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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王郭城(上) 2018-09-18 14:03:51

王郭城从前是本人的同事,我叫他郭城兄。他比本人大两三岁,但进单位比我晚。他以前在不知哪里的农场呆过数年,后来考大学,一次二次没考中,第三次考上了个大专,学的好像是电气自动化之类的,毕业后就到我们单位工作。

我们那个单位叫“电教科”,搞所谓电化教学的,就是制作和放放有关教学的幻灯录像什么的。科里有不少摄像录像设备,还有数台照相机。有一回科里新采购了一台放映机,王郭城好奇心重,自说自话将包装盒拆开,想试放一下看看。但不知什么地方不对劲,总也放不出,王郭城于是毛手毛脚对着放映机又拍又打,好像家长看到儿子总不开窍,挺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教了一百遍还不会解,憋不住一肚子火儿,扇打儿子后脑瓜似的感觉。然而拍打之下,那台放映机还是不开窍,王郭城心头火起便踹了那玩意儿一脚。不料正好被走进房间来的科长看个正着儿,问他:干嘛干嘛干嘛?它怎么着你了,你那样踢它。阶级仇民族恨啊?踢坏了怎么办?王郭城斜乜科长一眼,丢出一句:“哇特么算了,隔种趴么司”(上海话“坏了就算了嘛,这种差劲东西”)。科长被他噎的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但后来就在背后说他是“怪人”。

王郭城似乎确实有些“怪”,他见人不打招呼。在路上迎面遇到同事或熟人,视若无睹。有一回他从食堂吃饭出来,与我迎面相遇,他视我为空气,目不斜视,正要兀自扬长而去,我大喝一声:王郭城。他一愣,盯着我,用他特有的男低音说:驻啥(做啥)?我向他身后一指,说:皮夹掉了。他连忙回头去看,一边用手按了按裤子口袋,立刻明白上当受骗了,用手指了指我说:搞七捻三(上海话“胡扯”)。以后在路上遇到他,他一装作没看见我,我就大喝:王郭城。他就说:皮夹子么落忒(皮夹子没掉)。后来他再看到我,便不再把我当空气,有时还主动问:吃饭啊?

王郭城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好像级别还蛮高,刚好够得上高干级别,但那时已经去世了。他妈也是革命干部,想要了解儿子在单位里的工作情况和表现,有一次来单位里找我们科长促膝谈心,说她这个儿子性格孤僻,但品行还是可以的,她拜托科长要对王郭城高标准严要求,“如果不听话,就打他骂他,年轻人不管不成材”他妈说。王郭城坐在边上,如坐针毡,屁股在椅子上来回磨蹭,听他妈说那些话,露出一脸鄙夷不屑神情,使劲翻白眼,就像之前两会期间蓝衣女记者对着身边滔滔不绝提问题的红衣女郎猛翻白眼那样。那次谈心好像让科长对王郭城有点另眼相看,说:没想到他爸还是高干。

王郭城性格确乎有些孤僻,他那时常常独自躲在单位里的一间小空屋里不知干什么。有一回我出其不意破门而入一探究竟,看到他正在那里打太极拳,看到我进去赶忙停止张牙舞爪。“你那是在摸鱼吗?”我插科打诨问他。“啥个摸鱼!这是杨氏太极拳好吧。”他说。他后来干脆在那间小屋里安了张小床,平时就住在那里,也不怎么回家。

有一年他过生日前对我说过生日那天想玩玩计算机,他知道我一哥们实验室里有计算机(那时候还没有私人电脑),我对那哥们说了,那哥们在王郭城生日那天晚上领他去实验室玩到大半夜。那哥们对我说自那以后路上遇到,王郭城会对他点头打招呼,不再假装不认识了。

王郭城一直没有女朋友,但刚进单位那会儿,他曾经十分心仪图书馆里一女孩。有事没事老去找人家,后来那女孩不胜烦恼,汇报给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又来找我们科长,科长婉转规劝王郭城天下好姑娘多的是,你就放过这一个吧。王郭城一声不吭,他后来不仅“放过这一个”,也放过了所有“天下好姑娘”。

王郭城有科里录像室钥匙,他晚上住在科室里,我那时有时会带朋友去录像室看外国电影录像带。王郭城帮我们整治好录像机一起看,那电影里一有赤身裸体女人镜头出现,别人看得不亦乐乎兴致勃勃,王郭城却总是扭转脑袋视线转往它处。我骗他说好了好了衣服穿上了,他小心翼翼回头看荧屏,一看还有赤条条的,便又一下将头扭转过去。

