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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才是解决香港占中的唯一良途 2014-10-16 09:52:44

“实事求是”才是解决香港占中的唯一良途

香港占中纷纷扰扰的局面已经持续两周多了。这两天从网上传递的来自北京杀气腾腾的信息来看,似乎占中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有被逼向双输的死局结果。作为身在海外又关心中国时局的华人,不得不提醒一下习近平同志:“危险啊!”。

这两天看了48集的电视剧“邓小平”,感觉最大的亮点便是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风格。那就让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全面地分析香港占中事件及其演进的后果吧:

首先,我们必须给香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定位。香港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自由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虽然没有自由选举的民主权力,但有一整套按英美法系(案例法)建立起来的良好法治体系,尤其后期廉政公署建立以来,有效地惩治了官员腐败,并使香港的黑社会势力受到重创后,逐渐脱离了传统的“黄、赌、毒”行业,不断地“漂白”进入各类正当行业。97年回归中国之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至今已是一个科技、教育、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在文化上甚至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不崇尚任何权威的高度自由主义。按照香港基本法,民主制度的建设亦是循序渐进,2017年以前行政长官由小范围的选举委员会产生,中央政府任命。立法会选举也是逐年放开公民直选议员。现今为止,涵盖各专业领域的功能组别推荐的议员占大多数。可以说,97年回归后至今香港的行政上是开明的精英治理模式,不管是亲北京的首任特首董建华,还是港英殖民时期的旧人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在位,都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乱子。除了董建华2003年欲推行23条“颠覆政府罪”的立法因为民间的示威游行被搁置,近年梁振英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运动”进教科书受到学校的抵制而搁浅。这两次事件都是在中央政府由胡锦涛的领导下,采取和谐社会的治理宗旨,体谅到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中央政府没有用强,取得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本来按常理,中央对香港特首的选拔应遵循“朋友型”的原则,即由中央政府的“朋友”性质的精英来治理香港。因为,香港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自由、平等、人权等的普世价值的社会基础。尽管港英时期没有民主,但毕竟那时是除了总督外,大多数都是港人精英的开明专制治港,老百姓没有太多的民主诉求,所以也没有酿成什么大规模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央在香港回归以来,也一直遵守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对香港的治理并没有过分的干预,能够任命“朋友型”的人物曾荫权做两届特首便是很好的例证。而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成功的。但不幸的是,在这一届特首小范围选举中,中央错误地支持了带有“地下党员”色彩的梁振英同志,从其在小范围获选的低支持率(1200推选委中只获得了689票)上任开始,就没能团结到绝大多数的治港精英,再加上他上任以后,更以共产党员的姿态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进教科书和2017年普选的政改方案,很难保证他在政改方案中没有设定保证他能够获得连任的有利条款。所以才有了引起很多香港人不满的推选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由八分之一联署倒退到二分之一联署的后退,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假民主方案。很难说中央在一开始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梁正英绑架的,因为一开始中央可能认为选自己的同志任特首当然更好,也没有过多地考虑万一行不通出现问题后该如何,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和梁振英在同一条船上。

但毫无疑问的是,用共产党自己的同志治理香港无疑是犯下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为用朋友类型(诸如董建华和曾荫权)的精英治港是不容易树立太多的敌人,而用同志式的人物治港,其思路和方法自然而然的同香港现存的法律、政治和社会产生诸多矛盾之处,很容易树立自己的敌人,造成社会的撕裂,当然,他也会成为英美背后势力的攻击目标。

从梁振英的政改方案看,确实有有利于自己同志当选的小算盘,怎么有利怎么来,也不管民间和社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和不同的建议,连蒙带骗地送交了人大,(我们愿意这样相信,难道还不成由人大先定条条框框,然后港府照做?这样的话,不但程序正义说不过去,专制的野蛮更等同于被剥光了衣服般的难看。)于是便有了人大政改方案落闸的决定。按照香港基本法,人大的决定是有法律的权威的,这也是香港社会上较为普遍的看法,尽管政改方案不尽合理,但是合法。

