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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女婿吉田君同志 (东京往事) 2017-05-09 13:52:38

吉田君的“奥样”,也就是老婆,是上海姑娘;所以吉田君是中国人民的女婿。当初在东京时,他老婆和我老婆是时常往来的朋友,他老婆去我们家玩时,吉田君总跟着一起去,一来二往,吉田君后来与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吉田君虽然讨了中国老婆,但中文不行,远不如他老婆日文说的那么溜,不过他毫不含糊地记住了我教给他的一个中文词汇:“母老虎”。他老婆日文不错,而且伶牙俐齿,他说不过他老婆时,就会使出杀手锏,出其不意甩出那句:“母老虎”。然后“嘿嘿,嘿嘿”自以为得计地笑。去我们家玩的都是中国人朋友,只有吉田君一个“日本鬼子”,大家在那里用中文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吉田君听不懂,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有时他见大家哈哈大笑,心生疑窦,悄悄地问他老婆:他们是不是在说日本人坏话。他老婆赶紧将大家说的话翻译给他听,他听了也笑,只是他的笑与大伙儿的笑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大伙儿笑的时候,他面带诧异地在一边冷眼旁观;等大伙儿笑完了,他老婆翻译给他听后,他再自个儿“嘿嘿,嘿嘿”地独自儿乐。

吉田君出生在美国,幼时随父母在美国生活。他父亲是日本大学教美术的教授,年轻时在美国留学。他们一家那时候在美国取得了永久居留的资格,但他父亲在美国的工作大概不尽如意,后来举家返回了日本。我去过他父母家,见过他父母,他母亲虽然离开美国多年,但交谈之中仍然不时喜欢夹带上几句日式英语;他父亲相貌斯文,说话和颜悦色,他说他喜欢西藏,曾经去过十好几回,画了很多西藏的风景画。吉田君还带我参观了他父亲的工作室,看了他父亲的不少风景油画作品。吉田君的母亲说吉田君幼时英语说得比日语好,可惜回到日本后,渐渐英语就忘光了。吉田君的父亲挺有意思,吉田君过生日时,他送给吉田君好几包超薄型安全套,说是生日礼物。吉田君说:那么多啊?!他父亲说:不多不多,“顽张带乃”(发音‘干吧带乃’,‘加油干’意)。吉田君还有个弟弟,那时正在日本大学读书,他弟弟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喜欢一个人独自去世界各地旅游,尤其喜欢跑到印度尼泊尔孟加拉之类的地方去瞎转悠。吉田君也喜欢旅游,但他都是跟他老婆一起走,自个儿不会去。有一回他准备跟他老婆去中国黄山爬山,去前特地买了登山靴,还准备了一大捆冒险家攀登阿尔卑斯山或珠穆拉马峰时用的那种手指粗的绳索,一脸风萧萧兮易水寒地告诉我说他此去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日语“必死”是做好最坏打算的意思)。我赶紧告诉他不会死的,让他放宽心。就算爬不上去,还可以花钱让当地农民用滑竿抬上去,享受一下当年蒋委员长上庐山时候的待遇。

吉田君车开得好,在东京时我们曾与他和他老婆开车去许多地方兜风,日光,伊豆半岛,还有他父亲在山梨县山林里的小木屋别墅都是那时候去的。有一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千叶县九十九里滨海滨游泳,吉田君下水时也不脱去T恤,两手托着围在腰上的大救生圈小心翼翼地步入海水,我看着觉得奇怪,问他老婆他干嘛那么“守身如玉”,他老婆说他胸毛茂密伟岸,他不好意思示之于众。

吉田君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原本在本田会社工作了好几年,他老婆当初对我们提到她日本男朋友时,对他工作的那个著名会社不无自满,可是吉田君在那里做得很不开心,成日心事重重长吁短叹,他老婆见状劝他改换门庭跳槽算了。后来他就找了一个与中国做贸易的商社,可是那个商社景气不佳,半死不活,差的时候工资都发不出,拖欠好几个月,但吉田君依然每日西服革履准时出勤。他老婆忍不住发牢骚说;在这种会社干还不如人家随便干个临时工挣得多。又常在吉田君面前絮叨说哪个哪个黑户口的中国留学生一个月可以挣到几十万云云。吉田君听了大不以为然,鼻孔里“哼”一声说:那种人懂什么生活,既没去过音乐会,也不懂得欣赏艺术,除了打工还是打工,一点情趣都没有,与牲口有什么区别?