王郭城做事很认真,委托他办事是可以放心的。他家住在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附近,有一回我在淮海路买了一双尖头皮鞋,回家后越看越喜欢,后悔没有多买一双。第二天去单位告诉了王郭城,让他周末回家时去帮我再买一双来。他帮我去那家店里看,却已经卖完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到处转悠跑了许多地方,终于买回来一双一模一样的,第二日拿给我时脸上洋溢着终于完成任务的心满意得。

我们科长后来突然查出身患晚期肝癌,科里同事大感意外,议论纷纷。科长住在医院里,大家都去看他,医生大概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让科长回家休养,其实是等死。科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心情十分绝望低落。科长家住在大场农村里,离单位较远,有一回我们两三个同事去看他,王郭城一起去,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鸽子肉,科长喜欢吃的。那天科长看到王郭城给他送去鸽子肉,有点意外,奇怪地问王郭城怎么知道他喜欢吃鸽子肉,王郭城说科长以前跟大家聊天时说起过。科长叹口气说王郭城是有心人,隔了一会儿又说:王郭城是个好人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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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骁弟 2018-09-10 10:38:17

骁弟是我儿时的邻居,比我大几岁。他的名字叫泽民,不过既不姓江也不姓毛,否则不得了,轮不到我来给他“树碑立传”的。我们那时都叫他“骁弟”,其实应该是“小弟”,那是他的小名。他家姐弟两个,他们家里都叫他小弟,发音却好像“骁弟”,我们就都跟着叫他“骁弟”,他的大名X泽民倒没人叫的,除非在学校。有一次我与他在路上碰到他中学的班主任,对方叫他X泽民,我咋一听一愣,感觉是叫其他人似的。

骁弟原本住在上海市区,是后来搬去我们那里的。我们那儿是F大学的家属宿舍,那个宿舍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说普通话,不会上海话,而骁弟一家是说上海话的,他们一家是搬去我们那里后才开始说普通话的。骁弟父亲的普通话说得一塌糊涂,属于“瞎三话四”水平,他妈妈和姐姐好些,但骁弟进步神速,很快行云流水说得与我们一样了。

我们那里的孩子那时候管市区里说上海话的孩子叫“上海瘪三”,而“上海瘪三”说我们是“阿乡”,意思就是乡下人。“阿乡”与“上海瘪三”尿不到一个壶里,彼此不以为然,容易起冲突。骁弟搬到我们那里的第一天,就与我们那里的一个“阿乡”打了一架,准确地说不是打架,而是骁弟把对方揍了一顿。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像萨达姆遇到小布什,只有挨揍的份儿。被揍的那位外号叫做“饼干头”。“饼干头”的四方大脑袋见棱见角神似四方形的椒盐饼干,所以就得了那个绰号。后来他的绰号又演变成了“二饼干”,何以成了“二饼干”,却查无考据不得而知。骁弟搬去我们宿舍那天,二饼干听见骁弟与他的表弟表妹说上海话,就带了几个小屁孩跑到骁弟家门口堵着门儿嚷叫:“上海瘪三滚出去”。骁弟妈妈跑出来说:小朋友要友好,叫“上海瘪三”不友好,也不礼貌。说完去楼下搬东西,二饼干见大人离开,变本加厉叫喊:上海瘪三滚出来。骁弟就从房间里跑出来,二话不说,照着二饼干脸上就是一拳,二饼干“啊呀”一声,用手去捂脸,还没捂上,劈头盖脸又挨了好几拳,二饼干就哇哇地哭起来。骁弟妈妈听见哭声,上来喝住骁弟说:你比他大,不要打人家。但其实二饼干与骁弟是同年,块头还比骁弟大。二饼干边哭边威胁骁弟说:你等着,看我不找人来揍你。那是二饼干的惯用伎俩,每次打不过别人就用来威吓对方。但他后来并没有找人去揍骁弟,自己反倒变成了骁弟的小跟班,别人揍他,他便威胁说:你等着,看我不找骁弟来揍你。

骁弟家住我家隔壁,我们两家烧饭也在同一个烧饭间,他妈妈经常去我家串门,骁弟更是没事常往我家跑,每日总去好几回。我父母是山东人,家里时或包饺子,遇上骁弟去我家玩时,父母叫他一起吃,他吃几个之后,假装客气说:刚吃过饭,不要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去外面走廊上玩时,他又对我说:再去拿点饺子来给我吃。他觉得饺子好吃,后来自己也尝试包饺子,他包的饺子软趴趴地立不起来,我们嘲笑那是抽去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但他很享受,每包两三个,就放到锅里下,下了就吃,边吃边包边下,吃饱了就不包了。

骁弟妈妈在F大学体育教研组工作;骁弟爸爸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做哑铃操,练得一身好肌肉;骁弟姐姐是游泳健将,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横渡黄浦江活动,好像还曾经横渡过长江。大概受家庭影响,骁弟十分擅长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单杠双杆,跑步游泳无所不能。他去F大学游泳池游泳,与他姐姐比赛自由泳,两人齐头并进浪花飞溅,上面救生员是他妈妈的同事,一面看秒表一面大声叫好。周围泳池里的人看得面面相觑忘乎所以,骁弟姐弟俩那时真是风光无限。

