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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背字典和查字典 2018-04-08 14:50:01

前几天在一个视频里看到鲁豫访谈新东方校长俞敏洪,里面讲到俞敏洪从前曾经背过英文字典,最高峰时词汇量达到3万多,就想到了关于背字典的话题。

学外语背字典的事例以前就时有听说,曾经看到过报道说某日本人背英文字典词汇超过5万是世界第一之类,这固然是很了不起,但我觉得就一般人而言,学外语背字典既无必要,恐怕也未必是值得推荐的好方法。打个比方来说吧,比如许多学校每年都会有毕业生的集体照,对于不相干的局外人而言,即便挨个儿把相片里的几百张脸的名字都背下来,也是毫无用处和意义的,背完让那相片里的某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八成照样是认不得的。可是如果这个局外人有机会与相片里的那些人实际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即使并不刻意记忆,他也自然而然会叫得出其中不少人的名字。同样是名字,背出来的那个名字只是个名字,是个没有生命的符号;只有对叫那个名字的人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那个名字才能从符号转化为生动具体的人。学外语背生词是同样的道理,背生词的目的是为了读文章写文章,会在文章里出现的单词才能记住,出现频率越高,与读者见面的机会越多,越容易被记住;从读者这方面来说,文章读得越多,文章的类型越丰富,涉及的话题及领域越广泛,则接触各种单词的机会也越多,通过大量阅读,认识并记住相关词汇,其效果一定比背字典好,印象更深刻,使用也会比较正确和有把握。

我刚来加拿大时,认识一个来自北京的移民,他原来是北京某工科大学的副教授,那人脑子好记忆力强,曾经背过英文字典,书店里卖的那些考托福或GRE之类的词汇书籍他翻翻说基本看不到没背过的词汇,他出国前曾去新东方进修过一段英文,托福也考了六百多分,可是来加拿大后他发现不仅这里老外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英文老外也听得很吃力。他那时曾和我一起去听一个老外牧师传教,目的都是为了学英语。我知道自己英文烂,从来没有自信,但我发现那个背字典的朋友比我还不如,牧师说的那些词汇他肯定都背过,可他依然听不懂。我由此也很怀疑背字典的实用价值。

我以为如果为了应付诸如托福或GRE之类的词汇考试,或者参加类似奥林匹克词汇竞赛之类,则死记硬背字典是事出无奈,一般人如果为了学习一门外语,掌握该门外语的使用方法,则背字典实在算不上一个好方法,是不值得鼓励和推荐的。

 

然而话说回来,尽管我不赞成死背字典的学习方法,但我觉得勤查字典勤翻字典是很好的习惯。尤其是中文字典更是应该经常翻阅。与英文等许多表音文字不同,中文是表意文字,许多汉字我们似乎不仅认识,知道它的意思,而且自己也会用,好像熟悉的一塌糊涂的老朋友,可是因为汉字表意不表音,导致我们很容易读错音,有时甚至并非难读字,也会读错的。比如前几天我看陈丹青和香港梁文道的节目,就看到这样的情况:陈丹青朗读阿城的小说时把“铳”(chong)字读成了“桶”(tong)音;梁文道把“檄文”读成了“缴文”,把“门槛”读成了“门蓝”。陈丹青梁文道都是我喜欢的文化人,他们当然不会不知道“铳”“檄文”“门槛”的意思,可是读的习以为常,平时私下里即便有人听出不对也未必好意思指正,到了做节目时面对广大观众,就难免出洋相贻笑大方了。我自己也是经常会犯类似错误的,满以为理所当然应该这样读的字,结果一查偏偏就是错的。如果经常翻阅字典,对于没有把握的汉字勤查字典确认,则上述错误应该是可以大大减少的吧。

总之,学外语我以为通过阅读文章掌握词汇的方法远好过死背字典;学中文当然也是同理,但勤查字典勤翻字典是值得鼓励和培养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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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握手和拥抱 2018-04-04 06:49:11

西方人很习惯于拥抱,拥抱是他们表示情感的一种方式,有时也可以是一种礼节。东方人不太一样,比如我们中国人就不太习惯拥抱的。以前老派的人,见面拱拱手,就足以表达寒暄关心之类的意思了,要是打拱时双手高举则可以表示感谢之类的意思。朱镕基就很喜欢用那个动作向众人致谢的。握手比较新派些,不知是否因为有点肌肤接触的缘故,感觉彼此间的距离似乎比拱手拉近了不少。

