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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做小生意的”外地人“ 2017-08-13 09:45:34

上海有很多“外地人”。也有不少外国人,日本人,台湾人。外国人似乎就指欧美人——这点在日本也一样。至于日本人,韩国人,或者印度人,不知是否因为他们特征比较容易辨认的缘故,上海人好像不以“外国人”含糊其称谓的。台湾人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被上海人称为“台巴子”。“巴子”这说法从前的上海话里似乎未曾听到过,猜想大概类似于“戆头”(傻子)的意思,有点拎不清(搞不清状况的意思)还自我感觉甚好的那种。生性咋呼的韩国人后来也被上海人送进了“巴子”行列。不过这倒并不影响韩国青春男女偶像席卷国内山呼海啸的少男少女粉丝,其风头是不遑相让于国产小男人之《小时代》的。而至于说到所谓“外地人”,则似乎是专指从其他省市来上海打工谋生的民工的。外国人,日本人,台湾人,大多集中生活在特定的高档区域之内,与大多数本地居民其实并无多大关系。而“外地人”则渗透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与上海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多方相关,事实上,时至今日,说“外地人”是上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是并不为过的。

本人上海旧居所在的小区内外及周边就有很多“外地人”,他们来自不同省份:有江苏苏北地区的,有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四川的,温州的,湖南的,在离小区不远的轻轨站入口处附近还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地人”,在“本地人”面前来来往往,晃出晃进,做着不同的生意(大多只能算是很小的生意),干着大同小异的体力活,离乡背井,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巨无霸大都市里疲于奔命地漂泊着,忙碌着,他们的生活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生活乐趣在哪里?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本人所好奇和深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常让本人联想到如本人一般移居海外,在异国他乡生活着的中国移民的生活。

前些年临时回国内工作,在上海旧居生活了一段,认识了几个在小区附近做小生意或打工的“外地人”,闲聊之中好奇地打听他们的“生活隐私”,他们也对本人的来历及国外的生活情形颇感兴趣,一来二往成了熟人。以后每次回国碰到聊几句,问问近况,倒也有种亲切感。今年回国时,又看到其中两三位,而另外几位则又漂到其他地方去了。

今年看到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妇。做的是如张青孙二娘一般的包子馒头的生意——不过好像不卖人肉馒头的。

当初本人刚去她们那里买包子时,女主人还显得挺年轻,不知其姓名,便唤她为“小姑娘”。如今“小姑娘”已昂首阔步迈入了大妈行列。“小姑娘”的老公很自豪地告诉本人他们的包子铺生意已做了整整十二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初与这小包子铺隔路相望有新亚大包(上海的一个连锁店),旁边相距不到五十步是肯特鸡,后来紧挨着包子铺又有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饭店,上下两层,规模可观。据说装修用了三百万,入口处还有旗袍小姐“欢迎光临”。可是十多年过去后,依然留在原地做着相同生意的竟然只剩下这安徽夫妻的小包子铺了(肯特鸡迁址去了新盖的联华超市,“新亚大包”变成了煤气公司的对外营业所,而“欢迎光临”则改换门庭办起小学用“科技造福人类”了)。

这对夫妻在安徽老家有一对儿女,留在老人处,据说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女日后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包子铺从早上五点开到晚上七点。夫妻凌晨三点进店里准备,老公和面,擀皮子,老婆做馅包包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天天如此。

“拿什么娱乐呢?”我问他们。

“店里有电视机,空时看两眼。还有就是玩玩手机。”

“生病了怎么办呢?”

“不能生病,没空生病,好像也没生过病。”他们说。

前两年回去时听“小姑娘”说,她闺女大学没考上,在补习班里补习功课,准备再考。今年听说考上了。他们夫妻自然异常高兴。不知为何,我听着也觉得很高兴。

看到的另一位是山东菏泽来的。一家三口(夫妻两人外加一个半大小子)做水果生意。前几年本人还在国内时,他们做的是露天生意。铺子直接摆在小区门口。晚上用防雨布盖在水果上,然后在边上临时搭个简易帐篷,胡乱睡在里面(那个半大小子好像经常是坐在一张折叠椅上打盹的)。这怎么睡得着呢?我那时常奇怪。可是夜里或清晨经过帐篷,却分明听到里面此起彼伏鼾声不断。生存能力委实让人佩服。当时离他们百来步远的菜场那里另有一家室内的水果铺子,是江苏人开的。那江苏人在上海呆了十几年,生意做过好几种。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两个拖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女孩成天在他店里穿来穿去。附近居民大多去他那里买水果,那时我想:恐怕不会太久,山东水果铺就得收帐篷卷铺盖打道回府了吧。不料今年回去,看到山东水果铺安然无恙,而且搬到了室内,就在当初江苏水果铺的对面。