骁弟胆子很大,他敢从二楼往下面跳,我们一帮小屁孩在下面看他跳。他学《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里那个克林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的样子,大叫一声:“瓦西里”,就纵身跳了下来。跳下来后人一歪,站不起来了。我以为他仍在扮演马特维耶夫,要说:快去救列宁,快去呀。但他说:哎哟,他妈的脚崴到了。那之后,好几天他走路都是一崴一崴的。

骁弟刚搬到我们那里那会儿还在读小学,大概六七年级。我那时大概两三年级,在学校里遇到一个大我两年级的家伙老来找我麻烦,要打我。我便去找骁弟揍他。骁弟说:我教你几招,你就打得过他了。然后就教我摔跤,教我如何使用扫堂腿,大背包,还有一招叫做“捂钩子”,也不知道那个“捂钩子”是他杜撰出来的名字还是真有其名。具体使用方法是与对方抱在一起后将一条腿如卷麻花般缠住对方的腿,然后出其不意将其摔出去。骁弟教我之后就带我去找那家伙较量,那家伙见到我们也不躲避,骁弟一声令下,我便与那家伙缠斗成一团。骁弟在边上现场指挥,一会说:扫堂腿,一会说:捂钩子。我扫了几“堂腿”也没扫倒那厮,于是换招使用“捂钩子”,没成想对方没防备,脚下一趔趄被我乘势一推,就摔倒在地了。但他爬起来又与我扭到一处,我如法炮制又想使用“捂钩子”,但对方有了准备,乘我抬腿重心不稳之际,将我用力一甩,我就被摔了出去,跌倒在地。等我爬起来再想来一次时,骁弟止住我俩说:一比一,打平了。以后不要再打。我的那个对手点头答应,如此便解决了我的麻烦。

 

骁弟刚搬到我们那里那会儿家里养有三五条金鱼。他以前住在市里时仿佛是买鱼虫喂那些鱼的。搬去我们那里后无需买鱼虫,我们宿舍后面是大片的绿色田野,田野边上有小河。河里小鱼小虾黄鳝泥鳅无所不有。河边泥土的小洞里还有螃蟹。鱼虫自然更不在话下。骁弟去那小河里网了鱼虫回家喂金鱼。那些金鱼看见鱼缸里突然从天而降许多斑斑点点的黑色小鱼虫,摆动鱼尾争先恐后吃得不亦乐乎。可是不知道是食物中毒还是水土不服,吃了鱼虫后那几条鱼忽然死样怪气翻了白肚皮。骁弟手忙脚乱赶紧将那些鱼虫清除出鱼缸,然而为时已晚,没两天那几条鱼就先后死掉了。骁弟大概很悲伤,决定要给死去的金鱼开个追悼会。他把几条死鱼包在报纸里,带着我们三四个跟着他玩的小屁孩跑到宿舍院子的泥地里,跪在地上挖个小坑,将死鱼埋在里面,插上一块小木牌,让我们跟他一起给下葬的死鱼儿三鞠躬,又致悼词似地说那些金鱼死的比泰山还重,会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骁弟那时常带我去F大学游泳池游泳,他妈妈在那里卖游泳票,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泳池开放之前就进去游。他教我游泳,方法简单而实用,将我直接领到深水区域,出其不意抱起扔进水里,他自己也跳入水中,当我在水中呛了几口水,正张牙舞爪在水里胡乱挣扎时,他潜入水中向我伸出“上帝之手”,将我托出水面,一面叫我随意扒拉着游向池边,一面在边上保护我。当我沉入水中时他便托我一把,当我无力再游时他便从后面推我一把。如此方法,只两三天,我竟然就学会了游泳。

读中学后,骁弟一度喜欢看小说。父亲书架上有许多《收获》杂志,他常拿去读。他读了小说便来给我讲故事,夏天跑到我家往凉席上一躺,一面让我帮他挤出肩上背上小粉刺里的白色脂肪,一面讲故事。有一回他搞到一本《说岳全传》,读了兴奋莫名,跑来说与我听。说牛皋撞见金兀术,大喊一声“要要要”,上去挥锏就打云云。我那时恰巧知道那字应该是“耍”而非“要”,便嘲笑他的“要要要”。他无所谓,说反正都是一回事。骁弟去学农,回来后告诉我趣闻,说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同农民打架,他与他的朋友背靠背协同作战,对方四五个人占不到他们半点便宜云云。他说的眉飞色舞兴致勃勃,使我也颇受感染,对他十分佩服。