吉田君在认识他老婆之前曾经喜欢上一个台湾女孩,那女孩在一个夜间高级酒吧工作,吉田君为她捧场,常去那酒吧,花销昂贵,据说花费了几百万日元。可是到头来水中捞月一场空,那个台湾女孩无声无息忽然就人间蒸发下落不明了。后来他认识了他老婆,当时喜欢他老婆的日本人有好几个,都比吉田君有钱,自然年纪也比他大,有的还是有老婆的。吉田君以忠厚善良为人诚恳可靠在一帮摘花竞争者中拔得头筹脱颖而出,终于赢得他老婆的独钟之情。听她老婆说他们尚未确立关系之前,有一天半夜他老婆醒来听见门外一声响动,之后又没了动静。他老婆起身开门去看,就见到吉田君醉倒在门外,他老婆怜悯之心顿起,将其搀扶进屋。吉田君借着酒劲趁机向他老婆倾诉爱慕之心,使他老婆大为感动,差点当场来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们在东京时一直与吉田君夫妻往来,彼此关系友好而密切。后来我们移民去加拿大时,走前一帮朋友去新宿某饭店聚餐为我们送行,吉田君夫妻也都去了。他老婆那时挺着大肚,已经接近临盆。他们夫妻与我们约定等我们在加拿大安定下来之后,他们会来加拿大拜访我们。但之后他们并未来过,不过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5年,我回上海教书,在上海呆了几年。期间在上海与吉田君夫妻重逢,还看见了他们的女儿,一个相貌与吉田君高度相似的清秀女孩。吉田君的老婆那时在上海开公司做生意,已在上海呆了好几年,女儿在上海读日本人学校,只有吉田君一人留守日本,继续在原来那个半死不活的商社坚守岗位。每过一段时间吉田君去上海探望妻女,期间又与我碰过面,还去我教书的学校看过。有一回吉田君与我还有一个叫福王君的从前在日本时一起玩耍的朋友一起吃饭,三人说起早年在东京时的往事,感叹时光飞逝,那次吉田君还对我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个男人了,和老婆也已经变成了兄弟。我已经不行了。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伤感,竭力插科打诨想提高他的兴致和情趣。那是我与他相见的最后一次。我从上海重回加拿大后再未见过吉田君夫妻,但我加有他老婆的微信,时或看到他老婆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相片,有在国内各处旅游的相片,有在各类饭店用餐时拍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相片,有回日本时拍摄的观赏樱花的相片,还有去北欧旅游时拍摄的蓝天白雪的北欧风光相片,最近看到的是她们母女去韩国游玩时的相片,当年在新宿聚餐送我移民去加拿大时尚在肚中的Baby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比她妈还高。但我未能看到吉田君,不知吉田君是否还坚守在那个不景气的商社之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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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别有趣味的翻译经历 (东京往事) 2017-05-04 12:02:24

我在东京的那些年里做过不少次翻译,主要是口译,也有少许笔译。其中有两次翻译的经历别有趣味,因而印象深刻。一次是为中日的聋哑人翻译,另一次是为富士电视台翻译中国传奇神枪手王义夫的训练资料录像。