握手方式不同颇能传递彼此的不同性格和热情。有的人握手只轻轻地礼节性地接触一下,感觉似乎有点应付,也将对方置于一定距离之外,但其实也可能是性格比较内向含蓄,比如日本人握手多有这种感觉。我去日本后发现,日本人并不怎么习惯或喜欢握手的,他们一般彼此点头哈腰鞠个躬意思就到了。即便握手也是蜻蜓点水,意思意思就完了。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感觉多不一样,他们握手比较热情洋溢,用力攥着,还上下摇晃。我在加拿大有一次碰到一个高大胖的牧师就是这种感觉,他想邀我去他的教堂,握着我的手不放,另一只手搭在我的肩旁上拍拍,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使我想起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里捷尔任斯基的那句有名台词:看着我的眼睛,我叫你看着我的眼睛。我手被攥在胖牧师那只大而多肉温暖厚实的手里,感觉好像一股暖流涌入心田,要想说:NO,都说不出口了。但握手最来劲的好像是美国总统川普,握住了就攥着不放,还如榨汁机似地使劲要将对方的手捏成鸡爪,不少国家的总统元首手都被他捏的失去血色,又不能公然呲牙咧嘴,面上还得装得笑嘻嘻的,心里一定在骂:这个吃饱了撑的蠢货,神经病吧!

拥抱比握手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更热情洋溢,使彼此间显得亲密无间。八十年代初国内放映阿兰德隆的电影《佐罗》,轰动一时。那电影开头有一组镜头是阿兰德隆在船上巧遇去美洲某地上任新总督的老朋友,那老朋友正手指着航行图给年幼儿子讲解他们的航程,阿兰德隆咬着雪茄从边上走来说:真是路远迢迢啊。老朋友一抬头看见了德隆,立刻张开双臂,两人大大地拥抱,彼此手掌在对方的背上接连拍打,把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间的意外相逢的喜悦和彼此间的亲密情感表达得自然又淋漓尽致。这种用拥抱表达情感的方式使人觉得温暖热情,十分受用,可惜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这一套。我这一辈人,通常很少与人拥抱的。即使与父母兄弟等最亲密的人也似乎从不习惯用拥抱表达情感。儿时记得有时父母会在自己头顶上摩挲几下,那是大人对孩子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有时似乎也是一种奖励或鼓励,有“做得不错”的含义。等长大成人,则肌肤间的亲密接触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我87年去日本后,四年多不曾回国。到92年第一次回国看到父母,久别重逢父亲颇为激动,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我:你看爸爸老了吧?我说:一点都不老,还是老样子。父亲指指头发说:头发都白了。我那时很想给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可是又不习惯,终于只是搂着父亲的肩膀拍拍,并没有给他一个热烈有力的拥抱。那次我回日本后不久,父亲就突然发病离我而去了。我也再没有机会给他一个至爱的拥抱,后来想起来真是一件憾事。

不少心理学家认为人与动物一样都有肌肤之亲的需求,如拥抱之类的肌肤接触可以给人以安慰温暖安心甚至某种安全感。人在幼儿时期遇到害怕恐慌或挫折时,大人们将之抱起百般哄抚安慰十分有效,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即便人到了成年,肌肤之亲的需求和效果恐怕依然存在,西方人对此似乎比较心领神会,拥抱便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东方人的文化比较讲究含蓄,拥抱就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了似的。

我在加拿大这里看到小朋友要转学时,老师蹲下很热情地将小朋友拥抱在怀里说:I’LL MISS YOU.(我会想念你的),颇觉温馨和感动,虽然那可能只是一句客气话,但那个充满热情的拥抱一定会使得小朋友心里感受到温暖的吧。