骁弟敏捷灵活,打架身手不凡。他有一桩事迹当时在邻居里传为美谈。那时我们宿舍外面的国权路上有许多野孩子,经常寻衅欺负宿舍里的孩子。宿舍里的孩子多是教师子弟,胆小不擅打架,看到那些野孩子胆怯害怕,以至于屁大的野孩子都敢撵着高出一头的宿舍里的孩子追打。那情景好像麋鹿被个头小许多的豺狼鬣狗之类的食肉动物追猎,只有夹紧屁股拼命落荒而逃的份儿。但那些野孩子知道骁弟厉害,并不惹他。国权路上有一家姓杨的,兄弟三人,那家父亲没人见过,据说是劳改犯,还有说被枪毙了。兄弟三人里的老幺较小,老大老二都是十七八岁的愣头青,打架十分野蛮。尤其老二,打架时菜刀铁锹,操到什么使什么。那老二经常赤膊在外面晃来晃去,以挑衅目光瞪视来往行人,他身上肌肉十分发达,气势袭人,我们在国权路上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眼睛不敢与之对视。就是这个杨老二,有一天与骁弟正面相撞,打了起来。

那天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骁弟与一个中学同学勾肩搭背从学校回家,快到宿舍门口时,杨老二迎面走来,与骁弟错肩而过时,故意用肩膀猛撞骁弟。骁弟站下回头看时,那杨老二也正回头瞪视小弟。见骁弟目光不回避,便摇晃着肩膀走回来揍骁弟。骁弟见他走回来,转身等着。杨老二走到骁弟跟前挥手便打,被小弟闪过,在接下来的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骁弟疾风暴雨般地在对方脸上打了十几拳,杨老二叫唤着双手捂脸半转过身去,骁弟乘势上去一个大背包将其摔倒在地。这时国权路上另两个半大小子赶紧上来劝架,阻止骁弟再打。骁弟的同学也就驴下坡将骁弟拉回了宿舍。

骁弟痛揍杨老二的事迹很快在邻居里广为流传,连大人们也津津乐道犹如说鲁提辖怒打镇关西的故事一般。但后来骁弟还是遭了那个杨老二的报复和暗算,有一回在国权路上行走时,杨老二从身后用一根带钉子的“狼牙棍”突然袭击,使骁弟吃了大亏。那天骁弟爸爸下班回家看到儿子身上开口红肿的条条伤痕,怒发冲冠,一个人就要跑去找杨老二理论,被骁弟妈妈和众邻居苦苦拦住,说与那种亡命徒一般见识必然要吃眼前亏云云。

骁弟中学快毕业时,已不怎么同我们玩。他变得喜欢听大人们聊天。父亲从前的战友或老同学来家里玩时,骁弟常会跑去我家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听他们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有时听的来劲,他妈妈叫他回去吃饭他都不去。

中学毕业后,骁弟去上海近郊的宝山县罗南公社插队落户。一去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剃了个光头,带了几十斤新大米回家。在家待一两天就又走了。那时侯插队落户前途暗淡,没有门路要调回城市机会渺茫。然而骁弟仅仅一年居然凭自己的表现被上调到位于宝山县的上海滑翔学校工作。他家里十分兴奋高兴,邻居们也都说他了不起。他后来又调去了宝山钢铁厂工作。

78年高考恢复,我们那里宿舍里符合条件的孩子都去参加高考。当时大家并不抱着多大希望,以为录取机会不会太高。骁弟连考试都没参加。不料发榜之后,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考上了。从前与骁弟一起玩的同学考上了复旦等名校,那件事使得骁弟家里有些失落,骁弟本人也未必不觉得无趣。我们家那时已经搬去其他宿舍居住,那之后骁弟的消息就不怎么听到了。

八十年代后期我去了日本,大约九二年回上海探亲时候听母亲说起骁弟,说他结婚又离婚了,他老婆与他离婚后跑去南非做生意,说是死在南非了,好像是被杀的。留下一个小孩由骁弟妈妈带着云云。那是许多年来我听到的有关骁弟的最后的信息。

去年从前的老邻居告诉我以前住过的那个宿舍里的当年的孩子们建了一个微信群,挺热闹的,将我也拉进了那个群。我在那个群里隔三差五贴出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里看到许多熟悉的脸,尽管都是大叔大婶吃饱了岁月的脸,拂去脸上的岁月却依然能够还原出多年前年少时候的晴涩模样。唯独没有在那里面看到骁弟,我向群里打听骁弟,有人告诉我骁弟依然住在F大学的某个宿舍的老房子里,每日喝酒,不与人来往。我听了想起母亲之前说的他老婆孩子的事情,觉得有些黯然无趣,颇为骁弟可惜。我又问起那个当年堵着骁弟家门叫嚷“上海瘪三滚出去”的二饼干的近况,他们告诉我说二饼干现在上海某区人民法院工作,已经是法院院长还是审判长之类的了。我听了颇感慨,觉得人生如戏,不到落幕,结局难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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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下) 2018-09-07 13:02:10

