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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阿宏的“芳华”年代 (下) 2018-01-07 09:14:30

却说我那哥们阿宏在宝山水泥厂的食堂里烧了几年饭后,被厂里选送到嘉定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里去学习,由炊事员一跃华丽转身为大学生。他在那个大学里刻苦攻读了三年,读的最多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据他自己说常常读的热血沸腾,欲罢不能,到夜里寝室熄灯后拖张板凳坐到走廊里的厕所门口,一面将呼吸道阀门关闭到最小限度以尽可能限制来自那里的有害气体的侵入,一面借助那里的昏暗灯光连夜奋战,通宵达旦。刻苦钻研之下,他的有关丐帮与侠客的学问大有长进,同时也成了金大师和金式武侠小说的铁杆粉丝。

使我觉得有趣而又不可思议的是:我那哥们似乎把金大师妙笔生花出来的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混为一同,把小说里那些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乞丐与侠客都当成真的,对他们百般推崇。他相信那些神出鬼没的乞丐和侠客真的会飞檐走壁,上天入地;似乎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随手扔一把梅花针或绣花针就足以叫美帝国主义的核导弹立马统统变成核废料之类的。我虽然常给他泼冷水,嘲笑他中了金大师的毒,但他不以为意。嘴上不辨,但依然故我。对金大师的信仰可谓坚定不移,牢不可破。

三年修炼完毕,阿宏回原厂做技术工作。那时我们一起玩的几个哥们有的已经开始约会,大伙儿嚷嚷着要替他也找个对象。阿宏表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要先替别人排忧解难。原来他家隔壁有个姑娘,比他大几岁,学历高,眼界也高,结果曲高和寡,一直形单影只,孤掌难鸣。那姑娘沉得住气,无奈她娘在钓鱼台上坐不住,跑到外面推销闺女,托人寻找如意郎君。阿宏他妈也在受托人之列,而阿宏则自告奋勇承担此项大任。恰巧我们有个哥们的同事那时也正寻偶心切。听说有此机会,积极应征。而阿宏也以为机会应该留给有准备的人,两人一拍即合,由阿宏穿针引线将此男士的情况通报给了那姑娘的妈。老太太觉得应征男士的年龄学历等条件都与她家闺女相符,一时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激动之下,等不及与她闺女商量,当时便自作主张与阿宏一起替她闺女约好了初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幸好那姑娘孝顺而善解人意,虽说对她妈和阿宏越俎代庖替她做主十分生气,但还是如约去与那应征男士见了面。只是见了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弄得那男士心里七上八下的坐立不安。于是阿宏便去打探消息。打探结果是那姑娘觉得对方不注意仪表。那应征男士对此结论大为不服,说他那天洗漱整洁,穿着得体,不仅头上擦了发蜡,连脚上穿的765式猪皮鞋(七元六角五分一双,当时不少人穿)都新上了鞋油。于是阿宏再去陈情,希望对方酌情考量。但那姑娘心意已决不肯回头。后来姑娘他妈悄悄告诉阿宏真实原因:原来是那男士生机勃勃的鼻毛惹的祸——跑到鼻孔外面吓坏了她家闺女。

上述因缘无疾而终。哥儿们又旧话重提替阿宏张罗对象。这次阿宏表示没有不同意见。于是大伙儿紧锣密鼓寻找合适人选。那时有个哥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里读许国璋英语,说他班里女生资源丰富,从中应该不难物色。果然不久就物色到一位。是个在工厂工作的姑娘。据我们那哥们说:那姑娘学许国璋对所做工作没有帮助,而且学的既无起色也无热情,推测去夜校的目的不在于国璋,而在于觅偶。那哥们试探着把阿宏的相片给那姑娘看,那姑娘一看,果然表示愿意与阿宏交个朋友。于是两人开始约会。一来二去,那姑娘进入佳境,感觉抓住了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但阿宏说他没感觉,也不相信梦有手,问哥们儿怎么办。哥们儿提议他把姑娘带来让大伙儿瞧瞧,以便替他把把关。后来他真把那姑娘领来了,那次就成了他们约会的最后一课。大伙儿觉得那姑娘太沉闷,性格与阿宏不一致。此外有哥们说那姑娘眼睛小,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小不得。那天阿宏送走那姑娘回来后,大伙儿就把集体讨论的意见转达给他,并建议他结束没有感觉的约会。阿宏从善如流,说他相信集体的智慧,并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他便给那姑娘打电话,通知结束约会。那姑娘不解,问他为什么,阿宏也不拐弯抹角,回答说:“依拉岡侬心灵咯窗口忒小了。”(沪语:他们说你心灵的窗口太小了)。这样,阿宏自己的初次因缘也告结束了。