下面说说占中三子(戴耀廷、李建民、朱耀明)。他们知道政改方案中二分之一以上推选委员会提名的高门槛(推选委亲中的建制派成员占大多数),以及杜绝公民提名的可能性,泛民成员等非主流派人物当选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他们也知道人大决定的合法性。假设他们背后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排除他们背后还有更大势力的人物,比如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或者英美某个不具名的基金会),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明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梁振英同志的方案若是那么公平、公正和无可挑剔的话,他们再怎么闹,也起不了势。当青年学生了解梁振英的方案后,他们的热血和简单决定了他们对梁振英方案的强烈反弹。我们知道香港学生是在现代英美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青年。他们具有不惧权威、自我中心的自由主义特点,自然而然,他们就成了反抗梁振英假民主的主流。如果象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的评论,把他们仅仅看成是一群被人利用的无知少年,不是罔顾事实,就是别有用心。我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在青年的灵魂深处是有何等亢奋的作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何况按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现实,他们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恐惧,仅仅是违反治安法占领中环的街道而已,而所诉求的又是自由和民主的崇高理想。所以,包括象李嘉诚一样的经济权威和其他的忧心人士,向他们柔情喊话,尽早结束占中,却也无济于事。

下面让我们回到香港政府及中央对占中问题的回应上。从9月28日一开始,梁振英的同志式思维就决定了他采用强硬的手段来回应前期学生的示威游行,不但抓捕了17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而且还用87颗催泪弹和胡椒喷雾驱散和平示威的学生。在新闻自由的聚光灯下,其颇为暴力的场面引发了香港市民极大的民怨和对学生的同情,使得普通的市民也参与到对政府的反抗中来。占中三子见势而为,决定把十月一日的占中计划提前到当日,一度参与的市民和学生达十五万之多,在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多地占领街道,阻拦交通。接下来,梁振英政府一看镇压不行,便采用拖字诀,对学生抗议不做任何妥协回应,想让占中运动造成的不便引起公愤,利用受影响的市民和商家对占中学生和市民的施压来拖垮占中运动。确实占中十多天来因交通阻断和经济受损引起的民怨甚多,但拖字诀亦是一把双刃剑,占中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对占中运动的指责外,也还有更多的是对政府漠视自己的管制责任和丧失管制力的批评。期间更是出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暴力打斗场面,甚至有黑势力背景的人参与到反占中的暴力争斗中。事件的演变对港府的威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式渠道流出的信息基本上是无条件地支持梁振英和谴责占中的运动。随着近日BBC报道的不具名中国政府官员向外释放越来越强硬的信号,对占中绝不容忍,绝不妥协,并把占中定性为“颜色革命”,占中运动的矛盾正一步步被激化。正如我在前文“香港占中发展趋势研判”中所描述,我现在高度怀疑在梁振英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事态的发展方向。十多天的占中,学生在露天环境中,早已精疲力竭,加上市民的抱怨,已使运动颇显疲态,这时稍加安抚,妥协对话极容易达成解决办法。谁知道港府上周五主动搁置对话契机,近日各方信息又杀气腾腾,对疲惫的学生不断挑逗刺激,惟恐运动不乱下去。

本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资产不是太多。大跃进和文革的苦难对香港人来说,只是亲朋好友的道听途说,没有太多痛彻心扉的切身感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给香港人带来了很多实惠。应该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正资产,应是远远大于负资产的。加上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的权威和自信,处理一个选举方案应该是小事一桩。为什么在占中这件事上会走入死胡同呢?我不得不说,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是严重失职的。首先一点,用“党员同志”式的思维来治理香港是缺少小平同志政治智慧的表现。当占中问题出现时,是否有足够高阶的官员能够平心、耐心地观看,除了“自己人”以外的独立和中立媒体,甚至敌对势力的媒体,关于占中现场的视频。通过各类不同的现场视频,起码可以了解占中街头运动的基本特点,尤其应该实事求是地了解那些学生为了自由和民主理想的激情特征。当客观了解了学生的主张后,应该不会把学生们的选举诉求同颜色革命等同起来。同时了解了占中现场的和平和克制的状态,也不会与暴力镇压的手段结合起来。

占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阻断交通的行为是违反治安法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法不责众”,就象香港律师公会说的,“公民抗命”是一个哲学问题,就算你把领头的几个占中分子抓起来,对那么多发自内心激情的学生,你不能套用大陆那种“不明真相”、“被利用”的说辞去愚弄人家。何况香港的法律现实是,你抓了又有什么用?黄之锋不是被抓了,很快就放了吗!香港的法律是案例法和陪审团制度,在民主社会因寻求民主违法上街而被定无罪的案例有的是,那不是抓了又放,何苦呢?就算勉强定罪,最多不过是几个月而已,有什么威慑力?!有的网友指望受损商家向占中人士索赔,这也太不了解英美法律体系了。即便索赔,也是向政府和保险公司,对占中人士的压力微乎其微。