收音机不仅给父亲,也曾给我们哥几个带来很多快乐时光。其一是从那里听到许多相声。七十年代后相声陆续解禁播放,最初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的《友谊颂》,讲中国支援非洲建设铁路什么的。那相声若现在听未必觉得多么有趣,笑点似乎不是那么多,但对于从未听过相声的我们,当时觉得十分新鲜好玩,那相声每播必听,里面的词儿都记熟了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不觉厌烦。觉得最逗的是马季说非洲离中国老远,有二十多公里;唐杰忠装傻充愣说才二十多公里还远啊,马季说多一万多公里呐。《友谊颂》之后播放的相声增多,从前侯宝林郭启儒的《关公战秦琼》,“四人帮”粉碎后讽刺江青的《帽子工厂》,都风靡一时。到八十年代初又有杨振华的《下棋》风行全国,那相声用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插科打诨,笑果十足让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然而尽管后来有趣的相声不少,有名的相声演员也有一堆,本人心目中最好的相声演员一直是马季唐杰忠。

另一项有趣的内容是听播讲长篇小说。当初上海广播电台有个播音员叫陈淳,音色淳厚如其名,播讲长篇小说十分引人入胜。他曾播讲过《沸腾的群山》《难忘的战斗》《征途》等小说。每次播讲30分钟,听了欲罢不能,生怕漏听一回。播讲通常在下午三点,晚上八点重播一次。下午我们大多在学校上课赶不及听,晚上重播则绝不错过。一边赶紧洗完脚钻进被窝,一边听陈淳说书,记得播讲《征途》时陈淳绘声绘色说到知青如何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冻坏了脚,伴随着说书仿佛听到窗外寒风呼啸,那时脚踩“汤婆子”窝在被子里益发感觉温暖和惬意,幸福生活似乎不过如此。每次听陈淳说书总觉时间飞快,三十分钟瞬间即过,听完总是意犹未尽,一时悻悻有点怅然若失。陈淳后来不知何故不再播讲小说,改由其他年轻播音员顶替,效果相去甚远不再听了。又转而听过中央台还是北京台的曹灿说《艳阳天》,觉得也比不上陈淳,后来就不再听说书了。

从收音机里还听过一些歌舞团演出,舞是看不到的,自然不留什么印象,歌却唱的好听。记得当初南京军区司令员传奇人物许世友曾经带了一个红小兵歌舞团到上海交流演出,轰动一时。电台里不止一次播放那些演出,一个小女孩独唱音色甜如杨钰莹,让人入迷;还有一个小男孩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溯风吹”,虽然尚未脱去童音,其老练娴熟的唱腔拿捏却大有沈金波(《智取威虎山》里的203首长)风采。那些演出想必给许司令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的。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的一个什么歌舞团的汇报演出,那里面有朱逢博,总是先唱一曲《北风吹》,然后来一段《红头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唉唉”,继之再唱一个采茶歌,“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什么的。朱逢博的嗓音十分好听,很温柔江南女子的印象。后来她与李谷一成为一时中国最具人气和代表性的歌唱家,我个人更喜欢朱逢博一些。

我们家的那只收音机短波能收到港台节目,也许是有电波干扰,声音忽高忽低不时并伴有“刺啦刺啦”的噪声,好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孙道临联络延安,呼叫“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时,发报机里发出的扭曲而稀奇古怪的电波声。但如果有耐心,还是能够听到港台歌手的唱歌。二弟读中学时,一度常常喜欢收听那里的节目。我有时也跟着听听。从那里听到了很多台湾歌手唱歌。邓丽君凤飞飞高凌风刘文正还有一个张帝等等最初都是从那里听到的。文革时所谓收听敌台广播曾经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罪状,到二弟听那些港台歌曲时,尽管时过境迁社会上的政治氛围已经大为缓解,但经历过文革的母亲依然觉得十分紧张,总是在边上叮嘱:轻一点轻一点,社会很复杂,让别有用心的人听到了去告密不得了的呀。但其实,那之后没过几年,邓丽君就小邓不输老邓风行中国大陆了。

关于家里的那只收音机还有一事可以一提。那只收音机曾经坏过几次,是我们一个邻居帮助修好的。那个邻居很有意思,他是中文系老师,古典文学专家,九十年代后是著名教授还是某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文革时期,他只埋头于捣鼓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成才成了半个专家,邻居们家里的收音机出了故障都找他,他免费给大家修理。文革之后,他重操旧业回归古典文学,半导体大概不再捣鼓了。