但当然这对阿宏的快乐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别人给他又介绍了一位姑娘,那姑娘很快成了他的太太,不久又成了阿宏儿子的娘,之后他们一家三口在上海其乐融融地建设小康,过着幸福生活,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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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阿宏的“芳华”年代 (上) 2018-01-06 09:02:11

阿宏是我的中学同学,也是我友谊深厚的朋友。虽说那份友谊并非鲜血凝成的,不过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维持了几十年。

进中学前我俩不认识,因为彼此就读不同的小学。他读的是铁路新村小学,我读的是F大学的附属小学。那时候曾听人说铁路新村的孩子爱惹事,好打架,遇见最好躲远点。但进中学后,一接触就发现,那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铁路新村不是北朝鲜,那里的孩子与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勤劳勇敢,爱好和平,是党和人民的好孩子。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阿宏时的情形。那时刚进学校,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我拿了粉笔在黑板上涂鸦,正涂着,就听到肩膀后面有人一字一字地将我胡乱写在黑板上的字朗读出来。那朗读声听着夸张,我觉得似乎有戏弄本人的意思,回头看去,发现那声源来自站在我身后的一个稍矮于我的英俊少年。那少年就是阿宏。他见我看他,冲我咧嘴一笑,笑容憨厚友善,立即化解了我原本可能生出的对他的敌意。

那之后阿宏就与我成了朋友。他那时同我,还有一个叫小金的同学喜欢看《水浒》。阿宏不善言辞,但记忆力不错,对书中人物和许多细节了然于胸,有时我插科打诨歪曲书里的情节,他便认真指正:“不对,书里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是怎样的呢?”我便激他。

他吸一口气,显得郑重其事的样子,似乎要大发弘论,旋即却又放弃,只说:“反正不是你说的那样。”

阿宏爱听笑话,也爱说笑话。他说笑话前先预告说他的笑话会笑死人。我们做好了笑死的准备,听完却没笑。只有他自己一边说一边笑,等笑话说完他已然前仰后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模样倒把大伙儿逗得很开心。

我们都喜欢阿宏随和开朗的性格,也爱同他开玩笑。他大我几个月,是三月份出生的。我总对人说他的生日是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他听了也不纠正,只是边摇头边笑。

他自称身高一米六十五,我总纠正他说是一米五十六。他觉得那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含糊不得,便理直气壮地说:“我量过的,不信我们再去量。”我说:“用不着量,我也是一米六十五,你矮我半头,哪里来的一六五?”他用一种面对无赖百般无奈的表情看着我,叹口气,还是边摇头边笑。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阿宏少年丧父。作为家中长子,他幼小年纪便不得不帮助母亲支撑家庭,这使他自立而且能干。而我最欣赏和喜欢他的是他的性格,他开朗乐观,随遇而安;从不因为一时的逆境或挫折而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他能够从普通琐事中发掘寻找开心与快乐,为了一本一周之后才能借到手的随便什么胡编乱诌的破小说,他可以提前进入期待的兴奋状态,憧憬着夜深人静坐在温暖的被子里,一边听窗外北风呼啸,一边神游于小说信口雌黄出来的虚幻情景之中的快乐。他的自得其乐,在我看来虽然有点可笑,却很有感染力。我们一起玩的哥们,只要有阿宏在,就总是充满了快乐。

阿宏手巧,他能用路上拾来的小木棍做出精致玲珑的鸟笼,用柴禾做成逼真的木刀,更稀奇的是他还会打毛线织毛衣——这也是我开玩笑说他的生日是三月八日的原因。但真正称得上一技之长的是他捣鼓半导体收音机的本事。他有时借一辆油漆剥落哐当哐当瞎叫唤的脚踏车,路远迢迢骑到市里什么牛庄路菜场附近的半导体零件市场,在乱七八糟布满灰尘的工业垃圾中精挑细拣出一些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什么的,花很少的钱将这些在我看来纯属废物的东西买回家中,拿个电烙铁和电表埋头捣鼓上小半天,那些破烂玩意儿就被他整成了一个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我总觉得他用那些工业垃圾弄出来的收音机性能和品质应该出点什么问题方才说的过去,比如让李谷一在那玩意里面唱花腔女高音时突然黄腔走板唱走调之类的。但遗憾的是那样的事情从来不曾发生过。