现在国内的年轻人们很多习惯都很西化了,与我们当初的情形可能不一样了。即使是我这一辈的人在外面呆得久了,有些习惯也有所改变。前几年去西雅图与从前中小学时的老同学见面,我们那时已有三十多年未见面了,彼此见到居然很自然地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一抱之间,那三十多年的间隔似乎就化作了乌有,彼此仿佛都回到了从前的少年时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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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那里老光景——复旦小学碎忆(下) 2018-03-31 08: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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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彬老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张老师戴眼镜,是个瘦子,手臂上永远套着沾有粉笔灰的袖套。他戴一顶俗称雷锋帽的棉帽,即使春暖花开,那顶帽子也扣在头上。帽子的两个护耳,一个蜷伏在帽顶,另一个从一边垂荡下来,护耳上小辫子似的黑色系带随风飘荡。他脖子上经常套着一个绒线围脖,有时外面还加一条有点像抹布似的格子围巾。张老师嗓音尖而高,好像嗓子唱破了的京剧小生,他说话带有上海郊区好像是青浦或南汇那一带的口音,他给我的印象总而言之有点像临时聘请到小学教书的回乡知识青年。张老师也只做任课老师,他教历史课。虽然他从未给我们班上过课,但我曾“观摩”过一回他上课的情形。那次是上体育课,大家自由活动无所事事,我便去趴在某班教室窗台上看张老师上历史课。他手里拿着教科书,在教室里来回渡步,边读课本边讲解:吃他娘,穿他娘,迎来闯王不纳粮。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闯王来了,可以不纳粮了,啊,可以吃他娘穿他娘了,啊。他讲到这里忽然停住,然后快步走到一个正在专心致志把一支新粉笔掰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学生课桌前,手指敲敲桌面:哎,哎,哎,你在干什么?这是国家财产噢,我说粉笔盒里的粉笔怎么又不见了。那个学生说:有啥了不起啦,我赔你好唻。张老师听了眼睛弹出来:赔?!你上次搞坏黑板擦也说要赔,还拿出一个大皮夹子来晃来晃去的,了不起啊,好大一个皮夹子哟,我以为里面有多少钱呢,结果抠了老半天,就抠出来个一分钱。班里的学生“哄”地笑了起来。那个学生面红耳赤,张老师没有笑,又回到教科书上:刚才讲到哪里啦?哦,对了,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不是啊-------

Z连宝老师是班主任,教高年级班级的。大家背后叫他Z大宝。Z老师很有风度,穿着很合身的中装棉袄。他的皮鞋锃亮,走路沾上灰尘不时从裤兜里扯出一块手绢擦擦。他的二八开的分头梳理得纹丝不乱极为讲究。我曾看见他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同与他对面而坐的女老师说着闲话,一边弯腰凑近斜放在办公桌上的一面镜子,对着镜子里面的脸打理他的分头,他用一根细细的绒线棒由前而后小心翼翼地从脑袋一侧的黑发里穿插过去,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白色分界线,用梳子沿分界线将头发分向两边,抹上头油,两手拍拍脑袋,一个挺括讲究一丝不乱的分头就光彩夺目了。Z老师很和蔼可亲,但不失威严。他那时总去离小学不远的复旦中灶食堂吃饭,在食堂里或来去食堂路上,遇见学校的学生无论是他教过或未教过的,高年级的低年级的,都恭恭敬敬与他打招呼,Z老师笑眯眯地点头回应,给人很亲切的感觉。

但最有威望的老师还是李谋宏老师。李老师好像是校长,仿佛也是校革会(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的副主任。学校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有什么忆苦思甜之类的全校性大会,也总是他在台上主持。

李老师虽然年轻,但多才多艺,会画画会写美术字,好像还会拉手风琴。除了校务管理工作,李老师也兼课。他给我们上过历史课和美术课。他上课也会讲故事,但不会唾沫横飞。李老师的故事是长篇小说,一次讲不完,需要且听下回分解。他那时讲《渔岛怒潮》,说儿童团长海生副团长铁蛋如何与地主恶少二刁蛋斗智斗勇,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班级里一片安静,正说到铁蛋与二刁蛋两蛋相争要单打独斗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嘀铃铃”下课铃响了,班里响起一片遗憾的叹息声,大家央求李老师再讲一会儿,李老师笑眯眯地摆架子说:下次讲,下次讲。给大家留下意犹未尽的缺憾。

李老师无论思想觉悟还是理论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老师。他告诉我们看问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常常告诫我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把颠覆我们伟大祖国红色江山的罪恶企图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也就是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身上,他说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阶级敌人与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依然是激烈的残酷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所以我们必须警钟长鸣,时刻提高警惕,绝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李老师说话声音不高,语调和缓,但观点犀利一针见血。他发表意见前先做出深入思考的表情,好像林彪于沉默无语中紧密思考到底是先打长春之敌还是锦州之敌一样,一旦意见发表,就使人情不自禁想要竖起大拇指说:高,高,实在是高!李老师那时还有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这个问题不简单哪。后来我看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面刁德一说阿庆嫂: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哪。心想:咦,刁德一这小子,这不是明目张胆剽窃我们李老师吗?