在外大读书时,有一回留学生係(科)的一个老师介绍我去做一次翻译,她告诉我是为中日聋哑人的文化交流做翻译,我觉得奇怪,连忙告诉她:本人丝毫不懂手语,也从没有学过,这个翻译恐怕没法做。她笑吟吟地叫我不必紧张,说到了那里就会知道怎么做的。我于是答应去试试看。答应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之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聋哑语莫非也如正常语言一样,有本国语和外国语之分?之前尽管不曾想过这个问题,潜意识里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各国的聋哑手语都是相通的,所以不同国家的聋哑人凭借手语交流,可以世界通行无阻。直到那次去做了翻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聋哑语与正常语言一样也是有母语和外语之分的。那次做翻译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本人作为中日语翻译立于中间,左边是日本人的手语翻译,右边是中国人的手语翻译,他们的各自另一边则是日本和中国的聋哑人。当那些聋哑人相互交流时,先将各自的意思比划给本国的手语翻译看,手语翻译再将那些无声手语翻成有声日语或中文说给本人听,之后再由本人这个有声翻译将中日文相互翻译给对方的手语翻译,再由他们再次将有声语言还原成无声手语,传达给日中两国的聋哑人。那天去参加交流的日中聋哑人不少,场面热烈,有些聋哑人交流心切,不走程序,跳过翻译直接跑去与对方聋哑人比划手语,但很快明白“此路不通”,只得又折回到各自手语翻译那里走“正常程序”交流。中方的聋哑人来自上海聋哑学校,其中有些女孩穿着时髦,相貌清秀,交流十分积极。她们有不少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幼时因病失聪,有的仍然会说简单会话,时或直接跑到我面前手舞足蹈说话提问,然而我回答她们时,她们却听不到,瞪大眼睛面露焦虑,只好转而求助于手语翻译。那次翻译经历使我认识到“正常程序”的重要性,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隔靴搔痒的痛苦和郁闷。

另一次翻译是为富士电视台做的。他们录制了几盒中国射击选手王义夫的训练录像,想要研究这个传奇神枪手的训练奥秘和诀窍。摄制组编辑对我说明,说他们听说王义夫使用气功意念训练和比赛,因而技术完美,竞技状态稳定,比赛总能超水平发挥,他们采访了王义夫并且拍摄录制了一些王义夫的训练录像,他们要我做的工作是将录像中王义夫与在场中国人的每一句对话一字不漏地翻成日文,即使是王义夫说话间清清喉咙的每一声咳嗽也要仔细甄别是否暗藏玄机另有含义。然而在那些录像的对话中王义夫其实一字未提气功。有意思的是王义夫在谈话中不断地说到毛泽东,他说他的精神力量就是来自毛泽东。王义夫在录像中还给人看了一只绿色军用包,上面有一个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头像下是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的字。他说那只包是他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时买的,每次出征比赛都会随身携带,比赛时将包恭恭敬敬置放在自己的休息位置处,说是想到身后的“毛主席”他心里就会安宁沉稳有力量。几个日本编辑听了笑,问我他是否认真说的,我说真假要他们自己判断,我没听出他是在开玩笑。

富士电视台的那次翻译经历使我难忘。难忘的有两点:其一是日本人研究事物时的认真细致。日语里有个说法是:用牙签挑盒子里的边边角角,意思是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那些日本人将录像翻来倒去反复观摩研究,不放过王义夫口中吐出的每一个音节包括咳嗽声,他们一边听我翻译一边对照录像中王义夫说那些话时的面部表情和音调,努力甄别判断王义夫所说是“本音”(真话)还是“建前”(套话),是否话中有话。毛泽东名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日本人都是“共产党”。我后来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说日本人仅凭借着对一张铁人王进喜的海报相片的研究发现了中国某项石油勘探的秘密,我读那篇文章时不期然就想起了那次的翻译经历。

另一点让我难忘的是王义夫所说的关于从毛泽东那里获取精神力量的事。我知道他绝不是在插科打诨。而且那样做法的人在中国运动员中为数不少。我记得曾经读到文章说林丹也是其中之一。林丹分享其经历和心得说,从前有一次大赛前,教练带羽毛球国家队去韶山,下了大巴后,李林蔚等人很虔诚地去拜谒毛泽东,林丹不以为然,和几个年轻人留在大巴中打牌。结果之后比赛他早早淘汰出局,而李林蔚则得了冠军。之后再去韶山他便从不懈怠,变得极其虔诚,比赛也屡屡得胜,而胜后他也不忘去韶山还愿云云。毛泽东不信神怪,是唯物论者,他身后被人信奉如此,地下有知,不知是否啼笑皆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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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君一波三折的恋爱经历 (东京往事) 2017-04-28 12:47:07

Y君是我打工时认识的朋友,上海人,那时二十五六岁。他原是上海某学校的数学老师,白白净净,头发有点稀薄。Y君因租房认识了蕨市不动产中介会社的丰岛社长,后来他介绍我也与丰岛社长认识,丰岛社长帮助我在蕨市找到了居处。