我们那时对阿宏在电子学方面的超强技能充满信心和期待,觉得有他在就没有那攻不破的山头。有一回,我们问他能否做个干扰电视信号的电子干扰器。他说很容易。并顺势就给我们说起了利用电波互相干扰制作电子干扰器的原理,我们不耐烦听他的科普讲座,只要他的科技成果。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宿舍的院子里有一台公用的黑白电视机,每到傍晚总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大人孩子在那里看电视。我们想在那里试试阿宏的科研成果。阿宏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只用一天就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当他取出那个火材盒般大小的干扰器时,众哥们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一个有点结巴叫做大耳朵的孩子,自告奋勇主动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将干扰器掖在裤兜里潜伏到电视机眼皮底下。每当电视机画面出现扭动,看客里出现不耐烦的小小躁动时,大耳朵就会按捺不住跑回后排众哥们这里,一边手舞足蹈,一边万分激动地说“扭---扭,扭啦”------。虽然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那“扭”是阿宏干扰器的成果,还是因电视机本身质量粗劣而至,我们仍然体验到一种类似于神舟五号成功升天时的激动和喜悦,对阿宏自然就更加佩服了。

中学毕业后,阿宏去宝山水泥厂的食堂当了一名炊事员。那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家里睡午觉,被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惊起。开门一看,是阿宏站在门外。

“给你送个肉包子来。”他说。

我看他手里的肉包,目测直径足有十五公分。

“你们厂的肉包块头怎么这么大?”我问他。

“开玩笑。这是帮你特制的好吧。”他说。-------

说实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那肉包味道如何,我早不记得了。但阿宏风尘仆仆站在门口的样子,我一直不曾忘记,而那只巨无霸大肉包的光辉形象更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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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那里老光景——国权路和政肃路(下) 2018-01-05 09:09:16

国权路上的向阳饭店也是不可以忘记的,那里的大饼油条激活了本人儿时的味蕾记忆,使得自己一辈子走到哪里都对油条念念不忘。如今身在温哥华,去当地上海风味的新瑞华饭店吃饭,还时常忘不了来上一根油条。

还有爆米花,我们那时叫做炒米花,也是儿时的美好记忆。当初每隔三四个星期,逢星期日,便有个爆炒米花的来到国权路复旦四舍门口,将家什放置停当,先跑到四舍院子里转一圈,边转边拉长了声音吆喝:爆——炒米花。等他一圈吆喝完毕回到原地,爆炒米花的家什前面孩子大人已然排起一溜队伍了。爆米花的人气倒未必是因为多么好吃,可能更多的是仿佛比较划算,八分钱“爆”一份(玉米花好像是一角),半碗米可以爆出满满一脸盆或大半米袋的炒米花来。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感觉大概使炒米花平添了不少人气和魅力。那个爆炒米花的将葫芦形状的黑色小锅炉竖起,打开盖子,倒入小半碗米,加入几粒“糖精片”,放平锅炉,然后坐在小木凳上,左右开弓,一手呼哧呼哧拉风箱,一手摇转着黑色小锅炉,锅炉下面的火苗随着风箱的一推一拉忽高忽低串上串下,时有火星溅出落到地下。大约十来分钟,那人停下活计,站起身来,将小锅炉口朝下斜着竖起,套上一个黑乎乎的麻袋,然后就见他用膝盖顶着麻袋里的小锅炉入口处,用手利落地一板,就听“砰”地一声闷响,接着盖子打开,小锅炉里的炒米花便倾泻到麻袋里。那人再拎起麻袋将炒米花倒入孩子们(也有少数大人)的脸盆或米袋里,眼看着半碗米不多会儿魔术般地变成了哗啦哗啦流入脸盆或米袋里的炒米花,孩子们欢天喜地幸福溢于言表。爆炒米花生意兴隆,每次正午稍过就听到“爆——炒米花”的吆喝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还听到外面“砰——砰”的爆破声响,倘若出门去看看,夜幕中远远就能看到摇曳的火光中那爆炒米花的依然坐在小凳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小锅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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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皮卡球