象中联办张晓明和原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这样在香港长期浸淫的人,本该了解香港的客观环境,在对待占中上不宜用强,怎么能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沿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敌人无限地夸大,来掩盖自己的失职,用极荒诞的“颜色革命”给占中定性。其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对日益壮大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收回来,一国一制,对中国最多不过是多了一个直辖市,而收回的代价和痛苦是无法预计的,会得不偿失。但是保留一国两制对未来台湾统一的民族大业会有莫大的好处。就算让香港人完全自由地先民主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国两制的天然屏障也不会让民主蔓延到内地,而引起内地的社会不稳定。中央政府以开明的形象支持自由选举,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中央政府的“朋友”在务实的香港人选票中当选,没必要搞那些假不拉几的事,消耗自己的正资产,这点自信应该有的。这也是共产党学习和研究真民主选举的绝好实验室,难道说党内就永远小范围地内定下去?就算万一中央政府不喜欢的人被选上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他有胆搞港独?因为毕竟主权和军队在中央政府,这才是中央的底线。那么他最多只是不听话而已,何况目前香港的政界、法律界、新闻界不听话的人多了去了。那又怎样?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现实,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谈判和对话是解决占中的最佳良途。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中央尽快调整治港思路,放弃梁振英同志。他实在觉得委屈的话,转回中央政协任职。如果真的动了镇压念头,最终演进的结果是最后必定出动解放军。因为港府的行政手段是有限的,制度不改变,你抓了,法院可以放,压是压不住的。除非中央真打算一国一制,让大批内地共产党员赴港,在政府、法院、新闻媒体等各单位建立党委。如果真这么想,那就让矛盾继续激化下去吧。那么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只有暗自庆幸自己身处国外了,“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就有可能成为普通中国人一种奢侈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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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发展趋势的研判 2014-10-05 21:03:00
香港占中形势的发展应验了那句老话:计划快不如变化快。从28日警察受命施放催泪弹以来,香港市民激情、勇敢的参与街头抗争,形成遍地开花的占中局面,完全超过港府特首梁振英最坏的估计,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梁振英目前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而中央政府受梁振英以及中联办对“占中”成不了气候的情势误判影响,亦陷入颇为被动的尴尬之中。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占中三子及学生领袖的想象,他们原最大的指望也不过是,在10月1日的节假日能有5000人左右占领中环金融区,然后颇为悲情地让警察驱赶或拘捕清场,并以此感动对政治没有热情且颇为务实的香港人。

然而警察催泪弹的暴力举措突然间激发出的反抗力,燃起了市民心中的激愤之情,所形成的公民抗争局面,完全超过原组织者的想象,以致他们也无法完全有效掌控运动的规模和发展,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六四”事件中,在学生绝食抗议的中后期,学生领袖决策的无法统一和有效的实施,以及开明人士策略建议的无力感,场面完全由无法预测的当时激情随机的左右。但今天的香港,场面上有这样的激情,但他们不像当年的学生目标混乱,要求众多。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收回决定(重启政改)是香港市民几乎团结一致的诉求,另一方面,从占中场面的卫生,食物供给,相互宽容中所表现的出的香港人的文明素质令人刮目相看。

进一步深研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现实,使得我们对占中的形势发展研判得出以下几种可能: 1. 由港府本身在不用重武器的情况下强力镇压。从28号施放催泪弹的效果来看,不但重武器不行,就是轻武器也不可再用。这是香港目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首先香港是新闻完全自由的社会,任何暴力的行为在聚光灯下暴露无遗,加上香港社会民智已开,普世价值的共识不会给港府任何暴力镇压的空间。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香港目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港府的行政权力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行政力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说,港府抓了占中三子及学联领袖,在规定的时间必须起诉,不能越期关押。那么起诉上法庭,而司法是港府无法控制和左右的,而法官和律师都是在英美法律体系下培养和成长的,而且,在巧舌如簧的律师面前,想让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把因民主诉求而被捕的人入罪,无异于让萨达姆去做美国总统一样的困难。所以港府的行政权力在镇压行动上只能短时间有一定很小的效果。君不见学生领袖黄之锋被抓及关押的时间很短,稍微延期不给保释,便造成法律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弹,所以法官在给他的律师保释书后,法官面向四周,发出早知如此,警方又何必当初的感叹。因此,靠港府警察系统自身通过暴力镇压的手段平息占中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是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可能性有10%。梁振英可能与大陆官员处的太久,有点飘飘然,才忘了香港法律和社会的现实,动了暴力镇压的白痴念头,下场必定可悲。