江苏水果铺则变成了“‘包’打天下”的清美面点店。

向山东水果铺的老板询问江苏老板的下落。老实巴交的老板还没来得及说话,脸上一年四季长着冻疮的老板娘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笑眯眯地告诉本人:“他们到外国去了。”

“那个外国呢?”

“俺也知不道”她说。

他们的半大小子在店里忙里忙外,已是生意熟手。也许将来能替父母更上一层楼吧。

在上述安徽小包子铺的马路对面,从前紧挨着开了好几家美容店兼做理发生意。都是“外地人”开的。本人还在国内时曾去其中一家理发,服务本人的是一位发型时髦的江苏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叫蒋石介。要我以后去店里理发就找他。我同他开玩笑,问他何不干脆叫蒋介石。他说其实古代还有个叫石介的人也挺有名的。我立马对他刮目相看。问他为何不去读大学,却来上海干理发。“读了又能怎么样呢?也未必能够赚到钱。”他说。他说他想学点手艺回去,自己开美容店。此小伙给本人印象较深也较好。后来又去理发,再找蒋石介时,却已不在。里面的几个理发师又多了几张不熟悉的新面孔。今年回去看时,连那些美容店也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家会所和唱吧。

这种地方白天生意清淡,隔着窗子可以看见里面的小姐扭着腰儿在玩呼啦圈。


在上海与同学,朋友聊天时,常能感觉到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外地人”的不屑或厌烦。

“噶地宁呀,搞依拉有啥好刚啦”(外地人,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噶许度噶地宁塞哄到上海来,菲时特了”(那么多外地人都哄到上海来,烦死了)之类的不满常可以听到的。事实上,去火车站等处看到横七竖八满地坐着大包小包扁担箩筐的“外地人”,或者坐在地铁里到火车站时,一开门,呼隆一声潮水般涌出涌进的带着五六个包裹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的“外地人”,心里生出些厌烦和不耐也是人之常情吧。不过,当与这些“外地人”稍有交流却不难发现他们有着与上海本地人同样的情感与善良,而且勤劳,坚韧,能吃苦,是有不少优秀品质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上海本就是个移民城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也不过是来得早些或晚些,如此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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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鲜肉撑不起《建军大业》 2017-08-10 04:47:30

献礼片《建军大业》上映前炒得沸沸扬扬,上映后却很寂寞冷清。预期16亿的票房收入在四分之一处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光景恐怕也难指望会出现奇迹。与之同期上映的《战狼2》,事前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上映后却屡创票房记录,两相比较《建军大业》凄凄惨惨戚戚实在萎靡不振。

《建军大业》是继《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后的第三“大业”,除了继续沿用前两次全明星阵容套路以外,此番“大业”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是聘请香港导演刘伟强与大陆导演黄健中共同执导;其二,是找来一帮“小鲜肉”出演片中历史人物。刘伟强擅长商业娱乐片,懂得如何让观众掏腰包买票进电影院;“小鲜肉”则个个都是所谓“流量”担当,有此两项保驾票房,制片方和两位导演都自信满满,对于“16亿”是志在必得的。然而结果远不及预期,制片方所收获的除了垂头丧气的票房以外,只有大量的批评吐槽和尴尬。