国权路之一段与复旦四舍只一墙之隔(政肃路与那条路上的五六七宿舍也同样),那里的居民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既不知那里的人来自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更不知他们姓啥名谁;但上学生活工作,宿舍里的大人孩子每日往返经过国权路,总会与那些熟脸照上几回面,无意中对那些陌生人似乎又很熟悉。国权路上的人不分大人孩子一语不合便挥拳相向,打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曾见到那里两个拖家带口的兄弟相互大打出手,老婆孩子也都拖着棍棒挥舞着板凳加入群殴。也常见到那里的大人打自己孩子如打野狗,劈头盖脸拳打脚踢,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串。兴许是那种“腥风血雨”环境所致,那里屁大的孩子都会争强斗狠,打架十分野蛮。他们经常欺负宿舍里的孩子,抢他们的零食吃。宿舍里的孩子多是教师子女,性格老实懦弱,被屁大的野孩子如鬣狗掏肛似地在屁股后面撵着追打只有拼命逃跑的份儿。那情景后来我看国共内战史时还时常想起,解放战争时共产党大字不识一筐的泥腿子也是打得儒雅的国民党将军没有还手之力,论玩命,文化人总是玩不过亡命徒。文化越多越懦弱越不经打。

话说那帮国权路的野孩子里有两个最爱寻衅挑事,一个外号“薄卵蛋”,另一个叫做“狗卵子”(他们称作“薄驴蛋”和“狗驴子”,那是上海话的发音,国权路政肃路的人说上海话)。那两个是堂兄弟,就是上述大打出手的兄弟俩的儿子。薄卵蛋和狗卵子最爱欺负人,全无理由,只为开心。我读中学时,有一天晚上,薄卵蛋狗卵子等四人在国年路政修路口遇到我的中学同学阿宏,上去寻衅,用肩膀撞阿宏。那个阿宏是附近铁路新村的,当时正在练习“十大形”(一种实用武术套路),正想找人过两招,看看是“十大形”厉害还是“攻守道”厉害。阿宏无端被撞,回身一把掐住薄卵蛋脖子,照面就是一拳。那天晚上阿宏一打四,虽然吃了些亏,却仿佛使得薄卵蛋和狗卵子受到不小震动,事后到处打听阿宏是哪里的,说那人功夫了得。谁料无巧不成书,数年之后,阿宏中学毕业,分去宝山水泥厂食堂烧饭,在那厂里竟然遇到了薄卵蛋。阿宏与薄卵蛋不打不相识,后来竟成了朋友,他告诉我薄卵蛋在厂里被称作“小摸子”(上海话“小个子”意),没人知道他还另有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殖器外号。另外“小摸子”也并不知道当初一打四与薄卵蛋等人大打出手的“功夫高手”就是阿宏。我九十年代中期从日本回国时曾去过国权路,看到那里开了很多小饭店,当中夹杂着几家做复印打印和冲洗彩照的小商店。从前四舍对面的薄卵蛋狗卵子的旧居那一片也有几家小饭馆,门口马路边摆着几张四方桌,桌旁几条旧长凳。不知为什么那景象让我想到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馒头店。前一两年当我在微信里看到上文提到的“扒一扒从前国权路上的夜宵”时,就想起那些小饭馆,忽然想到:兴许那些大学生当年也曾品尝过薄卵蛋狗卵子的“人肉馒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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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皮卡球

政肃路上有个“小剃头”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那一带的名人,在复旦地区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小剃头”是诨号,虽被冠以“小”字,其实当年就已是一个中年人。“小剃头”是职业剃头匠,属于“小手工业者”范畴,凭剃头手艺养家糊口吃饭。“小手工业者”就是若干年后的“个体户”,当初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小手工业者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像恐龙一样频临绝灭。但小剃头适者生存,小心翼翼把资本主义小尾巴夹在屁股缝里幸免于被割掉。小剃头上门理发,当初总见到他骑一部哐当哐当乱响的破自行车,穿行来往于各宿舍。复旦宿舍里的男人,无论大人孩子,无论教授教师或看大门的校工,经小剃头打理过的脑瓜不在少数。当初国权路上有一家红星理发店,原本许多复旦家属都跑去那里理发的,可是一则收费贵,二则要排队,后来红星理发店的生意就被小剃头抢走了一多半。小剃头服务热情,手艺也好,他剃头只要一把剪刀在手,剃个头三下五除二,五六分钟就搞定。他记性好,记得啥时候打理过哪些脑瓜,估摸着那些脑瓜上又将杂草丛生时,他的哐当哐当响的脚踏车就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小剃头在复旦宿舍虽然广为人知无人不识,却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隐约听说他姓张,与张思德同志五百年前是否一家不确定,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在那一带人气常年不衰的主要原因。此外,小剃头性格和善,情商颇高,他总是笑口常开,笑时露出嘴里一颗明晃晃的大金牙。他常年戴一顶捏不拉几瘪塌塌的干部帽,帽子的颜色形状与赵本山头上那顶一摸一样。他骑自行车时总不忘先用晒衣夹将两只裤脚从外侧夹住,说是以免裤脚粘到车链上的油腻。八十年代处,小剃头逐渐退居二线,他的儿子子承父业成了二代小剃头。二代小剃头在家里开了理发店,并且将业务扩大到烫发。不仅给女的烫,也给男的烫。八五年时我也曾去烫过一回,二代小剃头一边替我烫发,一边啧啧称赞说:侬头发不要太好哦,像小弹簧一样,烫了马相(形象的意思)不要太好哦。但我烫完后看镜子,横竖看不顺眼,感觉浑身不自在,只想赶紧恢复原样,将小弹簧重新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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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皮卡球