2. 拖字诀:中央和港府听之任之,不回应,不让步,看谁耗得过谁。这也是网上大多数愤青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有目的的街头政治的发展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征,这是由运动内在的激情特征所决定的,没有让步和妥协的太大空间,想让运动自然消亡几乎是不可能的,拖下去,只能使运动不断的升级,那么学联提出港府回应期限的要求,否则,升级行动包围政府,是街头运动的必然,这不是学联领袖及占中三子拍脑袋想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随时叫停的。想耗下去让受影响的商家,市民给运动施压,就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一样,不是弱智就是无知。实际上耗下去,受到压力最大的一定是港府,商家也好,市民也好,就是建制内的大资本家,有识之士,也一定把最大的压力施给港府和特首。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他们知道街头政治的不可控,长期下去,股市,房价,外汇等经济方面的损失是建制内开明之士也好,大资本家也好所耗不起的,而行为可控性较强的一直是港府和特首,不管对错,压力一定首先集中在梁振英,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身上。 而镇压产生的利益损耗是建制派既得利益者最不愿意看到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先让让再说吧” 等策略性的安慰话语,甚至 “搞什么搞,搞得香港那么乱” 、“赶快落台啦” 等各类语言都会不约而同的对向特首,因为这样才是有用的,对向街头政治的芸芸众生就像放空炮一般。所以说梁振英发布会上让占中三子叫停占中绝对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所以长期拖下去,不了了之的可能性不到5%。

3. 三天内全面答应占中诉求,批评特首,收回人大成命,当机立断平息占中。这样的可能性有5%左右。因为香港和大陆是一盘棋,要让中央政府立即改弦更张,在香港实行开明政治,转弯太急不太容易。因为示范效应在中央政府看来是极为可怕的。当然,形势的发展谁也不知道,要是街头政治走向极端方向,完全答应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中央政府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以坚持一国两制的借口,就让香港完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也是能阻断向内地的民主蔓延,对中央来说有风险,也不是不可接受。如此这般,习近平十九大的中国宪政梦可期待。

4. 在三到十五天内,寻找合适的台阶,大部分答应诉求,占中运动大致平息。首先一点,不管早晚,梁振英下台是肯定的,无论中央找替罪羊,还是建制内的压力,尤其是占中目标的不妥协,这毫无疑问是最大公约数,首先是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在七天内会先行下台,梁振英稍后下台,也可能是他们同时下台。从建制内的压力看,应该不会超过十五天,从中央的角度来说,能拖久一点是一点,关乎面子问题,当然太久也不好。另外从六四的经验看,中央体制的内耗也很难当机立断,习近平也需要找合适的时机。

最好的借口,是逼梁振英自动请辞,“因情势复杂,深感自身再难担此重任” 等诸如此类的借口,但梁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公开批评和指责。然后人大临时收回政改落闸的定论,改由经新代理的特首组织充分咨询各方意见(包括泛民)后再做定论的让步。因为,连二十三条立法都可以搁置,没有什么成命是不可以收回的,台阶有的是。关键是推行二十三条立法时还没有如此危机的局面。这和习近平近期 “凡事和人民商量” 的观点是吻合的,这无疑给习近平开明领袖的形象大大加分,这也是他身边智囊在公关危机中应该看得很清楚的。另外,从观看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接受关于回忆知青生活采访的片段来看,习近平是性情中人,也具有务实的特点。当初他在北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能够重回他认为他并不适应的穷苦的生产队,然后埋头适应当地的环境,他绝对是能顺应时势之人。不管怎样,形势比人强,如此的发展可能性应在50%以上。