那只收音机陪伴着我们读过了少年时光,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了电视机,收音机地位退居其次。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日本,由日本回国探亲时家里已不见那只收音机,询问母亲之下,知道母亲搬家时处理了一些旧家具,那只收音机也在其中。那只收音机曾经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光时或还会想起,而想起那些时光,那只收音机也会一并在眼前浮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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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上) 2018-09-05 11:45:27

很久以前家里买了一个收音机,电子管的,放在五斗橱上的一角,父亲还在上面盖了一块红布遮挡灰尘。父亲想要一个收音机似乎是由来已久的,听母亲说过当初26届世乒赛在北京召开时,收音机里播放比赛实况,那时家里没有收音机,父亲又耐不住想听,晚上挺晚了还坐在家门口走廊上“揩油”收听邻居家收音机里传出的比赛实况声。后来父亲与母亲商量,买个收音机吧?终于得到首肯,于是家里就有了那只收音机。那只收音机花费六十多元,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款项,抵得上大学助教一个月的工资。如此昂贵的家当,父亲自然十分珍惜,还记得他那时隔三差五拿块揩布拂拭那玩意儿上的灰尘,收音机上开关和调频的两只乳白色的旋钮时间长了有些变色,父亲会小心翼翼地用牙刷清洁,试图使之永葆青春不变色。

父亲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我们早上总要赖会儿床,躺在被窝里不起来,不一会儿听到收音机里“嘟,嘟,嘟,嘟,哔”的几声响,一个字正腔圆的声音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继之还是新闻广播,内容前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都一样。父亲那时就会催促我们起床,说:起来喽,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

父亲在家时总爱听收音机,他爱听京剧。星期天收音机开一整天,匣子烫手了,关了歇片刻便又打开了。那时除了新闻播放最多的就是几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放的最多,还有《海港》和稍后的《龙江颂》,再后来又有《磐石湾》《杜鹃山》等等。父亲对那些戏百听不厌,边听边摇头晃脑跟着唱。那些样板戏唱腔唱词都好,朗朗上口,听多了我们也都不知觉间记住了,“提篮小卖拾煤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溯风吹林涛吼,望飞雪漫天舞”“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这个女人不寻常”等等张口便来,许多到现在也没忘记。父亲知道不少样板戏里京剧演员的事儿,说给我们听。于是我便知道《沙家浜》里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谭元寿)的爹是谭富英,祖上还有个很有名的谭鑫培;《智取威虎山》里侦察英雄杨子荣(童祥林)的姐姐是童芷苓等等;父亲还说《海港》里演那个“阶级异己分子”钱守维的艾世菊是个有本事的名角儿,会走矮子步,以前名武生盖叫天演武松,总爱找他演武大郎云云,那些事儿听着有趣,到现在也都还记得。关于《智取威虎山》还有个有趣的记忆:我在听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前曾经看过连环画《林海雪原》,那里面的杨子荣是个络腮胡子,听童祥林的“穿林海跨雪原”“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间”时,眼前浮现的也是连环画里络腮胡的杨子荣形象,可是后来电影里看到童祥林的杨子荣脸上光溜溜的没有胡子,两只圆眼睛的眼角向上吊起,觉得很不搭,好像杨子荣不能没胡子似的。

父亲另一个喜欢听的内容是乒乓球比赛报道或实况播放。七十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在中断数年国际比赛后,重新出战31届世乒赛。当时曾经辉煌一时的庄则栋李富荣等虽然重披战袍出征,但巅峰期已过,不再担当主将,新起的梁戈亮李景光担当大任。那时日本队实力雄厚,有凌驾中国队之势,31届中国队未能续之前辉煌夺取男单冠军。两年之后32届时形势更加严峻,男子单打比赛梁戈亮李景光等名将早早淘汰,到前八名时,中国队只剩下一名当时尚不很引人瞩目的郗恩庭。父亲从男单比赛进入前16名时,便将所有选手名字按序工工整整写在家中一块小黑板上,每晚上班回家根据比赛进展状况更新名单。看到中国队队员纷纷被挑落马下,心情沉重,但看到位于名单下部的郗恩庭依然在一关关地艰难挺进,又燃起希望;同时又十分紧张,生怕最后的火种郗恩庭也突然熄灭。但郗恩庭不负国人众望,单枪匹马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居然夺得了世界冠军。父亲因此对郗恩庭大为赞赏,那几天里郗恩庭的名字频繁被他挂在嘴边,以至于后来本人也一直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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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的家书 2018-08-29 11:20:46