1987年出国,在国外呆了近二十年后,于2005年回国工作了几年。期间曾去过老复旦那里几次,感觉这些年来那里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如今国权路政肃路早都已经面目全非,旧时的景象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但不知为什么当我在那里溜达时,于现实中眼前的繁华气派景象之后似乎又总能隐约看见从前那里的景象和人物,好像电影里的重叠画面,比如《建国大业》里就有这样的镜头:唐国强假装毛主席,一脸庄严站在吉普车里检阅气壮山河的解放军,在解放军山呼海啸的致敬声中,眼前就飘过了早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从前的国权路政肃路那里自然没有雪山草地,不过却有使人难以忘记的市井风情和气息,真实生动仿佛清明上河图,对于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时光的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即便那里脱胎换骨面目全非,只要提到国权路政肃路,从前那里的市井气息依然会扑面而来的吧。(完)(插图 皮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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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那里老光景——国权路和政肃路(上) 2017-12-28 05:48:20

国权路和政肃路是上海的两条路。在复旦大学主校区那里。复旦大学主校区盘坐在邯郸路旁(邯郸路现与中环路之一段相重叠),政肃路与邯郸路平行;国权路与邯郸路垂直,头顶邯郸路腹部,好像一个T字,上面一横是邯郸路,下面竖着的就是国权路。说起来,复旦大学原来就一处,无所谓主校区分校区,后来如北极熊俄罗斯似地,将版图扩大了好几倍,现在就有了好几个校区,分布在上海的不同地方。国权路政肃路那里的那个是老复旦。

上海的路名多以国内各省市名命名。比如南京路北京路四川路延安路等等。偶尔也有以人名命名的,比如中山北路。五角场那里有一条黄兴路是后来改名的,原来叫做宁国北路。像国权路政肃路这样的路名在上海是比较少见也比较有特色的。事实上老复旦那一带的路名多以“国”字或“政”字当头。南北向的路“国”字当头,与国权路平行的有国年路国顺路国定路等;东西向“政”字当头,与政肃路平行的还有政修路和政熙路。横竖交叉仿佛坐标似的国字路与政字路让我想到经纬度,也想起蒋经国蒋纬国的名字。那两个名字用意深远透着蒋中正对两个儿子的厚望。倘若追根寻源,老复旦那里的那些国什么路政什么路的路名正是从前蒋中正的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据说蒋中正的国民政府原计划要在五角场一代经营建设市政府的,所以那一代的路名都被冠以“国”字或“政”字。复旦地区地处五角场附近,这便是国权路政肃路的历史来源了。

国共相争,蒋中正打不过毛泽东,带着国民政府跑去台湾岛,从此“中华民国在台湾”了。大陆这里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上海要有新路名。于是从前的霞飞路变成了淮海路,贝当路变成了衡山路,福熙路变成了延安中路和金陵西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唯独复旦那里的那些“国”字路“政”字路依然沿用“民国”时期的原名未作改变。文革期间,上海的和平电影院改叫做战斗电影院,国权路上的店铺也都纷纷易名,改为红星理发店红旗煤球店向阳饭店等等富于时代特色的名称,即便那时候,国权路政肃路等也未受影响,并未更改路名成为解放路之类,现在想起来可算是一个让人意外的奇迹。

对于国权路和政肃路,但凡在复旦那里生活过的人想必都留有印象。不同年代的人印象有所不同。比如现在复旦的学生看到的国权路是这样的:道路平整宽阔笔直,沿路人行道上有梧桐树(靠近复旦那一段),交通方便,除了通行公交车外还有地铁站。国权路邯郸路口有带花园草坪的复旦大学美国经济研究中心,隔着国权路对面是豪华的复旦皇冠假日酒店,还有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近在咫尺的文化街,街上书店一家挨着一家,并有许多装潢考究气氛温馨的咖啡店和不同口味的小饭店,男男女女的大学生在那里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政肃路上则有正大集团体育馆,复旦大学体育场馆设施管理中心等等。总之那一带现在的景象看去繁华气派又不失大学区特有的文化气息。