Y君性格比较内向,说话轻声细语,他是读书人,后来考上了法政大学,但他日语口语不是很流利。Y君当初在东京有过三次恋爱经历,前两次不顺利,无功而退,使他有点垂头丧气,但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外收获了一份爱情,Y君趁热打铁,一气将对方拿下,并迅速扩大战果,使爱情开花结果,一年之中由独来独往的光棍侠升格成为人夫,继而更上一层楼做了父亲,如此,Y君在短时间内成功使家庭人口增长三倍,从此将以往回家后房间里的冷清寂寞一扫而光。

Y君的第一段恋情严格说来只是一段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对方是一个年轻日本女子,是他读日语学校时候的日文老师,Y君的这段有去无回的单恋,使他破费了好几万日币,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Y君虽然喜欢上他的日文老师,却不好意思向对方告白,只是老找些问题去请教,借以接近对方。他期待他的老师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明白他的心意,但那老师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反正总也没点通。但那老师对Y君积极提问的求学态度表示大为欣赏,经常在班上表扬他,那些表扬加强和鼓励了Y君的信心,后来那女老师过生日时,Y君花了几万日元买了条金项链送给对方,邀请对方去吃饭。那女老师兴高采烈欣然收下了生日礼物,但婉拒Y君的吃饭邀请,之后与Y君的关系也依然如旧没有半点突破或进展。Y君觉得懊丧,心痛那几万日元,跑到我那里去一吐烦恼。我听完劝他不要跟那女老师玩暧昧,直截了当告诉她:我喜欢你,想要你做女朋友。你愿意就跟我去吃饭约会,不愿意就拉倒,但把金项链还给我,那是我买了送给女朋友的。Y君听了,沉默半晌说他就是拉不下脸,当着女的面说不出“我爱你”“我喜欢你”之类的话。但旋即又说:不过他倒是可以说“I LOVE YOU”,觉得用英语说那样的话不肉麻,比较自然。但他后来“I LOVE YOU”终于也没对那女老师说,第一段恋爱便不了了之了,项链也肉包子打狗回不来了。

Y君之后不久又有了第二段恋爱经历。这次的对象是一个与他一同打工的女子,那女子比他大三四岁,与他一样也是上海人,但那女子是个预备役的有夫之妇,尽管没有结婚,但与她的准老公自去日本后便同床共衾,已经好几年了。那女子与Y君每日打工相处,日久生情,后来常去Y君家里帮他做饭做家务,并一起去看电影。女子向Y君倾诉自己的身世和烦恼说:她与她的那位准老公原本是崇明某农场的同事,在农场时那女子的追求者众多,现在的准老公也是其中一员,但她那时根本看不上他。后来准老公的亲戚帮助准老公到日本就读语言学校,准老公找到她说可以将她带到日本去陪读,条件是给他做老婆。于是他们就在一起了。可是到日本后不久,准老公就不再去学校,成了非法滞留的黑户口,还想让她也做黑户口,她不愿意,坚持去语言学校读日语,一边自己打工挣钱。那个准老公以陪读为诱饵将她骗到手后,却对她毫无珍惜体恤之心,常常对她恶语相加,甚至施加暴力,使她万念俱灰。她说她虽然就读日语学校,但自知基础差,日后考不上学校。但她欣赏和喜欢像Y君这样的读书人。Y君顺理成章坠入情网,很快向那女子表白:“I LOVE YOU”。之后有一天Y君跑去我那里将他新恋情的经纬告诉了我。我问他下一步打算怎样做,他说打算让那女的不告而别搬到他家里去住。我劝他如果真想两人在一起,不如堂堂正正去找那个准老公做一了断。偷鸡摸狗日后会有麻烦。他说再想想。然而还未等他想好,麻烦就来了。那个准老公其实对他准老婆的行踪早有怀疑,后来有一天悄悄跟踪追击,就追到了两人在一起。准老公上前扇了准老婆一大耳刮子,又一把揪住Y君衣襟,用手指着他鼻尖警告说下次再敢勾搭他老婆,就打断他的腿。Y君当时被唬住,一言不发,眼睁睁看着那个准老公扯着准老婆的胳膊将伊带走,但之后越想越窝火,又跑到我那里去商量对策。他想出一招,说他日语口语不好,想要我替他打电话去法务省告发那个准老公是非法滞留日本的黑户口,让法务省将其绳之以法,便也解救了那个女子。我说那做法太过小人,劝他放弃。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你和那女的真想在一起,就去找她准老公当面了断,量他也不敢真把你怎样。如果你害怕他打断你的腿,或者那女的害怕事情闹大,缩回去了,那就干脆拉倒算了。他听了沉默半晌,说再想想。但Y君后来又去找了丰岛社长,还是想要告发那个情敌,要丰岛社长替他打电话去法务省,然而丰岛社长也说那做法不地道,婉拒了Y君。后来Y君的这段恋情也在其情敌的威胁恐吓之下无疾而终了。

