弹簧”是一匹黄褐色的骒马(母马),二十多岁了。它年轻时养育过几头马驹,后来便一直驾辕,拉着一辆胶轮马车到处走。再后来,二弹簧的右后腿便有些跛,接着便是彻底地瘸了。彻底瘸了的二弹簧仍然很尽力,赶车的一跳上车,它就一瘸一拐地走起来,车上的人和货便跟着它一起东倒西歪。

仓库的人摇着头说:二弹簧老了。

坐马车去营部的人摇着头说:二弹簧老了。

于是连长也摇着头说:二弹簧老了。

连长说二弹簧老了,可是有严重后果的,因为他可以上报营部,把二弹簧“处理”掉。

饲养员“耳朵”却认为,二弹簧只是崴了脚,好好治治,还能干几年。二弹簧没有老。

耳朵是出身不好的城市子弟,能够到农场来养马挣工资,已是皇恩浩荡。他得到“耳朵”的绰号不是因为他的耳朵有什么异样,而是因为他有点像《列宁在十月》里边说“您注意他的耳朵没有”的那个密探。

人们忌讳耳朵的可怕出身,不愿意和他接近,他便把温驯的二弹簧当作他的倾诉对象。午夜时分,耳朵给槽里添上一些碎豆饼和干草,便开始对二弹簧喃喃低语。二弹簧默默地咀嚼着,两只耳朵不停地转动,长长睫毛下的一双大眼射出善解人意的温柔光芒来。

二弹簧是耳朵的朋友,耳朵不愿失去朋友。

兽医来了。他绕着拴在槽上的二弹簧转了一个圈,然后摇着头说:二弹簧老了,不中用了!

二弹簧的命运已定。

得到营部的批准以后,连长召集马车班长和炊事班长开了个会,决定明天上午将二弹簧处理掉,交给食堂改善生活。

马车班长提起了耳朵,说他的情绪很不好,怕他在场受刺激。

连长说:那就调开他,让他去加工厂拉面粉!

第二天早上,耳朵套车去拉面粉。临行前,他对班长说:二弹簧昨晚胃口好得很,会好起来的。

班长说:好啊好啊。

等到耳朵的马车越走越远,成了一个小黑点时,班长便把二弹簧牵到连部前边的草地上,为它取下了笼头—这在它的役马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二弹簧似乎很喜欢这种无牵无挂的自由,瘸着腿在草地上踱起步来,还不时低下头啃食着薄雪下的嫩草。

人们无声地围了过来,各种目光交织着投射在二弹簧身上,有好奇,有期待,也有怜悯。

连长从连部取来一支步枪,一边走一边压上子弹。他把步枪递向一班的小黄:你来!

小黄的脸立刻白了:连连连长,我我我枪法不行,您忘了上次狼狼狼来偷—偷羊,我我开枪没没打着狼,倒打死一一一头羊,您您您还是找别—别人吧。

连长火了:妈了个巴子!顶着马脑袋开枪,瞎子都能干,要个屁枪法!

他把四班的大李叫出来:你来!

大李吓得两腿直哆嗦,连连往后退,好像要枪毙的不是二弹簧而是他自己:连长连长,您饶了我吧,我从小不杀生害命,鸡都不敢杀,虫子也不敢踩的,求求您了!

连长吼道:瞧你这怂样!连鸡都不敢杀,还想入党?!

二班副宁重自告奋勇:连长,我来!

绰号“拧种”的宁重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看来这活儿也只有他来干才最合适。

拧种从连长手里接过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二弹簧。他虽然很二,却不敢“顶着马脑袋”,而是在五米开外搂了扳机。

叭!

大树上的乌鸦呱呱叫着飞起来。

二弹簧抬起头,惊诧地望望四周,似乎不知这一击从何而来。

叭!叭!

二弹簧感到口渴,便大口吞咽地上的积雪。

叭!

二弹簧摇摇晃晃向人群走来,仿佛要问个究竟。

啊!

人们惊叫着往后退,二弹簧却轰然歪倒在草地边的沟里,只有马头不屈地昂着。

炊事班长带着他的兵,抡着擀面杖和扁担冲上去,解决了战斗。

人群中有人叹息道:二弹簧这辈子啊。

当一角残月爬上星空时,耳朵回来了。他“吁”了一声,满载面粉的马车停在食堂门口。开饭时间已过,炊事班给耳朵留了两个馒头和一碗肉。

耳朵问:什么肉?