早十几二十年那两条路的景象便不同。我在微信里看到“扒一扒从前国权路上的夜宵”之类的怀旧文章,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写的,回忆他们当初读书时跑去国权路上住户开的各类小饭店吃夜宵的情形,还附有一些当时的像片,由那些像片看,年代的差异也是一目了然的。

我还看到过回忆更早年代国权路政肃路那一带景象的文章,都是复旦大学的老教师或老干部职工写的。从前老复旦的教职员工几乎都住在复旦家属宿舍里(王沪宁在复旦做教授时也住在复旦宿舍),而那些宿舍就分布在国权路政肃路和国年路上。许多复旦的教师职工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子女也是在那里读书受教育长大成人的。他们目睹国权路和政肃路的变化,自己也由青壮年变成了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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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皮卡球)

我自己童年乃至整个少年时期也是在复旦宿舍度过的,入过位于政肃路上第七宿舍里的复旦幼儿园,上过位于国权路上的复旦附中和复旦附小(旧址在国权路邯郸路口,就是如今的复旦皇冠假日酒店那里),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离开那一片。当我读复旦老人家们的怀旧文章时,眼前也会浮现出国权路政肃路的旧日景象并想起那里的种种人和事。我想起当初的国权路是一条土路(政肃路一样),泥土里嵌着碎砖石,路面坑洼不平,偶有卡车经过,车后会扬起一串尘土。想起路边常停着手推粪车,一些红漆剥落的旧马桶倒扣在边上的路上;还常常看到鸡鸭在垃圾桶附近用脚扒拉着垃圾寻食,公鸡公鸭会突然袭击将母鸡母鸭压在身下耍流氓。想起连绵雨日,路边低洼处会变成一片泥水塘,鸭子在里面悠然浮水,而浸了水的路边那些紧挨着的低矮破旧小屋里的住户则卷起裤腿忙不迭地用破旧的脸盆向外舀水;还有国权路的住户将煤球炉子拎到屋外路边生火时,烟雾缭绕熏得行人涕泗横流。还想起合作社(百货店)边上的公共用水处,国权路的居民在那里淘米洗碗洗衣刷马桶,夏天大人孩子(男的)接跟橡皮管光着上身穿条裤衩在那里冲凉水澡。想起曾见到两个妇女为了用水相互扯着头发在那里边打架边大声叫骂不停。

位于国权路上的百货店酱油店和政肃路上的菜场和米店也是至今记得的,那些店除了附近居民更担负着所有复旦家属宿舍男女老幼日常生活所需的供给大任。合作社是那一带最大的百货店,除了糖果肥皂草纸之类,还有棒冰雪糕卖,是满足孩子贪吃欲望和幻想的最佳去处。有一回我同班一个叫某健康的同学在路上捡到半张一角纸币,将纸币折小,跑去合作社想浑水摸鱼买两包咸萝卜干,被店员识破,从里面冲出来一把逮住,问出名字,说他是名字健康身体健康思想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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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皮卡球)

酱油店是一间光线暗淡的黑屋子,烂泥地上放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里面装着酱油麻油菜油和醋及酱菜之类。那时打酱油要自备酱油瓶(买油买酒也一样),店员拿个上大下小的漏嘴,将漏嘴细小一端伸入瓶中,用勺子去坛子里舀了酱油从漏嘴灌入瓶中。放到秤上称,秤杆颤抖,倘若微微向上翘起,店员会将瓶里酱油倒回少许,使秤杆向下微倾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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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皮卡球)

菜场是个热门地方。去晚了就只有烂茄子烂番茄之类了。那时买肉凭肉票,鸡蛋每户有定量。早上五点之前赶去菜场,外面一片黑暗,菜场挂着几盏昏暗黄灯,不见几个人影,以为到得早,可以排个好位子,不料走近一看,卖肉蛋的那里地上放着好几排破篮子,中间还夹杂着砖头。六点开卖时,一下便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男男女女来,都是附近政肃路国权路上的住户,声称早用那些破篮子破砖头排了队,推搡着拥挤着叫喊着,轻而易举便将起大早赶去菜场的复旦教职工赶到人群后面去了。