然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Y君虽然前两次恋爱出师不利,但不久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顺利收获了一份真爱。他的一个师妹去日本留学,Y君从前的老师(或学长?记不确切了)托他关照那个师妹。Y君毫无悬念很快就将师妹关照成了夫人。Y君师妹刚到日本时,Y君曾领她去我那里见过一面。后来大约过了不到一年,有一次在蕨市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超市里碰见他俩,Y君师妹那时已挺着似乎距离临盆一步之遥的大肚,身体向后仰着,缓慢地移动着外八字的脚步,Y君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夫人兼师妹。他俩看到我,不约而同眼睛一亮,露出笑容。夫人是心满意足的灿烂笑容,Y君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似的。

95年初,我离开生活了四五年之久的厥市,搬去位于东京都内的东京外大留学生宿舍居住。那时Y君已经升格成为父亲,他的夫人为他生了个小子还是公主我已记不清了。离开蕨市后我与Y君也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在东京的一家旅行会社里找到了工作,而我则在96年移民去了加拿大。转眼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屈指算来Y君的儿子或女儿也该到花前月下倾诉衷肠的年龄了,可能也正谱写着下一代人的恋爱之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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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教英文的“美国佬”(东京往事) 2017-04-19 06:07:27

罗伯特是个“美国佬”,白人,讨了一个日本老婆。他在东京那里教英文,常常不无自满地对人说:I am a teacher。他家住在蕨市西口那一片,与市役所(市政府)同一个方向。那时厥市市役所下面的文化馆时或开办各类学习班,丰富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有插花班茶道班烹饪班等等,有一次又办了一个英文会话班,讲课老师就是罗伯特。

我参加了那个英文会话班,所以认识了罗伯特。我是在蕨市市报上看到那个英文班的讲座通知的。通知上说为了推进日本国际化,文化馆决定开办一个英文初级会话班,由美国人罗伯特先生担任讲师,讲座免费,听讲名额有限,报名需从速。我一看不要钱,又是“美国佬”讲课,当下决定要为蕨市的日本国际化尽一点绵薄之力,于是丢下手中报纸,就打电话去从速报名了。

不过从结果上看那个会话班其实很无聊。参加者二十来人,大多是接近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是去打发时间的,英文程度都很低。课程总共四五次,结束时作为推进国际化的成果大家好歹学会了“估到移步宁故”(good evening)和“估到毛凝固”(good morning)之类的几个问候短语。

课程行将结束时,罗伯特有一回过来悄悄对我说我的英文基础不错,不继续学习太可惜,所以建议我去他家里参加他开办的英文中级班。中级班是收学费的,平均每节课大约两千日元。我自去日本后,觉得英文一路下滑,原本英文就不怎样,但说点简单句子,好歹还能让对方听懂意思。去日本后渐渐说英语时犹如在说日语的外来语,所以也有心想补习补习英语。当时东京那里有很多私人办的英语会话教室,大多分布在山手线或地铁车站附近,有的繁忙地带,如东京新桥有乐町等地的车站出口处还常常有身材高大衣冠楚楚的老外站在那里派发英语会话教室的宣传广告,只是学费都相当昂贵,与那些会话教室相比,罗伯特的收费不算很贵,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花点学费去他家里学习中级英语。