最后还有一位江众老师,他是后来从其他学校调来的,主要教体育课,也教过我们班数学课。江老师一看就是搞体育的,身体结实,动作敏捷,经常穿条运动裤白球鞋,上面是海军蓝的军装。他上体育课时,给我们人手一条体操棒,要我们跟他学刺杀,他自己拿把木头做的假步枪,“杀”地一声做解放军标准刺杀动作示范给我们看。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个打架很出名的小混混叫李建民,他上面还有两个混混哥哥都是打架厉害的角色。有一次那三兄弟去小学寻衅闹事,江众老师手提木枪吕布似地一打三,“杀,杀,杀”几个劈刺动作据说就把那三兄弟“杀”得落荒而逃了。那使得他一时颇有人气。但江老师脾气比较火爆,有次与我们班几乎全体学生闹对立,搞得不可开交,几乎要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那事如何收场的记不清了,但好像不很久,江老师又调离了复旦小学。

在复旦小学呆了六年半。进学校时都是一个个的小不点,离开时不少已变成了发育嗓子的半大小子。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原来的复旦小学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学校里那些三十来岁的老师们大多已经白发苍苍,有的听说已经不在了。前一阵从复旦子弟大聚会的相片里看到了李谋宏老师和张贵彬老师的身影,颇感亲切,李老师白发苍苍但依然精神饱满,估计对于美国佬川普的“亡我之心”依然抱有高度警惕;张贵彬老师比年轻时看着更有风度,但扣在头上的雷锋帽不翼而飞了。(插图皮卡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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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那里老光景——复旦小学碎忆(中) 2018-03-28 07:19:24

读小学时学会的最有价值的本领是认字写字。写字是从田字格本开始的,绿色方格里有虚线拉出的一个“十”字,横竖撇捺折钩点各就各位用铅笔写在田字格里。到三四年级时,田字格本换成练习簿,里面的方格变成一行行的横线,铅笔也换成了钢笔。钢笔上端有吸取并储存墨水的小橡皮管,藏在笔杆里。墨水吸的太饱,会从笔尖溢出,写字时笔迹粗重,化开来弄脏纸张。但我那时的问题是常常忘记灌墨水,上课时写着写着字迹颜色变淡,终于写不出字了。那时会向同桌或前后座的同学“借”墨水,对方拧开笔杆,如香烟对火一般,笔头对笔头,从自己钢笔的小橡皮管里挤出几滴墨水救济我一时,使我能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四五年级时还有毛笔课,大楷中楷小楷交替练习,墨汁瓶里的墨水奇臭无比,打开瓶盖瓶口周围结一层硬壳,毛笔课时整个教室的空气里充盈着墨汁臭味,挥发不去。毛笔课结束,大家一窝蜂涌去水池洗毛笔,水池瞬间变成“墨池”。写过的毛笔任你怎么洗也回不到未使用前干净挺括的状态,可见出污泥而不染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大约三四年级起,就有了作文课。优秀作文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里朗读。听老师读范文,开篇便不同反响,写道:“东风吹红旗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继之是卫星发射原子弹爆炸,还有王铁人带领石油工人挖出新油井,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再夺大丰收之类的鼓舞人心的消息罗列。我那时作文随便如何胡编乱造也只能得个“中上”,听了范文真感觉自惭形秽,对同学的开阔思路和视野佩服得一塌糊涂。可是后来每次听范文,无论是谁写的,也无论是“难忘的一件小事”还是“我所尊敬的某某某”之类的记事文或叙述文,开篇总是“东风吹红旗扬”,要不就是“红旗飘”,我的佩服之情也就渐渐消退了大半。

除了语文算术之类的文化课,还有劳动课,每周一次,因为“德智体”须要同步发展,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劳动课时大家去校工李阿姨管理的工具间,领取锄头钉耙之类的农具,然后去校革会平房后面的田地里翻土播种蚕豆之类。偏安一隅的厕所足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天然肥料。此外,每日各班级学生按小组轮流值日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扫地擦窗抹桌子。如果有谁轮到值日却忘记或者故意开溜跑回家去,第二天上课到教室会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黑板上,下面大字写着:补劳动三天。五六年级时还曾每周半天去上海灯泡三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灯泡三厂在国定路那里,离开小学一站路。当时厂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叫郑师傅的红鼻子。郑师傅和蔼可亲满脸堆笑,红彤彤的大鼻子油光铮亮,鼻子上粗大的毛孔里总有金霉素眼药膏似的乳黄色白点溢出,十分醒目。我很长一段时间听到或想到灯泡三厂,眼前就会浮现出那只布满白点的红鼻子。