米店买米凭购粮证和粮票。大米限购,每人每户有定量,大米之外是籼米,籼米不限购,只要有粮票。籼米烧饭明显不好吃,卖相也难看,碎米多,色黑而且小石子多。吃饭时常听得“嘎嘣”一声,就是咬到石子了,舌头在嘴里拨弄半天也未必能从满嘴饭里剔除干净咬碎了的小石子来,只好连饭一起一口吐掉。籼米便宜,一角四分三一斤。大米通常一角六分四一斤。米价都写在小黑板上,若大米栏处出现0.169/斤的字样,大家就会互通信息:今日有好米。如果到了0.171/斤,则无需奔走相告,买米的队伍会一直排到店外。与打酱油自备酱油瓶一样,买米自备米袋,店员用米筐盛了米,过称后倒入漏斗,顾客从外面将米袋套在漏斗口上接米。我第一次去买米时,大约十来岁,接米不得要领,米袋滑落,米撒了一地。

关于米店还有一个记忆是门口马路对面的一株柳树上经常系着一头羊,周围稀稀落落的草丛里散点着棉花籽似的黑色的羊粪,不止一次看到有小孩两手把住羊角低头撅着屁股使劲与羊角力,那羊并不肥大,却寸步不退。我觉得那些小孩无能,有一次学样也去与那羊角力,结果发现那羊真的很有力,不仅毫不后退,而且当我休战,放手直起身来时,那畜生竟然一头向我顶了过来,惊得我狼狈后退不迭,若不是绑在树干上的绳索拉住了它,我早遭了那畜生的“毒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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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三首歌 2017-12-16 06:22:15

不懂音乐有时使我觉得尴尬。比如看郎朗的钢琴演奏,别人为他美妙的琴声而感动,我却只留下了视觉印象。那印象并且很鲜活,以至于后来只要提到郎朗的名字,我眼前就会出现他沉浸于忘我状态中的演奏模样:摇头晃脑闭眼锁眉,身体前仰后合,双手猛砸琴键,屁股弹离座凳——如同坐电椅一样。他指尖下流淌出的动人旋律在我脑中反倒并不留下什么记忆。

如我这样的音痴能够听听的大概也就只有通俗歌曲吧。倘若有歌词,并且能够听明白歌词的内容,摇滚也可以听听。还有戏曲,比如革命现代样板戏或者越剧沪剧黄梅戏之类的。但听得比较多的还是通俗流行歌曲。喜欢的歌手也不少,邓丽君不用说了,刘欢崔健刀郎阿宝腾格尔都喜欢。郭兰英马玉涛胡松华也喜欢,他们是老一辈的,那时不叫歌手,叫歌唱家。此外还有国外的,比如日本的山口百惠和唱《干杯》的长浏刚也很喜欢。如果让我说点喜欢的歌,也可以举出一长溜,但最喜欢的有三首。

第一首是美国歌手卡朋特的那首《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 这歌听了三十多年,每次听都觉得异常亲切。一边听一边眼前会掠过种种往事的片段,使人觉得温馨怀念。我第一次听到那歌是八三或八四年。是成方圆唱的。成方圆那时是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歌手,唱歌时边弹吉他边吟唱,眼神嗓音都有点忧郁,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印象。她把那歌的歌词翻成中文唱,记得上来两句是:我从小就爱收听电台广播,等待我最喜爱的歌。那歌词一下抓住了我,使我想起自己年少时听收音机里连播长篇小说的情形。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播音员的名字叫陈醇,是上海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音色醇厚如其名,故事说得极好,使人听了欲罢不能。每天晚上八点半播讲半小时(下午也有一次播讲,晚上是重播)。我常常一边听一边在脚盆里洗脚泡脚,水温吞了,便从边上的热水瓶里兑些热水进去。听完了,热水瓶也空了。每次都听得意犹未尽,觉得那半小时瞬间即逝。陈醇播讲的长篇小说每有必听,生怕落下。听过的记得有《征途》《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等等。后来陈醇不播了,换成了其他人播讲,感觉天差地别,不再听了。听不到陈醇的声音还觉得挺失落的。