可能因为不再免费的缘故,中级班的光景显然不如初级班景气。学员连我在内六个人,时或还有几人缺席或迟到早退,最少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学员,与罗伯特相对而坐,面面相觑,凄凉冷清景象让我想起沙家浜里胡司令的唱词“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罗伯特上课没有什么教学计划,更不会有教学大纲之类的玩意儿。教科书倒是有一本,不过他不照本宣科,上课大多是东扯西拉,扯到哪里算哪里。人多时群聊,剩我一人时对聊,闲聊之中他不止一次说起他去日本教英文的来龙去脉。他说他从前在美国读大学时在一个汽车加油站打工,有一次两个去美国旅游的日本女孩到那个加油站加油,其中一个女孩与他对上了眼,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经过一段书信往来,异国恋开花结果,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家庭目标走到一起去了。由于女方家庭坚决反对女孩去美国,所以罗伯特去了日本。到日本后罗伯特就开始教英文,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日本教了十多年。

罗伯特在离蕨市两站路的川口开了一家英文会话教室,生源踊跃时,雇了六七名外教。罗伯特对澳洲英文颇有微词,学澳洲人发音,将TODAY发成TO-DIE,他说他曾经雇用过一个澳洲人教英文,但学生抱怨不止,说那是奇怪的英文,所以只好让那个“TO-DIE”的澳洲人下课走人了。罗伯特说他凭着自己的英文教室挣出了一栋独立屋,他对此很是自满,他说他的日本太太和他们的一个小女孩生活无忧,又说他太太为嫁给他这个“美国佬”而感到幸运和骄傲。不过当我认识他时他的英文教室已不似从前景气,那也是他又在家中开设中级班的原因。他与市役所合作在文化馆开办免费初级班,在文化馆方面是为了推广所谓国际化,而罗伯特则是为了物色中级班学员,连我在内他从那个初级班里找到了三个“英文基础不错,不继续学习太可惜”的学员,加上原有的三个老学员就组成了他家里的那个中级班。

当中级班上课出席的人多时,罗伯特说话兴致颇高,情绪比较兴奋,他有美国人的开朗和幽默,喜欢开玩笑,也时常自嘲。有一回有一个女生说自己胖,罗伯特一边安慰她,说她身材好,一边说自己才真的是肥胖,他说着用两手隔着衬衣在肚子上捏起一大坨肥肉上下抖动几下,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之后哈哈自乐。还有一次说到种族歧视,他说他不认为自己有种族歧视,但他就是不喜欢黑人。他说他晚上在路上遇见黑人就害怕,还对大家说:你们想象一下,黑灯瞎火之下,对面来个黑人,脸上只有眼白和牙齿看得见,其余黑乎乎模糊一片,难道你们不害怕吗?

罗伯特的那个中级班大约持续了两三个月后结束。他建议大家再学一段,但好几个人说没有时间,于是大家各奔东西,我跟随罗伯特学习英文的过程也告结束。

1996年初我向加拿大驻东京的大使馆递交移民申请,不久拿到面试通知。面试之前,我在蕨市东口的一家英文会话教室恶补了十来个小时的英文口语。那家教室收费昂贵,但教室环境良好,教师素质也明显高于罗伯特。后来面试顺利过关,至今记得面试结束时移民官对我说的话,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说congratulation,之后又加一句说: Many people are very nervous about this interview, but I am glad to tell you that you have past your interview. 回想起来,当初能顺利通过移民面试,花钱恶补英文自然起了些作用,之前罗伯特的那个中级班也是功不可没的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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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社长和他的情人及朋友 (下)(东京往事) 2017-04-03 12:13:25

丰岛社长还有一件事是我记忆犹新的。有一次他说有事同我商谈,我看他神情严峻,欲言又止,不似平日里嘻嘻哈哈,以为他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我这个中国小民说道说道类似日本首相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或者那个中日都想据为己有的小岛究竟是日本的尖阁列岛还是中国的钓鱼岛之类的国家大事。未料他字斟句酌一开口,说的却是Y桑的事情(就是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那个朋友)。他说Y桑委托他做一件事,可是他觉得那事不该做,所以拒绝了Y桑,而且也劝Y桑不做。但他觉得Y桑有些不高兴,不再去他那里,心里有些介意,所以同我商谈,想让我替他解释一下,并也劝劝Y桑。我问他Y桑所托何事,他说Y桑想让他打电话去法务省告发某个中国留学生,原因是Y桑与那个留学生起冲突,似乎吃了亏,想要报复对方,而Y桑知道对方在日签证早已过期,是非法滞留的所谓“黑户口”,所以托他帮忙举报那个留学生。我一听是那事,就劝丰岛社长不必介意,说Y桑不会因为被拒绝而与他“绝交”的。我没有告诉丰岛社长其实我知道Y桑那件事,而且知道那冲突是为了一个女的。Y桑在找丰岛社长之前,曾先找过我,对我说了他那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他日语口语不好,要我帮他打电话去法务省检举那个“黑户口”。 我说那做法太小人,叫他别那样做,他听后表示算了的,没想到结果又去找了丰岛社长。可是丰岛社长认为报复应该堂堂正正,“密告”太不正派,所以也拒绝了Y桑,并劝Y桑打消那个念头。我觉得在是否可以或应该充当“朝阳群众”去密告这个问题上,丰岛社长与我看法做法都不谋而合,因而印象深刻。Y桑后来如我所说,并没有因为丰岛社长拒绝他而与之断绝来往,他后来找到了其他女朋友,结婚生孩子后还居住在蕨市的。