5. 在中央不表态让步的情况下,梁振英死皮赖在台上,香港内部三权分立机制启动,由议会发起弹劾罢免梁振英,中央影响力在香港大幅后退。这关键是取决于中央的研判,如果还是任由现任中联办张晓明等的误判,或者人大李飞等人的盛气凌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当议会真发起弹劾程序,中央亦会抢先逼梁振英辞职。因为建制内大佬的力量,让梁振英下台是一定的,他们不会等到议会开会那么久,否则损失太大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

6. 随着这两天形势的发展,内地高层腐败,保守势力阴谋论背后操盘对局势的影响不容小看。看过吴稼祥回忆六四前后阴谋论的文章的人应该知道,香港目前占中的发展中来自高层的明的、尤其是暗的操作,很有六四前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操作的影子,其矛头和目标应该是直指习近平的,那么香港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记得赵紫阳对学生运动初期的判断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但是学运的发展状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运动趋于缓和,背后总有一只手用各种手段刺激一下,一直到街头政治最终走向失控的混乱局面。其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乱,这只手便能乱中取胜,成为最大的赢家。从目前国内反腐的局面和李克强市场经济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来看,搞乱香港后,逼迫中央采取极端措施,掀起一股反英美和平演变的新思潮,可以有效地阻断市场经济在中国垄断既得利益领域的深化改革,再版六四,让腐败能继续下去,至少也能缓和在反腐败中受到的压力。

十月三号以来,一股有组织、有力量的反占中队伍强力介入旺角的占中领地,以民间力量(谁知道背后是什么力量)武力清场,造成打斗的混乱局面。使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画面,那可是一个乱字了得。这也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国情和党文化的准确估计,在北京的六四中,他们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令人担忧的是,这股力量对香港占中的影响已显现出来,占中三子及学生的策划,这只手事先是清楚的,为什么还让乱局出现,妥协和谈判事先有的是余地。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十月的四中全会就不是一般的复杂局面了,英美势力在占中背后的影响也好,占中的学生和市民也好,反占中的市民也好,就是习近平,都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棋子。当年赵紫阳就是被他们斩掉的车,邓小平是被他们玩残的帅,学生就是无辜的卒子。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和新闻自由的社会状况,不是当初北京政府用军队的压力就可以统一思想的。如果走向极端状况,遇到的反抗将是无法预计的。如果解放军军管香港,恐怕中国的历史将会进入大变局的开端,战乱亦可能由此开始,民粹主义的发展也会走向失控,和台湾的战争随时可能引爆。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内地社会因为腐败、不公已造成严重的分裂,左和右的对立空前绝后,加上经济发展已经减速,如果香港军管,国际社会的制裁必定造成中国经济的重大危机乃至崩溃,那么中国的暴力革命乱局也可能发生,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虽然出现这样可能性的几率不大,但我估计也有近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但就是很奇怪,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都是选择一条不是最坏也是很坏的道路。这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意看到的,但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出大政治家的时代,也是考验习近平智慧和勇气的机遇。我想香港占中事件的发展,也许能成为众多观察家对谜一样的习近平解读的窗口。

综上所述,最大的可能是人大决定有条件妥协,梁振英稍后下台,占中事件逐渐平息。但是占中事件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摆脱斗争哲学,而走向对不同政见宽容、谈判、妥协的现代政治的开始。这也是倒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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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发展趋势的研判 2014-10-03 11:40:23

香港占中形势的发展应验了那句老话:计划快不如变化快。从28日警察受命施放催泪弹以来,香港市民激情,勇敢的参与街头抗争,形成遍地开花的占中局面,完全超过港府特首梁振英最坏的估计,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梁振英目前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而中央政府受梁振英以及中联办对“占中”成不了气候的情势误判影响,亦陷入颇为被动的尴尬之中。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占中三子及学生领袖的想象,他们原最大的指望也不过是,在10月1日的节假日能有5000人左右占领中环金融区,然后颇为悲情地让警察驱赶或拘捕清场,并以此感动对政治没有热情且颇为务实的香港人。

然而警察催泪弹的暴力举措突然间激发出的反抗力,燃起了市民心中的激愤之情,所形成的公民抗争局面,完全超过原组织者的想象,以致他们也无法完全有效掌控运动的规模和发展,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六四”事件中,在学生绝食抗议的中后期,学生领袖决策的无法统一和有效的实施,以及开明人士策略建议的无力感,场面完全由无法预测的当时激情随机的左右。但今天的香港,场面上有这样的激情,但他们不像当年的学生目标混乱,要求众多。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收回决定(重启政改)是香港市民几乎团结一致的诉求,另一方面,从占中场面的卫生,食物供给,相互宽容中所表现的出的香港人的文明素质令人刮目相看。