我们家的那个收音机短波能收到港台频道,二弟那时候常从那里收听港台歌手的歌曲,母亲担心收听“敌台广播”会惹祸上身,总是要二弟将音量调到最低,说:开轻点,轻点,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不知道厉害,让别有用心的人听到去告密,就不得了呀。我在二弟听歌时也从旁知道了一些台湾歌手,邓丽君最早就是从那里听到的。还有凤飞飞刘文正等人。印象深的还有一个叫张帝的歌手,那人反应快有急智。有一次他与听众互动,让听众随意提问,他当场以歌作答。有一个听众问他有几个爸爸,引起一片哄笑,张帝也笑。继之唱歌作答说:张帝只有一个爸爸,爸爸多了说明妈妈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如果你喜欢爸爸多,我把诸位观众介绍给你。当我听成方圆唱《昨日重现》时,我的这类昨日往事也会重现眼前。

八七年底,我离开上海去东京留学。有一日去离住处不远的超市购物时,听到店里播放卡朋特的原版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 那熟悉的曲调使我倍感亲切,仿佛在异国他乡突然邂逅到老朋友。那店里有卖卡朋特歌曲的录音带,我立即买了一盒,又买了一个最便宜的随身听,之后用那玩意儿听日语学日语,听烦了,便换听《yesterday once more》。我后来听说卡朋特那时其实已经过世,觉得十分遗憾,怅然若有所失,仿佛逝去的是一个无比亲切的老朋友。对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怀有这样的感觉在本人是并不多的。我后来又买了卡朋特的CD。由日本去加拿大移民时带去了加拿大,回国工作期间又带回上海家中。这些年在上海东京温哥华等不同地方这首歌不知听过多少遍,俨然真成了自己的老朋友。前段时间又买了一张德国黑胶的卡朋特CD放在汽车里,开车时随时随地都会听听的。

第二首歌是李娜的《青藏高原》。这首歌我最初是听韩红唱的,非常喜欢。后来听说原唱是李娜,唱得更好。便去找出李娜的原唱听,果然觉得不一样,真正是天籁之音。我后来还听过不少歌手唱这首歌,都唱得极好,刀郎的弟子云朵可能是其中唱得最棒的。但与李娜相比总觉得还是差了一点点。未必是音色或技巧不如,总觉得是歌曲之外的东西。听说李娜早已遁世入了空门。李娜出家原因不明,但总觉得能够看破尘俗之人必有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所思所想所感悟到的必有独到之处,也许是那些独到之处浸透于歌中,形成音色技巧之外的东西,那歌的境界便有常人难以企及之处了吧。

零九年我去加拿大卡尔加里,与三弟开车出游。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三弟去了非洲,我稍后去了日本,三弟之后辗转去了许多不同国家,我们兄弟极少机会见面。那次兄弟二人一同出游是极难得的事情。我们往隔壁萨省路上去时,看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地里种植着不知名字的绿色植物,一条来往都是单行道的公路从田野当中笔直伸向远方。我们在此公路上行驶,偶尔前面有高大的载货车出现,我们的车快,但单行道不敢贸然超车,只得减速跟在后面。前面的驾驶员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们的车,确认对面无车时,便从车窗伸出手来做手势,要我们加速超车。等我们越过货车超到前面之后,伸手到车窗外挥手感谢,听到后面货车鸣笛回应,从反光镜里看到驾驶员也将手伸出车窗向我们挥舞着。我们那次一路上车里播放着一盒西藏歌手的CD,其中就有《青藏高原》。三弟说他在国内时曾与来自川康的康巴汉子交谈,那些人说他们驾车在外路上最爱听李娜,辽阔高亢的歌声才适合于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甜蜜蜜》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康巴汉子听不来。我听了印象很深也很以为然。

还有一首最喜欢的歌是刀郎的《西海情歌》。刀郎我是零五年回国后才知道的。刀郎给人一种深沉又沧桑的感觉。他的《西海情歌》如泣如诉,听了使人深受感动难以忘怀。刀郎是经过许多事情的歌手,他的经历和他的嗓音一样沧桑。刀郎的歌如果换一个歌手,是唱不出他本人的味道的。年轻人听他的歌我怀疑与有一些阅历和年龄的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体验过与亲人生离死别滋味的人,想必听《西海情歌》时感触和感动会格外深一些。此外,《西海情歌》所描绘出的高原苍茫景象也那么逼真生动,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听得见辽阔高原上的呼啸寒风,看得见覆盖山峰的皑皑白雪,感受得到人在天地之间的渺小无力和无奈,但在那无力无奈的渺小身躯里却蕴含着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怀念。

上述三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李娜的歌我有DVD。刀郎的歌我也买了德国黑胶的CD,与卡朋特的《昨日重现》一样,放在车中,随时随地听听,听着那些歌,仿佛与老友叙谈一样,感觉十分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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