 

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常有他的朋友去找他聊天。几个人相对坐在沙发里边喝咖啡边闲聊。最常见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在隔壁二楼开诊所的牙医麻生先生,另一个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小林先生。我在丰岛社长那里碰到他们多次,后来彼此也有些熟悉。麻生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粗壮,头大脸大,留着齐耳长发。他的鼻子有点红,上面毛孔很大。麻生医生的名片上除了印着牙医身份外,还印着是作曲家,而且是日本什么作曲家协会的理事之类的。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有名的曲子没有,但丰岛社长似乎认为他很了不起,总是称呼他“先生,先生”的,说他很“矮辣已”(了不起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将作曲家或医生的印象与那个粗壮的红鼻子麻生先生统一在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麻生先生总喜欢说日本人“阿达吗意义”(脑子好,聪明),但我听着总觉得他是在说他自己“阿达吗意义”。麻生医生那时候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生,正在努力搭讪,想要追到手。那个女生我认识,她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他们夫妇那时候住在与蕨市相隔一站路的西川口市,太太在蕨市的一家咖啡店里打工时遇到前去喝咖啡的麻生医生,麻生医生自称对那女生一见钟情,之后每日去那咖啡店喝两三小时的咖啡,继之就开始约女生出去吃饭。那女生对这类事似乎应付自如,约会只限于喝咖啡或吃饭。丰岛社长曾与麻生医生一起去咖啡店见过那女生,回来赞不绝口说那女生是“斯高邑美人”(非常漂亮的美人),后来听说我与那女生认识,便向我打听那女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那是我朋友的太太,孩子都有了。丰岛社长连说看不出,看不出,之后就劝麻生医生知难而退。但麻生医生不惧困难,满怀信心地表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于是继续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依然频繁向女生发出吃饭邀请。但后来那女生的丈夫考上九州某大学,夫妇搬去了九州,麻生医生到底没有再追到九州去请客吃饭了。

 

小林先生是蕨市的社会党议员,那时大概六十来岁。丰岛社长是他的后援会会长,逢选举时事务所门口竖着小林先生的竞选广告牌。听丰岛社长说小林先生那时在蕨市已连任了好几届议员。小林先生身板笔直,看着很精神。他的眉毛与曾任过日本首相的那个村山富市桑一样,眉梢处的毛长而多而密,桀骜不驯地向四处叉开。每到选举的时候,会看到小林先生坐在选举车里在蕨市的各条马路上来来往往造势拉票。车上彩旗迎风招展,喇叭里不停地重复小林先生请大家多多关照。选举期间,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小林先生总是西服笔挺地站立在车站入口处,身后竖着几面他的竞选旗帜,对着进出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住地点头哈腰,嘴里说:大家辛苦了,请多多关照,谢谢大家。他的肩膀上斜挎着一条宽阔的红色缎带,上面写着候选人小林XX的名字,手上戴着白手套。有时会有人向他点点头,打个招呼,他便不失时机地趋前,伸出双手与人握手,但大多数来往的人群只是匆匆忙忙地进出车站,无视他的存在。