炊事班长蒙他说:副连长今天打的狍子。

耳朵在桌边坐下来。

他举起筷子,暮然看见碗里有一只马耳朵。

是二弹簧的耳朵,那倾听过他无数悄悄话的耳朵。

耳朵丢下筷子冲出门,一头扑倒在雪地上,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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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馆猪年春节招待会漫笔》的评论 2019-01-27 14:40:31

按:下面是我对陈湃先生《使馆猪年春节招待会漫笔》一文的短评。因原文后不能评论,只好直接发文,请陈湃先生和读者见谅。


心系祖国是好的。而对海外人士来讲,热爱祖国的根本标志,就是回国为国家建设出力,例如像杨振宁先生那样。偏偏法国就有那么几位“爱国”学者、作家之流,一面批评西方社会文化,为中国“盛世”高唱赞歌,一面却全家留在法国做一辈子“旅法”人士,这种心理令人难以理解。如果陈湃先生能够毅然举家回国,落叶归根,带动一大批“旅法”人士回国效力,则功莫大焉,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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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那些事儿(北京记事之十一) 2018-12-26 16:16:07

北京有很多回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广安门内的牛街一带。汉人管回民叫“回回”(也有叫“回子”的,不太礼貌),管伊斯兰叫“回教”。回回呢?反过来叫汉民是“大教”,因为忌讳“猪”字,连带着把汉民喜欢的猪肉也叫做“大肉”。北京很多副食店里猪牛羊肉都卖,但一定要分成“清真”和“大肉”组,万万不可混淆,而且双方的柜台离得越远越好。卖牛羊肉的都是回民,有人还戴着小白帽,柜台上方还要悬一个配有阿拉伯文的“清真”牌子。卖给回回的牛羊肉,都必须是经阿訇念经并开宰的,汉人不能代劳。至于卖大肉的,就没有那么讲究。 柜台上什么标志都没有,只要看见案子上摆着一大块肉,案子后边儿有个彪形大汉或者大妈攥着刀冲您直瞪眼,您就找对地方啦。

牛街有个清真寺很有名,据传始建于宋辽年代,当地人叫“礼拜寺”,是北京回民礼拜的重要场所。我过去一直把它想象成和中东那些清真寺一样的白色穹顶建筑。后来有一天去牛街办事,才发现这个礼拜寺竟然是一座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中国式建筑,不禁啧啧称奇。牛街一带还有一家“回民医院”,原为“中国回教协会”所建,现在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回民信仰伊斯兰教,阿訇的话比书记管用,加之民风剽悍,一直令官家有所忌惮。习近平“九三”大阅兵时,当局要求北京城区各大医院停诊转诊,唯独对回民医院网开一面,也是一奇。回族与汉族不通婚,饮食、礼仪乃至丧葬风俗等也与汉人大不同。

从上小学时起,我就不断听到有关回回的各种传说,例如,回回因为嫌猪脏而不吃猪肉(这是真的);不仅不吃猪肉,连姓朱都不行,要改姓“黑”(此说存疑);回回吃了猪肉是“反教”,要灌碱水洗肠胃、门口要挂猪头(不知真假),等等。最玄乎的说法是,如果有人在牛羊肉柜台前边说“猪”字,卖肉的回回便会像《水浒》里的郑大官人那样抡着刀冲出来拼命!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胡同里的孩子都会一段顺口溜——“打竹板儿,点儿对点儿,回民饭馆卖猪爪儿”,一边笑一边喊,却从来没见过回回出来拼命,倒显出我们“大教”从大人到孩子都对回回缺乏尊重。我过去有一位同事是回回,偏偏就有人恶作剧,偷偷把猪肉藏进他的饭菜里。这位同事是孔武有力的练家子,发现上当后却并未发作,而是口中念念有词,据说是请求真主宽恕,然后就是拼命的漱口。搞恶作剧的人自觉有愧,以后也没人干这种缺德事了。