其实,《建军大业》上映之前,对于此片“押宝”于香港娱乐片导演和一帮小鲜肉的做法,就有不少批评和不满的声音。叶挺将军的孙子,本身也是知名导演的叶大鹰就完全不认同这样的“建军大业”,“炮轰”刘伟强黄健中找一帮小鲜肉担当《建军大业》,是娱乐消费革命历史,对于扮演叶挺将军的青年演员欧豪也有不留情面的批评。对于叶大鹰的批评,刘伟强黄健中不做正面回应,但十分自信地表示:欢迎叶大鹰先生审片。言下之意大概是要用“16亿”的票房让叶大鹰住口。而许多小鲜肉的支持者或粉丝也挺身捍卫“小鲜肉”,有人以资深演员唐国强为例说:唐国强从前是奶油小生,后来还不是成功扮演了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无数帝王将相?既然从前的奶油小生可以“胜任”领袖人物,焉知今日的小鲜肉就不能撑起《建军大业》?再说,当初南昌起义时,那些革命先烈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让小鲜肉扮演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历史人物岂不是正合适?另外还有叶挺扮演者欧豪的铁杆粉丝力挺偶像欧豪说:老实说要不是欧豪出演叶挺,谁知道叶挺是谁?谁在意叶挺是谁?

然而由实际上映结果看,小鲜肉到底还是撑不起《建军大业》;刘伟强黄健中的自信,小鲜肉粉丝的力挺及上述似是而非的说辞都于事无补。

 小鲜肉撑不起《建军大业》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虽然小鲜肉们的确很漂亮,很能吸金很有流量,有很多衷心的少男少女粉丝——包括上述只知偶像不知历史人物的仗义铁杆粉丝,小鲜肉们能够凭着烂片《小时代》创造吸金几亿的奇迹,但他们还是撑不起《建军大业》,理由很简单:《建军大业》不是《小时代》。相较于艺术,小鲜肉们历来对于圈钱更感兴趣更为热衷的从艺态度,使得少男少女之外更大范围的普通观众难以认同他们,难以将他们与《建军大业》相联系。

虽然确实如上述为小鲜肉辩护的支持者或粉丝们所说:小鲜肉们的年龄的确与当初南昌起义时的那些历史人物相近,然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生目的和行为准则相差太远。要如今生活在物欲横流时代里的一帮向来以用最小付出获得最大利益为人生目标和从艺原则的小鲜肉去深入领会当初那些为理想信念不计个人利益,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牺牲生命的历史人物岂是容易的事情?要他们在银幕上再现那些历史人物的风貌,他们除了转圈跳脚做出能使得少男少女忘乎所以山呼海啸疯狂喊叫的种种炫酷“pose”以外,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不错,在荧幕上成功塑造了许多伟大人物的唐国强年轻时也曾经是奶油小生一枚,但与如今的小鲜肉相比,唐国强的最大区别是他兢兢业业对于艺术的敬业态度。当唐国强还是奶油小生的时候,人们对于他的演技或许有所批评或诟病,但对于他从艺的态度却从未有过不满和非议。

刘伟强黄健中之所以找来一帮小鲜肉担当《建军大业》,据说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了解那段历史,然而小鲜肉的出演只能得到《小时代》观众的认可。刘黄二位导演以《小时代》的伎俩制作《建军大业》,叶大鹰批评他们俩消费娱乐革命历史是也不无道理的。《建军大业》或许能够满足上述那种只想通过偶像出演的电影去了解历史的小鲜肉铁杆粉丝的需要,但那样的历史只能是炫酷的历史戏说的历史,离着真实十万八千里的所谓历史。通过欧豪扮演的“叶挺”去知道或了解叶挺比起“谁知道叶挺是谁?”好不到哪里去。叶挺是载入史册的人物,“谁在意叶挺是谁?”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完全无妨。现代中国人堂而皇之地“谁知道叶挺是谁?”好像美国人说谁知道麦克阿瑟或巴顿是谁?英国人说谁知道蒙哥马利是谁一样。或许美国英国也都有不知自己国家著名历史人物的少男少女,但他们肯定不会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大声宣称,因为无知毕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光荣。无知而以无知为荣也是一种“境界”。

小鲜肉撑不起《建军大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虽然或许将来他们能够进步,有朝一日也能够堪当大任,但要那样至少要脱胎换骨,首先就是要敬业,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将艺术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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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和吹牛 2017-08-08 06:45:57