进一步深研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现实,使得我们对占中的形势发展研判得出以下几种可能: 1. 由港府本身在不用重武器的情况下强力镇压。从28号施放催泪弹的效果来看,不但重武器不行,就是轻武器也不可再用。这是香港目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首先香港是新闻完全自由的社会,任何暴力的行为在聚光灯下暴露无遗,加上香港社会民智已开,普世价值的共识不会给港府任何暴力镇压的空间。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香港目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港府的行政权力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行政力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说,港府抓了占中三子及学联领袖,在规定的时间必须起诉,不能越期关押。那么起诉上法庭,而司法是港府无法控制和左右的,而法官和律师都是在英美法律体系下培养和成长的,而且,在巧舌如簧的律师面前,想让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把因民主诉求而被捕的人入罪,无异于让萨达姆去做美国总统一样的困难。所以港府的行政权力在镇压行动上只能短时间有一定很小的效果。君不见学生领袖黄之锋被抓及关押的时间很短,稍微延期不给保释,便造成法律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弹,所以法官在给他的律师保释书后,法官面向四周,发出早知如此,警方又何必当初的感叹。因此,靠港府警察系统自身通过暴力镇压的手段平息占中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是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可能性有10%。梁振英可能与大陆官员处的太久,有点飘飘然,才忘了香港法律和社会的现实,动了暴力镇压的白痴念头,下场必定可悲。

2. 拖字诀:中央和港府听之任之,不回应,不让步,看谁耗得过谁。这也是网上大多数愤青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有目的的街头政治的发展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征,这是由运动内在的激情特征所决定的,没有让步和妥协的太大空间,想让运动自然消亡几乎是不可能的,拖下去,只能使运动不断的升级,那么学联提出港府回应期限的要求,否则,升级行动包围政府,是街头运动的必然,这不是学联领袖及占中三子拍脑袋想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随时叫停的。想耗下去让受影响的商家,市民给运动施压,就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一样,不是弱智就是无知。实际上耗下去,受到压力最大的一定是港府,商家也好,市民也好,就是建制内的大资本家,有识之士,也一定把最大的压力施给港府和特首。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他们知道街头政治的不可控,长期下去,股市,房价,外汇等经济方面的损失时建制内开明之士也好,大资本家也好所耗不起的,而行为可控性较强的一直是港府和特首,不管对错,压力一定首先集中在梁振英,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身上。 而镇压产生的利益损耗是建制派既得利益者最不愿意看到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先让让再说吧” 等策略性的安慰话语,甚至 “搞什么搞,搞得香港那么乱” 、“赶快落台啦” 等各类语言都会不约而同的对向特首,因为这样才是有用的,对向街头政治的芸芸众生就像放空炮一般。所以说梁振英发布会上让占中三子叫停占中绝对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所以长期拖下去,不了了之的可能性不到5%。

3. 三天内全面答应占中诉求,批评特首,收回人大成命,当机立断平息占中。这样的可能性有5%左右。因为香港和大陆是一盘棋,要让中央政府立即改弦更张,在香港实行开明政治,转弯太急不太容易。因为示范效应在中央政府看来是极为可怕的。当然,形势的发展谁也不知道,要是街头政治走向极端方向,完全答应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中央政府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以坚持一国两制的借口,就让香港完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也是能阻断向内地的民主蔓延,对中央来说有风险,也不是不可接受。如此这般,习近平十九大的中国宪政梦可期待。

4. 在三到十五天内,寻找合适的台阶,大部分答应诉求,占中运动大致平息。首先一点,不管早晚,梁振英下台是肯定的,无论中央找替罪羊,还是建制内的压力,尤其是占中目标的不妥协,这毫无疑问是最大公约数,首先是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在七天内会先行下台,梁振英稍后下台,也可能是他们同时下台。从建制内的压力看,应该不会超过十五天,从中央的角度来说,能拖久一点是一点,关乎面子问题,当然太久也不好。另外从六四的经验看,中央体制的内耗也很难当机立断,习近平也需要找合适的时机。