小学期间最令人兴奋的活动莫过于去复旦大学大礼堂包场看电影。《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八个样板戏,还有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都看过许多遍。稍后又看过不少阿尔巴尼亚电影,那些电影里的许多台词都经常被人模仿,比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之类的。再后来又有几部罗马尼亚电影放映,罗马尼亚电影里有些之前其它电影里未见过的“浪漫元素”,使早发育的懵懂小子兴奋莫名。记得有一回复旦放映《多瑙河之波》,里面有个镜头是男主角之一的船长米哈伊与他老婆调情,在船上将他老婆一把抱起,转一圈,说:我要把你丢到海里去。我们班里我后座的同学随学校包场看完那电影后,又旷课自己去一连将那电影看了许多遍,回到教室后情不自禁模仿米哈伊船长转着圈子说:我要把你丢到海里去。结果上课时被女老师当面痛斥:下流无耻!

复旦小学的老师当初多是三十岁前后的年轻人,女老师居多,也有几位男老师。我对男老师印象较深,他们分别是T长根,张贵彬,Z连保,李谋宏老师。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江众的体育老师,恰好凑成一个五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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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T长根老师吧,当时三十岁不到,脸上还时不时蹦出几颗青春痘。T老师原名好像叫做T阿男,跟《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解放军新兵蛋子重名,后来改名为长根,是领导阶级里经常见到的名字。T老师是任课老师,哪里需要哪里去,不做班主任的。他那时教我们英语课和体育课,所以说起来他可算是本人的英语启蒙老师。T老师的英语课有意思,他上课总是先给我们讲许多小故事,内容主要是说非洲人民如何热爱毛主席。比如他说有一个黑人兄弟千方百计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扯开上衣就把像章别到胸肌上去了。我听了头皮一麻,心想这位勇敢无畏的黑兄弟太适合做地下党了,被特务捉去随便老虎凳还是辣椒水,肯定都不能使他做叛徒的。T老师讲完七八个小故事后,不忘激励大家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一定要学好外语。然后领着我们读几遍单词,接着中气十足要我们跟着他大声朗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读个十来遍,就到了下课时间。那两句英语是我从T老师那里学到的英语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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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若逢下雨也改在教室里讲故事。那时T老师主要讲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故事主角总是一个叫做郭恩志的战斗英雄。T老师把自己想像成郭恩志,双手做出怀抱机枪的样子,嘴里发出:哒哒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对着坐在下面的我们猛烈开火。他的唾沫随着哒哒哒的机枪声飞溅出来,落到前排同学的脸上桌子上,有的小女生将课本举到脸前遮挡T老师嘴里飞溅出来的“子弹”,那会使得T老师有点尴尬并稍作停顿,但不久美国鬼子又开始冲锋,郭恩志眼看着战友们纷纷牺牲,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舍身忘己重新端起机枪猛烈扫射,T老师的唾沫便又脱口而出四处飞溅了。(插图皮卡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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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那里老光景——复旦小学碎忆(上) 2018-03-26 12:15:01

儿时入读的小学是复旦小学,全称应该是复旦大学附属小学。复旦大学向来声名远扬,头顶复旦这顶大帽子,复旦小学听着似乎也有点牛逼哄哄,但其实学校条件无论设备建筑还是场地都极为简陋,摆在今天,如果不看校门口水泥柱上挂着的校牌,那地方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某建筑工地施工大队的临时住所或建筑材料存放仓库之类的场所。

学校当初位于邯郸路国权路路口的一角,隔着一条邯郸路对面是复旦大学老校门;隔着国权路对面是复旦大学木工厂。校门口的隔壁有一个小邮局,虽然只是一间同样简陋的小平房,里面似乎也只有一个营业员坐在柜台后面,不过那很可能是整条国权路及附近周边地区唯一的一个“局”级单位。学校的老师是否属于复旦教职员工编制不确定,但学生基本都是来自周围复旦家属宿舍的复旦子弟。