去年回上海旧居时,整理母亲从前的什物,理出厚厚一摞家信。母亲将那些信用红绳扎了,小心翼翼地收放在一只樟木箱中。那只樟木箱还是当年本人结婚时托熟人从家具厂直接买来的,我与老婆去日本后,母亲用之收放衣物铺盖之类。揭开箱盖,箱中弥漫着樟脑丸味,据说樟木箱本身是可以防虫蛀的,不知母亲当初何以还往里面置放那些樟脑丸?年长月久,樟脑丸挥发成气体,箱子上可以挂锁的黄色金属搭扣上也已经显出斑斑锈迹。箱子里面收藏的常年不用的旧铺盖和母亲遗留下的旧衣物人非物是,也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都处理了。唯独将间杂在铺盖衣物中的那一摞家信带回了加拿大温哥华家中。

在温哥华家中,闲时陆续翻阅那些家信,一边读着,一边好像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来回游荡。那些信都快成文物了,信纸泛黄,纸张都有点发脆了,近的有九十年代零零年代初的,远的竟还有我读初中年代的,信上那些笔迹熟悉的文字,竟能够随意将我领回到以往的不同时空之中,毫不模糊地将长久以前的景象重现在我面前,似真似梦,感觉不可思议。

交相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之一是从前常去寄信的那个小邮局。小邮局在我当初就读的小学校的校门口旁边。简简单单一间小平房,门口竖着一个粗壮浑圆的绿色邮筒,那时仿佛比我还高。邮局里的旧木桌上有两只盛着浆糊的搪瓷铁腕,里面懒洋洋地斜躺着两三只笔杆上爬满浆糊的毛笔。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营业员,从营业员那里可以购买寄信时所用的邮票。父亲那时经常差遣我或弟弟去那个邮局寄信。父亲同学朋友多,散布在全国各地,有甘肃的,新疆的,西安的,沧州的,北京的,南京的,还有老家山东的。去柜台买了邮票,用铁腕里的毛笔刷了浆糊贴上信封,将那些信投入邮筒,父亲的问候和友情便飞向了天南海北的不同远方。记得我那时和弟弟寄信时常为邮费觉得可惜。那时市内邮费是四分钱,外地邮费翻倍为八分钱。而我们兄弟通常每星期用来买零食的零花钱才五分钱。心里计算着如果父亲少写几封信,将那一个个的“八分钱”省下来给我们买零食,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啊!

情景之二是邮箱。87年底,我去东京留学,住在离池袋不远的田端那里一个叫菊富士荘的旧木造公寓里。刚去日本时十分想家,每日上课打工回到住处时已是晚上九点之后。每次回去时总是怀揣希望先去查看信箱,期待在里面看到家信。我到东京时是年底,离春节有一个来月,一租下住处便赶紧给家里写信告知地址,计算着春节前能够收到家里的回信。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离春节越来越近,信箱里却一直空空如也。记得国内大年三十那天,打完工急忙赶回家去,路上满以为今天必有家信躺在信箱中等我,可是到家掀开信箱盖子一看,除了几张广告纸之外,依然不见家信。心里真是失望空虚之极。回到房间在榻榻米上呆坐良久,想起之前每到春节年三十时,阖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看电视里春节晚会的情形,对比之下心里愈发寂寞和冷清。那天晚上后来找出信纸来“奋笔疾书”到深夜,罗哩罗嗦写了七八张,其实就是抱怨家里不来信。然而第二天,就收到了父亲和弟弟的来信,还是房东女主人给我送来的。父亲他们其实并未耽误给我写信,信在旅途中花费时间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只是由于我盼信心切,感觉老也不见来信而已。父亲收到我年三十写的那封“兴师问罪”的长信后,又赶紧回信解释一通,信中还附有几张相片。那些信和相片当时都摆在枕头旁边,不知看了多少遍。

情景三是几封家信。最早的那封,还是我读初一那年收到的。读初一时,全年级去松江佘山学军,为期一个月。开始几天觉得新鲜好玩,数日之后便有些无聊,盼望家里来信。有一天收到来信,信封上“XX同志收”是二弟稚嫩的笔迹。拆开信封,里面果然是二弟和三弟的“亲笔来书”。二弟那时小学五年级,三弟三年级。三弟还不怎么会写,信中还有错别字,信结尾处的问候语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与我们通常惯用的“此致,敬礼”不一样,他用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招呼语。二弟的信告诉我我离家之后发生的趣事,最来劲的是说隔壁邻居小华的舅舅与宿舍大院里的恶少“小猫”打架的事儿。那个“小猫”是个十七八岁的恶棍,经常欺负比他弱小的孩子,他见小华舅舅面生,不是宿舍大院里的人,以为可欺,便寻衅招惹他,不料小华舅舅二话不说,直接拳脚伺候,小猫打不过,只好讨饶求和。二弟绘声绘色,信写得十分生动有趣,临了让我“且听下回分解”,不过尚未等到“下回”,我已学军结束,打道回府了。