闲时与人聊聊天是我所喜欢的。无论是听人聊,或是与人聊,我都常常乐在其中。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那同行的三人总得互相说点什么,聊聊,交流交流,联络一下革命感情,使彼此多少相互了解知道对方的想法或见解,方能互受启发,互有所得,方能产生:“嗨,你老兄说得有道理,你可以做我的老师唉!”那样的感觉吧。倘若三人各自闷声无语,低头走路,互不搭腔,走在一起就只有心事重重各怀鬼胎的感觉,就算谦虚好学如孔夫子者,身在其中,想要觅得“我师”,也会无从“师”起的吧。

我的喜欢聊天并不带有功利目的,当然也没有借此寻找“我师”的意思,只是觉得无所事事时与人随便聊聊是不错的打发时光的方法,如此而已。但话说回来,从结果上看,与人聊聊天,尤其是与那些生活经历或背景与自己大不相同的人聊聊,却常能知道些自己原本不知道的新鲜事情,有时还能纠正自己的谬误和自以为是,倒是一种意外收获。同时也印证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并非孔夫子言不由衷的惺惺作态,而是他的肺腑之声。

前一阵,听一个老外朋友聊他从前野外露营时与狗熊狭路相逢的历险经历,听完就有上述的感觉。那老外多年从事林木业,是个野外活动爱好者。听他说有一回他与老婆孩子去野外宿营,夜里老婆孩子在帐篷里睡觉,他在帐篷外生一堆篝火,坐在边上,边看小说边享受夜晚森林里的神秘的静谧。忽然下意识里觉得不远处的旁边有股飕飕冷气袭来,侧头看去,十多米开外一只黑熊正熊视眈眈注视着他。那老外虽然野外生活知识与经验都很丰富,却还是惊出一身冷汗。好在没有惊慌失措,他本能地转回头来,避免与那黑熊目光相遇。当他假装重新低头看书,不在意黑熊不请自到的时候,感觉到黑熊向他走来。他强行压制自己起身逃跑或呼喊救命的冲动,故作镇定,保持原有姿势坐在那里不动。结果那只黑熊从他与帐篷之间的空地通过,扬长而去,并没有伤害他。他说当那黑熊经过他面前时,他可以闻到黑熊身上的体味,辨别出黑熊身上一根根的熊毛,甚至似乎可以感觉到黑熊身上的体温。直到黑熊从视野里消失后,他才感觉到裤裆里又湿又凉,不知什么时候尿湿的裤子。

当我听他叙述这段经历时,脑子里忽然跳出从前听过的故事。那故事说有两个哥们,平日里似乎好得如漆似胶,可是有一次在森林里遇见了熊,两人撒腿就跑,各自逃命。其中一个机灵点的不仅跑得快,而且爬上了树。剩下的那个跑得慢,又不会爬树,眼看要被熊追上了,忽然急中生智倒在地上装死。那熊跑到假死人面前,用鼻子嗅了嗅死人脑袋,绕着“尸体”转两圈,就走了。树上的那个下来后问装死的那个:刚才那熊把嘴凑在你脑袋那里说什么?装死的那个说:它让我不要相信只会嘴上山盟海誓的朋友。这故事的用意原是教人如何识别朋友的。可更让人记住的是,对付熊的有效招数是装死。我将那故事说给那老外朋友听,问他遇见那熊时为何没想到装死。那老外听了一笑说:那样熊会觉得你在侮辱它的智慧,它会过来一屁股把你的脸坐成肉饼的。那次聊天使我明白了一件事:忽悠人可以,忽悠熊是不可以的。

多年前初来北美时,有一次听一位台湾来的周先生聊他儿时随他父亲离开大陆时的往事,也有类似的感觉。周先生说他父亲是湖北人,黄埔军校的五期生,老蒋败退台湾时,他父亲是吴淞口区域的警备司令。周先生那时不过三四岁,却记得最后撤离大陆时与他父亲在军舰甲板上时的情景。他说他父亲将他高高举起,久久看着渐行渐远的岸边,远处有隆隆炮声,还能看见火光。他父亲去台湾后担任反攻大陆作战计划处处长,经常说的话是“汉贼不两立”(这是老蒋爱说的话),坚信终有一日能随老总统(他们对老蒋的称呼,语气自然却充满尊敬)光复大陆,却与老总统一样至死未能再踏上大陆的土地。