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口附近的“南来顺”吃晚饭。北京有几家叫“来顺”的清真馆子,以东安市场的“东来顺”最出名,然而还有“西来顺”和“南来顺”,独缺“北来顺”。后来虽有个护国寺“北来顺”小 吃店,但似乎是近年为了凑满“东西南北”而加上的,并非老字号。其实北京档次最高的清真饭庄要推西长安街的“鸿宾楼”,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涮羊肉就是在那儿。那次我吃得太多伤了胃,后来有好多年对羊肉敬而远之。再后来到外地漂泊,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再见了羊肉就不挑剔了,连膻气重的肥肉都敢吃。那天在南来顺,我点了一个葱爆羊肉,可惜天气冷,吃了几口便凉了,白色的羊油凝结出来,令我很扫兴。这时进来一个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坐到我对面的座位上。

“师傅,”他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大教’吧?”

见我点头称是,他松了一口气,起身去柜上打了二两白酒回来,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油腻的纸包打开——哎呀,是猪头肉!他也不用筷子,直接下手抓,“滋溜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悠然自得。他倒是痛快了,我却很不安。在清真饭馆里吃猪头肉,不是比说“猪”字还要冒犯么?这位也太二了。我有心劝他不要继续冒犯,可是又怕一旦声张起来,里边儿的大师傅抡着刀杀出来。我只好放下筷子,一走了之。

写到这里,想起了云南沙甸事件。沙甸是有7000多人口的回民大村,文革时期清真寺被封闭、阿訇遭批斗。后来又说沙甸回民藏匿反革命,当局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加强营编制)入村。军人抓人打人造成回民伤亡,还逼迫回民学猪叫,往回民的水井中扔猪骨,进一步激发了民族矛盾。后来当地革委会成立针对回民的“民兵指挥部”,回民也成立民兵指挥部针锋相对。当地武斗不断,人员伤亡,动乱日益严重。1975年7月,沙甸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经中共中央批准,出动军队镇压。军队拉出榴弹炮,对着沙甸等回民村落一通狂轰,造成130余人死亡的惨案。只是因为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加之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早于“六四”的惨案鲜为人知,直到改开后才得以平反,据说是胡耀邦一力主持。后来我向云南同事问起此事,这位一脸不屑,说那帮回民“坏透了”,我听了愕然。

有些人对回回横挑鼻子竖挑眼,可是,北京的早点大概有一半是清真饭馆供应的,“大教”的人也照吃不误。我家附近有一家清真馆子,早上卖的油饼、炸糕、薄脆、豆腐脑之类,吃过不知多少。虽然价钱全市统一,但感觉这家的味道最正。夏日炎炎时,他们还推出小车,到街上叫卖烧羊肉。那大块羊肉是先经油炸,然后红烧,色泽金红,香气诱人,引得老少爷们儿端着锅碗瓢盆排了长队购买。不但肉好吃,那汤也不可不要,带回家拌面吃,比打卤面还好吃呢。

我对北京回回印象好,很大程度是因为“瞎大大”(我在《美酒飘香》一文中提过他)。蹬三轮儿的“瞎大大”是回回,是住在我家东院的房客。“瞎大大”年轻时不是蹬三轮儿的,而是一家回回大户的长工。后来英俊健壮的“瞎大大”赢得了那家小姐的芳心,两人便为爱情私奔了。再后来,“瞎大大”蹬了三轮儿,小姐则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两人相依为命。我见到“瞎大大”时,两人都已垂垂老矣。我按照大人的吩咐,管坐在床上满面皱纹的当年小姐叫“侯姥”。侯姥说话不多,声音很细,每次见了我便问些“功课多吗”、“快放假了吧”之类的问题,坐在长条凳上抽旱烟的“瞎大大”便“呵呵”地笑。“瞎大大”不仅拉着我兜风,让我尝葡萄酒,还做过一件令我极为钦佩的事:

文革“红八月”的一个深夜,我家被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抄家。后来听说这家的红卫兵特狠,在附近的胡同还打死了人。不过我家还算幸运,大人们被迫在院子当间儿高举双手跪着,但并未挨打。红卫兵们翻箱倒柜,似乎也没抄出什么东西来,便悻悻而退了。听母亲说,抄家之后,亲戚们吓得几天不敢过来,怕沾包。可是在次日清晨,“瞎大大”就来了。他嘘寒问暖,还问可以帮什么忙。您瞧人家回回多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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