学校里有个不算很大的操场,无人时显得空空荡荡,但每日全校师生集合在那里做广播体操时就黑压压人头一片了。做操前先升旗,当时的升旗乐曲是“东方空太阳升”——逢雨天,东方不红太阳不升时,则不升旗。负责升旗的两个女孩脖子上系着红领巾,与如今电视里看到的新华门前解放军升旗时的标准动作相比,尽管缺少升旗前将折叠着的红旗一角“哗”地一声迎风扯开去的环节,但升旗时脸上的神态是如解放军叔叔一样神圣庄严的。红旗在“呼而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时升到顶点。片刻之后,广播里便传来伴随着音乐背景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四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的兴奋的男高音,满场黑压压的人头跟随着那个快乐男高音的指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伸胳膊踢腿弯腰扭脖子,最后是跳跃运动,双脚离地同时双手举过头顶击掌,操场上空顿时响起一阵“噼里啪啦”此起彼落的巴掌声,等声音归于平静,广播体操便告结束,各班级排队回教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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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是一片连体平房,那是学校的主建筑。那片平房的形状似乎有点复杂,有的地方凹进一块,有的地方突出一块;有的教室东西向,有的教室南北向。但若从空中俯视,那片连体平房的形状其实恰好是一个横卧着的“王”字,不同年级班级充塞在“王”字平房里的不同教室里。与“王”字平房隔着操场,对面另有一排单薄平房,里面有教师办公室,校革会办公室(校领导办公室),广播室,劳动工具间等。那两处平房外加一个偏安一隅的厕所便是当时复旦小学的所有不动产了。

刚入小学时的情景大多已经模糊不清了,曾听家父说,最初的几天是他送我去上学的。父亲将我送到校门口,我自己进学校去。父亲说他那时曾隔着铁丝围墙看我进学校后的动静,他说我进学校后并不进教室,也不入群去跟操场上蹦蹦跳跳的小孩子们一同玩耍,踽踽独行只是背着书包怯怯地远远地打量玩耍着的孩子们。我自己完全不记得自己曾有过那样“老实”的时光了,但与人自来熟的本领倒是后来也一直没有学会。

小学期间一些好玩的事情或情景一直留有印象。比如看人捉螃蟹。那时学校背面有一个绿色池塘,与学校只隔着铁丝拉出的围墙,隔着铁丝围墙从学校里面就能看见池塘里摆尾游水的小鱼,黑色的蝌蚪,还有池塘边泥地小洞里横着爬出爬进的螃蟹。有人将那铁丝围墙的上下间距拉扯大,缩脖子低头弯腰便可以从那里钻过铁丝网去捉螃蟹。我们班里有个调皮捣蛋的留级生是捉螃蟹的能手,课间常常钻过网去,没几分钟上课铃响钻回来时,手里已经提溜着三四只张牙舞爪口吐泡沫的螃蟹。有一回他送我一只螃蟹,我不知轻重用手指去触碰螃蟹钳子,结果被钳住手指,痛的呲牙咧嘴嗷嗷叫唤却摆脱不掉,那同学指着水池边上一只盛着水的搪瓷盆叫我把手放到水里去,我手刚移到盆的上方,那螃蟹就一下松开了死死咬合着的钳子自由落体落入水中去了。那同学告诉我螃蟹见到水以为有生路可逃,就会松开钳子赶紧逃跑的。我听了对那同学十分佩服,虽然手被夹的生痛,但学会了一招,以后可以帮其他人摆脱螃蟹钳子。然而那招数后来从未用上过,因为没有哪个傻瓜如我那样冒冒失失用手指去招惹螃蟹铁钳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用钉子做宝剑。那时邯郸路上还跑着三路有轨电车。有一次班里有个同学给我看他的稀罕“宝物”,是几只大小尺寸不同的宝剑,仔细一看都是钉子做成的,但形状十分逼真。我觉得十分羡慕,也很好奇是怎么制作的。那同学很得意地告诉我是将钉子放置在电车轨道上,电车驶过,钉子就被碾压成了宝剑。我后来如法炮制,果然也得到了几把宝剑,拿到其他屁孩们面前炫耀,使他们一个个垂涎欲滴,心里得意洋洋,飘飘然好不自在。

此外当初小学里女孩跳橡皮筋的一个情景也给我印象颇深。那是说唱跳三位一体的奇葩玩法。一到课间休息时一帮女孩便争分夺秒冲出教室,六七个人站桩似地立着,将一团毛线球似的皮筋拉开,从外面套在站立者的小腿上,形成一个多边形,两三个女孩在中间踩着皮筋边跳便口中喃喃有词连说带唱道:学习解放军,战斗英雄黄继光,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牺牲为革命。痘痘啦烧咪啦烧,咪啦烧啦烧痘痘。我觉得那说唱挺搞笑,想不出黄继光邱少云为什么会被拉去“痘痘啦烧咪啦烧”,但听惯了倒觉得蛮上口,以至于到现在还记得。(插图皮卡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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