从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觉得老蒋和国民党是熊包草蛋,拿了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却打不过共产党的小米步枪。推究起来那种印象大多可能来自儿时看了一百遍的经典老片《南征北战》。在那个电影里,解放军师长用四川话告诉大家:蒋介石的算盘从来都是由我们来拨动的。而骄横刚愎的国民党军张军长老也打不过解放军的高营长,坐在汽车里垂头丧气地对他的参谋长说:美国顾问又该骂我们无能了。参谋长却立刻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共军太狡猾了。听周先生聊他父亲的往事时,却有一种不同的印象,不知为何对老蒋和国民党似乎生出一种悲壮感。同时觉得许多影视或文学作品其实不过是表面凹凸不平的哈哈镜,从里面看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大多只能供人哈哈一笑,当不得真的。

上海话管聊天叫“吃吃牛逼”(吹吹牛皮),与瞎胡扯说大话的那个“吹牛皮”意思虽不同,说法却一样。事实上聊天时也常能听到说大话瞎吹牛的。比如从前我们那里有个瘸腿的老干部,逢人便说他的腿是白求恩给锯掉的,“幸亏白大夫锯了我的腿,才救了我的命。”他一本正经地说,但别人却当笑话传。还有一个九十年代在电大学过几天法律的锅炉工,说江泽民与人纠纷曾托他帮着打官司,“打赢了没有呢?”,我们问他,“我说两边都不好,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们私下里解决了。”他说。时代变迁,现在这类“牛皮”听不到了,更多听到的是如何赚得第一桶金的故事,如何让一桶金变成万桶金的传奇。我尽管对于“牛皮”式的聊天不甚感兴趣,有时碍于情面也只能姑妄听之。听时的感想是:宁愿被人当做傻子,也绝不要把人当做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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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的其他几位教授(东京往事) 2017-08-05 15:02:40

除了中嶋先生和冈田先生的课之外,在大学院期间还选修过其他一些课,参加研讨会。其中有几位教授给我印象较深,参加他们研讨会的情景也依然记得。

一位是小林先生。他是中国语科的教授。我想知道日本人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作家和作品,选修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课。那门课就两个人选修,我和另外一个叫做诸星君的日本人学生。上课采用的是研讨会形式,地点在小林先生的研究室。说是研讨会,其实就是三人的随意漫谈,先生每次给我们各自冲上一杯咖啡,三人边啜咖啡边说话。小林先生对鲁迅先生有研究,鲁迅作品里的人物和细节他信手拈来,有时他询问我对某一人物某一情节的看法,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看法,只好如实相告。他便说他对那些人物和情节的理解,我听着有“哪路好到”(原来这样啊)的感觉,虽然谈不上“醍醐灌顶”,但他对那些作品里人物情节的熟悉程度给我印象颇深。一同听课的那个诸星君年纪不大,但经历比较丰富,当过北海道那里一家地方刊物的记者。他在新疆呆过一段,对中国的事情有兴趣。我们漫谈的话题时常游弋,并不拘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次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诸星君总结说文革最大的问题是一言堂,什么事情都听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话成了判断是非的绝对标准,好像谁是领袖,谁就掌握真理,那是十分荒谬和滑稽可笑的。小林先生说诸星君所言不无道理,“一言堂”的确是问题症结所在,然而说谁是领袖谁就真理在握,却未必尽然。因为历史上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还有文革后的华国锋都曾经是领袖,却都没有握住真理,所以被取代了。毛泽东是例外,即使犯了大错,也还是真理的化身,地位稳固无法动摇。之所以如此,是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云云。我觉得小林先生到底是中国语科的教授,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政治和历史也都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的上述评论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学期结束前,小林先生问诸星君和我是否要弄个什么考试或写个报告之类,以便于评定成绩。诸星君和我都说算了吧,没时间复习或写报告,小林先生笑笑,慷慨大度地说:那好吧,考试和报告都免了,作为替代,新年给我寄张贺年卡来吧。新年前我给小林先生寄去贺年卡,感谢他一年来的教导。学期结束时,拿到成绩单,小林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那一栏,显示的成绩是“优”。