另一封印象深刻的信是我去东京后,三弟寄来的。三弟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不久被派到非洲津巴布韦使馆工作,任期四年。那是他第一次长期远离父母,十分孤寂想家。他给家里的信中说:每当信使队带信去使馆时,大家伙儿一哄而上,探询自己的家信,拿到信的,春风满面;没有信的则一脸落魄寂寞。我们因此一直“笔耕不辍”,以期使他不至“落魄寂寞”。我去东京后,对他在非洲的孤寂心绪感同身受,常与他通信,时或并附像片于信中。有一天正要去上课,房东送来了三弟的信,我于去学校的路上坐在电车里拆开信看,那信里对我寄给他的像片“评头论足”,说他将像片给同事看时,同事都说:你哥表情忧郁,一定压力不小。其实我那时想尽快将老婆二弟等人办去日本,急于挣钱,打工较多,虽然并不感觉“我们的日子充满阳光”,却也毫不“忧郁”的。三弟在那封信里说:我其他都不在乎,只在乎你,务必多加保重。切记,切记。我读那封信时,心里颇受感动,眼中忽然泪水充溢的感觉至今都还记得。

最后还有一封难以忘记的,是父亲的来信。我去东京两三年后收到的。信中提到他的一个老友突然去世了。那个老友我认得,原是某大学组织处(就是人事处)的处长。那人是个老干部,没老婆,领着一个小侄女一起生活。我从前经常看到他去学校教工食堂打饭吃饭,屁股后面跟着那个小侄女,身高不及他腰,扎两个粗制滥造的小辫,走路连蹦带跳的。那个老干部喜欢去学校花房呆着,与那里的花工闲聊天。有一天在花房里,突然一头倒下就醒不过来了。父亲因那老友的突然死去触动情怀,信写的有些伤感。信里说那老友比父亲年长不了几岁,身体比父亲壮实得多,却说走就走了,丢下一个小侄女。想想自己恐怕将来也一样,而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见不见得着都不知道等等。父亲自从发过两次大病后,便不再似从前,变得容易伤感。我那次给父亲回了一封长信,极力宽慰他,说父亲与他那个老友生活景况完全不一样。那个老友没老婆没子女,内心孤寂无处可去才整日蹲在花房里;而父亲有老伴,有我们三个儿子,将来必定膝下孙辈成群,尽享天伦之乐,想去花房呆呆都怕匀不出时间来的云云。父亲接到我信后,似乎心情好转,之后来信,再未提及那个老友。然而后来父亲竟然真的也突然离我们而去了,我与二弟赶到医院他身边时,他已深昏迷,并不知道我们在他身边。三弟辗转由柬埔寨赶到家时,父亲已与我们天上人间了。

父亲走后我去他办公室整理遗物,在他办公桌上锁的抽屉里看到一叠我和弟弟寄给他的信,拦腰套着橡皮筋。最上面的就是上述我宽慰他时写的那封回信。他在那封信里用红笔划了许多杠。在上述关于“膝下孙辈成群,尽享天伦之乐”的句子下面划了红杠,还在边上打了一个感叹号。信的上角写着“X儿信,收于X月X日”。

父亲离开我们之后,我与二弟回到日本,三弟除短暂在国内逗留之外,被派去不同国家使馆工作。母亲一人留在上海旧居。她将从前的许多家信收集到一起,想必寂寞之时大概也翻阅了无数遍吧?之后用红绳扎了,收藏在那只樟木箱里。后来母亲也走了,那些信又被我带到了温哥华。

2005年,我时隔多年回上海工作了若干年。今非昔比,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在变化了的诸多事物之中,邮局信箱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那种主要寄信功能的小邮局早就烟消云散了,我家附近有个规模气派大得多的邮局,承办业务从储蓄到理财,从缴纳水电煤气费,到贩卖纪念邮票或钱币,唯独不见有人去寄信。虽然门口的邮筒依然竖在那里——仿佛不似印象中的那么浑圆粗壮那么高了。在上海期间我也如从前在东京时一样,每日回家时先查看信箱,在里面总能看到买卖房屋广告,理财保险广告,还有收购旧家具的,搞家教的,搞装修的,搞旅游的,代购墓地的以及号称祖传秘方根治不孕或阳痿的小广告,间杂着水电煤气电话及上网账单,唯独没有的便是手写的家信。在电脑视频电邮微信等通讯联系方式高度发达的今天,电报早已淘汰,电话也已稍显落伍,更何况手写的家书?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烽火现在除非跑到伊拉克之类的鬼地方去找死,通常是不易看到的;而家书——那种用笔一字一句书写在信纸上的家书虽然并不值钱,恐怕也已变成文物,走进过去的历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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