最好的借口,是逼梁振英自动请辞,“因情势复杂,深感自身再难担此重任” 等诸如此类的借口,但梁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公开批评和指责。然后人大临时收回政改落闸的定论,改由经新代理的特首组织充分咨询各方意见(包括泛民)后再做定论的让步。因为,连二十三条立法都可以搁置,没有什么成命是不可以收回的,台阶有的是。关键是推行二十三条立法时还没有如此危机的局面。这和习近平近期 “凡事和人民商量” 的观点是吻合的,这无疑给习近平开明领袖的形象大大加分,这也是他身边智囊在公关危机中应该看得很清楚的。另外,从观看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接受关于回忆知青生活采访的片段来看,习近平是性情中人,也具有务实的特点。当初他在北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能够重回他认为他并不适应的穷苦的生产队,然后埋头适应当地的环境,他绝对是能顺应时势之人。不管怎样,形势比人强,如此的发展可能性应在50%以上。

5. 在中央不表态让步的情况下,梁振英死皮赖在台上,香港内部三权分立机制启动,由议会发起弹劾罢免梁振英,中央影响力在香港大幅后退。这关键是取决于中央的研判,如果还是任由现任中联办张晓明等的误判,或者人大李飞等人的盛气凌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当议会真发起弹劾程序,中央亦会抢先逼梁振英辞职。因为建制内大佬的力量,让梁振英下台是一定的,他们不会等到议会开会那么久,否则损失太大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

6. 随着这两天形势的发展,内地高层腐败,保守势力阴谋论背后操盘对局势的影响不容小看。看过吴稼祥回忆六四前后阴谋论的文章的人应该知道,香港目前占中的发展中来自高层的明的、尤其是暗的操作,很有六四前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操作的影子,其矛头和目标应该是直指习近平的,那么香港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记得赵紫阳对学生运动初期的判断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但是学运的发展状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运动趋于缓和,背后总有一只手用各种手段刺激一下,一直到街头政治最终走向失控的混乱局面。其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乱,这只手便能乱中取胜,成为最大的赢家。从目前国内反腐的局面和李克强市场经济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来看,搞乱香港后,逼迫中央采取极端措施,掀起一股反英美和平演变的新思潮,可以有效地阻断市场经济在中国垄断既得利益领域的深化改革,再版六四,让腐败能继续下去,至少也能缓和在反腐败中受到的压力

十月三号以来,一股有组织、有力量的反占中队伍强力介入旺角的占中领地,以民间力量(谁知道背后是什么力量)武力清场,造成打斗的混乱局面。使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画面,那可是一个乱字了得。这也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国情和党文化的准确估计,在北京的六四中,他们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令人担忧的是,这股力量对香港占中的影响已显现出来,占中三子及学生的策划,这只手事先是清楚的,为什么还让乱局出现,妥协和谈判事先有的是余地。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十月的四中全会就不是一般的复杂局面了,英美势力在占中背后的影响也好,占中的学生和市民也好,反占中的市民也好,就是习近平,都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棋子。当年赵紫阳就是被他们斩掉的车,邓小平是被他们玩残的帅,学生就是无辜的卒子。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和新闻自由的社会状况,不是当初北京政府用军队的压力就可以统一思想的。如果走向极端状况,遇到的反抗将是无法预计的。如果解放军军管香港,恐怕中国的历史将会进入大变局的开端,战乱亦可能由此开始,民粹主义的发展也会走向失控,和台湾的战争随时可能引爆。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内地社会因为腐败、不公已造成严重的分裂,左和右的对立空前绝后,加上经济发展已经减速,如果香港军管,国际社会的制裁必定造成中国经济的重大危机乃至崩溃,那么中国的暴力革命乱局也可能发生,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虽然出现这样可能性的几率不大,但我估计也有近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但就是很奇怪,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都是选择一条不是最坏也是很坏的道路。这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意看到的,但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出大政治家的时代,也是考验习近平智慧和勇气的机遇。我想香港占中事件的发展,也许能成为众多观察家对谜一样的习近平解读的窗口。

综上所述,最大的可能是人大决定有条件妥协,梁振英稍后下台,占中事件逐渐平息。但是占中事件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摆脱斗争哲学,而走向对不同政见宽容、谈判、妥协的现代政治的开始。这也是倒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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