另一位是教美国经济史的教授,但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琦玉大学的专职教授,外大是兼职。他的美国经济史也只有两个学生选修,一个是本人,另一位是来自外地的一个日本小女生。我们在一间小教室上课,依然是研讨会形式。那门课让我付出了昂贵的经济代价,因为那本《美国经济史》教材售价一万多日元。教材是那个教授自己编写的,我怀疑除了售予无法说“Nothanks”的选修那门课的学生以外,那书搁在书店是无人问津的。那本教材后来学期一结束我就转卖给了外大门口的一家旧书店,店里的老板翻了翻那本基本仍是新书的《美国经济史》,从滑落到鼻梁上的眼镜后面抬起眼皮扫我一眼,比出一个巴掌漫不经心地说:伍佰元。多一元都不要。使我亲身体会到了“美国经济”在日本所遭遇的萧条凄凉景象。

上课采用的方法是我与那小女生轮流读教材,读完一段说说感想,有问题则请教授解答。那课也经常离题,有的没的扯到与美国经济毫不相干的话题上去。那教授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有时给我们说些当年留学美国时候的趣事。他对中国也有兴趣,常问我中国人的生活情形。有一回说到邻里关系的话题,我说在中国,邻居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邻居串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吃着饭,邻居就溜达进来了,看看桌上有什么菜,评头论足一番,有的干脆坐下一起吃也是常有的事儿。而在日本,通常邻居姓啥名谁也未必知道,与中国的情形差别甚大。教授听了说:真羡慕啊,那样的人间关系多好呀。又说:其实日本以前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那么互不相关的,说他小时候所看到的邻里关系也如中国的一样,可是社会一发展,情形就不一样了。社会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疏远越冷漠。中国以后也必然一样的。多年后我在中国看到许多住在高楼大厦居所中的朋友果然也不知道隔壁邻居姓啥名谁,便想起了与那教授的上述谈话。

另外还有两门课记忆犹新的是“印度思想史”和“日本语演习”。

“印度思想史”的那个教师很年轻,看着也就三十多岁,记得似乎叫小池(?)先生,戴着黑框眼镜,相貌斯文如书生。可是他却是剑道“达者”(高手),拥有相当高的段位。他是“非常勤”(非专职的意思)讲师,除了外大,还在其他若干大学兼课。选修他课的有十多位学生,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韩国。如在中嶋先生的研讨会上一样,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经常就台湾是否属于中国问题在课上发生激烈争论。有一次争论时,来自大陆的李君——就是那个外交官夫人,说台湾所谓的本省人其实与外省人一样都是来自中国,不过是移居台湾的时间早些而已,最早的就是跟着郑成功过去的,郑成功是中国人,现在那些本省人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云云。小池先生那时在边上插了一句话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大家当时一愣,片刻李君哈哈大笑,说:真是笑话!郑成功百分百的中国人,怎么会冒出个日本人的母亲。小池先生并不争论,说:也许我记得不准确,我们回去可以查一查。我那时也是第一次听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却相信小池先生绝不是信口开河,课后一查,果然如小池先生所言:郑成功是其父郑芝龙与日本夫人所生的中日混血儿。这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有些国人对于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在那里妄加议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就会想起李君哈哈大笑的模样儿。

日本语演习课的担当教师是田中先生。他是大东文化大学的专职教师,在外大也是兼课。田中先生四十多岁,似乎很自信,有时说话带有讽刺意味。选他课的学生里有一位姓赵的同学来自东北,是满族人。赵同学的满族姓是爱新觉罗,大家开玩笑说他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与努尔哈赤相通的皇家之血。田中先生初次上课时,让大家简单自我介绍,轮到赵同学时,有好事同学在边上多嘴说赵同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田中先生鼻子里一声说:中国人姓刘的,就说祖宗是刘邦;姓朱的,就说祖宗是朱元璋。这样的高祖太祖的直系子孙我见过的多了。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说到一个词汇丑女,日语读音是不试;我在下面脱口而出说那个词的反义词是不熬套靠,就是丑男。田中先生讥讽我说:不要自作聪明,日语不是中文,没有那个说法。我那时比较血气方刚,想要与他争辩;但还好忍住了,没有做声。但我在下面翻字典查找到那个词汇,其他同学也有悄悄翻字典的。田中先生看到那个情形,当时不言语,但回去估计也翻了字典,知道自己错了。之后上课时曾数次到我面前找话说,虽然未曾再提丑男丑女之事,对我的关切之意却是感觉得到的。后来他的那们课给我的成绩也是“A”