小林先生的事务所在市役所(市政府)的二楼,门框上方一角有写着社会党议员小林XX的招牌,他的对门是自民党议员的事务所。我去市役所办事时,曾经顺道去他事务所看过,他的事务所很宽阔,墙上有一张当时社会党党魁土井女士的大相片。我指指那张相片说:这不是土井桑吗?他说是,然后说:土井先生(日本人管议员都叫先生,无论男女)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说时脸露由衷钦佩神情。间或有楼下办公的科长之类的来找他签名或请示事宜之类的,态度都很恭敬。小林先生尽管显得很和蔼,仍然有一种上司的威严,与他竞选时在车站点头哈腰与人握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蕨市是一个小市,人口只有五万多。它与北京下属的某地是姐妹城市。在蕨市的市民公园里有一口大钟高高挂在一个铁架上,就是那个姐妹城市送的。有一回在丰岛社长的事务所里聊天,说到姐妹城市的事,小林先生说蕨市与上海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何不也找个上海的什么区搞个什么姐妹城市之类的?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介绍一下,我想起太太妹夫的母亲在杨浦区委里任职,说可以帮他问问。后来与国内联系,国内响应积极,数日之内寄来了杨浦区的情况介绍的有关资料,图文并茂,且有英日文翻译文字。我将那些资料送给小林先生,他似乎没有想到中国人办事效率如此之高,边翻看资料里的相片边连连说:“斯高一哪”(了不起意)。他说他将那些资料带去市役所,市政府讨论后给回音,然而之后就泥牛入海不见动静了。大约过了个把月,有一天傍晚我沿铁路边散步时,巧遇小林先生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他见到我后下车对我说,正有事要找我,问我何时在家,他去我家里详谈。我与他约了时间,他果然如约来谈。谈的就是上述姐妹城市的事情。他说他把那资料拿回去给市政府看了后,大家都被对方城市的规模吓到了,杨浦区人口一百多万,是蕨市人口的二十倍,两者差距如同大象与蚂蚁。简而言之,蕨市政府的结论是蚂蚁无法与大象攀亲,所以上述事情只好作罢。他说完,似乎觉得对我很过意不去似的,我让他完全不必介意。其实见他拿走资料后便没有了下文,我早就猜到是那么回事了。

小林先生去我家之后过了没有几天,有一天有人按门铃,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身上背着照相包,他递上一张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蕨市市报的记者,想来采访我,我觉得蹊跷,说我是一个留学生,有什么可以采访的。而且他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他向我解释说,小林议员对他们报社说蕨市现在有不少留学生,日本正在搞国际化,地方报社也应该有国际视野,关心报道一些蕨市的留学生在日的生活学习情况。然后就给他提供了我的信息。我让他进屋,东扯西拉了一会儿,他又叫我到门口照了两张相片,“采访”即告结束。之后一两天,有天上街,刚出门,街对面一家肉店的女老板兴冲冲地跑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啊呀,我在报上看到你了,还有照片。原来你是上海来的呀云云。

我知道那小记者来“采访”我,是小林先生的一番好意。他似乎对那件没有结果的缔结姐妹城市的事情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日本人不善拒绝别人,生怕会使对方难堪尴尬。因而常为如何说“NO”费踌躇。小林先生当初拿了资料之后没有下文,我就知道那事不成,可是他却迟迟不明确告知。他仿佛是要找个合适机会和方式郑重其事地做一“了断”,其实按我们中国人的秉性或风格,这点小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无需吞吞吐吐拖泥带水的。他又仿佛觉得欠了我的情,而日本人的文化习惯是欠情必还的,这大概就是那个小记者来“采访”我的缘由。其实我与杨浦区那个亲戚联系一下不过是一个电话或一封信的举手之劳,成了是件好事,不成于我也毫无损失,我是完全不觉得自己对他施加了什么需要回报的“情”的。然而这件事也使我看到了日本人做事的不同风格,体会到了日本人情感的细腻之处。

2009年,我时隔多年之后回东京时,重回蕨市想去看望丰岛社长和他的朋友,然而他的不动产事务所已经没有了。楼上麻生牙医的诊所也一并消失。丰岛社长事务所旧址变成了一个小商社,我去那里打听丰岛社长和小林议员的下落,那商社里的社员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问我:丰岛社长是谁啊?我又去从前住过的蕨市旧居和从前时常光顾的蕨市市民公园看了看,在那里盘桓良久,之后回到车站,坐电车离开了蕨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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