上述诸位教授的课,课程本身的内容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就没有怎么记进去),但上课的情形和他们所讲的一些题外话我却依然记得,有些对我后来对事情的思考方式和处事似乎也并非没有影响的,从这个层面说,当时在大学院选修那些课还是很有意义和收获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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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市民输掉金腰带不值得大惊小怪 2017-07-29 13:23:02

曾经的奥运金牌获得者48公斤级金腰带拳王邹市民日前卫冕战失利,输掉了金腰带。他本人很痛苦,赛后伏在他漂亮太太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他的太太当然与他一样痛苦,还有众多拳王的粉丝包括转播比赛时候的讲解员都失望失落得一塌糊涂,痛苦程度也不亚于拳王夫妇的。

这种痛苦失落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失去了拳王金腰带,但更多的是因为夺走金腰带的是个日本人。邹市民赛后发表感言说他从二十年前开始拳击生涯时,就等待着被打败的这一天,这是真话。没有哪个伟大的拳王能够永远战无不胜,阿里泰森刘易斯霍利菲尔德,即使这些最伟大的拳王最后也都拱手交出金腰带,以失败黯然告别拳坛的。然而邹市民虽然早就等待着被击败的这一天,他却绝对不想输给日本人,他的太太,他的粉丝还有成千上万未必是粉丝但看热闹的网民,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态:要好好地教训“小日本”。邹市民赛前说:对手是日本人,没有二话,干!说他将在四个回合内干掉那个日本人。这种“豪言壮语”是很合众多粉丝和网民口味的,是时下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所谓“霸气”。 由于那个日本人并非是特别强悍和出名的对手,而且赛场在中国,所以无论邹市民本人还是他的太太及一票粉丝和网民赛前都认定有取胜的绝对把握,赌局的赔赌率也相差悬殊,大家只等着看拳王如何收拾教训“干”掉那个“敢于犯我中华”的“小日本”。但结果却是拳王被“小日本”“干”掉了,金腰带被“小日本”在中国赛场当着众多中国粉丝的面从拳王手中夺走了,这让拳王情何以堪?!让拳王太太和众多粉丝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所以邹市民的眼泪里所含的屈辱和网民心里的失落与愤懑是可以想见的。

但我觉得这份屈辱失望或愤懑其实都大可不必当作负担背在身上。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两者不相干。泛政治化地将政治历史的因素加入到竞技体育之中,给单纯的竞技体育里赋予类似洗雪历史上家仇国恨之类的意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自寻烦恼,除了给运动员增加心理负担以外,并没有什么好处。竞技体育输赢是常态,今天输了,明天可以赢回来;明天赢回来了,后天可能又输了。能够成为某项运动的王者都是了不起的,值得尊敬的。无论这个“王者”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是“小日本”。中国拳王如果打败“小日本”,固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值得骄傲,却也没有必要赋予拳击以外的更多意义,好像一雪了从前“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九一八”“卢沟桥”“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家仇国恨似的;同样,输给“小日本”,也不至于就增添了什么新的民族耻辱与仇恨。说到底,竞技体育和运动员本就不应该承载也承载不起什么“家仇国恨”。

邹市民作为曾经的奥运拳击冠军和世界拳王,他所取得过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即使他与其他拳王一样以失败而谢幕,并且是败在了一个“小日本”之手,这也并不是什么耻辱,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影响他曾经的光荣。我看他大可不必引为遗憾,更无需因此而悔恨或自责。而那个“小日本”,他能够在中国赛场上,在不占“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于山呼海啸为邹市民的加油声中,从邹市民手中夺走金腰带,这个“小日本”也是值得刮目相看,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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